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研究院文革研讨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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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不止一个，而是从1965年到1978年有三个文革？文革高潮时期表面极度混乱，但内里严密控制？文革真是“独一无二”、“史无前例”吗？毛泽东在文革中一度“失控”，是偶然，还是必然？他发动文革，真的是因为权力不稳才要反击吗？

　　老高按：这几天在忙着编选中国研究院2016年九次研讨会发言的书稿。这九次研讨会，有的我参加了，有的我没有参加，有些发言记录是第一次读到，觉得还挺新鲜。其中关于文革反思这个主题，在纽约和新泽西分别举行了两次研讨会。虽然我参加了在加州举行的文革50年国际研讨会，那个会有更大的规模、更正规的议程，我担任了那个会议论文集上下两厚册的责任编辑，但读到中国研究院的这两场规模小得多的文革反思研讨会的发言，我感到其中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內容。
　　这些发言，绝大多数都已经在明镜网和明镜旗下各杂志刊载。但是杂志发行受到地区限制，许多读者无缘看到；在网上刊载时，有的发言要求明镜会员才能全文阅读；而且因为每次研讨会的文字量都比较大，在网上只能是分篇刊载……等等这些因素，造成其中有些见解未能得到更多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的关注，让我觉得可惜。这里我随手摘出四个人的发言的节录在这里转载。——之所以节录，是因为篇幅太长，删除一些讨论会场上具体的枝枝蔓蔓，对原文观点的完整性，我敢保证是绝无损害的。
　　转载不等于我同意他们的所有观点（当然他们有不少观点我是认同的），我只是觉得，这些发言能够“刺激”人们对于文革的反思，更加扩展视野、增加层次、变换角度。
　　以下文字，都选自中国研究院2016年5月15日在美国新泽西举行的第27次研讨会。其中多个标题都不是发言者自己拟的，可能是当时的文字整理者和杂志的主编拟定的。我没有全部采用。

　　差点忘了说一句：这本中国研究院2016年结集，将在春节之前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表面极度混乱和内里严密控制

