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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兼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三年还是十年
（上）
萧阳
写在前面的话
历史是对人们过去时活动的如实记录。它不应为胜者歌功颂德，也不应为败者落井下石。更不能因任何人的好恶发生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写这个《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系列》的初衷是为了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对过往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
本文采取客观记述的方法，力求体现历史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本文的编写依据，主要是已经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组织印发的正式文件，当时的报纸、期刊杂志等原始文献资料和官方编撰的方志、传记、年谱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等。
本文对所记述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话语等重要史料均采取去伪存真、辩正纠错的办法经过了认真、细致、缜密的考订，以利引用。如有存疑，可予以甄别。
因受编写者所掌握的史料所限，本文所记述的史实难免挂一漏万，疏漏之处欢迎有关人士补遗、指正
一
对过往的历史（无论是古代史、现代史、中国史、外国史、民族史、政党史、思想史、文化史）进行分期是研究历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历史研究中，无论是对某一时期的历史，还是对某一专题的研究，即便是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历史分期。
所谓历史分期，简单地说就是将历史划为若干时期,以便对历史进行分阶段研究或纵向的比较研究。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之间的质的差别，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及规律。
对1966年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化大革命”）进行客观正确、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期，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并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起来的一场政治运动。在历经了三年时间后，中国共产党在1969年4月份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价，宣告历时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全面胜利。
根据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任务的完成情况，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是进行了几年，本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现行的中共党史读本，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和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把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间下限，说“文化大革命”是历时十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81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文件。《81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79 年11月开始，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81决议》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
在《81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有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邓小平的意见成为起草《81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
《81决议》经长时间讨论和修改后在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81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了总结和评价。
《81决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里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81决议》把“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
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９日通过的会议公报说：
“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自1949年10月起，在中国一直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党史的分期主体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对本党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进行历史分期并作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的结论，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但是，《81决议》是邓小平等人站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立场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历史分期的，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是不可能符合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等人从“十年动乱”的视角出发评价文化大革命，造成文革“十年动乱”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共中央内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所以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在1976年10月被粉碎后，中共中央内部不再存在“动乱”的力量，“十年动乱”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基础。“动乱”自然就在延续十年后而终止。这也是《81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文革十年”“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等说法的理论依据。
《81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分期的基本考虑，是出于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需要，是出于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的政治需要。《81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这种时间界定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最早提出“十年文革”这种说法的是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79年9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
“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
“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由胡耀邦具体负责完成的。
1979年年初，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在部署全年宣传工作时说,“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国庆30周年要准备一篇重要的文章。”当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建国三十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重要讲话。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直接领导下，由胡耀邦负责成立起草小组，小组有15人组成，小组负责人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力群，主要成员有：袁木、卢之超、阮铭等。此后起草小组写出了纪念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宣传提纲。7月6日、11日、13日，中宣部召开三次会议讨论纪念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宣传提纲。
8月12日《纪念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稿》出来后，中宣部在北京范围内召集中央和国务院100人进行讨论。胡乔木在《关于叶剑英国庆三十年讲话稿起草情况的说明》里说：“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邓小平要求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117页)。
8月下旬，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邓小平就讲话稿初稿提出意见。邓小平指出：
讨论稿子的简报我都看过了，很多意见是好的。总的印象是，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读后感到沉闷，需要做大的修改。在第一部分，对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但要把它明确地概括为几条，文字尽量短一点。在第二部分，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概括成为几个特点，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从林彪、“四人帮”的事件中间得出几条基本教训，要写的很明确。在第三部分，写今后几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是什么。
邓小平多次对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对讲话稿中关于毛泽东在建国20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怎么提法,讲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邓小平还说,现在要注意,有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胡乔木《关于叶剑英国庆三十年讲话稿起草情况的说明》,《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17-118页;1979年11月邓力群在军事学院的报告:《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
9月25日起,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讲话稿进行了讨论、修改。9月27日晚,经十一届四中全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全会公报说:
“叶剑英的国庆讲话,高度评价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同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30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
从1979年6月底开始到9月27号，这篇国庆讲话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各民主党派中征求了意见。先后参加讨论的有三四千人，国庆讲话稿改了十八九遍。“应该说,这篇讲话是一个集体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1979年11月邓力群在军事学院的报告:《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
1977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节中，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如下阐述：
“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
“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他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和识别力，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为普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更加深刻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十大以后，毛主席也一再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在“形势和任务”一节的开头强调：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
显然，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在肯定意义上，在进行意义上，或者阶段意义上从“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谈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要坚持下去，而且要搞多次，但是要有阶段性。粉碎“四人帮”，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之一。
中共十一大报告的意思是说，到中共召开十一大（1977年8月），历时十一年（1966—1977）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宣告胜利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只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而不是它结束的时间点。
叶剑英在197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均有悖于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有悖于中共十一大通过的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这种在未经过下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形成新的决定之前悍然推翻本届党代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推翻本届党代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修改党代会的决议、决定的作法，在中共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应当看到，无论是1976年10月6日通过“粉碎四人帮”上台的华国锋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所做的政治报告，还是再三表示永不翻案、上台就翻案的邓小平一手主持制定并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实都是采取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手段来给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历史分期的。
华国锋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十一年的历史分期，目的是肯定他自己的政治合法性。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十年分期，是为了把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是为了给以他和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党内走资派翻案。
