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追忆林默涵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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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收录在《李希凡文集》第六卷《序跋随笔散文》第365-374页(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一版)。今天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林默涵文论》出版座谈会，希凡同志因年迈等难以出席座谈会，委托出席会议的吕启祥代为致意。他在电话中专门提到为悼念默涵同志逝世，撰写了回忆默涵的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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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涵同志已离去了,《新京报》虽然访问过我一次,因为报纸的篇幅所限,不管你谈了多少,人家也只能用你一段话,难以尽吐心声!
　　我从1954年认识默涵,已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他是我的领导,和我的青春岁月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就受到了他的批评。心里对他有点发怵,那时他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1959年他晋升中宣部副部长,又兼文化部副部长。而《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文艺社论、文艺评论版的重点文章,一般都要送审。文艺评论版每年发稿计划,也都要去周扬和默涵同志那里听听意见。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宣部和文化部每年的工作重点、重大活动,如各门类艺术的会演、调演、文化名人纪念,《人民日报》都要有宣传上的配合。我是1956年接任文艺评论组组长的。直到1966年,每年年底或年初,总要随袁水拍、陈笑雨(两位先后任文艺部主任)或袁鹰(当时是副主任)同志去听取意见,然后作出计划他们再审定,周扬一般是看看,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就不退还了。默涵总要隔段时间才退回来,而且总会有修改和补充。

       195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原来计划发一篇社论,约几篇老左翼写回忆纪念文章。默涵认为,这是建国后第一次纪念鲁迅逝世,既要宣传继承发扬鲁迅革命精神,也要有分析研究鲁迅创作的文章,应深入浅出,能有益于当前创作。这自然都是评论组的任务。这一年,我本来有政协外出视察的机会。我想去绍兴看看鲁迅故乡,体验一下他笔下的“世界”。到了4月,林淡秋同志(当时的《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第一主任)告诉我,还是别去了,先搞鲁迅社论吧!我心想,离纪念鲁迅的日子还早着哪,但毕竟工作重要,只好不去,留下来忙乎社论,并约人写稿。默涵建议去北大约杨晦先生写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他是教学的,可能会写得通俗易懂。而我最崇拜的鲁迅研究者是陈涌同志。好在他们都在北大。我就先去拜访了杨晦先生。杨先生倒很干脆,说他多年已述而不作,写论鲁迅创作文章可不同一般,这么短的时间,我是写不出的。我又去看陈涌同志,他不在家,但也没出校园。我听说过陈涌看书写文章,有时就在北大校园里找块僻静的地方“野外作业”。我时间不多,找不到他,只好又尝试着去拜访何其芳同志,不料他一口允诺,说他正想写一篇论鲁迅创作的文章。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论阿Q》。接着就是忙社论。我当时是第一次搞社论,那和自己写文章不一样。淡秋同志虽然谈了一个提纲,我执笔写了一个初稿,淡秋、袁鹰同志也改了几道,到了默涵那里仍然改了个面目全非。最后定稿可能是周扬、乔木同志都改过,但基础仍是默涵的改稿,但除去“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这个副标题,已没有了我草稿中的一句话。记得默涵改稿突出了两点:一是“听革命将令”;二是“为工农”,可谓观点鲜明。说理周全,逻辑严谨,那是我第一次经历默涵的改稿和审稿,确实使我受教育。不过,那时年轻又爱面子,而默涵同志又是一个喜欢直言,不留情面的人。