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我所经历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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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1

1965年，我被选定为接班人苗子，内定保送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青训班学习。当时，我在天津四中读高三。

1965年寒假过后，我进入高三年级第二学期的学习阶段，再过几个月，就要高中毕业考大学了。开学后没几天，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精神，决定举办青年干部培训班，要在天津市招6个学员。因为我品学兼优，又是学生干部，经学校推荐，天津市教育局决定选送我参加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举办的这个青年干部培训班。

过了几天，中央党校派人来到天津，召集我们6个同学开会，正式和我们谈了话。我们这6个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学校，大家相互之间都不认识。到今天，只有两个姓王的同学我还有点印象，下面我会讲到这两个同学。我记得中央党校这个干部叫王力（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王力），具体什么职务他没有说，我们也没有问，好像是个教学干部。王力同志介绍了中央党校举办青训班的设想，他说，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快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精神，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中央党校决定举办青年干部培训班。从全国各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员，作为接班人苗子参加培训学习，学制为5年，学业期满发给大学毕业文凭，分配到国家机关或有关单位工作，身份为国家正式干部。在校学习期间，将下连队当兵，将到农村、工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有关的科学文化知识。王力同志还说，你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还都是学生干部，是由天津市教育局审查推荐的，中央党校经过审核，已经批准了你们的入学资格。因此，你们不用再参加高考，等待我们的通知，即可报到入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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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2

我在读高一时（1962年12月，当时我刚满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过班里的班委、团支委、团支书等职务。当时学习是努力的，工作也比较积极。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在全年级也是位于前几名的位次（那个时候从来不排名次，就老师们知道）。高中三年，每学期都受到学校的正式表扬。但学校和天津市教育局推荐我到中央党校青训班学习，却是我没有意料到的大喜事。那个年代是崇尚英雄的时代，我一门心思地想当兵，听说去中央党校学习还有下连当兵的安排，我十分高兴。当时我的爸爸已经去世，妈妈听说我要到爸爸曾经工作过的中央党校学习，也高兴极了，逢人就跟人家念叨，并为我作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

要说起来，我和中央党校还是有些缘分的，爸爸曾在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工作，而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之一，那里还有爸爸的许多老战友，包括担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的杨献珍伯伯（当时已因提出“合二为一”的理论受到错误批判）。1947年我就出生在晋察冀中央局党校驻地---灵寿县西石门村，我的名字还是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校长的杨献珍伯伯和夫人起的，他们希望我长大以后有理想、有志气，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1954年爸爸调国家计委工作后，还和妈妈一道，领着我们到中央党校去看望过杨献珍伯伯。2013年国庆节期间，为追寻爸爸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足迹，我们兄妹三人，前往太行山革命老区朝圣，专门拜谒了我的出生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驻地---灵寿县西石门村。我们瞻仰了杨献珍伯伯和党校工作人员的旧居，杨献珍伯伯的旧居是一个很小的四合院，现在还有人住着，房子还很好，尽管已过去了66年，并不显得很破旧。出了这个院子不远，就是党校工作人员住的房子，老大一片，但这些房子因为多年不住人，显得破破烂烂的。在这里，我们兄妹祭拜了爸爸、妈妈和他们的战友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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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3

学校领导跟我说，因为不用参加高考了，本来你可以不用来上学了，但考虑还有几个月才毕业，毕业班的同学思想比较活跃，你还担任着团支部书记，还要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迎接祖国的挑选。所以，你还是每天来上学吧，把这几个月坚持下来。于是，我每天仍然正常地上学，当时已经进入了总复习阶段，我和同学们一起听课、复习，但整个的身心已经松弛下来了，我不用再担心考上考不上、落榜不落榜的问题了。

正在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复习功课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还真应了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在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央党校传来消息：因北京市户口问题解决不了，青训班计划撤销。听说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阻挠，不给解决北京市户口，外地的学员一律不招了。要我说，根本不是户口的问题，全国一共才招百十个学生，能给北京造成多大的负担呢？主要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主管中央党校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康生有矛盾，两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彭是当时除了毛刘周朱陈林邓之外，手中权力最大的人物，不是常委的常委。康事先没有主动和彭进行沟通，彭不同意举办这个青训班，所以才用解决不了北京市户口作托辞。

