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红旗》杂志领导班子变迁表及部分作者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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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红旗》杂志领导班子变迁表

总编辑
陈伯达 (1958年6月——1970年8月)
姚文元 (1974年10月——1976年10月)
副总编辑
王　力 (1963年7月——1967年8月)
尹　达 (1966年3月——1966年8月)
关　锋 (1966年3月——1967年8月)
戚本禹 (1966年3月——1967年12月)
文革小组组长
关　锋 (1966年6月——1967年8月)
文革小组成员
张　凛 (1966年6月——1967年8月)
周　英 (1966年6月——1967年8月)
林　杰 (1966年6月——1967年8月)
肖祝兰 (1966年6月——1967年8月)
李惠让 (1966年6月——1967年8月)
临时领导小组组长
张　凛 (1967年9月——1968年8月)
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
杜　青 (1967年9月——1968年8月)
临时领导小组成员
有　林 (1967年9月——1968年8月)
徐传德 (1967年9月——1968年8月)
高征绳 (1967年9月——1968年7月)
勤务小组组长
姜品谊 (1968年8月——1970年8月)
勤务小组成员
高瑞光 (1968年8月——1969年6月)
杨纪元 (1968年8月——1970年8月)
谷玉庆 (1968年8月——1970年8月)
许春宏 (1968年8月——1969年8月)
军宣队队长
张学刚 (1968年12月——1969年6月)
工宣队队长
牛来福 (1968年10月——1969年6月)
编辑领导小组召集人
有　林 (1968年8月——1971年3月)
杨纪元 (1968年8月——1971年3月)
陈展超 (1968年8月——1971年3月)
邢　雁 (1971年3月——1971年4月)
许健生 (1971年3月——1976年10月)
林兆木 (1971年3月——1976年10月)
余　征 (1971年4月——1976年10月)
工宣队负责人
孟兵山 (1968年8月——1976年10月)

按：此名单为海外一读者提供。余汝信先生又对名单提出以下补充：

总编辑：陈伯达（1966.1-1970.9）
负责人：姚文元(1968.8-1976.10)
副总编辑:胡 绳(1966.1-1966.5)
邓力群(1966.1-1966.5)
王 力(1966.1-1967.8)
范若愚(1966.1-1966.6)
许立群(1966.1-1966.6)
关 锋(1966.5-1967.8)
尹 达(1966.5-？)
1966年3月, 成立学术批判小组，成员为关锋、王力、穆欣、戚本禹、范若愚、杜敬（范、杜不久即停职），编委会实际解体。
1966年5月，胡绳、邓力群被撤职，关锋、尹达被任命为副总编辑。
1966年6月18日，陈伯达来红旗杂志社“揭盖子”，范若愚、许立群停职。6月20日，成立以关锋为组长的红旗杂志社文化革命小组，具体领导红旗的编辑工作和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7年8月，关锋、王力被撤职，陈伯达宣布，姚文元、戚本禹参加编辑工作，文化革命小组改组为临时领导小组。
1968年上半年，《红旗》未出刊，
1968年7月恢复出刊。复刊后，1968年8月，姚文元与陈伯达共同负责红旗杂志社工作，实际编辑工作由姚文元主管。当月，临时领导小组解散，成立勤务组。10月，工宣队和军宣队先后进驻红旗杂志社。
1969年6月，红旗杂志社大批工作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只留12人的临时编辑小组负责编辑工作。
1970年9月，陈伯达被撤职，姚文元负责红旗杂志社工作，组织临时编辑小组（后改为编辑小组）具体负责编辑工作。
注：以上资料，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五、六卷整理。姚文元从未有过总编辑名义，《变迁表》中副总编辑有错漏（戚不是副总编，漏了前期的胡绳、邓力群、范若愚、许立群、尹达）各小组成立时间大部分是与组织史资料吻合的，最后一个编辑领导小组起始时间似应为1969年6月或1970年9月。
【小资料】