因而,最初见他或接他电话,都不大习惯。其实,默涵并不喜欢改别人的文章。他常说,改别人的文章,因为不是自己的表达,各人有各人的风格,改起来总得考虑周到,很费劲。所以他对我发表个人署名的文章,如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悲剧与挽歌》、《(四郎探母)的由来及其思想倾向》等篇,在他看来,这都是表达个人学术观点的文章,虽送审给他,却一字未改,原样退回。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日报编委会指示文艺部要把评论版办得活跃一些,多谈艺术上的追求,以提高青年文艺工作者的修养。笑雨同志问我有无现成的文章,可以开个头。我当时确实存有一篇没有投稿的文章,是写古典小说人物出场描写的,题目是《性格、情节、结构和人物的出场》。但我很踌躇,以为拿这种长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恐怕不合适。笑雨同志说,这有什么可顾虑的,你先给我看看,没想到他一看,也没怎么斟酌,立刻就发了,几乎是整版。而且当天就接到了默涵的电话,说文章很好,这更是我没有想到的。他还给我推荐了好几位作者,如李可染先生、傅抱石先生。这两位后来都写了稿子,李先生写的是艺术修养的文章,不只谈了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体验,还谈了老艺术家盖叫天舞台艺术创作的长期积累,既生动又深刻。傅抱石先生则给了一篇《郑板桥集·序言》,对板桥艺术以至扬州八怪的创作,都做了精彩的分析。那一时期文艺评论版很受欢迎,其中还有几位老艺术家的稿子,是默涵亲自替我们约稿的。他总是把评论版看成他工作的一部分。陈笑雨同志后来建议把这批文章收编成一本文艺评论集。我记得第一版就出了两万册,我还寄了一本给他,因为这本文集里有他的心血,应当留作纪念。
　　十七年间,我不只在工作中得到过默涵同志长期的帮助和支持,即使我的写作生涯里,也得益于他的指点和教诲。记得1961年至1963年的半年,我曾两次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先是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活动。在新侨饭店集中一批文艺各门类的领导和专家,有默涵、荒煤、王朝闻、张光年、王燎荧等,《人民日报》派我去参加,是为了社论和约稿;也有《文艺报》的陈默和谢水旺,我想他们的任务和我一样,也是为了《文艺报》的社论和约稿。动员会上,领导同志都讲了一下这次纪念《讲话》的重大意义,纪念的规模要大,在座的同志们都要写文章。我为了《人民日报》社论和约稿,会后找了默涵,请他“指示”,实际上是让他出主意。默涵大致讲了社论该写的要点,并要我和会上的同志联系,听听他们个人的计划,并说,可以邀请没有参加会的老作家,请他们谈谈深人生活的体会,并提名由《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的作者柳青同志等来写,还声明,除社论,其它纪念文章,他都不看,由《人民日报》自己作主。
　　我最初以为,有他作“指导员”,我这次工作任务不难,先是急着写社论,没过半个月,我就把社论草稿写出交给他了,我心里的确有交差的私念,自知这样一篇社论,靠我自己是完成不了的。默涵一下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很有感慨地对我说:“唉,你到《人民日报》也有七、八年了吧,怎么还这样沉不住气。这篇社论能靠我们两人的见解完成的么?你以为这样一交就完事了,社论要结合现实,提出问题,连我现在还没谱儿呢,你倒胸有成竹了。”因为这时已经很熟,我看他并没有生气,就有点赖皮地说:“先在您这儿存档,将来再需要我写时,我再重来嘛!”说完,就跑了。
　　这时,大家可以串门聊天,酝酿题目。我很爱听荒煤同志聊电影,就想请他给《人民日报》写篇论新中国电影发展的文章,他跟我说:“这很难写,我在文化部是管电影的,每部电影都需要审查,有一点引起争议的东西就得删改。电影艺术家虽不说什么,也不会高兴。”他就跟我谈几个例子,现在我记得的只有一个,就是《红色娘子军》洪常青和吴琼花的爱情问题。我听着很新鲜,就请他讲讲细节。他大概也觉得这不该删,也没有细讲,只让我再看影片时,注意一下,那里还留下了吴琼花的“爱情的眼睛”。按我当时的思想,也觉得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有爱情描写不大合理。不过,给壮烈牺牲的烈士留下点人间的温馨,也不算大错。我说:“您只写成就么。”荒煤笑了笑,说试试看吧。却终于没写。

　　在那里,打交道最多、最熟悉的,是朝闻同志,因为他是评论版的老作者,写得最多,也有独到的艺术见解。我去看他时,他正在同两位美协的同志聊川剧,用四川话讲得眉飞色舞。见了我就说:我知道你来约稿,这篇文章我写,但不会短了,可能不适合报纸发。我心里有底,他在酝酿的文章,一定差不了。我就说,您尽管展开写,一个版总够了吧。朝闻同志慨然允诺。
