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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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长贵比我年长几岁，是我尊重的学长，我们认识七八年，多次交谈，坦诚相见。他借给我维特克的《红都女皇――江青同志》（范思译，2005年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一书，我们在一起讨论。但是我看了他的专著《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中的《质疑江青与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红旗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以下简称《足迹》）两文后，对他的文章中的“质疑”产生质疑，不得不写此文与阎长贵学长商榷。

　　江青是否说过“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阎长贵学长在《质疑》一文的第一部分引用了全程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张颖的文章之后说：“就是在张颖书中所谈的江青所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情况。应该指出，张颖等这种说法传播和流布很广，几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都信以为真，传来传去，简直成为不刊之论了。”（见《足迹》312页）随后他在文章第二部分引用了维特克的一书的若干段话后，做出结论：“不难看出，维特克和张颖等的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说的符合实际？无疑，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足迹》第315页）非常奇怪的是阎长贵又说：“江青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足迹》第314页）“似乎”与“确实”是两个相反意义的词，在描述一个事物时，不可两个同用。
　　正如阎长贵学长所说“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所以我也要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阎长贵引用了张颖的文章之后，引用了一个名叫苦多的人所著的《江青评传》。他认为苦多是抄张颖的文章，“并加上他自己的演绎和编造”（《足迹》第313页）。苦多不是当事人，阎长贵做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很奇怪阎长贵却没有引用当时在场的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阎长贵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后被捕入狱，由杨银禄接任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只担任江青秘书一年的时间，而杨银禄任职五年。所以他参加了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
　　当代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杨银禄的《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在第188-189页写道：江青说：“那时毛主席在指挥西北战场，我也在那里，在毛主席身边，协助毛主席指挥。”江青还说：“我时时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被消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杨银禄的回忆与张颖的回忆是一致的。张颖在书中写道：江青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江青：‘…….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指维特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足迹》第312页）
　　一般来讲，研究历史不采用孤证。可以采用两个人的回忆，以互相印证。但是阎长贵对当事人张颖、杨银禄的回忆提出了质疑。他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了维特克在1977年由星克尔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一书中的话，然后说：“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在会见维特克时所谈西北战场的情况。”我从阎长贵处借到《江青同志》一书看后发现阎长贵的引用并不全面，他只引用了有利于他观点的，而没有引用不利于他观点的话。因为这本书看到的人很少。所以我必须也要引用维特克的文章以让读者看到书的全貌。
　　因为周恩来、毛泽东的反对，维特克没有得到中方的记录。维特克懂中文，当时也做了笔记。她写的《江青同志》是根据自己的笔记写的。到底江青讲没有讲过她与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呢？
　　维特克在书中这样写道：“她（江青）参考了中央委员会逐日的从延安到北京征途中的大事记，并装在文件夹里，整天带在身边。作为补充资料的还有手绘的地图和详列战役，军队数量和各战场概况的表格……她对此反复考虑多年，但还没有机会找到一个持续不断地发表看法的机会。外国人必须明白，只有我们（领导同志）才清楚这段历史，只有我们才能全面地描述在全国发生的一切。”（194页）“房间里有两张大桌子，上面放着6张地图”。（195页）这些地图不仅有西北战场的，还有全国战局的。“江青说到第三次革命战争期间，我注意到她不再使用个人的‘我’，转而使用集体的‘我们’……对江青来说集体的‘我们’主要限于对解放战争的叙述。”（198页）“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所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第207页）。
　　我们再看阎长贵引用维特克的话。“她（指江青）和主席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时，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中做政治工作，但有人说我是做军鞋……’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到一个驴棚里。”（第206页）江青的话前后矛盾。阎长贵只注意并强调这句话，因而推论江青不可能讲她和毛主席指挥了西北战场。
　　但是，在这几段话的前后还有几句话他却没有引用。如：
　　“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所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第207页）
