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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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二头目刘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前 言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刘仁是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第二号大头目，是个大党棍、大党阀、野心家和阴谋家。他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元凶彭真长期勾结在一起，利用他们窃踞的地位，采取极为阴险毒辣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勾当，妄图把北京市变为反革命根据地，实现其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现根据市委机关革命群众揭发的材料将他的滔天罪行摘要整理如下。

一、恶毒诬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五年一月在友谊医院刘仁对市委办公厅几个干部说：“你们没经过党内斗争，我在苏联见到了斯大林所造成的局面。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跟谁来往，两三个人也不敢在一起谈话。”还说：“在北戴河（一九六四年秋）我就与彭真讲过，看样子，咱们也快造成斯大林的那种局面了。”

  一九六五年冬天，在一次尖子队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刘仁公开号召干部瞒产，他说：“你们要瞒产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有人反对，你们就说是毛主席讲的。”

  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都亲身体会到，毛主席的话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是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战斗的武器，胜利的保证，革命的靠山。而刘仁却把毛主席著作看作眼中钉，极力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林彪同志提出要抓四个第一，大学毛主席著作，而他却同林彪同志的号召唱反调，一再强调对青年要进行基本知识教育，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反对大学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四年，旧市委宣传部翻印了毛泽东选集索引，由北京出版社内部发行。但刘仁在这本书发行不久，就以“内容有错误”为名，命令停止发行。

  刘仁还极力反对农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教育活动。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一月市文化局党组根据华北局农村宣传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的意见，刘仁横加指责训斥，大泼冷水。他说：“今后，群众要办的，群众自己出钱，你们（指市文化局）要办的，你们出钱。电影、戏剧看不看，幻灯、喇叭买不买，要群众自愿。”他对文化局提出的关于幻灯、电影、剧团等为农村服务的方案，也大为不满，提出种种托词，大肆刁难。他说：“你们实行五定（指剧团有计划的下乡上山演出），我问你，定时是按你们的时，还是按群众的时！”“你们怎么办起俱乐部来了？要俱乐部干什么？

二、抗拒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千方百计地掩盖反党集团的罪恶，顽固地同彭真站在一起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刘仁看到北京大学简报上登了关于批判吴晗等人的具体材料，已发中央许多单位，大发脾气叫嚷：“怎么这些也登简报！”当即让宋硕给陆平打电话，叫以后简报不要乱登。企图封锁消息。

  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批来揭发以彭真为首的旧市委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罪行的文件，叫旧市委讨论。刘仁公开在旧市委全会上抗拒毛主席的批评说：“主席批来文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图！”“我现在就认识到这个程度！”

  四月二十一日以后，刘仁纠集其同伙郑天翔、项子明、李琪、范瑾、张文松、王汉斌、宋硕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经常行踪鬼鬼祟祟，来往于刘仁办公室及家中，进行密谋策划，对抗中央和毛主席对于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

  四月二十七日晚，刘仁到彭真家里密谋后，立即放风定调，说什么“彭的错误就是五人小组提纲问题，左派整风问题。彭是上了当。给主席反映了左派问题的材料。”刘仁还造谣说：“主席的精神是团结对敌，谁违背主席的方针，谁就犯错误。”

  “三家村”被彻底揭露后，刘仁见无法掩盖，就企图推卸责任，说什么“我在一九六一年忙于管大白菜了，没有看《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这些东西。”

  五月间，中央开会揭发批判彭真的罪行，刘仁、郑天翔也参加了会，二人经常在一起密谋，来往同乘一辆汽车，商量检讨时如何统一口径，以对付中央。刘仁还装糊涂，拒不揭发彭真的罪行，说什么：“我自从病后，跟彭真接触不多，许多事情不了解，彭有什么问题想不起来，彭有什么错误不了解。”还说什么“自己从不宣传彭真，不主动找彭真，跟彭没有特殊关系”，大放烟幕，企图麻痹群众，逃避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他的罪行。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许，刘仁为了销毁罪证，叫服务员在他的亲自监督下给他烧毁两卷文件。

（二）极力包庇邓拓，抗拒毛主席的批评

  刘仁一贯包庇“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邓拓在《人民日报》受到毛主席的批判被“罢官”之后，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心怀不满，刘仁极力支持、鼓动他翻案。邓拓被公开批判后，刘仁还不断散布说：“邓拓写稿的积极性是好的，写得多了，言多语失。”还说。“邓拓在民主革命时期做了不少工作，和吴晗不一样，要一分为二，区别对待。”“邓拓是好人犯了错误，他的《燕山夜话》只不过是某些观点还没改造好而已。”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顶住了单干风，不是敌我矛盾”。极力为邓拓辩解，公开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旧市委正开全会，学习讨论毛主席批下来的揭发彭真的文件，会议内容绝密，邓拓不能参加。会议文件只许在场人员在会场阅读，刘仁却公然不顾中央规定，中途退场，携带文件慌慌张张地送到邓拓家里，为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

（三）一贯包庇廖沫沙

  “三家村”黑店干将廖沫沙的反党大毒草《有鬼无害论》被中央批判以后，旧北京市委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千方百计地保护廖沫沙过关。一九六四年刘仁找廖沫沙谈话，廖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刘仁说：“你先出国吧！等回来再做检查。”当时，各地报刊正在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刘仁派廖为北京和大代表团团长去日本访问，完全是为了使廖逃避批判。

