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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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说崔之元 甘阳 汪晖

　　 一 评制度创新与国情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发生在知识界的大争论。先是出现了新左派思潮并引起广泛批评，然后是自由主义思潮正式露面并引发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对峙。这场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二000年开年不久，已有好几本相关资料汇编陆续出版。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感到不少人对这场争论的起因、过程、实质，以及双方分歧究竟何在，并没有清楚、确切的了解。比如有人认为，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而新左派强调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争取言论自由不过是提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要求，而新左派提倡经济民主则是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我认为，这种混乱不确的认识只表明了某种话语策略的成功。我愿在此阐明自己的看法，偏颇和成见在所难免，祈望各方指正。
　　 (一)　新左派思潮的出现背景
　　 新左派思潮以甚么机缘产生?为何它与自由主义的论争成了九十年代的重要景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学术论争格局及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变化作一说明与比较。
　　 首先是争论场地转移。在八十年代，党内高层思想路线分歧与理论界、社会上的观点对立是贯通一气、互相呼应的。而在九十年代，由于有邓小平"不争论"的指示，党内或官方意识形态对立很少张扬(当然也偶有发生，例如老左派的一系列"万言书"与《交锋》等作品的论争)，知识界内部的争论显得突出。
　　 其次是争论内容的更替。八十年代主要表现为革新与保守的对立，党内理论界表现为教条的马列主义与政治新思维之争，党外文化界表现为中西文化大讨论。而在九十年代，交锋的基本阵线是现代与后现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九十年代，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争论，更关注制度安排，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过程之类的现实问题。一批人文学者从哲学、历史、文学、思想史转入社会学或社会批判。有人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一个从哲学-美学到社会学的转向。
　　 在八十年代，革新派知识分子中的主导倾向是对五四新文化和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宏扬，与五四时一样，反专制、反封建是主要议题，批判自身传统，了解和借鉴西方学理蔚然成风。而在九十年代，风向发生逆转。八九年的六四风波之后，在批"全盘西化"(甚至具体到对电视系片《河殇》进行大批判)的指导方针之下，对西方学理的学习和借鉴变成了清理与批判，反专制、反封建的主题变成了反西方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在八十年代后期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急剧滋生，以前人们接触的是值得仰慕的西方主流文化，而现在开始流行暴露西方弊病，消解西方价值的非主流观念。
　　 反专制、反封建从中心话题变成了禁忌，有人被迫暂时沉默。而从另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层面上看，这已经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学问，而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耐性的问题。痛感的尖锐性与求变的迫切性经不住时间与日常生活的消磨，迟早会松驰下来。文化人求生和求新的本能驱使人转换话语。中国的现实并无根本变化，需要改变的是立场和视角。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当成另一个中国--与八十年代 不同的中国，与一九八九年不同的中国--来对待。这样，美国的问题会成为中国 的问题，西方知识分子的思维套路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模式，尤其是，当代西方左派对西方和全球问题的诊断会成为对中国问题的诊断。
　　 在政治问题不得不暂时悬置起来的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凸显了。权力肆无忌惮地将自己汇换为金钱，本土资本的运作寸步难行，除非投靠和寄生于权力，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金钱(资本)作为第二种恶，对许多人而言显得比第一种恶更难于忍受。知识分子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
　　 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出在哪里，不同的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诊断。
　　 对于被称为(或自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而言，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政治问题。他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法治，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新情况，老问题。
　　 而与之对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危害。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而这么做的启发和激励因素可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一九九九年爆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使敌视西方阵营的新左派思潮在气势和舆论上占压倒优势。
　　 (二)　所谓"制度创新"与国情
　　 新左派的致命缺陷是脱离实际，为了得到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为了施展自己刚刚学到的西方最新学理分析，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歪曲、割裂，强行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甘阳和崔之元在九十年代初指责中国知识界主流迷信西方经验，是"制度拜物教"，认为他们根据西方最新学理和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的制度创新因素如果发扬光大，就可以对西方的现代性作出超越。但把他们的高论和中国的现实相比较，只能使人产生哭笑不得之感。
　　 比如，甘阳认为，中国乡镇企业具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意味着，"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或许可能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果如此，这不仅对华夏民族''生活世界''之历史延续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 alternative。"（见《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第5页）甘阳以"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为自我标榜，但中国的现实如何呢？