我们白高兴了一场，政审、考核、体检都进行过了，党校也派人和我们谈了话，我们也做好了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准备。结果，由于中央撤销青训班计划而未能成行。其实，中央并没有完全撤销青训班计划，只是外地的学员不招了，北京市的学员仍按计划招收，并正常开始了培训学习。几年以后，我在石家庄见到一个北京市的朋友，叫宋扬之，是我大学同学张筠嘉的发小（张筠嘉是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的儿子，是哈军工五系的，毕业后分到石家庄红旗机械厂），来石家庄找张筠嘉玩儿，我们因此相识了，他就是中央党校青训班的学员。后面将提到他，他是我国一个资深的外交家的儿子，住在北京美术馆附近的外交部宿舍，后来我还去过他家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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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4





中央撤销了青训班计划，我们的党校梦也破灭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又转过头来准备参加高考，这时已经临近高考，我也好几个月没有好好看书了。不过万幸的是，市教育局给我们吃了宽心丸。他知道我们几个人平时学习成绩都不错，即便有几个月没有认真读书，因为这段时间是总复习，没有讲新课，加把劲突击一下，不会出大问题的。市教育局告诉我们，你们只管抓紧复习，认真参加高考，考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由他们来办，保证让我们上一个满意的大学。





我静下心来认真备考，幸亏我底子较好，临阵磨枪，考得还不错，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录取。我这个人比较擅长临阵磨枪，考试前突击几天，记忆的比较深刻，考过了就忘的差不多了。我们那时候上学是不分文理科的，高考科目共6门，有语文（作文单考）、政治、数学、物理、化学、俄语等。哈军工是和清华、北大齐名的重点大学，当年录取标准总平均分数为79.55分（当时为百分制），其中数、理两门平均分为81.37分，和清华大学基本持平（清华总平均分数为80分），而且政治条件要求比清华、北大们高得多（哈军工是高度机密单位，要查祖宗三代）。哈军工在天津未公开招生，由学校保送品学兼优的学生参加政审、体检，并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好中选优，当年在天津市仅招了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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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5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的高考分数，没人告诉我，我也没去问过。但我自我感觉良好，估计比哈军工的平均分稍高一点。整个考试我没有感觉到难，有的科目很轻松，比如俄语，规定考试时间为一个半小时，我不到半小时就答完了，我想交卷，监考老师不让，怕影响其它同学的情绪。我强忍着又傻坐了十几分钟，还是交卷走人了。其他科目也都是提前交卷，没有一科是打了铃才交卷的。





和我一起保送中央党校青训班的6个同学，有3个没有什么印象，情况不明，不知后来去了哪里。前面提到的两个姓王的同学，稍微知道一点消息。一个个子高一点，权且叫他大王。一个个子矮一些，权且叫他小王。大王是天津驻军首长的儿子，他也考到了哈军工，但和我不是一个系，一直没有和他联系过。他和我的一个亲戚同名同姓，所以印象深一点。小王是一个革命烈士子弟，他的父亲名字很特殊，所以也记住了，但他叫什么，反而想不起来了。他家是饶阳县五公公社的，就是著名的劳动模范耿长锁那个村。他后来去了位于张家口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技术工程学院，和我的一个发小成了大学同学。由此看来，天津市教育局基本是按照我们的考试成绩保送的，考得好一点的保送到哈军工，稍差一点的保送到张家口军事技术学院，并没有全部保送到最好的军事院校。唯一有所照顾的是我的眼睛，我当时近视的很厉害，到了500度。而哈军工的招生标准里有一条，就是近视不能超过400度。这是我们在天津市报到集中时听带队干部讲的，他问我眼睛多少度，我如实相告，他有些惊讶，说这么高度数呀，超标了。他不是具体负责招生的，不知其中的奥秘，所以有些惊讶，我也因此知道了我在什么地方得到了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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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6





50年前，1965年8月1日，八一建军节，军人的节日。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书。标志着从这一天起，我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夙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为了最高军事技术学府的一名大学生。前面说过，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我从小就生活在军营（警营）里，从小到大，我一门心思地想当兵，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非常的高兴，妈妈和全家人也都为我高兴。