　　可向柳青同志约稿,我有点犹疑了,因为我在《文艺报》发表的《漫谈(创业史)的思想与艺术》,其中谈到改霞和梁生宝的“爱情”问题,说了点批评意见,据说他很不以为然。他又不在北京,我写信约稿可能会碰钉子,而他又的确长期生活在陕西农村,是写纪念文章最合适的人选,默涵又点了将,不约也不行呵!我只得写了一封“热情”的约稿信,并打着默涵的旗号。不想柳青同志并不那么狭隘,回信一口答应,而且准时寄来。
　　这次宣传任务,我总算完成了,只是朝闻同志的那篇大作《喜闻乐见》排好后,他连续改了七八遍,我在排版工作师傅那里可受了大罪了。而且他也没有按我的要求只写一个版,反而多出半个版,他又表示很难删。我想不出办法来,陈笑雨同志给我出主意,叫我直接送吴冷西同志(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说明情况。我也发怵,强请默涵看看,他也说写得很好,就是太长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一封说明情况的信,请冷西同志审定。悬着份心等待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冷西办公室就来电话叫我去,冷西把大样交给我,并和我说,文章很精彩,很深刻,长了一点也值得,文教版可让出点版面来。我看到他的“照发”的批语,已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就是挨文教部同事们一顿骂,也能顶过去了。至于那篇社论,果如默涵所料,完全另起炉灶,可能是默涵和光年起草的,最后还经过陆定一同志改过。据默涵同志说,定一同志也还没有把握,还是说了一句,这样发了不知怎么样。光年同志怕我不好意思,说希凡的这篇改一改,就拿到《文艺报》去发吧!其实,《文艺报》那篇社论也还是另起炉灶。我知道写社论的难处,一点也没在意它成了废品。不过,在文革时期造反派眼里,我仍然没有逃脱掉“全民文艺大毒草”炮制者的罪责。

　　第二次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是集中在颐和园云松巢写反修文章,有张光年、袁水拍、陈默、冯其庸、黎之、谢永旺和我,那是1963年的夏秋之季,要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只是刚刚开始讨论,一天晚上周扬同志偕夫人来云松巢看我们,和大家一起闲谈了一会儿,临行时对默涵说:“戏剧的事,你还是得管。”默涵笑了笑没说什么,知道想躲也躲不过去。
　　第二天默涵就决定进城,并要其庸同志和我跟他一起走,到南河沿翠明庄组织部招待所去,那里已集中了戏剧界的一部分同志。我记得有张庚(是组长)、郭汉城、沈达人等同志,还有几位北京搞戏曲研究的人。记不起那叫一个什么会了,反正要批评戏曲改革中的一些偏向,大家分工来写。我分到的是批评鬼戏,其实,那只是因为我没写过评论鬼戏的文章。其庸同志分到的是批评戏曲中的封建道德问题,这是他早有研究并参加过《斩金堂》的讨论。鬼戏问题,从50年代就有过讨论,老戏剧家马健翎《游西湖》的改编,把鬼慧娘变成人慧娘,这曾引起了戏曲界的广泛反对。从鬼慧娘变成人慧娘开始,七、八年间,竟有一百多篇文章主张应恢复演鬼戏,直至出现了“一朵鲜艳的红梅”的孟超同志的《李慧娘》和繁星同志的《有鬼无害论》,当时,要批评这种现象的背景是什么,我不清楚,只是默涵两次催我赶紧写出来,我只好连夜看材料赶了出来,而且由《光明日报》排出,先送默涵,拿给我看时,已是一个大花脸的改样。虽然还是我原来的小标题,内容却大大丰富了,补充、修改的都是说理部分,大大削弱了我那种生硬的批评语气,题目《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也是他改定的。文革后虽然出现大反盘,特别是《红梅阁》和《李慧娘》,却也并未持久。从根底上看,如果舞台上尽是鬼影憧憧,也不能完全“无害”,至少这篇文章,虽是批评,却是说理的,但那是默涵的修改,不是我原来的文字。

       批评鬼戏的文章完成以后,我就想回颐和园,默涵可能考虑到总让我写批评文章,未免伤众,就叫我留下再写一篇肯定戏曲改革成功剧目的文章,并在剧本讨论会上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推陈出新”首先是“出”思想之“新”》,重点分析了各剧种的几个改编成功的剧目,如苏昆的《十五贯》、福建蒲仙戏《团圆之后》、川剧的《拉郎配》、京剧的《杨门女将》,我电话告知默涵,我要重点谈这四出戏,因为都是我看过的。他说很好。文章他就不看了。我发言后,文稿被《剧本月刊》拿走,发表在它们的1963年第11期刊物上,那时我们都已回到颐和园。
