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光中：华附执教生涯回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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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平生写云天

八秩老教师蓝光中华附执教生涯回顾

（文章转载： 华南师大附中汕尾学校     http://www.hfswxx.net/Item/320.aspx）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话是千百年来人们从严峻的生话历练中总结的经典名言。而我却做了一桩“人往低处走”的蠢事；可也“蠢”得可爱，结果却又是“人往高处走”，你说巧也不巧？

1957年7月底，我从广雅来到了华南师院附中石牌分校。在这里，我把广雅比做了“高处”，而把附中分校比做了“低处”，这么说，也许是得罪了附中分校。可我认为事实确是如此。

在当时，别说分校，就是附中正校，人们都认为难以与广雅娩美，而我却愿意来分校，你说我是不是蠢昏了头？

石牌分校是1956年开办的，当时的规模是从在市内文明路的华南师院附中高二拨了三个班到分校来，另在分校招收了高一和初一各三个班，还将石牌小学戴帽子的两个初二、初三的学生拼过来，这就是说开办时高中、初中全部的学生只是十六个班。全校的教职员工只有六十人，规模就是这样小。校舍是师院拨给它的最西边的二座三层楼房，人们戏称它为“白鸽笼”，还有就是它右边山岗上两排每间四十来平方米的四间平房，这些平房用木板间隔为男生宿舍；还有就是一口大水塘旁的几间草房和两列低矮的职工宿舍和一座长方形贮藏物资的仓库之类的用房。面积只有一平方里的样子。校舍实在很简陋。

那两座坐南向北的三层旧搂，是用竹片代钢筋浇上水泥的建筑物，已经相当残旧了，可却是当时最时髦的了。前一座是用来做教学楼的。后一座的三楼是女生宿舍，二楼是教工宿舍，一楼是校长、教导处、总务处等的办公室，而科组办公的地方却是草棚，说它是草棚，倒不是真正用茅草盖的，而是用广东乡下很常见的大块葵叶作墙身，上面盖的据说是从苏联引进的红瓦。在靠紧那两座三层楼旁边的山岗上，盖了一座较大的简易砖瓦房，里面隔成可以放十来张碌夹床的七八间宿舍，寄宿的男生便全部住在那里。那两座三层楼房的后面，有一口很大的水塘，水塘后面是两列低矮的家属宿舍，是一房一厅一个小厨房的小套间，面积是18个平方，也有面积稍大的二房一厅一厨房，也不超过30个平方。一列有十来家；人多家属宿舍住不下，便可在那座库房之类改建的单身教工宿舍里再分个单间。那个宿舍是用不到顶的木板隔建的，中间一条通道，两边便是用木板隔开的十来个平方的小房。那里是隐藏不了什么秘密的，一间房里有人说话，大家都可以听到。水塘的右侧是学校的伙房和膳堂，膳堂也是草棚式的。整个分校的校舍便是如此简陋。

而那时的广雅在广州市是顶呱呱的，说它是“首屈一指”，也毫不夸张。历史悠久，它的前身是清末维新派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它教学质量高，是广州市有志深造的学生首选的学校；它的校园很有特色，古树参天，环境优雅，最出奇的是一条三十来米宽的溪水环绕着校园，校园与鬧市隔离，显得很是幽静，说得夸张些，这恐怕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奇景。

我为什么会从顶顶有名的广雅来到石牌分校呢？这就说来话长了，那就长话短说吧。

我是1951年3月离开就读的中大来到广雅的。那时，我读中文系二年级，被当时的参军高潮，还有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搞得无心向学。当时来中大兼课的秦牧先生便介绍我去广雅教书。一个大二学生，当然是幼稚得很，学问没有，资历也很浅，毫无教学经验；但我有一个特点，肯虚心学习，在学校领导无微不止的关心和老师无私的帮助下，成长得比较快，经过三年的磨练，大体上已经成熟了。1956年全国工资改革时，我已评为中教三级。那时我还不到30岁，据说当时广州市的中学教师在这个年龄段能评上三级的，全市还不到十个。

我当时实际的教学水平如何呢？用当时省教育厅教斫室主任李明宗先生的话来说，我已经有了自已独特的语文教学的风格。他是负责搞语文的，常来广雅听语文课，也就是说是来广雅“蹲点”的。他这么评价我，我知道这是对我热情的鼓励，在业务上，我更加严格要求，努力补缺补漏，文言教学是我最薄弱的，于是我下苦功从头学起，一年功夫，基本上解决了怕教文言文的难题。在文学作品的教学上，我用当时政治学习学《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心得，尝试用矛盾的方法分析人物与人物性格的矛盾和人物与环境的矛盾来分析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朿；用描绘形象的方法来解决古典诗词教学的难题。1957年初，广东省语文教研会成立时，李明宗主任便指定我在大会上发言，这就是说要我在大会上介绍经验。没想到我的发言很受欢迎。

大会结朿后，他好像是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我们想把你调到另一间学校去做开荒牛怎么样？我便毫不犹豫，爽朗地说：没有问题。说实话，那时我还比较单纯，不大考虑得失什么的。

事后，我跟在附中石牌分校工作的好友何增光说起这件事，他便鼓动我来附中石牌分校，当时我没有表态，因为我知道石牌远离市区，生活条件比较差，住家不太适合。后来我又想，如果能把我还在上大学的妻子马智媛转学到华南师院去，那就不用让她去江西就读了，那么去石牌分校也不错。

六月初，调令下来了，真的是把我调到附中石牌分校来。当时广雅的卢炽辉校长就跟我说：你不想去就找个借口吧，我去跟教育厅打交道。我倒是求卢校长：师院的领导，你有熟人吗？我想让马智媛转学到华南师院去，不去江西上学了。他说，这好办，师院的教务长陈子明是我的老朋友，跟他说说就行。快放暑假时，卢校长对我说，转学没问题，我给写封信，你去找陈教务长办手续吧！

就这样，刚放暑假，我便来到了附中石牌分校。

那时，分校的虞肯堂校长很重视我调来，7月底，我决定搬来石牌，他叫总务主任区震坤先生亲自跟车到广雅给我搬家。说是搬家，那只不过是把我一家五口：母亲、妻子、女儿、儿子和我安排好坐上车，还有就是简单的随身行李，家具一件也没有。

就这样，我离开了环境幽美的广雅，来到了荒僻的石牌分校。

我是1957年7月中旬来到石牌的，那时候，我突然想到：看来我跟“7”似乎很有些缘份。不是吗？1927年，我呱呱坠地，光着屁股一无所有地来到这个世界。1937年，我笫一次背起书包，走进了整个乡绝无仅有的一间小学里去读书。这可是件大事，我家的祖祖辈辈都是“日求两餐，夜求一宿”的地道农民，那里有机会读书呢！乡亲们都说我命好，能够去上学堂。当时上的是小学，一个农家子，作梦也没有想到能上中学。那时要上中学，要到一百多里路程的赣州去。一百多里路哟，那多遥远啊！

可是世上的事情真有点古怪，读完了小学，我居然轻易地上了中学。说来，这又跟“7”字有关。话说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苦难的中国人民，陷入了八年抗日战争的火海里。可没有想到的是，远在赣州的一些中学，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纷纷搬迁到安全的穷乡僻野，于是近在眼前的家门口也有了中学。不算很困难地读完了初中，还读了半年高中，学校要搬迁到更远的地方去，只好停学了。可在1947年，县里的中学有了高中，停学了两年半的我，又回到学校里去读完高中。1949年7月，我来广州投考中山大学，幸运地考上了，成了乡里第一个国立大学的大学生。后来去到广雅中学工作，在我30岁的1957年7月又来到了石牌分校，这不是缘分吗？

以后还跟7结了不解之缘，这就是1987年，我在附中工作了三十年便退休，1997年，我70岁生日时，我在附中担任过十个高中毕字业班的二百多个同学在学校的体育馆为我庆祝生日，吴颖民校长亲自参加，还在会上讲了话，热情祝贺我的生日。2007年，我80岁生日时，同样有那么多同学回学校来为我庆祝生日，吴校长出国去考察，杨小村副校长代表吴颖民校长参加，还向我赠送了生日礼物。这样说来，“7”字跟我实在很有缘分，我占了不少“7”字的光。

当然，“7”字也有使我很倒霉的时候，那就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搞大联合，后来演变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事情发生在1967啊！这个“7”可不是要我的命啊！后来我读《易经》，知道了“7”字是“艮”卦，《易经》上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话是很有哲理的，不是吗？动静适时，做起什么事情来，那就心中有底，也就是，有把握，有把握便是前途光明。

1957年我来附中石脾分校，是初来乍到，一切都不熟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那时我虽没有接触《易经》，但我已能注意“动静适时”。

先说生活吧：来到分校，我家五口人，分到一个小套间和一个单间。我让我妈带着两个小孩住小套间，我和妻子便住到单身教工的小间里去，这样，单身教工便名不符实了。当然，这不是我开头的，好几家都是如此这般。我家的隔壁，住的是师院的一对带着一个小男孩的夫妇，男的是在师院团委会工作，女的是在人事处上班，那个小男孩跟我的儿子一般大，两个小男孩一见面就成了好朋友，跑跑跳跳，玩得很是高兴。男孩嘛！当然免不了也会吵架，可不用大人担心，过不了多久，便又搂头揽颈，和好如初。他们就这样，幼儿园，小学，一直到中学都是好朋友。那个小男孩便是现在新世界分校的文君主任。

来到分校的第二天，虞校长便来跟我聊，他简略了介绍了学校的情况，便跟我谈工作。他征求意求似的跟我说：“我们想让你担任高三（3）班的班主任，教三班和二班的语文怎么样？”

我也很随意地表态：“没什么问题，只是我没有教过高三，也没有做过高三的班主任，没有经验，不知道能否胜任？”

他笑着说：“这就不用谦虚了，你在广雅的干劲，我也略知一二。经验嘛，慢慢积累就是了。这个班高二时的班主任是郭大乙老师，现在担任化学科科组长。你可以找他了解了解这个班的情况。”

当天下午，我便找到了住在同一排宿舍的郭大乙老师，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高三（3）班的情况：班里的干部力量很强，学生会的主席是班里的，团总支委员也有一个，班里的日常工作完全可以放手让干部去处理，体育活动也很活跃，有几个项目可以在校运会上拿到名次，学习就一般，如果在年级的三个班排名次，那就要屈居最末。他还介绍了班里一些有特点的同学。

听了郭老师的介绍，我大体上对这个班有所了解。为了进一步摸清班的底细，我还找了担任这个班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等科的老师了解情况，还找到担任团总支书记的张楚嫦老师了解在学生会和团总支工作的两个同学的情况，她跟我说：“这两个同学工作能力都很强，但不太重视学习。”她还跟我提供一个新情况：班里的干部不很团结。

这样，我确定了班工作的重点：要想办法把学习搞上去，在开展搞好学习的过程中，促进班干部的团结。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一年后，他们要面临高考，普通中学的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首先的出路是考上大学，而且最好的出路是考上理想的大学。要不，何必去读普通高中呢？

我跟抓教学的教导主任林永泉和抓学生工作的副教导主任何绍芳谈了我的设想，他们都很赞同我的看法。

这样看来，我的教学和教育工作都不轻松。在教学上我没有教过高三，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摸过高三的语文教材，我以为要把这个班搞好首要的是要把课教好，课教得“鸦鸦乌”，要想把班搞好，那是白日做梦。而要把课教好，那是要下苦功的，是要专心致志，心不旁鹭。这样，家务事就难以顾得上了。我便想暂时把母亲和两个小孩送回江西老家去。而这首先要做通太太的工作，我第一次跟她谈，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她就说：“不行，小孩这么小，我舍不得！”我想把话说完，她干脆撒起娇来，跺着脚，用手指把耳杂塞住，连声说：“我不听，我不听……”

眼看我的重大决策要落空，我便想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来对付她。过了几天，我柔声柔气地跟她说：“其实，我也舍不得，只是家务事难以兼顾。你来管家怎么样？”

她对这似乎有点兴趣，便说：“怎么管？”

我说：“我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你，你管好家里的开支，首先能让大家有饭吃。”

她说：“那不是要我去买菜？”

我说：“那当然！但不是要你一个人天天去买，我有空时也可以去买。”

她说：“好吧，你可不要先让我管家。我试试看，先买买菜，反正现在还是暑假。”

于是，我陪她穿过田间小路，进入石牌村，东拐西弯，找到了村里的市场，市场很小，但米呀、油呀、鱼呀、肉呀、一般的蔬菜还是有的，也很新鲜。她高兴地买这买那，买了两篮子，一人提着一篮，慢慢地回到学校，一看化去了两个钟。我陪她去了两三次，便让她一个人去买。她也很精，一般是隔天或隔两三天去一次，可是还不到半个月，她就向我诉苦：“这样受不了，太辛苦，也太费时间。”

我说：“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她说：“不如去饭堂搭吃吧？”

我说：“你这个主意倒不错，不过你得算一算家里整个开销这笔账。”我告诉她到饭堂搭食甲级餐每位每月十二元，乙级餐八元。我说：“家里五个人，三个大人两个小孩，两个小孩算一个大人，那就是四个大人，搭两份甲级餐，两份乙级餐怎么样？”

她点点头表示赞同，便很认真地拿起笔算起细账来，单是一家人吃的一项，就占了我的收入的近40％，加上其它不可缺少的开支，每个月得超支30元左右。这样，她只好自己否定了搭食的建议，一句话也不说了。当然，我也只是摊开两个巴掌，表示无计可施。

这样，两个人之间似乎无话可说了，只好沉默啊，沉默！这算是夫妻间的第一场冷战。过了两三天，她主动地对我说，看来只好让妈妈带着小孩回你老家去。我心里可乐了，我的以退为进的计划成功了。现在看来，不正是《易经》上说的：动静适时，其道光明么！接着她又提出条件：最多是去两年。这次我倒成竹在胸地说：“用不了两年，明年暑假时我一定会让他们出现在你眼前！”

我说得这么肯定，这么有把握，是有根据的：一是我的教学、教育工作，经过一年的摸索，肯定可以摸出点门路来，工作压力不会那么大了，有余力可以照顾家庭；再就是当局已开始着手在学校对面建个综合性的商店，解决师院和附中师生员工的迫切的生活问题。

于是，便忙着去购置一些孩子们回老家去暂住的生活用品，八月中旬，我便送母亲和两个孩子回信丰去。从广州到信丰，顺利的话一天可以到，这样会辛苦些。因为有老人和小孩，我计划两天到达。第一天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在韶关住一晚。第二从韶兴坐汽车直接到信丰。回到信丰县城，吃过午饭，一个在县政府工作的朋友给我们找来一辆汽车，半个小时便回到星村老家。父亲看到一岁多的孙子很是高兴，抱起他就亲，也许是父亲的胡子扎得他的小脸痒痒地，他便用小手乱擦他的小脸，那怪样，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给女儿办好了转学的手续，在家里休息了两天，我便赶回广州去，

我离家时，儿子很乖，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心里倒有点酸酸的，要跟儿子分别一年哟！

我这个儿子，也许是天生的恋父情结，有时发脾气哭呀闹呀，可是一看到，就伸出两条小胳膊要我抱，我一抱着他，他就含着泪笑着亲我，弄得我脸上也沾满泪水。平时也常粘着我，如果大半天见不着我，他便不断地问祖母或姐姐：爸爸呢？爸爸到那里去了？对她母亲倒不怎么粘，一两天见不着，也无所谓。这一次，为了搞好工作，我也只好硬着心肠，采取这一着棋，其实，我心里还比他妈妈还舍不得。

回到学校，没有家务事干扰，我便全力以赴投入新学期开学的淮备工作。这不是做到了“动静适时”么？当然，是否“前途光明”那就只好“且听下回分解”罗！

快接近开学了，许多同学都时不时回到学校里来。我趁这个机会便去找同学聊，表面上是闲聊嘛，什么都聊。而我是有目的的，因而常常把话题引导聊班里的情况，引导他们对老师教学的反应。班里的情况，大体上跟前任班主任介绍的差不多，当然，同学聊的更细致，比喻说干部的团结问题，他们就说了不少的人和事；学习问题，我还摸到一个新情况，同学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理轻文的倾向。特别是对语文，几乎没有谁喜欢听。原因嘛，他们说得很简单也很干脆，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内容干巴巴，普通话又讲得难听。这可当头给我泼了一大盆冷水，我这个班主任偏偏又是教语文的。怎么办呢？我从“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句俗语，得到了启示，要搞好这个班，首先要把语文课上好。课讲不好，班主任工作肯定也没法搞好，你没有威信，同学怎么会听你的？

我认真阅读语文课本，考虑怎么样引起同学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当时高中的语文课本，都是把议论文放在前面，把文言文放在中间，而把文艺作品放在后面。一般都是按照课文编排的顺序，从头讲到尾。我却想打破这个常规，选些学生有兴趣、比较喜欢的提到前面来讲。我把这一想法跟同我一起教高三的杨达仁先生商量，他很赞成我的设想。杨先生当时担任语文科组长，五十多岁了，是北师大毕业的，语文的功底很好，只是表达能力一般，因而学生也不怎么喜欢听他的课。他也想先抽些较有趣的文章来讲，引起同学的学习兴趣。

