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大附中的历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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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大附中的历史足迹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华南师大附中”）位于“花城”广州。温热的气候润泽了这片土地上的万物，也润泽了生长在这片繁茂土地上的人的心田。岁月悠悠，伴着南海潮起潮落，华南师大附中从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傲立于岭南大地。

一、源远流长、群英荟萃（1952以前）

华南师大附中是一所源远流长、学贯西东、名人辈出的学校。她是在1952年8月随着广州地区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由当时的岭南大学附中、中山大学附中、广东文理学院附中和华南联合大学附中四所学校合并组成。这四所学校各有各的历史渊源，各有各的办学理念，各有各的办学特色，各有各的文化传承。特别是岭大附中和中大附中，在当时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学府。

作为华师附中渊源之一的岭南大学附中，历史最长，合并之前是一所私立学校。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是十九世纪中国著名的教会学校，于1888

年3月（清•光绪十四年）创办，其主要创办人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A.Happer)博士，创办时的校址在“沙基金利埠”（现广州六二三路）。学校创办初，只有3个教师、30个学生，为中学水平的童校。三年后哈巴回国，书院停办。1899年，美国牧师尹士嘉(O．F．Wisher)复办格致书院于广州四牌楼福音堂(位于现在广州的解放路)。次年，义和团事起，该校迁澳门并改名岭南学堂。1903年选广州河南康乐村为永久校址，兴建校舍。1904年，岭南学堂回迁广州，学生60余人。1912年9月，即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一年，遵照教育部命令，岭南学堂更名岭南学校。学校开办大学一年级；预科部正式更名为中学，学制一再变更，由五年改4年再改6年。1918年，岭南学校正式命名岭南大学，其中学部相应命名为岭南大学附中。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此前一直由美国传教士掌控的岭南大学及其附中，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1927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高等院校由中国人管理的政策。7月1日，学校选举原副监督、中国人钟荣光先生为校长，岭大及其附中开始了由国人接手自办的历史。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校长钟荣光年迈退休，被选任名誉校长。副校长李应林接任校长。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广州，岭南师生颠沛流离。部分师生几经搬迁，先后辗转粤北的曲江和坪石的深山甚至外地。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岭南师生才从各地陆续返回康乐校园。1952

年，全国高校调整，岭南大学由于其私立性质，分拆并入中山大学和其他院校。岭大附中也相应并入新成立的华南师院附属中学。作为华师附中另一源头的中山大学附中，是以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山大学的附属中学，是一所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国立中学，其前身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附设之中小学，1910年创办于原广东贡院

（今广州文明路）的至公堂。1912年，“两广优级师范学院”改名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又冠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2月，孙中山先生颁布大元帅令，组建“广东大学”，将广东高师与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广东大学。原广东高师附中也相应更名为“广东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8月，附中与广东大学附属师范学校合并。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为表纪念，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因要以全力办好大学教育，因此把附中拨归广东省教育厅办理，附中改名为省立中山中学。1927年，中山大学由于其教育学系提出“不可无附属中学作为实习之用”，因此，当年中山中学划归中山大学办理，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黄希声任主任，并迁址广州法政路（天官里后街）法政学堂旧址。1935年秋，中山大学各院系迁入石牌新校址，中大附中复迁回旧贡院原址。抗战时期，中大附中一度停办，中山大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搬迁，从罗定辗转云南澄江，又迁至广东粤北坪石附近，并在此处筹办“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直到抗战胜利，中大附中才于1945

年9月返回广州，在惠爱东路（即今中山四路）原校址复课，并恢复“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校名。1949

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广州市军管会所属文教接管委员会便向中山大学和中大附中派驻了联络小组，10月底，以黄杏文为组长的军管小组接管中大附中，黄杏文兼任附中在解放后的首任校长。广东文理学院附中也是华南师大附中的渊源之一，其前身是1921

年广州设市之时建立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管辖市区公私立学校的市教育局局长许崇清（1888―1969）深感本市小学教育颇为落后，亟需发展，而当时师范教育未能满足师资需求，于是市立师范学校由教育家杜定友（1898―1967年）负责，选定原粤秀书院旧址(今北京路粤秀书院街一带)为校址筹办起来。1931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四大开幕，会上通过决议：由广东省教育厅及广州市政府会同筹议，拟将市立师范学校改办为师范学院，后来成为广东省勤大学（该大学系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而设，其字勤）的组成部分。1933年原“市师”改为附中，由勤大学校长林砺儒先生兼附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学院迁梧州，1938

年又迁广西藤县，改名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1939年春，迁至广西容县。当年秋，又从广西容县迁回广东粤北乳源侯公渡，改名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40年春，文理学院暨附中迁连县（今连州市）东陂。1942年初，文理学院从东陂搬到韶关附近的桂头，而文理附中仍然留在东陂，改名为“广东省立粤秀中学”。抗战胜利后，文理学院回迁广州后恢复设附中。从1931

年直至1941年一直在文理学院担任要职的林砺儒先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直至其改革触犯了当政的国民政府，于1941年被免职，林砺儒先生才离开，当时还引发了“挽林学潮”。

作为华师附中渊源之一的华南联合大学附中是一所极具国学传统的学校。华南联合大学附中于1951年1月由私立广州大学附中（始创于1928年，始创人陈炳权，校址：广州天香街后迁仰忠街）、广东国民大学附中（始创于1924年，始创人陈其瑗，校址：广州惠福西路）和广州法学院附中（始创于1935年，校址：广州文德路69号）等三所私立学校合并而成，校址仰忠街原广州大学附中校址。四校合并组成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后，高中部设在文明路原中山大学附中的校址上，初中部设在永汉路（现广州北京路）仰忠街原华南联大附中的校址上，并于1955