文革期间《红旗》杂志文章作者部分笔名

平 遥

　　文革期间，许多写作班子都喜欢用笔名。这些笔名五花八门，各有寓意。本文根据《红旗》杂志社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一、《红旗》杂志社
1．池恒
此名始用于《红旗》1974年第1期《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至1976年第10期，《红旗》用此名发表过13篇重点文章，都经姚文元修改、审定发表。凡《红旗》重头文章皆用此名。《红旗》几乎不单独发表社论，实际上以池恒署名发表的政论性的重要文章就是《红旗》的“社论”、“短评”。如《红旗》1976年第3期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即是。
2．程越
此笔名是姚文元控制《红旗》发表文章的第二块招牌，和“池恒”交替使用。自《红旗》1975年第3期发表《认真读书 抓紧学习》一文至1976年第10期为止，先后以此名发表8篇文章。尤其是1976年以来，除《红旗》第3、5、7期用池恒发表文章外，其余重点文章都是以程越笔名分别刊登在第1、2、4、6、8、10期《红旗》上。
3．方刚
此笔名是经姚文元认可的。自《红旗》1972年第6期刊登《文艺问题上两种认识论的斗争》一文，再未用此笔名。《红旗》1976年第6、9期先后刊登《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从思想政治路线上深入批邓》，姚文元又提出用“方刚”笔名发表，含有血气方刚之意。
4．肖彬
“小兵”的谐音。《红旗》1972年第3期发表《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一文。
5．阳戈
此笔名用于写杂文。含有明刀明枪之意。《红旗》1972年第9期发表《在“反酗酒”的背后》一文。
6．宋鸿华
“送红花”的谐音，此笔名用于写文艺评论。《红旗》1972年第4期发表《移植创作中的优秀成果——评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
7．黎坚
《红旗》1973年第8期发表《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8．严志
“言志”的谐音。《红旗》1973年第11期发表《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
9．严章
《红旗》1974年第5期发表《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头》。
10．吕真
《红旗》1974年第10期发表《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年《红旗》第12期发表《继续抓好学习与批判》。
11．郑实
《红旗》1974年第12期发表《加强革命团结争取更大胜利》。
12．华言
《红旗》1974年第3期发表《到底是谁家的工具——评安东尼奥尼的“申辩”》。
13．于冬
《红旗》1975年第1期发表《认真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14．华云
《红旗》1975年第3期发表《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15．高洛
《红旗》1975年第4期发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16．田春
　　《红旗》1975年第5期发表《精通的目的全在应用》。
　　17．李均
　　《红旗》1975年第6期发表《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作长期努力》。
　　18．李扬
　　《红旗》1975年第9期发表《总结经验，促进学习》。
　　19．梁华
　　《红旗》1975年第7期发表《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20．谭枫
　　《红旗》1975年第10、11期用此名先后发表《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和《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两文。
　　21．方荆
　　《红旗》1975年第11期发表《透过现象看本质——评宋江高俅的斗争》。
　　22．叶新
　　《红旗》1975年第12期用此笔名《永远坚持毛主席的教育路线》。
　23．黎章
　　《红旗》1976年第5期发表《邓小平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

二、清华、北大大批判组
　　1．梁效
　　“两校”的谐音。“梁效”大批判组是在“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的直接控制下的写作班子。主要负责人有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除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红旗》发表5篇文章外，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8篇文章：1974年第5期《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1974年第6期《论商鞅》、1974年第10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1975年第3期《批判因循守旧 坚持继续革命》、1975年第8期《评林彪的卖国哲学》、1975年第10期《苏修争霸世界的经济根源》、1976年第5期《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1976年第9期《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
2．高路
高路、柏青都是1976年开始使用的。用此笔名在《红旗》共发表2篇文章：1976年第3期《反修必须批孔》、1976年第7期《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和常戈合写）。
　　3．柏青