于是，我们先讲诗词这个单元，接着讲文艺作品和文言文，最后才讲议论文。

第一课是讲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我采用描绘形象的讲述方法，再现诗歌里描绘的在橘子洲所见的层层叠叠山水形象，以及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生动情景。看得出来，同学听得津津有味。同时，狠抓基础知识，引导同学去思考诗词的炼字与韵律，比如开头，应该是“寒秋独立”，诗人却说“独立寒秋” ，这是为什么？又如“层林尽染”，把“层林”换成“树林”意境有什么不同？这样，同学们便七嘴八舌讨论开来，课堂气氛很是活跃。我要言不烦地点播一下，“层林”显示的意境是树林层层叠叠，也显示诗人的观察点是由低处向高处了望，间接描绘了山势陡峭；如果是“树林”，那便没有那样的意境，那就显得单调意浅，令人一览无余。我还从纠正错别字的过错中，给同学讲点文字学，讲点“六书”的知识。比如“染”字，很多人把“九”写成“丸”字，成了错字。为什么会错呢？因为他不懂“染”字是怎么造出来的。我便简单地跟同学讲讲“六书”，说说汉字的“四体”、“两用”。四体就是汉字的四种造字方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两用是假借和转注。“染”是用会意的方法造的字：“氵”是表示染离不开水，“木”是表示染色用的原料是从植物里选择的，如要把东西染得蓝色，那就要找到蓝草来做原料，而“九”则是表示染的次数越多，颜色就会更漂亮，如果把这个“九”写得“丸”那就显示不出染的次数，这便成了错字。如此这般，会写错这个字的同学便异口同声地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写错这个字了。

在讲小说时，我便用矛盾论的方法来分析作品的故事情节，如讲鲁迅的《祝福》，我便告诉同学：这个故事的产生是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矛盾。祥林嫂这个善良的劳动妇女处在封建气息那样严重的山村，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悲剧。这样引导，同学就很容易地领会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趋势，把握人物性格特征。

我还利用好课堂提问的形式，采用口头回答、书面回答的方式进行检查督促。提问还要计分，是平时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大多数同学是怕作文，不喜欢作文的，作文时很马虎。我便在作文方面化工夫，一是改变作文的命题，让同学写熟悉的等西，写真实的生活。第一次作文，我就要求写“我的家人”，让同学在这个范围内去写自己的亲人，还要求有具体的事例，这样，同学就感到不难写了，也愿意写。结果出现了不少内容充实有趣的好作品。

批改时，我不只是细改详批，我还经常提出问题，让同学回答，或者让同学自已修改某些段落；这样，同学们都不害怕作文。

教学上站稳了，我觉得有条件大力开展班主任的工作了。我的工作重点是扭转一些同学不重视搞好学习的倾向。我利用班会的时间，大谈高中毕业班同学的出路是什么？我明确地表示有条件上大学的同学，考上理想的大学便是最好的出路；而要考上理想的大学的关键便是搞好学习。班会上讲，团支部的组织生活我也讲。我还在团支部里面摸底，弄清楚哪些团员准备考大学，准备考什么大学，这样以来，考大学成为班里的热门话题。于是，我趁热打铁，在班里组织搞好学习的互肋小组，互相帮助，弄清自己学习上的优势和劣势，引导同学发挥优势，补缺补漏，这样，重视学习，蔚然成风。这个班的体育活动搞得比较好，我只是鼓励、督促同学继续开展好体育活动，建议他们开展组与组的篮球比赛，让班的球队跟别的班挑战。

中段考以后，同学普遍感到学习成绩有了提高，特别是文科如语文、政治、外语的成绩提高得较快。这样，我对搞好这个班有了信心。这时，学校领导也来给我打气。有一次虞校长见到我，便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跟我示意，笑着说：“老蓝行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三班的面目便改观了。”我也笑着说：“这是虞校长领导有力！”得到虞校长的肯定，心里还是很高兴，第一次担任高三的班主任，能够很快扭转一个班的局面，还是不赖吧？

下一个学段，工作就不用那么吃力了，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较为细致地了解同学的层面上来，我为班里四十四个同学都立了户头，把他们的优点、缺点，学习情况，家庭的基本情况，是否准备考大学，都详细地记录下来，我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准备写学期结束的评语，二是摸清他们毕业后的打算，准备对一些还在犹疑下不了决心考大学的同学准备多做点工作，让他们排除犹疑，决心投考。

这个学段，按照计划要到员村罐头厂去劳动两周，带学生去工厂学工，这可是一件辛苦事。学生要按照工厂的规定“三班倒”，这样，我这个班主任也要跟着学生“三班倒”，我既要跟班劳动，又要管理好同学，特别是要注意同学的安全，绝对要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当然，学校没有要求班主任跟班劳动，这是我自己加的“码”，我认为一个年轻的班主任不跟同学一同劳动，只是指手画脚，怎么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树立威信呢？

同学们看到我这个班主任还不赖，便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认真劳动。有的同学在工余还不忘学习，用一个自己装订的小本本，把俄语单词、句型，数理化的公式抄下来，有空时便翻一翻，看一看。我觉得这种自觉性很可贵，便大加表扬、推广。

两个星期的劳动很快就结束了，回到学校便是复习考试。

正在出题目准备期考时，突然传来上级的决定：寒假市里的四个省校：广雅、附中、附中石牌分校、育才要集中在育才进行反右斗争。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大家都有点蒙头转向，有的还忧心忡忡，担心会搞到自己头上来。我当然非常坦然，用不着担心会出什么问题；但对学期结束工作却不那么认真了，一般同学的评语也就有点马虎了，当然重点的同学还是一点也不马虎。

寒假一开始，头等大事便是准备好行李，集中住到育才去反右。这是解放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首次的阶级斗争，当时的知识分子一说起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现在却要进入这个斗争漩涡，更是诚惶诚恐，不知会有什么结果，灾难会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我倒是很镇定，我从来没有说过党的坏话，更没有做过反党的坏事，不管是来到附中还是在广雅，我跟党员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因而我很自信自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搞运动是很紧张的，听报告呀，小组讨论呀，背靠背揭发呀，忙得很；但我心里却很轻松。我还抱着这样一个宗旨：决不投井下石，要我揭发时，我总是借口我才来半年，接触面不广，没有什么可揭发。实在难以推搪时，便拣些鸡毛蒜皮的事，人云亦云地说一说或写一写。当然，我还是非常注意当时领导小组的动态，有一次大概是核心组的成员吧，来到小组下放材料，我用心一听，其中竟有我一个老友的材料。我便留心地详细地把材料记下来。

我这个老友是心直口快，嘴巴多，说了一些领导和党员的是是非非。在来育才参加反右之前，他就忧心忡忡地跟几个朋友说：“这次大概会搞我啦，我一定是在劫难逃。”几个朋友都劝他，如果真会如此，那你就争取主动交代吧。现在真的要搞他了，领导小组掌握了他那些材料，他心里没底，想主动交代也不一定对得上号。怎么办呢？想帮他一把，又怕会引祸上身，因为当有一条纪律：不准通风报信。但朋友有难，我不能不救呀？我当时心急如灰，不知如何是好。好在当时星期六还可以回家，我灵机一动，便把揭发他的材料摘要抄了一份，找到一个跟我跟他都很要好的朋友，请他把材料交给他。星期一我和他在育才见面时，他冲我笑了一笑，表示已经看到了材料。结果，他不可避免地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但因坦白交代得好，免于处分。这样的结局，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历时一个月左右的反右斗争结束了，附中划了十五个右派，其中还有两个极右，被送去劳改；其他的都是工资降级，送去白云山农场劳动锻炼，这算是敌我矛盾，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样，谁敢说反右斗争是残酷呀！

分校高三的教师有了变化：原一班班主任钟腾嵩被划为右派，便由刘奕华来接任，并担任全级的俄语老师，因为原来的俄语老师陈定中下放去了罗定；原一班的语文老师杨达仁因历史问题被抓走了，一下子难以找到新的语文老师，便由我顺便担任，这样，我一个人就包揽了全级三个班的语文；而钟腾嵩所教的历史，便由虞校长来教。

反右归来，旧的教学秩序也打乱了，开展以勤工俭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革命。勤工俭学的具体内容是苦战四十天，为附近的广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挖水渠。省农科所位于石牌南端“鸡笼岗”，即现在师大北面，它的试验农田没有潮水涨落，如果遇上五山小水库蓄水用完，便会干旱，无法进行试验，因此急需从棠下的“棠下涌”上游挖一条灌溉渠到农科所，以便在干旱时从棠下涌抽水灌溉。  

高三下学期一开学，我便带高三（3）班的同学去水渠工地劳动，吃住都在棠下上社，跟同学们一起在泥里滚，水里泡。一开始是停课全天劳动，两个星期过后，学校领导考虑到高三的同学要参加高考，便改为下午劳动，后来又改为一个星期去劳动两次。对老师的劳动也重新安排：一般老师可以不去劳动，班主任可以不参加劳动，但要做好组织工作，解决劳动中发现的问题。

这时，还突然来了一个全国性的“除四害”运动，搞得最热火朝天的是捉麻雀，凡是能发出响声的用具，如洗脸盆呀，铁皮水桶呀，都一齐上阵，到处是劈里嘭隆的响声，吓得那些麻雀到处乱闯，确是死了不少。学校决定：高三在下午课余时搞捉麻雀，其它的班级停课三天参加运动。显然，运动已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安排，但谁也不敢提意见，只是按照学校的安排去做。

这时，课堂教学也强调要紧密结合实际，语文教学也不要拘泥于课本，发现报刊上有什么好材料，就可以拿来讲。这样搞了两个星期，我感到不太妥当，这样乱套，怎么去参加高考？因为我看报纸、杂志，发觉别的省市还是很正规。我便跟虞校长商量，高三是否可以还是以课本为主，因为高考是全国性的，别的省市似乎不怎么强调结合实际。他不敢当场拍板是否可行，但他很重视我的建议，于是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的意见很好，但要请示一下王屏山校长。”听说虞校长在反右时也挨了批评，显然，他也在反右中吸取了教训，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单位党负责人的领导。

他跟王校长通了电话，便高兴地说：“王校长认为你的建议很有水平，高三的课程不要乱动，还是要以高考为主。”学校经过研究，便决定高三去农科所的勤工俭学也停顿下来。高三还是以教学为主。因为这一届的高三是分校参加高考的首届，首届考砸了，那是很没有面子的。

当然，我的工作是相当辛苦的。担任班主任，还要教三个班的语文，学校也很体谅我的难处，叫我把作业批改放一放。于是，我把全收全改，变为全收部分改，认真做好作文讲评。这样，语文教学质量还不至于下降得很厉害。

这时，班主任工作的重点是摸清班里同学毕业后的动向，也就是说摸清班里的同学那些参加高考，那些放弃高考；弄清放弃高考的同学的真正原因，尽量做工作争取他们参加高考。结果，全班44人，37人参加高考，11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放弃高考。

很快就面临高考，作毕业鉴定呀，高考报名呀，指导同学报专业呀，忙得不亦乐乎；但心情还是很愉快。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高三的班主任，自问在工作中是尽了心、也尽了力，但效果如何呢？因为我还懂得工作的成效是检验我的能力和水平试金石。

带领同学去参加高考后，参考同学的反应还是不错。认为题目不很难，各科的很多题型都接触过，不会感到陌生。综合同学的反应，我估计能上线的大概是80％左右。

高考完毕后，我便去参加高考语文的评卷工作。在整个评阅过程中，我当然常常拿那些卷子与我校学生的水平作比较。我发觉：我校学生的语文水平不俗，处于中上水平。

接着便是放暑假，放假前便宣布下一年的工作安排：我的工作是担任高三（1）班的班主任，教一、二班的语文。

放假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最要紧的事便是回江西老家去把妈妈和儿女接回广州来，我实在太想念他们了。现在新建的石牌综合商店已经完工了，正在装修，不久即可开始营业，购买日常的生活用品那就毫无问题了。工作也不大成问题了，高三的工作摸了一年，无论是教育、教学工作都难不倒我了。有条件把母亲和儿女接回来，好好尽一尽做儿子和做父亲的责任。妻子当然更加高兴，当然她挂住的只是儿子。

我归心似箭，上午九点多钟坐上火车去韶关的火车，下午两点多才到站。我便匆匆地赶到汽车站，已错过了搭上开往老家信丰的汽车的时间了。我便当机立断坐上一辆开往南雄的汽车，南雄到信丰不到一百里，在南雄住一晚，第二天也可早点到信丰。去到南雄已快下午六点了，便决定在南雄住一晚。去找旅店时，发现街边停着一辆信丰的商车，司机位上坐着一个年纪比我稍大些穿白衬衫的人。

我便问他：“你的车什么时候去信丰？”

他看看我便说：“你想搭顺风车去信丰吗？”

我说：“我是信丰人，现在广州工作，回信丰去看望父母。”

他噢了一声，便问：“你是信丰那里人。”

我说：“我是星村人。”

他便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蓝光中。”

我显得有点惊讶，便问：“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他说：“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你的大名，你在信丰是大名鼎鼎的。”

我只好谦逊地连声说：“过奖！过奖！”

他便打开车门，请我坐上车，并说：“有个伙计去买点东西，他一回来，就开车。”

不一会，那个人回来了，跟我年纪差不多，三十来岁，原来他才是司机。我便问他：“你是信丰哪个单位的？”

他说：“是县供销社的。”

我便问：“你们的经理是不是洪世恩？”

“是啊，我这次便是洪经理派我送货来南雄的。”

我说：“他是我表弟。”

他高兴地说：“噢，这真巧了！我把表哥接回来，他一定会很高兴。”

于是一路上说说笑笑，路上还吃了一餐饭，还不到晚上10钟便到了信丰。司机把车开到供销社，下了车一进门，便放大嗓门嚷道：“洪经理，你快出来，看看我把谁给你拉回来了？”

表弟一出来，便惊讶地说：“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前天我在圩上看到姑妈，她还说你要过半个月左右才能回来。”

他便领我去住的地方，见我安顿好了，便说：“赶得那么急，一定很累了，好好睡一觉吧，明早我叫个车送你回星村去。”自己的亲人，当然用不着说什么客套话，我只是说：“好呀！”

第二天他便用车把我送到我的老家星村，车只能开到圩上，从圩上到我家用不了20分钟。我心急如焚地奔向家里。父母和儿女都在家。我远远一看，两岁多的儿子已长高了许多，胖胖的，但却晒得很黑，跟乡下的孩子没有什么分别。看到我，他歪了一下脑袋，接着便伸出两只小手向我奔来，口里不停地叫着：爸爸！爸爸！我马上抱起他，亲着他的小脸，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我拿出从广州带来的饼干、糖果，他却对着他姐姐说：“姐姐，吃呀！”说的却是乡下话。整个上午，他就如影随形那样紧跟着我，生怕我会跑掉。他说的全是乡下话，我跟他说普通话能听得懂，可跟他说广州话，他就瞪大眼睛，不知我说什么。

乡亲们知道我回来，便不断地来看我，还请我到圩上去吃饭。他也牵着我的手跟着我，我怕他累，便抱着他，抱了一会儿，他就不要我抱，还是牵着我的手跟着我。乡亲们的话题，当然集中在我儿子身上，都说他很乖，很懂事，还讲了一些他的趣事。

晚上他也不跟奶奶睡了，一定要跟我睡，似乎怕我会跑掉。

我在家呆了一个星期，跟女儿办好了转学手续，便带着母亲和儿女回广州，父亲不愿意去广州，我只好依着他。

在信丰坐上了去韶关的汽车，儿子却哭闹着不愿去广州。他用乡下话不断地嚷着：我不去！我不去！我说：奶奶和姐姐都去，你不去，那你跟爷爷留在这里啊！他一听要跟奶奶姐姐分开，才闹得不那么凶了。他姐姐很懂事，便跟他讲故事，说笑话，慢慢地他便不闹了。到了韶关，看到那里的高楼大厦，他似乎想起了一年前的广州生活，便问我：我们就住在广州，不回乡下了吗？我便跟他说：我们的家在广州，以后你就跟爸爸和妈妈住在一起。这时，他的眼睛迅速转动了几下，便歪着头说：妈妈还记得我吗？我便对他说：怎么会不记得你呢？她常常挂住你！这时他才笑很灿烂，似乎很开心。我突然想起，儿子回到我身边，已经一个星期了，可他从来没有问起过妈妈，这是为什么呢？不记得了吗？这不可能，去年送他回乡下前，我跟他妈妈还特地带他去照相馆照了相，让他们把像片带回乡下去。在家里，那张像片还摆在很显眼的地方。我突然悟到这孩子难道是天生的恋父情结！

我开始注意引导他亲近妈妈。我从他的衣着、玩具着手，告诉他穿的裤子是妈妈亲手做的，带的银手练是妈妈买的，我带回来的糖果、饼干也是妈妈买的。这样，他谈妈妈的话题就多了。他居然问：妈妈凶吗？会不会打我？我说：儿子乖，妈妈怎么会打你呢！他才嘿嘿地笑起来。

回到家里，看到他妈妈，他便热情地大叫：妈妈！妈妈！引得他妈妈紧紧地抱着他哭了起来。我便打趣着说：“看你，还真像个孩子，我说了一年后把儿子还给你，现在儿子不就在你怀里吗？”

过后，她高兴地说：“我们的儿子真聪明，隔了一年了，还能认得我。”我不由想起，好在我让他记起了妈妈，如果见面时不认她，那可煞风景啊。

回到学校，听到的第一个特大消息是文明路的师院附中正校要搬迁到石牌来，这样，石牌分校，摇身一变，变成了附中正校了，而广州的正校却变成了分校。院里已拨了一些房舍给附中，附中的面积也扩大了。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下一个星期就开始搬迁教学设备了。

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分校挂上附中正校的招牌，摘掉分校的帽子，规模扩大了，怎不大快人心呢？

不久，又传来高考放榜的信息，分校三个班的录取率竟然达到80％，高三（3）班33人报考，考取了27人，百分比接近82％。更加高兴的是大多数同学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梁坚坚考上北大，张振秋、萧醒考上了清华，梁少龄考上了北师大，梅国庭考上了西安交大，姚润邦、张贤礼考上了华中工学院，蒲丽钿、卢沛鎏、陈智贤、许鸿飞、苏振波考上了中大，梁淑仪考上了华南工学院，郭应讳、李宝生考上了中山医学院，王治坚、梁坎吉、劳家騂、赖建德考上了华南师院，翟兆艮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梁八根、梁慰宗考上了广东师院，司徒光炽、麦卓文、黄满樟、何涓流考上了广州师院，符诗英考上了海南农学院。这样，我这个第一次担任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算是向党、向学校交上了一份较为满意的试卷。