  一九六五年北京市政协改组时，刘仁等虽然被迫把廖沫沙的市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职务撒掉了，但仍保留廖的市政协常委职务。他的“理由”是要给反革命分子廖沫沙“留面子”。

  一九六五年春，刘仁为了保护廖沫沙，把他带到通县白庙搞“四清”，后来又带到顺义李遂公社。廖带着鸭绒被，穿着呢子服，坐着小汽车来到了通县，在白庙整天游游逛逛，逍遥自在，还到处题字写招牌，根本没有具体任务，开大会时，他坐在主席台前，支部会、队长会他也参加，指手划脚，刘还曾经派廖讲党课，实际上，仍让廖利用“四清”会，在农村散布修正主义毒素。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主席批评了旧市委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庇坏人”以后，为了欺骗中央，他们采取舍车马保将帅的手法，在《北京日报》玩弄了一场假批判真包庇的大阴谋。四月十六日，这个阴谋一开始，他们就用《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者按的形式，抛出廖沫沙，说什么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将”。妄图用一个廖沫沙掩盖整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滔天罪行。刘仁为了使廖接受这一阴谋在“编者按”发表后会派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畲涤清（旧市委组织部长）去廖家里安慰他，要他“顾全大局”。

  一九六六年初，刘仁还企图把廖沫沙派到顺义县当副县长，以逃避群众对他的批判斗争，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彭、刘集团垮了台，才未成事实。

  十几年来，刘仁与廖沫沙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在一起打麻将，看球赛，吃吃喝喝。困难时期，刘仁从后门收到的肉、蛋、果、菜等，都派人送廖一分。廖的大毒草《分阴集》出版后，骗取了大量的稿费，在刘仁的提议下，廖在北京饭店搞了一次“群鬼宴会”，刘仁亲自参加，为他捧场。

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把北京市搞成反革命的独立王国

（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刘仁在郊区农村干部训练班上诬蔑人民公社办糟了，说“我们犯了错误”“工作没有做好”、“生产没有搞好”。他把形势描绘得一团漆黑，说什么：“今年不如去年，明年不如今年”。“到处人心不安，你要什么没什么。”

  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的一次会上，他恶毒地煽动说：“有人提出，对三面红旗允许不允许怀疑，你不让他说，他就不怀疑？”还说：“不要这次会议上一谈，运动一来，把小本一掏，又整人！”

  他还到处散布说：“人民公社成为人民母社了”；“一九五八年粮食不少，但没饭吃”，“大跃进搞左了”“大炼钢铁把好铁都炼成了废钢了”等等，到一九六四年有的工厂干部对刘仁说：生产指标还可以提高一些，他就大骂这个干部“你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

  这个反党头子还到处收集外地工作上的缺点和问题，进行反党活动。一九六一年夏天叫许多干部回家（农村），“了解”家乡的情况，一九六三年三月还与宁夏自治区负寅人马玉槐探听一些省、区缺粮的情况。妄图从中找出否定三面红旗、恢复单干的根据。党中央反单干风的指示下达后，才把他派到河北阜平搜集农村问题的干部叫回来听中央的精神。不敢明日张胆地闹单干。但从此却把党中央的功劳算在自己身上，不断吹嘘北京正确，顶住了单干风。

（二）猖狂地，恶毒地攻击和反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反党头子刘仁经常借口北京是他负责，批评下属单位没有通过他而执行中央的政策，他经常大骂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说：“你是北京市的党员，还是××部，‘中央单位’的党员？你要不听市委的，就把党的关系转走。”

  一九六一年夏在友谊宾馆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刘仁在小组会上说：“对中央文件要考虑、分析、参照执行。未加批语的要自己拿主意。不管那里来的风，一律照办，出了问题都是我们负责。”

  一九六一年九月旧市委统战部召开统战工作座谈会，讨论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安排的意见等几个文件，这时刘仁从外地回来，大肆反对，还说什么“中央的文件不见得都对，” “文件的意见行不通”等等，结果这个会就不了了之。

  他在实际工作中一贯对抗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例如：

  1.恶毒地攻击党的教育方针

  刘仁散布了许多谬论，说什么“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和一九六○年上半年，我们对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有些忽视，给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安排的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过多，防碍和削弱了教学工作”。还说“片面地强调批判和革新，把一些课程改乱了”他还诬蔑：“在语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中，还曾发生过片面地强调政治第一和配合当前斗争，对业务知识注意不够的缺点。”还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曾经相当普遍地发生过勉强联系实际和忽视理论的缺点”。借以反对毛主席教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2．抗拒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指示

  中央指示城市人民公社工业要搞“简单加工修配服务”。这个指示受到了旧市委的抵制，在暂时困难时期，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不管城市公社工业。经济情况好转后，刘仁、郑天翔看到城市公社工业有“油水”，又一把抓过来，大搞高大精尖产品，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间，旧市委召开的两次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把生产尖端产品的工厂当成公社工业的方向，大肆宣扬，还利用《北京日报》大登文章、作广告，大树样板。

  3.诬蔑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方针

  一九六○年中央在“十二条”指示中，对农村集市贸易提出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刘仁在旧市委扩大会议上讥讽反对说：“我问了很多省市，没有一个地方有这种经验。都是一管就死，一活就乱”。

  4．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指示下达后，刘仁派出好多工作组专门调查大队核算的优越性，房山吉羊大队八百多户群众一致要求生产队核算，而刘仁硬要大队核算，他自己抓的高各庄大队，不顾群众反对，实行了大队核算，并要旧市委政策研究室总结三包一奖大队核算的经验。

