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叔宁回忆摘录

yangharrylg

;一个另册者的自述>第一章草长鸢飞童时梦


● 草长鸢飞童时梦
童年的家：人的记忆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不知科学界有没有过统计、研究和结论？也许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吧。我的记忆大约是从四五岁开始的，而且是朦胧的。我依稀记得，我的家是一个大大的院子，南面是一堵用灰色的砖砌成的高高的墙，，墙上爬满了青藤，还有开了花的丝瓜和豆角。我和弟弟经常在墙角下挖土抓虫，有一次还挖到了两个圆圆的一敲能发出好听声音的“铜板”，交给了妈妈，原来是银元。我们住在三间大北房里，一进门是个大厅，前面摆着一个黑红色长桌，长桌的上方挂着一个那么慈祥似乎总是在向你微笑的老太太的画像，妈妈告诉我那是我没有见过的奶奶。厅的西侧是两间卧室，铺着地板，床是红木的而且刻着各种花纹，上面挂着蚊帐。我和妈妈就睡在南面的那一间里。记得冬天很冷，总是在睡觉前放进一个烧着木炭的铜炉，但依然觉得冷，所以我总是先上床，好给妈妈捂被子。有时还把妈妈冰冷的脚搂在胸前，所以妈妈格外的喜欢我，总说我自小就懂得孝顺体贴人。大厅的东面是放粮食的库房，西边是灶房，两个大锅起码可以盛三担水，两个大锅之间还有一个小锅，恐怕是用来炒菜的吧，灶台的最里面有一个桶状水罐，利用烧饭的余热温水。
我的大哥二哥在县城里读书，每逢他们放假回来，就是我们的节日了。那个时侯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兄长而且是我们幼小心灵中的偶像，他们学习好有礼貌，一到家就下田、车水、杵米，全村人都夸奖羡慕。我的大哥是最会玩的，他用自制的火枪，带着我去竹林打鸟，既兴奋又有点害怕，冬天就在场院里张网捕鸟，那些可爱的五颜六色的美丽的小鸟，给我们带来快乐，现在想起来那种快乐是以小鸟的悲伤为代价的。
我的两个亲爱的哥哥除了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的乐趣外，有时也会“弄怂”我们，“弄怂”是金坛话，意思就是耍逗，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作弄。他们会把我的腿绑吊在院子里的一根用来锻炼臂力的绳子上，还美其名曰是练我的腿功，搞到我痛苦不堪而又无可奈何，只能再三求饶，才会把我放下，然后用炒熟了的放了一点糖的细糠作为犒劳。那个时侯家里的伙食是不能满足我的胃肠的，所以有一点甜味的糠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他们去河里游泳耍水，我也跟了去，他们挑逗我说，你敢跳下来吗？我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没想到他们竟不再理睬我了，于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被水呛和不得已地大口喝水的痛苦滋味。原来他们以为我是不敢往下跳的，两个哥哥吓坏了，还一边骂我为什么那么傻。把我拽上岸后一再地夸奖我的勇敢，我也就强忍痛苦，破涕为笑了。我也自此发现，人是经不住夸奖的，哪怕你还只是一个不识事的孩子。而几乎是同样的“发傻”的行为，我又再高中的一堂游泳体育课上重演过：第三次是在东北宝泉岭农场，最终都化险为夷。
苦恼：童年有快乐也有苦恼，从江西回到老家江苏金坛南墅村后，分给了家里七亩地（是一块叫“七亩嘞”的村里最大的一块地）。我只记得，每当母亲下地就带一个草垫，让我和弟弟坐在田埂上，还要我负责照顾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太阳当空濡热难忍，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便不时地哭闹，我只能牵着他在田埂上走，摘点小野花抓个蚂蚱逗弄他。但有时会遇到伏在草丛里的蛇，那是最令人恐怖的，于是我和弟弟一起大叫大哭。直到长大以后，对蛇的恐怖还时常让我从梦中惊醒。而从没有干过农活的妈妈，手、脚、背上被晒得黑红，且一块块一层层地晒脱了皮。更让人不解的是，每次开饭都是把干的稠的先捞出来给我不认识的帮家里下田的大人吃，妈妈、我还有姐姐弟弟都只能喝清汤寡水。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把哥哥给我的略带甜味的糠当做美食的原因。妈妈偶尔会进城，一般是不带我们去的。临走时会再三嘱咐我，一要看顾好弟弟，二要看好家里的母鸡，别让它把鸡蛋下到别人家的窝里去。对于第二个任务，我是很感兴趣而且很有办法的，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够判断母鸡是不是要下蛋，如果母鸡的鸡冠和脸是通红的而且咕咕地叫，那就一定是要下蛋了，但它什么时候下，就难以确定了，总不能一直跟在它的后面吧。于是妈妈一走，我干脆把要下蛋的母鸡扣在竹筐下面。到了傍晚，就到村口一边喊着“妈妈回来了喂，妈妈回来了喂”。自然一可以汇报我的功绩，更重要的是可以得到一块名叫“金焵饩”（金坛话，一种三角状的烤饼）的犒赏。在以后的岁月里，母亲常常提起此事，我也同样感慨自己在那么小的年纪就懂得维护“私权”“私利”。以后我才懂得私权是最重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在农闲的时候，妈妈也偶尔会带我们一起进城，一路上活蹦乱跳兴奋不已。从村里到县城是八里路，除了一望无边的稻田，就是一条条的河流，我最感兴趣的是河流里的呜呜响着汽笛的小火轮，不知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什么时候也能坐上这样的火轮去很远的地方呢？进了城，见到了两个哥哥，于是全家到一个小饭馆里心满意足地吃上一顿“烂務面”（金坛话，即煮得很烂的汤面），其肚也暖暖，其乐也融融。
第一次挨罚：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对父亲是没有太多感性认识的。只知道每当快过年的时候，一个高高个子戴着眼镜很威严而又很帅气的大男人回来了，他只是摸摸我们的头，笑着说“又长高了”。然后从一个皮箱里掏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饼干、面包、糖果，分别放到我们的手里。我们几个孩子的拘谨也就消失了，一边无限满足地慢慢品尝着，一边跑着大喊“我爸爸回来了”，那是一种童年特有的炫耀与骄傲。爸爸每次回来除了给村里的干部、邻人拜谢以外，爸妈都要特意去看望村里的孤寡老人，并给以尽可能的帮助，还要去县城、丹阳、武进、常州等地去看亲戚、大学同学、同事朋友，有时也带上妈妈和我。每次到了人家里，都会先端上用开水泡好的炒米，加了猪油和两个荷包蛋，自然我也有一份。离开时还会在我的口袋里塞满瓜子糖果。这于我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每当发现爸爸又要外出了，就想跟了去。但并不是每次都能如愿，一次爸爸妈妈两人又准备好要走了，我就早早地跑到一个路口等着他们，满怀希望能再次带上我，不知为什么爸爸这回不止不同意，而且发了火。他厉声叫我回家，我却不动如丘，仍然向他们必走的路上走。爸爸就向我追来，我一看势头不对，便拐向了另一条路，但小小的年纪哪里是父亲的对手，很快就在许多农人面前被活捉了，成了“俘虏”，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我被喝跪在正堂的铺垫下，连姐姐和弟弟都吓得噤若寒蝉。爸爸甩袖而去，他前脚走，姐姐就让我起来，而且还给我煮了一鸡蛋。原来是妈妈不忍，又返回来嘱咐姐姐这样做的。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爸爸的严厉和妈妈的温暖，但也第一次尝到了“反抗”后的小小的甜头，就是那个小小的煮鸡蛋。
弄怂：大院的东边住的是本家的婶婶，就是父亲的哥哥——我的大伯的遗孀和三个叫大鹏二鹏三鹏的堂兄，大、二鹏是典型的农民，，我是很怕他们两个的。而三鹏则是白净虚弱，在县城一中作教师，1957年以后他也戴着右派的‘桂冠’回村劳改，以他的懦弱不知是如何度过那悲凄的岁月的。（06年回村，听乡亲们讲，就是这个我曾同情怜悯其不幸遭遇的白面书生，在折磨殴打父亲的人中，他竟然是最凶狠恶毒的。不知鲁迅如闻此情作何想，而我瞠目结舌之余，只有慨叹：制度杀人更杀心！）三嫂的外号是“邋遢遢”“懒木头”，意思就是柔弱而又疏懒。婶婶在我的幼小的心目中是个“恶婆”，她经常“弄怂”即作弄我和弟弟，于是我就想报复，但对那个老太婆是无可奈何的，大、二堂兄自然更不敢触犯，于是就把“罪恶”的念头对准了三鹏的小女儿，她特别的馋，我就利用她的这个弱点，在一块糖纸上（那个时候水果糖是个稀罕物，所以每块糖纸都珍藏着）包了一块黑黏土让她吃，她果真把它吃下去了。我像报功一样告诉了妈妈，没想到母亲却批评了我。现在想起来尤觉惭愧，也就此领悟到，凡人都易有报复的念头，而且往往把这种念头指向更弱者，并从中获得乐趣。
