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伟：爱较真儿的徐永煐—— 我的邻居

yangharrylg

—— 我的邻居（四）

作者 王民伟


烈日炎炎，院子里静悄悄。虽然外面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大字报、大标语满墙都是。但是我们院子里还算好，至少外观上没有被文化大革命冲击后的残败景象。
我在院子里经常碰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他就是徐永煐伯伯。徐伯伯身体一直不好。一次患脑溢血病，虽然抢救及时，但是仍然造成了行走与说话的困难。每次出入都是由儿子们搬上搬下，十分不方便。



徐永煐与儿子徐庆来、徐庆束（1966年于报房胡同35号）


徐永煐、张淑义夫妇


我在青少时期，经常到徐伯伯家玩，熟悉到可以不敲门就进入。因为他的大儿子徐庆东是我的“发小”，是我们院子里的“孩子王”。徐庆东头脑灵活、知识渊博，组织能力强、主意多，是同龄人中的核心人物。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更没有“春节晚会”了。每到春节，徐庆东都在自己家中组织晚会欢度佳节。有时是让大家轮流出节目，有时是请朋友来表演，过的非常愉快。徐庆东喜好文艺，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直到现在，一看到是徐庆东导演的电影、电视剧，我就异常兴奋。逢人便夸：“这是我朋友拍的！”


左起：徐庆东、宋扬之、王民伟、柯林渭

虽然与徐伯伯家很熟悉，但是对徐伯伯的历史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创建外交部时期的元老。几年前，看了一本书——《百年永煐》后，才知道徐伯伯是一个藏龙卧虎、本领超凡式的人物。周恩来曾经说过，他认识的中国人中，英文（中译英）最好的有“两个半”：“半个”是指宋庆龄，因中文差些；“两个”里一个是徐永煐。因此，徐伯伯担纲、主持《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工作是有道理的。
徐伯伯年轻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27年在美国参加了美国共产党（是美国共产党中国局负责人之一），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46年时不顾危险、不惧艰险地回到祖国，并立即去了延安。在延安是中共中央外事組国际宣传处处长。随着上海的解放，他任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委员会副主任。进入外交部后，任美澳司司长、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清华大学甲子级毕业照片（后二排右5为徐永煐）1924年




中共中央外事组部分成员照片 左起：徐永煐、王炳南、王知还、王朝臣、章文晋、
               陈家康、吴青、王殿凝


外交部美澳司合影照片（1955年） 徐永煐（右5）

在这本书中，有一件使我最震惊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时候，徐伯伯虽然说话与行走都已经非常困难了，但是头脑仍然非常清楚，一点也不糊涂。面对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乱，他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问题。他让孩子代他给党中央写信，要求紧急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立刻制止、纠正错误的蔓延。由于孩子们的不配合，这封信并没有发出去。孩子们是考虑到，这封信有可能会产生十分危险的后果；加之当时年轻人的头脑发热，理解不了父亲的所为，就不顾一切地阻挡了这件事。
如今，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徐伯伯见解的正确性。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为捍卫真理、坚持原则的一次努力。虽然没有能够实施，但他为国家和党的最高利益的赤心和壮心，足可光耀千秋，令我十分敬佩。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干部、党员能够挺身而出呢？答案只有那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用良心才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想，假如这封信真的送交党中央后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第一，没有用处；第二，引火烧身。即使徐伯伯是个重病缠身的老人，也逃脱不了对他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摧残。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历史即便是清白的，也会无端被造反派，骨中挑刺般地进行审查。1968年9月，徐伯伯逝世后，遗体告别是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旁的小屋举行。没有花束，没有党旗国旗，孩子们在告别室的墙上只是贴上毛主席的语录：“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外交部来的造反派看见了，不顾正在举行的告别仪式，非要让他们取下来，理由是审查还没定案，不能称烈士。双方为此而争执不下。这样蛮横不讲理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多如牛毛。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这是青年时期徐伯伯立下的誓言，而且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诠释了这个原则。当年他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各种思潮涌动，如“科学救国”、“技术救国”等等。徐伯伯立志“政治救国”，与施滉、冀朝鼎等怀着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满腔热情，组织了“唯真学会”，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为了探索真理，在出国留学前，徐伯伯于1924年1月，与施滉、何永吉三人代表“唯真学会”到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探寻改造社会的正确途经。孙中山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和他们谈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并对他们说：“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他们还曾经几次去拜见了李大钊同志，亲耳聆听了李大钊讲述的革命道理，使他们对共产主义有了深刻认识。在与领袖们交流之后，他们经过认真的思考与讨论，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这种“较真儿”，突出体现了徐伯伯的优秀品德。
像这样“较真儿”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初，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受到冲击，被抄了家。慌乱之中偕夫人王蒂澂来找徐永煐求助。徐伯伯这时已基本丧失语言能力，但头脑仍清楚，在他断断续续的口授下，周培源当场写就一封信，旋由徐庆东送交同楼的丁国钰（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不久，此信转呈周恩来，终于使周培源得以解脱。解放前在美国工作过的同志，更是无人能够避免冲击。徐伯伯在接待各个部门“外调”的时候，总是尽可能为“被告人”开脱。国务院机关调查章友江、外贸部调查胡敦元，水利部调查黄育贤，中联部调查唐明照，外交部调查章汉夫，等等，都是如此。例如，铁道部副部长余光生被扣上帮饶漱石整徐永煐的罪名，徐伯伯对专案人员说，那并非事实，排挤他的是饶漱石，余没有参与。后来余光生被“解放”，专门来徐家道谢。而此时，徐伯伯已经过世了。这种“较真儿”，展示了徐伯伯坦荡胸怀。
徐伯伯的“较真儿”之处，往往也是他倾注感情最多的人和事，更是他做人的良知和品德的张显。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非常状态下，仅仅用弥足珍贵来形容，都不足以表达完整。



