包九中（包头市第九中学）校史第1-2章（195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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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九中校史第一章
2014-09-09 17:40:0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本站编辑
包头市第九中学简史
2007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艰苦创业　初露锋芒(1957-1966)
第二章：历尽刧难　医治创伤(1966-1978)
第三章：浴火重生　勇创辉煌(1979-1985)
第四章：协调发展　造就特长(1985-1994)
第五章：脱胎换骨　重铸形象(1994-2003)
第六章：再接再厉　永远向上(2003-2007)
第一章：艰苦创业　初露锋芒
(1957-1966)
一、建校初始
1、建校起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苏友谊不断加深，从1954年开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引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浪潮。在苏联的援助下所实施的156项重点项目在全国同时展开，奠定了新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
当时，国家从战略上考虑，实施了建设包头重工业基地的重大布署。包钢、一机厂、二机厂、一电厂、二电厂、303厂、202厂等大型、特大型企业纷纷破土动工，包头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年代。在全国支援包钢的口号鼓舞下，来自东北、华北、华东的建设大军纷纷在茫茫土默川草原上安营扎寨，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建设草原钢城的高潮。
包头市迅速扩大了：旧包头改造成了东河区，又新建了青山区(以军工企业为中心)、昆都仑区(以冶金重工业为中心)、白云矿区(铁矿)、石拐矿区(煤矿)，各项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发展起来了。
解放前，旧包头镇只有一所中学――包头中学(包一中)，解放初期又逐年新建了包二中。
到了1956年，随着包头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的逐步成型，市三区的适龄中学生迅速增加。为适应需要，按照包头市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决定,当年新建5所中学、12所小学。当时在东河区新建成了包三中，在青山区新建成了包四中、包五中，在昆都仑区新建成了包六中、包七中，迅速缓解了当时就学压力。这一年，中共包头市委、市政府迁到了昆都仑区;市属各局、委、办也先后迁到了昆都仑区;国家部属和自治区直属的很多事业单位也都定点在昆都仑区。昆都仑区成了包头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城区人口迅速增加。这些大量新迁入的党政、事业单位的子女急需就近入学。新建成的包六中、包七中位于包钢、二冶职工住宅区内，超出了这些子女正常的走读距离。另外，由于当时包头市中等教育迅速发展，市政府也想在昆都仑区靠近包头市委、市政府的地段新建一所较高标准的中心学校、重点中学，以带动全市中学教育。
出于以上考虑，中共包头市委、市政府于1957年7月5日召开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新建学校问题，决定尽快在党政、事业单位集中的昆都仑区乌兰道中段，新建一所包头市重点完全中学，新建校按当时序列命名为――包头市第九中学。
2、建校经过：
决定下达后，市文教局迅速经办此事，副局长张佩清同志亲赴呼和浩特市向内蒙古政府汇报了包头市拟建一所比较好的重点学校的决定。内蒙古政府迅即同意建校，并决定从包头市上缴自治区政府的利润经费中划转180万元做为建校经费。
1957年7月11日，市教育党组急调包头市教育业干校的负责人金熙宏同志负责包头市第九中学的筹备建设工作。金熙宏同志受命后，稍做准备，于7月13日赴北京，按照用较高标准建一所重点中学的要求，请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帮助设计。设计的要求是建一所有36个标准教学班、配套设施完备的全日制完全中学。建筑设计院提供了他们当时新设计的北京市93中(北京市重点中学)的整套图纸，但北京93中只有一座18个班的教学楼(面积3200平米)。经过请示包头市文教局，同意使用该图纸，但要改为建两座相同的教学楼。
1957年8月，市政府批示包头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一工区迅速由天津调回包头，于8月9日开赴施工地域，包头市第九中学建校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经过紧张的施工，仅用了三个月多一点时间，11月15日包九中工程正式竣工。
新建成的包九中，占地面积10万余平方米，有两座教学楼(6400平方米)、一座大礼堂(1200平方米)、一座学生食堂(150平方米)、一座锅炉房(450平米)、一座教工食堂(150平米)、两栋职工宿舍(360平米)、六栋学生宿舍(1100平米)，合计约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学校的建筑当时非常气派，不亚于一座小型大学，教学设备、器材、图书、资料均可称为一流配置，令人艳羡不止。
3、正式挂牌：
包头市第九中学新建工程开工以后，1957年8月15日，市文教局调包一中教导处副主任鲁亮同志任包九中教导处副主任，同时正式任命金熙宏同志任包九中总务处副主任;金熙宏负责学校建设工作，鲁亮负责招生、开学事宜。按照上级的统一安排，1957年9月1日，《包头市第九中学》的黑底白字校牌正式启挂，包头市第九中学正式对外开学、办公。
4、招生：
包九中正式挂牌、开学时，已经正式招了生，只不过由于校舍尚未建好，招生后的学生未能在校学习。当时，招收的4个初一年级教学班暂放在包六中学习;6个高一年级教学班暂时放在包七中学习，划拨的4个高二年级教学班暂时放在包四中学习。1957年学校首次招生，共招收新生500多人，划拔300多人，合计800多人。学校所招收学生，初中主要来源于昆都仑区，高中在市三区、固阳、乌拉特前旗的初中毕业生中按学生志愿择优录取。九中的生源，初中生绝大部分是市党政机关和各级事业单位子女，高中生按学生志愿择优录取，家庭情况较好，本人素质较高，这应该是九中学生的两大特点。
5、组建师资队伍：