上学啦：七岁的时候，我上了学。学校是村里的一个小祠堂，三个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每个年级一行。当老师给一个班上课时，其他年级就自己念书或做作业，所以下了学是没有作业可做的，可以尽情地玩。现在的学生一定很羡慕我吧！我的老师姓李，个子不高，那时我们都称他为先生，（他后来成了二哥所在中学的校长，对二哥格外器重）他轮流到每家去吃饭，轮到我家时我会让妈妈做最好的饭，会神气十足地引着李先生到家里来。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尊师重教”，只觉得先生来家里吃饭是特别光彩的事情。
我的学习成绩怎样？也是毫无印象毫无记忆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从不公布分数也不排什么名次的。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学习汉语拼音，一直到上山下乡时自学了英语，才凑合着“无师自通”地可以在电脑里艰难地输入文字了，之所以说艰难是因为在s\sh，c\ch，z\zh，---上仍然经常出错。所以一个人在学习学问上基础扎实底工深厚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
除了学习就是玩了，而且是尽情地玩：夏天捕鱼、抓鸟、钓青蛙、逮蜻蜓、游泳（狗刨式）、采花、摘瓜、偷菱角、在墙角乱石中翻找蟋蟀；冬天，跳绳、踢毽、撞拐、挤墙、扔沙包、捉老鹰------。童年的日子就是这样自由，这样欢乐，这样无拘无束。
什么叫死？：有一天，我正在玩耍，突然听大人们惊叫着，“死人了！”，村里的人都齐向离村不远的一个就在我家“七亩勒”旁边的小高坡上跑去。我也怀着好奇跟在大人们的后边，只见一块胡萝卜地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手里杵着钉耙愣愣地像傻了一样地站着，他的的身旁躺着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孩子，身上和身边的泥土都被血浸满浸透了。“已经死了”“可怜啊”，我听人们这样议论着，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则都哭倒在地上。原来这是兄弟两人，哥哥有些痴傻，在刨胡萝卜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把钉耙刨到了在拾萝卜的弟弟的头上。这一天晚上，我没有像以往一样很快睡着，下午的景象总是出现在眼前，“死”，什么叫“死”呢？我也会死吗？死了以后人会到哪里去呢？这是第一次“死”的概念在我的脑子里模模糊糊地产生了，然后又带着一种莫名的疑惑和恐惧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自然第二天，就什么都忘记了。毕竟童年无忌，只有快乐是生命的希望和生命的本质。
过年：最难忘最让人怀恋的是过年。我在1971年1月27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回忆和描述的：“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 一早起来，街道上冷冷清清，全然没有节日的气氛。不知是人们忘记了这千古佳节呢，还是新年忘记了人们，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爆竹，划破暗淡的长空送到人们的耳里，使人们得以从遗忘中醒来。而旧岁也就在这稀落的爆竹声中偷偷溜走。新年则借这微弱的残炸向人们祝福着。
    不知为什么，近年来这春节一年比一年冷淡了。既看不到以往的笑容，也听不到以往相互的祝福、恭贺，甚至连节日的新服也很少有人穿了。只有不省事的孩子们，在寒风中冻着红红的脸蛋，天真地嬉笑追逐着。捂着耳朵放着大大小小的爆竹，到底给空气里增添了些欢乐，引得大人们也露出些微笑。孩子们一定以为，春节自来就是这样的。
    而我童年记忆中的过年，全然不是这样的。
    离节日还很远，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了。扫房、备年货、作衣服…。 大年将近则忙得不可开交。--- 杀猪、宰鸡、蒸馒头、炸糕、炒花生瓜子、煮菱角，其中光炒炒米就不知费多少程序和时日，---这样的炒米是家家必备的，是迎送亲友客人的第一道茶点。抓一把炒米放进嘴里，其脆香至今还留溢于唇边。我们就跟在大人们后面跑着、笑着， 预先分享这节前的紧张和紧张中的快乐。
到了除夕年夜，远在异地的亲人都已赶了回来，一家大小团聚在一桌灯火下，先拜祭了祖宗，向天向地向祖宗磕头跪拜，然而依次坐下，谈笑着、吃喝着。其情之融融，意之焕焕，实永令人难忘。我们这些小鬼早在第一声炸响前，就飞出堂屋。在院子里、场地上放炮、点花，让笑声、叫声伴着爆炸直升上夜空。被感染了的大人们，也常常成了我们的大伙伴。
正月初一这一天，就更热闹了。起得最早的自然还是我们，先向父母长辈拜年，拿了象征性的压岁钱，钱虽少得可怜，但那份喜悦却是所有口袋都装不下的，然后穿上新衣、新裤、新鞋，到左邻右舍去嗑头拜年。结果总是人们把你的所有的口袋用糖果瓜子塞满。接着就在阳光下、雪地里踢毽子、跳跳绳、挤人墙（江南冬冷， 游戏以取暖）就是大人们的叫饭声也往往听而不应几番不归，因为我们都已‘年饱’了，写至此，想到今天，瞪着桌上那可怜的几块红烧肉的情景，不觉脸烧烧的。
    ---这样的日子一直要到正月十五。就是到那时，年货虽已吃得差不多了，脸上的笑容却并没有消退。只不过大人们又要开始准备投入紧张的劳动，孩子们也要带着笑脸到学堂学习去了。
这几年来，每逢过节尤其是春节，总日觉其冷落。促使我去回忆以往，回忆那爆竹的烟霞、那热腾腾的鸡鸭鱼肉、那人与人间由衷的祝福、那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那家家在笑声中跳耀的灯火、那柔柔的阳光、那莹莹的白雪……。而这一切都象岁月一样一去不复返了。我常想，童年时的春节也许是我幼年带有幻想的梦吧，还是因为我大了，就容易和爱去回忆自己的童年呢。我不能用这样的回答来安慰自己。这是近几年来一系列变化的反映，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切都变了，而且还在变下去。
…旧年就在这变化中无情地逝去，给人们遗留下更多的愁纹、白发。虽然新年仍在献着媚态，向人们祝福着，答应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给天地更多的幸福。但人们明白，这不过表示让我们付出更大的牺牲，对新神献出更大的忠诚而矣。”
不知为什么，这篇日记在《劫灰残编》中并没有收入。也许是我在回忆中，加入了更多的对比吧。1951年至1956年，我幼小时记忆中的农村是基本富足的，人们的心态是平和的，相互的关系是和谐的。那个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受到村人的歧视，人与人之间也丝毫没有什么“地主”“贫农”的敌对情绪。最鲜明的例子是，几乎全村的人都说我姐姐和一个叫和保的是最般配的一对，后来我知道，和保也姓卢而且是比我家土地还要多的大地主。直到我2006年重返故乡时，老人们还问我，为什么你姐姐没有与和保结婚啊？弄得在一旁的姐夫非常尴尬。可见平头百姓还是没有那么高的“阶级”觉悟的。
迁往北京：1957年的春节，爸爸又回来了。而使全家感到惊喜的是，这次我们也要和爸爸一起走了，一起回北京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便激动得睡不着了。北京在哪里？北京有多大？我们是乘小火轮走吗？一系列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梦中缠绕着盘旋着，全家在县城的照相馆里留了影。因为过于兴奋，一到常州，原本体质就较弱的我便激动地病到了。记得乘火车那天下着小雨，爸爸是抱着我在雨中过天桥上了车的，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却还提着一些零碎东西，想起来是很惭愧的。到浦口，火车停了很长时间，那个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是要把火车开进轮船上，轮渡过江。在旅途上，我仍昏沉沉地发着轻烧，但仍然清醒着，还想着为什么两个哥哥没有一起来呢？而至今还特别清楚地记得一个解放军叔叔抱着我，还被我吐了一身而无怨。全家是在第三天的凌晨到的北京，是在前门车站下的车。那是1957年初，春节刚过，天上还飘着细碎的小雪，正是春寒料峭时节，而我的烧也忽然退了，头脑也清醒了，我又开始激动起来。经过天安门，在南池子的一间屋子里住了两天，然后就在永定门外纺织工业部的几排红砖房子里住了下来。这是我北京的家了！一切都是新鲜的！自此童年结束了！我的枫红雪白的少年时代开始了！
现在想起来，村里、镇里、县里能毫无阻拦地放行，也证明了父母为人的善良与厚道和当时政策的相对宽松。我的命运也由此转折。