　　 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把结论建立在实证考察之上的农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原则，关键是不允许农民改变身份。中国社会半个世纪最基本的事实，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城乡二元化，全部人口分成了"有城市户口者"和"农民"两个等级，他们在居住、求职、受教育、医疗、福利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决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和城市化相比，乡镇企业的形式使城乡收入差距无法缩小，便劳动力的转移处于不稳定、低效率状态。千百万农民不顾艰难险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动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把农民束缚在乡土上是多么不合理和不得己。（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载《东方》1994年第1期）
　　 指出乡镇企业发展的困难和实质并不是想否定其成就，与以前那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比，乡镇企业无疑带给农民一定程度的机会和富裕。我们也知道，立即、彻底取消城市/农村身份差别，是不现实的。但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和中国农村发展的前途看，取消身份制毕竟是无可回避的必要条件。前不久中央政府在使农村人口取得城市户口方面松动了很小的一步，立即被各方人士欢呼为中国改革户籍制度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可见人们对于甚么是文明和进步，心中是有数的。不顾事实，把数亿中国农民的无奈当成取代西方文明的生发点，在美国校园中畅想自己如何洞见了落实文化中国的历史机遇，真不知叫人说甚么好。更有甚者，把与自己对立的一派知识分子说成是津津乐道于"不平等的自由"，是贵族派，标榜自己的"平民"立场，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情吗?（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1年1月号第85页）。
　　 崔之元也喜欢谈乡镇企业，他是要说明，大跃进固然不好，失败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的"合理因素"，乡镇企业就是大跃进的合理因素（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7页）。但他对下列事实不作解释：为甚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使乡镇企业办不下去，而只有在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之后，乡镇企业才有突飞猛进？
　　 崔之元急不择路地为人民公社评功摆好，把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的村民民主自治也归功于人民公社："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第15页）。
　　 崔之元的以上议论只能使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目瞪口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村民和村一级的集体连种甚么庄稼、怎么种的权力都没有，村民们失去了自留地、果树、甚至炉锅碗瓢盆，他们吃饭去公共食堂，行动军事化，常常在半夜打着灯笼搞大会战，上级的命令不论多么荒唐(比如种薯要挖地三尺，插秧株距3寸，砍光树木去大炼钢铁)都得执行，不然会被捆绑、斗争、监禁，这是中国农民最没有自主权的日子。在这段时间，任何违背农作常识和基本生存的命令他们都无法违抗，其结果是饿死三千万以上的人。这居然是"为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
　　 崔之元想说明的是，公有或集体所有，是民主自治的前提。他的例证是"印度地方选举常被大地主操纵"，多么奇怪的逻辑!其前提是：民主自治的唯一阻碍是金钱势力，其推理是：凡没有金钱作祟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主自治。那么，怎么理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呢？
　　 崔之元似乎完全不懂得下列道理：只有当人们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有保障，他们才可能有自由、民主、自治。
　　 中国目前的乡村民主，说到底是国家"给"的，当然也适应了分田到户的形势。崔之元企图为中国当前的乡村民主提供一种物质利益驱动机制的解释：村民为公共财政纳税，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这完全是一种在西方历史上起作用的机制，比如人们常说的美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又如英国近代中产阶级抗争皇权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这些当然很好，但可惜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名目繁多的税款、集资、摊派，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强征强收，这一切并没有使村民树立"交了钱，我就是主人"的意识。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滥收费乱摊派，而这种命令收效甚微，充分证明崔之元的解释模式之荒唐可笑。
　　
　　 二 评中国的现代性与批判
　　
　　 (一.) 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与汪晖的分歧，同样涉及到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汪晖与崔之元和甘阳在立场、观点方面相当一致，但论说的侧重点不同。他没有专门论说中国旧体制中有多少优秀事物，可以与西方最新冒出苗头的优秀事物媲美，或可以形成超越西方文明的因子。他着力证明，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能变了，知识分子的功能、与政府的关系变了，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也应当变。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社会作用是批判，在汪晖看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在九十年代却表现出批判性的丧失，因为他们并不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他在发表于《天涯》1997年第5期上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此文收入另一文集《田野来风》时，其名称是"市场时代的降临与思想的溃败"，把主题表达得更直露了。
我们来看看汪晖是怎么说的："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其它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和资本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见《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婥《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4-35页）"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同上，第141-42页）汪晖认为，新启蒙思潮已经遭到了历史性的衰落，因为它把批判的视野局限于国家的内部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而在他看来，应该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因为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同上，第146页）。
　　 争论的焦点和问题的实质十分清楚：第一，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变成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由于中国政府的职能与行为发生了转变，因此针对政治专制的批判必须及时地变成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分析?