为了使包九中能迅速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包头市文教局当时给了学校两条优惠政策，一是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首先由九中挑选，二是由包九中在包头市属中等学校中选调好教师。1957年秋天，鲁亮同志挑选了北师大毕业生王风岐、王阿力、南忠泰，东北师大的毕业生杨培业、张萍，华北师大毕业生吴守义，内蒙古师院毕业生米振声等人。又从包一中调入教学经验丰富的刘效珍老师，从四中、六中、七中也都调入部分优秀教师如历史教师郝学忠，物理教师李观起、李树景，地理教师崔昆岗，外语教师李兵，语文教师边雄飞、汪剑明、数学教师田有功。体育教师陈浦卿等充实九中。1958年初，原包头二工校候东鲁老师以及内蒙古日报英语编辑李道和、文学编辑秦新民，原二机厂俄语翻译蒋万春等都由包九中请来任教。其时，九中师资队伍配备在全包头市乃至内蒙古的中学里都属于高起点，为九中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6、组建领导班子：
1958年元月中共包头市委、市政府经自治区党委批准，正式任命韩强同志为包九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强同志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蒙古族女干部，时任包头计委副秘书长，行政级别14级(1960年升至13级)。韩强同志有强烈的事业心，听说她当时是主动请缨来包九中任职的，并未因“高职低就”而感到屈才。
韩强校长到任后，从1958年春季起，九中由外校代管的初一、高一、高二14个教学班全部搬回新校舍。韩强校长召开了包九中建校以来的第一个校务座谈会，除鲁亮、金熙宏外，邀请了四中、六中、七中三位校长参加。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由鲁亮同志起草的包九中各项规章，明确了办重点中学的目标，奠定了学校的办学基础。
1958年2月22日，包九中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在学校大礼堂隆重举行，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领导出席祝贺，韩强校长第一次向全校师生发表正式讲话，老师代表、学生代表也发了言。至此包九中结束了由外校寄管代培的历史，在自己新建的校园内开始了正式运转，步入其正常的教育教学发展轨道。
1959年3月，王景嵩同志就任包九中党支部书记兼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王景嵩同志原任包头农学院党委副书记，行政级别15级，农学院下马后调任包九中的。此时，包九中领导班子组建完全：校长韩强，党支部书记王景嵩，教导处主任鲁亮，总务处主任金熙宏。
二、创业艰难
建校初始，九中大部分高中生和少部分初中生都是住校生，吃住在学校，先住在西教学楼，后搬至1959年新建的8栋学生宿舍里，教师大部分是单身青年，也都住在教工宿舍里。这种绝大多数教职工、学生都住校的半封闭的环境对学校的管理和师生管理都创建了极好的条件，师生们同吃同住，融洽了关系，密切了交往。
当时学校教职工住房很紧张，条件也很差。韩强校长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最初只住在一间约13平方米的教工宿舍里，直到1964年才调配了一间半住房。王景嵩书记一家三代六口人一直住在原配的两室住房里，为广大师生作出了榜样。全校师生员工都精神抖擞地投入紧张、繁重的建校劳动之中，尽享创业的难艰与欢乐。
1、平整规划校园：
遵照毛泽东同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包九中从建校初期就特别注重学生参加生产劳动，通过师生的共同劳动艰苦创业，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
1958年初，刚刚步入正常运转的包九中校园环境极为恶劣，除两座教学楼和宿舍区还较为平整外，校园内全是杂草丛生高低不平的沙丘地，有的地方高出地面一两米，有的地方又凹下去一两米，没有一颗树，没有一束花，没有一条人行道。
上任伊始，韩强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开始了平整校园、绿化校园、规划校园的劳动。大家车拉筐抬，顶风冒雨，干了近半年时间，整个校园平整如镜，修出了在包头市各中学里也属一流水平的四周有8条400米跑道、中间有一个标准足球场的运动场，还修出了3个标准篮球场，一个排球场。师生们围绕着主建筑和运动场地修通了4条道路，在校墙内、道路旁大规模植树造林，把九中校园建设得绿树成荫。现在校园内几株参天扬树即是当年绿化仅存的见证。
2、创办勤工俭学
1958年春、夏之交，时值包头宾馆动工之时，包九中师生全体出动，为工程挖地基、运送土方，历时半个月，挣得一万多元。学校把这笔宝贵的资金做为校办企业的启动资金。当时，全国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都纷纷“大炼钢铁”。九中没有凑建高炉炼钢铁的热闹，而是趁此机会四处求援，积极创造条件，把一些能够与教学相结合的、学生能够勤工俭学的校办企业纷纷上马，有木工厂、化工厂、印刷厂、机械厂等。学校自购和上级调拔了一批机械设备，从社会招了一部分工人，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九中的校办企业，拥有龙门刨和车钳电焊等当时比较先进的设备，技术力量也不弱，据老人们回忆那时候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除包钢机总厂外当推九中的校办工厂，主要是从各厂矿揽了一些批量加工活，最有名的产品有草绳机等。
当时，按照市教育局统一安排，包九中在郊区刘二圪梁村建起了农场，在郊区卜儿泰村建起了牧场。
包头九中的学生，从初中到高中每学期都安排在校办工厂、农场、牧场参加两周的生产劳动，部分高中生还安排上机床操作;学生们在生产劳动中增长了见识，学会了技术本领。
3、生产自救，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夏天，包头市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五当沟和昆都仑河的洪水冲跨了河堤，冲进了市区，毁坏了道路、房屋、农田。遵照上级的安排，韩强校长和鲁、金两位主任带领九中师生奔赴昆都仑河抢险抗洪。大家一齐紧张劳动连续三天三夜，坚守在抗洪第一线上。白天饿了就着凉水吃干饼子;晚上睏了，和衣卧在马路上睡一小觉。艰苦的劳动凝聚了九中师生共同奋斗的情感，造就了九中师生特别能吃苦的勤奋向上的精神风貌。