http://lushuning.blogchina.com/3056060.html


第二章枫红雪白少年乡(1)



  ● 枫红雪白少年乡（1）
严教：我是十岁到北京的，在永定门外的小七圣庙小学上三年级，已是下半学期了。因为时间不长，已没有太多的记忆。只记得有一个姓童的孩子总是欺负我，可能因为我是乡下来的吧，而且一口的金坛土话。父亲对我说，咱们不欺负别人，但也不允许别人欺负。可是胆小怯弱的我从小就没有打过架，是不敢也不知如何回手的，只能躲着忍着，而且再不敢告诉家里。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最遗憾的是自己缺乏一点野性，这是与天性和父亲的教育有关的。
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对我们的家庭教育是很严厉的，扫地、洗碗、倒垃圾，每周还要大扫除，所以每到星期天，我们就早早地起床了，马上主动地把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整理得有条不紊，还钻进床铺下去打扫。爸爸一再强调，凡做事就必须认真，决不允许马马虎虎，否则不如不做。家里的东西也一定要放在指定的地方，比如笤帚、抹布、垃圾铲等等，如果他要用时找不到就会发火。扫除完我和弟弟就穿过城门（那个时候永定门城楼和相连接的城墙还没有拆毁，现在又重建了，但围起来，不得通行）到城里去买五毛钱的肉，算是改善伙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擀面、切面和做简单的饭菜。晚上全家去陶然亭公园，我和弟弟总是跑在前面，翻过城墙钻过篱笆在公园的椅子上躺着等爸爸妈妈和姐姐，爸爸爱唱京戏爱跳舞，就和妈妈一起在露天剧场里跳舞，我们则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
“是不及而非过之”：爸爸对我们的严格要求还远不止此，走路要快，坐姿要正，站立要直，必须达到“行如风、坐如钟、立如松”。就是吃饭睡觉也要求“食不言、寝不语”，甚至如何拿筷子如何夹菜，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就因为拿筷子不规范而让我用筷子夹碗里的黄豆的办法，才纠正过来。还有礼貌，一、不许粗口，讲话决不许带脏字，包括“国骂”；二、要叫人，除了起床后、从外面回家要叫爸妈，哪怕是不认识的，只要比自己大的，都要叫“伯父”“伯母”“叔叔”“阿姨”，接受了别人的服务一定要说“谢谢您”；三、当大人唤你时，不许用“嗯”来回应，而必须说“欸”，看对方时要抬起头，不能翘起眉，以表示对人的尊重；四、要学会轻声轻语，不要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这一点父亲对我尤其再三叮咛；五、要乐于助人，不要怕吃亏。总之父亲是要我们从小就在各方面养成良好的习惯，成为一个懂礼知节有教养的人。尤其是，为人做事要诚实，说谎是父亲最不能容忍的。每学期都要在陶然亭公园开一次家庭会议，五个子女谈自己的进步、不足和努力方向，由大哥作详细的记录。他的那种“旧知识分子”的儒式教育，对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他要求我们：必须为人正直要有怜悯之心，要有为人民为国家的远大理想，否则再有成就也算不上是高尚的人；二是要刻苦读书，没有知识什么都是空的。正是这两点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和命运。
我清楚地记得，初中的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念了我的作文，下课后对我说，你对父亲的严厉是不是写得太过了，我回答说，不是太过而是有所不及。我甚至坦白地告诉老师，对父亲的这些过于苛刻的要求是不那么习惯甚至有点逆反的。直到长大成人以后，才理解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父亲对我的影响已根植于我的心灵之中，就此常于梦中相见的父亲也可以瞑目了吧。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我的一生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是却没有辜负他对我的期许和希望。
寿长街：1958年春夏之际，我们由崇文区永定门外的简易平房，搬到了宣武区永安路寿长街二条的一座四合院里，在这里我们一直住了近五十年。这个四合院是1949年前的一个大户人家盖的两座院子之一，西面的一座较小，由原来的主人住着，记得这家人姓孟，一个男孩两个女孩，他（她）们的气质与他人完全不同，文雅端庄秀气，后来被勒令搬到三条低矮茅屋里，不知他们是怎样度过那苦难的日子的。东面的一座较大的看来是被没收或赎买了，成了纺织工业部的宿舍。那是一个俩进半的典型的北京特有的四合院，大院的门很大，门前立着两个石狮子（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得面目全非），从两扇黑厚的院门进去是一个宽大的门厅，厅东是一间约四五平方米的厨房，正北是影壁，影壁的东面有一小门，里面是安装着抽水马桶的厕所，向西就是前院了，两套房共四间。前后院是用一堵墙隔开的，中间是牌楼式的一个门，里面的院子很大，正北和东西房各是四间，北房的东侧盖了一间不大的侧房，在侧房的东面是又一个较大的厕所，向北是一排低矮的达十间的陋室，估计是用来储存杂物或给下人住的。我们来时，整个院子还基本是空置的，父亲却选择了南院靠西的两间，旁边还有一个两间大的雨棚，可以作厨房用。听妈妈讲是为了图清静，也是父亲自知之明的处事低调。后来不断地有人搬进，不久西房被拆掉，盖了鸽子笼式的楼房，至今尚存，前后院的墙也被拆除，再后来就人满为患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院子里搭满了地震棚并成了永久性的建筑，当做各家的厨房，那个时侯连厕所也被改建为住房了。因为人口膨胀，因为忙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根本无心也无力于搞建设，一个好好的四合院就被折腾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这是北京也是全国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和写照。
