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烨：我对姜培良书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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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姜培良书记的认识

     
  季  烨

                              
    很长一段时间有几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
    一、带头批判、斗争、最终将姜培良书记虐杀的，为什么是-----按照文革前的关系推演，应该是----和他最亲近的那些人？
    二、他本人不是、但为什么那么积极推行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论？
    三、他人很好富于人格魅力，但为什么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他领导的文科班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什么那么左？


                     一、为什么会是他们？！

     第一个问题：带头批判、斗争、最终将姜培良书记虐杀的，为什么是-----按照文革前的关系推演，应该是------和他最亲近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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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爆发，最先起来宣战、揭发批判、后来主事时残酷批判斗争姜书记的学生，多是被他特别精心爱护的、包括一些最早的学生党员；教师中，据说最早出来批他、带头高喊“打倒姜培良！”的，也是之前最 “根红苗正”、“最得力”、最受他重视的；而最终将他摧残至死的，也基本是他当政时特别着意呵护培养的“红五类”出身者。
    卞仲耘（北师大女附中书记）、华瑾（男八中书记）……北京市文革初期死于自己学生皮带棍棒下的中学领导人，基本如此。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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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我现在大致想通了。
     最直接的原因是姜从“党的化身”瞬间变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牛鬼蛇神”。
      随着“阶级斗争为纲”在1964年以后的通力有效推行，毛的无限权威与全党全民全心全意的效忠的态势已成定局。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敲响了中国文化教育界（后来蔓延及全国各界）各级领导和所谓“反动权威”的丧钟。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讲话明确说：“只要我们感到他是牛鬼蛇神，我们就要扫他、揪他，在这方面是没什么清规戒律的!”清楚表现出自上而下、挑动青年学生造校领导反的情况。
     在姜培良被迫害的过程中，他曾积极推行的“驯服工具论”“奴隶主义”毋庸置疑发挥了大作用。对于只会“听毛的话”、做毛的“驯服工具”的群氓（不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现象，头脑简单的中学生更甚）而言，毛至高无上，是神；谁“执行资反路线”，谁就是反对伟大领袖，就是敌人就要打倒并“踏上一只脚”！就是那时一个“歌”里唱的：“谁要是反对他（即党中央即毛），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即如我们这些运动初起时的“保皇派”，一旦“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宣布姜培良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造校领导的反”，就即刻放弃了“誓死保卫党支部”的立场。
     姜培良在二附中的偶像地位就是这样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接下来的遭遇，位高至刘少奇，尚遭戕害，遑论姜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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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思考深层原因。
     当初友人的一句话醍醐灌顶：学校应该施行爱的教育，可文革前学校施行的是仇恨教育——跟随全社会的潮流，“阶级斗争为纲”越来越占主导位置。“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有同学记得：文科班下乡回来向全校报告收获，其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开会斗争地主的时候，贫下中农气愤得情不自禁上台去痛打地主，贫下中农强烈的阶级感情使我们深受教育。”这是文革前的正面教育。全社会鼓吹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武力消灭，毫不留情。这种仇恨教育，像有人说的，就是狼奶，从根本上侵蚀被教育者的人性，塑造其狼性； 这成为文·革前的社会意识、行为主导潮流。这种教育，把青年人的积极上进、纯真、热情等优点，混杂着私念、无知甚至残忍等人性的弱点，全都纳入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筐里，变味为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简单狂热，鄙视人情味；越如此越是“政治表现好”“思想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毛的好学生好战士”。
        这种教育在二附中的结果就是：一旦文革骤起，被蛊惑以姜为敌——谁蛊惑的，无须赘述；姜培良突然之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成了反对毛的“资本主义当权派”，成了革命的敌人！——曾被“阶级斗争为纲”精心喂养的、被后人称为“狼崽子”的，必反转过来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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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为什么成为带头人和主力的不是别人而是本阶级子弟呢？
      “阶级斗争为纲”，其基础就是依照政治需要，将社会撕裂为不同的阶级，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而各阶层的子女，就自然成为“自来红”“自来黑”“自来灰”。
    文·革前受挤压的“出身不好”的，少数内心不满的，文革早期，主观客观都不允许他斗胆出头揭竿；大部分人则“阶级斗争为纲”观念本身就弱，恨不起来，不可能成为带头人和主力；当然也有极个别的“非红五类”，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可悲地充当了打手帮凶。
    “出身好”的子弟，他对本阶级天然的情感，加之他的首先来自于“出身”的、“人上人”的特殊地位、其所带来的超常的价值感的体验，使他自然而然地“阶级感情强烈”； 其中最早发展的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自然更需要“革命责任感强”“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动向嗅觉敏锐”。当然他们中间，由于天性善恶、理性程度的不同，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红五类”中，狼奶喝得越多的，狼性越足。那些最早起来揭批造反的，大多是通过特殊渠道、比普通同学更早更多地了解高层局势、因而更早被蛊惑的。早被蛊惑的早造反，狼性越强的咬得越凶；至于那些打人凶手，在“自来红”的滋养和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蛊惑及红卫兵为所欲为的情势中，最凶残的狼性被挥发出来，最终残虐无比以致杀人！