抗洪过后，漫长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1959年――1962年，是我国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包九中的教职工大多是青年人，多为单身;九中的绝大部分学生都住校，这时吃饭就成为学校的头号大问题了。经过几年的发展，包九中的农场、牧场已经能够生产出一些粮、油、肉、蛋，但要让一千多师生不饿肚子、解决吃饭就显得不够，还需认真对待，另想办法。
韩强校长从全局出发，提出包九中全体师生向老八路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学校召开校务会议，提出为使九中的教育教学秩序得以维持，除教学楼、运动场、宿舍区以外，班班动手、人人动手，校园改菜园，能种菜的地方都种上菜。当时广大师生开展的最广泛的劳动是积肥和锄菜地。据当时的总务主任金熙宏回忆：每年学校自产的长白菜15万斤、土豆5万余斤，其它蔬菜5万余斤，加之当时九中农场、牧场提供的粮、油、肉、蛋、豆类，使九中师生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出现严重饥饿，学校各类教育教学活动正常运转，还能定期给教职工家属分一些，稳定了人心。这一点，在当时包头市各类学校中可以说是创造了奇迹。
4、建游泳池：
1962年底，闯过困难时期的包九中开始筹划着一个壮举――自己动手，建一座在自治区中学里还从来没有过的游泳池，在内蒙古率先开展中学游泳教学与水上运动。从1963年开始，以学生劳动为主，开展了游泳池的建设。第一道工序是挖土方，挖出的土方运到校园东北角堆起了一座15米高的土山。第二道工序是美化土山，师生们把它层层绿化，山上种树，山下种花，成为九中的一景。第三道工序最为艰难：自己动手砌游泳池。工程所需的石料，学生们从一座下马的废弃厂的地基上一凿一钎把石头撬下来，又一车一车的推回学校工地上，在技术工人的指导下，又一块块地砌起来。学校请来包钢勘探队，钻出了一口百米深的水井做为游泳池的水源。经过努力，1964年夏天，一座25×50米、水深1.5--2.5米的标准游泳池建成了，它不仅为包九中的游泳教学和水上运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对兄弟学校和社会开放，增进了往来，也创了收，扩大了九中的影响。
学校还用修游泳池后剩下的石料，在大运动场的东西两侧砌起了两层看台，使运动场地更规范了。
三、教育教学工作全面展开
1、造就团结有效的环境：
韩强校长广揽人才、爱护人才，每年大学生毕业分配时节都亲自去市教育局延揽全国名牌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认真延请兄弟单位有成就的人才来九中任教，使九中具有了一流的师资队伍，为九中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韩校长从政治上帮助老师，从思想上引导老师，从生活上关心老师，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韩校长多次充当红娘，促成教师的婚姻，每当上级部门和社会举行舞会或联谊活动，她总是把上级发的门票让给大龄青年教师，为他们创造互相接触和了解的条件。
当时，每年均有干部轮流定期下放工厂、农村劳动锻炼的指标。每逢过年过节时，韩校长都不辞辛苦前去看望，使下放劳动教职工极为感动。
每周有一天时间，韩校长、王书记等学校领导带领中层干部和班主任老师们，都要在学生食堂吃一天饭，和学生同甘共苦。这个传统，从1958年春天一直坚持到1966年初。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身体力行地影响着包九中从上到下良好的人际环境，促成了师生之间和谐教与学的氛围。
包九中绝大多数师生都住校，学生白天上课，晚上有自习，统一熄灯，统一起床;教师除工作时间外，可以自愿地下班级辅导，用业余时间批改作业，钻研业务。很多时候都是领导动员大家离开办公室、离开教室回去休息。
包九中教师事业心强，争强好胜，都有一种紧迫感，没有抱住名牌吃老本的。学校的用人原则是“用优汰劣”，韩校长虽然关心、爱护教师，但是她原则性极强，也绝不姑息教师的缺点与严重错误。每年暑假九中都要新进一批教师，淘汰调出一批教师。这就使九中的教师都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要求自己不断向上的动力。
据当时的九中毕业生回忆，虽然从早自习一直要学到下晚自习，但他们当时并不感觉自己是死读书，只读书;每天早晨的晨练，下午的各种文体活动，特别是晚饭以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学生们非常活跃，人际之间，自发的沟通特别多，年级之间、班级之间自发的活动特别多，整个学校形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种情景至今仍然使他们非常留恋，形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九中情结”。
2、形成良好的教学相长的氛围：
为使九中能够真正成为高素质的人才摇篮，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更多更好的人才，1959年2月，学校提出了“学福建、赶赤峰，力争两年超过包一中”的奋斗目标。为使这个目标不致流于形式，九中一方面通过教导处、校团委、班主任在学生中、学生家长中宣传这一目标的内涵和决心，另一方面，由教导处牵头，在教师中推广五段教学法(即教学组织、复习提问、讲授新课、总结复习、布置作业)和二基教育(基础知识、基本训练)，把教师个体性的教学纳入严格的管理体系和科学的计划安排之中，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每一学期开学前，学校都制定详尽的教学计划，如1962-1963学年度的教学计划提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的根本任务是教好学生。为了教好学生，一要教好功课，努力钻研教材，改进教学方法，炼好基本功提高教学效果;二要爱护学生，对他们热情关怀，严格要求，指导和帮助他们发展智力和体力，提高思想觉悟，养成文明行为;三要以身作则，在思想上、行为上力求成为学生的表率;四要努力学习，学习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刻苦钻研，力求精通所教学科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政治业务水平。”这时提到的“四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就成为包九中衡量教师是否称职的标准。
当时，还没有上级组织的学科竞赛活动，为促进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校每学期让各学科均组织1-3次学科竞赛，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在教学上，韩强校长提倡群言堂，每月举行校务会议、行政会议、处务会议各一次，目的是倾听大家的意见，汇总各年级、各学科的教学进度与状况，讨论教学人事安排，研究改进教学的方法，进行学生学习状况分析等。
