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达：血紅八月中的「四中現象」和「清華附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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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為文革校園暴力負責？ ——血紅八月中的「四中現象」和「清華附中模式」　（索達）

《明报月刊》 2016年8月

陳曉魯、宋彬彬半個世紀後的高調道歉，除了紅二代的自我感動之外，引起網上一片反彈，更遭到死者家屬的拒絕。我們不得不再次反思一九六六年七八月北京的校園暴力。海內外史學界對此爭論最多的莫過於「清華附中模式」和「四中現象」了。它和「師大女附中打死校長」並列校園暴力三大案例。
一九六六年六月底，北大附中彭小蒙邀請各校展開對聯大辯論。「邀請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幹部子弟，而且盡量穿黃軍裝。」（《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即紅衛兵首創者之一宋柏林的日記，下稱「宋柏林日記」）這場一上台就問「什麼出身」的辯論，實際上是站在血統制高點上的幹部子弟一面倒的喧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四中的劉輝宣自己都沒料到，他這首「連詞帶曲，一揮而就……有意弄得更難聽些」（劉輝宣：《昨夜星辰昨夜風─北京四中的紅衛兵往事》）的口號式「造反歌」在會場上一炮而紅，穿上黃軍裝的紅衛兵聲嘶力竭。來自清華附中的駱小海被這種氣勢震撼，雖然對這種等級森嚴的官氣不以為然，卻對自己的雜亂着裝自慚形穢。
同是四中的牟志京在《似水流年》中描述：「新成立的紅衛兵身着軍裝，武裝帶要麼繫腰間，要麼在手中揮舞，威風凜凜。校園到處是嬌艷的美人蕉，一夜之間，被抽得七零八落。南院堆着大量圖書館的書籍被點燃，化作青烟縷縷，升空而去。」
儘管四中和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袖，都聲稱自己不同意「對聯」的絕對化，但原因並非一樣。四中開國元勳子弟覺得無需再通過血統論強調自己的特權傳承，而清華附中最早造反的紅衛兵裏有不少「非紅五類」子女。但「對聯事實上成為紅衛兵的組織原則—只有出身『紅五類』的學生才有資格參加紅衛兵，而堅決反對對聯的學生，即使出身『紅五類』也不能參加紅衛兵。對聯成為老紅衛兵與生俱來的鮮亮胎記。」（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儘管清華附中紅衛兵一再表示對四中「對聯歌」的不屑，但它的激進派「齊向東」貼出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卻給對聯提供了理論支撐：「我們要造反，要奪權，要組織階級隊伍幹革命，就是要大講階級路線，就是要看成份！」
出身既是幹部子弟的保護傘，也是非紅五類與生俱來的緊箍咒，但卻也能剎那間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四中老師一句「你爸爸並不是黨員」，對於原以為是革命後代的陳凱歌來說猶如五雷轟頂，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張明在得知自己的姨父居然是台灣的行政院長李煥時，自貶到西小院當木工。


「四中現象」的羅生門
「對聯歌」使「四中成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之一。由於出身問題，同學之間出現進一步分化。一個『貴族』學校，突然卸去樸素優雅的偽裝，露出猙獰面目。」（北島：《文革中的北京四中》）這種思潮裏包含着歧視和蠻橫，正如歌詞中的「滾他媽的蛋」一樣。
這種仇恨一旦化為暴力便如脫韁野馬，它的第一輪對象就是姑息縱容的校領導和失去話語權的「反動學生」。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四中操場發生了群毆校領導的暴力事件，但對現場的描述卻出現了羅生門式的不同版本。
北島回憶：「八月四日，一個冒充紅衛兵的『反動學生』在王府井被發現，帶回學校，在操場上打得半死。與此同時，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共二十三人）被遊鬥，被學生們拳打腳踢。 」劉東在《親歷者的見證》記載：「拳腳雨水般砸向被遊鬥的人身上。」掛牌子戴高帽的「楊濱花白的頭髮散亂了，鞋子也掉了，臉上血水、汗水和淚水混在一起，淌落在操場地上。」（楊濱花為四中校長）
但根據另一些記載，我們看到不同的說法。秦曉在《四中往事》中說，是「孔丹正召集我們開會，聽到消息我們立刻衝了出去，拉起手攔着，不讓搞過激行動。那幫學生就向校長和老師潑墨水，我們幾個都被潑上了。隨後，由孔丹主持開大會，他試圖把秩序扭轉過來。」劉東說：「新上任的『文革會』主任孔丹走上講台，首先帶領大家學習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然後明確指出，批鬥學生不是運動的大方向，『文革會』不同意召開這樣的批鬥會。」 劉輝宣說：「有人做了個大木枷，套在他們頭上。周堅快氣瘋了，黑着臉叫人拿下來。那次批鬥會打得楊濱腰都直不起來了，還是趙勝利扶她下的台。」他還舉例，當時不管是受衝擊較小的軍界幹部子弟，還是困境中的薄家兄弟都幫助過老師。秦曉說：「楊濱是個老革命，我們一路保護……不能讓她自殺，也不能讓她受罪。」他們把校長老師集中在一個廢棄食堂，由專人看管。名為可隨時批鬥，實際是給予保護。紅衛兵領導既體現了政策性，也表現了掌控力。「後來楊濱一直念叨這件事，直到臨終還說，孔丹、秦曉、趙勝利保護了我。文革中四中的老師、校領導基本上都沒挨過打，更沒有自殺或被打死的，後來楊濱的兒子宋心魯稱之為『四中現象』」。
然而，牟志京的回憶否定了這種基本沒挨打，更沒有自殺的「四中現象」：「某日，在總務處小院，我看見教地理的汪老師被剃了陰陽頭，坐在書堆上默默流眼淚。第二天就聽說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盡了。某日，在校園有人用擔架抬着教歷史的朱老師。他一臉平靜，問起來，據說是自殺未遂。」