      二、他为什么大力提倡驯服工具论？
                          
    第二个问题：他自己不是、但为什么大力提倡驯服工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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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培良本人显然不是驯服工具。他有头脑有思想有自己独立见解，善于通过反思得到经验教训。杜平老师说，66年文科班下乡搞半农半读，下乡还坚持学习，她在炕头上认真备课，同学们就着石头桌子上课，去吃饭排着队，去时背诵古文，回来背外语。她认为姜培良非常重视基础知识，他是深刻吸取了58年的教训的。
最突出的例子是王志乐讲的，文革中他整理学校的材料，看到过一个姜培良和高云谈话的记录——姜公然嘲讽毛泽东的学校“课程要减掉三分之一”的内容！他之独立思考、他之不是“党的驯服工具”可见一斑。                  
但是他为什么那么提倡“驯服工具”论、为什么那么强调学习《修养》、强调“无条件服从组织、做党的驯服工具”？为什么在二附中尤其是文科班，他就是组织就是党就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绝对权威，反对他就是反对组织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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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首先缘于姜书记个人性格上的自负与强硬，表现在工作中，常常是不允许有另外的声音，形成比较霸气、专横的作风；他的能力强，也使他容易藐视下属甚至同僚，习惯一言堂。这一点，我几乎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其次，当时的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组织管理系统，在给予各单位党的书记以“第一把手”的地位的同时，就把该单位最高权力和无可撼动的权威带给了他，加之姜的强悍的个性与工作作风，自然而然地崇尚权力集中，推崇驯服工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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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应该还有什么吧？
听来的一件事情使我豁然开朗：
老文科班（三届文科班，我依次称为老文科班、文科班、小文科班）某位同学的入团问题，一直不能如姜书记所愿顺利解决，这显然大不利于文科班经验的上传。直至毕业在即，姜书记亲自坐镇，盯着团支部表决，该同学的入团申请才得以通过。
这事使我顿悟。
学长们对人的看法受时代和年龄的限制不一定没有偏颇，而从姜书记之公然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看得出他真急了。
从学长们的文章及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虽然学长们非常热爱姜书记，但老文科班并没有形成集体的、牢固的“组织观念”，没有全面、巩固地树立“绝对服从组织”的班风，没有形成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从而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因此，个性张扬、“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甚至顶撞姜书记的情况都有存在，。从而在我们班“舆论”（再次说明，我们班的“舆论”，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印象中，老文科班是“乱糟糟的”，甚至有同学感觉他们班是“黑窝”。
老文科班的思想状况，是姜书记绝不能接受、并为之深刻反思的教训，他是一定要以之警戒后届的。
他需要一支积极热情、意志统一、令行禁止的队伍，他的设想计划等才能顺利贯彻推行，才利于文科班早日出成果出经验并直接迅速上传。
我们班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我们班之让老文科班留下来的同学感到“特别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班特别“听党的话”，即姜书记的话，“驯服工具论”在我们班得到高度推崇与全面执行，黑板上大书“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最好的例证。用我们班XZHW同学的感受说：我们班推行奴隶主义的结果是：如果上级说你反党，你第一反应不是辩解“为什么说我反党？！我怎么反党了？！”而是——第一念头就是马上检查自己“我为什么会反党？”X同学因为不服姜书记对他的批判而说了一句“我不同意您的意见……”就被大会小会批评、谈话谈心教育等等各种方式“做工作”，最后不仅低头，口服，而且要心服。我本人在高二后期也得到组织的看重，我觉得和自己“暴露思想”的“透明”并真心实意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大有关系。王学信在老文科班尚且与姜书记公开顶撞、论辩自己的出身，公开以“我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叫板，但在身为北京市文科状元而落第降到我们班后，再不开口，没有成为我们班的“另外的声音”。
两个班的区别，当然和各自多数同学性格有关，但我觉得主要还是时代因素造成的。老文科班入学，是在1963年，“阶级斗争”相对平静和缓，“阶级斗争”意识不是很强；且文科班初办，招生范围不够广，经验不足，很多问题没来得及深入考虑。在这样的氛围下业已形成的班风，不是轻易就可改变的。
我们班是在全国“阶级斗争为纲”调门突起的1964年组建的，“政治面目”更“纯正”，已没有“五类分子”子弟，入学时团员占全班总人数的五分之三，男四中来的6位中5位是团员，而且都是干部（老文科班至第一学期末，全班18名女生中还只有4名团员）。初中即已入团的同学，政治觉悟高，理想远大，道德感强，特别严于律己，富于集体主义精神。在这样的主体基础上，姜书记一面狠抓团组织建设，形成严密的多层次的组织构架；一面在思想意识方面狠下功夫，除了经常性的阶级斗争（国际国内、大形势与身边近的等等）教育外，越到后期越大力推行《修养》倡导“驯服工具论”。组织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双管齐下，使我们班呈现出政治热情高涨、高度团结、意志一致、令行禁止的班风。即使有同学有不同想法，自己都会把它消弭或抑制下去，所以我们班个性特强的同学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跟老师、上级更别说姜书记顶撞的事情。
权力集中，形成绝对权威，才能培养这样一支队伍；而“驯服工具”论是权力集中，建立绝对权威的思想理论基础。
而这，恰与时代合拍，与《修养》融合，与“专制集权”的思想体系融为了一体。
     