教导处安排各学科每学期举办3-4次观摩课，经常进行讨论课，如李嘉峨老师的口头作文演讲、秦新民老师的语文教改当时较有名气。
包九中当时处于包头市中心校的地位，加之王景嵩书记兼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韩强校长代理过市教育局局长，所以包九中与市属各中学均有着密切的教学往来，与呼二中、土右旗一中等当时的内蒙古名校也有频繁交往。
以上种种手段与措施，使九中的教学工作高水平井然有序地开展，逐渐形成了自己优秀的教学传统。
当年的教师和学生们回忆起那时的教与学来都非常感动，虽然那时的条件还比较差，师生们的精神生活都比较贫乏，但是那种上下一致团结合谐的人际关系，单纯、朴素的热情，主动积极的工作，确实令人终生难忘。
3.教学成绩
1958年5月，自治区教育厅下文下达了保送品学兼优的高中学生免费上大学的指标。包九中经过反复筛选，保送高二年级的周振国等四人免试进入包头师专学习。这是包九中建校以来首批上大学的学生。
1959年夏天，包九中首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获自治区第四名的好成绩，升学率为90%以上，当年就完成了“口号”里的第3项内容：高考成绩超过了包一中。在这一年，包九中被内蒙古教育厅命名为自治区重点中学。此后，1960年，九中第二届高中毕业生，高考获自治区第五名的好成绩。此后一直到1965年，包九中高考成绩连续名列包头市前两名，自治区各中学的前茅，初步奠定了内蒙古名校的地位。
优秀的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质量，造就了包九中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原《人民政协报》总编董克恭、原《经济日报》社长武春河、中纪委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崔宽、包钢集团公司董事长林东鲁、原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王富祥、原北京国家图书馆长贺德华、原内蒙古电管局局长吴若斯、原包头市人大副主任张清河、二治总经理齐祥、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张安文、原包头教育学院院长武军章、原包九中校长崔锡海等就是本校的代表。“文革”前七届高中毕业生累计考入高等院校的学生有900多人，其中考入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的学生有100多人;六届初中毕业生累计考入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350人，有半数以上学生升入九中高中部继续就读。
艺术教育方面，自1961年兰尚廉老师调入九中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高考美术专业在1962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一人，实现零的突破。63—65年，又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人，内蒙古师院艺术系3人，中专美术专业30余人。
4.学生政治思想品德教育
从建校起始，包九中就特别重视学生的政治思想品德教育。韩强校长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经常深入班级，深入宿舍，与学生谈心。学校每学年都要评选校级三好学生，每个年级每学年只评5—8人，数量很少，但要求很严，标准很高。王富祥、武军章同志都是当时的三好学生。学校注重在学生中培养和发展共产党员，至1966年以前共在高中学生中发展党员16名，其中较为突出的有60年高中毕业的张素珍、贺三喜，61年高中毕业的贺德华，66年高中毕业的闫春湃等人。
包九中注重培养学生骨干，按照毛泽东同志“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认真组织高中学生骨干参加当时社会上重大政治活动。九中团委每年暑期，均组织学生干部参加共青团包头市委组织的学干班培训，团组织在当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核心作用。
学校从62年起在高中组织起武装基干民兵训练，在包头市军分区的支持下，连续4年进行实战、实弹训练，并参加全市民兵战术表演，获得表彰。
从64年底到66年春，学校还组织青年教师和少数优秀学生干部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和“社教”工作组。
1965年3月，在“学雷锋”的热潮中，学校党团组织抓住本校一名优秀三好学生闫春朋的先进事迹，提出了“远学雷锋，近学闫春湃”的口号，实事求是地、深入地进行思想品德、行为习惯教育，搞得有声有色。
学校两楼之间巨大的宣传板报，学校广播站早、午、晚三次播出，都由校学生会自己管理，自主进行宣传教育，配合时事形势，内容丰富多采令人喜闻乐见。多年坚持思想政治品德教育使包九中的学生形成了关心国家大事、好学上进、责任感强、遇事往前走的好风气。
5、课外活动成果
体育方面，乒乓球、足球、田径、篮球是包九中的强项。1959年，由高二、高三学生组成的九中足球队，参加包头市成年组比赛获得冠军;60年—65年参加包头市中专、技校、中学组比赛始终是冠军;65年代表包头市参加自治区青年足球比赛获得第4名。篮球是九中普及性很广的体育项目，建校后无论是参加成年组还是中学组，九中篮球队始终保持了前三名的好成绩;63年九中师生联队参加了包头市篮球比赛，仅次于包钢获得第二名。乒乓球出现了乐嘉毅、乐嘉静、徐亚福等优秀运动员，在包头市、内蒙古的比赛中屡获佳绩。田径项目上，最突出的有，铁三项(铁饼、铅球、标枪)上尹文兰同学在59年创造的包头市中学生记录，保持了近二十年，该同学由于成绩突出被选拔到内蒙古体工队;短跑王元洲、方夏龙同学的成绩均列包头市前三名，王元洲同学的中长跑也非常突出，曾参加全国马拉松比赛获12名;郜昌茂同学手榴弹成绩突出，曾代表内蒙古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国田径运动会。
文娱活动由于当时没有市级汇演，主要是校内活动为主，配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经常上街头演出。每年均举行一次全校文艺汇演，是五六十年代学生课外绝好的盛会。那时学校有师生管弦乐队，学生舞蹈队，学生合唱团，均在下午进行活动。学生中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文艺人才，如初中的孙成栋同学被誉为“包九中的罗伯逊”，高中的王元洲被称为“九中第一舞蹈家”，九中的高中学生经常自编、自演话剧，1965年，师生合演大型话剧《年轻的一代》，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高三学生巴图、崔国栋后来均成为内蒙古话剧团的一级演员。