三、上海市委写作组
　　1．罗思鼎
　　“螺丝钉”的谐音。此笔名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第一块招牌。始用于1964年。1974年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特意向江青介绍了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他就是罗思鼎。”《红旗》发表罗思鼎5篇文章：1973年12期《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1974年第2期《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1974年4期《评〈吕氏春秋〉》、1974年8期《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1974年11期《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
　　2．丁学雷
　　丁学雷即在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丁香花园曾是李鸿章小老婆的别墅。上海许多人认为：“住在花园洋房里学雷锋”，这个笔名恰好是对写作组的讽刺。此笔名主要用来写文艺方面的文章。自1970年开始，用此名要经徐景贤批准。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3篇文章：1970年5期《人民战争的壮丽颂歌——评钢琴协奏曲〈黄河〉》、1971年11期《批判刘少奇的反动人性论》、1972年1期《“龙江风格”万古常青——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
　　3．齐永红
这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经济组的常用笔名。后来不限于经济组，作为写作组的第三块牌子。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10篇文章：1969年第9期《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1970年第6期《工业必须大力支援农业——驳“支农吃亏论”》、1970年第7期《大家动手，自力更生——工业设备更新中两种思想的斗争》、1971年第5期《设计革命必须大搞群众运动》、1972年第1期《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1972年第8期《认真改进文风》、1973年第4期《努力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1973年第10期《必须重视党的基本路线》、1975年第12期《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976年第10期《化悲痛为力量》。
　　4．翟青
　　最初是哲学组的几个青年，故名曰“翟青”。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4篇文章：1973年第11期《科学普及读物要生动地宣传唯物辩证法——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1975年第4期《回顾“三反”“五反”运动》、1975年第7期《为青年出版更多更好的自学读物——评〈青年自学丛书〉》、1976年第3期《学一点中国哲学史》。
　　5．任犊
　　文学组的几个青年的笔名。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2篇文章：1973年第6期《大有希望的小将》（转载）、1975年第11期《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
　　6．金继祖
　　经济组的谐音。用此笔名在《红旗》1972年第2期发表《男女同工要同酬——评农村分配问题上的一种错误倾向》（与洪松合写）。
　　7．方涛
也是经济组的笔名，后来不限于写经济方面的文章。
8．方亮
用此笔名在《红旗》1973年第2期发表《拍出更多更好的新闻纪录影片》一文。
9．方兴
用此笔名在《红旗》1973年第1期发表《用唯物辩证法观察路线斗争——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一点体会》。
10．方岩梁
“放眼量”的谐音。1968年开始用此笔名写杂文。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3篇文章：1973年第12期《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1974年第4期《“大有大的难处”——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1975年第9期《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11．石仑写历史文章的笔名。1974年研究儒法斗争开始用此笔名。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2篇文章：1973年第10期《论尊儒反法》、1974年第10期《论“黔首”》。
12．杜华章
“读华章”的谐音。1975年在《红旗》第6期发表《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改造文化队伍——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3．秦新
　　徐景贤秘书张家克的笔名。用此笔名在《红旗》1975年第11期发表《大海的力量——评影片〈第二个春天〉的主题思想》。
　　14．宫效闻
　　“工交文”的谐音，即上海市工交组的文章。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5篇文章：1970年第2期《驳“浪费有理”》、1971年第4期《驳“潜力挖尽论”》、1974年第11期《发展工业一定要开展技术革新》、1975年第1期《要有一个全面规划》、1976年第3期《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
　　15．梁凌益
　　“两零壹”的谐音。即在“201”房间写文章。用此笔名在《红旗》1975年第11期发表《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考——评〈韩非子〉》。
　　16．任菁
　　几个青年的笔名。用此笔名在《红旗》1973年第1期发表《在斗争中培养工人干部》。
　　17．康立
　　“康”指上海市康平路，“立”即“理”的谐音，康平路之理论文章即“康立”。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3篇文章：1974年第2期《评万事“无有大于此者”——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说明了什么？》、1974年第3期《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1976年第6期《绝不能同资产阶级讲平等》。
　　18．翟平
　　“翟”即“哲”的谐音。哲学组写的评论文章多用此名。用此笔名在《红旗》1974年第8期发表《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
　　19．秦景池
此笔名多用来写杂文。《红旗》1975年第8期发表《苏修鼓吹“三不”主义的目的何在?》。
20．赵前
《红旗》1975年第1期发表《“传心术”的妙用》。
21．齐坚
《红旗》1975年第7期发表《巩固和发展上山下乡的成果》。
　　22．范毅平
　　“范毅”，“翻译”和译音。即上海市翻译组的评论文章。《红旗》1976年第7期发表《决不和工人讲平等的新贵族——评苏修剧
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23．胡雨涛
　　上海市写作组搞自然科学文章的笔名。《红旗》1976年第8期发表《对生命认识的两种世界观斗争》。
　　24．魏峡安
　　“快马加鞭未下鞍”后三字的谐音。《红旗》1976年第5期发表《阶级敌人是虚弱和孤立的》。
　　25．方锷
　　刚刚锋芒毕露的意思，是肖木的笔名。《红旗》1974年第9期发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儒法斗争》。
　　26．樊子山
　　哲学组的笔名。《红旗》1976年第9期发表《愈经磨练 意志愈坚》一文。
　　
四、文化部（文化组）写作组
　　1．初澜
于会泳从上海音乐学院带来张伯凡、陈应时、孙维权三人到文化部工作。“初澜”谐“初来”音，即三人刚从上海来京。用此笔名在《红旗》共发表6篇文章：1974年第1期《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1974年第3期《评晋剧〈三上桃峰〉》、1974年第4期《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淡起》、1974年第7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1976年第1期《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好影片——评〈春苗〉》、1976年第3期《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2．江天
文化部“创办”的第二个笔名。此名的政治涵义，有人认为是为江青写文章，“江天”即江青天下。用此笔名在《红旗》发表3篇文章：1974年第3期《让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占领故事片阵地》、1974年第6期《英雄光辉照银幕——评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1976年第8期《邓小平为什么替“老戏”招魂?》。
3．方进
《红旗》1974年第6期发表《小戏创作的可喜收获——评越剧影片〈半篮花生〉》。

　　除《红旗》杂志社、清华北大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文化部写作组外，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也很活跃，先后在《红旗》发表3篇文章：1972年第2期《读几本哲学史》、1972年第8期《从认识史看先验论的破产》、1975年第1期《为什么说荀子是法家?》。

原载  中国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