　　“我说这些，不只是写书的需要，你的到来以及出现在我面前已经激发我把这段军事史告诉全世界。”维特克记录的这段话将江青回忆西北战场的目的昭然若揭。一个基层的协理员怎么有资格全面介绍西北战场？！
　　“她无意中听到一些同志说主席留在这个被围攻的根据地太危险了。她向主席传达了他们的焦虑，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走。’”
　　通过以上三个人的描写，江青确实向维特克讲了“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即便在维特克的笔下，江青没有敢用“我与毛主席”，但是她用的是“我们”。这就将自己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列为中央领导人，所以江青的讲话才引起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张颖极大的反感。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认为江青谈话内容不实，如“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争”。江青说：“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只有周总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 “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 （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45页、第217页、第23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江青和维特克在广州的谈话，由参加接待的张颖等同志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到北京后，由江青定稿，一本一本印成铅字。整理工作还在进行，江青迫不及待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看。她心中有鬼，不敢给毛泽东主席看，是想得到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张、姚不敢得罪她，画了圈，没有表态。周恩来认真地看了，在与事实不符之处做了些补充，做了批示，并且亲自听取张颖的汇报，了解当时谈话的情况和内容。然后，周恩来才做出记录稿不能给维特克的决定，并打电话劝阻江青。1972年岁未，周总理召集参加接待的同志开会，宣布：已经请示毛泽东，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19页）
　　如果周恩来认为江青讲的都符合事实，是不会阻拦将记录给维特克的。周恩来是阻止江青不成才向毛泽东报告的。周恩来这样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江青心地狠毒、惯于进谗、不择手段地拨弄是非、混淆黑白。当时，江青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一方面，江青为了表示与众不同，开会时坐在周恩来旁边。另一方面，她时常为难周恩来。有时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议题，江青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要求讨论。江青以毛泽东代表自居，代表毛主席的话时常挂在嘴边。大家都知道，直到1974年夏，毛泽东才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江青“她只代表她，她不代表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4页）另外，周恩来知道江青报复心是十分强的。果然不出所料，一年后，在“帮助”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的调门最高，上纲上线最凶。但是周恩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见自己阻止不成，就向毛泽东报告。因为，只有毛泽东能管得住江青。毛泽东是一个不受别人摆布的人，要是江青没有讲出格的话，他绝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毛泽东是解放战争的指挥者，是转战陕北的亲历者，他俩的决定证实了张颖、杨银禄的回忆是正确的。可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十年，却会有人出来翻这个案。

　　关于江青和毛泽东结婚

　　有否“约法三章”
　　再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根本”两字，绝对了。因为在党内对此一直是两种说法。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当时共产国际派师哲回延安参加七大后回莫斯科汇报。师哲这样讲的：
　　1940年我（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回国之初决定我还要回共产国际汇报，康生、江青有意识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以澄清事实，希望我到国际给他们讲讲好话。
　　中央党校的党员知道江青经常到主席那，集体写信给党中央，坚决反对主席和江青结婚。中央党校的党员集体写了两次信，要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主席。我记得王世英参加签名。从白区来的同志知道江青的底细，她的几次婚变登在报纸上。大家坚决反对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文革中，王世英受到迫害与此有关。当时上海市委也来过信反对。张闻天在西方生活过，不愿管私人事情。党校学员派代表见张闻天，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在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一定要他转达。张闻天不得已将口气和缓的一封信转给主席。主席很生气，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
　　事情闹僵了，朱总司令出来圆场。他找了一个办法，说：不要反对结婚，但是我们可以约法三章。第一，不准江青干政；第二，不准江青搞党的工作；第三，不准江青在公开场合和主席平起平坐。主席接受了。对于“约法三章”，江青也不否认，也同我谈过。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中央党校的干部才平息下来。这样由主席摆了几桌，宴请大家，连张鼎丞都请去了，但是主席不请张闻天。对张闻天转信有看法。（李海文《师哲谈他所了解的江青》《湘潮》2014年第7期）