绘画方面，1964年在包钢展览馆举办包头画展，共有三百多幅作品参展，九中师生作品占二分之一强，1966年初内蒙古举行画展包头送展作品中包九中作品占三分之二，比较突出的是石玉平同学的作品《灌溉》获了奖。64年一名初中学生的作品入选全国儿童画展。当时的赵成祥、魏少如等爱好绘画的学生，后来分别成为包头日报和包头电视台的高级美术编辑。
四、概括汇总
1、班子沿革
从1958年5月到1966年5月，先后在包九中任副校长的有王绍东、李亚峰、刘玲、饶炳江四位同志。九中的中层干部在此期间的变动为：1960年夏鲁亮同志调往包四中任副校长，九中教导处由副主任郝学忠、张铎、田有功等先后主持工作;经韩强校长争取，1961年包头师专著名教师钟一阳调至九中任教导处主任;宗俊同志调任校团委副书记兼政治处副主任。1962年金熙宏同志调出后，由赵品同志任总务处主任，63年增任吴荣同志为总务处副主任。1964年宗俊升任校团委书记，贺培华同志任政治处副主任。
当年的包九中同时也是包头市教育界培养干部的学校，后来自治区、包头市两教育系统的优秀干部有很多出身九中，如原内蒙轻工学校校长田有功、原市教育学院院长吴军力、原自治区教研室主任南忠泰、原市教育局副局长杨义海、乌兰等。
2、初露锋芒
包九中从建校伊始，即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随着全校师生员工从艰苦创业到全力拼搏，九中很快地在包头市乃至内蒙古展露风姿，成为自治区的名牌学校，一流的重点中学。
那时的包九中，人们公认的特点是：(1)一流的领导班子。韩强、王景嵩、刘玲等同志都是老革命，虽然对教育教学所知不多，但他们觉悟高、人品好，身先垂范、热情善诱，能很好地发挥那些内行们的作用。(2)一流的师资队伍。紧迫感强，积极上进，勤奋敬业。(3)一流的学生。家庭环境好，个人素质高，勤于学，敏于行，活泼热情积极向上。(4)一流的教学设施，九中能100%地开出理、化、生实验课，九中有藏书6万余册的图书馆，有学生阅览室，教学资料室，九中有人们都羡慕的标准游泳池;这些在当时全自治区都是领先的。(5)一流的后勤服务。总务处在保证全校师生吃住教学上，做了大量工作，甚至自己动手清理厕所。截止到1966年夏季，包九中拥有高中部三个年级12个班，初中三个年级18个班，全校共30个班，1600名学生，125名教职工，成为一个标准齐备的完全中学。
包九中是幸运的，她满怀着希望适时应运而诞生;九中在初建时期就打好了扎实的基础，在全市人民的关心下，全校师生团结一心，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很快就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不孚众望地走在了包头市乃至全自治区中等教育的前列。
包九中没有辜负包头市领导和全市人民在创建九中时寄托的厚望，为他们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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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九中校史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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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历尽劫难医治疮伤
(1966—1978)
一、“文革劫难”
1、文革初期混乱状况
1966年春天，随着全国批判“三家村”、“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升级，包九中校园内的火药味日渐浓厚。先是有一批高干子女引进了“血统论”，两座教学楼的大门上，巨大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历来如此”，面对着全校师生。中共中央善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学校组织教师和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学习文件，上街破四旧，大字报、小字报逐渐盛行，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全被打乱了很多教师、干部内心惶恐不安，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6月24日，中央正式下达文件，1966年高考暂停，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全校进入揭发、批判校内的“走资派”、“黑五类”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阶段，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学校党总支逐渐靠边站，领导系统逐渐瘫痪。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和个别学生成为揭、批对象。
7月初，市委、市政府工作组进驻包九中。在工作组主持下，成立了学校的“文革筹委会”，由工作组长任主任，一名“左派”学生王建博任副主任，领导学校“文革”事宜及各项工作。经过5—8月长达三个多月的“大批判”、“破四旧”，运动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很多师生都不到校，散漫起来。8月初，为了向外地“取经寻宝”寻找运动方向，工作组派王建博等3名“骨干”赴北京考察学习。8月12日，王建博传回消息，说北京已经行动起来了，要九中不要受工作组限制，矛头对准“黑帮”分子，开展斗争。8月13日课间操时，文革筹委会召集了全校第一次“批斗大会”，在“筹委会”成员乔继尧、高占山二位同学的主持下，先是游斗了“黑帮”韩强，“反动学术权威”钟一阳，“特务分子”李道和，“右派分子”秦新民等9名“头面人物”，继而鼓动学生现场从教职工队伍中揪出了30多名“漏网分子”，沿着跑道游斗达两个多小时，后来由于下雨而中断。
8月18日上午，到校师生在大礼堂收听毛泽东同志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实况广播后，在大操场上集合了一千多人，在王建博等人组织下，宣布九中开始“造反”，走上大街游行示威，先到市委市政府去喊口号，又沿着钢铁大街鼓噪前行，先后走到包六中、包七中、包蒙中去参与批斗会，揪打其干部、教师，气焰甚为嚣张。下午，九中部分学生与七中“来访”的学生一起，又将九中被“专政”的30多位干部、教师毒打、游斗一番。当时的九中筹委会和“左派”师生，甚以这一天的行动为荣，认为这是包头市“文革”造反的“星星之火”，厥功甚伟。19日以后，