1998年附中日，58届高三同学，在离校40年后回到母校来团聚，我写了三首小诗，发表在校刊《聚清园》第十期上，这三首小诗是：（一）五八离校八五载，苦辣酸甜自慷慨；而今家成且业立，济济笑语畅而快。（二）今日辉煌筚路来，白鸽笼里育英才；南瓜木虱等闲事，胼胝沟渠伴日晒。（三）银发霜鬓我老迈，芳菲桃李暖心怀；更喜门墙情意重，心亦广来体亦泰！这三首小诗，大体上表达了同学们离校40年重逢的情意，同学们看了都感到很亲切。

新学年开始了，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女儿和儿子安顿好。女儿蓝春华读小学四年级了。农村学校的水平低，她的成绩中等水平，语文还可以，数学较差。这个孩子很纯，很自觉；除了学习，别的我不用操心。很自觉帮奶奶料理家务，也很关心弟弟，姐弟的感情很深厚，也懂得尊敬父母，对她的后母也很尊敬，妈妈前、妈妈后叫个不停。来到广州后，我帮她补习了一下数学，估计可以跟上班。我已跟她办好了转学到华师附小就读的手续，开学时就可上学。儿子蓝小骏来到广州新家也很高兴，当时跟他同龄的男孩就有七八个，一开始跟这些小朋友接触，还有些拘束，广州话也说得不很顺畅流利。但他很快就跟这些同龄的小朋友玩得很熟了，他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总要问一问：这是什么，还要动手摸一摸，它会动吗？于是小朋友就给他起了花名：多多，意思是他喜欢动手动脚。小朋友起花名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他们在一起时都是叫花名，正式的名字只有大人才用。我把他送到师院幼儿园去上小班。小班的负责女老师叫张小兰，我儿子跟张小兰老师很有缘分，她看到站在面前的这个小家伙，身体不动，好像很规矩，可两个眼睛却不停地转来转去，东瞧瞧，西瞅瞅。张老师便小声对我说：“你这个儿子很聪明，也很调皮是吗？”我笑着说：“聪明倒不见得，调皮却有一点，可能要张老师多费点心思了。”她爽朗地说：“男孩嘛，哪有不调皮的！”

开学了，女儿带着弟弟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女儿等弟第吃完饭后便把弟弟带回来。那时，经济生活已出现紧张的苗头，副食品的供养也很紧张。而幼儿园是特别优惠的，那里的伙食比较好，我们便定：午餐和晚餐都让儿子在那里搭食。我们倒省心，这却苦了他姐姐，这个小家伙吃饭很慢，还常常边吃边玩，一顿饭起码要吃半个钟头。但女儿很有耐心，总是静静地等他吃完才带他回家，好多时候，姐弟俩是最后离开幼儿园，但女儿一点怨言也没有。就这样，我把儿女安顿好了，没有什么牵挂，就可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了。

这里成了正校，学校出现了新的面貌，班级多了，学生多了，教师自然也多了。原来正校的全部高中班级都搬到石牌来，高中部的老师也全部跟进来。这样，高三便有了九个班，也许是显示分校、正校融合为一体的优势吧，班级的顺序竟把分校三个班排在前面，而正校原来的一班却变成了4班；我仍旧是高三（1）班的班主任，但却把（2）班的课改为（6）班。高三级的语文教师的阵容也显得很强，吴炳镛、刘廷济、谭宪昭、陈复蔚、邵君朴等许多语文的老教师都来到高三级，而我算是最年轻的了。这样，我无形中可以偷懒了，有了集体备课，他们又都多次教过高三，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不用我绞脑汁了。

但全国的形势起了急骤的变化，开始大跃进了。学校的大跃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搞小高炉，大炼钢铁，这是紧跟全国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形势，二是学校根据自身的条件，提出的大办工厂，三是学校右边有许多荒芜的丘岭，可以大搞校办农场。班里的干部政治热情很高，表示要大显身手。于是我将团支委、班委会的干部集中起来，分成三个领导小组，决定三管齐下，这就是：搞一个小高炉，搞一个小化工厂，搞一块试验地。小高炉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建一个炼钢的小高炉，这个任务由支部书记谭活钦具体筹划，小化工厂由支部副书记陈利光负责筹划，试验地则由钱海祺负责筹划。最先告捷的是试验地，钱海祺带着几个同学到学校农场里去转了一圈，看中了一块比较肥的坡地，几个人挥动锄头，刨出地界，里面再用锄头锄出高三（1）班几个大字，试验地便占有地皮了。种什么呢？研究的结果是：根据土质，大种番薯。我很赞同他们的计划，因为番薯最容易管理，不用同学们多化时间和精神。化工厂也传来喜讯，决定办一间造纸厂和一间饮料厂，请化学老师郭大乙做顾问，他叫同学去街上去收集波萝皮，用波萝皮做原料来造饮料，居然制出了一大罐带有甜味的“波萝汁”，但却难以正式投产，因为要拉着大板车到市内去找原料，化的时间太多，我不同意他们去。小高炉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谭活钦还是有办法，他拉来高志光老师做顾问，于是找炼炉、挖炉灶，找燃料，找原料，不到一个星期，居然宣布“点火”。这些活动都是用课余时间去搞，试验地、造纸厂、饮料厂都好办，唯有那个小高炉不能停火，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人伺候。于是我决定：把全班同学分成十五个三人小组，这十五个小组轮流值班，每个小组值班四小时，我采取这样的措施的出发点是：尽量不要影响同学们的学习。我的观点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特别是高三的同学，快要考大学了，更不能影响他们的学习。

我这样的想法当然是有思想根源的，那就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其实，我发觉王屏山校长也是持这种观点。你别看他在大会上大声疾呼，要紧跟形势，赶快在附中炼出钢来，工厂、农场要拿出成绩来。但他对教学一点儿也不放松。按照工作分工，他是抓理科的，有一次他居然不声不响，坐在我班的课室里来听语文课。好在我对教学是从来不马虎、不放松的，课前提问，又是小组书面回答，又是口头回答，讲课时也不断提出问题，让同学讨论，我然后引导同学求得正确的结论，讲完课布置课外作业，一项、两项、三项限期完成。整节课的教学过程，抓得很是紧凑。他听完课，便问我：你布置那么多的作业，他们能完全吗？我答非所问地说：我是班主任，我的课他们还敢偷懒？他嘿嘿地笑了一笑。暗地里赞扬了我在搞运动时不忘抓好学生的学习。

显然，他心里头也是有那么一根弦：学生应以学习为主。而大炼钢铁的结果是把一些旧的好钢材变成了废铁，这样，学校里的大炼钢铁也就宣告“寿终正寝”。而办工厂和农场也由学校统一筹划、统一管理，每周各个班级轮流去劳动一个下午。而对高三级却公开宣布要抓紧时间补课，劳动暂停。这样，高三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高三（6）班是从正校搬迁过来的，他们的语文学习情况怎样呢？我本着“知己知彼”才能把工作搞好的工作态度和方法，便找该班的同学聊天，了解情况：我了解到前任语文教师是个老教师，水平很不错，但表达能力不够好，又不会讲普通话，因而在高二时，同学对语文学习普通不感兴趣，不留心听课，作业也很马虎。他们认为：已经学了这么多语文了，高考时语文也不难过关。这种轻视语文的态度是最要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不管老师怎么努力，也没法让他们提高语文成绩。

于是，在高三级的语文备课小组会上，我提出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用上一届高考的语文试题来考考他们，让他们吃点苦头，清醒清醒一下头脑。五个语文老师，有两个表示不要这样搞，一个不表态，备课组长也不置可否？眼看我的建议要泡汤了，我灵机一动：请示一下虞副校长吧？王屏山是校长，分校的虞校长自然变成了副校长，他分工主管文科，语文当然是他管。

于是，一起去校长办公室找到虞副校长，备课组长扼要地向他汇报了讨论的情况。他立即表态：应该考考他们，摸清一下他们语文学习的缺漏情况，以便补缺补漏。老师们没话说了，只好照着虞副校长的指示办。我心里却想：还是校长水平高，能提高一步来看问题，不像我那么直来直去。

测验完了，改卷前，备课组长提出：统一改卷，要求从严。他倒很快转向了，因为他知道领导很重视这次测验。

整整化了两天时间，按照高考的要求，把卷子全部改完了，分班统计成绩，结果是：八个班，没有一个班及格。这时，有的老师叹着气说：怎么会这么差啊？我却略带点幸灾乐祸的口气说：轻视的恶果嘛！

这一来，大家决定要大力扭转学生轻视语文学习的倾向。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些方法，但都是务虚的，也就是概念化的，如讲好课，多检查，认真布置和批改作业。

怎么去大力扭转呢？我知道，这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于测验出现不及格的现象，我是心里有数的：一是要求过严过高，不这样就不能起到“下马威”的作用，二是试题里的不少内容，高二并没有学过，学生自然不会做。我在测验总结时，没有过多责怪同学，我只是强调不能轻视语文学习，一定要尽力好些，争取有较好的语文成绩。我明确告诉他们：高考重视的是各科的总成绩，而总成绩是要靠平时的积累，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数理化的成绩再好，文科的成绩不好，也会把数理化的成绩拉下来。我这话说得很中肯，也很有分量。同学们听了都颔首表示赞同。

在课堂教学中，我尽量把课讲好，让同学能听进去，即使干巴巴的议论文，我也要想办法把它讲得生动有趣些。我的办法首先把观点弄得鲜明些，让同学能基本掌握总论点、分论点，然后补充生动的事例，明确地证明论点，这样，同学也不怎么感到议论文枯燥无味。在讲好课的基础上，从严要求同学，我当时的要求是三多：课前提问多、作业多、测验多。这三多是平时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成绩不好，考试考试再好，也休想能得到好的总评。我这一着很灵，他们再也不敢轻视语文学习了。

高三上学期很快就结束了。寒假，教职员工又要集中搞政治运动。这次运动打出的旗号是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内容是开展“向党交心运动”。跟一年前寒假反右派斗争一样，省校集中起来，地点改在原来的附中：文明堂。于是动员啦，讨论啦，向党交心啦。为了打消顾虑，领导小组公开宣布，决不算账。怎么交心呢？很简单，发给每个一搭十行纸，心里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思想问题，一二三四五，写下来就是了。还特别强调，有什么一刹那的思想苗头，都可以写。时间是早、午、晚三段。这个运动是在全省的大、中、小学校里展开。由省教育厅的梁奇达副厅长统一领导。

我那时还很单纯，很听话，积极问党交心。不但交心的数量多，质量也高，许多心里一闪的坏念头都向党交了出来。这样，竟然得到教育厅领导小组的书面表扬，这书面表扬还向全省集中学习的教职工通报传达。第一次获得教育厅的通报表扬，我当然心里甜滋滋的，可我高兴得太早了，这通报表扬已蕴藏着危机，“枪打出头鸟”，可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在交心的基础上，便是“梳辫子、抱西瓜”。所谓“梳辫子”便是将自己的错误思想分门别类，列出几条纲来；而所谓“抱西瓜”，就是把最突出、最主要的思想挖出来。这样，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最肮脏思想挖了出来。而我抱的大西瓜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每一个人都把自己主要的问题找了出来，我以为这也好，这样就找到今后自已思想改造的方向了；而且也快过旧历年了，我以为运动可以结束了。没想到年还是要过，运动却没有结束，过了年还要搞。

到底还要搞什么名堂呢？心里很有点不安，我预感到可能又会玩什么新花样。因而对过年也没有什么积极性；但年还是要过的，这个年是儿女回到身边，全家人团聚在一起过的第一个年。于是乎办年货啦，搞清洁啦，拜年啦，还是忙得不亦乐乎。

过了年，回去继续搞运动，运动的名堂变了，变成：拔白旗，插红旗。拔白旗，不用说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按照过去搞运动的惯例，搞批判，总是要找靶子，也就是要抓典型。意料不到的是竟拿我这个得到全省通报表扬的积极分子来当靶子。更加奇怪的是竟然对我搞突然袭击，既没人来跟我做思想工作，连招呼也不打一声。第一次的批判是附中的全体教职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当然，那时的批判还是相当文明，我可以跟大家坐在一起，用不着“站波台”。不过有时要站起来回答问题。

一连批了三场，我以为可以收挡了吧？没想到的是还要来更大型的，四间学校集中起来批，还拉出了一幅长条横额，我瞥了一眼，写的是“批透批臭蓝光中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发言的不只是附中的同事，广雅、育才也有几个人发言，显然这是精心布置的。说实话，尽管他们慷慨激昂，我却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想的是思想问题要和风细雨，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呢？这不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我吗？

更难堪的是：当时附中的学生在番禺海心社劳动，那里是水乡，运动结束前，附中的教师从广州坐包船去海心社慰问同学，来回整整一天一夜，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话，连最好的朋友也不理我，好像我得了瘟疫，大家对我都“疏而远之”，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最近这些日子的不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这是我离开老家来到广州最孤独、最凄凉的一夜，这一夜我失眠了。

结束了运动，回到学校开始高三下学期的工作，情况似乎有好转，同事之间恢复了正常的交往，班主任和教学工作也能正常开展，我以为以后大概不会出什么花样了吧？没有想到，我还是在劫难逃，原来拔白旗是教育战线上的长期任务，时间起码是一年。学校领导为了省事，不再去找新的靶子，便顺便把我当作长期批判的对象，熟门熟路嘛，多顺当呀！有一点是新鲜的，我的罪名升了级，不止是名利思想的典型，而且把我抬高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吓人台阶上去。有时候我竟觉得很可笑，一个普通的中教三级教师，竟跃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是否“反动”且不说，单是“学术权威”这顶帽子，真有点使我受宠若惊。批判的时间并不固定，主要是利用工会话动的时间来批，有时用科组活动的时间，把几个科组集合在一起拿我来批，但批来批去，发言的都是那几个想显示自已进步、想入党的积极分子。大多数老师都是在做“厅（听）长”。我很快就悟到这么一点，我成了那些人向上爬的垫脚石，他们什么时候想显示自己的进步，就把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一顿。后来在文革中我才知道：当时的工会主要领导人不但左得出奇，而且本身也很不干净，不这样怎么能显示自已的进步，怎么能向上爬呢？就这样，他们让我成了“运动健将”！其实，在我心灵深处，我这个“运动健将”可没白当，因为在多次的被批判中，不少人都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我便想起了《荀子·修身》里的一句话：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我决心要做“是是、非非”的智者，千万不能做“非是、是非”的愚者。而要做到这样，那就要勤学习，多思考，决不做不动脑筋的糊涂虫。而对批判，也许是批得多了，脸皮厚了，我对被批的态度是：不在乎，无所谓。这样，心里也就坦荡荡，不去计较什么得呀失呀。

而对工作，我还是一如既往，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学校领导也似乎还很看重我。他们对我的班主任工作和语文教学工作，都感到很满意，挑不出广什么毛病。兄弟学校来听课，也常常安排听我的课。有一次还出现了这样可笑而有趣的事：下午全校性的科组活动时，讨论各个科的目的任务。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引我上钩做靶子。活动的主持人要我先发言，说说语文科的目的任务。我不知道他们又要拿我“开刀”，便老老实实地说：语文教学主要是向学生传授语文基础知识，让学生提高读写的能力；思想教育是通过传授基础知识的过程来进行的，不能丢开语文基础知识去大讲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教育。那里知道，他们又是引我上钩，要我这个反动权威“跳出来”批一通。讨论一开始，有几个语文老师不知道是有意整我，居然同意我的观点，还用具体事例来论证我的观点。不久，布置好发言批我的悍将出台了，好几个人慷慨激昂地指责我的观点实际上是放弃政治思想教育，把智育放在第一位。我要求发言，主持会议的人不让我发言；而开头发言同意我的看法的人，也见风转舵，说自己的看法有问题。结束时，主持人要我表态，我便说：有些人的说法，强词夺理，不能说服我，我保留自己的观点。最后王校长总结，当然是大谈政治思想的重要性，但他最后还是说：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要在实践中摸索，这是学习讨论会，蓝老师保留自己的观点是可以的。

没有想到的是，我吃晚饭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开门一看，竟是王校长，他和颜悦色地说：“老弟！明天上午教育部林副部长来学校视察，要听你的课。”这时，我还窝着一肚气，说了一句粗口后便说：“今天你把我批得狗血淋头，还要听我的课！”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弟，批还批，上课还是要你出马。”也不等我回答，他便走了。当然，晚上我还得憋着气在灯下认真准备明天要讲的课。

教育部的副部长来听课，自然有许多人陪听，虽是换了一间大课室，课室仍旧是坐得满满的。我不慌不忙，按照我的教学计划进行，该提问时还是提问，语文基础知识照讲不误，教学方法也能灵活运用，该我讲的还是高谈阔论，该讨论的还是让同学七嘴八舌发表意见。总之，我不管部长不部长，仍旧一如既往，我行我素。

事后，王校长对我说：“林副部长认为你的课讲得很不错。”林副部长的“很不错”，我知道，算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听起来当然舒服，心灵的创伤似乎也没有那么疼痛了。

大概是2003年冬，距离这件事已过去了40多个年头，有一次王校长跟好几个附中的老家伙在东山口的鸿富华饮茶，我也在座。这样的聚会已有好多次了。喝茶时，大家毫无拘束地聊天，聊得很是兴高采烈，我便无意中说出当年批得我狗血淋时，还要我讲课给林副部长听。王校长听了，愣了一下便说：“有这样的事吗？”在座的有个老家伙便说：“确有此事！”王校长没有出声了。喝完茶，大家道别时，王校长走到我面前，做了个国人少见的一个举动：拥抱了我一下。当时，大家都有点愕然。而我的感受是：到了晚年，王校长越来越有人情味了！

经过这一次贬褒交织的际遇后，再没有让我做“运动健将”了。但批判我的暗流还是不断出现，只是不指名道姓了。20年之后我才知道，这都是1958年以来“反右倾”的恶果，反右倾，实际上是极左思潮抬头。从此，这股思潮时起时伏，发展到登峰造极时，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快要高考了，我托高考的福，不用去做“运动健将”了。能够集中精力去备考。