    三、他好人啊，为什么积极推行“阶级斗争为纲”
                  
    第三个问题。姜书记人很好，但为什么那么积极推行“阶级斗争为纲”、以他为领导的文科班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什么那么左？
                     1. “姜书记人挺好的”
       “姜书记是不是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争议较大。有同学老师认为姜书记、文科班不左；也有人认为姜书记虽然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但完全是时代原因；也有说姜书记都惨死了还追究什么，等等。
     我的看法：每个人,当年所在班级、特别是所处地位处境经历不一样，兴趣个性，思考度等有差异，感受就会不一样。加之今天的观点、注意点有别，我们只能是：承认差异，自言其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今天的时代不同了，看法不一样很正常。
     首先我们认为，姜培良书记不仅是好干部，而且他心眼挺好，有时候很显现出人情味，所以他得到了很多师生的爱戴。
      听厉益森书记说，1959年姜培良因同情老教师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者”受批判。我了解到，他在二附中安抚并使用了多位或出身不好、或本身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如我们班主任反右时因为给“右派”抄了几行大字报被处分，发到二附中后，姜书记说：“你的处分已经撤销了，档案里不应该再有了，我给你撤出来。”我老师为此感激他一辈子。白胜喜老师在姜书记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挺身救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姜书记人挺好的，我得救他。”白老师被冤划右派，到学校后一直不能教书，是姜书记让他上了课甚至到备受重视的文科实验班上课！“他让我上课……”这是白老师直至八十余岁的今天，仍旧念念不忘的。
     圆圆去世前告诉我，当年音乐学院已经内定招我们了（老师告诉了她，但没告诉我，想来是怕我因出身问题录取受阻，这算个组织秘密吧）。虽然过去了近五十年，听了，我心仍旧动荡不已，我想起文革前夕的我，亮开年轻的歌喉，“人人呐都啊说江南好……”歌声一定很动听……我为自己曾经有过虽然那么短暂但确实那么美好的青春而感动。老师和姜书记向他们推荐介绍了我，抑或给他们看过我的写的东西？如果没有姜书记和老师的关注，推荐，不可能的。
     我想起毕业前半年，66年初在李各庄时，姜书记深入我们小组听我们进行“思想革命”（每个小组都有老师深入，我们组是党支委轮流来），同学们依次暴露思想，挖根源谈认识之后，姜书记做总结。他给我们每个人的基本思想状况都概括了一句话，PY是“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LY、ZHFL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是“反正没有我的份儿”。——后来几十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自我认识的加深，我们都在不断感叹：他真会看人，概括得好准啊！——从他来过我们组以后，我明显感觉自己的处境都变好了——开始受表扬了；后来文革中揭发出，我被党支部确定为第15个发展对象（够遥远的！不过即使在文革中我也为此非常自豪），还有把我留校当团委书记的打算。我想一定是我检讨自己的真诚和挖掘“阶级烙印”的努力、我的热情、当然还有点小才，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从来没有跟他单独接触过，他却对我厚重如许。如果不是文革，我的一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筹办文科班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期间厉益森书记说：姜培良是重表现的，阶级斗争为纲没办法，在那个条件下姜培良还尽量控制，说：“我这文科班，还有家庭出身不好的，表现不错，爱好文学，就吸收过来了。”
写到这里我都不忍心往下写了。
可是我必须咬着牙写下去，为了那个时代、那些荒谬的可怕的事情不再重演。今天追究的，绝不是姜书记个人的责任，而是对那个时代的思想路线进行清算，绝不让它再来！这才是今天纪念姜书记的意义所在，才是真正为姜书记洗冤。