整个寿长街除了这个四合院外，其它都是狭窄低矮的一排排土房，我在看都梁的《风烟北平》时才知道，这里在1949年前是北京最下等的妓院。至今这些房子还稳如泰山地存在着。
险去芭蕾舞学校：我转学过来的学校是禄长街小学，已经是四年级了。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姓穆，名字忘记了。五、六年级的班主任是个叫姜佩龙的数学老师，个子高高的，魁梧健壮，声音洪亮，写得一笔好字，我的开始练字就是受他的影响。
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做早操，同学们好奇地发现体操台上站着一些陌生的人，有的还很年轻漂亮，专心地注视着我们。后来才知道是谨离我家数百米之远的太平街的芭蕾舞学校到各校来选“苗子”的，而且偏偏选中了我。父亲是传统的“唯有读书高”观念的信奉坚守者，虽然那个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比较困窘，父亲一个人八、九十元的工资要负担五个孩子的读书费用，大哥二哥还在金坛县城读中学，花费就更多一些，如果我去了舞蹈学校是免交学费的，但还是决定不让去舞蹈学校，继续读书。穆老师很喜欢我，也乐得我不去。现在想起来，这个决定，对我今后以至一生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1957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首先从文化教育界开刀的，凡是“不幸”而从事此类事业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在近三十余年的惨烈斗争中，有几个能得以幸存？更何况我这样的地主“狗崽子”“历史反革命”的后代了！冥冥之中我逃过了一劫。
“早恋”：我在童年以至少年时期，是非常腼腆、怯弱，同时又很敏感易于激动的孩子。五年级的时候，转来了一个女孩子，也是从南方来的，叫刘星明。她的活泼开朗，她的直率天真，她的无拘无束，她的无忧无虑，她的聪明任性，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以后也再没有见过。她有一张生动的脸一张更生动的嘴，上课总要抢着发言，一旦站起来，不仅声音像铃声一样悦耳，你会发觉和感到她的全身的细胞就都活跃起来了，就都与她的脸一样笑起来了。整个课堂也丝乎因为她而处处布满了笑意布满了快乐。对于像我这样腼腆甚至有些木讷的人，她便像一颗跳跃着飞舞着欢笑着的种子播撒进了我的心里，吸引着我激动着我。而巧的是，我和她还有一个叫周玺的分在了一个学习小组，轮流在三人的家里学习作业。班里有一个舞蹈队，跳《采茶扑蝶舞》，每次在班里、学校和外出演出，是必备的节目。扮演扑蝶的男生，原来是田琪琨，不知为什么，我来了以后，却非让我演不可。我是极不情愿的，因为我不爱也不会跳舞。笨手笨脚，动作拙劣得像一个痴呆儿。而且在以后我的一生中，都没有丝毫的改变与进步。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尴尬与无奈，而她们却毫不理会，刘星明还一再地鼓动我，甚至手把手地教我这个不成器的“蠢才”。但因为有她在，因为有她的把教，我也就高兴地勉为其难了。小学毕业以后，她如愿地考上了师大附中，而我却没有考上清华附中，而是上了离师大附中不远的区重点四十三中，再也见不到她，是很失落。只盼着在游行集会时能偶尔看到她的身影。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考高中时考上师大附中的原因之一，没想到的是，待我考上了师大附中时，她却遗憾地上了一所中专学校。文革中，听说她参加了北京市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我还试图给她去了一封信，她也回信于我。自此就音讯断绝，天各一方了。而我还不时地会梦到她，在梦中听到她快乐爽朗的笑声。
如果说这是一种“早恋”，也许是有点勉强的。这与其说是“早恋”，不如说是一种性格互补的吸引，一种对生命的率真快乐的倾慕，一种对勃勃活力的迷恋和向往。
十年队庆：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大庆。这一天，父亲带我们三个孩子在纺织工业部大楼上（纺织工业部在长安街上，离天安门距离约两公里许。现在已撤部改会）观看盛大的阅兵式和各式的游行大典。那一晚我又激动得几乎一夜未眠，我为祖国的强大而骄傲，为能够看到这样的胜景而自豪，油然而生的便是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也正是在这一年，也是少先队建队十周年，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召开庆祝大会，我居然以市优秀少先队员被选中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莫大的光荣与荣誉。一个从乡下来的朦胧不晓世事的少年，怎么就竟然会获得如此的庆幸呢？这一天我们宣武区的少先队员先在一个地方集合，然后排队进入庄严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会上好像是北京市市长彭真讲了话，鼓励我们为祖国的强盛而努力学习，尤其让我激动的是，他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热血奋张的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我的亲爱的祖国。会上还给参加大会的每个人发了面包、饼干和一个苹果。我没有自吃，把它带回了家，让全家人共享我的快乐。我在1969年3月11日的日记中记叙了这件事：“------ 我的童年是在春光明媚的鱼米之乡度过的。离开她时流了泪，虽然还很小。我的童年是在夸奖声中在严父、慈母的教育下幸福地度过的，我和自己的祖国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庆祝了少先队的十年大庆。------”（《劫灰残编》第46-47页，下述引文仅标注页码）。但可以说，当时我为什么被评选上优秀少先队员，是懵懵懂懂的，就是在以后对所谓荣誉也一直没有太多的自我意识。