年之前初中部全部迁至文明路校本部，仰忠街原初中部校址不再招生。汇集东方和西方文化精髓的四所名校合并组成的华师附中群英荟萃，既继承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也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办学思想和手段，所以华师附中得以始终傲立于中国教育的潮头。

（一）开创新学、融汇中西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有一部分开明之士，开始提倡向西方学习，以摆脱困境。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被作为资本主义“新学”，逐渐在中国传播。处于通商口岸广州的诸学校，也一步步接受“新学”的洗礼。首先，岭大附中作为当时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其课程体系就布满“西学”的印迹。

格致书院创办之时，中国的科举制度还未结束。与中国当时的私塾或官学不同，岭大附中摈弃八股时艺，以西学为主，而旁及时事，洋务，然史论亦在所不废，设置了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外语等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课程，自然科学课程还占了较大比重。学校还开设了学生日后谋生所需的纺织、园艺、烹调等职业性课程，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较为密切。这些与中国以圣人之说、以经学为主的传统课程相比，可以说是一种突破性的变革。在教学中运用观察、实验教学等方法，并比较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如鼓励学生提问、讨论，让学生参与班级事务管理等，这些都促成了传统封建教育向近代新教育的有效转型。

岭大附中的课程，在收回由国人自办以前，计有国文、英文、教育、历史、地理、格致、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科。岭大附中中文一科的范围很广，有文学（古文、诗词）、作文（每星期一次）、国语、历史、地理、理学等，“学生毕业后，得有普通国学基础”。[1]

为了满足西学教学的需要，岭南大学中学部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实验等手段，以使教学更为直观形象，凡各自然科学，于课本外，皆有实验。教学中还穿插进行室外实习，旅行研究（由教师领学生到各处工厂或特殊地点参观）、演说或辩论。[2]

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附中的初中课程有：国文、几何三角、代数几何、英文、物理、化学、生物学、中国历史、世界史地、图画、公民、国语、音乐、手工、生理卫生、中国地理等科。高中一年级课程有：大代数、国文、英文、近百年史、文学常识、普通心理、人生哲学、音乐、运动、生物学、化学等科。

这些广东新学的代表，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教材内容，打破了中国旧式的教授四书五经，学习“八股文”的教育桎梏，为西学东渐打开了大门，开风气之先。这些中学传授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替代腐朽没落的封建传统文化的进程，极大地增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这种中西结合的渊源，与今天华附人追求“世界眼光”的人才培养规格是一脉相承的。

（二）推动改革，奠基现代教育

学制是近现代教育发展中最深层次的变革。它既是近代教育阶段演进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对教育近代化的实际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清末明初屡次进行的学制改革中，1922年学制是集大成者，且与华南师大附中渊源最深。

1922年学制原名“学校系统改革案”，亦称“新学制”，因颁布时为农历壬戌年，又称“壬戌学制”。它是五四运动教育改革的一个成果，也是集国内外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于一体的产物。壬戌学制的颁布施行，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壬戌学制印刻着当时杜威来华所带来的“实用主义教育”的痕迹。学制系统大致以儿童身心发展时期为根据，分为三级，即“六•三•三•四”单轨制形式。其中，中等教育阶段成为学制改革的核心。这套学制一直延用到解放，甚至今天我们也仍在使用。

这套影响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学制系统，在其酝酿、草定、试行、修改、颁布的过程中，广东、尤其是广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21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以讨论学制改革为中心，其中有广东等11个省区的代表提出了11件学制改革议案。经会议讨论，议决以广东省提案为大会讨论蓝本，提出了新的学制系统草案。此后，关于学制系统改革的讨论在全国成燎原之势。北洋政府几经修订，最终于1922颁行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广州对新学制的态度颇为积极。1922年2月，广东省教育会组织了新学制实施研究会，拟订学制的具体实施办法。除理论研究之外，广州也是全国少数几个进行学制实验的城市之一。

作为华师附中前身的四所学校，尤其是当时广州颇具影响的岭南大学附中、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无不受到当时学制改革的影响，它们亦对学制改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21年第七届年会可考的49名学校系统研究会人员中就有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及11位教员，以及广东大学三位筹备员。

1925年，岭大附小、附中实行“六三三”学制。为适应学生的个性，及与大学更易于联接，高中实行选科制。

作为中山大学附中前身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在1922年秋决定按照当时国内教育界所提倡的教学制，在附中实行“三三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但原有各班仍按旧制，只在新招收各班实行“三三制”。1923年，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邹鲁兼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附属中学中积极推行新学制“三三制”；1924，高师与医专、法科大学、农专四校并为国立广东大学完成后，附中改名为国立广东大学附中；至1925年6月，广东附中旧制学生已完全毕业，新制初中毕业生也已届升学之期，所以广东大学将附中与附属师范学校（附师原已办有三三制高中班）合并，组成完全实行新制的广大附中。

文理学院前身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于1923年开始实行新学制。该校将旧制师范班改为新制的初中三年级，同时兼办中学部，招高中、初中新生各一班，[3]使得校务有了很大发展。

壬戌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产物。它明确提出以“注意国民经济力”、“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为标准，在学制的各个阶段，都做出了比较弹性、灵活的规定，这是与当时全国各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和需要相适应的。学制尤其是中等教育，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增强职业教育，并在课程设置上实行选科制，发展学生的个性，被公认为是新学制中改革最力，最成功的部分。学制在制订过程中所实行的群众行为与政府行为、普通教育工作者与教育专家、讨论与试办相结合的做法，不仅开创了中国近代学制发展史的先例，也为后来的学制制订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新学制运动是民国时期广州对于全国教育界发挥的最为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从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了广州的总体教育水平在此时已是居于全国前列。有学者指出，“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国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最早出现于1924年至1927年间的广东”。[4]壬戌学制的许多重要变革，如依据我国学龄儿童的年龄分期来划分教育阶段；“六三三”体制；中学分为初高两级且实行选科制，设置职业科和师范科；大学取消预科，修业年限4年等，都是广东学制系统案的精华内容。这些措施，是符合教育发展客观规律，适合中国国情的，其中有些条款和规定，甚至到如今仍被广泛采用，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三）以人为本，心系天下