2. 姜书记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
同时，我认为当年的姜书记执行阶级斗争为纲很积极，文科班思想教育工作很 左。               
如本人前鄙文 《对文科班思想教育工作消极面的一点粗浅看法》所谈文科班思想教育的种种：如制度化的强调消极面的“思想革命”、事事“深挖阶级烙印”、严密的思想控制等，显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更加积极、深入、具有文科班独特的形式和内容。
再补充一些内容。
有些具体问题，不用“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无法解释。如：
~在林耿耿、缪小放、王凯燕等同学整理的《文科班展板·披头散发稿》中我们看到：1964年9月、教育部林励如副部长听取文科班汇报后的指示讲话，绝大篇幅讲的是数理化外语等课程安排等与文科实验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同时期的文科班工作计划要点等文件，处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与林讲话形成了很明显的对比。孰为左右，一目了然。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些同学的家庭出身往“高”了划？不止一个两个同学。还有的老师，明明从小被贫农家庭收养，却一定要强调他的生身父母是地主。
~班主任给同学的操行评定，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必须旗帜鲜明” ，“不能搞‘中间人物’”？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这“鲜明”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标准的。及至到文革爆发，我们班的评语还没有改完。
~他极善于“见微而知著”，所谓“抓苗头”，上纲上线，达到所谓“防微杜渐”的作用。他在我们班亲自主持的几次班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作为普遍问题在班会上进行严肃批评的，多是细微末节，都被他当做阶级斗争动向上纲批判。一次是Xzhw同学的杂记本，封皮上写“乱七八糟本”，这“乱七八糟”被他上纲上线狠狠批评；还有ZHyy同学的作文，标题《月光静静地泻在那……》，被他以思想感情不健康（小资情调）狠批（对此，我们班主任老师也说“这，他是不会容忍的”）。
~大问题好像只有一件：付合良同学因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人民服务”而思索“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这是一个古老而深刻的人生哲学命题，古今中外，多少人为此而上下求索。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在二附中文科班，这是个不容思考更不容论辩的问题，付合良不服，姜书记无法说服他，以致当众斥责付合良“神经病！”
附带说明一点：以上这几位挨批的，都是“出身好”的同学，他们做事说话更随意些；“出身不好”的，或者认认真真“和家庭划清界限”、一言一行都在检查体现在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少数人则沉默不语。
~极受学生欢迎的、富有才华的年轻语文教师、复转残废军人靳正宇，文革前姜书记以“我们身边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阶级斗争”为主旨对其组织批判，并且把批判靳正宇的材料拿到文科班学生中，目的是使文科班学生绷紧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这些“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我了解到，原来靳不过就是自恃有才，不拘小节，说话写东西做事都较为随意；旧文人意识强，不要求进步不靠拢组织；而他和学生关系太好，以致学生可以只听他的不听组织的，这应该是关键。而组织批判的契机-----所谓的男女关系问题，文
革后组织作结论:什么事也没有。
当然，当初姜书记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对靳正宇的批判竟然导致文革中靳正宇被学生以“大流氓”的罪名活活打死！当然他更想
不到他自己竟然会在同一事件中被学生打死！
                                   
3.  阶级斗争为纲的哈哈镜效应
姜书记在日常工作中设置了种种假想敌，绷紧了我们的神经，时时警惕着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资产阶级。他的“抓阶级斗争苗头”的思想教育方式，经过阶级斗争为纲的哈哈镜，映射到学生和个别青年教师简单冲动（不可否认其中也间杂些个人功利目的）的头脑中，则扭曲扩张成简单粗暴、无限上纲。
~在对靳正宇进行批判时，有人对靳正宇穷追猛打，攻击得异常凶狠，搞得在场的老师们都想：你们同班同学呀，干嘛这么狠哪！
而经过哈哈镜效应，我们班常常表现出特别的“左”。
~HYM同学看《舞台姐妹》掉眼泪，被认为是“反动阶级本性的大暴露”，在同学中几乎成为“坚持反动立场”的代表，有同学跟她学唱后来成为“革命样板戏”的《沙家浜》，就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高级知识分子家长，被分析为“知识资本家”；中农出身，就一定是“自私自利，怕革命”； “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的大帽子随时都会扣到单纯的同学头上；以致带点咸菜吃个枣、梳梳头看个花展都被列为资产阶级思想，“思想革命”时被穷追猛打，几次过不了关……
及至文革，这种简单粗暴、无限上纲，演变为暴行，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就变成实打实的凌辱、施暴、流血、丧心病狂地杀人。姜书记本人、靳老师都被红卫兵虐杀。其他受害人无法计算。
和第一个问题源于同根：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狼奶，以其为教育之纲即推行仇恨教育，从根本上塑造被教育者的狼性。文革前后一脉相承，只不过文革发展到了极致，到姜书记本人被咬啮时，残虐无比！   