九中被“专政”者开始关进“牛棚”，强制劳动、交代问题，失去了人身自由。
8月22日至25日，北京来包串联的中学红卫兵，在包九中协助学校文革筹委会组建了九中红卫兵组织“八.一八星火”，这一伙红卫兵全是当时的“红五类”和文革“左派”师生，他们对全校师生员工实行了红色“专政”。“八.一八星火”红卫兵组织建立后，立即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大肆开展“打、砸、抢、抄、抓”，使九中教职工及市委、市政府、设计院等处受到很大冲击。据目击者说，当时抄家所得财物、书籍等，堆满了大礼堂的主席台。
包九中“八.一八星火”与内师院包头分院“红旗”、包头医专“东方红”共同成为包头市学生界三大“造反派”组织，在后来的“文革”中起到了非常恶劣的“领头羊”的作用。9月份以后，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大批的学生和部分教师纷纷外出串联，先是坐火车，11月以后还有徒步“长征”的，斗争的火药味才有所减弱。
2、夺权与派性斗争
1967年1月底，以包头市各大造反派组织为骨干的“工农兵联合造反司令部”在“支左部队”支持下举行了“一.二二夺权”，占领了市委、市政府机关;夺取了包头日报和电台的控制权，宣布夺权成功。随后，夺权派又分裂成两大派：“红革会”与“反逆流”。很快反夺权派又组织起来，在三月初再一次夺权，九中的“红色革命造反总部”是积极参与者。再往后，“中央文革”支一派，打一派，对“三月夺权”派予以否认，并加以镇压，引起包头市大规模武斗。九中的各个派别，在这场混斗中，表现积极，影响极坏，受损害巨大，仅因武斗而死亡的学生就有4人：乔继尧、杨玉莲、左承业、马秀琴，成了全市的重灾区之一。当时，大多数学生和部分教师，因对派性斗争和武斗心存疑惑或反感，长时间离校，成了“逍遥派”;真正积极参与者是少数“造反派”骨干分子。
3、“挖肃斗争”与“上山下乡”
1968年3月，包九中在军训团和校革委会的领导下，按照内蒙古、包头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的统一安排以“挖乌兰夫黑帮、肃乌兰夫流毒”为口号，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称“挖肃斗争”。九中当时组织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专案组，对几乎全部干部、教师、职工都立案审查，矛头所及，甚至指向了个别学生，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在此期间，许多师生员工受到迫害，黄永琛老师不堪折磨自杀身亡，候鄂生老师被迫害致病死亡，职工霍万元因害怕揪斗出走，最后亦死亡，韩强校长被迫害致残截去右腿，有一名女教师全残成为精神病人，还有28名教职工受害成为严重伤残者。
与此同时，1968年7月初，中央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包九中当时很多学生厌烦了两年多的“文革”斗争，积极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自发地组织了许多“红心”小组上山下乡。66、67、68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中，张清河、崔锡海等大部分学生在8月底和10月初，分两批到杭锦后旗、乌拉特前旗、临河县、五原县插队落户;69年初，仇鹤森等一部分学生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屯垦务农。70年以后，由于广大市民和家长的要求，上山下乡的目
的地改为就近的包头市属的郊区、旗县了。
4、“挖内人党”与“批林批孔”运动
1969年元月，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的安排，全自治区开展了骇人听闻的，声势浩大的“挖新内人党”的运动，把矛头对准了广大的干部、职工、农牧民。包九中由工宣队牵头，专门成立了两个“挖新内人党”的专案组，查遍了全校教职工的档案材料，号召人人揭发嫌疑分子，“怀疑一切”;对被“揭发”出来的受害者，专案组用“逼、供、信”的方式，进行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伤害。当时，九中共抓出了19名新内人党，不仅使这些人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使他们的亲属受到牵连伤害，而且极大地打击和伤害了其余的教职工。“挖新内人党”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1971年“9.13”林彪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对“文革”的思考，包九中的“运动”一时沉寂了两年多。然而，“中央文革”的策划、指挥下，1974年初，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九中的“三种人”又迅即行动起来。1974年3月4日，九中个别教师组织了有100多名师生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提出要揪“复辟势力”、“新右派”、“文化革命的反对派”，不点名批判了市教育局的部分领导以及九中的几位教师。“3.4”座谈会的思潮迅速传播开来，使九中刚刚稳定一些的秩序迅速地又处于混乱中，还在市教育系统以至包头市全社会引起了极大动荡。
5、“复课闹革命”和“教育革命大辩论”
经历了“文革”初期的“造反”、“破四旧”，再加上“夺权”、“武斗”，九中校园里破烂不堪，纲纪无存。包九中的教育教学设置、设备和财产损失极为严重：“文革”前引以为自豪的6万多册图书流失已尽，体、音、美教具及器材被盗窃一空，理、化、生实验的药品、设备丢失严重，残破不堪;两座教学楼门窗残破，玻璃没几块完整的，冬天御寒只能以纸壳、塑料遮挡。1967年底，中央提出全国中小学要“复课闹革命”。在这个口号里，“复课”是手段，“闹革命”才是目的、主旨;再加上随后在68年底、69年初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影响，学校里还是建立不了正常秩序。当时“混世”哲学、“读书无用论”、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很有市场，流毒甚广。1971年按照上级指示包九中对那些受“文革”影响大、斗争性和闹性大的学生，在每个年级都设立一个“加强班”加以管理，73年改称“少体班”，75年停办。
1973年夏天，根据上级指示，九中恢复了正常的考试制度，不及格不准毕业。从此以后，学校里才开始逐渐走向了安定与正常。
