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森：赣北风雷激，峥嵘岁月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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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北风雷激，峥嵘岁月稠

应赖风声、赵青的邀请，今天到九江与二位见面。赖是九江市某军工企业退休干部，赵是九江日报长江周刊原主编。他们是九江师范文革期间毕业生，我和他们在文革初期在一起创办红卫兵刊物《赣北风雷》，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共同经历。笼统地算，我们都可以归为“造反派”，属于当时九江大中学校的“红造司”（另一派是更加激进的造反派——井红司）。但是我们当时保持了自己的思考，没有完全沦为极左路线的应声虫。在《赣北风雷》创刊号上，我和赖风声写了几篇讨论干部问题的文章，分别讨论正确对待罢了官的干部（极左路线煽动学生造反派用罢官的方式打倒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对待每个单位的一把手（极左路线认为每个单位的一把手都是“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确对待干部的历史问题（极左路线认为干部历史上有“问题”就是叛徒、汉奸、特务）。这几篇文章都被当时的九江日报转载了，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赖风声是刊物的主编，年龄比我稍大，与我等比，如兄长般地成熟。1968年他当了兵，在部队锻炼了3年（我们现在分析他不该当兵），回九江后分配到军工企业当了干部，后来成为高级工程师，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两千多。赵青当时主要是办红卫兵报的，在我们的刊物也参加过活动，我还和他一起到都昌卖过杂志。赵青因为当时与九江红卫兵头头柯××（结合进了市革委会）关系比较密切，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到过清查，他自己说“差一点抓起来了”。后来发配到湖口，由于有人为他说话，得以留在县文化馆工作。后来又以文才而得到领导的赏识，调到九江日报社工作，逐渐成为九江地区知名记者，以中等师范的学历，先后破格晋升为记者（中级职称）、主任记者（副高）、高级记者（正高），现在退休工资拿到5500元，比我多一千多。
我说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期对造反派的打击，从今天来看是过重了，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拨乱反正、伸张正义的一面，也有官复原职的老干部“报复”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新当权派为了巩固统治所作的“矫枉过正”的成分。赵青虽然有那段特殊的经历，却并没有像其他“造反派”那样（例如从牢里放出来的柯××），转变成极左的立场，而是和赖、我一样，坚持反极左的观点。赵青说，他的反思是从90年代参加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培训开始的，在那时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赖风声说，他对历史的反思是从80年代初阅读伤痕文学开始的。我说我的反思有好几个过程，是一步步形成了现在的世界观。最早受到的刺激是文革初期看到湖南道县大屠杀事件的呼救传单，后来就是我们办《赣北风雷》时对文革现实的理性思考，再后来是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最后是90年代订阅《读书》杂志，当时每一期都有揭露前苏联领导人“大清洗”等触目惊心的罪行的文章，在那时我就形成了斯大林是“反面人物”的坚定的看法。赵青和赖风声都认为，我们这样的年纪，经过大半生的阅历和大量的阅读、反思、比较，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再要我们改变就非常困难了。我们都认为，中国必然要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共同选择的道路，必然要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来，必然要在主要的价值观方面与国际接轨。虽然我们对当前时局有一定的忧虑，但我们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和赖风声、赵青不是同学，胜似同学。他们是当年九江师范的同学，我则是九江一中的毕业生。我们当初是因为文革运动走到一起，又因为爱好文学，被推到办红卫兵报刊的队伍中来，有过短时间的交集。今天，我们又有共同的信念和理念。赖风声当兵时我们有过一张合影，那张合影的题字是“赣北风雷激，峥嵘岁月稠”。我下放到武宁，赵青是武宁下放知青的带队干部（师范生一毕业就有干部编制），在武宁县城见面时，到照相馆照过一张合影。十几年前，我通过赵青在九江日服发表过几篇散文。我们几个人中，赵青算是比较成功的，不仅是个人地位、名气，还有他的经历也特别丰富。赵青的主要创作体裁是电影剧本、报告文学，是九江市比较活跃的作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由于创作、采访的需要，他接触过一些重要人物，到过一些重要地方，有丰富的经历。比如他到过胡耀邦家（胡已逝世），见到胡的夫人李昭和胡的长子胡德平。有一次甚至和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身边工作人员在一起吃饭。当然，他也承认，他所获得的机遇也比赖和我多，在成长道路上经常遇到“贵人相助”。有一次他差一点进入新华社工作，有一次他差一点做了文革期间江西省主要领导人程××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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