　　 我曾经指出，对于一个社会的性质和形态作出断言，是不能信口开河的。说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需要一系列指针和事实来证明的。汪晖在文章中除了"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这句文理不通的话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论据来支持他的判断。我引论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治年鉴》关于1997年(汪晖文章发表的那一年)的以下资料：关于投资，国有经济占总投资的52玩5%，联营经济占0玩5%，外商投资占7玩8%，港澳台投资3玩8%；关于就业人数，国有经济占总数的15玩9%，联营经济占0玩1%，外资占0玩4%，港澳台投资占0玩4%，农民占从业人数的71%。我还指出，时至今日，宪法条文中只说到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尚未在宪法中得到确认。（见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载《开放时代》1999年5月第50－51页）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我不知道汪晖有甚么理由让人相信中国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汪晖的思想远不止于下列主张：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矛头应及时转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他实际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来的启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专制，提倡学习西方，走现代化之路的主张都叫做"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目的论世界观"（见《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第147－48页）。他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叫做反现代性立场，虽然他很策略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是不要单纯地、教条地肯定现代性，而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悖论，一种充满矛盾的结构。
　　 正是这种反现代性立场，给汪晖提供了一个异乎于启蒙派知识分子观察和评判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独特角度，他据此评论中国知识界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思想状况，乃至马克思、毛泽东的学说。在他看来，除了崔之元、甘阳的"制度创新"说，其它所有的主张，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不论是有影响的还是影响甚微的，都有致命的缺陷，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认可现代性的预设。（同上，第135－146页）
　　 问题在于，汪晖从反现代性立场向近代和当代几乎每一种社会思想立场发出质疑、挑战和批判，难道不需要为这种立场作出辩护，难道不需要说明他那同样是得自于西方学理的观点，在阐释中国问题时具有合法性和适切性?但是，汪晖除了引述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阿明(Sanmir Amin)和华伦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言论外，并未证明他们的论述与中国历史语境的相关性。
　　 有人认为，中国学者之间的论争进行到底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代理人战争"：各方都竭力援引西方学理资源，将其用于解决中国问题，把自己摆在作为西方某家某派在中国的代言人的位置上，反驳或捍卫西方某个人或某一派的观点。我不否认"代理人战争"有一定的道理和意义，我不知道汪晖是否准备把隐蔽的"代理人战争"变成公开的"代理人战争"(如果要那样做，他就得像崔之元，把自己的学理来源--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交待得一清二楚)，我认为打"代理人战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很重要，我在下面将通过简短的历史考察与对比分析说明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包括汪晖的最新主张)是不正确的。
　　 (二.) 现代性与批判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倾向是以现代化为导向。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于列强侵略，因此对西方的疑虑和对现代性的疑虑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同意汪晖的这种看法："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同上，第136页）这种特征的主要内容是甚么呢，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倾向。诚如艾恺(Guy S.Alitto)所指出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几乎永远是反现代化思想家们思想中的构成部分。这相当自然，因为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评在经济思想的领域常有重叠的地方，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孙逸仙及其它小党，以及较次要的人物如阎锡山、冯玉祥、胡汉民等等，都没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管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如何，中国的人物几乎无人提倡任其自为的资本主义。"（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主流话语，即对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法治、权力制衡)的肯定，属于资本主义，而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是范围和程度不等地对之持反对态度。而愈是激进、正统的社会主义，反对得愈全面、愈彻底。但事实证明，正是那种斯大林、毛泽东牌号的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济的无效率、人民的贫穷、个人迷信、个人专权、法制被践踏、人身安全的丧失，这一系列惨痛经验使中国人重新考虑历来遭到否定的东西的价值，认识到它们的普遍意义。即使是力倡"四个坚持"的邓小平，也主张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中国当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剥去七十年代末倡导它时的意识形态外衣，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和认同被搞得臭不可闻的名为"资本主义"，实为人类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崔之元在"制度创新"名义下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方向刚好相反。我不知道他的口号在美国是否有新意，在中国，却是阎锡山、胡汉民者流都可以接受的。
　　 汪晖力图表明，和那些只有简单的、整体性思维的人不同，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异质性。但他强调，具有正面价值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他说："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见《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载《天涯》1999年第1期第23页）对此，有一系列问题应作辩析。
　　 第一，汪晖把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所有反抗运动都视为反现代运动，这是一种混淆。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社会进步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运动。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并未走到尽头，它还是未竟之事业。让我们以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来作分析。请问，当马丁·路德·金作讲演："我有一个梦"时，他授引的难道不是美国当初的立国理念?他是想真正实现这些理念，还是摧毁这些理念?当总统约翰·肯尼迪、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支持黑人进校，甚至不惜派军队保护黑人进校时，当约翰逊总统终于实现平等权利法案的立法时，你能说这并不是西方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在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难道这帮大人先生是社会主义者，要与黑人联手打倒资本主义?