　　毛泽东、江青是遵守了约法三章的。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离开了中央党校特别班，并没有进入党的机关工作，而是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工作人员，除江青还有杨松的夫人杜晴。笔者1978年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与杜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听杜晴多次谈到江青的情况。这个单位事情不多，江青主要照顾毛泽东与孩子的生活。那时，江青全心全意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整风时，毛泽东将江青送到中央党校，交给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彭真。彭真安排她在普通班内学习，审查她的党籍。江青老老实实，不敢胡来。七大后被审查的干部都做了结论，她也做了结论，恢复了组织生活。
　　在延安，江青一直不敢以毛泽东的夫人自居。在延安，邓颖超和周恩来、康克清和朱德、刘英和张闻天、蔡畅与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夫妇都是成双成对地一起看戏，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而只有江青不敢、不能做到这点。她看戏只能坐在后面，形单影只。这是江青仇恨老一�革命者，“文革”中残酷地迫害他们，像疯狗一样地到处咬人的原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江青两次到重庆去。第二次去重庆，不知道她买了些什么东西，竟花了几百万法币，要在中央特会科报销。特会科科长赖祖烈来找师哲审批这笔款项。师哲坚持不批，说：款项不小，等问题搞清楚了再说吧。
　　师哲回忆：
　　江青知道后，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表示由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而要她讲清楚到底买了些什么，为什么要从党的特别经费中报销。我问她：“特别经费是作什么用的，你知道吗？”江青没有回话。当时，毛主席就坐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火气更高，也大声地同她吵。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气之下将桌子掀翻，拂袖而去，堆在桌子上的边币撒了一地。因为弼时支持我，她也奈何我不得。毛岸英过来收拾了屋子。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
　　中央转战陕北时，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留在陕北。周恩来的夫人邓大姐、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都到了河东后委，只有江青这位夫人留在陕北。她的职务是协理员，也做不了什么工作，还给机关添了不少麻烦。（第170页）
　　撤离延安的3月18日早晨，江青因害怕，想尽早离开延安，和毛泽东发生争吵，甚至摔杯子。当时，卫士在门外听到屋内的争吵，赶快叫醒了还在睡觉的周恩来。江青看见周恩来进来了，才悻悻离开。《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周恩来卫士王还寿的回忆》，见李海文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记》上编，第280-281页） 　　江青在陕北主要是照顾毛泽东。转战陕北后，她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1948年5月毛泽东到西柏坡后，她在路上截参谋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看。其实她也不敢多看，怕耽误时间，被毛泽东发现后挨批。但是，就是要摆出她有这样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青在文化部任电影事业指导委员。后来才到中宣部任文艺处长。当时中央机关机构精干，处长就是局长。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她定为九级。当时局长一般是八、九、十级。她作为1933年第一次入党，1937年10月重新入党的人来说并不过分。那时，她生病很少工作，用她的话说是“偶尔露峥嵘”。一直到1963年她插手京剧改革才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开始干政。“文革”期间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林彪为了感谢江青的帮助与支持，特地将江青的级别由九级提为五级。九大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文革”十年，她无法无天，罪恶滔天。多行不义必自毙，1981年她被判刑。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1980年在特别法庭上，江青对着台上审判她的人大叫：“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阎长贵：《江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漫议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领导者》2013年第3期）“文革”中不少干部挨斗，他们常常生气地对台下斗争的人说：“我们革命时，你们在哪？！”台下的红卫兵、群众无言以答。此时，江青套用此话，因为这是她最自豪的一段历史，终于补上像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等中央领导人夫人长征的一课。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的话竟然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因为坐在台上和台下旁听的人不是十几岁的红卫兵娃娃，而是将军、部长和参加过战争或地下工作的同志。毛主席在陕北指挥作战时，大家在哪？！都在前线指挥、组织打仗、支前，在敌人的心脏里拼命。战争是打赢的，是靠全国战场的军民流血�奚�奋斗取得的；不是当个协理员，爬山时还要两个警卫员架着，跟着毛主席走走，就能胜利的。大家笑，笑江青太无知；大家笑，笑江青太狂妄。这笑声是对江青的蔑视。江青的自作聪明，得到的是自取其辱、自讨无趣。
　　阎长贵在书中说：“再加上戚本禹的极力推荐，汪东兴的档案审查，江青终于选我做了她的秘书――揭开了我生平的‘新’的一页，给我平凡、平淡的人生增添一些不同寻常的色彩。”（第283页）他这种质朴的感情我们可以理解。江青参加转战陕北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功是功，过是过，罪是罪。研究历史不能仅从感情出发，要以事实为根据，一是一，二是二，否则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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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关于江青的两件事[J].世纪,2017,(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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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阎长贵