二
所谓历史分期的上限和下限，就是历史分期的时间跨度，或者说是某一历史时期的起点和终点。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通向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来对历史进行分期，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题，在大量的事实中找出规律和结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大家没有太多的异议。但很多人却忽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的主题、目标、任务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忽略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亦即事实意义的“三年文革”）的历史事实。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运动的特点、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十六条》说：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从《十六条》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内容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特点和采取的方式，是完全有别于文革前和文革后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具体目标就是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相应清理各级政权里的走资派。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发言讲话说就是：“这次就是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有个全面的调整。”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勾勒出一个时间表。毛泽东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
毛泽东设想：文化大革命进行得顺利，到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为稳定局势，毛泽东派解放军到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
“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有一段讲话，从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的角度再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题：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掉，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学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
毛泽东这段话把文化大革命的主题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总攻击的一年”，说明1967年已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年份了。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在谈到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社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号召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967年1月14 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时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7年5月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曾说：
“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王力、关锋）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毛泽东谈的这个进程说明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在1967年5月就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夺权决胜阶段，意味着夺权任务一旦完成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结束了。
按照毛泽东筹划，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时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阶段”，把这样的“主题”、“正题”做好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看出眉目，有条不紊。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说：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
“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同年9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途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彻底消除派性斗争，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临近尾声。毛泽东说：
“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据陪同视察的杨成武回忆：
“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
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这时，毛泽东考虑“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显然是在做文革的“扫尾”工作。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说：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这篇经毛泽东批准的社论，以公开的方式，传达了毛泽东南下视察的讲话精神，实际上也是向全党全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经或正在取得全面胜利，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自1967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开始，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后都相应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7日，全国除台湾以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即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任务的标志，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的直接的事实标志。
1968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宣称：
“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仗。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狠抓斗、批、改，并在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使革委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得到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部署的“斗批改”是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其主要内容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九大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扫尾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毛泽东亲自为几个“斗、批、改”的调查报告写“编者按”，以期向全国推广。他在与外国友人交谈时说：“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毛泽东认为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国家已经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亦应顺利地结束。
1968年10月13日至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毛泽东主席主持这次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赞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提法。他说：
“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些。”毛泽东认为，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到底了。
从1968年6月15日至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连续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发〔68〕9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分配一部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中发〔68〕9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中发〔68〕9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发〔68〕158号）、《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发〔68〕159号），全国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1966—1968届的大中专毕业生全部进行了毕业分配。
根据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各地当年在校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全部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主体的大中专和普通中学的红卫兵全部离开学校，退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舞台，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落下帷幕的最显著的标志。
四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价，宣告自1966年在全国范围里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九大以后，主要任务就是“继续搞好斗、批、改”；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在抓好革命的前提下，努力促进生产。
1968年下半年在开始筹备召开中共“九大”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已经开始着手文化大革命“扫尾”工作了。
1968年9月19日，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国庆标语中的第十一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毛泽东在审阅时立即删去，并且批示：“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口号称赞自己。”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完结了自己的使命，应该淡出历史的舞台。
中共九大之前，凡中央重大决策发文，总是依次署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这次筹备九大，毛泽东不让再署“中央文革”，毛泽东还提出撤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意见。1969年3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在讨论九大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话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审阅党章修改草案时，看到这样的条文：“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立即修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并且确定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4月1日，毛泽东在九大主持开幕的讲话时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毛泽东说：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还可以在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报告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报告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其中显示如下内容：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报告的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报告的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报告的第五部分的标题是：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其中显示如下内容：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报告的第六部分的标题是：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
......
这分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报告。
中共九大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完成了领导班子的更替。
中共九大修改了党章，新的党章确定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中共九大九大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确立为九大后党的工作指导思想。
作为三年文革的临时领导机构的中央文革小组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九大闭幕后解散。
中共九大的召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它对1966年-1969年年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将这三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自九大之后，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之后的行文，都没有再就继续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有过具体的文件。
在当时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认为中国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公开的、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实上在中共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正式宣告结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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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 07:4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