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服兵：狂飙初起华师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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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华师内一阵剑拔弩张

从华附踏上背井离乡到海南的知青之路，至今已近半个世纪。

“附中日”和老同学在附中校园里左转右转，谈的是往昔轶事，我却想为拟议中的“华附文革史”拍一些图像资料。寻寻觅觅，竟找不到一丝旧物痕迹。只有文革初起时的急风暴雨、声嘶力竭、哀吟流血、人命轻贱、迷茫怀疑，仍历历在目，深隐于心，引发毕生的思考。

一
课室与大字报

旧教学楼主楼，居于学校正门主校道顶端，十足苏式风格。1963年进校就在主楼一层读初一，小学作文尚好的我，来附中第一篇作文只得了60分，老师要求之高，使我惊吓莫名。

大楼三层是图书馆，每天晚饭后、晚修前，馆门一开，必是抢先找到昨日没读完的长篇小说，读至晚修铃响。文革一起，图书馆大门紧锁，窗户砌砖，我沿着水管、雨檐爬上去，用铁锤砸开砖石，钻进去翻书，直如老鼠掉进米仓，用麻袋把书装出来，带回宿舍。

1964年正是对台紧张时，练武之心被挑逗得如火如荼。天天早起长跑，东至邮电学校森林公园，西至石牌桥摩托车俱乐部，1800米。下午课余，人人抱支小口径步枪趴着练无依托瞄准击发，结果实弹射击优秀射手率达90%。更优秀的如我的小表姐类，选拔为校射击队员，不但打小口径，军用步枪也打上了，还经常给到访广州的外宾表演打气球、水瓶，风靡一时，羡慕煞人。

初三时和高三同学在同一座毕业楼，附近是学生会、团委的墙报栏。1966年5月27日下午，这里出现了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是高三（2）班一位同学写的，比北大“全国第一张”只晚了两天。  

二
操场与大辩论

围着足球场有一圈400米环形跑道，球门后空地有跳高跳远的沙池，掷铅球、铁饼的场地。毕业班大个仔了，有思想了，适时碰上附中搞“向党交心”运动，人人要向组织交代自己的落后思想、庸俗思想、反动思想，然后才能靠拢组织，争取进步。多可怕呀，人人要自觉作诛心之论。结果很快出来了，先走一步的高中，居然就有男同学交代自己倾慕某女同学，肌肤之亲，非分之想，丑陋之极。被涉及的女生居然就感到真的受了侮辱要死要活。有些家长以前是资本家、教授的同学，羡慕家长是“革干、革军”的同学，幻想改变出身就好了，被直接挂钩为“变天”思想。有些班已经准备捉“右派”，幸好校领导及时叫停。

操场西侧有一个主席台，演过文革初期一场“大辩论”。时间在学生们反完校党委（总支），又在伟大领袖支持下战胜省委派来接管学校的工作队。

北京的红卫兵来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的文告震动天下。我曾经撰文探讨，为何文革初期造反的学生大多来自各地“附中”？只有好的大学才能够设立附属中学，大学的附属中学能够截留优秀的本科毕业生，能够共享大学的教学资源，能够挑选最好的生源，教出最好的学生。北京红卫兵到广州后，落脚八一中学，表演舞台却搭在附中，1966年八月初“血统论”大辩论肇始于附中操场主席台。血统论不深奥，却源远流长。1966年的红卫兵那副对仗平仄不合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原来是“历来如此”，后因为领导人也有出身“反动”的，改成“基本如此”。

在一面倒的叫好声中，有些冷静客观的意见根本传不出来，偶有不同意见，便是一片叫打声。这时有个初三的同学上台提出一个新论题：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话音未落，即在一派狂热叫嚣声中被推下台暴打，关进教务处楼梯底杂物房。

这喧嚣一幕，文革后被原附中高一学生方亮写成短篇小说《拳头打在谁身上》，真实地记录、反思了这段历史。



三
校门与手榴弹

提出“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同学被囚禁几天了，有些同学要求放人、给出路，有些同学主张送公安局、惩治反革命。两种意见吵闹之中，手脚并用，扫帚、皮带飞舞，流血当场。这大概算是附中最早的两派武斗，规模很小，只伤及皮肉，热闹一场。后来果真送去公安局，人家也不收，不了了之。