　　从1963年夏秋之交,到1964年夏秋之季,我们断断续续在颐和园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住的房子虽然简陋,除默涵、光年、水拍每人一间小房外,我和陈默合住一间小房,其庸、黎之、谢永旺合住云松巢附属院落的一间大房,其庸有教学任务,每周总有几天不在。吃的也不丰富,但老于师傅总是想办法给我们改善伙食,肉类不多,他每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到园里看看剩余的鱼类,因为人家首先要供应接待外宾的御膳食堂。因此,我们吃到的鱼类繁多,有胖头、草鱼、白鲢、鲤鱼、鲫鱼,稀有的是桂鱼,而且量都不大,都是昆明湖“产品”。于师傅厨艺甚高,园子里凋谢的白玉兰,他都炊得很好吃。没人抱怨伙食差。那时大家都不富裕,几位领导手头也很窘(这其中恐怕也有女主人“控制”)。记得1963年冬天,叶以群同志从上海来北京开会,默涵要请他吃一顿涮羊肉,可他月底没钱。他知道我那几个月连续发表了五篇长文,总有几百元稿费,就在饭桌上说:“李希凡你有钱,先借我四十元请客,下月还你。”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也受女主人“管制”)。当晚回家取了60元给他。默涵不要,只拿40元。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几位领导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至少默涵、光年是如此,他们家庭负担较重,水拍则是另有苦衷……

　　尽管如此,我们在颐和园的湖光山色中生活得很惬意、很和谐。白天看材料、讨论问题,每天早餐前可到园内散步、打拳锻炼,晚上游人散去,饭后大家一起散步聊天,听默涵、光年讲文艺界趣闻,笑声不断。云松巢地处排云殿西半山路上,两个院落六七间房,我觉得它大概是侍奉皇上的太监头儿住的地方,一进门,是一大丛粗壮而碧绿的翠竹,长得十分茂盛。春季它会冒出几颗春笋,记得于师傅曾挖过一个大笋尖给我们做了一盘肉丝炒笋尖,十分鲜美。默涵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因为我们吃了这笋尖,就会损失一棵大竹子。”
　　作为住所,云松巢,在我眼里并无优点,进它的门还得拾阶而上,我记得,仿佛得上二十或三十几个台阶,才能到顶层住室,堂屋前是一个方形廊屋,我们在这里的春秋夏三个季节,都是把它作餐厅。我是一个不大喜欢活动的人,除去晚间集体外出散步,早上他们的园内锻炼,我很少去。因为我那时就体胖,一次上下总是一身汗。默涵看到我一个人坐在屋里,有一天,在饭桌上就嘲笑我说:“李希凡,俗话说,吃饭留两口,饭后百步走,娶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你可倒好,哪样也不沾。饭吃得这么多,饭后哪儿也不走,娶个老婆也不丑。我看这样下去,别说九十九,活到六十六就不错了。”大家都笑了。我却没想到他会开这样的玩笑。不过,我也被他说得想锻炼身体了。看到其庸天天早起在云松巢上面小树林里打太极拳,我就求他教我,他一招一式教得很认真,我大概学了一个多月,总算照猫画虎把那一百多式杨氏太极拳练下来了,不能再麻烦老师,就找个地方自己练下去。我知道我那一招一式,离太极境界远得很,就拿着其庸送的那本杨氏太极拳谱,一边读一边照着画式规正自己的动作。这回我可提高了警惕性,为了不让默涵看见,我就在后山找了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自己练起来。因为他的晨练就是散步爬山,但终究还是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又是在吃饭时,他突然问我:“你练的是什么拳?”我知道他又要“攻击”了,赶紧理直气壮地回答:“杨氏太极拳。”他听了哈哈大笑,说:“我看,你练的是狗熊式太极拳倒差不多。”大家也从我的胖样里想象出我的“拳式”,一起笑起来……

　　老实说,在去颐和园以前,我没想到默涵在生活中也如此幽默风趣、平易可亲,但这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或许因为我们太熟了,他只和我开玩笑。不过,在那紧张的时代,好景不能太长,我想,这段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奢侈了。到了1964年夏天,举行了现代戏汇演,对上海的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我在座谈会上谈了点意见。第二天,默涵打电话通知我,说江青要找我谈话。还说:“我就不陪你了。你就在《人民日报》等,明天下午中南海会有车接你。”这段情节我在几篇文章里都谈过,不再重复。我从江青那里回来,曾先后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默涵汇报过大致情况,默涵默然无语,我则满腹狐疑,觉察出要有一场风雨。颐和园的群体,首先是三位领导已经不来了,最后曾留守过冬天和春天的陈默和我,也必须离去了。我和陈默商量,大家写的稿子,总得有个交代。由我收集起来,在《人民日报》排出草样,留待以后工作的继续。默涵同意我这样处理。排印出来的初稿居然有32万字之多,我分送每人一本,随后,我就随人民日报大队人马参加“四清”去了。