http://lushuning.blogchina.com/3057475.html



   枫红雪白少年乡（2）
劣迹之一：在寿长街小学，不知为什么从班主任到校长都是很喜欢信任我的。有时校长会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取东西，而我居然利用这样的机会偷偷地拿了或者说是偷了一个小小的日记本，自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尤其让我至今汗颜的是，曾把1949年前爸爸给家里每个人一份的银勺银筷偷拿了一对去卖，到现在也无人知晓。它们像一块黑黑的斑点，一直刻印在我的记忆里，刻印在我的心中。这是永远抹不掉的耻辱。还记得在四十三中上初中的时候，一次打乒乓球，上课铃响了，我把一块遗落的乒乓球板拿回了教室，下课后又拿了出来。那天放学的路上我便听几个同学悄悄地议论我，说我是三只手，也就是小偷的意思，我感到很冤枉，但想到那个小小的日记本，我就默然了，而且心中隐隐地作痛，默默地愧疚地走在这些同学的后面，没有怨怼也没有辩解。
劣迹之二：那时学习是没有什么负担的。除了读课外书，其它时间就是玩耍玩耍再玩耍。弹球、拍洋画、掀三角（用烟盒折成三角状，在地下拍，能被掀起的为胜）、滚铁环、粘蜻蜓、逗蟋蟀，还偷偷溜进陶然亭、天坛、中山公园打鸟、吊转盘。在永定门外住时，我和弟弟，把石头放在铁轨上，然后趴在路边看着火车压过去，被巡路员抓住训了一顿，还通知了家长。为了做一个又大又结实的铁环，我和弟弟到附近的工地上偷拿铁条，结果也被抓个正着，他们以为我们是偷去卖钱的，让母亲把我们哥儿俩接回去的。而最让父母生气的是，为了能够去陶然亭游泳池游泳，谎称是学校要交什么钱，被发现后，父亲大怒，在父亲的眼里，什么都可以容忍唯有撒谎骗人是不可饶恕的，这属于品行上的劣迹。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无论事情大小绝不讲假话。像父亲一再要求的那样做一个诚实的人，牢守作人的这条起码底线。
劣迹之三：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想起来还脸红。1960年以后，鱼、肉、蛋等一系列副食品已日渐稀少，而当时又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每天最难耐的感受就是一个字“饿”，哪怕是春节，餐桌上也可怜得很，唯一的一碗诱人的红烧肉，每人也只能吃两块，就“自觉”地再不敢染指了。有一次，提前放了学，妈妈在街道厂里还没有下班，我就偷偷地做了几块面饼，把不舍得吃完的藏到了专用的抽屉里，以备慢慢享用，却被妈妈发现了。母亲没有过分地斥责我，我只记得妈妈的眼光含着责备更充满了怜惜和无奈。在这样的眼光下，我决心不止不再做这样让大人痛心的事，而且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母亲。而且我做到了，这是后话。为什么吃不饱？当时是想也没有想过的，只是听老师们讲，是“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造成的。一直到去山西上山下乡以后，才明白了一些个中的缘由，而真正的起因是直到二十年以后才知道那其实是“人祸”，也才知道当我挨饿的时候，正有几千万人活活地被饿死了，那是怎样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历史大悲剧啊！只有“伟大”的人才能“创造”这样“伟大”的悲剧吧？！
劣迹之四：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正准备上学，忽然一个裹着棉猴的孩子窜了进来，一边喊着：麻啧（弟弟在家乡的小名叫“毛阿子”北京人听成了“麻子”）我刚溜车回来。弟弟和他出去不久，爸爸就让我叫他回来，询问了这个孩子的学习等情况，就要弟弟不许再和这个孩子多往来。而我却被他的“蹭车”吸引了，于是精心制作了一张假月票，居然蹭车顺利无阻，但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不久就放弃了，仍然顶着刺骨的寒风步行。但也不能不说为我后来的蹭车截车积累了第一次经验。   
劣迹之五：小学时，班里的所谓‘差生’常因为去天桥玩耍而迟到。为好奇心所趋，一天我也直奔离禄长街小学只有不足半里的天桥而去，耍猴的、变戏法的、唱大鼓的、说评书的、拉洋片、观西洋镜的---，真是看不胜看听不胜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站脚助威，您那”整整一下午，我就是“站脚助威”，早把上学丢到了爪哇国。可惜，这一百姓喜见乐闻有至少上百年之久的“景观”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取缔了（在叶广芩《状元媒》一书中有所回忆描述）。初一，又迷上了电影，有一点零花钱就去大栅栏、劝业场、中华、天桥、大观楼等电影院去看电影，没有钱了就检烟头卖了去看，后来我观察收票的情况，发现了诀窍：刚开演时是收票人最放松的，我便急匆匆地往里赶，居然屡试不爽。这让我想起还只有大约五岁的时候，一次去金坛县城，突然听到喧闹的锣鼓声，便跑进去，第一次看了无票戏。不久，我因痴迷于电影而晚归甚至旷课，被爸爸发现了，自然挨了痛训。也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对电影再无兴趣。也正因为此，我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就能完全理解学生的所谓贪玩，而且提出不会玩的学生就不会学习。
沉迷于“科幻、童话”：小升初没有考上清华附中，我是有些失落的。主要是不能住校了，失去了一个独立生活的机会。只能去，以数学好而著称的区重点四十三中，离家也比较近。我所在的班级是个男生班（全校只有两个男生班）。初一我是很淘气的，不再是个乖孩子。上课不听讲，偷偷地看课外书，老师一走近就把书扔在地下。我的大量的读课外书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的。宣武区图书馆在韩家潭附近，我在那里办了一个借书证，每次可以借很多本。我常常是一捆一摞地往家里搬，那些描写战争的长篇小说如《敌后武工队》《铁道武工队》《烈火金刚》《迎春花》等等几乎都读遍了，记得还给妈妈推荐，母亲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读了厚厚的《烈火金刚》，而且非常投入，以至会忘了给我们做饭。特别让我沉迷的是科幻小说，如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另外就是童话故事，这些书几乎占尽了我所有课外时间，而且从此把读书作为我的第一爱好，第一快乐。到了初中就把读书的目标转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东周列国志》，还有苏联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如《卓雅与苏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还有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这些书把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让我沉迷期间。书中的美、丑、恶、善，书中的曲折跌宕的情节，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无不使我或悲或愤或激情洋溢或掩卷而叹。这些书如夜雨如海波如晨曦滋润着我丰富着我改变着我。书中的那些美妙的描写动人的词句精炼的成语，我会默默地记诵，并在言谈、作文中加以利用（在用中记这是记忆的最好方法）。所以虽然我上语文课时是不注意听讲的（到高中以至大学都是如此），但几乎每次作文，都被作为范文在课堂里评讲。我的语言与书写的表达能力就是这样在读书中逐步得到提高的。
姐姐告状：上课不听讲，铃声一响，还未待老师离开，我就会飞快地冲出去抢占乒乓球台，那个时候是容国团、庄则栋为国争光，全国掀起乒乓球热的狂潮的时候，课下打乒乓球成了我们学生的最爱。自习时我也很快把作业做完后，就开始随便讲话甚至打闹。我的这些表现，学校到还没有太大的反映，因为我的成绩除了画画课是3分外（那时是5分制），其它均属上等。但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高年级学生把我的这些劣迹告诉了我的姐姐，而姐姐又向爸爸告了状，这下我可就惨了，于是光检讨就写了足足一摞，父亲全把它存放在他的那个黑色的皮包里，厉声告诉我，什么时候改了才会当面把它烧掉。
我对父亲的严厉是没什么怨言的，因为他从来就是这样处处事事严格要求我们，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志向胸怀有知识文化的人。但却因姐姐背着我告状，而暗地里称姐姐是“叛徒”“特务”，还给她起了一个“懒馋猫”的雅号（“猫”是指爱哭掉猫泪），以对应她给我起的绰号“鸡猪胡”。