我们入学以后，正好赶上哈军工按照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精神，开始实行新的教改方案---三段教学法。即：用一年的时间下连当兵，到农村搞四清；用三年的时间学习专业知识；用一年的时间到工厂、科研单位实习。这个方案和我前面谈到的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如出一辙，完全一致，都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我们按照新的教改方案开始了在哈军工的大学生活，大家踌躇满志，努力学习和锻炼，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成为一名技术高超的军事工程师。





然而，谁也想不到，天上怎么有那么多的不测风云，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统统砸中了我们。1966年4月，哈军工这所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手创办，陈赓大将为首任院长兼政委的军内最高军事技术学府，被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副统帅，强行扒下军装，退出了军队系列。两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我们这些大学生成了排在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面的臭老九，成了教育和改造的革命对象。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梦破灭了，军事工程师的梦破灭了。这场运动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不光是我，彻底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不过这是后话了，下面我将继续介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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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7





当我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参军入学的时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青训班如期开学了，参加学习的45名学员全部是北京市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外地的学员一个也没有。这个事情当年我们并不知道，总以为青训班彻底停办了。





    1965年8月末，19岁的任小彬和其他44个同学一起，坐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中礼堂里，等待着“青训班”开学典礼的开始。


　　


    青训班学制五年，学员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全部来自北京，毕业后将授予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学校绿化很好，像一座花园，但一栋栋宿舍空荡荡的，大多数人都下去搞“四清”运动了。


　　


    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女性被簇拥着走了进来。出身干部家庭的任小彬，一眼认出这是党校校长林枫的夫人郭明秋，时任党校校委委员、政策研究室主任兼青训班班主任。


　　


    多年后，任小彬还能向记者一字一句地复述出郭明秋的第一句话：“欢迎你们，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


　　


    这句话如此振聋发聩，震得听者头晕目眩。这些不到20岁的年轻人，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自己竟与如此宏大的“接班人计划”联系在了一起。



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9





    因为是培养接班人，培养方法十分特殊。


　　


    学校在安排宿舍时，颇费了一番心思。青训班中，三分之二来自工农家庭和一般干部家庭，三分之一为高干子弟。每间宿舍两个人，尽量让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搭配。


　　


    8月开学后，并不着急上课。有两个月时间，他们天天自由地出入图书馆看书。学校破例给他们发了最高等级的借书证，可以借阅“灰皮书”。“我那会儿看了德热拉斯、托洛茨基的书。可以看得出来，林枫对我们这批学生期望很高，放得开。”任小彬说。


　　


    给青训班上课的老师也十分特殊，多数是外请的党政领导，党校的老师并不多。


　　


    这一年的10月，青训班学员都下去四清，直到第二年六七月份文革开始后才回到学校，很快投入了文革的热潮。任小彬参加的“红战团”因为贴了康生的大字报，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他则被开除党籍。


　　


    中央党校校长林枫本人也被戴高帽游街。青训班被定性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园地，成为他的罪行之一。


　　


    林枫曾计划，这批学生第一年四清，第二年开始去工厂和部队实践，最后一两年学习理论知识，五年后毕业，挑一定的担子，逐渐培养。但这五年间，这45个学生先后经历了四清、下放干校、参加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几乎没怎么上过理论课。


　　


    1970年，青训班学员毕业。这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并没有受到特殊对待。毕业时，任小彬和同学们被分配到了天南海北，到基层当了工人、农民。直到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才得以平反，恢复党籍。


　　


    一些青训班学员留在了基层，直至退休。也有一部分学员靠自己的努力，从基层脱颖而出，如后来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李景瑞、退休前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的甄小英。任小彬则在1980年代成为中组部青干局副局长。


　　


    除了中央党校，当时各地方党校和一些顶尖高校都以“培养接班人”为目的招收了学生，但中央党校青训班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个。这是中央党校建校历史上，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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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16





1964年6月，中组部开始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接班人。


　　


    按照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设想，对待这些挑选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按照特殊选拔、特殊培养和特殊使用的“三特殊”原则，先将之下放基层锻炼，当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和大队支部书记，看日后的成长。


　　遴选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党员。仅此一项，全国20万大学毕业生里，只剩2000人了。


　　