1965年夏,我“四清”归来,“文革”的风暴已在酝酿中,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领导换了班,陈笑雨同志调往华北局,袁鹰同志参加了第二班“四清”工作队。文艺部来了两位新领导,但却断了同中宣部的联系。我虽去看过默涵,他只问了问我“四清”的情况,并开玩笑说:“你是通州人,“四清”也不避嫌,小心明儿人会跟你算账。”我说:“这条辫子抓不着,我家在城里,和农村没关系。”我看他在忙文化部的工作,只好告辞出来。
1967年“文革”开始,中宣部成了“阎王殿”,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部长陆定一,又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一分子。默涵是阎王殿文艺方面的“二阎王”,当时正赶上要纪念鲁迅,我还没被揪出来,还是文艺版的临时负责人,奉命去中宣部开会,那时的部长是熊复,听他布置了一下工作,无非是批判文艺黑线,批判“四条汉子”。我开会出来后,看到那可以见证“五四”运动的大榆树前聚满了红卫兵,喊着口号,据说中宣部要把“阎王爷”们揪出来示众,陆定一、周扬同志都不在,默涵是不能幸免了。我想不出他的刚直的性格,怎能受此侮辱。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不敢看,也不愿看,连忙快步走出……
　　再见默涵,已是粉碎“四人帮”后,他从南方干校解放归来,我和其庸相约去看他。那时他还住在沙滩东街的旧居里,他依旧是精神抖擞,见了我们很高兴,对自己的受难,一句没谈。只说了江青太不自量,想靠主席的威望胡作非为,她也不想想,主席不在了,哪有她的好果子吃。随后,默涵虽在文化部复职,却不再在中宣部工作,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十七年文艺的功过是非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作揖道歉,而是恪守党的原则,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从他那篇答辩文章里就可以看出,他立场鲜明,义正辞严,自是为时尚所不喜。

       80年代初,我还在《人民日报》编副刊时,就和默涵已无工作联系,也不知他在文化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但他时常还有电话来,或寄篇短文给我,对一些文艺现象发表意见,言简意赅,说理透彻。我的领导即使并不欢迎,因无可挑剔,也就没有要求我抽换过他的文章。1986年9月,我调中国艺术研究院时,他已离休,我打电话给他告知这一消息,他很高兴,赞成我去搞研究工作,却突然问了我一句:“你走了,我把文章寄给谁呢?”这话问得我一怔。默涵的杂感文虽然锐利,却说理周全,报刊有什么理由不发表!我不加考虑地回答:“蓝翎还在,他可能接我的班。”但事后一想,也不免有些苍凉,连默涵都有了写文章无处发表之虞,时势岂非在变!
　　默涵逝世,是《光明日报》张常海同志,在中国教育社科研究中心召开的一部“舶来”影片的研讨会上告知我的,他颇有感慨地说:“默涵在世,他一定会写文章的。”我默然,想起我离开《人民日报》时他问我的那句话。
　　从《新京报》上看到默涵的遗愿是把他的骨灰埋在颐和园里,否则,就倒进马桶里冲掉。我怦然心动,想起了1963年进颐和园的第一个夜晚,饭后大家一起走下云松巢散步,时已“净园”,偌大的园子似是只有我们几个人,说话的声音不高,也会传出很远。那天真是皓月当空,碧空如洗,这皇家园林的湖光山色,都隐约在月光下,雄伟的排云殿,也掩映在明暗之间……默涵提议,今晚游园要拣一条没有走过的路走,于是,我们从石舫沿着小路走向玉带桥,一直向南,专找叉道走,走了两个小时,也没走出芦苇和水塘,怎么也看不到十七孔桥的影子。水拍一向少言,一路上只听到默涵和光年的朗朗笑声。我最爱听光年同志讲文艺界的趣闻佚事。他讲话拉着长声,像个首长训话。可是这拉长声,却有助于他讲趣闻的“艺术表达”,增加笑料,使大家忍俊不禁。我们漫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碰到了东院墙,这才踏上了归途,已是深夜……

在我的印象里,在建国后的文艺战线上,默涵是个最忙碌的人,在颐和园这段时间的“放松”,可能是他一生都没有再得的机遇,使他到老都眷恋难忘:不过,他生性豁达,并不真正在意自己葬在哪里。但是,难道真是青山无处埋忠骨吗?
　　默涵长我十五岁,当然是我的良师。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位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家,坚持真理,忠贞不渝,即使不同意他观点的人,对他的人格、文品,也不能不竖起大拇指,说一句:“那真是一条硬汉子!”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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