岭南校园里有一个大写的“人”字。校长钟荣光倡导“人格救国”。注重学生的人品人格，全面育人。他书写“今天学者为人”和“百年树人，以德树人”作为校训，张挂于校园之内。岭南开办时，开宗明义申明，学校办学的目标，就是培养造就品格高尚、富有爱心、有奉献精神和世界大同精神的、从事各行各业、服务社会的实用人才。

岭南的中外教师，倾情于事业追求，淡泊名利，献身教育。为培育学子成人成才，岭南的教师，个个讲求修养，衣冠楚楚，举止庄重，言传身教，为学生做出榜样。

岭南实施博雅教育，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群、美全面发展。德――不是一般的“有道德”，而是高度要求的“有道德”，即要有高尚品格――学生不仅要报效于自己的国家、社会，服务于本国的人民，还要服务于人类，服务于世界；不仅要有服务精神，还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献身的精神。智――要求学生外语出色、学业成绩优秀。体――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质，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岭南的体育运动，名扬海内外，多个项目在国内国际比赛中夺标。群――学生要养成“一家人”的团结、互助、奋发、拼搏的团队精神。美――心灵、形象、举止、行为都要美。

学校不断从国内外延聘优秀的教师到校任教，不断更新教学设施设备，同时努力创造优良的育人环境。环境育人，是历任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学校选址广州河南康乐村，即铺路植树，大兴土木，把康乐建成华南地区人人欣羡、最为靓丽的校园。

孙中山曾经三次莅临岭南校园，其演讲的名言――立志要做大事，不可做大官，仍然隽刻在其演讲过的礼堂上。

在注重品格，全面育人的博雅教育方针指引下，岭南培育出来的学生，以品格优良、富有爱心、素质全面，受到社会普遍的欢迎和赞誉。

解放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时任勤大学教育学院附中（文理学院附中前身）的林砺儒校长认为："中学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务是文化教育，是人们需要的普通文化修养的最高水平。""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他提出教育应以生活为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的训育注重“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各个方面都有均衡的发展”，训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诚实、守法、沉毅、礼貌、友爱、健康、爱护公物、勤劳、俭朴、负责任、领导能力、团体合作、科学头脑、服务精神等方面的素质，力求培养思想革命化，生活平民化，活动团体化，行动纪律化，头脑科学化的青年。”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学生可以组织各种社团，探讨各种问题。他还带领师生下乡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中大附中学生有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光荣传统。早在抗战期间，尽管学校流落粤北，非常艰苦，但学校以祖国命运为己任，教育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学习，追求真理，报效祖国。附中主任（校长）张文昌把当局规定的“纪念周”（每周一上午的训话），改成了请各界专家（如戏剧家洪深、诗人穆木天等）到学校演讲，这些演讲“丰富多彩、鞭辟入里、深入浅出、简明扼要”，使附中师生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和启迪。张校长还把“公民”课变成时事学习课，并常常亲自上课，令学生能对时局作出正确的判断。校主任司徒汉贤与教师们一起创立了中大附中的纪念日――附中日，举行“传火礼”，把优良的校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形成了附中“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德才修身，服务人民”的优良校风。

由于附中隶属于高等学校，大学的学生运动往往也影响感染了附中学生，因此附中学生在政治上敏感，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很早就开始参加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附中（当时称“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教师谭天度（1893-1999年）早在1920年就参加革命，是中共“一大”期间的党员，是附中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共党员。1925年，按照组织决定，中共早期著名党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员熊锐博士从德国回到广州，来到附中（当时“国立广东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并担任校长，大力向学生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25年8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还曾到附中作“农工政策”的演讲。从大革命时期附中建立共青团支部和外围组织的“新学生社”；到“九•一八”事件后，附中学生激于对日军侵占我国东北的义愤，和群众一起的大游行，组织“中山大学（高中部）抗日剧社”宣传抗日；再到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参加“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加入“中国青年同盟”、“地下学联”，成立“读书会”，建立中共附中党支部，护校、迎接广州解放……附中学生在历次革命的洗礼中表现出崇高的思想觉悟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

志存高远，爱国爱校，是华附光荣的历史传统。在岭南校园，有与孙中山一起“造反”，同被称作“四大寇”的格致学生陈少白；还有清末刺杀两广总督，慷慨赴义，被孙中山称赞“死节之烈，浩气英风，足以为后世之模范”的史坚如；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1925年为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岭南学子300余人参加大游行。在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中，岭南人牺牲了一名教师和学生。震动中外的淞沪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有岭大附中筹募的军备；中大附中学生参加赴南京请愿团，要求支援十九路军。冼星海，以《黄河大合唱》，激发全国人民抗战救亡的壮志。为反蒋抗日宣传活动英勇献身的“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六烈士，有五名是中大附中的学生。为迎接新中国解放，活跃的广州地下学联有中大附中、岭大附中学子作骨干，一大批学生奔赴前线参加武装斗争。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为代表的中大附中学生，从在校期间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到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

二、筚路蓝缕、独树一帜（1952-1976）

1952年，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进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并把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前述四个附中随高校合并而融为一体，合称“华南师范学院附中”。

1952年8月四校合并组成华南师院附中后，学校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是：黄杏文任校主任（原中大附中校主任）、岑学干任校副主任（原文理学院附中校主任）、王屏山任校副主任（原岭南大学附中校副主任）、冯菊坡任校副主任（原联合大学附中校副主任）。