　　毕汝谐（紐約作家）：
　　我想从一个也许海内外文革研究者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角度，讲讲对文革的一种思考，就是从文革表面上的极度混乱和内里的严密控制这样的角度。
　　关于文革极度混乱的例子，根本是不胜枚举。1967年8月，北京发生两件轰动一时的事，这两件事现在网上根本都找不到了。
　　第一件事，谢富治接见群众组织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帮不速之客，吵吵嚷嚷，用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话说：我们要和谢副总理进行辩论。这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挤到谢富治面前，口出不逊之言。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一人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谢富治，刺中了，谢富治的手指见血；更绝的是，这些人裹挟著行凶者扬长而去！那时，谢富治是公认“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没有人认为这名衔是没有意义的。第二天，北京街上出现大字报，没有任何人认这笔帐，反而都把这笔乱帐扣给自己的对立面，控诉对立面就是刺伤谢副总理的凶手！这件事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更耐人寻味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其他成员，从毛泽东到姚文元，对此都噤若寒蝉，不置一词；这也很奇怪，这些人是什么来路？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背景？50年都没有搞清楚，估计也很难再搞清楚了。但是应该把这历史的一页讲出来。这说明当时文革表面上的混乱到了什么地步——谢富治是公安警察的最高首脑，但当时他连自己的安全都没法保障，也无从查起。
　　当时江青说“打倒公检法”，这些公开的警察都已经不工作了。那个月份，我好几次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中国历史上亘古未见的奇观，就是一大帮人，扭送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人往公安部走去，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他是扒手，在汽车上偷钱包，因为公安局、派出所都不收人，所以把他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托谢富治的福，还是表面上依然运作的单位。这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的奇观：怎能想像老百姓捉住一个草贼以后，“县官”不管，“现管”也不管，只能直接把草贼送到国家最高的司法机构大理寺？！
　　这也刺激了我的想像力和联想力，我那时在写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的时候，就设计了一个青年扒手作为贯穿全书的次要人物。
　　文革表面上的混乱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但是第二件事情，北京27中的学生韩京京在天津杀害、强奸日本侨民，又暴露了文革内里还有极其严密的控制，有一套秘密警察系统在暗中高效而又神秘地运作。
　　1967年夏天，提倡复课闹革命，天津的延安中学是复课闹革命的典范；这就给北京想锻炼体力的男孩子提供了一个借口，结伴骑自行车到天津去；一般早上去，晚上能到，或傍晚去，第二天早上能到。我也和朋友一块去过。
　　韩京京是27中的一个干部子弟，他到天津后，兽性发作，闯进一户日本侨民家，杀害了男主人，强奸了女主人！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在国际上造成极大影响。中国和日本当时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日本政府是通过英国驻华代办处向中国提出抗议，周恩来下令立即破案，从韩京京作案到他在京津公路被捕，不到24小时！这太神了，因为这24小时要发生多少事情？当时中国的电信那么落后，打一个跨省的长途电话都要几个小时，何况要给日本打这种国际电话，要费去多少时间？当然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假设，这家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日本间谍，自己家里就有发报机，把时间最大限度地省下来了。
　　但是三个政府机器要运作起来，也需要时间：日本政府委托英国政府，这里还有东西方时差的问题；之后进中国外交部、报给周恩来，都需要时间，周恩来再下令立即破案……常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国内知道这件事情，是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说中国红卫兵，杀人强奸无恶不作。结果不到24小时就破案了，这很让人震惊，这就说明文革内里还有一套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警察在运作：韩京京也是一个长胳膊长腿的人，他离开现场后去了哪里，怎么知道？而且这样油里油气的男孩，满街都是，怎么就知道是他？所以秘密警察系统，说它是“天兵天将”都不为过。
　　韩京京后来的下场是这样：因为他作案时不到18岁，还差几个月，判了15年徒刑；送到湖北的矿山劳改，因为矿山有放射线，结果他得了白血病，没几年就死了。
　　这又引伸出一个问题，我后来为了这事，和27中的人核实了一下，我原来以为他是老初三，是1950年生的；后来他们说他是老高一的，不要小看这一年之差，这说明，我们现在一张嘴就说文革是“无法无天”，至少在韩京京这个案子上，是非常严格遵守法律上的界线，把他作为一个未成年犯、而不是成年犯来处理的，按理来说这么重大的案件，可以马虎几个月，把他拉出去毙了。
　　我在网上去搜寻这两件事，都没有，当年那么轰动的事，如今都了无痕迹！所以我们也得赶紧把这些事，该说的说，该写的写。两件事放在一起，是在同一个月份发生，又都是跟公安有关的，对比鲜明地表现出：文革表面上的极度混乱和内里的严密控制。
　　早期，周恩来在领导中共特科的时候，是用作案、杀人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最著名的是杀顾顺章全家的爱棠村案件；如果没有这些案件，根本无从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但是周恩来的秘密警察，在文革中是通过破案，使我们知道它的存在。
　　这又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1988年我在台湾出版《周恩来评传》的时候，对于周恩来作为政治不倒翁，给出一种大而化之的解释，认为是他的狡猾、工于心计及政治手腕，使他得以善终；现在我认为：周恩来“善始善终”，特别是林彪死后，在第二把手这样极端危险的岗位上，都没有落马，是因为他掌握秘密警察这个杀手锏，所以毛泽东始终没有力量彻底拿掉他。