  5．拒不贯彻中央、主席有关民兵工作和征兵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前，旧市委对中央、主席有关民兵工作的指示，都没有作过认真研究，更没有搞过什么决定、指示，卫戊区代市委起草的文件，有的根本不发，大部分拖的时间很长，最后才勉强批上“基本同意”或“原则同意”等。

  有一年征兵，卫戍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等几位同志找刘仁请示如何执行国防部关于征兵工作的指示。当时刘仁正在摆弄收音机，欣赏音乐，旁若无人，给他文件也不看。当说明指示的内容后，刘仁傲慢地说：“这么多家我听谁的！”这实际上是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

  但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出现了奇怪的突变，他经常去卫戊区问这问那，并且积极抓民兵工作。这个突变，很值得人深想。

  6．抗拒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面向农村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市医疗单位要抽调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医务人员，组织下乡医疗队为农民服务。刘仁大加反对。他对友谊医院党委书记说：“你们可以不去那么多人”。结果，只抽调十分之一，而且质量很低，使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面向农村的指示在北京市无法贯彻执行。

  7. 破坏中央共于党费管理的规定

  一九六二年市委党校轮训十四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刘仁违反中央党费管理决定，批准动用党费二万多元补助伙食。

（三）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物质刺激

  旧市委长期搞的是业务挂帅和物质刺激，机关大部分部委长期只抓业务技术，反对突出政治。

  在一次会议上财贸部崔绪龙同志要求迅速建立政治机构，刘仁当即批评说：“老说加强政治机构，建立了政治机构就突出政治啦？”结果使财贸部门的政治机构至今也未建齐。即使建立起来的政治机构，也是为业务服务，大部分党委书记都是由局长兼任。就连市委财贸政治部本身，也由市人委财贸办公室党组领导，实际是政府领导党。

  一九六六年二月召开的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突出生产，不突出阶级斗争。会议期间，出了光荣榜，产量高就上榜，就是先进单位，这次大会实际上成了生产比武大会“生产好就是政治好”，会议结束时还通过了抗旱倡议书，后来刘仁还不满意，说“没有突出搞抗旱”。

  刘仁到下边蹲点或到区县去，总是大搞物质刺激，到处许愿，“恩赐”物质，严重地助长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发展。

（四）抗拒中央的批评

  旧市委盖的办公楼群众有意见，中央批评过，刘仁代表旧市委作过检讨。

  但不久，市政工程局又在阜内盖了一座造价很高的办公楼，又受到了总理的批评。

  更严重的是，正当我国遭到自然灾害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又开始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红霞公寓。住的都是旧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干部。

  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一九六○年刘仁在一次动员党员说真心话的大会上透露了真情。他明目张胆地对中央批评市委盖的大楼标准太高、反对说什么：“北京是首都，标准就要高一些，以后盖楼先从郊区往市中心盖，标准会越来越高，将来市中心盖的楼比市委的还要好。”

  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在处理国家的统购物资方面有分散主义。旧市委在会上表面接受批评，作了检讨。

  但在这次大会结束不久的一个晚上。刘仁气冲冲地对新华社北京分社负卖人说，用加工的方法搞材料，上海有的是，你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反映？

（五）反对向兄弟省市学习并经常眨低诬蔑外地的经验

  刘仁一向标榜吹嘘自己“最正确”“北京工作稳”反对向兄弟省市学习。

  一九五四年市商业局几个干部到沈阳学习政治工作经验，回来向刘仁汇报时，刚说了几句刘仁就大为不满，批评商业局的领导说：“东北经验多，他们还上咱们这几学习经验来呢！”

  最近几年北京曾几次去上海学习农业生产经验。当这些同志回来时，刘仁一见面就说：“你们回来了，这回舒服了吧！自己的经验不总结，就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一九六四年五月市里有的领导干部去大庆参观学习，回来后向刘仁汇报时，他竞诬蔑说：“大庆思想工作做的太紧了，小问题也揪个没完！”

四、在四清运动中推行修正义主路线

  刘仁几年来公开抗拒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四清运动的指示。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一）反对阶级斗争，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三年刘仁在指导海淀区的四清运动中，大搞干部“自觉革命”的样板，要社队干部领导运动，当“司令”，工作队当“参谋”，起“胶合板”的作用。大力推行不要斗争、要“溶合矛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四年刘仁到通县白庙大队蹲点搞四清，他写了一篇题为“扎扎实实做好发动群众工作”的文章，全篇共分六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一句话、一个字提到阶级斗争，全篇充满了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毒气。他平时谈到积极分子和干部条件时，总是强调一条“在农村是参加农业劳动好’，根本不强调政治条件。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后，刘仁从未讲过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从未讲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一次会上，他说：“队干部讲‘干部春天是好人，夏天是忙人，冬天是罪人’，你们想想，干部是什么心情？社教运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李遂（刘仁蹲点的大队）的干部，许多是当年新选的，大贪污也没有多少，群众意见多的就是工作不走群众路线”，“群众对换干部也不满意，说烙饼干部什么时候算了？群众就是这样批评我们的”。他还在几次会上津津有味地重复讲李遂公社一个外号“国王”的队干部，如何为集体操心，作风如何简单，每次运动都挨整，等等。把农村里的主要矛盾说成是干部工作方法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