入团—父亲的贺信：到了初二我开始要求进步，起因是每次回家，我和一个叫董宏林的一路，他是个工农子弟，淳厚朴实，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回家的路上，他推着车和我一边走一边谈心，有时还教我骑车，我的骑自行车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1962年6月9日，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仪式是在操场上举行的，董宏林、郭学孟（他后来考上了四中）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当时我是非常激动的，甚至有头昏目眩的感觉，这是没有丝毫夸张的。入团对于我而言，就是加入了革命队伍，而革命是神圣的。那个时侯父亲已从纺织工业部下放到金坛县，正等待分配工作。当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他时，兴奋的父亲马上回信表示了祝贺，他在信中说：“------我亲爱的优秀的孩子，祝贺你，衷心热烈祝贺你在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思想政治上、品行上、学业上取得显著的优越的成绩和进步。我完全了解你，也完全信任你，你在青年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取得了打下了如此良好的基础，你在这不到一年的短短时期里已经恢复了你在初小毕业前的优良表现，而且已经进一步提高有了发展，超过那个值得自豪的时期。今后你一定能在党和团的教育，老师的指导，同学的帮助下，自己格外发奋努力，孜孜不倦一心一意争取更大的进步，向光明幸福的革命大道上朝气勃勃地大踏步地前进。决不会辜负党和团，人民和父母的教育、培养与期望。作一个出色的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幸福有卓越贡献的人！！！把这封信保存起来，经常看看，从中汲取活力、鼓励与教育，并以之来检察自己今后进取的成果是否满意。如果把这封信作为纪念也是有价值的。祝亲爱的孩子胜利进步永远大踏步胜利前进！在不过长的时期里争取成为一个更光荣的共产党员。”
“鸡猪胡”：我是个看似文静懦弱的人，但其实很容易发怒，为一点小事就像斗鸡一样脸红脖子粗。姐姐和弟弟就给我起了“鸡猪胡”这个外号，其中“猪” 是我的属相，“胡”是指我开始长了恼人的一点小胡子，而且有吹胡子瞪眼的意味。这一点父亲是最清楚的，也是他最忧心的。在祝贺我光荣入团的信中，也一再谆谆地引导我，要我学会稳重温和，有开阔的心胸。他在上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要有伟大崇高的理想和抱负，不要把自己当作一般水平看待，就是说把自己提高些。---要时时注意培养自己的气量，决不能胸怀狭窄，一点东西容不得、忍不住、熬不过（当然这仅仅是指非原则性的事，如别人讨了自己的便宜，吃的用的东西吃了些亏，受了别人不应有的闲话或不经意的轻微的侮辱，受到一些委屈等都不要去计较）
总之要气量大。还要注意表情态度，言谈行动处处给人以好印像。要学习好作风要有风度。要沉静不易生气不发脾气（这一点我也正在努力克制）温和、愉快、稳重。--那你将成为最优秀的第一流的少见的别人无法赶上的最好最受欢迎的青少年。努力吧，孩子！我相信你一定逐步作到。因为你具备条件，问题只是你能认识到而且能下决心去学去实践！”我的这个毛病至今没有完全治愈，可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体弱易病：我从小身体是比较弱的，除了容易感冒外，最恼人的是经常性地头疼。这与我爱激动嗜书如命和凡事喜欢思考有关，以至在初二的时候有一段曾经“免体”（就是免于上体育课）。
父亲在1963年9月初24日的来信中就特别提到这一点，他在信中说：“开学已快一个月，想你们早积极投入辛勤的学习中了。过了国庆节学习可能更紧张、要求更高，是不是？
---我想你们在暑假全家举行的家庭会议中汲取的教益还没有忘记罢！这会议给你们的表扬、鼓励、批评和要求应该经常回忆回忆，作为自己努力争取进步的一面镜子。---叔宁要经常注意脑力的保养，决不能用得过度，要善于调节自己的精神，注意身体锻炼。这方面的利害关系你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不用我再罗嗦了。------”
妈妈的“违约”：中考期间忽发高烧，每天要去友谊医院打针。没想到中考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如愿以偿地被师大附中录取。那个时侯我和妈妈曾有一个约定，如果我考取了师大附中，妈妈就给我买一个帆布书包，但那时父亲已经下放，大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二哥在念师范，姐姐、弟弟也都在上学，经济上是非常拮据的。母亲被迫食言，我仍然高高兴兴地背着妈妈缝制的书袋去师大附中报到了。而且一路上春风得意，因为那个时侯能考上当时在北京数一数二的师大附中，周围的人都会投来倾慕的眼光。
在师大附中的五年（其中两年是文革），对我一生的成长是有重要意义的。无论是在学识上，精神面貌上，身体健康上，以至性格的形成上，都打下来良好的基础。学校的校长叫刘超，是抗大毕业的老革命，北京市委委员，这在中学校长中是少有的。他的教育理念是全面的素质培养，他的口号是七减一大于七。下午第三节课全校学生都要到操场锻炼，读书时静如处子，操场上生龙活虎是他的口号。他还提倡自学能力的培养，上课允许不听课，允许学生到阅览室自学。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刘校长还特别强调学生要参加社会实践和体力劳动，短期是到附近的工厂，而每学年要有近两周的时间去农村参加劳动，我们这个年级就分别去过丰台区的良乡和昌平县的南口。而且采取了军队式的编制，每个年级是一个连，每个班是一个排，一边劳动一边进行军事训练，还在晚上进行过“拉练”，即到山上急行军。白天劳动晚上行军是很累很累的，但大家都兴致很高，没有一个人叫苦。印象最深的是，在南口那一次，是1964年10月4日，我们是在劳动工地上听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的，大家兴奋之极，欢呼着跳跃着互相拥抱着。那种爱国之情使我们青春的热情飞扬、热血沸腾起来。我那时是排长，同学们戏称为“卢排”，所以无论是挑土推车还是军事训练都处处走在前面，似乎有用不完的劲。只可惜在实弹演习时，我的枪法糟糕得难以启齿。连靶子都没有碰上，子弹载着我的激情不知飞向哪里去了。
获数学竞赛奖：高一的时候，几个重点中学举行了一次数学竞赛，我也参加了。但没有抱获奖的希望，所以发奖大会我没有去参加，而是和李时民一起去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里“寻宝”，那里的书非常便宜，是很适合我们这些口袋瘪瘪，书欲却饱饱的学生的。我想购买的书主要是鲁迅的小说、杂文集，也买一些提高性的数学专题小册子。记得在回来的路上，李时民指着偶尔从身边驶过的小轿车说，咱们以后就是坐这个的。我很不在意甚至有点茫然。这些我是从来没有去想过的，以至在我今后的一生中也很少去为此动脑筋去烦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是个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投闲置散的人。没想到第二天到校，我的桌上却摆着奖状奖品和一个北京市数学小组的证书，我自然很高兴，获奖的事，我没有告诉家里，父亲是从北京日报上得知的。这些桌上摆放的东西启动和引发我对数学的热爱与沉迷。在此之前，除了爱读课外书，我的各门功课都比较均衡，没有专注于某一科。而从此数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成了我快乐的倾注地。
被埋葬的华罗庚之梦：利用高一暑假，我基本把高中的数学课程都自学完了。所以数学课上，我就不再听讲，而是大量地钻研竞赛题，上语文课时也做数学习题。星期天则去王府井北面的中苏友好馆参加北京市数学小组的活动，华罗庚、苏步青等专家也时常来给我们上课。课后发给我们大量的讲义和习题。这个北京市的数学小组是为每年高三学生参加的全国数学竞赛服务的，目的是培养和选拔数学高材生，然后直接送入高等学府。我在高二的时候，对我特别器重的也是我格外尊重的李宝芬老师就把当年的竞赛试卷拿给我作，第二试一共四道题，我居然作出了第一和第四题。李老师非常吃惊，因为第四题数学教研组所有老师都还没有做出来。他对我说，应当让你也去参加比赛，是至少可以拿到第二名的。听老师讲，这次竞赛最高分是八十几分，令出题的华罗庚惊喜异常，把自己的手稿赠送给了这位学生。这便更激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和信心。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华罗庚和父亲有同乡之谊，还是初中时的同学和朋友，刚到北京的时候全家还一起去拜访了他。我就在暗地里下决心成为华罗庚的弟子，也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数学家。为此我苦研了几乎所有的由数学家编写的每本壹两毛钱的《数学小丛书》。还在西单旧书店里搜罗了全国各省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竞赛试题。当时我的感受是，题目越难我就越兴奋，常常为一道题而废寝忘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市数学小组还曾给我来过通知，要求我去参加那里的批判会，我自然没有去参加。但那个时侯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数学梦想”，已经被这场“革命”这场“浩劫”彻底埋葬了。但我对数学的感情，数学与我的特有的缘分，却一直陪伴着我。无论是在山西插队的艰难岁月里，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数学的大梦已经破碎，但数学在其严密的逻辑思维上，在其对世界的理智的认识上，所给予我的智慧、分辨能力，使我得以超脱甚嚣尘上的“革命”纷扰、规避庸碌的利害得失，在数学的遗梦和文字的求索中，获得人生真实的别样的趣味和快乐。