　　从学术角度梳理一下文革讨论中的问题

　　王军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民主党主席）：
　　我想从学术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文革讨论中的问题。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带给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文革后，许多人讨论如何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灾难。但到了80年代后期，不少人开始认为，经过文革教训，再有经济改革，以后不再会发生这类灾难了。习大大出来后的政局演变，似乎预示著文革的灾难还会发生。因此，我不同意（冯）胜平说的文革不会重演，其实，从上到下、从现在“80后”“90后”，包括那些穿著超短裙、要嫁给习大大的小女孩，都跟红卫兵的心态如出一辙。我在西雅图的时候跟这些留学生遭遇过，他们就是真心的，而且他们很大程度上比那些文革时的年轻人幼稚得多，文革中的年轻人，我同意胜平的说法，在共产党长年“政治第一”教育之下，他们很政治化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但丝毫不妨碍他们继续重演文革时的教育，而且到他们谈到那些反对习大大的人时咬牙切齿，他们在滥用暴力上，一点都不亚于文革中的红卫兵。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应该如何研究文革？
　　我对研究文革的恢弘叙事或宏大叙事方式是抱一个怀疑态度的。我到西方学习社会科学，特别是史学之后，最大的体会是，中国人的史学研究太喜欢恢弘叙事。所谓“恢弘叙事”，就是将一段历史变迁写成一个严格按照一个规律、向著一个目标、丝丝相扣的发展过程。恢弘叙事，不是全然没有意义。从政治上说，比如我是民主党的领导，我必须恢弘叙事，才能简单到让人们理解我说什么，并跟著我去做一些事。但学术研究，在西方是非常忌讳恢弘叙事的，每一句话必须有出处，而且这个出处必须符合学术推敲、学界公认，是至少多数人能认可的一个来源。这种恢弘叙事有两个问题，一是牺牲了历史进程的多面多层多变多元的细节。刚才阮铭先生、罗宇先生、毕汝谐先生的说法我很赞同的原因，是他们全谈亲身感受的事，文革作为这么大的一个运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们真正要搞清楚文革，不能仅从一个当权者角度，还要站在每一个小老百姓的立场，农民从来没有被政治化，文革给他带来什么？他在文革中做了什么？这些都是西方研究史学时很关注的问题。因此，恢弘叙事的第一个问题，是把几亿人的感受和意义，简单浓缩成一个有目的的、还在运作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在于解释架构的多样性。你说文革好也罢、坏也罢，所有人都能举出足够的事实，来完成一部历史巨著，但为什么你选这个，而不选别的？你对这个事实做了什么解释？比如毛泽东，就做了一件事，在座的人对他就有不同的解读。恢弘叙事只说我是对的，我的对，是因为我有一个完整、一致的历史发展、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但社会早就不采取自圆其说了，稍微受点训练的，都能开发出足够多的自圆其说的说法，所以我现在对恢弘叙事一般抱怀疑态度。

　　我们讨论对文革的具体研究，有三个争论话题。
　　第一是文革定性是非。从是非角度来说，第一是左右之争，右派认为文革是单纯的毛泽东的权力斗争，还是有经济、社会的内容？如果文革是单纯的权力斗争，那是非就简单了，把毛泽东在史书中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完了。但同样是权力斗争，还是有其他问题。它究竟是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清洗党内异己，所有的政治迫害都是他的目的？还是共产党内外有各种力量，有人想藉毛泽东的文革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或个人宿敌？所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文革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我不认为文革就是毛想要清洗对手的简单故事，因为斯大林也清洗对手，斯大林采取宫廷内斗方式，毛比斯大林还有条件这样做，毛之所以选择文革，是有他的社会、经济考虑的，这不是我们现在想的权力斗争那样简单。他在共产党内无法实现社会理想。其实包括那些被毛泽东清洗的人，对他的忠诚还是没话说的。其实，西方探讨文革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麦克法夸尔也提出：他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去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为什么没选择那么多宫廷皇帝过去的方式？你说毛读“二十四史”掌握了残酷的权力斗争方式，其实“二十四史”不是一个权力斗争史，“二十四史”是讲礼义仁智信，要宣传儒家治国的。我不同意动不动说毛喜欢看史学看坏了，中国的史学是春秋史学，从来就是要教你做好皇帝、好官员、好百姓的。
　　关于文革的定性问题，是权力斗争还是有别的东西？左派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纯粹是社会经济的内容，而没有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因素，这跟用权力斗争解读文革都是极端，是另一个极端。
　　第二，关于文革的后果，倒是左右都有共识，右派认为文革的破坏性，把中华民族文化都连根拔起，左派认为是毛泽东的革命失败，但在这失败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它提出代价说。
　　第三，关于文革的遗产。有人说，因为有文革才有改革开放。这就高抬文革的意义了。所有共产党国家一定要搞改革，解决效率低下问题；一定要开放、和西方文明接轨，一定要改变过去的集权制度，就像杜勒斯当年说第三代第四代会发生变化一样，这跟文革没关系，这跟共产党说没有他们中国不能独立一样荒唐——二战后那么多国家都独立了！两次大战后，西方人对国际政治有了自己的认识，开始改进很多东西。
　　所以要评价文革的遗产，现在可能早了些。

　　关于文革的根源牵扯到文革的再发生的可能性。我不认为毛泽东一个人能搞出一个文革来，确实他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这都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今年4月16号是我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40周年，我是从反思文革开始我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的。1976年4月16号，我因为在1975年支持邓小平治理整顿而被抓。其实这就是反思文革后的政治行动，我76年被抓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文革一次半自觉的抗拒，因为当时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其实就是反对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这场革命，这与全国当时有独立思想的人差不多走向一个共识，就是这场革命不能再进行了——可能有人还支持毛泽东，但也认为即使像毛泽东的政治都不能再进行。
　　后来我对文革的反思走了几个阶段，不改变我的初衷：文革是一场灾难。特别到西方后，我们在美国这样信息发达的地方，要从一个更大的时空去反思文革，如果我们还像50年前，或40年前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那样反思，就有问题。