这一届，高三（1）共有43人参加高考，结果考取了41人，录取率高达95％。取得如此优异成绩，我心里当然很高兴，做“运动健将”的遭遇也似乎不那么惨了！

这一届，全省开始搞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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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平生写云天  （之二）

这一届，全省开始搞高考成绩评比，附中取得了全省高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全校的师生员工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一特大喜讯。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一成绩的取得并不容易，是王屏山校长敢于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中，排除干扰，坚持学校应以教学为主的大方向；是王校长在“拔白旗、树红旗”的政治运动中以过人的胆略、灵活的手法，让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几个老科组长原封不动，只是插进党员去做副科组长，这样既没有损害老教师的积极性，又调动了青年教师的积极性，这就是说“红旗”是“树”了，可“白旗”却没有“拔”去；是全校师生，特别是高三级的师生在极端困难中，刻苦耐劳，认真教好、学好，才能取得全省第一的优异的成绩，让附中首次独占鳌头，大出风头。

这一年的国庆节，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群英会，王屏山校长作为全省普通中学的唯一代表，出席了群英会。附中辉煌的历史就这样掀开了它的第一页。

59届，我过得很艰难，很辛苦，特别是下半年，几乎有大半的日子，是在做“运动健将”；但我沉得住气，经受得住挫折，还是挺过来了。不管是班主任工作，还是教学工作，都有了新的进展，学识更加充实了，经验也更加丰富了。无形中“运动健将”让我受到了锻炼，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最出乎意外的是：我与妻子的隔阂产生了。事情很简单，我把在运动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告诉她，她不但没有同情我，安慰我，竟然冷冰冰地对我说：“你也该收敛一下，不要那么趾高气扬。”

这当头一捧，打得我几乎晕头转向，但我冷静下来，只反问了她一句：“那么，你也认为我活该如此。”她无话可说，我也不再说什么。我预感到：我们的缘分也许快到尽头了。她已读完大三了，再过一年，就大学毕业了。毕了业，就可独立了，我这棵档风避雨的树，也就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外患”“内忧”严相逼，我还能挺得住吗？

这时，华南师院奉命把梅花村的育才学校改为华南师院实验学校，调虞副校长去那里当校长，虞副校长跟我是比较谈得来的，在我处境困难时，常常鼓励我，鞭策我，我们相处得比较融洽。他去当校长独当一面，自然是高升，可我在附中却少了一个比较谈得来的领导，心里不免有点黯然。

很快就派了周仲由来接替虞副校长，他也是管文科的。语文自然也是他管。初次接触，他就大谈一些内幕消息：康生同志最近读什么书，江青同志如何活跃。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两位毛泽东的“红人”都没有什么好感，我约略知道：毛泽东跟江青的结合是康生牵的线，而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康生扮演的是残酷打击革命干部的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使我感到这位领导夸夸其谈，很不踏实。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预言没有错。

放暑假前，照例宣布工作分配：我担任高三（3）班的班主任，教（3）班和（8）班的语文。这使我感到，在运动中我是“运动健将”，把我批得狗血淋头，臭不堪闻；而在工作中，似乎还很重视我。

那个暑假没有搞什么运动，而高中的学生却由团委和学生会组织去番禺沙田劳动。

那时己出现物资供应紧张的苗头，买副食品很困难，自由市场的东西又贵，我便回了一次老家，乘机采购了一些吃的东西，同时把第二个女儿蓝青带到广州来，让她跟我们一起生话。我跟她妈妈离婚后，因她年纪还小，一直跟她妈妈生话，现在已读书了，我不能再让她呆在乡下，影响她的前程，一定要把她带出来。回老家前，我跟妻子商量这个问题，她没有反对。家里多了一个人，经济是紧张了一点，但也还可以应付；再说妻子己在实习，快毕业了，她有了工作，我的负担也可减轻一些。

新学年开始时，王校长明确向全体师生提出“再接再厉，确保高考第一”的口号，这个口号很有号召力，把全校师生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高三的老师和同学虽然感到有些压力，可也很高兴。老师愿意为附中的荣誉，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同学也愿意为附中的荣誉刻苦学习。整个高三级出现了你追我赶的良好势态。

这一届的班主任工作，做得轻松愉快。高一、高二时，这个班经历了比较多的劳动锻炼，这就为这个班的团结友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团支部和班委会都能起核心作用，带动同学把工作搞好。如高一时便去芳村为广钢修筑铁路，“为钢帅升帐开路”，这显然是一项政治任务，而这项任务是一次非常艰巨的劳动：限时间，筑土方。于是同学们只好三班倒，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只做三件事：繁重的挖土挑土劳动、吃饭、睡觉。同学们都很自觉在劳动中锻炼自己。那时老师要集中搞运动，劳动的安排，生活的管理，都是由团支部和班委会的干部们挑起来。

班里的同学也很团结，团结得宛如兄弟姐妹。有一件小事，同学直到现在还津津乐道。高二暑假时，这个班去番禺海心社参加夏收夏种劳动。海心社是典型的沙田水乡，河叉纵横交错。农民住的都是建在河边的茅草房，出门就见水，劳动时都是要坐艇或涉水下田。有一次去割禾，要横过一条几米宽的大水沟，水深达一米多，班见的运动能手、牛高马大的张百光同学硬是背着女同学，让七八个女同学“骑膊马”过水沟。

高二暑假，这个班还为全校寄宿的同学做一了一桩大好事：灭臭虫。当时同学睡的是“碌架床”，用木头做的床架，二层，床靠着床，臭虫很容易繁殖，咬得同学难己安眠。学校里为了同学的健康，想方设法灭臭虫。当时已摸索到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用开水浸床板二十分钟左右，把臭虫烫死。但这个工作要等放假时同学不住校才能展开。于是，这个班的同学，便自告奋勇，暑假留校，为同学灭臭虫。

灭臭虫的方法很简单，学校里在空地砌了几个大灶，放上大铁锅，锅上放一个把两个大的把盖子凿掉了的汽油箱焊连起来，放在铁锅上，汽油箱里灌满水，用木材把水加热后便用简易的吊具把床板吊进汽油箱里，让它在里面蒸煮二十分钟左右，便可以把臭虫烫死。这是一桩又脏又累的工作，但班里的男女同学都自觉留校，为全校寄宿生的健康努力工作。学校领导大力表彰了同学们的服务精神。

高三开课不久，整个年级便到黄埔横沙去搞秋收秋种。主要是割稻子，摘乌揽。还请了当地社教工作的干部来讲课，那个干部讲的“劳动只是手段，改造世界观才是目的”观点，很受同学欢迎。

劳动后回到学校，展现的是紧张的学习生活，这可有点麻烦了，许多同学都难以适应。虽说是全级大动员，分班小动员，还分班讨论，收效都不大。怎么办呢？没办法，只好祭起“高多压”的法宝，各科都测验，今天测，明天测；这样，才把同学们“逼”回到学习中来。当然，老师们事后也认为：这种办法只能偶而为之，“高多压”还是不行的。话虽如此说，但在高三的教育与教学中怎么离得开“高多压”呢？高考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高多压”嘛！班主任工作的“高多压”就是要千方百计贯彻王校长的“再接再厉，确保高考第一”。当然，谁也不会那么傻，会赤裸裸地使用“高多压”那个贬义的词汇，而是美其名曰：千方百计，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比较有效的一着，是针对同学的学习情况，鼓励他们报考名牌大学；再就是充分利用学生手册当时这一跟家长联系的重要渠道，我每个星期都要化整整一天的时间来填写手册，将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和表现及时告诉家长，家长都很重视手册，都会认真地看，看了还要签名。有的还会把同学在家里的表现反馈过来，这样，互相配合，起到了很好的督促作用。这是务虚方面的“高多压”，务实方面的自然多练习，多测验。

跟随附中的变迁，从市内来到石牌的几个语文老师，都籍口这样那样的问题，回到市内去了，只有陈复蔚、邵君朴加上个初中的袁文澜留下来，而却从华师分配了不少毕业生到附中来任教，语文也来了好几个新教师。这些新教师的来到，给附中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但他们毕竟是刚离开大学，经验不足，怎么带好这些新教师呢？王校长想出了一个绝招：以老带新，同一个年级组的老教师要带一个或几个同科的新教师。本来，我的教龄还不到十年，“老教师”的桂冠应该是与我无缘，可是王校长硬是要我带两个新教师，这确使我很难为情，怎么去带呢？不久前我还要别人带，而现在却要去带别人，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难处还不只是这个，还要让我担任高三级语文备课组组长，这个芝麻绿豆的“组长”，实在使我寝食不安，过去，我只是管自己把课教好，而现在却要领着几个人要把课教好，实在难哪！但无法推搪，用当时一句时兴的广州话，只好“顶硬上”。我认真注意了当时全国流行的两种语文杂志《语文学习》和《语文教学》报导的有关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学的动向，特别注意上面介绍北京中学语文教学情况，我认为他们是“近水楼台”，肯定可以摸到一些高考语文出题的意向，我发觉他们把作文训练的重点放在写作技巧上，而阅读却以文言文为主。我回顾1958年高考的作文题是：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而1959年的是：记一段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作文题是贴近学生生活，写起来时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可写；而怎样写，也就是如何表达却是难点。于是，我在小组备课时，大胆提出作文训练应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为主。于是，我们把作文改为写作训练，采取综合训练与单项训练相结合的方法，加大写作训练的次数，每周都有写作训练。我们所说的单项训练，就是指叙述、抒情、议论、夹叙夹议、等表达方式，通过严格训练，要求学生把这些基本的表达方式都要学会，都要运用得很熟练。为了保证落实教学计划，我们还提出加强统一检查督促，全级每周搞一次小测验，一个月搞一次大测验，有的老师认为这样做是不是高多压？我把计划向王校长和周副校长汇报，他们都认好计划很好，虽然有些压力，也不要紧。周副校长还认为高三级有重理轻文的倾向，要把文科抓紧些，压一压也不要紧。

这时兄弟学校来高三听课的越来越多，听完课还们都常常要跟他们座谈，我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闭口不谈我们的新措施，只谈一般的做法。

我们在高三级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却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同学们重视语文学习了，班与班语文平均成绩的差距缩小了。

很巧，当时王校长的弟弟王屏雨也在（8）班，他跟大家相反，重文轻理，他的理科不太好，没有兴趣去学，却很重视文科，喜欢看文艺作品，特别是喜欢看戏剧作品，因为他想考北京电影学院。他要我介绍一些戏剧作品给他看，我便叫他认真看看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和《李尔王》。他要我把书名写给他，我叫他先看《李尔王》，要认真看，不要去追求故事情节。如果想先了解一下剧情，那就先看一看剧情介绍。大概王校长也会从他弟弟那里去了解高三级的学习情况吧，有一次王校长竟然拍着我的膊头亲热地说：“老弟还是有办法，（8）班的同学不那么重理轻文，开始喜欢语文了。”我只是说：“是嘛？”便一笑了之。

这一届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同学们在高中阶段经过了好几次的艰苦劳动的锻炼，都有相当深刻的感受，因而不担心没有什么可写，值得注意的是怎样把深刻的感受表达出来；而我们在写作训练中所作的单项训练派上了用场了。同学而都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记叙、抒情，夹叙夹议的方法来写，因而作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作文这一环，在高考的语文成绩中占重要的位置，作文成绩好，高考的语文成绩肯定也不错。许多人没有想到，这一届高考，附中的语文成绩也名列前茅。当然，我们自已心里是有数的，作文能过关，阅读啦、基础知识啦也不会差到那里去。奇怪的是，事后便出现了这样的谣传：附中的语文老师猜中了高考作文题，曾在训练时写过这个题目，这真是“天方夜谈”啊！这次附中语文高考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关键是写作的单项训练抓对了。

难得的是附中这一年的高考又是全省第一，兑现了王校长提出的“确保高考第一”的口号。大家都欢欣鼓舞庆祝胜利。

（3）同学高考的成绩也不错。当时全班41人，考取大学的有38人，录取率是接近92 ％。考取重点大学的有十多人，有些同学学习成绩很好，但因家庭原因影响，未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因为当时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影响学生的鉴定。

这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学校领导要求老师，根据自已的业务情况，制订学习计划，落实“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青年教师的动员会上，周仲由副校长，要求语文科的青年教师要努力学习，赶上我，超过我。当科里的青年教师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但也很有点诚惶诚恐，“不诱于誉，不恐于诽”，在做“运动健将”的过程中，我已把荀子的这句名言奉为自我修养的座右铭，既不要为虚名所诱惑，也不要为诽谤所吓倒；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决不能听到这话就飘飘然，必须不断提高自己。我认真分折了自已的知识结构，最薄弱的是古文，于是我制定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三年计划，从文言文的字词句的基本知识开始，认真学好。我第一次翻开许慎的《说文解字》认真读起来，一边读，一边联系教学实际，在跟同学纠正错别字时，不断把“六书”的知识传授给同学，让他们对错别字，不但“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36年之后，我出了一本《国学基础》的书，这本书就是那时开始学习的心得的汇编。

1960年暑假前分配工作，我担任高二（5）班的班主任，教（5）班、（6）班的语文。连续教了三届高三毕业班，也的确有点累了，教高二，就没有那么辛苦了，我可以喘一口气休息一下，也可以好好地照顾一下家庭了。

这时大女儿蓝春华已进入附中读初二，她学习倒很用功，自觉性也很高，学习和生活都不用我管，她还会在课余的时候，帮助奶奶做家务，如洗菜、切菜，搞清洁；还能照顾好弟弟。文科学习的成绩倒不错，只是理科学得比较吃力，她认为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将来很难考上大学，因而准备初中毕业后便去考中等专业学校，如护士学校或师范学校。我知道学习是很难免强的，我尊重她自己的选择。二女儿蓝青在附小读小学三年级，学习成绩也不错，上幼儿院的弟弟全靠她照顾，不必我送呀接呀，这使我省心不了。儿子在幼儿院上中班，他很乖，喜欢看小人书，喜欢画画，也喜欢唱歌，跟了他三年的张小兰老师一直很喜欢他。妈妈这时已70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买菜、煮饭都可以应讨，70多岁的父亲，去年我也把他的户口迁来广州，但他在这里生活不习惯，住了半年又回老家去了，我每个月寄给他20元，他不愁吃，不愁穿，身体也还可以，跟老友们打打小麻将，自己拉拉二胡，生活得倒也逍遥自在。

这时，我在华师中文系读书的妻子毕业了。学校领导很照倾我，请师院人事处把她分配到梅花村的华师实验学校去当语文教师，教初二的语文。我很高兴，夫妇同在师院这个单位，这里去梅花村也不远，可以互相照顾，她也比较方便照顾家庭。她有了工作，不用我负担生活费了，我的经济负担也轻松了不少。说实话，这几年我的经济负担也不轻，这里六口人，加上在老家的父亲，共七口人，全靠我112元的工资维持，好在我既不吸烟，也不喝酒，也没有什么别的嗜好，生活很简朴，生活也可以过得去。

我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介绍我当时的家庭情况呢？我以为家庭是人生的港湾，要想工作得愉快，生活得舒适，家庭这个港湾是极其重要的，有了这个稳妥的港湾，你心里便会踏实，便会有底。

这时，为了改善和提高教师生活水平，学校已开始修筑三座两层的小洋楼，62年就可以完工，分配给教师居住了。这三座小洋楼的东面是三房一厅，其余的两个套间是两房一厅，它的建筑标准，跟师院教授级的住房比起来毫不逊色，哪十八个幸运儿能住进去呢？大家都拭目以待。

这一年在高二，过得很轻松，很愉快。不管是班主任工作还是教学工作，都能应付裕如，用不着伤脑筋。这一年，我自学也很有收获，文言文的字、词、句、篇章结构等基础知识都比较扎实了，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一篇没有接触过的文章，拿来一看，大体上都能看懂，不必动不动就要查辞典。

这一年，我个人过得不错，可附中的日子却不怎么好过。王校长尽管在“12·9”积极分子大会上提出了“勤奋、刻苦、认真、踏实”的八字学风，但学年结束时“确保高考第一”的口号没有实现，输给了广雅中学，只好屈居第二。

学校领导当然很着急寻找失利的原因，寻找夺取胜利的策略。重要的策略之一是重新部署高三级把关的人马，也就是安排高三的级组长和各班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

当然，我不知附中领导部署高三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过程，而其结果我却一清二楚，我随高二（5）班升上高三（5）班，仍旧做（5）班的班主任，教（5）班、（6）班的语文。

因为高二做了这个班一年的班主任，己为这个打好了一定的基础，干部比较强，团支部和班委会都能起到核心作用，同学们们也很团结，集体荣誉感比较强，在级里面是个比较好的集体，只是学习成绩不很理想，学习尖子比较少，学习成绩处于中下水平的同学比较多。我在高二级时，虽己化了不少精力去帮他们提高学习成绩，但收效不大。主要是没有紧迫感，认为离高二还远着呢！加上59、60两届同学高考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认为到时自已的高考成绩也不会差到那里去。

升上了高三，61届同学高考的失利，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不少同学认为不能骄傲自满了，要奋发，要直起直追。这是好的思想苗头，级组抓住这有利的形势，便提出要狠抓学习，要求班主任和各科作好安排，千方百计把学生的学习搞上去。

在学校领导的关怀下，全级老师在一定要把“高考第一”这面红旗夺回来的宏伟目标鼓舞下，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在1962年的高考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夺回了“高考第一”这顶桂冠。

可以这么说：“高考第一”这便是当时高三师生的宏伟目标，也就是教师们的事业心。有了这种事业心，才能抱成一团，吃苦耐劳，把教育和教学工作搞上去。

高三（5）班高考的成绩也很引人瞩目：全班42人参加高考，29人考取了大学，录取率接近70％。也许有人会说，唉，才接近70％啊！殊不知这一届高考的形势特别严峻，在中央调整、巩固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大学招生的数量大为压缩，广东有的县在这一届中，竟然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你说，录取率接近70％是低还是高？