　　编者按：本刊今年第一期刊登李海文《关于江青的两件事》一文，本期刊登阎长贵《也谈关于江青的两件事》一文，系对李海文一文的回应。两位作者都是本刊的老作者。我们认为，这两位作者之间的商榷，有助于深化历史研究，理清历史真相，是大有裨益的。

　　李海文同志《关于江青的两件事》是对我关于这两件事观点的“质疑”，我愿意就关于这两件事的观点同海文同志商榷。在商榷时，我也赞成她提出来的原则，即同意她所说：“研究历史……要以事实为根据，一是一，二是二”。但她说研究历史“不能仅从感情出发”我觉不妥；我认为，研究历史根本不能从感情出发，否则就不可能做到“一是一，二是二”。

　　一、江青是否说过她和毛泽东
　　“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对这个问题我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有人说：江青反复说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但我认为这样说的同志（包括海文同志）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或确实的根据。
　　1972年，美国历史学家維特克（对中文能听、能讲）应约来中国访问，她会见江青谈了长达60多个小时。回国后，她于1977年（即江青被抓以后）出版了一本《江青同志》，把这本书译成中文的范思先生称：维特克“没有被江青利用，在此书中客观描述与分析了她奇迹般见到的江青，既不盲目吹捧，也不蓄意贬低”。又说：“海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参见《江青同志》中文版说明）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江青谈她随毛泽东转战西北战场的情况。
　　下面我们看看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她（指江青）和主席待在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参见《江青同志》第202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数）
　　——“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期间，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第194页） 大家想想，和战士“相反的假定”是指什么？
　　——江青被任命为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转战中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的情形。（第204、196页）
　　——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就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在一个驴棚里。（这段可笑的回忆让她很开心。）……中央领导人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才把她叫了回来，听到她的抱怨，还教育了她——江青是这样说的。（第206页）
　　——在佳县休息时……主席召开了一次领导人紧急会议，重新制定战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她还是感受到军中的紧张气氛。（第215页）
　　江青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的会议，她怎么会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至于江青在和毛泽东单独接触时，她关于西北战场是否出过什么主意，提过什么建议，旁人只能推测，这种猜测不能作为历史根据。在20世纪40年代，江青和毛泽东虽早已结为夫妻，但还不能像“文革”中那样开“夫妻店”。
　　值得注意的是，江青特别不止一次地向维特克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她除了比较细腻地向维特克介绍了西北战场的一些情况和过程外，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过“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江青说，毛主席坚持留在西北战场，在那里指挥全国的战争。他同时指挥着两支军队：我们的和敌人的。他把敌人引到我军能够吃掉他们的地方。“我亲自见证了他的指挥艺术。”（第200页）
　　江青说：1947年夏，战场上的敌军就像一群无头苍蝇，毛主席负责制定全局的作战方针。他首先统帅着自己的军队，同时也在指挥敌军。敌军跟随我方行军的路线前行……（第210页）
　　这也是很多人都谈到和谈过的毛泽东“用兵如神”。
　　《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江青说，她对这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因为是听主席念稿时一句一句记录下来的。然而，她立刻补充说明，全文都是主席原话。（第218页）
　　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谈西北战场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李海文同志指责我没有引用《江青同志》第207页的这“几句话”，即：“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李海文同志解释说这几句话中的“‘他们’即包括江青在内的‘我们’”。我要说的则是：如果“他们”是指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任弼时，而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就不能说“我们”吗？就在该书的第206页所说“他们”就是指这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而207页的“他们”就一定包括江青在内吗？我认为李海文这种逻辑和演绎是不能令人信服或认可的。
　　李海文同志还引用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中的话来说这个问题。我和杨银禄同志很熟，他是接替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我们曾有三个月的时间共为江青的秘书，但他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还没有和江青直接接触过）。他如果真的说过“江青和毛泽东指挥西北战场”，对他这种说法我也表示怀疑。