　　我想提出三个反思。
　　第一个反思，徐友渔说过一个观点，中国是西方各种思潮代理人的战争，说实话，左派右派的代理人，做得都不好，都没有理解他们代理的东西，其实西方左派、右派的共识，比中国的左派、右派多得多，这是他们能在学界维持讨论的一个前提，西方，特别是欧洲左派，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在现代化之后，到底用一个什么样合适的体制，人走向解放的过程中，当传统封建解体、走向新创建的现代化中间，还有什么压迫性的因素，妨碍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是西方知识界，一直在批判和反思的东西。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制度化的权力给人造成压迫的批判。
　　台湾“太阳花运动”出来，我问过那些民运人士：宪政主义、法治的问题是什么？西方对此的看法是，规则越复杂，就越能实现制度化的要求、就越合理，但另一方面，不会玩规则的人，就很受压迫。美国为什么现在律师很赚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知道玩规则，真正深入西方社会的每个人都有感受——在规则和制度的巨大压力下有感受。这是很多在继续探讨现代化的人考虑的问题。他们对文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想理解毛泽东想打破的官僚机器，毛泽东是想对财产，由于人的财产、制度造成的压迫，进行一次造反、尝试，毛的尝试他们肯定认为是失败的，但人类的这个尝试还在进行，真正自由、平等、人道的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探讨出一个不同于我们今天认同的、西方主流文明模式的模式，但这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模式。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时代》杂志驻北京记者给过我一本书，有关共和主义和民粹主义，说将来美国的内战会在这两种思潮中发生，那时候我不理解，我在西方读完书之后才开始理解。
　　这第一个反思引导我们去思考文革究竟要解决人类政治中的什么问题？这样的反思将我们引入人类政治进程的探索。
　　第二个反思，是对极权政治的反思，我不同意很多人说文革是“独一无二”、“史无前例”，其实文革刚完的时候，批判文革的人就用过两个词，一个是“法西斯”，说红卫兵跟纳粹的冲锋队、跟很多东西都很雷同；第二个是“封建社会”，说这是2000年封建社会的余毒。就说明了，文革，即使作为一个极权政治的灾难，他跟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极权有什么不同与相同。
　　这应该是我们学术探讨的内容、社会科学比较式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刚才胜平说80、90后不关心政治，其实不是的，昨天我还跟一个87年出生的小女孩讨论这个问题，她说她在华盛顿问魏京生三个问题，第一个，她说在她看来文革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单独探讨的事情，只有你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才是这样想、对这些毛泽东的“蛋”来说，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文革应该和纳粹、中国过去的清宫等放在一起讨论，它的问题一个是个人迷信、一个是政治迫害，文革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和负面的东西、对人类文化的摧残，所有集权专制，在走向衰败的时候都有过，那文革的特殊在什么地方？从我的知识来说，跟那些差不多，批判的东西也差不多。所以把文革作为极权政治的批判来说，文革有什么相同和不同，这是一个反思。这个反思将我们引入文革再发生的条件、可能性以及如何在制度上预防。
　　第三个反思，是中国人在文革反思中还是很幼稚。阮铭先生今天谈了两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第一，毛泽东想搞文革时失控了，即使像毛泽东这样老到的政治家，既当过造反者、也当过制度的缔造者，他都没有算准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好几次失算；第二是群众运动失控了。其实我从反思文革到反思89时，我都在想一个问题，政治就是因为人类有不同观点和利益，当没有一个制度能仲裁他的时候，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冲突，你拿什么东西去达成共识？最后都是恶斗，中国人老觉得，上一代的恶斗都是上一代人的道德造成的，我们嘛，道德好、又聪明，就能避免恶斗——鬼话！文革中的那些人，智力、道德，每代都差不多。当我们跟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分歧，当几个势力存在，一定有一个要掌管公共位置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从毛泽东到下面的造反派，都是在这点上不成熟，今天的中国、商界的恶斗，都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所以反思文革时也应当反思，在政治冲突中的恶斗。
　　刚才胜平说下一代没有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你看看在校园中的暴力，在美国、澳洲……他们比我们残酷多了，小女孩互相厮打，我们这代哪有这种事？人性的劣根性，在一定时候会不断重演，所以最后一个反思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你说郭敬明和韩寒不关心政治，就像美国也有歌星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是要有人从事的，从事政治、从事公权力、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这些人们，他们会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这些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对文革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但这个反思不能像我们说的，简单的清算毛泽东的罪刑。如果我们真的想走出文革的厄运，必须对集权政治、对人类现代化探索中的失败教训、对每个人都可能进入政治生活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一些反思。这个反思让我们感到，每个人都要对文革再发生承担责任。