其实，把学生的学习搞上去，说难也不难，我以为“高多压”这顶紧箍咒一念，学生紧张起来，学习多半是有所提高的。而对学习较差的同学却要多费点精神了。既不能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自卑；又不放任其流，让他们放弃。这时，我采取一个有效的好办法，组织学习互助组，基本上按程度分组，请学习较好的同学到成绩较差的小组里去辅导，同学们相处了这么久，一般都比较了解，比较信任，学习成绩较差的同学便乐于向学习较好的同学提问题，学习的难点就逐步解决，学习便有进步，再说所谓学习差并不是什么都不行，而是有些同学文科好，理科却差些；而有些同学理科好些，文科却差些，这样在互助过程中便可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我密切注意互助小组活动的情况，有进步便表扬，这样就不断把同学学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高二时，我便是语文备课小组长，升上高三，仍旧要我做备课组长。我仍旧采取在60届高三时的那些做法，每周搞一次小测验，每月搞一次大测验，出题啦、改卷啦，老师是辛苦了许多，而同学们语文成绩人却有明显提高。

这一年，附中的高考取得了好成绩，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很高兴，日子比较好过；而我却忧喜参半，过得不很潇洒。

先说忧的吧，这一年家里有两件让我头痛的事：

一是跟马智媛婚姻终于走到了终点，在5月份儿子刚满七岁时便跟她好合好散，协议离婚。这次离婚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办手续时，是她建议写上每个月给儿子15元的生活费一直到他18岁，但只是开头两个月给了，以后便籍口经济困难没有再给，我也没有追究，这一条也就形同虚设。

其实，我跟她的分手，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只是迟早的问题。可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说实话，我跟她的结合，并不是我满意的。这只是我“意气用事”的恶果。

此话怎说呢？说来就话长了，那就长话短说吧：马智媛是我1954年在广雅教的高二的学生，她来自香港星岛中学，家里不让她来广州读书，她就硬是跟家里闹别扭，52年初中毕业后，便来到广雅，找到曾在香岛教过她的老师，来到广雅任教导处副主任的黄桂荣老师，哭诉自己的遭遇，黄桂荣主任很同情她，便让她在广雅就读。她当时的生活来源，是靠在市郊的叔伯供给，还有就是朋友接济接济。高二时我教她的语文，她便常常来找我，开始时是问些语文学习的问题，后来就夹七杂八什么都说。我当然知道她对我有好感，是找机会接近我。她所在的班是女生班，她同班的同学也有跟我开玩笑说：“你真有福气，马智媛在追求你。”

我听了却一本正经地说：“你别乱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说的是真话，我当然真的有女朋友了，是女师高二的学生。她堂姐是广雅的护士，她在广州没有什么亲人，她便常常到她堂姐这里来度周末。那时朱光做广州市的市长，他很懂得生活，便在广州倡导跳交谊舞，过好周末和周日的业余生活。这一倡导获得广州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因而那时不管是机关还是学校，每到周末，晚上几乎都有舞会，星期天也不例外。那时，我这个离了婚的单身汉，也喜欢跳舞，这个女学生也很喜欢跳舞，于是彼此成了很合得来的舞伴。她也很喜欢文学，平时也喜欢舞文弄墨写点东西，于是乎彼此就成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慢慢地友谊便很自然地升华为爱情，彼此成了恋人。转眼间她就毕业了，分配到肇庆市总工会去工作，那是1953年的秋天。在肇庆工作的她，每隔两个星期便会来一次广州跟我相会，感情很是融恰。我们相恋是公开的，广雅很多同事都知道；我们也曾谈过结婚的问题。但苦于各处两地，把她调回广州，却又不具备调动的条件。有一次，我跟卢炽辉校长谈起这个问题，便建议我们结婚，结了婚就可以名正言顺让她来广雅的师训班学习，肇庆的总工会也没有理由不放人，学习一年之后，分配时便可以把她分配在广州。我跟她谈卢校长的建议，她也认为这个意见好，于是初步决定1954年的暑假结婚，结婚后就来广雅师训班语文组学习。

于是左盼右盼，终于盼到放暑假了，7月31日下午，我坐船去肇庆，跟她商量结婚的事情，没有想到，她却变卦了，说是结婚的事还要考虑考虑。我一听却沉不住气，便不欢而散。第二天一早，也就是8月1日一早，便意气用事地坐船回到广州。马上迫不急待地找到马智媛，表示愿意跟她好。她当然很高兴，一下子便扑入我怀里，撒娇地说：“人家等你这句话，已经等了好久了。”于是我当即表示，从今以后，你不用担心生活问题了，我完全负责你的生活费，一直让你读完大学。

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星期，肇庆那个女友来广雅找我，跟我商谈结婚的事，但我已跟马智媛有约，无可挽回了，自然只好向她表示歉意。其实，当时她拒绝我只是想考验一下我，我却没有想到这一层，冷静地对待她说的“考虑考虑”。这时，我已知道在处理这件事时，我实在是“意气用事”。当时我也隐约感到我可能会为我的“意气用事”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样，“意气用事”便成了我重要的教训，以后，我在感情冲动要作决定时，我都会反复问问自己是否“意气用事”，这样也就免了不少麻烦。

这件事我不能隐瞒卢校长，我要向他讲清楚我的女朋友为什么不来读师训班。自然这也该向他说明我跟马智媛的关系了。当时，卢校长也严肃地批评我“意气用事”；不久，黄桂荣主任来找我，专门跟我谈马智媛在香岛的问题，说她在香岛时就有男朋友了，搞得很糟糕。他劝我：马上跟她断绝，要不你一定会吃苦头的。但我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仍旧一意孤行，终于酿出了这杯苦酒，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1955年她高中毕业了，考取了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她建议我们结婚，于是便在暑假里去办了结婚手续。没想到她却怀了孕，读了一个学期，便休学回来生小孩。1956年5月5日，她给我生了一个男孩，取名蓝小骏。就是现在在加拿大的蓝骏。她给了我不了麻烦和痛苦，但我始终感谢她为我生了一个好儿子。

之后，靠卢炽辉校长的帮忙，她转学到华南师院中文系去完成了大学学业。在“拔白旗，插红旗”的红专运动中，我成了被批判的“运动健将”，我跟她谈起我的遭遇，她不但没有安慰我，还两次跑到王校长面前去告状，说我思想反动，对党严重不满。好在王校长对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没有听信她的密告，反而叫好友何增光来跟我说：叫我以后要注意马智媛，不要在她面前说不应该讲的话。

1960年暑假，她大学毕业了，学校领导为了照顾我，请求师院人事处把她分配到梅花村师院实验学校去当语文教师，想不到她不称职，一年后便调回中文系当资料员。本来，这是一项很清闲的工作，可以乘机多看看书，充实充实自己，可她不安心工作，常常借口身体不好请假，其实是去玩。这时，她提出两人分手。我对她已完全失望，便同意她。正要去办手续时，她突然接到通知：下放到番禺大岗镇去。她知道那里是乡下，乡下的生活她怎么能捱呀！于是便哀求我原谅她，不要离婚。我对她是完全绝望了，但考虑到儿子还小，便同意她暂时不谈离婚的问题。没有想到她到番禺不到一年，便有了婚外情，这样，我跟她之间便自然地画上了一个不愉快的句号。

我感到幸运的是儿子没有因为我们的离婚受到什么不良的影响。我曾说过，我的儿子是天生的恋父型，他跟我父子关系很深厚，而对母亲却从不依恋。我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说过他母亲一句坏话，但他对母亲却没有什么好感。直到他1987年去加拿大定居后，1993年春，我去加拿大探望他时，他仍旧来信嘱咐我：经香港时，千万别去找他的生母。其实，她早已在三年前因患乳腺癌去世了。

一是我的75岁的老母亲，在8月份去世，更使我悲痛。母亲去世前没有什么患病的迹象，前一天还好好的，而第二天早晨却迟迟不见他起床，我到她房间里一看，却见她直挺挺地躺着，我心知不妙，叫了几声，没有回应，摇了她几下，发觉身体已僵硬。遇上这样的偶发事件，我一筹莫展，只好请老友何增光过来帮忙处理后事。他处理这些事还是很在行，立刻把情况告诉王校长，王校长马上通知总务处派人帮我处理，向派出所报告啦，请殡仪馆派车啦，不一会都搞妥了。那时我在广州没有什么亲友，用不着耽搁时间，殡仪馆的车来了，我和三个孩子，还有何增光和总务处的两个工作人员一齐跟车去，下午一点多，便火化完了，骨灰要过几日才能领。大家都还没有吃饭，于是我请他们在附近的饭店吃了一餐，便算把母亲的丧事办完了。

送走了母亲，我的心便显得空落落的，很是内疚，可以这么说，母亲为我劳累了一辈子，我却没有让她老人家享一天福，我这个做儿子的，实在没用，不像话。

怀着这样内疚的心情，怀着这样无尽的悲衷，在改革开放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广州定制了一块价钱不菲的石碑，连同母亲的骨灰，亲自送回老家去，跟去世的父亲安葬在一起，算是尽了一点儿做儿子的责任，心里才安宁些。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确是如此，这一年年头接连两件头痛的事，确是应了“祸不单行”这古老的谚语。可“福无双至”却不灵验了，这一年也有两件高兴的事接连而来：一是我在18套小洋楼里分到了一个套间。那是第一座地下中间的那一套。两房一厅，厨房、卫生间都很不错，房间前面还有一个宽大的走廊，走廊前面还有个小花园，当时能住进这样的套间，实在很使人羡慕。当时师院教授的住房也无法比拟。

当时住进小洋楼里的18位是：第一座二楼东面是王校长，地下是关瑞钤；二楼中间是林达权，地下是我；二楼西边的是麦嘉祥，地下是吴慧文；第二座依次是伍盖凡，陈怀珠；王启鹏，郭大乙；吴紫彦，何增光；第三座是叶国尧，陈复蔚；杨启光，李碧云；林永泉，李锡琚。不难看出，当时住进小洋楼的大部分是学校里的领导和骨干，我有幸住进去，也显示出学校里对我的重视，这激发了我热爱附中之情，我决心以后要以附中为家，要为附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另一件高兴的事，9月份参加由王校长亲自领队去长春参观东北师大附中之行。那时一共有9个人去，8个都是党员，只有我一个非党员。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组织如此多的人去那里参观呢？

众所周知，反右斗争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就拿反右来说，在全国205所高等学校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就有17.7万人，这是官方公布的大为缩小的数字，实际数字比这要多得多。中学就更严重了，许多教学经验丰富，只是多嘴的教师都被划为右派，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大跃进时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劳动重要性，几乎用劳动代替教育，进一步冲击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后来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时，教育事业也进行了调整，制定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50条。这样，教学秩序才逐渐趋于正常。附中之所以崛起，59年在全省高考成绩评比中名列前茅，正是王屏山校长能在乱中以过人的胆识走在别人前面狠抓“教学为主”，使附中的教学秩序暗中趋于正常。

现在中学50条提出：全日制中学要试行多种学制，改变单纯的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三三制，广东试用十年一贯制和新九制，教育厅把试行新九制的任务交给华附，而东北师大附中早已试行新九制，于是学校便决定派一个阵容不小的小组去那里取经，由王屏山校长亲自挂帅带队。那时我分配去教新九的两个班语文，因而有幸成为这个“取经队”中的一员。

说起来当时学校是非常重视这两个班新制的试验，进入新制班的学生是逐个挑选的，班主任是由两个年富力强的党员担任，当时这两个试验班实际上是初三级，于是便把它们编在高一级里，叫做（5）班和（6）班。五班班主任是梁琼和，六班班主任是洗玉泉。因为课程设置跟高一不一样，习惯上便把这两个班叫做新八。

我们坐火车先到北京，先到北师大附中去听了两天课，还听了几个报告，分科跟老师们座谈，然后坐火车去长春，在长春整整待了十天。东北师大附中很热情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在东北师大接待贵宾的宾馆，吃得也很好，当时经济紧张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扭转，但我们每餐都有丰盛的菜肴，吃的都是北方少有的大米饭，后来在我们的要求下，才供给我们一些馒头，我们要求吃吃窝窝头，结果才让我们每人吃半个试一试。这东西实在难以下咽，有汤和好菜伴着吃也吃得很辛苦。

他们对我们的听课也是有求必应，并不限于听新制的。于是我们便毫不客气地闯进高三的课室里，听了不少高三的课。我们发觉他们的特点是狠抓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而对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却不怎么注意。我们感受最深的学生的刻苦精神是广州学生无法比拟的，而灵活性则不如广州的学生。

这次参观可说是满载而归，我两本笔记本都记得满满的。我还利用休息的时间，跑遍了长春的几家大书店，买到几本在广州没见过的语文读物。

我们是在国庆前一天回到北京，仍旧住在北师大附中宿舍。这样安排当然是有用意的，这就是让我们感受一下北京国庆节的热闹情景。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于是便抓紧时间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故宫、颐和园、天坛、景山、北海公园、十三陵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去游览长城。

这次在北京，还会晤了在北京上大学的校友近百人。我教过的就有五六十人。

这次参观，前后共化去三个星期，除了假节日，也足足拉下了两个星期的课，虽说临行之前已经采取了措施，如布置作文啦，指定阅读课文啦，也忙了一个多星期才把拉下的功课补齐。

当然，还有一项工作必须作好，这就是向语文科组全体老师汇报取经的心得体会，这好办，采用座谈的形式，你问我答就行了。

最不好对付的是广州市语文教研会要我去向全市的语文教师作报告，向全市的同行们介绍此行的成果。我化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去准备，写了详细的提纲。地点是在市教育工会礼堂。我讲了三个多钟头，同行们似乎听得还很有兴致，没有人打瞌睡，也没有人窃窃私语。

就在这次活动中，跟13中的邱惠琳有了接触，慢慢地成了好朋友；彼此都有爱慕之意，但就是没有缘分，成就不了那桩好事，而绯闻却是闹得沸沸扬扬！

搞新制的试验，肩上的担子不轻，但实际工作并不繁重，因为不用做班主任了，只教两个班的课，课本里的不少教材，从前都教过，陌生的教材不算多，因而备课不难，因为只有两个班，自己单干，不用集体备课，也省事不少。家里只是我跟三个孩子，平时都在饭堂搭食，只是星期六、星期天自己煮，孩子都很懂事，两个女儿都能关心弟弟，照顾弟弟，我这个做父亲也就不用费劲去处理家务事了。

1963年暑假后，儿子蓝骏去附小上学了。幼儿园跟附小只是一墙之隔，环境很是熟悉，他在幼儿园里已认识了不少字，一般的加加减减也难不倒他，因而学习成绩很不错，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1964年暑假，大女儿蓝春华初中毕业了，她去考护士学校，可惜没有考取，她又不愿意读普通高中。这时军区嘉禾农场来学校招工，她愿意去农场工作，我同几个朋友商量这件事，他们认为去军区农场工作不错，比较可靠，我便同意她去。这一着棋算是走对了，文革时我进了牛栏，好在她把妹妹和弟弟带去农场避难，没有因我进了牛栏被人叫做“狗仔子”而受侮辱，更不至于后来我被“扫地出门”而无依无靠，无家可归。

1965年秋季，二女儿蓝青也进了附中读初一。

我在新九待了三年，没有试验出什么成果，可以说一事无成。当然，就我自己来说，还是很有收获的，认认真真读了好几本有关文字学的著名，也系统地看了一些文言语法的著作，为我后来进一步研究文言基础知识打下了基础。我还在这段时间看了不少文艺作品，充实和丰富了精神生活。

1965年秋，我分配去高一做（5）班的班主任，教（5）班和（6）班两个班的语文。那时是文革前夕，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学生已不怎么尊重老师，可以公开批评老师，甚至指责老师。那时有一个刚从师院数学系毕业刚分配到附中来工作的杨老师跟我一起做班主任，这显然是学校领导已不那么信任我，于是我也就顺水推舟，让杨老师多出面主持、指导班的工作，我只在一旁指手画脚，出点主意，不太管事，我只管上好课。

这样的“好日子”也捱不了多久，1966年上半年，高一下学期在学校上了个把月课，整个年级就拉队去花县歧山搞半农半读，六月初，我们就被学校召回，说是学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要我们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

虽说当时大家都被蒙在鼓里，不知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要革谁的命，但已经预感到对我们这些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决不是一桩有大餐享受的好事，肯定是会有有悲剧演出的，问题只是“一大片”还是“一小撮”，说不定我这个“运动健将”又要登台表演了，因而心里很是忐忑。

回到学校，学校里已经有了不少大字报。原来是学梭里一批高干子弟如蔡小彦、李重明、苏立功、刘敏荔、邢立安等人早已知道北京开展文革的情况，便在学校里贴出了批判王屏山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也有不少处呀室呀中层干部的大字报。当时省委派了一个工作队来学校协助革命小将进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这个工作队是阻挠学生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时，学校某些领导为了自保，便“抛档案”，把历史上有问题的一些老师和曾划为右派已摘帽回来工作的老师的材料抛了出来。不久学校领导和这些曾经有过问题的老师都被称为牛鬼蛇神进了牛栏，在学校里进入劳动改造。跟着运动的深入，级组长、平时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的老师和在学校里有点名气的老师，都被学生或老师点名进入牛拦，人数之多，曾达到五十多人。劳动的内容开始时主要是锄草，后来就参与学校里的体力劳动如扫地、搬东西。

这时，我也被学生写了几张大字报，批判我忠实执行王屏山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但都是一般性的错误，上不了纲，也上不了线。八月十二日一个姓李的年青语文老师写的一张大字报，却几乎要了我的的命。那张大字报说我是附中的“小秦牧”，因为那时秦牧已被揪了出来，文艺界正在大批特批他的《艺海拾贝》，说他是艺海里的一条响尾蛇。以前，我在跟这位老师闲谈时曾说到秦牧曾经是我在中大念书时的老师，他很看重我，我去广雅工作时，还是他介绍我去的。

这张大字报一出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三日，我立即进了牛栏。在牛栏里度过了一百多天。