　　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佐证这个问题。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马社香著的关于朱旦华（按：朱旦华虽比江青大3岁，但她是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的妻子，是弟媳——笔者）的一本书即《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其中讲到：解放后朱旦华听江青说过，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跟随他的部队就江青一个女同志。每到一个村庄，江青常常在村头炕尾和农妇一起，一边纳鞋底，一边做群众工作。那时候江青和“文革”中不一样，比较谦虚朴实，她还向农妇们学说陕西话。（参见该书第231页）
　　我本人1967年在给江青做秘书时，她也跟我谈过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情况，但她只是赞扬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既指挥自己的军队，也指挥敌人的军队。我当时因为年轻，没当过兵打过仗，对“也指挥敌人的军队”还觉得不好理解。后来她把我关了监狱，在读《论持久战》时，看到毛泽东说：“调动敌人，就我范围”，才算明白了江青对毛泽东指挥艺术的赞扬。
　江青跟国内的人常讲她参加过转战陕北这件事，——她是以这件事、这个经历自豪和骄傲，但她从来没讲过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难道她一定要跟一个外国人（尽管是她要人家给她写传记的人）吹嘘这个吗？而且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她所谈转战西北战场的情况要经过真正和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周恩来（按：周是毛泽东转战陕北“第一军事助手”——笔者）的审查的——应该说，江青再“蠢”（毛泽东语：“江青是个蠢货”（参见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的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第289页）也没蠢到这个地步！况且1972年毛泽东还健在，江青在“文革”中再蛮横霸道她也不敢胡说触怒“龙颜”！

　　二、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确实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海文同志在她的文章中还说，阎长贵说：江青和毛澤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根本’两字，绝对了。因为在党内对此一直是两种说法。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
　　我在此申明，我在探讨“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有没有约法三章”时，师哲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我注意到了；但我没有相信他的说法。我觉得杨尚昆的说法更可信。下面我引两个证据听听杨尚昆的说法。
　　其一，“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在《同舟共进》2008年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此问题（指“约法三章”）的人。1984年7月，在海军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突然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党校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很好。听说现在要出版，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同志把杨尚昆同志的指示转给我。此后，根据领导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报告、讲课中，都不再讲这个问题。
　　其二，《杨尚昆回忆：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遭忌恨》，其中有云：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张培森和程中原，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杨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即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指张闻天就很多人反对毛和江结婚的事给毛写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
　　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毛表示的就是洛甫。
　　刘英这时插话说：
　　那时闻天是党的（总）负责人（按：在1935年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选举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后来根据某位中央负责人的意见称为总负责人——笔者），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
　　“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
　　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
　　第二，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见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杨尚昆在这次谈话中还说，陈云告诉我，当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
　　江青把这事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杨尚昆，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如此执着地关心所谓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事，坚决地一再地否定这件事，实在令人感佩。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在这个所谓的“约法三章”问题上再也不要以讹传讹了。
　　以上就是我关于江青这两件事的看法。如果海文同志不同意，还可以讨论或辩论，因为“真理只有一个”，而真理越辩越明。


世纪 201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