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 东平：工字楼里大孩子的聚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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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字楼里大孩子的聚集点
工字楼里有一个年纪稍大的孩子的聚集点，那就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粮食组组长何畏的家。何畏调入国务院后，长期从事财经方面政策的调研与制订，是李先念在国民经济理论政策方面的重要助手。
　　战争年代何畏在华东根据地，进驻上海后他到了华东局的粮食局。刚解放不久，上海、天津的投机奸商们兴风作浪，大搞银元投机和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1949年10月以后，上海的粮食、纱布价格如脱缰之马，奸商囤积居奇，影响波及全国。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挂帅，与破坏新经济秩序的奸商斗争。在他部署下，一方面从各地筹集了足够的物资，择机在市场抛出，平抑物价；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一放一收，把奸商整得稀里哗啦。何畏当时就在上海，参与了这场共和国刚刚成立初期的经济战。
　　后来，上海市副市长兼财经委主任曾山，把何畏推荐给陈云。于是他调往北京进中央财经委员会，继而又到国务院第五办公室。50年代中期陈云受到毛泽东批评，离开中财委。他走时要把何畏带走，接任财贸办主任的李先念，不同意把得力干部都调走，把何畏强留了下来。
　　何畏只有一个独子，名叫张寰。张寰解释说：“我爷爷姓张，何畏是我爸爸参加革命时用的名字，解放后想改过来，但人家叫惯了，改不过来了，只好在我这一代改了。”
　　因为是独生子，张寰小时候比较蔫。父母亲为了培养他活跃、外向的性格，独立自主的能力，特意让他独住一室，鼓励他多与人交往，他邀朋友到家里玩，父母不过问干涉。结果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谁都愿意到他家去，感觉自由自在。
　　“那时，小羊、李勇、刘源等，一放学就到我家集合，我家就跟俱乐部似的。那个时候楼里许多人家都不锁门，我的房间门也不锁，所以我不在他们也能进来，又没有大人干扰，我这儿就热闹起来。”张寰又解释说：“小羊就是陈晓鲁，他出生以后是靠羊奶喂大的，所以小名叫小羊。”
　　中南海里有许多在北京市男八中读书的孩子，张寰和李富春的外孙李勇还是同班同学。他还记得他俩一起上学时，李勇对他“约法三章”：“别叫我的小名，别对人说有关我家的事。”
　　张寰说：“李勇在中学时特别老实，他姥姥家有一台德国照相机，维乐牌的，是可以从外面上胶卷的那种。后来，这部相机被侯宝林的儿子侯耀华借走了，好长时间一直不还。李勇姥姥蔡畅知道李勇把家里的照相机拿出去，很长时间没拿回来，有点儿着急。她怕李勇学坏，偷家里东西拿出去卖，就要求他必须拿回来。”
　　李勇没办法，叫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到侯耀华家，才拿回已经被拆得七零八碎的照相机。李勇当时说没关系，只要零件在，能向姥姥证明我没有把它卖了就行了。
　　国务院的孩子，见周恩来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张寰的回忆是他把周恩来吓了一跳。中南海里大一点、会骑车的孩子，常常在一起比车技。骑着自行车上台阶，溜海边，比定车……
　　一天黄昏，周恩来、童小鹏、许明几个人出来散步。几个孩子正在练车技，张寰把车蹬得飞快，见前面有几个人在走，但看不清是谁，他觉得他们走得比较松散，可以从中间缝隙里穿过去。
　　直到骑近了，张寰才看清是总理，觉得穿过去不合适，就马上一捏闸。车猛然停在周恩来身边，周恩来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
　　“童小鹏等马上扶住总理，对我说：‘张寰，你这个愣小子，怎么骑这么快？’总理也说：‘你骑车真快呀。’我当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听他们说完，赶紧蹬车离开了。”
　　住在国务院这边的孩子，好像没少给周恩来类似的惊吓。林用三也记得一桩相似的事：“我有一个哥哥，战争年代留在了老区，由老百姓收养。由于条件艰苦，致使他的腿落下了残疾。解放后才找回来，还和邓子恢家的孩子搞错了，所以他还叫了一阵‘邓苏生’。有一次也是总理在散步，我哥哥坐着残疾车走得太快了，差点把总理撞着，也把总理吓了一跳。”
　　工字楼还是旧的，如今不同的是安装了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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