　　 第二，汪晖承认，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是从现代性自身中孕育出来的，但他不愿意进一步承认，在已有和现有的各种结构中，只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才是唯一为批判自身提供条件的结构。马克思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心脏为资本主义掘墓锻造思想武器，哈维尔(Vaclav Havel)在后极权体制中谈论后极极时代政治却要入狱。我们可爱的新左派朋友现在鼓足了劲批判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却从来不提，正是他们的批判对象为他们提供了批判的条件(中国新左派的思想资源，也是从西方新左派那里得来的)。
　　 第三，难道我们不应该因此想一想，在中国应该争取和创造这样的条件?当然，我们可以同意，当某一天现代性在中国业己充分确立甚至过份成熟时，它的负面作用会暴露出来，需要我们警惕与批判。当然，新左派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他们特别有远见，正在未雨绸缪，但雨天未到你就打伞，不是太可笑了吗?你总不能说："人家美国都有好多人在打伞"呀!中国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间大批"资本主义法权"的闹剧，难道不值得人们引以为戒吗?中国的反现代性和社会主义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令人忧虑的恐怕不是失之太弱，而是过份强大。
　　 现代性，不论作为观念还是制度性安排，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批判。观念上、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满活力、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但其基本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如人权、自由、民主、自由经济、法治等等，却经受住了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考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各种思潮(包括反现代化思潮)充分表演的平台。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如果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如果只想重复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那是问题不大的。但他们现在的兴趣是在制度安排方面，他们对于建造这样一个平台的努力发出挑剔与指责，但除了批判与解构，根本拿不出建造另一个更好的平台的可行方案。也许，有人会辩解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是批判。谈到批判，令人想起这么一则政治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争论谁的国家制度好、更民主。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你们能么?"苏联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怎么不能，我们当然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
　　 新左派宣称中国思想界在市场经济来临时表现出溃败，指责中国知识界不批判资本主义，我想，在北京大骂美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大学讲台上大讲资本主义不民主，这与在莫斯科高喊打倒里根总统有甚么区别？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三 评新左派的学风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既令人瞩目，又令人失望。许多人认为，虽然双方分歧严重，但既然讨论的问题涉及到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要甚么样的现代化，以甚么方式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就希望争论双方能心平气和，表现出学者风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讨论深入。
　　 争论的水准和气氛不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说与参与者的整体思想学术素养不高有关，这是有待包括本文笔者在内的人今后努力提高的。另外，也与新左派的学风有关，我在下面将用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当然，这决不能说明我本人或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就没有学风问题。我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被指出来，以利于当事人自省，求得提高学术争论水平。
争论中，自由主义者被反复指责为只关心个人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而不关心弱者的权利、不要社会公正，甚至替腐败辩护。例如，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 （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1年1 月号第85页）俗说话，众口铄金，现在，一些即使是支持或同情自由主义的人，也觉得自由主义有不关注社会公正的缺陷。但是，我从未发现以上指责有文本根据，甘阳的攻击既多又猛，但从未指出究竟是谁，有甚么主张，其它新左派的抨击也从无具体引证。相反，我却明确列出了自由主义者强烈主张社会公正的文本根据。（见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载《开放时代》1999年5－6 月号第47页）这很简单，因为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备受新左派攻击的朱学勤和我本人写的。我现在倒想反过来问一下新左派朋友们：你们能引证多少文本或事例，说明在你们在把社会公正问题当棍子打自由主义之前，就研究和阐发过这个问题，为社会公正大声疾呼？
　　 在我看来，学风问题是新左派的通病。为了免蹈对方“只指控，不举证”的覆辙，让我对本文前面所说及的三人的学风问题举例加以说明。
　　