　　13年当中有三个文革

　　李伟东（中国战略分析智库主任）：
　　首先我不太同意军涛关于文革不要宏大叙事的评论，刚刚阮先生、胜平，都说了些宏大叙事。文革发生50年，结束40年，如果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给出一个总体的真实脉络和逻辑，那么中国的文革研究就简直太薄弱了。当然军涛讲的，按西方各种学说，严格给出案例，说话有据，这样的研究方式，我完全赞同，但这样的研究方式，除了个案分析、案例系统总结外，也要给出一个相对宏大的叙事，比如麦克法夸尔他的文革起源写得很扎实（当然现在看来有史料不全或偏颇的地方），但文革的起源难道不是宏大叙事？今天由于史料不全、很多东西被淹没、档案没有公布，还有中共官方对这件事情的掩盖，我们缺少扎实的史料，但不等于文革结束40年，发生50年的关节点上，我们还不能看出一个大致的内在逻辑。
　　我也不是很同意胜平说文革不可能重来，你可能忽视了另外的前提，不是因为存在的我们这样一些人，对文革有兴趣，还在回顾当年的辉煌或灾难，成为悲催的个人情怀和叙事，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任政权，他们还再继续文革的事情，还在把毛奉为精神领袖，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遗体还供奉在天安门广场，毛的理论被载入党章和宪法。所以，只要毛的基本精神在，文革就可能死灰复燃，因为文革是毛一生最得意的事情。
　　就年轻人而言，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对于文革、政治和当下的国情，都有有普遍的评论。我做过统计，5亿网民中，毛左宣称拥护他们的，最多的时候只有有5万人，就是茅于轼写了那个关于毛的文章后，一群毛左出来骂娘，最后乌有之乡统计，说他们汇集了5万人的签名。由于官方纵容，他们在某程度上是有自由度的，但于建嵘、李开复这种相对温和的自由派，在微博上弄一个帐号，动则粉丝千万，其中年轻人甚至更多，因为是网路，所以文革作为过去一个不久的历史，首先是中国政权本身还在承袭他的某种衣钵，还在某种形式上给他招魂，其次，现在的年轻人，也还在集权统治下，经历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有第一线的感受，农民工的后代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不觉得文革在中国真的可以被翻篇了。毛是否定和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但新世界没有建立起来，现在的中国人，并不是生活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真空里，他们还生存在旧世界的某种氛围中。

　　评论前面发言我就说到这里，现在我说我自己的想法。
　　我们刚刚做了文革50年图片展，之前我写了一个文革50年的理论纲要，标题是《文革50年的深度总结》。这篇文章是我与（張）博树、荣伟和内部团队讨论后的最大共识，我把文革按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参与度分成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高层内斗的十年：毛为了选择“可靠”接班人，主动挑起了内斗，给民间造成了惨重的大屠杀的后果。
　　第二部分，就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升级了，以消灭阶级敌人的名义持续屠杀了十年。
　　第三部分，就是毛要砸烂一个旧世界，把整个文化和名人砸烂、批斗、抄家。
　　最后三个部分都叫“毛式理想国”，“毛式理想国”第一，要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第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经济乌托邦，第三，要把毛式革命扩展到全世界——他最极品的国际实验就是柬埔寨，如果毛活着，中国的未来可能也是柬埔寨，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杀掉，甚至放弃货币，退回农村，成为共产主义乌托邦最悲惨的实验。
　　以上是整个文革图片展的总纲，赢得了内部的最大共识，在这个基点上，我有更深入的看法和研究，我说说没写在这个总纲内的看法：

