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斯大林的辩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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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后：斯大林被指“饥荒群体灭绝罪”


因为写《文革受难者》，我采访了大量经历过文革的人。在访谈过程中，有些被访者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到了1960年代的大饥荒。

北京的一位教师说，他来自安徽省全椒县的农村。他的父亲在1960年饿死，他的母亲在1961年的春节饿死。他们家所在的村子，有三分之一的人饿死。村里他的同龄小伙伴，没有上中学的差不多都饿死了。他因为在1960年到县城中学里住读，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伙食，所以没有饿死。当时，在路边就躺着一个一个饿死的人的尸体，有的还有气儿。其他人饿得没有力气去过问去掩埋。

我听得目瞪口呆。实在难以想象，生产粮食和各种食品的农村人，会在他们世代居住劳作的土地上大批活活饿死。实际上，这也很像年轻人看到我写的关于文革死难者的文章，大为吃惊，闻所未闻。

我之所以知道全椒县，是因为古典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全椒县人，吴敬梓是十八世纪的作家。然而全椒县在30多年前发生的大饥荒，却从未被报道也就不曾被人知晓。这使我再一次认识到历史写作的危机：普通老百姓遭受的巨大苦难，被漏记了！

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我注意到美国报刊上关于是否吊销隐瞒了斯大林时代大饥荒的记者所获普利策奖的讨论。Walter Duranty 在1922到1934年间担任《纽约时报》的记者，分管苏联新闻。他写了系列报道，还在1929年独家采访了斯大林。1932年他获得普利策奖，这是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奖。此后他的大照片和其他获奖记者的照片一起悬挂在《纽约时报》总部的第11层楼上。

2003年6月11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普利策奖委员会要重新审查1932年授予Walter Duranty的普利策奖。他被指控无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乌克兰的强制性饥荒。 实际上1990年出版的《斯大林的辩护士》一书就指出Duranty完全知道饥荒，但无视饥荒的存在以保持他能接近斯大林的途径。《纽约时报》当时也发表过一篇社论，责备Duranty “漠视灾难性的饥荒……当数百万人在乌克兰死亡的时候”。但是普利策奖仍是他的。

2003年，普利策奖委员会的成员们收到了大量的信件、明信片、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有数千之多，要求吊销Duranty获得的奖项。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3年11月号上，有一篇关于这一弹劾的长文，指出这显然是一个群众性行动。

确实，这是世界范围的乌克兰人组织的联合行动，其中有乌克兰裔美国人的组织。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1932至1933的乌克兰饥荒七十周年。这场大饥荒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制造的灾难。他们采用了一个特别的说法，将其称之为斯大林的“饥荒群体性杀戮”。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文章的作者做了调查，指出Duranty在苏联期间享受非常优渥的生活条件，有特别的食品配给，他的汽车上装备了秘密警察用的警报器。他有助手，有专用司机，还有一名叫“Katya”的厨子兼情妇，和他生了一个儿子。在他1932年写的文章中，他报告了1932年乌克兰的收成只有1931年的55%，但是他仿照苏联政府的说法，说这是由于懒惰的农民以及阶级敌人富农所引起的。他说：“这里没有饥荒和真的饥饿，没有这一类事情。”

乌克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也好，因此是盛产小麦的发达的农业地区。斯大林强制推行集体化政策，没收富裕农民的财产，把大批农民逮捕和流放，
引起了大饥荒，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现在多数历史学家同意的死亡数字是500万人。在1990年代发行的一部纪录影片《1917：红旗》中，可以看到死亡者的尸体被扔进车子，像草捆一样堆在一起。也有一位年老的乌克兰农妇在电影上讲述了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如何看到父母被装上了运尸车。

据《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文章说，Duranty不是没有看到这些，他就是把劳改营、财产剥夺和政治清洗当作推动一个落后国家进入二十世纪的必要手段。他在当时经常用的一个俗语是“要做鸡蛋饼，就要打破鸡蛋”。他在获奖以后写了几本书，一直没有改变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即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残酷的但是必要的人物。他在书中谈到“崇高”的目的可以成为采用冒进手段的理由，也就是说，数百万人民被饿死这样的悲惨事件，一方面他隐瞒不报道，另一方面他用“历史的必要”来为斯大林的暴政辩护。

在乌克兰大饥荒70年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打破了鸡蛋的暴君，并没有做出鸡蛋饼来。他统治下的人民，过的是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生活。而最重要的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生活，可以让暴君当作“鸡蛋”来打破吗？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谁建立了这样的理论？

2003年乌克兰人组织采取行动后，《纽约时报》聘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俄国二十世纪历史教授来审读Duranty的文章。这位教授写出了一份8页的报告，指出Duranty的报道“缺乏平衡及不加批判地接受苏维埃对其残酷和浪费的统治的自我辩护”，他告诉记者，Duranty“是《纽约时报》历史上的耻辱”。

报刊上也有文章分析了有些新闻记者急于成名而不择手段的心态，以及相关的名人崇拜文化。这些文章很有意义。新闻记者也是人，具有人的种种弱点。他们在媒体上的权力，可能导致新闻腐败。

2003年11月22日，普利策奖委员会发表声明说，Duranty的获奖文章远远不符合今天关于外国的报道的标准。但是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辩论，认为没有清楚的证据说明Duranty蓄意欺骗。

《纽约时报》发行人发表声明：“时报的全体人员充分意识到Duranty新闻报道的缺陷，正如我们已经和将要继续承认的。我们遗憾他的过失。我们和普利策奖委员会一起向那些在1932至1933乌克兰饥荒中受难的人们表示同情。”

Duranty已经在1957年去世。他在《纽约时报》总部大楼里的照片现在旁边被注明：时报和别处的作家们拒绝相信他的报道。虽然普利策奖委员会没有吊销奖项，但是应该说，在道义和思想方面，那些要求吊销奖项的人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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