    针对这2000人的挑选，按照政治条件第一位、学习成绩中上即可的条件进行。这项工作由各省组织部负责，名额分到各省，沿海省份较多。家庭出身必须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


　　


    全国一共选出了59名大学毕业生，男生占了大多数。


　　


    其中，天津选拔了4个人。24岁的南开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生李梦锡，当时任系里的团总支副书记，毕业时，所有同学都确定了分配去向，只有他“待分配”。待同学都离校后，老师才告知他，他被中组部选中了。


　　


    25岁的山东大学政治专业学生杨志海则在山东选拔的3个人之中。填报分配志愿时，系里通知他，不用填了，毕业后直接去中组部报到。


　　


    山东省委组织部给他出路费，让他先回了一趟老家。随后通知他，直接去北京的中央党校报到，在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学习。不久后，省委组织部再次通知他，不用去中央党校学习了，直接去江苏四清。


　　


    他后来才知道，1963年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为一”的，这一理论被视为反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理论，因此，中央党校1964年7月起开始批杨献珍(其时任副校长)的“合二为一”理论，原计划的理论学习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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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17





搞四清，原本在中组部的培养规划中属于第二年的内容。


　　


    1964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一号楼，毛泽东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有关接班人的谈话。


　　


    他提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1964年夏末，这59名大学生，20人左右一拨，分赴江苏、山西和湖南四清。


　　


    李梦锡和杨志海都去了江苏。这个组的学生来自天津、山东、上海、江苏和福建五省市，共19人，由专门安排的优秀县委书记——泰兴县委书记带队。一些工作能力较强的学生被任命为大队下面的小组组长，杨志海便是其中之一。


　　


    中组部的领导专门来看望过他们，领导说：“你们的任务是要做一辈子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辈子的组织工作，一辈子的干部工作。”


　　


    有关“接班人”的字眼并没有被提起，但李梦锡意识到，自己在被培养。“我知道，来这里就是要改造自己，如果做得好可以被提拔，做不好就要一辈子留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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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18


　　


    经中组部考察，第一年的这59名大学生表现优秀。1965年，名额翻番，选出了120名大学生，并增加了女生名额。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特种冶金专业、23岁的顾人凤，原打算考研，但学校通知，她被中组部选上，要去北京。“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我当然服从分配。”顾人凤告诉记者。


　　


    1965年，包括顾人凤在内，上海市选拔了9名应届毕业生，五男四女，分别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他们与来自北京的15名毕业生一起，集中在北京，住在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


　　


    他们首先参加了中组部的集体培训，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四清文件。


　　


    1964年的59名大学生也从四清所在地来京参加培训，他们中的代表还介绍了参加四清的经验教训。其中，就有顾人凤后来的丈夫、毕业于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张学群。


　　


    培训中，中组部二处处长赵振清到场讲话，讲“接班人”问题。“赵振清说，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老一代革命事业的班；接班不等于接官，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做官。但接班又必然要接官，所以必须要培养我们成为领导干部。”杨志海告诉记者，多年后，他仍然对这次讲话印象深刻。


　　


    此时，“接班人”开始被正式提出。现在回忆起来，杨志海认为这其实是“接班人计划”的一个弊端。“这让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特殊的，会有优越感。”


　　


    这一年，来自东北地区8所院校的17名大学毕业生，没有来北京参加集训，而是就地在辽宁省委党校进行培训。


　　


    25岁的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李有存，一开始并不乐意进入这个名单。她是团支部书记，每年都是优秀学生，毕业时本已确定分配到长春历史研究所工作，却被通知要去中组部。李有存表示想搞专业，不想做组织工作。为此，省委组织部派人找她谈话，告诉她作为共产党员应服从组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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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19


　　


    1965年秋，1964届59名大学生和1965届中来自北京、上海的大学生，随中组部领导分赴河北、陕西和山西四清。山西由副部长陈野苹带队，陕西由副部长赵汉带队，河北则由部长安子文亲自带队。


　　


    杨志海和顾人凤都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二十里铺公社二十里铺大队搞四清。他们分散住在不同的村，在农民家吃住，每天的伙食费3角钱，不准超标。


　　