四、追根溯源

文科班的“思想革命”还是给了我一些有益的东西，其一就是学会凡事深究根源的思考方式。我在思考姜书记推行奴隶主义和阶级斗争为纲时，归纳出了几个原因。
                  1.
首先是，姜书记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一个有能力的干部，想干事业，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潮流中，不积极执行这个纲，不会有出路。
无论在我亲身经历还是今天看到的纪念文科班的材料中，都感受到了他的急切。他太想干事业，太想干出成绩来了！他要在难能可贵的直接由中央下发的任务机缘中干出成绩——教学中创出独特的经验，开门办学创出路子，思想教育也必须创造经验出成果！如此，则必须紧跟时代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势，以姜培良的苦干精神、创新能力、发挥能力，他在执行阶级斗争为纲时也确实干出了成绩，创造了经验。从李各庄回来，名义上是要准备高考，但实际上我们没怎么进行备考，班里舆论和我们心里，备考就是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回京后，我们多次到教育部、中宣部汇报，在西城文化馆汇报演出，宣传我们开门办学的经验。从中能明显感受到他盼望得到上级乃至中央文教部门肯定的急切。
这一点非常重要：赶上难得的干事业的好机会，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思想，急切的立功心无可指责，但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越是有干劲、有能力、的干部，越想干出成绩，当然就越是需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的总方针，当然就越左。
这也就回答了他是一个好人好干部，但文革前，他为什么那么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文科班为什么那么左的问题。

                2.
时代思潮风气总是与个人的思想目标风格秉性、与个人的经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的。
我觉得姜培良的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也是其无法与自己的历史剥离的结果。我们看不到他的档案，只有几个点我们知道：
他出身农民，贫农；他14岁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在部队里长大，解放后被保送上大学。当年在部队，这个小初中生办板报，起个名字“杂货铺”，受到上级严厉批评。在我们班思想革命动员会上批判“乱七八糟本”时，他曾亲口给我们讲他的这段挨批史，敦促我们引以为戒，摒弃小资劣根性，时时刻刻严正态度，时时事事与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保持一致。他挨批应该是在延安整风之后，对“小资”意识的坚决彻底批判精神，也应该开始于斯吧。出身经历简单，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有一定局限性，这是我个人对他前期思想经历的感觉。
     解放后他被保送北师大，后留校做党的工作。听说反右时师大教育系挺左的，打了很多右派，没有听到时任副书记的姜培良不同的声音，只听说他和书记关系挺好的；58大跃进时期，他在良乡搞“共产主义教育实验区”（教育系有老教师说，这个实验就是书记搞的由他来实施），把农村孩子集中起来，住宿，吃饭，劳动，学习，过共产主义，孩子们很高兴，家长们却因为要给孩子分口粮用项而多有微词。这“共产主义”会不会是超越当时社会条件的教育“乌托邦”、大跃进？而到了1959年，我们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姜培良被划右倾，原因是同情老教师。有同学说，姜书记59年所谓“犯右倾错误”，是良心发现，是对57年打右派积极的反省。但是，一旦你良心发现了，你就“右”了，就被从大学下放到中学来了。同时从师大下到二附中来的十几位老师，绝大多数是和“右”有关系的：右倾、给右派抄过几行大字报的、给右派当过助教的、历史上有点“问题”的、“出身不好的”、至少也是“不问政治”“不积极要求进步”，大概还有个别“不听话”的。也有教育系老教师说，他被下到二附中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和上级没搞好关系被排挤来的。被划“右倾”的经历，应该使他切身体会到对“右”的畏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岂能不记取？！几十年“宁左勿右”的历史展示给人们：左，哪怕犯了错误，那也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则是立场问题。姜培良的经历使我看到，在“宁左勿右”的传统和现实挤压下，一个勤奋正派心眼不错，有点专横、思想方法上有点绝对，又极想舒展大志的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带着镣铐跳舞”，如何左突右奔中不由自主趋向“左”的。
    姜培良书记开创文科实验班，他强调基础知识的教学经验，他开门办学的某些积极因素，都给后人留下巨大的财富。而他积极执行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最终那条纲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致，如同发了疯的狗，他被疯狗吞噬了。     
我为姜培良书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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