1956年8月华师附中校领导班子成员为：岑学干任校长、王屏山任副校长、虞肯堂任副校长（兼石牌分校副校长）。

1956年8月由虞肯堂同志负责创建华南师院附中石牌分校，校本部仍设在文明路。石牌分校创办时同时招高一三个班、初一三个班。

1957年8月石牌分校继续按原规模招收高一和初一新生，同时从广州本部拨进高二升高三的三个班，至此石牌分校已形成了一定的教学规模：初一、初二、高一、高二、高三各三个教学班，全校共十五个教学班。

1958年8月华师附中校本部从文明路搬至石牌分校校址，同时撤销石牌分校，广州文明路原本部改为华师附中广州分校。王屏山担任附中校长、虞肯堂担任副校长。

华师附中广州分校1961年3月更名为广东科技学院附中，隶属省科学院；1962年3月广东科技学院附中撤销，复名华师附中广州分校，仍归华师附中管理。

1962年7月华师附中广州分校更名为广东实验中学，正式成为一所独立的中学。至此，华师附中全部搬进石牌现址。

四校合并组成华师附中初期，正值国家建设刚刚起步，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百废待兴，对教育不可能有太多的资金投入。因而，在华师附中初建阶段，办学条件比较艰苦。但在学校领导班子的坚强领导下，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创业、埋头苦干，以新的教育思想武装，认真抓教育观念的更新，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变革，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整合队伍：以教师为本

1952年合校伊始，教师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水平参差不齐，想法比较复杂，迅速把华附教师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凝聚力强的战斗队，显得尤其迫切。于是，学校用高要求，来引导教师队伍步调一致地去实现新目标，带领教师学习当时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并用先进的办学思想，改革旧的教育教学制度，改革旧课程、创设新课程，建立教学研究室，加强课堂教学的研究，大力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黄杏文校长一贯重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要求每个到校的新教师制定“红专规划”，要求新教师重视自己的健康成长，要当好先生先做好学生。要求年轻教师不但要认真教学，还要求每位年轻教师一定要当班主任，教书育人。

胸怀大志、脚踏实地、“做教育家、不当教书匠”，是王屏山校长对教师的殷切期望。王屏山校长自己更身体力行，担任班级的课程和兼任副班主任。华师附中的不少教师正是遵循着王校长的这一谆谆教诲，对自己严格要求，不断进取，最终成为省市教育界颇具影响的教育专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界“唯成分论”，要把一些成分不好的教师清除出教师队伍。但华附认识到，这一批教师中，多数都是教学水平过硬的骨干，是华附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坚。于是，采取了“不拔白旗插红旗”的做法，保护和改造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文革”后，教育界又出现过“唯文凭论”的风潮，对此，华附对文凭不达标的中师毕业教师进行培养，鼓励他们上大学深造或者进修，而且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使教师队伍年轻化，有效地防止了“青黄不接”现象的出现。这些都是华附“以人为本”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反右”、60年代的“文革”、70年代的“平反”，学校对于不但要培养、而且要保护一支优良的教师队伍有着深切的历史体验，保证了华师附中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课堂改革：启发式教学

五十年代初期，华附就在王屏山老校长的带领下，率先开展了以“启发式”教学为重点的课堂教学改革。当时国内仍处在师授生受的“填鸭式”教学的年代。

1956年，华师附中创建石牌分校，学校全面贯彻新时期的教育方针，狠抓课堂教学改革。学校重视组织公开课，鼓励教师互相观摩教学，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和业务学习，有力地推动了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学校重视教学手段的更新，鼓励教师动手制作教具，加强教学的直观性，有效的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重视教学过程的基础知识传授和学生学习思维的培养，基础知识扎实、思维活跃成为附中学生的特征。

就数理化的教学改革而言，突出体现在对高三毕业班的教学上。那时高考前，学校都要自己进行“毕业考试”，华附出题往往难度较大，学生考分较低。当时校长王屏山曾对学生们说，1+1=2谁都会作，大家得了100分也不会高兴，因为这贬低了自己的智商。因此，不能把分数高低看得太重要。而通过做一定的难题，找出解题的方法和规律，这才能提高大家的水平。从初一开始，许多学生就买了《趣味数学》、《趣味物理》等书籍，并找到一些奥林匹克赛题来做。他们从这些难题、趣题中寻找解题的规律和技巧，这对提高理解课本知识是很有辅助作用的。华附的这一传统一直得以保存下来，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近年，华附学生参加全国甚至国际奥赛等总能取得优异成绩。

语文课上，教师则通常不是按部就班地解剖课文，讲解语法，而是更多地教学生去学习作文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吸引学生年轻的心灵。除了完成教材规定的课程外，教师常常会推荐一些课外读物，并结合这些作品，就其构思立意、行文结构、人物刻画、语言运用等组织学生讨论。学校还要求学生从初一开始每周写周记，并由班主任批阅，同时还要求有能力的学生天天写日记，以此锻炼学生分析事物的能力和写作能力。在什么都要讲政治的年代，尽管语文课教学比其他课程融入了更多的政治因素，但老师对学生所进行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大有裨益的。许多年过去了，华附涌现出了一批作家、记者及诸如“花城”、“岭南美术”等一些著名出版社的负责人，一些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成了重要的“笔手”。

就外语教学而言，华附在五十年代主要是教俄语，进入六十年代后逐渐改为英语为主。六十年代，国家推行新编教材，其难度提高了许多，华附的教学进度也较其他学校快了一倍：华附一学期学习一册书，而广州市许多学校是两个学期学一册。为了能让学生消化新教材，华附对外语教学进行了较大改革。校长王屏山认为，外语教学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而这往往是教学的难点和弱点。为改变这一状况，教师在教学中加强了听说训练。学生还曾到华南师院的阶梯教室上电教课，通过故事影片学习英语。学校在期末考试除了进行试卷的笔试外，还增加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对一听说考试。

