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对文科班思想教育工作消极面的一点粗浅看法
一 前提
我认为文科班最成功的经验，一是努力以实验改变国家严重缺乏文科后备人才的状况；二是非常注重基础知识的教学，为我们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注重社会实践，开阔眼界，这是文科人才必须具备的素养。
文科班的思想教育工作是有其鲜明特色的。我们应该看到文科班思想教育的积极成果：培养了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奉献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合作意识，个人道德感和自我反省的修养，严以律己，谦虚谨慎，认真踏实的作风。
三届毕业生人才济济，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奉献，为社会贡献了力量。这和文科班创始人姜培良书记和各位任课老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此我们向我们敬爱的姜书记、各位老师致敬！
姜培良书记是那个时代好干部的代表，有思想有水平有能力，富于开拓精神，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爱学生，清正廉洁，极具个人魅力；为了文科班实验的成功，夙兴夜不寐，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二 文科班思想教育工作的特点
但是，文科班的思想教育工作确实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在纪念文科班办学50年时必须正视的。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反思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
由于当年的地位不同，感受不同，立场不同，今天的处世观念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都不一样，对今天评价文科班形成较大的分歧。分歧不可怕，但不要出现误会。我今天写出我的看法，希望引起大家的争论，各自抒发各自的看法见解，如果能形成平等的心平气和的论辩，其实是好事。欢迎对我文观点、材料乃至写法提出批评。
大家都同意，在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谁也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但是我认为，在执行这个“纲”的过程中，程度是有差别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的。以姜培良书记为首的文科班思想教育，执行“阶级斗争为纲”是非常积极的，其方法、形式、组织结构、执行态度等，是有其特殊性甚至是具有独创性的。从我所了解的情况和其他一些学校比较，二附中文科班的思想教育工作是相当“左”的。
1、“有成分论”的强化：在发展团员时按出身排队，“出身好”的全部入团后才轮到其他出身同学；在划分阶级出身时宁左勿右；时时刻刻强调“出身不好”的同学身上的“阶级烙印”，强调“深挖阶级根源”，对“出身不好”、甚至是一般职员、中农出身的同学，形成了沉重的压力。
2、“思想革命”：每周有小组（学习解放军称为“班”）会，进行“思想革命”——每次“思想革命”人人都要做自我检查，“暴露思想”、“暴露私字一闪念”。 提出“红得透明”------对党对组织绝对坦白，不能藏有任何个人的思想、看法、念头即所谓“私字一闪念”。注意，这种会，是周周都要进行的，次次需人人过关。不能讲你的优点、成绩、收获、进步，只能暴露私字一闪念，谈缺点，找问题。除了常规的小组会外，譬如听西南非洲妇女代表团报告，掀起“世界三分之二人民在受苦”“树立世界革命思想”的教育，进而人人检查自己；进行社会实践下厂下乡之后或中间，谈收获，最终也落实到检查自己。
3、随时将同学中的思想情况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思想革命”中暴露出的“私字一闪念”，必须要深挖其阶级根源，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则更需时刻牢记自己出身的“阶级烙印”，深挖阶级根源。新年联欢有同学表演哑剧《吃年糕》，即被从思想意识上进行批判。到农场劳动睡在地铺，一位中农出身的同学只是对把新床单（那个年代农民买条新床单是多大的事！）铺在地上稍微表示了一点迟疑，就被批，从此戴上《阶级分析》中“中农自私不革命”的夹子、身份证。其实这位同学是公认的最忠厚老实无私助人的。
4、大力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提倡“无条件服从组织”。树立姜书记的绝对权威，姜书记就是党，就是组织，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有同学清楚记得在我们班黑板上大书7个字——“做党的驯服工具”。当年姜书记为代表的“组织上”给我定了个“资方代理人”的家庭出身，虽然到我们小组蹲点的党支委李文英老师亲口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家庭出身应该是高级职员。”虽然我父亲的单位、我姐姐们的学校、单位都没有给我家划定这个成分，唯独文科班越俎代庖；虽然我心里有想法（出身资本家还是职员，在当时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但因为“听党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顺从地接受了。因此，当文革闹起，我就成了“狗崽子”，因为“狗崽子”敢公开表示不同意“对联”，挨骂挨打被批斗被抄家。
5、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对有异见、性格较为倔强、个性较强或不愿自贬过甚的同学“掐尖打刺儿” 。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学信因不同意将他的家庭出身定为资本家，和班主任、姜书记“理论”，从而导致毕业时学校给予诸如对家庭认识不清划不清界限的操行评语，最后导致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高分被大学退回的结果。“出身好”的同学中，也有具有独立思想的，或个性较强不十分驯服的，也会被不同程度地掐尖儿打刺。