从歧山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我便叫在军区嘉禾农场工作的大女儿蓝春华把读小学的儿子接到她那里去，免得受到我的牵累。二女儿蓝青已在附中读初中一年级，她也要在学校里参加文革。我叫她写一张跟我划清界限的大字报，她不肯写，她说，她的很多同学的父母都进了牛拦，他们都不写，我为什么要去充什么进步呀？我很感谢女儿对我的谅解。

进了牛栏，我很悲观，不知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当时教政治的林忠佳老师也进了牛栏，平时，他很严格要求自己，跟我的关系很不错，是我很敬佩的共产党员。恰巧，我跟他分在同一个组里劳动，他便不断鼓励我，说是：不用怕，文革的矛头不是针对一般的干部，而是针对党内的走资派，现在是运动初期，难兔有点乱，以后你不会有事的。他还跟我说，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对运动不要有抵触情绪。在他的鼓励下，我便安静下来，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那时出现了一些怪异现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无谓是请示还是汇报，都要向毛泽东下跪，最初甚至去饭堂打饭，拿到了饭也要下跪感谢毛泽东，我心里便想：这是真的马列主义吗？简直连法西斯也不如！这种现象能显示自己的伟大吗？

不久，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揪了出来，一个国家的主席，就凭他一张“炮打司命部”的大字报轰下了台，这不是“无法无天”吗？一个无法无天的恶霸，到底能横行几时呢？当时，我心里面不断涌现这些念头；但这些念头只能在心底里翻滚，表面上却是一副逆来顺受的姿态。不管是什么屈辱，都得忍受，只当是自己是在被人耍弄马骝戏的一只马骝罢了！

社会上不断出现抄家现象，慢慢地学校里的革命小将也开始抄家，最初是抄走资派的家，慢慢地做了牛鬼蛇神的一般教师也不能幸免被抄的卮运。当时学校里的学生已分成许多组织，这些组织都拉起了旗帜，主要的有两派：东风派和红旗派。华附学生最大的组织是“主义兵”，这是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其次是各种名目的旗派。有时这个组织刚来抄过家，另一个组织跟着又来，抄了又抄，像王校长家里几乎被抄得一无所有了。我家当然也被抄了，来抄家的就是我做班主任的高一（5）班的学生。他们还算文明，没有拿走家里的东西，但他们抄家时把我以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剪贴本，还有我和家人的所有像片全都烧掉了，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现在我竟没有父亲和母亲的任何照片，这怎能使我不耿耿于怀呢？

对于华附的主义兵，我以为不能完全否定，他们还是比较讲政策，在学校里他们不搞打砸抢，讲文斗；二是坚决不让北京的“联动”进入附中，这实际上是保护了附中，“联动”后来进驻了八一中学，在那里搞得一塌糊涂，搞出了好几条无辜的人命案。

1967年1月1日，牛栏解散了，因为那些革命教师和革命小将都忙于打派仗，忙于串连，没有人来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也就做了逍遥派。什么事也不用做，而工资却照领不误，这确也逍遥得够潇洒了。

但这时，广州市两派的斗争也显得很剧烈，不断出现武斗，武斗中竟然出现机枪甚至大炮。社会秩序也很混乱，到处出现打砸抢事件，有些地方还出现悬挂尸体的现象，搞得人心惶惶，无法安生。

1967年3月份，解放军6968部队军训团进驻学校，帮助革命师生进行军政训练，搞复课闹革命。但，革命小将不卖账，说是复课压革命，便继续杀向社会，军训搞不下去便流产了。于是我们继续成为逍遥派。到处去逛，去看大家报。我有时闲得太无聊赖了，知道麦梁贤在白云山劳动时学会了做木工，当时他想做一个男装衣柜，于是我便跟他学做木工，他也很热情地教我；我从锯、刨、凿等基本工学起，不久也就学会了，还做出了一个像样的衣柜。那时，我还跟陆咏勤学会了缝衣裳，他有一套裁缝师傅的好手艺，我跟他竟学会了缝棉袄。

10月份，军训团再次进驻学校，跟着军训团进驻的还有珠江造纸厂的工宣队，军宣、工宣进驻的目的是主办教职员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军宣团的高政委在教职工会上号召大家以战斗队的组织形式参加学习班。我们这些有过这样那样问题进过牛栏的人没有人接纳我们参加战斗队，高政委大概了解过我没有什么大问题，便对我说：“你把这些没人理的人组织起来参加学习班吧。”高政委这样吩咐，我唯有遵命，于是就把林永泉、叶国尧、钟腾嵩、麦梁贤、王启鹏、关瑞钤、陆咏勤、林达权等组成为“迎春到”学习组参加学习。当时还将我作为小组代表参与学习班勤务组的工作，负责收集和印发学习资料。我以为，这样也许会慢慢恢复正常化吧？没想到我太天真了，更大的不幸正在等待着我去承受呢！

1967年12月26日校革筹成立，便酝酿成立校革委会。1968年初，华附革委会成立，推选周仲由为校革委会主任。8月初，东片的中学集中在八一中学清理阶级队伍，“迎春到”被打成为反革命组织，我这个组织者理所当然被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场，就有一个革命教师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大铜牌挂在我胸前，那是八一中学用来显示作息信号用的大铜牌，长约60公分，阔约40公分，厚度不少于5公分，用铁线穿好，上面写上“现行反革命分子蓝光中”，名字照例是打上红叉叉，那铜牌少说也有三十来斤，而它却在我的脖子上挂了一整天，吃饭、开会、走路都挂它，别说精神的折磨，就单算承受吧，这个罪好受么？

一个循规蹈矩、从来就踏踏实实工作的普通教师，眨眼间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这是从何说起啊！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奉军宣队高政委之命，把文革时进过牛栏的部分教工组成学习小组，他们便把我选为组长，当时大家经过讨论，把这个学习小组命名为“迎春到”，因为当然的每有小组都是有个名称的。后来一审查，说这个小组的成员都去参加过旗派的“批资平反”活动，于是便把这个小组定型为反革命组织。我这个组长便自然而然地定型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这几乎要了我的命。

现在回过头来翻看这段历史，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谈”里面的神话。进了牛栏的“牛鬼蛇神”们去观看大字报，参加旗派的批资平反大会，那是这个小组成立之前个人的行动；就算有罪吧，也只能是“冤有头，债有主”的个人行动，个人负责，怎么能随随便便移花接木移到“迎春到”这个小组来呢？又怎么能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组织小组的人拿来开刀呢？一句话，“竹筛子兜水――漏洞百出”；但，那是什么年代啊！是指鹿为马是非颠倒的年代啊！好在我还很清醒，还能沉得住气，能忍受各种各样的折磨。若不，也许早就去了阎罗王那里报到了。

当然比我更惨的大有人在，我以前在广雅的一个教历史的同事，据说有点历史问题，后来调到47中去，在这次运动中竟被绑在汽车后面，活话被拖死。

八一清队回来，附中的三十多个牛鬼蛇神就被集中住在教工饭堂里，不准回家。上午、下午劳动，晚上学习，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间长达两个多月。

最惨的还是我的工资被冻结，只发给我和儿子每人生活20元，我再也无法汇钱给我住在老家年已80岁的老父亲维持生活，父亲只能靠亲朋戚友周济一下，在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固难境地里苟延残喘，10月末，终于去世了。

得到这个恶耗，我痛不欲生，便向革委会管保卫的赖有良请假回去处理父亲的丧事，可他竟然不批准我的请求，你说，这还有“人性”吗？我只好去找革委会委员黄克诚，将情况告诉他，他倒很和气地安慰我，叫我不要急，他马上去找军宣高政委处理。高政委马上批准我回去奔丧。

当晚，我便直奔火车站，赶回老家去。好在父亲的丧事在堂嫂的大力帮助下，大体上已搞好了，父亲已安葬好了。对堂嫂的大力帮助，我自然万分感激。

在县城逗留期间，我看望了在公安局当局长的老友，我把自己在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的不幸遭遇告诉他，他对我说：“不用怕，这算什么现行啊？将来落实政策时会解决的。”我又把在广州听到可能会把我们这些人遣送回乡的消息跟他说，他说：“你放心！如果他们真的遣送你回信丰，我们欢迎你回来！”

回到广州，过了春节，校革委会就把我们这批牛鬼蛇神赶到从化一个公社的砖厂去劳动。这派了得力的干将来监管我们。砖厂的领导却很不错，知道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是知识分子，劳动时常叫我们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们，尽量让我们吃饱、吃好。有一个晚上开会时，带队的真的宣布了几个要遣送回乡的牛鬼蛇神的名字，他还说：这是第一批，以后还会继续遣送。名单上有名字的林永泉听了竟吓得当场晕倒。据说这是备战需要疏散的计划。

备什么战呀？大家都感到很愕然。不久，1969年3月中苏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这才明白备战是怎么一回事。据说广东省革委会确曾打算把大批牛鬼蛇神遣送去农村，报请中央审批时，中央没有同意。

从化砖厂劳动回来，牛鬼蛇神不用集中住宿了，可以回家了。但我已经没有了家，我原来住的小洋楼已分给别人住了。我家里的东西被塞在厕所旁边一间漏水的屋子里。二女儿蓝青成了老三届，算是初中毕业了，要上山下乡。她最初是被分配到海南的农场去“上山”，那时在革委会搞分配的王继书老师，看到她年纪还小，刚满16岁；而我却还关在牛栏里没有解放，便不忍把她分到海南去，而把她改为分配到东莞麻涌去插队务农，这便成了“下乡”。这一“下”便是整整八年，直到1976年9月，才保送去广州市纺织中专学习两年，1978年9月，分配去员村二棉厂工作。本来，1975年她就被推荐为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但却被一个权威者排挤，把名额给了他女儿。对于这位好心的王继书老师，我一直深深地感激他。

那时我们的劳动主要是参与整理被破坏的校舍，如粉刷墙壁，修理门窗，修理课桌与凳子。我被分配去木工室跟随张锡凯师傅劳动。张师傅是个很和善的人，他看到我懂得一些木工的基本操作技术，便很放心让我独立工作，也不太管我工作的进度，我可以比较自由地工作。职工们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也很和善，如友姐（梁友）、林叔（招林）、和叔（何致和）铭叔（杨铭）对我们都很好，如果有学生来找我们的麻烦，他们总是出面保护我们，喝退那些无理取闹的小将。吃饭时，林叔、和叔和铭叔也总是关照我们，饭多盛一些，菜也加多一些。

1969年下半年开始落实政策，逐步为无辜关进牛栏里的牛鬼蛇神平反，分配工作。而少数确有问题的就戴帽处理。我是在这一年11月解放的。当时宣布恢复我的教师职务，补发被扣的工资。这时，我却不想当教师了，便跟当时一个姓颜的政委说：把我搞得这样身败名裂，我怎么能再做人民教师呢？我愿意去做工人。那个政委凶巴巴地跟我说：“怎么，一解放你就翘尾巴啦？”这时，我一点也不怕他了，理直气壮地跟他说理，当然，说理他是说不过我，只好拿“服从分配”这顶大帽子来压我。其实，我也知道“去做工人”的要求是不能实现的，我只是想说说气话，出一出心里的闷气。

这时华师附中已改为广州市六十一中，由周仲由担任革委会主任，吴紫彦担任副主任。这个61中革委会究竟做了些什么好事，那是有目共睹的，我所知道的是：“口碑”不怎么好！

这一年十二月，革委会派遣我们组成一个革命干部锻炼小组下放到清远江口公社禾仑大队塘仔边生产队锻炼两个月。这个小组的成员是黄克诚、赵金瑞、彭世英、杨启光、颜廷荦和我，由黄克诚带队。跟农民三同，劳动任务是在北江大堤修水利。这次劳动其实是想跟当地农民搞好关系，因为学校已决定在江口的枫树凹设立61中分校，作为学农的基地。

下放劳动锻炼结束了，我便正式回到教师队伍中。但大部分时间都是随班被派去江口分校。70、71这两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被派去分校。那时的学生都是从广州市拨来的，每个班里都有几个“烂仔”、“烂女”，很难搞。我经历了在牛栏里的那些风风雨雨的磨炼，变得什么都不怕，那怕什么“烂仔”、“烂女”，我照样管，照样抓，再乱的班，我总是有办法把它“搞掂”。其实，我的办法很简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摸清他们的弱点，针对他们的弱点来对付，他们也就不得不老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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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平生写云天  （之三）

八秩老教师蓝光中华附执教生涯回顾

（文章转载： 华南师大附中汕尾学校     http://www.hfswxx.net/Item/320.aspx）

家是彻底破碎了，但总得有一个家啦。于是我首先把儿子接回来。儿子在文革刚开始时就跟大女儿去了嘉禾军区农场。1968年大女儿调去赤岗机械厂，那时小学已复课，女儿就让弟弟去附近的小学去上学，70年在赤岗的一间中学上初中，于是我便把儿子接回来，让他在61中上学。我要求革委会给我分配家属宿舍，他们就把厕所房边旁边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破房子分给我，这样，我便跟儿子生活在一起，算是有了一个家。

那时有朋友介绍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给我，这就是我现在的太太苏翠钿。她原是新会会城一个杂货店员的女儿，这个店员的工资不低，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有点结余，他就在解放前两年，将结余的钱在乡下老家买了几亩地，租给人家耕。解放后土改时，他被划为地主。他倒精灵得很，跑到香港去了。这可苦了他的太太和儿女。苏翠钿是他的二女儿，出生于1936年3月，解放前曾读过5年小学，解放后没有书读了，便到江门一间小学里当校工。1954年，一个原籍是新会的药材商人死了妻子，他回到新会去找一个妻子，经人介绍，她就嫁给了他，那时她才18岁。她给他生女育女，不久就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1966年文革时，他丈夫被抄家被斗争，不久就死了。剩下孤苦伶仃的她带着三个儿女。最大的儿子才15岁，最小的女儿才10岁，很是凄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重相识”，也许就是“家破人亡”共同的不幸，把我们扯到了一起。于是在我儿子1972年暑假高中毕业后，他因两个姐姐去了务农，理所当然留城工作，被分配去市二轻局属下的一间家具厂做学徒，学木工。儿子有了工作，我也就放心了。于是便在这一年的11月11日，把两个破碎的家庭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联合国”式的家庭。说是“联合国”式的家庭，倒很名符其实，她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一德西路，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住在石牌，节假日她才来到石牌跟我一起生活，这不像“联合国”么？

结了婚，我要求革委会给我分配宿舍。那时周仲由已下台，由市公安局来学校掺沙子的黄礼煊担任革委会主任，他倒能实事求是，听了我的要求，便安慰我：“我们研究一下，尽快帮你解决问题。”大概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安排我和梁琼和住在一起。那是原来三座小洋楼里的第三座，东面楼上，三房一厅，梁琼和住两个房，我住一个大房，厅和厨房、厕所公用。梁琼和一家五口人，我家三口人，这样分配是很合情合理的。这样，我便和梁琼和一家和睦共处了五年，他的母亲梁老太太是个非常和善非常热心的人，有时看到我忙不过来，便常常帮我买买菜，烧好煤炉，我一直深深地感谢她老人家。

儿子倒很乖巧，和后母相处得很不错。这使我心当时为了解决他去梅花村家具厂上班的交通问题，我打算给他买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可他却说：“买零件，我自己来装配。”于是他自己跑商店，买零件，用不了一个星期，居然装配好一辆26寸的男装自行车，相当漂亮。以后他调到一轻局属下的自动化装配厂，工厂在西关德星路，从石牌骑到德星路得一个小时，每天上下班骑两趟。这样，这辆车整整陪伴了15年，一直到1987年10月，他去加拿大定居才没有骑。这样天天骑自行车，无形中便是天天坚持锻炼，坚强了他的体魄，儿子的身体一直比较好。

也许是儿子的命运好些吧？他在木工厂当学徒不到一年，二轻局为了解决属下工厂纯手工操作的问题，便兴办一所工人大学，招收属下工厂里的青年工人去学习，学制是脱产学三年。我儿子考上了，分在自动化专业学习。那时的大学大都瘫痪了，一些教授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于是都愿意去那里讲课，这样，这间工人大学便拥有相当雄厚的师资力量，办得相当好。毕业时，也像正规大学那样，毕业论文要答辩。我儿子在那里学得很出色，考试时总是班里的第一名，他的毕业论文答辩时，请的是华工的教授来参加，教授们都认为：很有水平，够得上本科毕业生的水平。

毕业后回到家具厂，遇上了“学非所用”的大问题。怎么办呢？这样下去，不是浪费人才吗？于是，我请一个在市一轻局工作的学生帮忙，因为一轻局属下有一间对口的自动化工厂，请他想办法把他调去那里。他很热情地跟我东奔西跑，不久便把他调到自动化厂去。那时小型电话总机很吃香，一台24门的电话总机市面销售价是4万元左右。我儿子便向厂长建议：不如厂里试一试来装配总机。厂长看他很有干劲，也有一是的技术水平，便同意他的建议，并派他负责试行装配的工作。于是，他便绘图、买原料、搞装配，不到三个月，居然搞成了，质量不亚于市场上的成品，而成本只是3000元左右。厂长很高兴，便决定小批量生产，由我儿子全权负责，结果还不错，为厂里增加了一些收入。

重组家庭后，妻子在广州中药一厂上班，要到休息时才能到石牌来，而我还是常常要去分校。于是便出现这样的问题，她来石牌，而我却去了分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便要求离开61中，调去市内的中学，因为当时许多老师都调离61中，学校领导没有理由阻挠，于是便在1977年初办好了手续，但一时难以找到接替的人，学梭要求我教完这个学期才走。而新的学校一时又难以解决我住宿的问题，我只好照办。77年下半年去到新的学校，那里的学生不多，只让我教一个班，工作显得很轻松。