华师附中既重视全面发展，又积极因材施教。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即不偏科，力求学生在中学期间能掌握较为全面的基础知识，为以后学习专业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在具体操作上也有重点，即突出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和化学。其主要做法是：对这些课程配备较强的教师，各班班主任基本上为数学、语文及外语教师；对这些科目安排较多的课时；教学改革的重点也放在这些科目上等。华附对学生教学不搞“一刀切”，提倡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并注意抓好“两头”：即对成绩好的学生“锦上添花”，也对成绩差的学生“雪中送炭”。六十年代华附在搞教改时，还允许一些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跳级。

就教学评价而言，附中还试验了开卷考试，其难度实际上比闭卷考试更难。这种做法要求答题时间往往是几天。学生在这段时间内必须自觉学习或互相讨论，等交卷时，学生往往不知不觉就多学了许多知识。

（三）课外创新：活动出人才

校长王屏山认为，教学有三大任务：对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灌输思想，并认为良好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是学生成才的关键。他提出“课堂打基础，课外出人才”的教学理念。

华附认为，学生自主学习，尤其是课外的自觉学习特别重要。学校提倡学生课外自学。每当临近高考时，许多学校都利用星期日及晚上来给学生补课，一些家长也纷纷提出给学生补课的要求。王屏山在这种压力下，专门召开了毕业生家长会议，阐述了不给补课的理由，说明应给学生自己消化课堂知识的时间。华附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自学能力，使学生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而延长课时和补课并不是好途径。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学校图书馆不但订阅了一般性的科普杂志，还订阅了一些较为专业的学术刊物，满足一些基础较好的学生的兴趣。

华师附中还通过课外丰富多彩的科技和文艺活动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爱好，启蒙学生的特长，引导学生富于幻想，勇于探索，重视实践，发展个性，勇于创新。多年来，华附积极鼓励学生人人争当“小发明家”、“小文学家”、“小艺术家”，发挥学生的个性和特长。

按当时学校规定，星期二下午为科技活动日，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一个科技小组的活动。华师附中有许多学生课外活动小组：无线电小组、物理组、数学组、化学组、地理组、养蜂组、管乐队、舞蹈队、演唱组、航模组等共30多个，大多数小组有指导教师。有的小组下面还有分组，其中仅无线电小组就分有单管机组、双管机组、三管机组、五管机组等，共有200多人。

附中的同学都十分热爱科技活动，有的还不满足于学校的项目。五六十年代刚刚有了半导体收音机，但价钱十分昂贵，学校的无线电小组安装的是电子管收音机，一些学生利用自己省吃俭用剩下的钱，到商店购买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等器件，自己缠绕线圈、做变压器，自己设计、安装半导体收音机。附中的航模小组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每当小组活动时，总有许多学生围观。特别是在校运会时，航海模型竞速比赛、火箭升天表演、牵引飞机的空中“格斗”、遥控飞机的特技花样飞行等，总能吸引众多眼球。由于华师附中科技活动开展广泛和深入，每当参加全国及全省科技比赛时总能得奖。

附中的文艺活动小组也不少。管乐队是当年广州市最好的中学生管乐队之一，其乐器齐全，人数四五十人。学校在开会前及举行各种活动时，管乐队都要进行演奏。在参加广州市中学生的演出比赛时，管乐队也往往能获得奖项。附中演唱组约有十多人，使用的均为民乐乐器、锣鼓及快板等。演唱组要自编、自导、自演各类小节目，常常是在下午第四节课或晚饭时间到校园各处演出。锣鼓一敲，马上开台。演唱组常常配合学校的思想教育等进行好人好事的宣传，其活动类似于部队进行行军鼓动的宣传队。六十年代经常举行全国、全市的大游行。每当游行，演唱组就会连夜编写、排练节目，游行时就成了鼓动宣传的啦啦队。学校的广播站是个重要的宣传工具，它由学生自己管理。广播站的主要工作有：在早运、午餐及晚餐时间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及各种流行的革命歌曲；播放学校的一些通知；播出一些班级写出的广播稿；在校运会时作为演播室及时报道赛况；在上午第二节课后播放广播体操等。那时附中只在初一和初二安排了每周一节课时的音乐课，大多数的音乐活动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每周每个班都要学会一首新歌。每个班都由音乐爱好者自动当教歌员，通常是利用课间休息或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教歌。从1964年开始，全国开展了“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学校最主要的音乐活动自然也就是歌咏活动了。每当召开全校大会时，就是各个班级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大家模仿解放军连队的做法，每个班或每个年级由一人指挥，大赛革命歌曲，看谁的歌声更响亮，看谁能用歌声压倒对方。“文革”前，每年广州市的中学都要分片进行文艺汇演，华师附中选送的节目往往都能获奖。

课堂外的诸多活动，成就了不少以后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四）岁月沉浮：反思与坚守

作为华附人敢为人先的拓展精神，在新中国“教育大跃进”的浮躁年代，华附人表现出不拘于时，不拘于世，与时俱进又敢于超越时代的果敢与勇气。在大跃进、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文革”阶级斗争日日讲等一次次运动中，不少学校纷纷弃教弃学参加运动，但华附不盲从，尽量减少各种不良因素对教学的干扰，坚持搞好文化课学习。