然而，“四人帮”不能容忍这一切，他们从1975年初，又开展了以根本否定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走向和教育方针、重新搅乱学校秩序为目的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当时全国广大人民久乱思治，邓小平主持工作所采取的安定、团结、整顿、恢复政策，大得人心，对“四人帮”搞的这套“运动”抵触情绪很浓。九中当时的“大辩论”，主要是学文件，在教职工座谈会的基础上，进而师生中开展几次大会发言辩论，通过加强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的实践，以“批判”“十七年”的办学路线。这样的“大辩论”，态势较为平缓，没有树“典型”，更没有找靶子，对学校并未产生较大冲击。至1978年为止，学校当时提出“安定团结”为主基调，强
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加强班主任工作，学校的工作重点逐渐向教学、管理倾斜，使学校局势逐渐平稳下来，逐渐摆脱了“文革”的影响，走向正常的办学道路上来了。
二、办学体制的动荡
1、学校管理机构的变动
1966年7月初，由于当时学校党政领导机构全面瘫痪，市委、市政府派工作组进校，管理和领导学校工作。7月底，学校成立了“文革筹委会”，控制了领导权。
1967年4月，由解放军干部、战士组成军训团进驻学校。在此期间九中各派系不断斗争、演化;军训团耐心劝导实现“革命大联合”，直至当年11月底，才促成各派联合组成了过渡型的“革命委员会”。由军训团长任主任。1968年7月，军训团撤销，解放军又派军宣队进校，当月由包钢运输部等几个企业联合组成的工宣队进驻九中。1969年底，工宣队又改由包钢机总厂派出。
1970年3月，包九中建立正式的“革命委员会”，由陈兴义任主任;9月，包九中党支部重新成立，陈兴义任支部书记。当时学校实行“革委会”、党支部、工宣队、军宣队都参与的“一元化领导”。1972年夏季，军宣队撤离。1973年11月21日，包九中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由包头市革委会革委会常委李金保接替陈兴义，任九中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
1974年11月，李绍钦任包九中革委会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吴晓玲、王黎明(先任政工组组长)任副主任。
1970年--1978年，学校革委会以下设教改组、政工组、后勤组三个环节机构。1978年夏天，工宣队撤离。从此以后，九中逐步恢复了比较正常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学生管理与招生
1966年8月以前，学生按班级为组织参加“文革”;“8.18”以后，成立“红卫兵”，进行“大串联”，进而“大夺权”。学生班级建制全部打乱，只有一部分师生按“派”在学校参加运动。1967年3月以后，军训团进校，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实行军事化管理：班级为排，年级为连(较大年级为两个连)，初中、高中分别设为营，全校为一个团。1970年由于在校高中学生均已毕业，66年以后没招高中生，故而取消了营级建制，由团直辖各连。1972年秋天起，随着军宣队的撤出，学校又恢复了年级和班级建制。
1966年夏天，正处在“运动”混乱中，，包九中招收了6个初一新生班。67、68两年没有招生，69年全国统一改为春季招生。这一年由于累积了三年的小学毕业生并在一起，数额很多，九中一下招收了12个初一新生班，每班的班容量都在56人以
上。
1970年以后，适逢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生育高峰期的影响，每年招生的班级数、班容量都比较多。
1972年，包九中重新恢复高中，招收了4个高中班，绝大多数是本校的初中毕业生。当时按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新高中改为两年制毕业。
这一时期，包九中主要是初中组织招生，生源主要是依学生居住的地方就近划片入学，其中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居多，全部城市化。
3、学工、学农、学军
1966年至1971年底，当时的各级各类学校基本上取消了文化课的学习，“闹革命”成了学生的主业，“复课”也是“学工、学农、学军”，包九中也不例外。
九中以郊区红丰大队为挂钩学农基地，每学期均派1-2个年级的学生在此劳动2-3周。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按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包九中依据当时统一安排，在郊区哈业胡同公社设立了战备分校。分校建了四栋平房，有8个教室和相应的师生宿舍，有完善的食堂设施，有20多亩地，养了180只羊，还有猪、鸡。至74年止，学校每学期均安排2-4个班在此上课学习、下地劳动。75年以后，每年春种、夏收时安排一个班(轮流、期限一个月)在此劳动。
每年秋季(8月底至9月中旬)，九中都要在全市统一安排下，派大批学生去土右旗、固阳县、郊区等农牧区参加秋收支农劳动，时间从十几天到一个月不等。
九中先后以包钢机总厂、无缝厂、二冶机械化公司为学工基地，每学期除初一年级外，各年级学生均要下工厂劳动一个月，学习工业技术，挖土方，清扫卫生等。
学校的校办工厂，是九中学生学工的另一主要场所，初中学生干一些辅助性劳动，高中学生参与生产劳动，主要产品是各类铸件、下水井盖、球磨机钢球等。
另外，当时初中、高中各年级每学年均安排一次学军活动，时间两周或一个月。72年以前主要以基本军事训练为主，以野营军事拉练的形式出现;72年以后以学生掌握一定的射击、投弹军事技术和基本军事训练为主。
4、“开门办学”与战备施工
在“文革”期间，“开门办学”是学校办学的主导方针之一，开门办学的具体做法就是“走出去”学工、学农、学军，参加社会实践;还有“请进来”，如请贫下中农、老红军、老八路、老工人来校作报告，忆苦思甜，讲社会实践课等。
1976年期末考试，学校在高一、初二年级进行“开门考试”试点，结果很不理想，没有进一步推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到1978年底，“开门办学”逐渐形成常规化，也开始形式化，
逐渐失去了效益。
1970年以后，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包九中与国家大气候相适应，也开始了大挖防空洞的浩大工程。在班主任和体育组教师们的带领下，由各年级学生为主，不停顿地轮换，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九中终于建成了自己完备的防空体系。防空洞内有守备口、生活区、救护处、教室等，可供16个班级学生上课，近两千人防空，一千人居住。
1974年以后，九中还承担了每年由市战备办下达的为社会上修筑防空洞的施工任务，由高中学生承担，一直到78年夏天才停止。
三、逐步安定与恢复
1、七十年代师资的补充