　　第一，1965年到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在13年当中，有三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刘邓文革，当时中国有彭真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毛在总体的意识型态上是赞成这个文革的，但毛内心的文革是要掉过头来打倒刘、打倒整个官僚集团的，所以官僚集团又要去抓右派和派工作组，这不符合毛的运动方向，但官僚集团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批判各种右的思想和倾向，包括反腐败，毛都是赞成的，所以第一个文革，是毛允许和赞成的，只不过走著走个他觉得胃口不对，没达到他最大的胃口，口子被刘少奇扎小了，所以文革在中共党内的含意，是毛的极左路线否定了左倾化已经很严重的刘邓路线。
　　我在这插一句。两三年以来，特别是今年（2016年）以来，很多朋友在群里头问，也有直接问我的，会不会回到文革，我始终说一句话：习不是要回到毛式文革，是要回到文革前的刘少奇主义——那也是文革，而且是有正式名称的，中共中央有文革领导小组，后来江青的文化革命小组，是替代了前一个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个文革，对我们研究文革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它跟今天一脉相承。习会不会回到文革？他不会回到毛式文革，为什么？因为他身边没有一个被他怀疑的赫鲁晓夫。他不需要动用群众力量去打倒官僚集团，这也是王岐山说的“我们在反腐上不搞群众运动”的含意，但他要回到文革前的“公安六条”、大抓右派、强势控制舆论，我认为和早期的第一个文革极为相像，你可以把第一个文革叫做准文革，那今天已经回到准文革了。他特别讨厌群众运动和群众在广场上的聚集，这是典型的刘邓文革，刘邓文革期间，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经济斗争，经济上适度放活，你看今天像不像？
　　1966年到1976年，才是毛的第二个文革。
　　第三个文革，是毛去世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彻底否定文革，特别是到1981年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中间的两到四年，是文革的收尾期，或者叫做后文革时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杀掉李九莲，还有吉林的史云峰，都死于“四人帮”被抓后，都在1977年。而且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纪念大会上，还有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继续批邓等等这样路线的延续。
　　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从1965年开始，因为1965年的下半年，江青、姚文元他们就在上海策划批《海瑞罢官》，而且是毛指使的，另外的一个文革，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干著，不过这两个文革之间互相打架，最后换成毛式文革，所以应该从1965年开始到至少1978年，才算文革这个历史事件的终结。

　　谈完文革，下面谈第二，对毛这个人的评价。
　　如果没有毛，会不会有文革？毛这个人的精神个性，可以把几个人都往他头上套、都有关联：秦始皇，他自己一直自比秦始皇；还有开疆拓土的汉武大帝、造唐朝反的黄巢、造宋朝反的方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他也跟小说中的人物对照，他觉得自己是孙猴子，他住在深宫内院，美女如云时，他又产生贾宝玉式的幻想。这些形象全部混合起来，毛差不多代表了中国古典从帝王到农民造反、到文学形象的无法无天人物，毛这个人是中国两千年传统文化浓缩出来的怪胎，他浓缩了中国从帝王到民间痞子到文学人物的所有形象，所以文革是中国秦朝制度两千年来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所有的沉渣都集中到毛这个人身上。
　　如果没有毛天性造反、天性打破坛坛罐罐、破坏一切制度的能力，刘邓他们都还算是好官僚，他们不可能把自己所缔造的党打碎。不过这个党不是毛缔造的，也不是他想要的，这个党自始自终都让他不满意，他在文革当中就是要把这个党打碎，就像是他原来在韶山的家庭。从1921年到文革，他已经忍无可忍，他像是要反叛家庭一样，砸碎这个党给他的桎梏，因为他是所有帝王的凝结，同时又配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这套哲学理论，他是中国古典乌托邦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高度融合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没有错，但当理想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灾难，理想就变成邪恶的东西。
　　当毛只有个人理想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主义的信仰者，这没有问题，但他拥有无限权力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乌托邦理想付诸实现，去改造存在很多年的党、改造中国的人性，改造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这就很可怕了。
　　毛死前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这件事大家没有争议，第二是发动了文革，这件事很有争议，后世怎样评价还不知道，但我认为文革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毛泽东这个人就是为了文革而生的，他就是要来把整个中国的老根都掘掉，砸碎他身为领袖的党、砸碎他建立的国家制度、砸碎整个人们的灵魂，把所有的人都洗脑洗一遍，都洗成雷锋。雷锋的特质不是为人民服务，一心一意做好事，而是无限忠于毛，他让毛式理想国的合格居民首先都是雷锋，其次，对于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就是挖掉以往所有的中华文化和文明，直到没有文化为止，所以毛泽东这个人就是为了文化大革命而生，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劫数，他打倒蒋介石、推翻旧中国，全部的目的就是要干文革一件事，直到他死亡，这场灾难才会结束。
　　我今天的讲话归结成两个要点：第一，文革有三个；第二，毛是为文革而生。他才是真正的文革人，现在存在的很多文革人都是被拷贝出来的大大小小的毛，像《希特勒的儿童》电影那样，也有很多“毛泽东儿童”，他们还在，只要他们还在，文革就还没有被翻篇过去。