「清華附中模式」的是與非
七月二十日，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激進派「齊向東」拿起皮帶，在全校廣播《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也就是在這天他們開始批鬥本班四個出身舊階級的「右派學生」。
在宋柏林的日記裏紀錄了七月五日批鬥團委書記顧涵芬、七月十一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七月二十日批判學生鄭國行。批鬥會由各班的紅衛兵核心小組發動，班主任被爭先恐後的學生圍在中間，任何辯解都會招來更激烈的呵斥甚至被潑墨水和漿糊。
儘管工作組和紅衛兵在權力分配上出現矛盾，但在批判學校領導上是一致的。清華附中對老師學生的批判開始於七月初，到八月末上升為肉體暴力。
高六五五班八月的大字報《做頂天立地的人》，更是蠻橫霸道：「我們工農革幹子弟要當家作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們面前必須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凡出身非工農革幹子弟者，我們可以隨意找來談話。他們在我們面前必須矮三寸！」
各班對學生的批鬥不斷升級。八月八日，高一才貌出眾的女生Ｙ由於不堪紅衛兵的輪番批鬥，在晚上跳窗逃到圓明園，然後到五道口衝向駛來的火車。「四個郵電學院的大學生穿過鐵路時，發現鐵軌邊的一個蜷曲的人，渾身是血在草叢中翻滾呻吟……。」
八月的北京已開始籠罩着一種躁動的狂熱，「破四舊」已蔓延成群眾的私刑。八月二十六日開始，發生了被留美學者王友琴稱為「清華附中模式」的校園暴力。宋柏林在當天的日記裏也有記述：「……回去後幾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帶、竹條猛抽。」
挨打最嚴重的是高六三一班鄭國行、鄭光召、徐經熊、戴建中等四個紅衛兵的宿敵。孫立哲看到自己的鄰居徐經熊是最硬的：遍體鱗傷，但一聲不吭。
但打人的並不都是紅衛兵，鄭光召在日後文章中提供了一個細節：「大多數人原來都是一派。許多人為拯救自己，只有拼命打，以此表現『反戈一擊』、『劃清界線』」。
八月二十六日，在五樓大教室批鬥校領導，暴力達到頂峰。我採訪了曾被工作組圈定的四個「黑幫」中，除過世的校長萬邦儒外的其他三位：
顧涵芬（女、團委書記、三十歲）：紅衛兵「把我的頭剃了，弄的亂七八糟。然後就跪着那兒批鬥我，有幾個女同學拿着皮帶抽我，拿皮帶頭打我，把我左眼打壞了。」
馮玉中（教務主任、支部委員、三十八歲）：「八月二十五日就是在五樓大教室，開始是文鬥，後來就有動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夠戧，就用皮帶什麼的打，皮帶頭。」
韓家鼇（黨支部書記、副校長、三十四歲）：被逼着燒他送的「腐蝕工農子女的字典。一邊把我的頭往裏面摁。然後後面還有拿着鞭子、皮帶的什麼抽呀，打得後面皮下出血。」
所有挨打的老師都說，挨打最厲害的是萬邦儒和劉樹華。萬邦儒作為頭號「黑幫」校長，打得遍體鱗傷內臟出血。但劉樹華只是一個兼任團委副書記的物理老師，由於以前學校對他感情生活的材料傳出，不堪輪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囱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批鬥的還有分管附中的清華大學教務主任邢家鯉。「宋柏林日記」記述，他一進校門看到紅衛兵就摘下眼鏡準備挨打。八月十六日，參加圍攻團中央。晚上「把胡克實押回學校，『借』來鬥爭。」
儘管清華附中給予齊向東撤職處罰，對外在發表了反對打人的「緊急呼籲」和「十點估計」，但卻無力控制本校的暴力。無獨有偶，和四中一樣，清華附中也把校領導看管在西小院，但卻成了各派學生隨意施暴的場所。