不久便传来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我带来了一段有趣而难忘的经历。我成了省委副书记李坚真大姐的家庭教师！不，说得准确些，应该是她老人家的孙子的家庭教师。李大姐的养女有两个儿子，也就是李大姐的孙子，正巧要考大学。据说他们的语文学得不怎么好，便想找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给他们补补课。她便对她的秘书李汉今女士说：“你看看能不能给小弟找个语文老师让他们补补课？”李汉今便随口而出地说：“找附中的蓝光中老师就行了，他在附中教了多年高三的语文老师，很有经验。”李大姐说：“你可以找到他吗？”李汉今说：“没有问题，我跟他很熟！”

原来李汉今是赣州人，跟我是同乡，跟我确是很熟。她找到我，说是请我去辅导一下李大姐的两个孙子学语文，准备考大学。我听了有点犹疑，主要是已经隔了这么多年没有摸过高三的语文了，能行吗？她看到我犹疑的神态就鼓励我说：“你去吧，准行！”

于是决定：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半她派车来接我，每次三个钟。

我得准备一下，但怎么准备呢？家里的书都在除四旧时弄光了，只好跑到图书馆找到几本旧的语文课本，选出一些自认为没有问题的传统名文作为阅读材料来辅导，写作嘛，还是用过去的老方法，采取综合训练与单项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阅读课仍旧强调重要词语要字字落实，不能只懂一个大概，而作文则事先布置作业，把重点放在当堂批改。如此这般辅导了三个来月便去应考，结果两个人都上线了，而且语文成绩都很好。这以来，李大姐可高兴了。常常对人说，附中的老师就是不简单，在短短的时间里辅导一下就出成果。于是，她老人家就时不时对她的秘书说：“汉今，你安排一下，接蓝老师来坐坐，吃吃饭吧。”我去她家辅导时，她也有时跟我在一起吃饭，聊天。聊天时，我总是有点拘谨。现在，心情不同了，可以无拘无束，天南海北地随意聊。

有一次，我跟她聊，便说：“李大姐，我想转换一下工作环境，能不能到暨大去试试看。”她毫不犹豫地说：“行呀！”于是，她便叫秘书跟杨康华打电话。杨康华听了，便说：“我交代一下暨大的候副校长，你叫蓝老师直接去暨大找候副校长联系就行了。”

去暨大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我便去找在暨大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的郑孟彤聊聊，他是我中大中文系的师兄，我跟他的友谊很不错。他听了很高兴，便说：“你就来古典文学教研室吧！”我知道他这个教研室确有几个老师是从中学抽调来的。聊着聊着，他说到一个情况：中学来的，一般只能评为副教授。

我便为“只能评为副教授”这话犯疑了，副教授很平常，但却比中学老师争得更激烈，而且古典文学的功底我也不见得会比别人强。我想：还是做中学老师好，熟门熟路。这时，市教育局要调我去教师进修学院工作。我心里想：暨大我都不去，干吗还去教师进修学院呀？于是，我向李大姐说我年纪已不轻了，去暨大工作怕难以适应，婉转地表达不去暨大的心意。她很理解我的心情，认为中学已熟门熟路，更容易出成绩。

此后李大姐一直没有忘记我，时不时会叫秘书派车来接我去她家里吃饭、聊天。大概是1985年国庆前吧，那时王屏山已担任广东省管教育的副省长。闲聊时她跟我说：“你知道王屏山是怎么当上副省长吗？”我当然说：不知道。她说：那是80年代初，有一次省的领导同志坐专列去北京开会，在车上闲聊时，省长梁灵光突然说：“快要换届了，想找一个管教育的副省长，看看大家心目中有没有适当的人选？”于是大家便七嘴八舌地聊开了，说了一些人选，但梁灵光都没有吭声。这时李大姐便插话说：“我看师大的党委书记王屏山就不错，他办附中办得很出色嘛！”这时，梁灵光思索了一会儿，便点点头说：“嗯，王屏山嘛，可以考虑考虑！”这样，王屏山任副省长的便成了大家考虑的重点，后来正式选举时便选上了。这也算是李大姐跟我谈的王屏山任副省长的“内幕新闻”吧！

在这之前，虞肯堂已调去执信中学做校长，他便极力怂恿我去执信，并答应我半年内帮我解决住房的问题，他还知道我编写了一本《历代诗歌选读》，很想出版，便应承学校帮我出书。既然如此，1979年暑假后，我就毫不犹豫地去了执信上课。

在执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碰到王屏山，这时61中已恢复为华南师院附中，重新列为省重点中学，仍旧是王屏山当校长。他一见到我，劈头就问：“你为什么去执信？”我便硬梆梆地说：“我总得要吃饭呀，不工作那里有饭吃？”他便直截了当命令似地说：“不要去执信了，回附中来。”我说：“这怎么行呀？怎么向虞校长交代呀？”他便说：“这不用你管，我去跟虞校长打交道。”

过了两天，王校长找到我，便说：“虞校长那里我已说好了，你下个星期就来上课，做高一（3）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接着又说：“你的住房给你换一换，比现在住的好一点，等到有条件时再换吧。”我又跟他说：“我的关系还在市教育局，怎么办？”他说：“你不用管，我会叫人去办。”

这样，我便又回到了附中，住房得到了改善，是个独立的两房一厅的套间。我心里想：也许是跟附中的孽缘未尽吧，折腾来，折腾去，还是又回到了原地。这是何苦呢？其实，还是有苦头的，不过苦头不是很大。这次市教育局便不那么好说话，跟附中讨价还价：蓝光中是三级教师，你们要找两个教师来，我们才给他办理回附中的手续。但教育局却不笨，他在你附中上课，他的工资应由你们支付。附中没辙了，只好照办，自己设法给我发工资。拖了两年多，才找到两个适合的名额，把我的关系弄回附中。这样，我便做了两年多“两栖人”，工作在附中，而组织关系却在市教育局。这还没有什么，1981年，中学教师自然升级，二级升一级，三级升二级，四级升三级，我的组织关系虽在市教育局，但人不在市里工作，工资也已由附中支付，他们自然不给我升级；而附中又说，你的关系还没转回省里，省里也不让我升级。他们“扯皮”，可却“扯”去了我一级工资，你说苦也不苦？当然王校长还是很通情达理地说：“你这个问题，让学校研究一下，采取办法补救吧！”但王校长却在1980年底，离开附中，荣任华师党委书记，不久，又荣升广东省副省长，他那里还记得“扯去了一级工资”的我呢？附中的继任者，当然也不会注意我这芝麻绿豆的小事，我也不会向他们提什么要求。我那一级工资就这样被“扯”掉了。

当然，这一次回到附中，在我生活历程中还是相当重要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练，虽是吃过不少苦头，但思想上却成熟了。可以大胆地工作，不必畏首畏尾了，干出了一些成绩。

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附中便焕发出青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普通中学的舞台上，那时就已开始探索“创造性学习”，也就是现在的“研究性学习”，名异而实同。我作为79-82年度高中毕业的82届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在学校领导下，亲身带领学生摸索“创造性学习”的路子，并已初步取得成果，可以说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79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是文革后恢复高中三年制的第一届。这一届学生一踏进附中的校门，王屏山校长就明确提出对学生的教育要从培养新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个关键问题来着手；而在教学上不要只着眼手高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应试教育；而要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这就是要在抓好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学习”。

我有幸担任这一届高一(3)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80年秋季，学生升上高二后便文理分科，我担任文科班，也就高二（1）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一直到82年高三毕业。这一届是我在附中唯一的从高一一直带到高三，做了三年班主任的一届，也是我在附中跟学生相处最久的一届。作为班主任，我吸取了文革前的经验教训，按照学校的指示，开始探索在班主任工作中如何着手培养新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课题；而作为语文教师，我按照学校的要求，与同学们共同经历了摸索开展“创造性学习”的三年。这三年是我在附中工作、生活得最痛快的难忘的三年。

我仅就个人所能想起的，从下面五个方面来谈谈当时开展“创造性学习”的情况，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编印《历代诗歌选读》，利用早读时间让学生系统学习古典诗词，培养高尚情操，提高文学修养。

我一向认为：诗歌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明珠和瑰宝，因而在文革后期，工作之余，我便系统地学习古代诗歌，作了大量的笔记，记下了学习心得。79年秋，担任高一语文教师，我便想到利用每周三个语文早读的时间，让学生学习一些古代诗词。我向学校领导和语文科组谈了我的想法，他们很赞同，并大力支持印刷材料。我最初是零敲碎打，一次编印十多首，可用三个星期：后来感到这样太麻烦，不如一劳永逸，按照中学生的实际，索性编写一本“诗歌选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精选了历代250多位作家的500首诗歌名篇，加上“注释”和“简析”编成一本《历代诗歌选读》，铅印了3000册。这样，这一届学生从高一到高三，在早读时抽出些许时间，每个早读读一首，三年中竟把这本诗歌全部读完了。学生读了这些诗歌名篇，有助于他们继承承古代优秀文化，创造新文化；有助于他们吸引古代诗歌的精华，培养高尚的情操；也有助于他们丰富文化生活，提高文学修养。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常常引述所读诗歌的一些名句，显示出较高的文化素养。许多学生升入大学后，还把这本《历代诗歌选读》带在身边，不时翻阅吟咏。有些学生离校二十多年了，至今还保存着这本印刷并不精美的书。

他们离校后，我接着担任83届文科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仍然利用早读的时间，让他们选读了200来首古代诗词。

二、提倡学生多写，鼓励每周写一篇“生活札记”，写出了不少好文章。

在教学实践中，我体验到多读多写是提高语文水平的关键，因而我在教学时，除了完成科组规定的两周一次作文，我还提倡学生每周写一篇“生活札记”。“生活札记”不拘内容和形式，凡是来自学习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鳞半爪，都可以用三言两语或长篇大论写下来，可以给老师看，也可以不给老师看，但一定要落实每周都动笔。这样，学生慢慢地养成了写“生活札记”的习惯，有不少学生还发展到写日记。1982年因语文教学研究的需要，在高三级试行“专题作文训练”。我们采取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作文训练方法，加强作文训练的科学性和计划性。当时我们根据国内政治形势和青年学生的特点，确定了十二个专题，每个专题既有命题作文，也有材料作文；既给学生提供一些观点、材料，也进行各种文体的练习；既重视写作基础知识的学习，也重视实践。这些专题作文，绝大部分是学生用“生活札记”的形式在课余写成的；83届我们仍旧进行专题作文训练的研究。我们在这两届学生写作的成果中选取了41篇例文，加以评点，以此作为基础，加上十二个专题的写作知识，编成《高考专题作文训练》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84年2月初发行了30多万册，该书成为这一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最畅销的一本书。书中“材料作文”的提法，在全国是首创的。

三、组织学生自编手抄报，激发和提高学生编写、出版的兴趣和能力。

82届学生升上高二后便实行文理分科，我担任文科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怎样针对文科班的特点开展“创造性学习”呢？我考虑到还是应该从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和能力着手，子是我便组织学生编写、出版手抄报。我请来报社的朋友跟学生作有关编辑出版的知识讲座，并组织对编辑出版有兴趣的几个学生带头自编手抄报，以此作为示范带动全班同学。班上的同学看到自己的同学出版的手抄报便跃跃欲试。于是我向全班同学提出：以自愿为原则，三五人为一组，每组出版一份手抄报，版面以一张大白报纸为限。这样以来，班里的手抄报便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后来便发展到每学期来一次手抄报比赛，评选一、二、三等奖，我自己掏钱准备奖品。同学对此很感兴趣，纷纷利用课余时间写稿，寻找材料，设计报头和版面。这以来，课室里的墙壁上贴满了手抄报；课室里张贴不了，便张贴到课室的走廊里。于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吸引了许多理科班的同学也观看。后来，已不是在班里唱独角戏发展到与图书馆合作，手抄报张贴的地点也转移到图书馆漂亮的橱窗里。从此，组织学生出版手抄报比赛的活动，一直延续到87年我退休前所担任的高三文科班语文课的班里，当时图书馆还把每一次得奖的手抄报归档保存。

这一活动激发了同学们对编辑出版的兴趣，82届就有四个同学考上了新闻系就读。

四、组织同学参与语文科研活动，取得好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附中语文科组的科研活－动是相当活跃的，而且取得显著成绩。从1981年开始，相继出版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基础训练》、《高中语文疑难解析》，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总复习·自测设计》，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一、高二、高三《高中语文古诗文注译》，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考专题作文训练》，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文言文疑难句集解》，1986年全国高考标准化之前，高三级的语文老师就着手研究语文标准化考试的问题，87年1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语文标准化考试题型研究》。这是全国最早出版的同类读物，一年中先后印刷了三次，共发行了23万册。这本书后来被中山大学出版社列入“标准化丛书”时，我们又作了较大的修改，这实际上是这本书的“修订本”。

我作为高三文科班的语文教师，曾组织文科班的一些同学参与科研活动，他们显得很活跃，表现得很好，写出了不少好作品。如《高考专题作文训练》一书的41篇例文，全部是82、83两届高三毕业班学生的作品。《高中语文疑难解释》也吸引了不少同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评析难文章。如书中的《〈顶链〉中的路瓦栽夫人是个应该批判还是值得同情的形象？》一文就是83届苏静写的，《关于〈孔雀东南飞〉中“相”字的用法》一文是谭玉林、郭飏写的。书中有不少疑难句子的解析或翻译，也是学生的研究成果。

五、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积累学生的实践经验，培养煅炼学生的创新能力。

作为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班主任，我意识到要培养新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具有不断追求的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决不能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读死书。从高一开始，我就鼓励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如学工学农；甚至到了“非常时期”的高三，我还组织和鼓励学生参加学校艺术节的活动。全班的大合唱在学校的歌咏比赛取得了第一名，便被推荐去参加广州市中学生歌咏比赛。全班同学都以全市只有我们附中的高三学生参加这一活动为荣，并以此证明附中的学生并不是只会读书，非常积极参加了这个比赛。这一届的学生还常常利用假日与广州市名校的毕业班文科的同学搞联欢活动，交流学习经验，一切的组织安排，都由学生主持。

我还组织学生跟英国、美国的中学生通信交朋友，这样不仅增强了中国中学生与英、美中学生的相互了解，建立友谊；而且还可以促进学生更加主动积极地学好英语，那时几乎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两个外国中学生朋友，每一个同学接到外国朋友的来信，都很高兴，都在班里公开，大家传阅，遇上不懂的单词，便查字典或问老师，无形中培养了他们的进取精神。

我还组织学生参加联合国主办的中学生“空间活动将如何改变我国和世界”的作文竞赛。82届的陈文芷同学写的《小鸟天堂》，在广州区初赛中获得一等奖，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二等奖，为学校取得了荣誉。

上面说的那些，只不过是我个人在80年代初期带领82届和83届两届同学在探索“创造性学习”的一些亲身经历。

82年这一届，华南师大附中，又摘下了高考第一的桂冠，在全省的名气更大，在全国也渐露锋芒，进入全国名校的行列。

送走82届，我担任83届高三（4）班的班主任和班语文老师，这个班也是文科班。有了82届成功的经验，班主任工作和教学工作，就都驾轻就熟，相当轻松了。但科研工作很是繁重，《高考专题作文训练》在这一年脱稿。这是一本以专题为中心，采取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作文训练方法的著作，这种类型的书，在全国还是首创，材料作文的提法，在全国也是首创，1983年年底出版，不到三个月，就重印了三次，印数接近70万册，成为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中学语文总复习·自测设计》也是在这一年脱稿付印的。这本书对当时参加高考复习语文的考生帮助很大，能让他们能在短促的时间里进行系统复习，提高了语文的成绩。《高中语文·古诗文注译》（高一、高二、高三共三册）也是在这一年脱稿，这三本书都是由我负责最后校阅定稿，工作量相当大，但我还是不负众望，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任务。

当时语文科编著的这些辅导材料，对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影响很大，帮助很大；附中语文科享有很高的声誉，仅从下面两件小事可见一斑。

其一是1986年刚评选完第一届特级教师，省里召开教育工作会认，与会的是各地区的教育局局长和教研室主任，当时就有几个教研室主任向王屏山副省长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附中语文科编著了不少辅导读物，这些书对应考的毕业生帮助很大，语文科的水平很不错，但附中的语文老师却没有一个评上特级老师，评上都是数学和物理，数学两个，物理两个，这是为什么？王副省长只好答非所问地连声说：以后会有的，以后会有的。

其二是1987年暑假，我同华师大民进的一些朋友坐车去珠海旅游，那时去珠海是要办通行证的，当时办的是集体的通行证，办证的同志一时疏忽，少盖了一个章。过检查站时被守岗小武警战士发现了，认为手续不全，不能通过。领队的同志便对那个武警战士说：这些都是退休的老师，年纪都很大了，实在经不起来回折腾。并把名单给这个小战士看。这个武警战士描了一下名单，看到上面有附中蓝光中的名字，便问领队：“蓝光中老师在车上吗？”领队回答说：“在车上。”那位武警战士就上了车，问道：“哪一位是蓝光中老师？”我只好大声说：“我就是！”那位战士走到我面前，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便恭敬地说：：“蓝老师您好！我去年参军前准备高考，看了您编著的几本书，收益很大。因而对您的名字印象很深。”我便跟他聊开了，问他参军前在那里读书？他告诉我是在肇庆中学。高考前，部队来学校招兵，选上了我，就没考大学了。聊了一会儿，他就下了车，扯起挡车的横杆，让汽车通过。过了检查站，同车的朋友就高兴地嚷开了，说什么附中语文科影响那么大啦！有的还说：老蓝真行，比图章还厉害！我也只好笑着说：我那里有什么能耐，只不过是瞎猫碰上个死老鼠，空拣了一回便宜罢了。

1983届，附中高考的成绩在全省仍旧是名到前茅。

在班主任工作中，值得说一说的是我大胆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妙方法，让一个陷于感情泥坑中的学生考上了大学。2002年，华师大附中庆祝合校五十周年时，校刊《聚清园》曾辟专栏“辉煌五十年”，专栏里曾刊登我写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文，我那篇文章是这样的：

当无情的年轮在生命之树上长上75个圈时，我回首人生，悲欢离合，功名利禄都已悄然远逝，拥有的只是潇洒，宁静……然而脑海毕竟是浩瀚而奥妙的，难以停滞，难以休止。即使水波不兴，也常常激起些许涟漪，令人欷歔，令人感奋。