    杨志海则对高规格的四清队伍印象深刻。二十里铺大队队长由中组部六处处长陈一平担任，副队长是化名为韩文的安子文。指导员是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副指导员是中组部研究室副主任。大队管后勤的是中组部行政处处长王庭栋，负责安全工作的是石家庄地区公安部门负责人。


　　


    李梦锡则分在正定县二十里铺公社东两岭大队。同样分在这个大队的中组部二处干部唐文光除自己参加四清外，还负责考察大学生们的表现。“我心中有数，什么人政治好、工作能力不强，什么人工作好、政治不行，什么人两方面都很强。”他对李梦锡印象深刻，觉得他这两方面都很强。


　　


    按照计划，如果有人表现不佳，则退回学校重新分配，但两年来，所有人都表现优异，留在了计划内。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一起参加了这次四清。当时李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四，不在接班人计划名单中，但也一起参加了四清，为了锻炼她，还让她当了小组副组长。唐文光回忆，她很愿意吃苦，表现不错，但工作能力有待磨炼。


　　


    李讷的身份只有中组部的人知道。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孙关龙曾起了疑心，向唐文光打听。“我只好回答他，你该知道的，我会告诉你；你不该知道的，你不要问。”这在中组部，几乎是一个通用的标准答案。


　　


    1966年5月，因表现优异，杨志海被任命为正定县县委副书记。同一届的另两位山东籍大学生周长清和张克智，分别成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和村党支部副书记，实现了安子文所希望的三级基层干部搭配的安排。


　　


    就任前，杨志海特地去向安子文请教。安子文要他起码在县委副书记任上做三年，再做县委书记。“他说，县委书记是关键岗位，如果做好了，可以不经过地委，直接到上面来。我的任务呢，不是学怎么种地，是要善于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学会治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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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班人计划20


　　


    文革开始后，中组部的接班人计划也中断了。


　　


    多数大学生和杨志海一样，留在了当地，成为公社、大队干部。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的“黑苗苗”。杨志海被打成“刘少奇、安子文伸向河北的黑爪牙”，挨了批斗。


　　


    杨志海回忆，文革中，这两拨大学生命运各异。有的人在基层任职，被批为“走资派”；有的人回到北京，到中组部讨说法，继而成为了“造反派”。“不过据我了解，即使成为造反派的，也没有很激进的。”


　　


    1975年，文革前的这两批接班人，开始重新进入中组部的视野。


　　


    这一年，杨志海从石家庄地委调回了中组部，被分到干部组下面的调配小组。1986年，出任调配局局长。1992年，他离开中组部，先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目前，担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78年，在《沈阳日报》工作的李有存给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她问：文革前选拔了一批大学生，现在是否还有安排?能不能回到组织部?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代笔回了信，称中组部会对此负责，让她耐心等待。


　　


    果然，1979年，李有存回到了中组部，进入老干部局工作。1981年，她成为专门平反冤假错案的党史处负责人。1983年，任老干部局副局长。2000年，从《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岗位上退休。


　　


    同一年，李梦锡也从北京市锅炉厂回到了中组部。最后，从中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的任上退休。


　　


    当时进入中组部的还有其他几个“接班人”计划的大学生，但都是来了又走。另一位一直干到退休的，是同为1964届大学生、退休前任中组部四局副局级干部的马红珍。


　　


    全部179名大学生的名单，现在已不可查。


　　


    杨志海在中组部调配局工作时，经手了这179人中多数人的工作变动。他回忆，其中不少人，成为局级、副局级干部，还有一些则远离政治，转往技术岗位。如顾人凤，就申请调到了专业对口的北京市冶金局，在技术岗位上待到退休。


　　


    李有存进中组部后得知，这179名大学生，原本是作为省部级干部的候选人培养的。不过，据她所知，最终，只出了4名部级或副部级领导。除杨志海外，另三人分别为：


　　


    1964届的张克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正定县四清成员之一，后来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1965届的肖作福，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东北17人之一，后来任辽宁省政协主席。


　　


    1965届的陈玉杰，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亦是东北17人之一，后来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培养接班人这条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走了一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路。当时只有一个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不带任何个人色彩，没有任何不正之风，十分公平。我们这批人，没有人出过大问题，更没有人被抓，所以这是一条值得肯定的路线。”杨志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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