  一九六五年刘仁在顺义县李遂公社李遂大队蹲点，他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况不加过问，相反，当大队四不清干部在社员代表大会上下楼时，他出面制止，强调不要伤了四不清干部的“感情”，还叫工作队出面，保护四不清干部过关。平时，他无论和工作队员谈话或与队干部，社员谈话，几乎每次都谈生产，很少问到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争的情况。

（二）用生产冲击四清运动

  每当四清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刘仁就召开县（区）工作团党委书记会议，每次会上，都把生产放在最突出的地位，不问或很少谈四清运动，更不研究怎样抓革命促生产，而是单纯布置生产，压指标，压任务，把工作队的手脚捆得很紧。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是召开三级干部会干部交代问题掀起四清高潮时期，他按彭真指示，在县（区）工作团书记会上提出要大搞二十天抗旱，说：“三干会已开的，算了，正开的，开完，没开的，让分团考虑，什么时候开适当。”“开了三干会的，白天搞生产，工作队带头一齐上，晚上搞运动。”这样，许多地方就把运动停下来了。顺义县在刘仁的压力下，连少数人进行的查帐工作，也不敢搞了。一九六六年二月，当四清运动进入对敌斗争时，他又召开会议布置大搞平地。

  刘仁为什么这样呢？他自己曾说过：“工作队一进村就要三结合，不结合， 我就抓生产，生产搞不好找你们工作队，这样一抓生产，他（指工作队）不结合也得结合。”

  刘仁反对毛主席提出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他的标准只有一条：看增产的幅度。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渡河大队工作队负责人来旧市委汇报四清运动，要刘仁去验收，刘仁说：“现在不验收你，到秋后，看粮食打多少就是验收。”他到区、县了解情况，也是“只要粮食”“不要运动”，经常叫嚷：“运动搞得怎么样，现在我不管，就看你秋后，增产没增产”。

（三）包庇四不清干部，到处刮翻案风

  刘仁在四清运动中，反对对四不清干部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对他们的处理，只讲坦白从宽，不讲抗拒从严，经济退赔也是马马虎虎，并且大刮翻案风，为四不清干部反攻倒算。朝阳区金盏公社小店大队前支部书记杨××，包庇儿子贪污，大骂贫下中农，民愤极大，被选掉。刘仁知道后，强迫公社党委撤掉新选的支部书记，让杨上台。

刘仁在白庙一再为四不清干部开脱，大队支部付书记武××，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民愤很大，外号呼“武阎王”，刘仁却说他打起仗来，是一个冲锋陷阵的能手（武是复员军人），不准交给群众斗争，坚持把武留在党内，结果，只给武留觉察看处分了事，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白庙四队前付队长武××，也是个蜕化变质分子，民愤很大，刘仁极力保护，叫武到对他意见大的社员家登门道歉，搞所谓“撒一撒火’，取消群众斗争。刘仁还以“老干部领导生产有经验”为名，硬让四不清干部继续当干部。如原大队长郭××，一贯多吃多占，打骂群众，社员都不同意他当干部，但刘仍安排他当大队管委会委员，和生产队队长。

  李遂大队前大队长郭×（党员），在困难时期，主张分田到户，不干工作，最后申请退党。刘仁到李遂后，为郭翻案，硬说公社工作组强迫郭退党，强迫公社党委恢复了郭的党籍。李遂大队黄世贵，于一九五八年因贪污被捕判刑。刘仁知道这一情况后，亲自到顺义县质问审判员，企图为黄翻案。

  刘仁还包庇通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拓（前县委书记），支持他反攻倒算。一九六四年通县四清运动中，群众揭发了刘拓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刘仁知道后，即派其亲信旧市委常委黑帮分子贾星五亲自坐镇保护刘拓过了关，把坚持斗争的革命同志打成“反党集团”。镇压了这场革命运动。

  一九六五年以来，刘仁还和彭真一起，在幕后指挥，制造了镇压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反革命事件。

（四）包庇地富反坏分子

  刘仁对地富反坏百般保护。只强调“改造”，只强调发挥作用，不强调警惕，不强调斗争。例如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他对几个队干部说：“对地富你们有什么办法叫他们积极起来搞社会主义。地主、富农能不能改造？李宗仁也回来了，宣统皇帝也在改造，北京有些大特务也在改造，徐××（大特务）还是市政协委员。你们对地主，富农的改造要好好研究一下，只要他们好好劳动，不破坏，没有反动言论就行……。”还亲自部署赌犯李祥召开赌博人的大会，让他们自己互相揭发，自己斗自己。对反动会道门也是如此做法，弄得是非不清，好坏人不分。

  白庙地主子弟，坏分子张世华，思想反动，玩弄妇女，打架骂人，破坏生产，被捕入狱。刘仁一到白庙马上命令政法部门将张从狱中放出并且狠狠批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过去对张做得过火，运动结束后；刘一次去白庙，不找任何人，单找张世华谈话，并到李遂散布说：“张世华表现不错，他说听我的话，一定学好。”就是这个张世华，最近普选时还猖狂为其母（戴帽地主分子）翻案，撕毁选民证。刘仁在李遂，对叛徒，投机倒把分子邱永安很关心，宣扬说“这个人我准备用他，让他帮助治保委员会维持治安”，并且把几个赌徒、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安置在大队管委会下设的水利等小组，“发挥他们的作用”。