翌年夏季，附中四周的华师、暨大大学生纷纷有了自己的组织。居于附中、暨大之间的华侨补校也有了华侨学生组织。归侨生保留较多国外生活习惯，花衣花裤、尖头皮鞋、外国小曲，很被附中学生看不惯。一年多没人管了，平时已摩擦不断。这天不知谁挑起事端，惹得侨补学生联合暨大杀上门来。

当时老师、校长进了牛栏，工作队被逐出校园，学校暂时由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者——附中红卫兵接管。高三学生面对校门外的攻击人群主张关闭大门坚守，初中同学不服气要打反击。犹豫中，大门还没拉上，对方已冲过马路逼近校门。水管磨尖的长矛、演戏的大刀片、棒球棒，白花花一片，碎砖乱瓦如蝗虫横飞。

附中这边见势不好，有人连呼“开枪”！口袋里有枪的人却怎么也掏不出来。眼看对方逼近，长矛快顶到面门。突然半空飞出两颗手榴弹，落到对方阵内，“轰、轰！”两声，浓烟冒起。对方阵脚被爆炸打乱，掉头就跑。这边赶紧关上大门。仔细观察炸点，连路面也没炸出小坑。双方虚惊一场。事后才知摔出去的手榴弹是自制的，塑料管里填上黑火药，基本没有杀伤力，吓吓人还可以。

各方密锣紧鼓准备的还是冷兵器，磨尖的水管当长矛，磨快的钢锉当匕首。学校附设的机械厂里有车床、砂轮、台钳、热处理设备，用上平时学工的技术，做起武器很顺手。图书馆偷来的书很有用，尤其是化学工业类，对火药炸药的配制、硝酸氧根的利用有具体详细的实验指导。这个时候手里的枪是自制的，没法拉制枪管内的膛线，充其量是滑膛枪，也打不了连发。



四
宿舍与军训团

附中是寄宿制，集体生活，5年里住过两处集体宿舍。

第一年，宿舍在教学主楼东侧，和课室只隔了一条人行道。典型的苏式筒子楼，上下两层，每层两排房间，中间一条长长的过道。

入学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全年级男生搬到校园西面靠公路的体育室临时居住。上百张架子床按班分区摆放，室内没有澡堂厕所，要跑到几十米外一处大澡堂解决。因为人多，看多了反法西斯的二战电影，我们取名“集中营”。因为宿舍太大，还选出了宿舍主席。又因为恰巧宿舍主席姓毛，顺口叫他“毛主席”。接着姓林的叫林彪元帅、姓周的叫周总理。好在没人告密，也没见老师干涉，小孩儿玩儿罢了。

毕业班又搬回第一年的筒子楼，一住三年。念初三那年规规矩矩，考完毕业试，但离校时发的毕业证上面没有成绩,大概因为狠批“分数挂帅”。最后两年，别的班闹派性，不同派的不肯住一个房间，还吵嘴打架。我们班也分派，但一团和气，不吵不打，还住在一起。一起到珠江游泳，一起偷摘猎德、员村农民的石榴、荔枝，一起到周围大学游逛、偷鸡摸狗，一起学拳练武、磨刀造枪，只是没课上了，家也不大回。

筒子楼里其他班有人闹事，连同学的自行车也偷，好不容易积攒的图书和无线电器材也丢。索性用电子元件和电磁铁做成电子门锁，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门锁了，没锁孔、没锁扣，不用钥匙，只有密码才能打开，硬撬就警铃电火花齐闪。

最后一年来了军训团，团长是野战军的师政委。大概是附中的军队孩子特别多，不到这个级别的真是管不了。军训团来了也不管用，学生大多跑到市里胡闹去了，找不回来。高政委从部队选来几十名最优秀的士兵，每班派驻一个，任务就是把学生引导回课室学习讨论，不到校外闹事。

文革时的学生“班”改为“排”，士兵带一个班，成了排长，有几分得意，意味着将来回部队有机会提干。带我们班的是名侦察兵，姓欧，我们叫他欧排长。排长个子不高，黑瘦干巴，但身手了得。我们拉他到草地玩摔跤，这时我们也算是跟着体院散打教师学过年把武功的人。一交手，三四人推他不倒，被他一发力，我们全摔地上。不服气，一拥而上，箍颈跘腿，分筋扭骨，却如碰到钢柱上，手脚生痛。