正当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华附深刻领会党的教育方针，冷静地认识到，把学生培养成为“品德良好、身体健康、学有所长”，“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学校必须持之以恒的育人方针，不能取其极端挂一漏万。学校认真贯彻党中央1959年初“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北京会议精神，王屏山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果断地把高三毕业班从石围塘修筑铁路的劳动现场撤回，并动员师生马上投入高考的总复习。当时不独是对高三毕业班抓得很紧，而且对高中各年级和初三年级也十分重视，除了要求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现有的教学任务外，还要把“大跃进”修铁路的精神与热情带回学校，并以此为动力把因为到石围塘修筑铁路、大炼钢铁等耽误的课程和因各种社会活动的开展而导致的知识缺失及时补回。

由于学校决策正确，抓得及时，更由于附中自创办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扎扎实实地开展教学活动和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认真负责，学生学习目标明确，自觉刻苦，使华附终于在1959的高考中脱颖而出，一鸣惊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各科的平均分列全省第一（在全国仅次于东北师大附中），全省总分前十名附中占了七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一次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表扬了华师附中，并号召学习附中的办学经验。《羊城晚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名为“全日制中学的一面红旗”的专题报道，详尽地介绍华师附中的办学经验和取得的成绩。

华师附中自1959年取得高考全省第一的辉煌成绩后，更加重视对学校办学思想的提炼和优良人文文化的传承，更加重视对教师教学经验和学生学习方法的总结，更加重视对教育教学的管理，更加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在1960年至1966“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高考中，依然保持全省第一的好成绩，在广东的教育战线独树一帜。由于华师附中取得了优异的办学成绩，1959年被评定为省重点学校；1960年5月召开的全省文教战线群英会上，华师附中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单位；1960年6月王屏山校长代表华师附中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

这一时期是华师附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名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五）文革十年：矢志而不移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无论是对华师附中还是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堪回首的十年。华师附中和全国人民一样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1966年6月初，“文革”的“暴风骤雨”刮进了华附的校园，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冲乱，校领导被“罢官”了，教师被“罢教”了，学生也“罢课”了。学校十多年建立起来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无法执行，维持学校运作的常规管理瘫痪了，学生处于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无序状态中，学校的一切运作失灵了。

1968年3月，华附校领导班子改制为“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撤销校长制。1968年8月“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1968年9月2日“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学校，和“军宣队”一起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

1968年9月学校复课。原来在校的36个教学班（初中、高中各18个教学班）近一千七百学生面临毕业安置的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高考被取消，华附学生通过全国高考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的路走不通了。当年的毕业安置，除了初中的个别学生通过学校的选拔继续升入华附的高中，个别高中生入伍当兵，部分高中生进入广州钢铁厂等一批国营企业当工人外，华附“文化大革命”前的所有在校初、高中生均被安置在海南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东莞沙田、长安和麻涌等农村“广阔天地”之中。

1969年4月，华师附中随广州市中学校名的统一编制，易名为“广州市第六十一中学”（此校名一直沿用至1978年8月）。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取代了“以学为主”，“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但学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师始终本着教书育人的办学宗旨和文化传承，利用难得的课堂教学机会和课余的有限时间，孜孜不倦地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甚至在“学工”、“学农”和“学军”期间，也把握一切机会，结合生产劳动实际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哪怕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不正常的状态下进入附中（六十一中）读书的学生，也一样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

自1971年秋天起，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慢慢向“以学为主”的轨道回归。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学校逐步恢复对教育教学的常规管理，按照要求尽量开齐学科、开足课时，减少学工劳动时间，利用寒暑假参加农村的春耕、夏收夏种的劳动和军事训练，尽量不去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

为了应对“文革”对教师队伍的破坏，导致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对一大批高中毕业后留校当辅导员，读了一年左右的中师便回校任教的年轻教师进行定期集中培训（建立“红师班”制度），实施老教师对青年教师一对一重点帮教（建立“师徒制”）等的办法，提高年轻教师的专业水平。

华附这一批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的学生，传承了华附的优良传统，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不少华附学生后来成了企业、生产建设兵团和公社的干部、技术骨干、政治辅导员、“赤脚医生”、教师……这些战斗在“广阔天地”中的华附学生最终成为了各条战线上闪闪发光的金子。

1977年恢复高考，给华附的学生重启了刻苦学习、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大门。勤学苦练，争分夺秒，争取考上大学成为学校的主流思想。学校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开展分层教学，使学生各得其所，在不同的起点上有所成长，一大批的华附学生考进了自己心仪的大学深造。

学校还通过鼓励教师参加高考和保送年轻教师到华南师院随班就读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学校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使华附教育质量迅速从“文革”的破坏中恢复元气。

三、改革开放、延续传统（1976-1996）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社会进入“拨乱反正”的发展时期。面对“文革”造成的人才培养链条中断、各种人才凋零残缺的严峻局面，1977年5月24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谈到如何拨乱返正、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1978年1月11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并为此发出通知，指出：“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总结经验，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自此，全国中小学逐步进入了一个以重点学校为向导、结束混乱局面的规范发展轨道。

1978年2月，华师附中撤销了“文革”期间的“广州市第六十一中学”校名，重新恢复“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校名，并重新被定为“广东省重点中学”，行政隶属广东省教育厅，党组织关系隶属中共华南师范学院委员会。

1978年，王屏山同志调回华师附中，先后担任华师附中校长、党支部书记、华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书记的职务，任职至1982年12月。

回到华师附中工作后，王屏山校长及时把握住学校重新被定为“广东省重点中学”的发展契机，带领学校迅速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重整秩序、重建格局的发展阶段，并以其“重点中学”的示范性，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基础教育重新走上规范化发展轨道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有效的做法。

1982年到1996年间，我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基础教育也伴随着社会变革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982年1月2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当前中小学教育几个问题的通知》。强调“中小学是基础教育”，重申要“改变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错误作法”，并提出了五项措施。[5]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5年3月，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由国家教委政策法规司编写的《〈教育法〉条文说明》中，正式对“素质教育”进行了界定。