（五）不发动群众，反而大整群众和工作队

  中央在前十条和二十三条中明确提出“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并且“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刘仁反对毛泽东思想，完全以一个资产阶级老爷的面目，对待群众运动。

  一九六四年，刘仁在白庙搞四清，进村后强调“做一个人的工作”，搞扎根串连，不发动群众，以至有的队几个月还没有扎下根子，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而对群众则摆出一付老爷面目，对积极分子说“我是来看戏的，你们不起来，我就不管，还让张富贵（混入党内的资本家）当支部书记！”

  一九六五年刘仁在李遂大队借发展贫下中农协会会员之机，吸收中农、地富子女列席参加，要求加入贫协的都要在大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连吸收民兵、民兵发枪等，也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了人人过关，大整社员群众，这段时间搞得最长，花的精力最大，刘仁还以此作为得意杰作，到处宣扬推销。

（六）煽动干部，反对中央工作组

  “红旗”杂志社的同志在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搞四清，成绩很大，但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工作队撤出不久，经刘仁同意派去了一个专案组，以复查反动富农邓庆福案件为名，大反工作队，诬蔑四清搞坏了，企图搞垮现任干部，全盘否定四清运动。他们不听贫下中农的意见，尽找四类分子和下台干部谈话，并动员他们翻案，致使这些人气焰嚣张活动猖藏。

五、一贯独断专横，破坏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实行资产阶级的独裁

（一）独断专横，个人独裁。

  一九六六年区、县普选，刘仁不顾选举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批示，擅自推迟 选举时间，增加县代表名额，当干部提出意见时，他专横地说：“我就是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我说了算！”

  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刘仁不分清红皂白，一声令下，停止由北京向外调运商品，一九六一年时实行工业券制度。刘仁反对，后来，因中央商业部提出意见，才不得不实行。全国通用粮票，也由于刘仁下令，一度在北京不能“通用”，外埠客人来北京没法吃饭。

  一九六二年华北局开计划会议，会前市计委研究全市粮食计划产量××亿斤，刘仁知道这一数字后，马上发火，说：“到不了××亿斤你们包起来？”他的一句话即把予计产量降一亿斤。

  刘仁还让北京市山区种一亿株核桃，可是全市山区只有一千六百万亩地，一亩种十株，就要用一千万亩地，不考虑行不行，尽说大话，瞎指挥。

（二）对干部实行压制打击，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刘仁一贯实行家长式统治，对干部态度粗暴，瞪眼训人、骂人，耍官老爷作风。蛮横不讲理，动不动就对下级干部大发雷霆说：“我撤你的职”，“你给我跳河死去”， “你们给我写自动退职书”。群众说他“老虎屁股摸不得”，“国民党旧军阀作风”，象个“暴君”，城建委××写信给旧市委反映×××的问题，刘仁就找人整他。刘仁说：“你告状， 看你写的这两字，象王八爬的一样，拿回去吧！”××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一些问题，刘仁把××批评了一顿说：“你为什么给中央写信，为什么不先给市委看，为什么不给市委写信？”公开压制民主．对向中央反映意见的干部进行打击。

六、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为复辟资本主义进行组织准备

  彭、刘反党集团，深知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必须积蓄他们自己的力量。因此，多年来，他们实行了一套封建邦会的、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采取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等卑鄙手段，收买拉拢一邦人，结成死党，形成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宗派集团。刘仁就是这个反革命组织路线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一）长期准备，积蓄力量

  早在解放前，刘仁担任晋察冀城工部部长时，就把城工部地下党当成自己私党，从中培植亲信，从京、津两市收集大批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叛变分子、流氓分子，他说：“来的人里有一半不是特务就行”，对这些人不加审查，加以重用，有的并被拉入党内，还吸收了大批不够条件的剥削阶级子弟入党。解放后，他纠集地下党系统，他的亲信和彭真党羽合流，控制了北京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大权。在北京的十多年，刘仁先后担任旧市委组织部长、付书记、第二书记，继续积极巩固、发展这个反革命宗派集团，他首先安插亲信控制了旧市委绝大部分部委和大部分城区区委以及市级工、青、妇组织的大权，又利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二年两次党代会，安排大批亲信为旧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随后，积极向市人委各局和许多大的基层单位派遣亲信，提拔修正主义接班人。多年来，他对人权从不放手，各级负责人的安排都要他亲自点头，就在他养病期间，别的事可以不管，干部安排却从不放松。使上下各方面的大部分重要部门都为反革命集团所控制。

（二）为包庇坏人，制造谬论

  为了包庇坏人，刘仁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箩论。如说：“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相当我的一个基层支部书记，三青团分队长也就是个团支记，有什么了不起”，对于反革命分子，他说：“你不了解他时还用他，现在了解了，更可以信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散布说：“知识分子中那有成分好的，发展地、富、资本家子弟入党是挖他们的根子，让他们断子绝孙，这有什么不好？”对于道德败坏，蜕化变质分子，则说：“男女关系问题是一般作风问题，算不了什么，要看干部的主流”，还说“特务也可以发展入党，这叫以毒攻毒”，“富农分子也可以当党员”，等等。

（三）施展各种卑鄙手段，网罗牛鬼蛇神

  1. 提拔重用，包庇纵容，安插要职，进行收买。大叛徒邓拓，一九五八年在人民日报被罢官后，刘仁与彭真合谋将邓要来担任旧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各部门，猖狂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邓对在人民日报罢官不服，刘仁鼓动邓翻案，说：“你那个问题可以给中央写个报告，把事情讲清楚！”