　　讨论毛和文革有两个角度

　　张博树（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我接著（丁）凯文的话讲，不否定毛、不否定文革，中国不会有出路，这个总的结论我赞成，但我们现在要区分两种东西。中国研究院两年前的一次讨论会上我就讲过，讨论毛，对毛这样一个人物，或者对文革这样的历史、1949年以来的历史，我们往往在两个角度上不停地在打架，一个是政治的角度，一个是学术的角度。需知这是两个有联系、但又非常不同的角度。囫囵吞枣地混著谈，永远谈不清楚。
　　比如，我们发现，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当权者，当涉及到中共历史，特别是毛泽东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完全相反的评价。为什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其实很简单，因为都出于政治需要，各自的政治需要。现在的中共当权者，从1981年到现在，尽管那个决议把文革彻底否定，说毛这件事做错了，但他们仍要强调这只是毛的晚年错误，毛的建国才是伟大功勋，不能否定，如果把这否了，政权的合法性就成问题了，共产党的法统就成问题了，整个60年历史又如何解释？所以今天习近平讲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按说他也是这段历史走过来的，不会不清楚为什么有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基于对文革的否定嘛，但他一定要强调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因为两个30年有共同的制度基础。所以自由派要反毛、要彻底否定毛，从党国政权合法性的角度来讲，就不能容忍，这是出于政治需要，虽然党国当权者们私下也未必这么想，也未必真的信这一套，但在公开场合必须这么讲。
　　对反对派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推进中国民主化、推进制度转型，就必须证明共产党创建的这个制度本身是错的、在历史上就是个灾难。但这个历史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呢？毛是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要否定这个制度，就要否定毛，这也是基于政治需要。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包括文革50年反思活动，都是基于我们的政治价值、立场，基于当今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需要。
　　我和伟东、荣伟搞文革图片展，也可以说有这样的意图在内、有现实考虑。伟东刚才说，图片展的总体思路，我们讨论过很多轮，在具体命题上，到现在仍有些不同意见，最后之所以达成一个大体的共识，至少我个人来说，是因为当今中国有这个需要。
　　然而，对文革的研究或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更为学术的角度，此即我说的第二个角度。从这个角度看，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某种意义上说，这需要一个时间间隔。哪天我们真的翻过文革这一页了，政治需要已经是多余，到那时就会比较坦然、平和地去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人物，比较超然地从事历史研究。这就是我说的更为学术的立场或角度，由此出发，得出的结论也会更客观些。
　　当然，这么讲不等于说我们今天不能从事更为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研究，只是说，我们要有清醒的定位和自省，知道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讲话，是反对派的身份更多些，还是学者的身份更多些；是更强调问题的政治意义，还是更强调问题的学术意义。最怕的是把两者混在一起，还不自知，用看似学术的方式去努力“证明”某个命题，而这个命题不过是用来服务最现实的政治目的。这样的“命题”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不能成为未来历史理解的一部分。