6、将人类爱、良善、温和等，上纲为“资产阶级人性论”“中间人物论”；将对美的追求、喜爱斥为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低级趣味”。将世界文学名著斥为“大毒草”。梳个辫子照个镜子看个花展都会遭到指责。我因为自己“出身不好”，又看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在“思想革命”过程中，很快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觉得自己“思想复杂”“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思想不健康”，记得曾经暴露的资产阶级思想之一是“想挂个漂亮窗帘”。某同学在看“批判电影”《舞台姐妹》时忘记是批判了，被电影 感动而情不自禁的掉了眼泪，在班里几乎激起轩然大波，被指为“反动阶级本质的大暴露”。
7、形成严密的思想工作体系：学校党支书记姜培良亲自深入文科班抓思想工作，党支委员也有分配到文科班配合工作的，每次由老师摸到思想情况后向姜书记汇报，由他领导研究，确定本段中心，然后由老师---团支部----团小组长----团员------同学，一级一级贯彻下去，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兴奋中心，进行“正面”灌输，配合以全班的“思想革命”。等等。
三 后果
当然，这样的思想教育，也有它的积极作用，如我一开头所说：培养了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奉献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合作意识，个人道德感和自我反省的修养，严以律己，谦虚谨慎，认真踏实的作风等。另外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有个别同学天生个性极其强悍，越压越强；还有些同学遭受压力较轻，或同时受家庭影响较大，从而促成其积极生活态度。但是，对很大一部分同学来说，其消极作用是非常大的。
1、毁损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蓬勃的朝气。“思想革命”是一种强调消极面的形式，违背了教育的重要原则：鼓励，正面教育，浸润，唤起受教育者内心的积极性。尤其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说，文科班是自信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两年。16、7岁的孩子，原本是那么单纯，热情，富有朝气，到文科班“思想革命”之后，正如某位非“出身不好”同学指出的，有些人“像×××、×××，被整得像木头人一样”。为什么有些同学不愿参加文科班的任何聚会？有同学“特别不愿意回忆高中那段”；“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是处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我本人小学初中都是大队长，活泼，敢干，男孩子一样。但是到文科班一年以后，大家唱歌，让我起个头我都不敢了。一辈子缺乏自信心，即使在我较擅长的领域，也不自信。记得王贝贝同学曾多次批评我“不应该妄自菲薄”。一辈子怕在人前谈自己的成绩。当然，这肯定不能全怪文科班的思想教育，我天性中的弱点是基础。但文科班压抑人天性的教育恰发生在个性和世界观形成的17岁左右。这是我的宿命吧。
2、奴隶主义教育，培养头脑简单的驯服工具，扼杀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文科工作者，最需要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但是文科班恰恰在这方面予以遏制。文革中姜培良书记真正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这个恶果的滋味。
3、抑制个性发展，从而抑制了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
4、严密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严密的思想控制，没可能形成一种自由发展、百花齐放、生动活泼发展的局面，没有对不同意见、思想的宽容与辩论环境，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只是一个声音在灌输。
这些，对于16、7岁正处于个性及世界观形成期的孩子来说，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当时又是在那样一个单纯无知的青少年时代,对我们心灵的伤害,性格的压抑,对一生道路的影响是无法改变的。”（同学语）
这样的对文科人才的思想教育方式，实在应该认真反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对教育所作的定义“培养自由的人和创造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这就是最后的目的。”
使受教育者自由生长，人性升华，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即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爱的心，自信、个性充分发展、创造力和潜能最大限度得以发挥，从而感受到快乐幸福。这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也应该是我们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9bc6af0106jrex.html#cmt_2293129 |
|
发表于 2017-6-24 19:3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