  大叛徒廖沫沙，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解放后刘仁派他担任旧市委教育部长、抗战部长。一九五五年刘仁不让向党代表公布其历史问题，包庇廖当选为旧市委委员。一九六四年报纸批判廖的反党毒草《有鬼无害论》后，刘仁还让他担任北京市和大代表团团长去日本访问。

  反动党团分子赵凡，旧市委书记处书记。有人检举，经过调查，他参加过“复兴社”。本人抵赖不承认。刘仁对这个问题，不但没处理，还把他由旧市委农村工作部长，提为常委、付市长，又提为书记处书记。在提书记时，欺骗中央隐瞒不报参加复兴社的材料。

  大流氓冯基平，旧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付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冯长期把持市公安局，安插大批坏人，把公安局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据点。他利用职权，奸污妇女，女方不干，即逮捕劳改。他生活糜烂，挥霍无度，许多生活用品都是进口货，去年调陕西后还让北京市公安局专程往西安送衣、物、食品。刘仁对这个大坏蛋爱护备至，升官晋级，极力包庇，有人检举冯的问题，刘根本不予理睬。

  流氓恶霸贾星五，旧市人委秘书长、市委常委，为非作歹，长期霸占一女干部。刘仁包庇，不作处理，还向中央隐瞒了问题，提他为旧市委常委。贾长期闹情绪不好好工作，刘仁不予处理，反而说：“提拔他当付市长就好。”

  恶霸地主分子刘君达，旧市委监委付书记，过去单独管家七、八年，吃喝嫖赌抽大烟，残酷剥削农民，横行霸道，民愤很大。一九三七年混入革命队伍后，反动的阶级立场未变，一九四七年他带领几名全付武装的警卫员回家镇压土改运动，一九四九年他在广西工作，未离婚又娶了一个反革命的女儿作小老婆。一九五二年在中南地区呆不下去（到北京养病），被彭真、刘仁招来北京，在监委工作十多年。在刘仁支持下，他干了大量的包庇坏人，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的罪恶勾当。一九三八年因托派问题，晋察冀分局除奸部拟将这个坏蛋处决，当时也是刘仁把他保下来的。

变节分子孙方山，旧市委监委付书记，抗战前在太原被捕，住反省院自首变节，出狱后给看狱的管理科长教家馆。解放后刘仁大加重用，担任了市人事局长、旧市委付秘书长等。

  反动党团分子任彬，旧市委组织部付部长，历史上曾两次参加国民党。怀疑他加入“C C”的问题未查清。解放前贪生怕死，不敢到北京作地下工作。但刘仁一直包庇重用他，一九五五年任市人事局长，一九六二年又提组织部付部长。

  大特务徐××，国民党军统冀察热辽特别站少将站长、北平站站长，据说北京解放前夕曾与地下党有过“联系”，解放后没有将这个战犯上交中央处理，而是放在一劳改所“受训”。一九六二年全国政协安排了释放的战犯，在安排市政协委员时，刘仁也把徐放出来安排为市政协委员。

  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彭佩云。旧北大党委付书记，本人参加过三青团，父亲是大资本家，又是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其父被上海公安局逮捕，彭佩云曾去上海探监。一九六一年其父病死，又去奔丧守灵，并写祭文说她父亲“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表示“决心’听其父亲的话。对于这个反革命的“忠贞孝女”，刘仁视为掌上明珠，一九六二年要提任旧市委大学部付部长。华北局未批准，刘仁等就把她派到反动堡垒北京大学任党委付书记。

  2．利用一切关系，招兵买马，搜罗坏人。扩大反革命修正主义队伍。其中有些是他的老党羽。

  自首叛变分子戈×，前北京日报总编室主任、国际部主任。刘仁的老部下。一九四四年在冀东被日本逮捕，自省叛变，接受敌人任务。被派回解放区。一九五六年戈在广州军区工作，审查定为叛变分子开除党籍。戈为此来京找其老靠山刘仁，刘仁利用职权将这个老党羽调京。将叛变的结论改为“犯有错误不予处分”，并安排到报社担任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作贼心虚，急令组织部把戈调离北京，企图消灭罪证，被革命群众发觉制止。

  自首叛变分子安×前北京出版社社长，反党分子张大中的老婆。解放前在北京作地下工作被捕，自首叛变，接受敌人任务，后被刘仁调回解放区，未作任何处理。反右派斗争中，她在高级党校被批判，随后刘仁就从高级党校将她要来分配旧市委研究室作组长，让组织部帮她翻案，后又提为北京出版社社长。

  有的虽非共老党羽，但只要得他赏识，就立即调京。

  李×，反党分子王汉斌的密友，一九五七年在中央某机关划为右派后，下放东北劳动。一九六二年找王汉斌要来北京，刘仁与李谈了一次话，认为李“有才干”，就不顾中央控制城市户口的规定和群众的反对，硬将其调来北京。

  丁××，××制呢厂厂长，一九六○年组织上发现他隐瞒了参加国民党，担任兰州工业学校三青团团部干事的反革命身份，被取消予备党员资格， 刘仁去该厂视察， 发现此事，大发雷霆，说：“一个三青团干事，就取消予备党员资格！”强令前市委工业部给予恢复了党籍。以后又由车间主任提为厂长。