http://lushuning.blogchina.com/3063808.html


枫红雪白少年乡（3）



“骄、娇”二气：师大附中是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女为主的市重点学校。因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毛语），所以思想革命化、思想改造也自然成了我们的必修之课。每次集中性的思想改造活动是结合下乡劳动进行的，在学校时则以班级为主，然后在年级和全校的大会上作总结性的典型发言。刘超校长一直把思想革命化的重点放在干部子弟身上，集中批判“骄、娇”二气。因为这些人的特殊家庭背景，都不同程度地傲视于人，自以为是天潢贵胄，有的人则在生活上特殊化，娇气十足。正是在这样的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的大会上，我们才知道了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儿子朱德的孙子以及陈伯达的女儿等是我们的校友，在我们学校部长级的子女就算是普通的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的发言都是比较衷恳的，得到了大家的掌声和认可。我所在的（3）班，干部子弟不算多，有一个其父亲是冶金部部副部长，另几个是北京军区的，大家相处融洽。从班干部的遴选就可以看出，高一时的班长胡季平，团支书王克恕，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而分别转到葛洲坝和南昌，高二补选我就以全票当上了班长，团支书是干部子弟（她父亲是做什么的至今也不清楚）廖玉珍。出身优劣的歧视在那个时候我是感觉不到的，而是以品性、能力、成绩为主要标准。对思想革命化对做好革命接班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认同的，而且都积极地真心地努力改造自己。
厌恶虚伪：在学习雷锋，靠拢组织，积极进取的各项活动中，我唯一反感的是“作假”。比如争取入团的过程中，有一个女生，叫LBZ，每天一大早就来扫地、开窗、擦玻璃，积极汇报思想，我认为这个人虚假得很，所以在讨论她的入团问题的支部会上，我是反对的，但没有用。果真入团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那“积极”的身影了。还有一个叫韩忠的，那时和我坐在一起，他让我作他的入团介绍人，他总是把他的日记本摊开放在靠近我一侧的课桌上，日记中记满了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学毛著心得以及自己的决心等等，我不堪其烦，甚为反感，团支部几次打算发展他，但均被我回绝了。现在想起来，我是很后悔的，觉得对不起他，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老实人，是当时的形势使他不能不这样做。与此相反的是，高一的时候，我和范光义是同桌，他的父亲好像是个司局级干部。他是个不拘小节的散漫的人，喜欢物理，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做数学，他做物理。他讲话直来直去，往往因不留情面而得罪于人。我们两个性格相投不喜受约束，所以在不少人持异议的情况下，我作为介绍人力争他入了团。文革初起时，我还因为他而被“隔离”被光荣地孤立。
“反动学生”：海尔默西斯：还有一个叫李时民的，他是回民，伊斯兰的教名为“海尔默西斯”，父亲是被镇压的。他瘦弱不彰，孤僻而又桀骜不驯，极聪明，尤喜数学。他曾向我讲过，除了我他是什么人也看不起的。到了高三，作为班里的几乎是最后一个落后分子，也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我是他的介绍人，在和我谈心的时候，向我坦陈了他“反动”家庭的背景，甚至他曾经产生过的“反动”思想也直述无遗。把这些都向支部作了汇报，他能坦承自己的内心思想，说明他是相信组织的。没有想到的是，在不久以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这些思想汇报居然成了他思想反动的证据，而且据此把他定为“反动学生”。这是我完全不能理解而且反对的。到了沁县插队以后，他分在沁县最大的一个知青点段柳公社长胜大队，由于极左思潮的横行，受“工宣队”交代的影响，长胜大队的知青（大部分是师大附中的学生）起初也误把他作为反动学生对待，那个大队的百姓还是很同情李时民的，为照顾他的身体，就让他每天挑担到县城卖菜。我到广播站工作以后，他中午就经常在我那里或丁振刚处吃饭。后来他转回了北京，不久就因心脏病发作而过早地去世了。一个背着“反动家庭”出身和“反动学生”两重重荷，与人无争，聪明而又抱负不凡的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掉了。这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无数牺牲品中的一个，在专制独裁的国度里，人命如蚁，如草芥灰尘，不知他们的死会否给后人以警醒，否则他们的灵魂是不会安息的。
一个只会说实话的人：高三的时候，一个叫俞瑚的也递交了入团申请书，而且也要我作他的介绍人。我问他，为什么要求入团？他的回答令人吃惊，“我也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申请，我也就申请了”。正是这样的完全有别于他人的回答，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且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因为他的回答让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实的不会说假话的人，这在当时的环境气氛中是罕有而难能可贵。他在班里是极不起眼的甚至似乎是不知其存在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但正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无声无息的人，是骚乱、动荡、浮躁社会的“安定器”和希望，他们看着、听着，不迎合不卷入，却也不乏自己的看法与思想，不乏自己的判断与认定。当文革初期，我从班里的“主流”里孤独地出走，像俞瑚这样的人便成了我的朋友与知己，成了像亲兄弟一样的亲友，而且一生如斯。真乃吾之幸也，吾之福也！
《怎样当好班长？》：当班长的经历，对我性格的形成和某种程度的改变是很关键的。我的性格从小是腼腆的柔弱的，只沉浸于书中的世界和幻想中，不喜于与外界外人接触和沟通。而作为班长则要了解同学们的想法，一要与班主任联系，二要与班里的其他班委以及团支部的各委员交流，共同努力把班集体搞好。那个时侯，政治活动（学雷锋、学毛著、忆苦思甜等等）多体育活动多。我是讨厌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所谓学习、谈心、表态的，因为我认为这里面充满了虚假。所以我是以组织各种实实在在的活动为主，比如我要求全班同学每天早上各自从家里跑到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纪念碑，然后才可以骑车或坐车回到学校，既突出了政治，又锻炼了身体。我还组织全班同学以军事的班（即小组）为单位，步行到军事博物馆，一路上还要进行卧倒、匍匐前进、侦查等军事训练。既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又活泼有趣。因为我是班长，自然要处处带头，所以无论是翻墙、爬绳、跨沟、列队训练都要做好做到位，正是这样的高强度的训练，锻炼了我的体质，培养了我的耐力、意志和毅力。我的身体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易病头痛也全然消失了，且一生保持了健康强健的体魄和昂扬勃勃的精神。记得有一天午睡的时候，大哥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你作班长的体会写一篇文章投给北京日报呢。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怎样当好班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的文章，第一次也几乎是最后一次投了稿。没想到果真被北京日报采用了，而且恰恰是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获得这个消息的，因此那一天对我而言是双喜临门。
畸形的革命警惕性：到了高三，在紧张的学习备课中，我们对毛主席的热爱也达到了高峰。那时，从操场上锻炼回来，我们都要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高唱革命歌曲，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来抒发我们的激情。这种感情是那么真挚那么朴实，我们打心眼儿里认为我们的党我们的毛主席是最伟大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有一幅《中国青年》杂志送赠的毛、刘、周、朱、陈、林、邓在一起交谈的照片，他们之间是那么亲热那么和谐，象征着我们的党是那么团结。同时，我们在收听和学习《九评》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充满义愤，对苏联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可以说是同仇敌忾。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革命激情高昂，政治氛围极浓的情况下，我开始大量阅读有关政治性书籍，如柯切托夫的的长篇小说《叶尓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以及南斯拉夫前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新阶级》等。它所给予我的启示就是“野心家”的阴谋奸诈，托洛斯基、阿尔连采夫（叶尓绍夫兄弟一书中的主人公）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那个时侯我和范光义甚至暗中把班里的一个成天阴沉着脸披着军大衣的军干子弟当做“阿、托”（阿尔连采夫与托洛斯基的简称），可见当时是多么幼稚多么的可笑而又是多么地怀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而这种畸形的革命警惕性也曾使我疑神疑鬼地怀疑院里的王大爷是不是特务，他没有工作却很有钱，戴一副金边眼镜，一天我趁他家里无人，就偷偷进屋查找“罪证”，结果在一个本子里看到一张裸体照片，吓得奔窜而逃。可见革命性之低劣。这个王大爷49年前是一个法国银行白领，当“城头变幻大王旗”法国银行临撤走时给了他一笔钱，他就退居家中，低调地不涉世事地做起了寓公，并因而幸运地逃过了一次次的劫难。一直同情母亲，并给以了不少帮助。
喜爱上鲁迅：从高中开始，鲁迅的书几乎是我每天必读的，是我做数学竞赛题之外的第一大业余性“功课”。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孤独者》《祥林嫂》------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人。他们或被社会逼得疯狂癫痴(狂人)，或被贫困压榨得只有靠“精神胜利法”才能存活（阿Q），或成为专制礼教的活活的牺牲品（祥林嫂），或被贫困苦难压抑成了一个麻木的木头一样的奴隶（闰土），或在精神的极度苦闷中孤独而又难以求存的被遗弃者（魏连殳）。我常常因此而不忍卒读。同时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年代。1966年以后，尤其是到了山西沁县李家沟以后，我又反复地重读了鲁迅的这些让人沉下去的小说，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原来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的，于是我感到了莫名的极端的失望和悲哀，也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而鲁迅的杂文，那犀利如剑刃、尖刻如蜂刺、无情如毒汁的简练精粹的文章，几使我大汗淋漓，如坠渊底；他对几千年黑暗残酷的赤裸裸的剥噬、对虚伪的“欺与瞒”的绝对的厌恶和痛斥、对历史对现实的虚妄、无望、绝望，以至在绝望中奋力以求的渺茫，震撼着我的心灵。我还只是在感受，感受鲁迅的痛苦，但还不能够完全理解。但对虚伪的决绝，让我获得了一点起码的辨识力，这是一块最重要的基石，也是我认识人生辨别是非的重要标准。