　　我举个例子，对毛，从反对派角度来否定时，一般都在强调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是因为三年大饥荒死这么多人，他怕死后被鞭尸，所以要找一个替罪羊。人们还会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这个逻辑是成立的，比如说毛在1961、62年，已经人心丧尽，在党内地位也岌岌可危，权力已经非常不稳，这是毛要反戈一击，发动文革的基本背景甚或根本原因。但如果我们看更多的材料，你就会发现这个毛泽东“权力不稳”的说法其实非常可疑。
　　譬如中苏论战的材料，当时的中苏论战曾盛极一时，持续数年之久，而现在反对派谈这个问题时，这一块基本是不谈的，或者说这一块不在我们很多朋友的视野之内。官方也很有意思，1981年的决议，这一块也完全灭掉，因为这是毛的“晚年错误”，中共自己也承认许多观点已经站不住脚，所以羞于提起。真是站不住脚吗？也未必。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分析过中共为什么把苏联批判为“修正主义”，简单说就是苏联共产党变了，已经蜕变为一个特权阶级，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理想”。这当然是一个道德制高点，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又符合共产党的政治正确，甚至体现出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因为掌权的共产党发生蜕变的确是一个生死问题，当时能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不过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和中国的毛泽东而已，但吉拉斯被批判了，毛作为中国的最高掌权者却用和苏联论战的形式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显然，毛对这场论战和自己的观点有充分的自信。只举一个事实：当时中共中央不是只发表自己方面批判“苏修”的文章，即著名的“九评”，而是把苏联和欧洲各国共产党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字也在《人民日报》上全文或摘要发表，包括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意大利共产党陶里亚蒂、法国共产党多列士，还有其他当时被称为修正主义政党的批判中共的文章，都在中国的党刊党报上发表。毛的办法是，你批吧，我不但把你的话全文翻译，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发表完后，我再反过来收拾你。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毛真的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岌岌可危，灰溜溜退到二线了，担心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了、党内要收拾他了，他是否还有胆量做这种事？这不是给党内对手提供炮弹吗！恰恰相反，毛不会有这个担心。他对自己掌控著全局这一点不存疑问。更何况当时的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周恩来也好，在反修问题上，和毛是一致的，飞过去跟苏联谈，包括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后来的历次谈判，刘、邓、周都去过，轮番出战。他们内心里是否完全认可毛的理论？我感觉他们基本上是认可的，因为它的确符合马列原教旨，这也是后来毛用同样的理由发动文革时，所有这些人只能跟进、不能怀疑的原因。总之，如果我们了解更多历史，用更严格的、历史的、学术的角度来看当代史，说毛是因为大权旁落才发动文革，这里面就有问题，甚至显得非常浅薄了。

　　此外，关于伟东刚才讲的“两个文革”，即除了毛发动的文革，还有个“刘邓文革”，我是有另外的概念的。1949年建立的这个政权，它执行的制度，如果我们用个政治学概念来概括的话，我宁愿用“官僚式极权主义”的概念来指称它。而毛后来要搞的东西、通过文革要建立的东西，我称之为“动员式极权主义”。换句话说，1949年中共从苏共学到的东西，本来是官僚制的社会主义，也即官僚式的极权主义，毛并没有一开始就不满意。伟东刚才讲，毛生来就是为发动文革来的，我并不赞成。这件事有一个发展过程的，49年建立这个政权时，他未必想到后来搞文革。开始时他也觉得从苏联学这个东西是不错的，但干了几年后，他自己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担心，这个不满意、担心是从1956年开始的，波匈事件给毛提了醒。党内的官僚化问题，等级问题，“脱离群众”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阮铭先生刚才提到的共产党自身蜕化问题。而毛确实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麦克法夸尔问的，毛为什么要把自己搞的东西推倒重来？原因即在于此。如果说文革还有某种深刻的地方，就是我说的，毛不满意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社会主义，而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大同的、民粹的、没有等级和特权的社会主义，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当然，毛不可能搞成这个东西，且势必走向自己初衷的反面。用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语言讲，毛否定的是苏联版官僚式极权主义，取而代之的却是中国版或毛版动员式极权主义。后者比前者更荒谬，也更可怕。
　　李伟东：
　　我为什么说毛泽东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不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毛泽东和斯大林相较，他更倾向马克思主义。
　　张博树：
　　毛的确深受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等书的影响。文革中之所以要学六本书，包括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还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就是要从这些原典中找到支持文革意识形态的东西。
　　张艾枚：
　　博树谈到“九评”，如果从时间上看，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毛还是感到自己是失势的。“九评”是1963年7月到1964年，这就说明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在丧失，他想重新强化自己的权力。
　　张博树：
　　1963年，是中共开始正式反击，出现“九评”文章，但中苏分裂1959年就开始了，到了1960年已经在国际共运内部公开叫阵。事实上，60年代初期和中期，即使是在中国国内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也就是国内经济政策相对温和的时候，中共在国际场合的姿态也是非常革命的姿态。还要考虑的是，毛当时不仅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还要做世界革命的推动者，这两个东西和他的国内政策绝对是相互联系的。毛当时批评苏联既不让还没有夺得政权的亚非拉人民革命（“不许反帝”），也不让已经夺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继续革命（“不许反修”），而文革就是“继续革命”在中国的表现。我们不少反对派朋友在研究历史时，基本上把国际这块忽略掉，或者干脆认为毛不过是在忽悠，自然也就看不到当年中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这种深刻联系。如果要还原历史，这些东西都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而这些也有助解释阮先生刚才的问题，即毛怎么面对共产党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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