  刘仁为了搜罗党羽，对坏人关心疼爱得无以复加。

  张××，原浙江一中教员，刘仁秘书的弟弟，思想极端反动。他因受到批判，“情绪消沉”，要求来京。刘仁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找他谈话。此人谈话时公开咒骂共产党，刘仁也趁机发泄对党的仇恨，请看他们的对话。

  张：“你们共产党说学习时可以发挥自由思想是骗人的，我这样作了，结果以思想反动等十六大字定了案。”

  刘：“你实在不满意，可以把你调来北京，把这些材料烧掉”。

  张：过去在革大受了委屈。

  刘：“我现在代为向你道歉，好吧！”

  张：“我认为现在政治学习完全公式化了。只能说规定好的几句话，千篇一律，听了就肉麻。”

  刘：（未正面回答）“你既然不放心，就写信去辞职，我们给你工作”。

  在一九五七年一次谈话中，刘仁向张说：“现在共产党开始整风了，以前我们整你们，这次你们来整我们了，你指着鼻子骂我的娘，我也不生气。”

  最后刘仁给这个反革命分子调来北京安排了工作。

  3. 破坏党的组织千方百计地把坏人拉入党内。

  大汉奸、大特务刘××，北京医学院付教授，曾任日本外相翻译，日军特务，日伪天津市卫生局局长。一九四六年刘××混入解放区，与刘仁、崔月犁结为酒肉朋友，一九六○年刘仁指使余涤清发展刘入党，余专程去北医用高压手段将刘拉入党内。

  刑事犯马××，南口农场付场长。解放前在北京作地下工作，将年仅13岁的内侄女奸污，以后长期霸占，不准女方结婚。一九五六年将马开除党籍、法办。但在刘仁包庇下，半年即释放，一九六一年刘仁、余涤清共同策划强令房管局将马又拉入党内，而且提前3个月转正。以后又提为市房管局付局长。

  4．利用职权，为所欲为，为坏分子翻案。

  刘仁对坏人关怀备至，他们受到组织处理或群众揭发后，刘仁千方百计设法为他们翻案。尤其是一九六二年借甄别工作之机，把大批被开除出党的反党修正主义分子收回党内。

  右派分子白××，旧市委监委办公室付主任。反右派时因他在开八大时上万言书，攻击党内没有民主、自由，不如南斯拉夫等，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三年大搞翻案风时，

  刘仁两次找白谈话，扬言“他给党中央上万言书是正常现象”，要前市委机关党委给白翻案。

  孙××，前交通局付局长，一九五三年强奸一女干部，逼迫成疯，法院曾判孙三年徒刑。刘仁闻讯大闹，叫公安局派女干部对受害者进行压服、监视，用非法手段检查女方信件。后来，竟骗已精神失常的女方与孙在一起，让孙与女方纠缠，同时用录音机偷录下双方的对话，以此证明是通奸，不是强奸，把孙包庇下来。

  刘仁见坏就爱，无坏不包，一些基层组织处理了的坏人，只要被他发现，也进行干予。

  王振山，通县平家疃党支部书记。长期隐瞒携抢投敌叛变的严重问题，一九六五年四清开除党籍。刘仁知道后马上下令收回，还让王当上了大队长。

  牛文群，通县台湖大队党支部书记，漏划富农，当支部书记欺压贫下中农，民愤很大，四清中给他戴上富农帽子，逮捕法办。刘仁知道后说：“他不是富农”，马上就给牛翻了案。

七、生活糜烂、毒害青年

  刘仁是一个生活糜烂，腐化透顶的资产阶级官老爷。

（一）吃喝玩乐，荒淫无耻

  暂时困难时期，刘仁常到北京饭店大吃大喝。一次刘仁带着八个人去北京饭店摆宴。

  饭店书记、经理、科长十九人列队欢迎，殷玉昆（前市人委秘书长）站在餐厅门口一旁伺候。

  刘仁假借有病，长期住北京饭店的特等房间（北京饭店仅有几间，每天房钱27元），并且神圣不可侵犯，除他以外任何人不得去住，而且在睡觉前必须找饭店的高级“按摩师”按摩长达几小时才能入睡。几年来刘仁在家晚上十一点以后必须由女按摩师按摩后才能入睡。真是荒淫无耻。

  刘仁这几年不工作，长期养病，还要医院派一位特别护士每天耠他按摩、送药、换药、招待客人、陪他打扑克。经常要旧市委一些部长、如张青季、崔月犁等陪他去郊区游玩，一去就是两三天。还要运动员和医生陪他去密云水库等地休假、下棋、特别是医生放下大批病人不能管，陪他一人去玩。

  三年困难时期，刘仁经常借下乡为名，到通县和刘拓一起吃喝，还专门修了一个高级的东颐饭店。刘拓专门搞了个王八坑，养王八供领导干部吃用。刘拓经常坐汽车给刘仁等送王八。

  刘仁在以下各处都有“行宫”：北戴河、颐和圆，密云水库、畅观楼、国际饭店、北京饭店、天堂河农场。刘仁在北戴河盖的一所楼房花了三十多万元，陈设极为讲究。一九六四年因刘仁经常在颐和圆听鹂馆休息，就让房管局按装了暖气和卫生设备。

（二）下乡“蹲点”，作威作福

  一九六四年九月，刘仁到白庙“蹲点”，准备住公路处道班的房子，跟随他去“蹲点”的反党干将张彭立即找市政工程局付局长和公路处党委书记部署了一大堆任务，限期完成从这一堆任务中也可看出这个反党头目是怎样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成作福。