http://lushuning.blogchina.com/3067284.html


第三章：狂风骤起校园乱（1）



   ● 狂风骤起校园乱
山雨欲来：正在进入高考的最后准备阶段，校园已经不平静了。1965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犹如一颗深水炸弹，震撼着我们。读报、听广播成了比复习还重要的每日功课，大家互相谈论着争吵着。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改变我们每个人命运，颠覆中华民族的风暴、劫难就要来临。当时的北京犹如一个巨大的戏台，紧锣密鼓，雷声阵阵，剧情不断变换，演员轮换粉墨登场。从1966年一月到五月十六日，先是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倒了，接着是“彭、罗、陆、杨”一朝倾覆。而以江青、陈伯达、康生为首的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登上了历史舞台。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当时听这一篇文章时，我只记住了一句话，“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好像是引用马克思的话）。因为后来十年的历史正证实了这一句话，而且比古今中外的任何时候都要残酷都要暴虐，这也许是当时的作者没有想到的吧！这篇社论的发表犹如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使原本平静有序的北京成了“无法无天”的血腥世界。在这场“‘搅得周天寒彻’的革命中，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的沉渣泛起，血缘文化泛滥一时，并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标识。一些青少年学生堂而皇之地把“血统论”抬了出来，把中世纪的裹脚布当作革命的旗帜到处挥舞，形成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风暴。同时，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峰。“万寿无疆”的全民敬祝、“献忠心”的万众供奉、“誓死捍卫”的热血愚忠……这些都让人们看到皇权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被革命打倒的对象，又在革命中成了革命的膜拜物。旧时代的阴魂附体在革命后代身上，发作出了新时代的癫狂，践踏了人类文明价值。”（摘自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
两个老师的惊恐：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开始了。1966年6月初，中央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师大附中的是以勾德元为组长的团中央的一些人，在学校成立了工作组、革委会和各班核心小组的三级领导小组，代替了原来的党团领导系统。我是班里的核心小组成员之一，如何“革命”？革谁的命？没有人知道。在暴风初起之时，有一个镜头：那就是我的班主任陈复兴、政治老师董世鹏的惨白的脸色、慌乱的举止和极度恐怖的神情，使我不解。一直到下乡以后，以及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一直到，才知道了1949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尤其是“反右”，这个魔团谜底才得以解开：他们一定是经历过那一次次的以知识分子为斗争对象的整肃运动，是侥幸“漏网”而心有余悸的。所以当一场更大的来势更凶猛的运动扑面而来时，他们如惊弓之鸟，怎么能不颤栗不恐怖呢！
反工作组：六月二十号，高三（2）班以陈永康何芳芳为首的一部分学生贴出了名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矛头直对工作组，我们高三（3）班也马上响应。一场是反还是保工作组的争论在全校展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三楼召开的争论会上，因为工作组对反对者的定性是“反革命”，运动后期处理。一个高三(2)班的高而黑瘦的人居然跳到桌子上，“反戈一击”。我唯一的感觉是“可笑”。我是属于反工作组的，主要原因是工作组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学生，而且挑动学生批斗我尊敬的老师和校长。我还写了名为《非要颠倒黑白不可》的大字报支持声援陈永康、何芳芳，并积极参与辩论。这下吓坏了我的大哥，他不只在家里反对我，而且跑到学校试图阻止我的行动，要求我向工作组道歉“认罪”。我是理解大哥的，也知道他是因为父亲已经“自绝于人民”，再不想看到自己的弟弟在政治上“出事”了。而我那个时侯还没有学会“明哲保身”，我的性格是明知不可而非为之的倔强。
初尝被“孤立”的滋味：不知为什么，我们班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范光义。一天晚上，班里的几个人在徐赤裔家写了一篇大字报，结论是范是“主观反党”，起码也是“流氓”（班里的一个女生揭发他以帮助其提高思想为名对其骚扰）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叫李乃立的女生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在班里就展开了对范、卢、李的批判攻势，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逻辑”：要想整倒范就需先整倒卢与李，而要整倒卢与李，又必须先整倒范。我平生第一次被“孤立”起来。而且第一次尝到了被“孤立”后的寂寞。虽然我私下认为这种孤立是光荣的。范曾经跟我说，如果我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你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和你一起去劳改喽。在那个并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我、范、李在暗中交往。在那个大字报漫天、口沫横飞的日子里，我也因被孤立而稍许清醒了些，少了些盲目与冲动，多了些冷静与思考。
惊动最高层：师大附中的学生中，因为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弟相对较多，所以运动初期师大附中就成了刘少奇了解运动领导运动在中学的一个点（大学的点是清华大学，因为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涛在那里上学。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点）。不知刘平平回家是怎样向其父亲汇报学校反工作组的情况的，刘少奇找来包括刘平平在内的校“文革委员会”成员谈话说“出现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摘自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7页）。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刘居然把反工作组的后台定为我们班的牛德龙。牛德龙在班里是典型的“浪荡公子”，常常迟到早退，甚至不上课去看电影，成绩自然不算好。在我们的眼里是“自由主义”的落后分子。我是到高三时才对他有所了解的。因为座位挨在一起，平时常天南海北地聊天，发现他是很聪明有独立见解的，他的“奇貌”“奇行”，其实是桀骜不驯的外在表现。可能正因为此，才把他定性为“后台”吧。一般人可以不理解他，甚至曲解于他，但作为如此高级的中央领导也能看走了眼，我想一方面是汇报者之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刘是怎样按共产党传统的办法领导运动，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又不是他所理解的，因此作出了这样“奇怪”“可笑”的判断。
批斗牛德龙：那一天，揭露、批判的大会在三楼会议室召开。牛德龙用水冲洗了头，一步步缓慢地走进会议室，在“被批判”席上坐下，不管是工作组也好愤怒的学生也好，在他们声色俱厉的质问中，他始终一言不发，甚至连眼皮也不抬一抬，充满了冷静、默然和蔑视。从那一刻起，我服膺了，认定了他才是我一生可以交心敞怀的朋友与知己。
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曾在美国留学八年，回国后一直保持低调，其父亲不知什么原因，不再参加任何工作，少言寡语，但仍然阅读和查看英文书籍资料。母亲则在师范大学任图书馆学教授。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在牛德龙作为反工作组的“后台”被批斗以后，勒令在家检查反省，他也正乐得如此。记得我是早晨去的，他的母亲给我作了一碗米酒，还在里面打了一个荷包蛋。没想到我却满脸通红，竟有些醉眼朦胧了。也是自此我了解了自己的酒量。对此我曾有一首小诗“天生小酒人，微醉自沉沦。常怀羞惭意，无为涓滴红。”
我常常一个人到他那里去，尤其是在那一次“离经叛道”的谈话和决定书写“反动”传单后，就去得更勤了。他母亲是个慈眉善目的有教养的老人，经常嘱咐我一些要注意的问题，比如我的过于耿介过于喜怒好恶皆形于色的性格，这是我的那几个朋友也经常反复谆谆于我的。还比如，在我1967年底到1968年在学校给新招来的学生代课，就特别提醒我要注意与女生的关系，因为她老人家知道，女孩子是特别容易喜欢我的，这是除父母亲外，只有他们像父母一样关爱我，时时给我以教诲，令我至今仍感激铭刻于心。我们五人的开始学习英语也是德龙的父母两位老人看到我们每天百无聊赖，就向我们建议，并亲自为我们授课。他们说，不要文化，不读书的状况是绝不能长久的，只要学，就一定会有用的时候。所以一直到了沁县李家沟我也没有放弃，坚持学了下去。而牛德龙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自学起了中医，并在中药的鉴别上有所成就。
惊见殴打校长：自反工作组风波以后，我就不再是班里的核心小组成员，而且不允许我再参加班里的运动，作为“白专分子”让我一个人到学校食堂前的洗浴间里反省。我也乐得清闲，每天在学校食堂门前的浴室里“反省”、看书、抄中外民歌二百首，《赫鲁晓夫主义》《多余的话》就是在那里抄录的。期间有一件事令我震惊：一天的傍晚，我从无人看管的“反省禁闭”室里出来，经过校门口时，我被惊呆了，只见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分别站成两排，几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有几个是我认识的高级干部的子女（恕不点名，但愿他们已在心里为此做了忏悔，尽管她们也曾在这场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生死的折磨），她（他）们凶神恶煞般地抡着带铜头的皮鞭，轮流抽打着他们的老师和校长，而让我感动不已的是，校长刘超冷冷地说：如果有罪，罪在我一人，要打，就打我一个人吧！自然遭来更猛的劈头盖脸的抽打，以至他老人家的眼镜也被打落了。当时只有一个人，以前是负责团的工作的，每次他的讲话，是那么充满激情，那么充满理想的革命的感召力，而在皮鞭面前，他那带着磁性般的雄辩却变成了苦苦的求饶。我站着，不忍目睹地看着，心里却在想 是什么使这些往日的同学充满如此大的仇恨呢？在这一群人里，只有校长刘超是不失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称号的。正因为此，在工作组撤退后，在“斗、批、改”的运动中，对刘超校长是几类干部而争论不休时，我独自以师一兵署名写了三篇名为《要有更多的一把手站出来》的大字报，反复强调刘校长是好校长。（这三篇大字报的底稿至今还保留着）。我也只看到刘校长一人在瑟瑟的寒风中透过那高度近视的眼镜，仔细认真地看着。因为大部分大字报是把刘校长当做要打倒的三类甚至四类的“走资派”痛加批判的。我的这篇大字报一定在萧瑟秋风中，给他带来一丝温情和暖意，他可能至死也没有想到这篇大字报的来历与作者吧。


http://lushuning.blogchina.com/30743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