　　 一、先说崔之元
　　 崔之元的学风问题是卞悟在与之论争时立刻就觉察到的，现只引证卞悟批评其学风问题之一例：“崔先生在与美国人用英文合写的文章中盛称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与农民结成‘伙伴关系’并百般‘帮忙’，但在以汉语写的批驳我的文章中却又说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弃农民于不顾，即使偶有帮助也是非‘常态’的‘短期　　结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参见卞悟《“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问崔之元先生》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8 月号第134 页。崔之元论点矛盾的两文，分别见《以俄为鉴看中国》（与Roberto Mangabeira Unqer合写）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 月号第19页，《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载《二十一世纪》1996年4 月号第133 页。）用英文写的，美国人可能读到的文章，就说美国政府好，而中文文章就说美国政府不好，论者质疑崔之元的写作动机，那是自然的。退一步讲，在同一场论战中，也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呀。
　　 崔之元论及中国现代化方向这么重大的问题，缺乏应有的严肃认真态度。文章胡征乱引，藉以吓人，极尽东拉西扯之能事，论据与论点无关甚至矛盾，逻辑混乱，曲解事实之处俯拾皆是。你要与他认真论理么，你就得像分身乏术的救火队员，四外奔忙，累得精疲力尽。现仅从引起广泛争议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举几个例子。
　　 崔之元引证新进化论，力图说明曾经被证明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往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复活，因此“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并非是最终的。他过硬的证据是，在实验室里通过基因重组技术，造出了长牙齿的鸡。他以此说明，中国的大跃进、农业学大寨，也不能简单否定，其中含有合理因素，应该继承发扬。
　　 但是，仅这么一个论证，就犯了一系列的低级错误。第一，他把“遗传信息”等同于“合理因素”，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遗传信息在今日欧洲新纳粹那里显现，这决不能证明法西斯主义的合理性；第二，他谈的是自然选择，怎么能用实验室的基因合成技术作例证？这只人工鸡既非在自然界长成，更没有证明它在适应自然竞争条件方面有更强的生命力，这根本就是文不对题的论证；第三，他担心别人这么反驳：他说的是自然科学，怎么能用于社会呢？他的响应是：达尔文的理论（自然科学）
　　 都受马尔萨斯与亚当·斯密（社会科学）的影响，因此，新进化论这种自然科学成果也可应用于人类社会，难道崔之元真的这么不懂形式逻辑吗？第四，他引证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一书，想证明“‘大寨经验’中的合理因素——抓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国今日　　发展农业的有力促进因素。”（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 月号第6 －7 页）如果一般地讲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农业有好处，那么中国人用不着学大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对川西平原农业的好处延续了几千年，问题是大寨那种劳命伤财，不计成本地建设，那种“西水东调”的蠢事，是不是合理因素？文革后，中国人对此已有结论，吴思的书中也有说明（见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页305 ，310 ，316 ），崔之元以这本书为论据，但并不具体说明引证的页数，为我所用地解释书中的材料，是聪明，还是不诚实？
　　 崔之元为祸害中国的极左路线招魂，讲得最离谱的话是：“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见崔之元《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载《亚洲周刊》1996年5 月26日页47）毛泽东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根据文革的经验，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乱中国一次，停产关校，使法制荡然无存，打倒自己的政敌，使知识分子受尽凌辱和摧残，这有甚么“合理因素”可言？
　　 崔之元把毛的话压缩成一句，其中只有两个内涵，一是内容，即“文革”，一是时间，即“七八年一次”. 文革指无法无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于“七八年一次”，毫无新意，中国、西方的选举，或四五年，或七八年，用不看听毛的话才办。所以，崔之元的所谓合理因素，就只能是大搞阶级斗争、横扫牛鬼蛇神了，这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从这里推衍发展出直接民主，真要有崔之元那样的“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才行！这么可怕的主张，这么莫明奇妙的联想，难道值得对之进行认真的学术探讨？
　　
　　 二、再说甘阳
　　
　　 甘阳一直没有停止过训诫、辱骂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攻击既包括立场、观点，也包括智力水准与道德。请看他是怎么说的：“确切地说，自由主义或‘英美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众参与越低，个人就越有保障；积极自由越小，消极自由就越大。”（见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2 月号第5页）
　　 他认为，中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1年1 月号第85页）对于这么严重的指控，以及其它一系列类似指控，甘阳提供了甚么样的文本依据呢，没有，一点也没有。正是根据以上虚构的罪名，甘阳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 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 （同上）面对这种刻毒的攻击和侮辱，难道可以通过学术讨论来辩解么？