血統論下的精神摧殘
紅衛兵在辯解打沒打重不重時，往往忽略了深層的精神摧殘。劉東記述，四中雖然把老師集中看管避免挨打，「但夜半時分，四中小院不時傳出像哭一樣的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有的神思恍惚，但有的居然搖頭晃腦，打着拍子，自我陶醉一般。」
被紅衛兵抄家的陳凱歌在《青春劍》寫道：「我的同學們拿走了從鬧鐘到照相機的所有財物。他們離開時竟然個個莊嚴地依次同我握手，彷彿他們才把我從歹徒手中拯救出來要通過這握手得到當然的感激似的。」
當陳凱歌聽說父親陳懷愷參加國民黨時，對父輩施以身體衝擊，成為兩代人終生的悔恨。「當一個孩子當眾把自己和父親一點一點撕碎，聽到的仍然是笑聲，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民呢？」
清華附中被打得滿臉血污的鄭光召為表明忠心，把毛主席像章別進肉裏，直到潰爛。一個女生把自己當過地主婆的奶奶拖到操場烈日下打罵。校長萬邦儒和韓家鼇被強迫互搧耳光。致使劉樹華爬上烟囱的最後一擊，是因為為師者遭受顏面掃地的凌辱。
兩個學校領導老師的不同境遇也和他們的角色和個性有關。四中校領導本身就是老幹部，對子弟是保母式的看護者，而清華附中領導都出身舊階級，是得罪人的改革者。學生的行為往往是老師的反彈。這種寬容和剛直的個性反差在幾十年後依然涇渭分明。
面對當年紅衛兵的自責，劉輝宣說，四中老師幾乎眾口一詞的說當年沒有挨打，反而受到了保護。「我們怎麼沒有批鬥過他們呢？但四中的老師，不僅沒秋後算賬，反而設法把學生保護起來。」
秦曉等總提起，老校長楊濱一直到臨死還叨念：「孔丹、秦曉、趙勝利保護了我。」她真把他們當成了自己的孩子，還是當年的鬧事的子弟已成了權貴？對於逝者不應妄評。但她留給學校的形象只是一個慈母般的老幹部。
相反，當時絕不低頭的清華附中校領導日後也不諱言紅衛兵的暴力。顧涵芬為接見當年的紅衛兵，幾次吃了降壓藥，並表明「紅衛兵對我身心的損害是終生的」。
萬邦儒雖然也說「你們都是我的學生」，但生前面對嚴謹的學者，仍指出了當時的暴行和肇事人。他的銅像今天立在學校新樓的前廳，是當年各派紅衛兵對這個「教育改革家」的集體懺悔。


從紅衛兵的定位思考
我不懷疑道歉者的真誠，也理解沒有得到寬恕或稱頌的迷惘。現在僅從紅衛兵的定位提供下列幾點：
一、從個體上講，紅衛兵領導大都年滿十八歲，是憲法規定的承擔全部責任的公民。
二、從整體上講，紅衛兵是當時（從七月工作組撤離到九月軍宣隊進駐）學校的執政者。
三、從現時上講，道歉者的退休和分化已失去代表性。而Ｘ二代的割裂猶如血統論復燃。
我們還需要回顧一下清華附中和四中紅衛兵在北京乃至全國的位置。從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十二月，老紅衛兵佔據舞台二百天，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清華附中帶領人大附中等海淀中學，領導了第一階段反校領導、第二階段反工作組，到「八一八」達到頂峰。男四中帶領八中師大女附中等城區中學，領導了第三階段破四舊、第四階段對抗中央文革，到衝擊公安部走向衰亡。
清華附中當時成為全國學生各國外賓朝拜的聖地。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在天安門接受毛澤東的接見後，直接奔向清華附中。而四中紅衛兵一直延續接班人的角色，在現在的舞台中心仍處處可見他們的身影。
（作者為文革史研究者、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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