包九中“复课闹革命”以后，很多教师还留着这样那样的“尾巴”与“辫子”，还不能参与学生的管理与教学工作，再加上“挖肃运动”、“挖新内人党运动”，不断有教职工重受冲击，九中的有效师资非常紧缺。从1971年开始，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逐渐成为主流，其中一部分优秀的知识青年陆续被抽调到“包头五七师范”培训，有的还被选拔上了工农兵大学生。这些人构成了包九中七十年代师资补充的主要来源。这部分教师都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包头市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有很深厚的学习功底，如果不是被文革耽误了，上正规好大学是没有问题的;77年恢复高考后，这批人几乎80%以上又考上了大学。吴晓灵、王黎明、崔锡海、巴丽云、王景波、吴克义、汪恩长、张慧等人就是这批教师的代表。这批教师给包九中带来了新生力量和新的风貌，为九中逐步走向安定、全面恢复提供了大量恰当的新人选，是九中新校风形成的基础力量。
2、学生的学习情况
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因素的影响，七十年代初期，学生上课要么没课本，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代替，课本也主要是围绕政治第一的前提安排，文化科学的内容不多、也不系统。72年以后，各学科的课本中插入了相当部分的与社会实践相关的内容，如语文的“调查报告”、物理的“两机一泵”、化学的“农药化肥”等。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学习劲头不足，学习成绩很差。73年6月学校恢复了各种正常考试以后，才逐渐好转起来，但仍很不尽人意。但九中的教师们教的还是很认真的，有不少人想方设法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充分体现了教师的良知。比如，75年高一的乌兰、冯万景、崔锡海等部分教师暗地里给学生上数学、物理、语文基础知识课，使学生们受益匪浅。当时，这种“地下工作者”又何止这几位老师呢?因此相对而言，当时九中的学生较其它学校学生知识文化素质还是比较高的。
1975年夏天，市教育局自“文革”以来，首次安排初中毕业升高中的考试，并统一安排政治、语文、数学三门考试科目。九中革委会研究决定，学校增设物理、
化学两科目，也作为报考九中的必考科目。
当时学校受必须安排一定时间去学工、学农、学军和各种社会实践的约束，每学期实际授课时间仅三个半月左右，再加上“读书无用论”的冲击，学生的学习气氛不浓，逃学者、辍学找工作者比比皆是。
3、参加高考情况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决定于1977年11月恢复高等院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当时，九中四个两年制高中毕业班已于7月份离校，该年级部分极富责任心的教师乌兰、白占山、崔锡海、侯桂林等，把已下乡和留城的本届部分学生约80人召回学校，为他们义务补课迎考，取得了明显效果。当年这80人参加高考有30多人考进了大学，居包头市各中学之首位。
1978年春天，包九中在“文革”后首次组织在校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学校革委会和党总支极为重视，几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如何迎考，成立毕业班办公室，确定了毕业班分快、中、慢班，分开文、理班，在全年级140余名学生中争取35人以上的升学率。采取了在快班、中班实行补课，上夜自习，重点学生重点辅导等措施分类推进。从3月份开始，教师们加班加点拼命为学生补课，如文科班的地理受“文革”干扰，学生整个初中时仅学过两个月，吴淑贤老师就从头为学生补课，学生们拼命学习。在7月份的高考中，九中高考上线42人，取得了自治区第三的好成绩。
4、体育、艺术教育
1971年5月以后，全国体育运动逐渐恢复，市教育局决定在市局所属一中、四中、九中试办体育特长班。九中组织体育老师在昆区小学选拔体育人才。1971年春天，第一届体育特长班招收了50名学生。73年、74年又各办了一个体育班，75年暑假后，根据市局文件精神，体育特长班就停办了。1974年，包九中恢复每年一度的秋季田径运动会。1976年5月4日---8日，由于体育设施和运动场地较好，九中成功地承办了全国青年足球赛华北赛区的比赛。1974年---1978年，九中男、女排球队在王景波、申新钊、吴克义三位老师率领下，称雄于包头市各中学。1977年，考入内师大体育系2人;1978年又考入1人。以上种种，对学校群体活动的展开、体育冒尖人才的培养、九中传统项目的形成，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兰尚廉老师的辅导下，70年代初，有4名学生的绘画作品送内蒙古参展，2名学生的作品送国家巡展(内容是革命大批判)。现任中央美院教授刘大为是兰老师的高足。考入艺校者很多，有一年(77年)一下子考上8人，内蒙古著名舞蹈家厚瑞杰是九中75届毕业生。
5、其它
1975年11月24日，学校派杨世晨、何活渔两位高中学生随包钢机械化车队拉煤，途经石油化工厂仓库时，适逢仓库起火，两位同学劝司机停车，奔赴火区参与救火。当时仓库中出现爆炸，两位同学不顾个人安危，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大火被扑灭
了。事后石油化工厂派专人来校表彰两位同学的见义勇为行为。
1974年，学校开始筹建木工厂，作为勤工俭学的基地。木工厂1976年正式投产，有带锯、刨床等较先进的设备，主要承揽把圆木破为板材的业务，并维修学校的桌椅门窗。
6、概述
“文化大革命”给包九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重大的精神、物质和人员损失，九中是“文革”重灾区。九中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与身份，在“文革”的动乱中起了很恶劣的煽风鼓浪、推波助澜甚至是“排头兵”的作用。九中的广大师生员工和全国广大人民一起经历了苦难，耗费了身心与血汗，以惨重的代价，为九中的涅磐做好了准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九中很艰难地逐步克服“文革”遗痕，向着安定、恢复迈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九中的师生员工们以十倍的决心、百倍的顽强努力奋斗，要洗刷掉“文革”的耻辱，在“文革”的废墟上重建九中，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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