经此一战，欧排长和我们成了好朋友。在他的努力下，我们成了学校最乖的班，得到高政委通报表扬。欧排长服役多年，一月六元的士兵津贴积攒到一百多元，买了一块当时很稀罕的瑞士大梅花表，准备回家娶媳妇，我们这些见多识广的城市学生看过以后也认为确是一块好表。第二天天没亮，被欧排长一声惨叫惊醒：“表呢？谁拿了我的表？”问遍室内十人，谁都说没看见。汇报上去，军训团首长怕影响学生安定，不敢认真调查，硬压着欧排长吃这哑巴亏。

欧排长纪律性极强，一声不吭，但五年的积攒打了水漂，不心痛是假的，高政委动了恻隐之心，动用军费买了块上海表给欧排长回家成亲。欧排长可能伤了心，对我们不复以往的热情，军训没完就申请回部队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深深地觉得对不起这位老侦察兵。

五
劫难与红卫兵

文革，对一代中学生、老师都是劫难。

附中教导主任、全国先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和毛主席一起照过相的麦嘉祥老师，就在文革初起的7月15日，在校园北部的教工宿舍愤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印象里麦主任是附中教师的少壮派，在校主抓政治思想工作，是王屏山校长“革命化、劳动化”口号的具体推广者和身体力行者。大冬天里带头赤脚挑粪浇菜施肥的是他，夏日炎炎带着师生在水田里割稻的也是他。我们这些追随他的少年也学着赤脚走路，甚至周末回到市里繁华天下，仍以补丁衣服赤脚蓬头为荣，冬夏春秋，莫不如此。那时候附中已建立学工学农的规矩，每学年一周时间到学校小工厂，车铣刨钳；一周到学校小农场，砍柴耕地拾粪牧羊。还要去花县花山公社岐山大队秋收，广州钢铁厂拖拉机厂炼钢铸铁。三年附中学习，科技文化之外，工农业生产劳动本领学了不少，让我们在以后的劫难中有所准备，比起其他中学生被丢到农村后少了些手足无措。

1964年学校开展“向党交心”运动，要求人人“深挖”。附中向来以成绩取人，全省平等，成绩优异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在所多有。在讲究阶级路线的那些年，不免羡慕家庭是革干革军的同学，有些怨恨家庭出身的想法说出来，被歪曲成想“变天”，传说要被定为“右派学生”，更是人心惶惶。

好在乱象初萌就被叫停，但在青少年中进行思想改造的过左运动，造成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怨恨。文革一起，校领导靠边站，省委工作队进驻，麦主任停职反省进了牛栏。这时，又翻出麦主任领队去黄埔港向外国货轮示威支持古巴反美的旧事，不知是天气太热还是情绪过于激动，上惯政治课的主任竟然带头呼错了口号，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谓语互换而已，但在文革成了“罪行”。

麦主任被剃了光头，被学生基干民兵押着劳动改造，参加批斗会。那时候不少老师也成了牛鬼蛇神，麦主任夹杂其中，并不突出，不料北京《我的一张大字报》横空出世。

附中打老师是外校红卫兵带的头。那时初中的同学大字报写不过高中，打人却超过高中，所谓“破四旧”的“红八月”时期，动手打人致死的多是初中学生，尤其是初中的女生和出身不够好的男生。麦主任死得很惨烈，先骗过监护人员进厕所，关上门后拧下灯泡，两只手指插进灯泡插座，用电流自杀。但触电很疼，二楼地板绝缘程度好，电流只从两指间流过，把指头灼焦。麦主任坚决求死，继而喝下清洁厕所的一瓶盐酸。盐酸进入肠胃，迅速烧蚀内脏，五内俱焚，痛楚异常，但没致命。最终爬窗从二楼跳下，着地后内外俱伤，但一时还清醒，他用最后的力量甩头撞墙，墙角粘上缕缕发丝、殷殷热血，连水泥石米做的粗厚护墙板也被头颅碰崩.......

麦主任从全国先进教师、受师生尊敬的教导主任瞬间变成阶下囚，遭受学生毒打侮辱，心理落差太大。对前途绝望、与组织抗争，完全违背以往的信念，也造成极度的矛盾心理。触电、酸蚀、摔伤，肉体的巨痛和心灵的巨痛形成正反馈震荡放大，使他求死的决心决绝坚忍。“痛不欲生”、“惟求一死”过去历史中的记述变成血淋淋的死亡裸呈眼前。

在麦主任死难当夜，我曾潜入中山一院急救病房和停尸间，想寻找更多的信息。在恐怖惊慌中匆匆掠过，一无所获。当时的动机是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想当个发掘真相的福尔摩斯，也算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对殉难者的歉疚吧。


黎服兵 （华附学生、海南知青、原岭南美术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