面对教育改革对基础教育提出的诸多要求，作为位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州的一所中学，从1983年1月到1996年8月，华南师大附中在以蔡汉平为校长的管理班子领导下，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完成了一个全面发展、重现名校风采的发展时期。

1991年上半年，华附在多年探索、改革的基础上，按照改革开放时期党对中学教育的要求，制定了《华南师大附中十年（1991―2000年）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描绘出学校未来十年改革发展的蓝图，表达了“附中人”深入改革、再攀高峰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一）三风建设：校园文化内核

根据华附的历史传统，结合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学校提出了建设“尊师爱校、文明守纪、好学进取、立志成才”的校风，建设“勤、严、实、巧”的教风，建设“认真、刻苦、求实、创新”的学风。校风、教风、学风，展现了“附中人”的精神风貌，形成了校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

学校继承“文革”前“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办学理念，继承“文革”前提出的“勤奋，刻苦，认真，踏实”八字学风，迅速重建起一种课内严谨扎实、课外生动活泼的教学秩序，迅速重建起一个着眼于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工作局面。

（二）广纳英才：重建教师队伍

华师附中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中，着力重组一支优质的教师队伍。先后平反冤假错案，调回和调入一批骨干教师，并帮助、扶持“一师人”的成长和发展。

“文革”期间，华师附中有54位教师被调走，其中不少是骨干教师。在上级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华师附中先后调回了10多位骨干教师。同时，又从省内外调入了潘先锋、吴颖民等一批优秀教师。

“一师人”，是在“文革”期间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指的是当年一批在当时广州市第一师范学校仅经过一年中等师范教育便进入学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华师附中重新被定为重点学校之后，王屏山校长并没有像别的重点学校那样，把“一师人”视为“不称职者”全部调出，而是为他们提供了进入华南师范学院脱产进修的机会，帮助、扶持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杨小村、杜少芬、崔炳辉、周国荣等一大批“一师人”，就在学校的帮助、扶持下，成长为学校的骨干教师，使华师附中在日后的发展中避免了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的“断代”现象。

（三）以生为本：课内课外革新

“文革”前，在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两手抓”方面，华师附中已经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此时，学校利用重整教学秩序的机会，重新建立起一个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互动发展的教学工作格局。步入90年代后，又开始校本课程教学。这些改革创新，远远超越时代1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全国普教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校教育改革离不开一线教师的观念革新和改革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华附要求教师自觉学习新理论、新经验，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支持教师大胆进行改革实践。为了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学校专门成立了“教育教学研究室”，教师也自发组织了民间性的“学术沙龙”活动。从1978年9月开始，在初一、高一年级分别开设了一个教学改革实验班，进行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教学改革试验。这些教学改革实验班，以三年为一个实验周期，前后坚持了近十年的循环验证实验研究。1980年，在王屏山校长倡议下，全国八所重点中学成立了“教育研究会”，进行全国性的跨地区研讨、交流，使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在更加广阔的范围中吸取养料，发挥影响。

80年代以来，华附积极探索在现有班级授课制的管理模式下实施“因材施教”的途径和方式，最早在全国普教系统中实施“按程度分层次教学”，即部分学科按学生认知能力水平的不同程度组织教学；建立了“免修制度”和“跳级制度”；对学生开放实验室，对部分学生延长图书馆开放时间。这些举措，为学生创造和提供了主动、创造性地学习的条件。这个时期，有两位学生获准“跳级”，一批学生获准免修某些学科。

从80年代起，学校就着手进行课程结构改革。除了按国家规定开设的必修课之外，学校从实际出发，对初、高中的课程进行了调整，开设了选修课、劳动技术教育课、专题讲座等。

1985年，学校提出了“减轻负担，提高质量”的教学要求，通过改革学科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补充、完善先进的教学手段，将授课时间从原来每节45分钟调整为40分钟，并减少一些学科的授课时数，严格控制作业量和测验考试的次数，不搞题海战术，使学生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

延续传统，华附不仅课堂内颇多改革，课外活动亦办得有声有乐。这首先得益于学校建立了一个由“两种方向”与“四定措施”构成的课外活动系统。“两种方向”，指的是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培养兴趣爱好为发展方向的“兴趣小组”活动，二是以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为发展方向的小发明、小创造、小论文活动。“四定措施”，指的是为确保课外活动的顺利开展而采取的“定时间，定地点，定人员，定经费”等措施。当时，学生参加的课外活动小组有：数学小组、无线电制作、无线电测向、物理小组、摄影小组、三废利用小组、生物组织培养小组、植物栽培、书法小组、美术小组、天文小组等。在课外活动中，学生学会了自己撰写小论文，自己动手搞小制作、小发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创造热情，有效拓展了学生的个性才能。

此外，学校还在活动课程中对学生开放图书馆和实验室。以上的措施，使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两者有机结合，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有效地促进了学生个性、特长和能力的发展。

华附还坚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此期间，华师附中对在“文革”中被滥用了的“学工、学农、学军”等教育活动，没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坚持让学生适度参加“学工、学农、学军”等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并筹建学校的“学农基地”、“学工基地”和“学军基地”，让学生在不同年级中接受不同内容的教育和磨炼。

（四）立志成才：科研促进德育

在我国的“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学校组织了专门队伍，在参加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中深入改革，构建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学校德育工作新格局。

尤其在“八五”期间，学校组织人员参加了国家重点课题――“我国开放城市中学生社会理想形成与教育研究”的实验研究工作，在研究中深入总结了华南师大附中的优良办学传统，形成了“立志成才”的理想教育主题系列：初一、初二侧重于生活理想教育；初三、高一侧重于职业理想教育；高二、高三侧重于社会理想教育。