在如烟的往事中，这也许只是我工作和生活的浪涛中的一朵浪花，可它却折射出我的执著，我的一往无前。一九八三年八月初，高考放榜了。作为在华师附中担任第十个高中毕业班班主任的我，心情仍是非常紧张，异常激动；心卜卜地跳得似乎特别快。翻看手中的录取名单，L的名字赫然跳入眼帘，录取学校是北京一所令文科学生向往的xx学院。我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眼眶却不听话地潮湿了。

怎么啦？我从一九五七年来到附中，前后担任了十届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经我的手送入大学的学生已超过400人，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使我如此激动，如此兴奋；而对L的考上大学竟如此动情呢？这是为什么？

他是我的得意门生么？是我至亲的亲属么？是我好友的儿子么？答案都是否定的。他只是我所在的高三（4）班54个学生中极为普通，极为平凡的一个，在班里没有“一官半职”，成绩也是平平常常。可他的考上大学却使我呕了心，沥了血……

时序已是一九八二年的初冬了，可南国的初冬，了无寒意，阳光仍是那么灿烂，绿叶仍是那么苍翠。但S的告状却使我的心凉了半截。

“呶，你看，又来了，真无聊！”S举着一封信，气鼓鼓地对我说。不用问，也不用看，我已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S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的第三次告状了。

我不禁恼怒起来，这个L搞什么鬼名堂？在关键的时刻，在紧张得要命的高三时候，竟一而再再而三地自作多情给S写信，这不是飞蛾玩火自毁前程么？S第一次告状，我已经极其耐心地跟L谈了好长好长时间。从他想考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从他的家境和家长对他的期望，从他学习成绩的下降，从他的懒散，从一些类似现象带来的恶果劝诫他，鼓励他：要以前程为重。他当时态度很好，承认自己错了，并表示不再想入非非，要认真学习，把成绩搞上去。

我赞扬了他的坦率，嘉许了他知错能改的决心。可是，还没有过一个月，S又第二次拿着他的信来告状。我不禁勃然大怒，异常恼火。这算什么共青团员？怎么说话不算数？怎么如此言行不一？但我还是很快冷静下来，思想工作不能急躁啊，不能一蹴而就嘛，热手吃不着冷煎堆。等到放学后，我悄悄地把他叫到办公室，把信摊在他面前，问他究竟搞什么鬼？为什么一而再？

他看到自己的信，脸立即红得像猪肝那样，嚅嚅地说：“我错了，请原谅。但我实在很喜欢她！”

“她喜欢你吗？”我立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毫不留情地凌厉地反击。

他哑口无语，只好沉默。我直截了当地说：“你这是自作多情，自找麻烦，既影响别人，又影响自己。”

他自知理亏，不作任何辩解，只是低声地说：“我决心以后不再骚扰她了！”

我又一次赞扬他的坦率，嘉许他的知错能改的决心。临走，我还故作轻松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人还聪明，模样也不错，但你当前主要任务是努力学习，考上一间好的大学。”

他很有礼貌地说：“谢谢老师，请相信我，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听其言，还得观其行。我多了一个心眼，他说的能算数么？我拭目以待。

果不其言，没过多久，他便把诺言忘得一干二净，故技重演如一辙，旧态复萌又翻新。这正是人心如云，往往诡变谲幻；人心似海，常常兴风作浪。人心啊，真难捉摸啊！可是，再难捉摸也得捉摸，谁叫你选择这有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称这一职业呢？又是谁叫你愿意干班主任这一行当呢？心甘情愿啊！既是心甘情愿，还有什么可说呢？

到底该怎么办？我沉思着：从教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过去九次担任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生涯中，不是没有遇到过少男少女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是两相情愿，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告不理；如果发现“地下活动”影响了表现和学习，便给他们敲敲警钟，一般他们都很自重，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同学们私下都认为我很开明，掌握得很有分寸；不是九斤老太，不会小题大做。

可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任你苦口婆心也好，任你婆心苦口也好，这个执迷不悟自作多情的青年，就是不买你的账！该怎么办呢？

再找他谈一次吧，如果仍是自作多情，那就只好听之任之，考不上大学也是他自作自受，能怪谁呢？反正我已经尽了责任。

嗯，真的是尽了责任吗？不，决不！这是“不负责任”！这是“知难而退”！在我生命的词汇里，那是容纳不了这样的两个词语的，就像眼睛里容纳不了一粒沙子那样。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了老半天，脑海里出现一个亮点，从响鼓要用重锤敲，大病须用重药医的俗语里联想到一个点子：置之死地而后生。对！对于这个“冥顽不灵”的小青年，只好祭起这个法宝了。但，这一着可不是闹着玩的。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知已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我认真地去了解有关他的全部材料，访问了他高一、高二时的班主任，弄清楚了他的优点和缺点，把握了他的基本性格特征；于是制定了一个给他套上紧箍咒，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计划。对，还得依靠学校，依靠领导，争取学校支持我实施这个计划，即使出了问题，也有学校做靠山。于是，我向当时主管学生思想工作的副教导主任吴颖民汇报这个计划，征求他的意见。他饶有兴味地听了我的汇报，笑着说：“你这个计划是脱胎于前苏联教育专家马卡连柯的特殊教育吧？”我也笑着说：“不！我这是‘孙子兵法’的古为今用。”他赞同我的计划，并再三强调计划中发动男同学中的骨干参与的重要性，并表示将会代表学校一同跟我去作一次家访。

我先抽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去L家里，向他父亲通报了他的近况，并讲述了我们准备怎样对他进行教育。他父亲一听说儿子出了这档子事，很是紧张，担心学校会处分他，影响他高考。我便叫他放心，我们这样做，就是要让他集中精神搞好学习，这样才有利于高考。我请他如此这般地配合学校，他连忙说：“我一定会配合好。”

我特地选在周末放学时，把L叫到办公室来。我把信丢在他面前，声色俱厉地宣布：“你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已是屡教不改，按规定勒令退学。”

当他听到这突如其来的一着，恍如五雷击顶，六神无主，立即痛哭流涕，马上瘫倒在地。我不理他，悻悻然离开座位，他情急智生，连忙拉着我的裤脚，请求我不要让他退学，我狠心地掉头而去，而班上的几个骨干同学却把他扶起来，拥着他回宿舍去。有的开导他，有的帮他打来饭菜，劝他吃饭，而他只是躺在床上哭。哭了好久，他说要回家，立即就有两个同学陪着他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他倒老老实实地如此这般把学校里要他退学的决定告诉他父亲。父亲平静地对他说：“这样，你的大学梦就难圆了喽！”这么平淡的一句，却似在他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他不由失声痛哭。用他父亲的话来说：从来没见他哭得这般凄凉。

他父亲便安慰他说：“哭有什么用？如果你能改，我拼着老脸去跟学校说说情，看看能不能让你继续读下去。”

他似乎在漆黑的长夜中看到一线曙光，马上止住哭声说：“如果你让我回学校继续读书，我保证不再重犯！”

“重犯了怎么办？”

“任由学校开除。”

“口说无凭，学校怎么信你呢？”

“我写保证书。”

“好！这样，我明天就去学校给你说情。”

好啊！他终于自己套上了这么个“紧箍咒”。那用他父亲来学校呢？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我便和吴颖民主任踩着自行车，踩了一个多小时，去到向阳四路L的家中。他父亲热情地接待我们，高兴地说：“你们要的‘紧箍咒’他自己套上了。”说着就把他的保证书交给了我。我问：“他在家吗？”他父亲说：“一大早便有同学叫他出去了。”我们便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星期天晚上，他依时回学校上晚自习。我巡视课室时，故意不理他，却暗中观察他，他有点坐立不安，低着头，不敢看我，显得拘谨而畏缩。据同学说：当时最怕我叫他离开教室。第二天上午我也不理他，这更使他如坐针毡。我看他够提心吊胆的了，下午便把他叫到办公室，把保证书搁在他面前，板着脸说：“呶！白纸黑字，这可是你自己写的保证，学校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暂准你随班附读。如果你重犯，马上就得滚出学校。你好自为之吧！”说完，我把他的保证书，郑重其事地夹进笔记本中，不跟他多讲一句话。

也许是他自己套上的这个“紧箍咒”真的起了作用，也许是他真的受到了教育，他乖了许多，学习也认真了。当然，我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教育，不断关心他，并继续让班里的团干部帮助他。

期终考试，他的成绩有了提高，我立即公开表扬他，跟他接触时，也跟对待班里的其他同学一样，决不另眼相看，还常常提醒他要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

这样，整个高三下学期，他一直兢兢业业严格要求，也能关心集体，关心同学。在毕业鉴定时，我用笔在他的操行评定栏里工整地写了个：优。

于是这一届高考放榜时，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情景。我连忙把他的保证书翻了出来，夹在高考录取通知书里交回给他。

他当时怎么样呢？是感激涕零呢，还是恼怒怀恨呢？我才不管了呢，这可不是我的事了。高尔基的名言：要知道给永远比拿愉快！这才是我的座右铭。



送走了这一届，学校考虑我年纪大了，不再让我做班主任了。其实，我做82、83这两届班主任时都已超过了55岁，在附中班主任史上，我可以说是年纪最大的班主任了，这也算是附中第一老吧？

此后，我一直在高三教两个班的语文，其中必有一个文科班，直到1987届高三毕业我退休。

退休后，我其实是“退而不休”，一直干到现在，只不过那是“自由职业”，不必赶着去上班。

先是应《小学德育》杂志社之聘，担任该杂志的副总编辑。这份杂志是国家教委主办的，请华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负责编辑发行，双月刊，向全国发行，发行量是4万份左右。投稿的人倒不少，每个月至少有500份来稿，我和另一个副主编主要的工作是从来稿中挑选适合的稿件，我负责的主要是经验介绍、教育随笔之类的稿件；初步选好后便要作文字上的修改，这跟改学生的作文难得多，说老实话，那时很多小学老师的语文水平总体上是比不上附中高三的学生。但要改的稿件数量不多，每期也不过是三十来篇左右，工作量不大，而且不必坐在办公室里改，可以拿回家，什么时候想改就坐下来改，不受时间的约束。这样的工作很合我的口味，一干就是两年。

后来，学校的（离）退休协会要办升大补习班，我是退协委员，这件事刚好又是我负责，于是，便辞去《小学德育》那份工作，集中精力来搞升大辅导班。因为是附中（离）退协会主办的，任课老师又是附中的退休和在职的教师，就读的学生很多，要开四、五个班，我除了负管理之责，还要上一个班的语文，这样，工作就相当忙了，几乎跟没有退休时没什么区别。办了两年，为退休协会赚了不少钱，退协便用这些钱搞了不少有益退休教工身心的活动，活跃了他们的生活。后来，学校认为在学校里办升大补习班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建议停办。我和几个退协委员却认为可以在师大找地方照办，而退协的头头是“唯学校之命是从”的那一类人，不同意这样做；于是，我跟他产生了分歧，便分道扬镳了。

我得到省民进的同意，以省民进主办的名义，在师大租课室继续办升大补习班，任课的大部分是原来的教师，因为课室的问题，只招一个文科两个理科，共三个班。补习班实际上是我负责主办，因而肩上的担子很重。我只是拿我任课的酬金和少量管理费，积余的资金全部上缴给省民进。补习班成绩不错，为国家输送了不少合格的大学生，天河区教育局非常支持这个补习班，一年之后再招生，天河区教育局竟然把我们的招生广告张贴在教育局的门口，实际上是为我们做宣传。搞了两年，我感到很吃力，不想搞了，便跟华师大民进组织商量，由他们来主办，但我还是要上一个班的语文课。他们办了三年，也就停了下来。

1994年6月，我正在紧张地编著《四书新裁》的时候，广东出版社张积均副社长突然给我来电话，说是省委宣传部主持编著的《新三字经》，原先约请广州市三位语文老师撰写的注释不能用，请我在一个星期内跟他写好，以便排版印书。我便开玩笑地跟他说：“你以为我是神仙会变戏法，我连书还没有看过，也不知道你们的要求，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呢？”他连忙说：“你答应写就行了，时间可以延长一些。我马上叫人送稿给你。”他真的漏夜叫人把《新三字经》的原文送来。没办法，我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先跟他搞注释。别看这本通俗的《新三字经》，里面却涉及许多典故和天文地理的知识，我化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才把注释搞好。他为了妥当起见，还找华师大中文系诸孝正教授审阅，诸孝正教授很满意，给我来电话说：“很好，我一字不易！”就这样算是完成了这项额外任务。

退休后，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先秦散文，边读边写，当时只是把它当作退休生话的一种寄托。1993年春去加拿大探望儿子体检时，发现患了心肌梗塞，我知道这种痼疾的严重危险性，于是，我想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留下一点痕迹，在加拿大只住了三个月便匆匆回来，着手整理学习“四书”的心得，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了《四书新裁》一书。1995年，在我70岁生日快要到来时，许多同学表示要跟我热热闹闹庆祝70岁生日，我不好辜负他们的好意，愉快地表示接受他们的盛情厚意，但我也应该向他们表示一点心意，便决定赠送一套《四书新裁》给他们留作纪念。这样，《四书新裁》便在1996年出版了。在这套书的《后记》里，我已明确地表示我的后事要一要三不：一要是把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三不便是：不送花圈，不搞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

1997年12月5日我70岁生日时，华附从58届到83届我担任过他们毕业时班主任的200多同学，从四面八方来到附中祝贺生日。附中校长吴颖民也出席了盛会，并热情洋溢地致词祝贺。《人民日报·华南新闻》还作了题为《杏坛从教数十载，献了终身献器官》的报导。

1996年，我还应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之邀，为他们主编高中一、二、三年级《高中古诗文夹注夹译与练习》共三册，当时采用夹注夹译的编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

在1997年初，我应一家出版发行公司之约，担任他们出叛、发行的《小学、初中、高中各科一课一练》丛书的总策划，并担任语文科的总编辑。这套丛书的小学、初中部分由广州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而高中部分则由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社。这套丛书从1997年开始出版，一直延续到2002年，中间因教材的变更，改写了几次。这套书为不少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提供了方便，使他们的学习成绩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998年，我应省教育厅教研室之邀，参加编写《中学生古汉字典》，我作为副主编编写了全书五分之三的条目，统稿了三次，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该字典由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年，应广东教育出版社之邀，参与《中学语文学习全桥丛书》的编写工作，我负责主编高一和高二《高中语文古诗文注·译·释·析·练》两册，还编著《中学文言文常识》。后来《中学文言文常识》因故未能出版，我便乘机作了较大的修改，还增加了重要的“名物典章知识”一篇，更名为《国学基础》，连同2005年完稿的《民俗节日诗歌赏析集》，一并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还将1996年出版的两卷本《四书新裁》修改了一次，内文分为三种字体编排，显得更加醒目，作为修订珍藏本再版。2005年开始，我还以柳絮的笔名写了一本30多万字的政治评论，由香港明星出版社出版。

2008年12月5日，我80岁生日时，有近200位58届到87届十一个班的附中毕业同学来参加盛会，吴颖民校长因公务出国，特委托副校长杨小村出席盛会，并给我赠选花瓶作为纪念。我给到会的每位同学和领导赠送了《国学基础》和《民俗节日诗歌赏析集》两本书，作为留念。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中文系教授蒲丽钿，是附中1958届的毕业生，他在我生日时送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是裱好的一帧条幅，上面写的是送给我的一首诗，既是写实，有很有浪漫气息，我把它录在这样，以飨读者，并把它作为我这篇文章的压卷之作，因为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就用了他最后的一句诗：

    悉心树人多俊彦，伏枥老骥不须鞭；

    立言百万弘国学，回眸平生写云天！

贺蓝光中老师八秩大寿

                   丁亥年蒲丽钿

贺蓝光 2008年9月底于华师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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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2010.12.13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 ... /content_993284.htm



醉心国学，笔耕不辍，敬献华附

八旬教师著书四百万字

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迎来校庆122周年之际，83岁高龄的华附退休教师蓝光中圆了一个梦（见上图，蔡弘摄）。12日，180套《蓝光中弘扬国学丛书》经蓝老师一众学生的手赠送给母校作为生日礼物，这里面饱含了一位老园丁对耕耘的激情、对国学的痴迷和对生活的热爱。

　　眼前这位老人精神抖擞，与记者谈笑风生。很难想象，他的一生曾经历过多少坎坷。

　　出生在江西农村，青年时期的蓝光中喜欢阅读文艺作品，梦想着当一名作家。在旧社会的农村，这个梦似乎太奢侈了。父亲提出让他学一门手艺，当个裁缝，当个泥水匠，或当个理发师都行，但都遭到儿子强烈拒绝。新中国成立之初，蓝光中拎着一只手藤箱，只身来到广州，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渐渐地，蓝光中对中文系所教授的古诗文产生了抗拒。有一天，这位年仅20岁出头的学生来到了教授他们文艺理论的秦牧老师跟前说：“大学里的学习太单调了，不利于文艺创作，我希望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就这样，蓝光中办理了休学手续，在秦牧先生的推荐下，开始社会实践，当起了一名中学老师。

　　蓝光中不曾料到，本想教授初中语文的自己竟然被学校安排教授高二语文，从此与高中语文教育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翻开课本，他发现语文课本里有许多古文古诗，这恰恰是自己在大学里只学了“半桶水”的知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渐渐地，蓝光中对古诗词产生了兴趣，钻研古代典籍也成为了他业余进修的主要内容。

　　几年之后，正当他想在国学研究上更进一步时，厄运降临。跟那个年代的所有不幸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所有的古书都被抄走了，只有一本《辞海》幸免于难。但这阻挠不了他对知识的探求，他把《辞海》通读了两次，做了许多笔记。

　　退休后，蓝光中坚持研究国学经典。在83岁高龄之际，出版了将近400万字的《蓝光中弘扬国学丛书》。他开玩笑说，自己已是耄耋之龄，对于这套丛书，只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 冯小静 郑旭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