徐永煐全家合影

徐伯伯去世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可以告慰老人家的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已经翻过去了！为此，国家、全党、人民付出的代价、得到的教训、产生的后果，是难以想象和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而造成的社会倒退，中国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指日开待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尘封几十年的话题，最近又重现政坛。预测“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言论，给已经平静的湖水抛入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浪花。是危言耸听，还是警世恒言？是子虚乌有，还是言之凿凿？是神经过敏，还是忧国忧民？是利令智昏，还是居安思危？是居心叵测，还是真知灼见？……民之所忧，国之所系，人们不得不加以思考啊！
但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唱唱歌、跳跳舞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但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明白，破四旧、扫牛鬼蛇神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如果把唱歌跳舞、破四旧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标志，进行偷梁换柱、偷换概念，那他不是装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是蔑视人权！是践踏民主！是倒退！是内乱！
使人们担忧的倒是那些上演的效忠秀、表态秀、站队秀、批判秀，使人们又嗅到文化大革命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让人担心，也很危险。结束野蛮的是文明，而非更加野蛮。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手段来解决现实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有可能死灰复燃，中国也将陷入一个历史怪圈里走不出来。
既然言之凿凿要依法治国，当然也要依法治吏。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不能混淆。触犯法律的要依法按法律程序去办；政治观点分歧则由内部自行解决。但是，“家法”也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实施。用法律与事实讲话，胜于“统一思想”和“红头文件”。法律所要保护的是权利，这个权利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这是多年来各方人士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除了国内外各种环境与条件等因素起作用外，不可否认的是个人的所为。历史造就了伟大的领袖，同样领袖也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毛的历史地位、思想方法、性格爱好，决定了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发起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但是当人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风雨之后，现在即便是有三个毛在世，也难将中国再次拖入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泥潭。文化大革命是难以复制的，历史会做出证明！
人们所等待的“下文”，无声无息、戛然而止。报纸上凯歌猛奏，普通民众无动于衷。该上班的上班，该买菜的买菜；你争你的模式，我打我的酱油。精英和民众，谣传和真实，公开和私下，仿若两个世界，各自说着对方听不懂的话。
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的慰灵碑上刻着：“安息吧，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了！”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出口处，有这样一句警示语：“当世人忘掉这些事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些事还会发生。”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我们能够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告诫语呢？？？！！！
本不该说这些话，就“较真儿”一次吧！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这句至理名言，应该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座右铭。不妨请各位党员，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言行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162bcf01013f5k.html#cmt_2847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