在参与诸多课题研究中，学校形成了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的德育目标序列，形成了以“为振兴中华立志成才”为主题，细化为“为谁成才”、“成怎样的人才”、“走怎样的成才道路”等核心问题的德育内容序列。为学校德育工作队伍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参照体系，为解决学校德育当时那种“朦朦胧胧”，“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主观随意状态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有效的做法，促进了学校德育的基础工程建设。由此形成了华附德育工作鲜明的特色。

学校的德育工作改革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从其“重点学校”的社会角色出发，着眼于本校毕业生未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让学生在深入了解中国国情中接受更加深刻的教育”的追求，构建起一个深入社会不同领域、强化学生现实生活体验的社会实践活动基地。

1、学工基地。华南师大附中与广东罐头厂、广州通讯设备厂、广州天天食品厂、广东南方面粉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了长期挂钩的关系，定期组织学生到上述企业开展学工活动。

2、学农基地。华南师大附中在清远市源潭镇的大莲乡和高田镇的樟洞乡，建立了两个能够容纳近400人的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到当地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3、学军基地。华南师大附中与广东武警总队和边防总队建立了共建精神文明的稳固关系，分别以“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不同方式建立起学军基地。

4、社会调查基地。华南师大附中与广州市若干大商场、部分高校和省市科研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得到它们的大力支持，这些单位和部门已成为附中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的基地。

学校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在不同阶段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上述基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接触不同社会领域的实际，加深对社会各方面的了解，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立志成才”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四、跨越世纪、继往开来（1996至今）

1996年8月，蔡汉平校长退休，吴颖民走马上任，担任华南师大附中校长至今。

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1年6月8日，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掀起了新一轮课程改革。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从1996年至今，华南师大附中在以吴颖民为校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在与经济社会发展、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互动中，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办学经验，实施新的发展策略，追求持续攀升的跨世纪发展时期。

建国以来，贯穿在华南师大附中办学历史中的一种核心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在新旧世纪相交之时，学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以人为本”的办学传统进行了提炼，提出了以追求“可持续发展性”为核心的办学目标：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学生，造就可持续胜任的教师，创办可持续攀高的学校，实施可持续提升的教育。

贯穿在华南师大附中发展历史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就是追求以先进的办学理念指导学校的办学实践。处于新旧世纪相交之际，华附在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之后，以“三个面向”为指导，提出了新的办学理念――“以完整的现代教育塑造高素质的现代人”。

“完整”，一指要让学生在知识技能、理论素养、践行能力、心理素质和行为特征等方面获得整体发展，二指要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三指要建立一个由常规课程、活动课程和隐性课程综合构成的完整课程体系，四指要建立一个包括理论指导、活动熏陶和实践体验三位一体的德育活动体系。

“现代”，从思想观念、教育价值取向和方法技术等三个基本方面反映出学校教育的现代性特征。

“高素质”，在培养目标、人才规格方面，华附的学生应该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活跃性、道德上的高尚性和学业上的优秀性等方面全面和谐地发展；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华附的教师应该具有敬业精神、改革意识、科学态度等综合构成的素质。高素质的教师与高素质的学生互动发展，为学校的高起点、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丰厚的基础。

另外，华附还一直在思索自身的“品牌标识”――独特的理念系统、操作系统和管理体系。在此期间，华南师大附中以自身丰富的经验为素材，整体构建起学校的办学体系――“一二四六八工程”。

“一”，用一句话概括的办学理念：以完整的现代教育塑造高素质的现代人。

“二”，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一手抓软硬件建设。

“四”，建立四个工作系统：以立志成才为主题的激励型德育模式，以因材施教为核心的个别化、个性化教学模式，以优质高效为标志的效率与效益型后勤服务模式，以科学民主为目标的舒畅型学校管理模式。

“六”，提出六项人才培养标准：基础扎实，特长明显，素质全面，能力多样，人格健全，适应性强。

“八”，对毕业生提出“八个一”的要求：怀有一颗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红心，并养成一套良好的做人规范；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英语；能写一手端庄的毛笔字和硬笔字；有一门最喜爱的学科并学有所长，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形成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掌握一门体育运动的技能，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掌握一项乐器演奏技能，并有良好的审美修养；练就一手熟练操作电脑的技能，学会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炼就一项劳动生活技能，具有良好的独立生活能力。

在此基础之上，学校制定了新的五年发展规划，提出了2001年到2005年的发展总目标：高标准建成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继续努力把学校办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质量、有特色的现代品牌学校。为实现发展目标，学校提出了“五化策略”：优质化，特色化，集团化，国际化，现代化。

时光荏苒，华南师范大学附中，这棵珠江湖畔的大树已经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恰如广州温润气候下成长的树木，百年常青。为何如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们的改革始终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把教育指向人本身，把人当为人那样地进行教育。作为校长的吴颖民，同时担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博导，颇具理论的敏感和热情。正如他在其书中所说：在现代社会办现代学校，要求校长不能只是充当行政链条中“上传下达”角色，而是要真正发挥办学主体的作用，形成自己的治校方略，主导学校的发展。校长要敢于亮出自己的旗帜。以人为本、敢为人先，成就了华附今天的辉煌，华附人沿着先人的道路，定能走得更远。

（区竞志 刘平 整理编辑 2010-3-31）

[1]朱有王献 ，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P540

[2]朱有王献 ，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P22

[3]曹思彬、林维熊、张至编：《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p170、p228、p283。

[4]袁征：《1924―1927年广东教育制度的基本史实》，《学术研究》2001年第5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P.64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884年1月出版。

http://www.hsfz.info/article/d57bf241-9f7e-4be7-9cc8-c7a3f1969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