  1.审查工人。为了保证刘仁的安全，要求严格审查道班工人。这班总共有8名工人，都不合乎要求，必须调离。当时工人都不顾走，有的离家远，增加了生活困难。

  2．腾房。道班只有四间住房。全部腾出，新调来的工人无处可住，虽是十月晚秋，凉风飕飕，也只好住在三面是墙，一面透风的敞棚里。

  3. 盘坑。刘仁到道班房亲自选择位置，当面指示如何盘炕。用了五天时间完工后，刘仁对公路处党委书记大批一顿：“你真不是办事的人，盘坑怎么找个湖南人？”只好拆了重盘。又说：“我不住了，这里离马路太近，不安静。”就这样，花了四百多元，用了三十多个工，盘好后，一夜未睡。

  4．修井。道班附近本来有水井，刘仁怕吃农民的井水不安全，把道班附近的一口土井改为专用。先用水泵把井抽干，又买石块衬砌，井台加高，围上土堰，打上混凝土，井口加上盖上锁，木盖上又加制铁皮保护。

  5．投置重重防线。为保安全，房子周围围上一圈铁丝网，赶制大木门，堵死后窗户，房子四周种的大麻子，怕藏人，统统砍掉，为防喝水中毒，特备两口大水缸养鱼。

  6. 添置炊具，铺板和取暖设备，按路灯，装电话，修厕所，改建汽车库、汽油库、警卫人员住房。公安局还派去两个警卫班，一位处长。

（三）毒害青年，把北京专业运动队引向邪路

  一九六二年以来，刘仁在养病期同，经常到先农坛运动系去，瞎指挥，乱出主意，用费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蚀运动员。

  对运动员娇纵溺爱，生活上百般“照顾”。让运动员去颐和园市委招待所休息、又让园林局从香山拨房子供运动员休养。

  一九六五年夏天，连续三次带领七、八十名男女兰球队员到密云的别墅住了一个多月。他限当地农民在三天内将兰球场建设好，兰球架是从北京拉去的，在吃喝方面，他找北京饭店等处的名厨师做饭，用汽车到密云县城和北京买付食品和西瓜。不吃死鱼，要到离别墅三十多里的地方取活鱼。白天吃饱喝足，晚间叫穿三角裤权、背心的女运动员陪他打麻将牌到深夜两三点。男运动员被放到离别墅十公里的水库管理处住宿，工作人员不仅不能随便出入刘仁的住室，即使通过他的窗外，也不敢有脚步声、咳嗽声。可是女运动员却不分日夜，可以随便出入他的住室。

  还命令市教育局从建设经费中抽出八十三万元在先农坛给运动员盖了一所设备非常讲究的宿舍大楼，并找园林局在先农坛搞绿化。

  刘仁看比赛，赢了嘻嘻哈哈，输了怨这怨那。一九六三年全国兰球联赛，为了不让“八一队”得冠军，刘仁竟指使北京女兰弄虚作假，故意输给新疆女兰。

（四）假公济私，损公肥己

  机关购置的电视机、钢琴，本应该机关全体同志使用，可是刘仁却把这些东西搬到他家去自己享受。他家中的陈列品，沙发、地毯、桌椅，手表都是工厂以试制品名义送给他的。

  刘仁的两个孩子，在学校和家里都各有一套公家被褥，连他的侄儿、侄女来京上学所用的被褥，都是公家的。

  一九六二年刘仁通过刘涌由公安局幼儿园找一位保育员给他家看孩子，保育员工资由公家开支达半年之久。

（五）一人得道，全家升天

  刘仁的岳母有病，也要叫公务员陪着到医院找内科主任看，而且还是先看病后挂号，他的小孩得病，把同仁、友谊医院的两三个大夫都找来会诊。

  刘仁的儿子学习差，经过“疏通”，却考上了清华大学，小儿子才十五岁，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却天天看内部“参考资料”。

  刘仁要外办干部占用工作时间去他家作“家庭教师”，给他孩子补习俄文，先后有三个人，去了很长时间，他的孩子有时躺着听讲，并说想学法文，将来到法国去，因为法国服装漂亮。刘仁的老婆还特别嘱咐让找脾气好的去教，说孩子大了，有思想了，不能象小孩那样管教了。有一次刘仁带儿子去东郊农场，他儿子要吃炒饭，厨师马上做了碗鸡蛋炒饭，他儿子一看不吃，后经刘仁说明他家炒饭的炒法是扔掉蛋黄，只用蛋清裹饭粒，多加油炒，厨师立即按此炒法重做一碗。

  刘仁的老婆给儿子买了辆自行车，他儿子大发雷霆说：“你买车，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你知道我要不要？”刘仁在一旁却笑喀嘻地说：“别这样，你不喜欢这个，再给你买别样的嘛！”

  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析世鉴： 「毛主席说……跑掉」，原文为粗黑体字。】。刘仁这个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对党、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对于这个万恶的敌人，必须发动广大革命群众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把他斗垮、斗倒、斗臭，同时要彻底肃清他在北京市散布的毒素，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市委监委 组织部 统战部革命同志整理

一九六六年九月


  以上《反革命修正主义二头目刘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是以1967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印《旧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罪行录（揭发批判资料选编）》中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电子化处理；原文简繁体字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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