　　 甘阳似乎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渲猲不尽的怨毒心理，请听了他的以下叫骂：
　　 “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里还有随着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种种丑态，唱起一种新的‘凡是歌’，歌词大意无非是：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紧跟。他们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努力作一个好奴才！”（见甘阳《自由主义与轰炸》载《明报》1995年5 月17日）。至于到底是甚么人，说了些甚么话，活该担当如此可怕的罪名，甘阳照例是一字不提的。如此恶狠狠的訾骂，人们难于相信这是一个学者之所为。
　　 甘阳的另一拿手好戏是文过饰非，把功劳归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不，推给整个中国知识界，把他一个人犯的错误说成是中国知识界的错误，摇身一变，声色俱厉地教训中国知识界。他曾唱过一场批判中国九十年代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独角戏，在这方面有充分表演。
　　 大家知道，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中国知识界开始认真地清理分梳政治哲学中的英国式经验主义传统和法国式理性主义传统，撇开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重新认识伯克（Edmund Barke）、卢梭、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 这种重新认识在学理上和实际上都有重大意义，它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标志。
　　 在这场重新认识、深化认识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一是分寸得宜，矫正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摆脱“革命至上”、“民主万能”的束缚，但又不彻底否定革命与民主，与以前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主流，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可视作代表。
　　 另一倾向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从伯克和“自由”这个概念中发现了另一种万应良药，一味推崇英国模式和伯克，把中国近现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恶都归诸于法国革命和五四运动。这是支流，其代表几乎只有甘阳一人。甘阳在几年之后彻底改变立场，大批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即他所谓的“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大谈“所谓‘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或‘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对立等等”，参见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2 月号第6 页）进而把“反民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的骂名以及前面所引的种种罪名倾到中国知识界的头上，标榜自己所谓“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义”立场。
　　 甘阳有一个躲避不了的任务：解释、评价自己几年前的言论。如果他认真清理，坦率地作自我批判，那当然是好事。但他很聪明地使了一个小伎俩，一方面淡淡地提了一句，说自己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开90年代保守主义先声”，另一方面把以前的观点和作用总结为：“在中国大陆首先引入柏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知识界曾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又在大陆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分野等等”. （同上）这么说有甚么错呢？但实际上，甘阳说的是，五四个性解放所向往的是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这种“全盘社会改造”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感”，导致了“从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 ”. （见甘阳《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载《读书》1989年第5 期第12－17页）他还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常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由法国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基础的……我们不能不深思：如果继续被法国革命和共产革命的传统领着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见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2 月号第8页）如果要对那一时期的保守倾向进行清理，我不知道还有谁发过如此偏颇的言论。
　　 甘阳的错误有三重，第一，不老实，作出自我反思的姿态，隐瞒极端和错误的言论；第二，夸大自己的影响，他说了一些错话，自以为中国知识界也跟着错了，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第三，歪曲了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其实，只要甘阳改弦更张，值得痛骂的人就基本没有了，动辄就说“中国知识界”如何如何，纯属无的放矢。
　　
　　 三、最后说一说汪晖
　　
　　 汪晖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起了注意和评论。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支持和批评的意见都有，我的“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对汪文作了认真讨论和正面批评，我一直期待汪晖的响应。但我们等到了甚么样的结果呢？
　　 汪晖仅在他的《死火重温》一书的“序”中扫荡了所有的不同意见。这篇只有几千字的小文还概论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主要争论，除掉大量的感情渲猲和自矜之词，他用在严肃讨论上的笔墨实在是太少了。
　　 汪晖说：“文章成为‘事件’，却没有真正的论敌。因为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文章来对待，而是看作某种象征。”（见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15，下同）。
　　 这话颇令人吃惊，我无疑是汪晖的论敌，我认为汪晖是个学者，写了一篇值得注意、应该批评的文章，如此而已。“事件”和“象征”是甚么意思？政治家或精神领袖的宣言，明星的表演？我不知道谁会这么认为。
　　 在我与汪晖商榷的文章中，我提出汪文的缺陷是其立论与中国的国情与现实不符，我举出了一系列事实和数字来证明我的看法。汪晖对此避而不答，而写出了下面一段妙文：“谈论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异见，号称学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纳，这么多名人硕儒习惯于道听途说——一切一切也不是甚么新鲜的事情。倘若要谈论‘国情”和’现实‘，则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国情与现实之一。“我现在仍然要说，我用事实和数字反驳你汪晖的下列论点：中国已经变成了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你能否作出反批评？
　　 汪晖没有把一个字花在正面回答批评意见上，却花了大量笔墨描述其成文经过，剖白作文时的心态，和成文后自我感觉到的遭遇。他说，1993年一位外国学者冒着寒风，不怕路途之遥，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他，约他写稿，他终于感动了，把文章写出来，登在那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旗帜的刊物上。后来，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刚从国外归来，就跑到他家谈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兴趣。再后来，他当了《读书》的主编，总是感到有人递过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满，但怕一说出话来就要伤人，于是避到香港。再后来，文章在国内不止一家刊物，在国外以不止一种外文发表。汪晖感慨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应和明枪暗剑：“在许多名人的口耳相传之间，这篇文章迅速地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再配之以若干流言，最后由闻人加以总结，俨然成为‘历史’. 论战的方式不像是讨论，而像是冷战：南北呼应，内外有别。”
　　 如果说我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反对这篇文章最力，那我敢于承认，但我不觉得文章会在思想学术界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在九十年代，怎么会呢？况且我们又不是王朔或余秋雨。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学术探讨和学术争鸣纯然是一种公共事务，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我指的是一切以文本为准，写作的心理过程 与文章观点对错无关。你要捍卫自己的正确性么，就得回答、驳倒批评意见。你不能大谈自己写作时动机的高洁和心情的壮怀激烈来证明文章的高明；不能直接间接地说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禁不住编者的恳求和读着翘首以待才逸强应允发表，来说明文章的价值；更不能营造这样一种气氛：自己像鲁迅一样地经受飞短流长，在黑暗中与恶势力抗争，来证明文章经得起考验——学术争论中不能用哀兵必胜的策略。
　　 总之，重要的是观点和论证，而不是剖 自心迹。成文过程中精神状态的高尚并不能证明论敌就是小人。
　　 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已经开始之后，被视为新左派的李陀发出了并不及时的号召：“让争论浮出海面”. 不知是否为了呼应这个题目，朱学勤在1998年底的文章中说：“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汪晖在这篇序中将朱戏称为“上海名人”，然后是声情并茂的道德檄文：“伟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没有唤起英雄对于灾难的思考，倒是激发起了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的激情，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一个比喻，为甚么朋友用得，论敌就用不得？一个比喻，何至于与九八年大洪灾联在一起，在道义上置论敌于死地？手法高明吗？我不知道，我只想起“技穷”二字。
　　 我不想再评说论敌了，我只发出正式邀请：响应我在“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和本文第三、四节中的批评，让我们在学术观点上交锋吧，你意下如何，汪晖君？
　　 最后我想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所引起的关注，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学术上的收获，对于理解和解决实质问题所取得的进展。中国知识界不能满足于自己有良好的问题意识，各派都不能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敌制胜”方面。更虚心的态度，更勤奋的学习与研究，方能孕育无愧于时代的思想成果。
　　
　　 来源：《天涯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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