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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到这里，我又要说几句题外话，再接着给你讲故事。有位朋友批评我，在我的文章中虽然看起来尽量和读者保持在平等聊天的角度来述说。
可是，旁观者清从我的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一种优越感的沾沾自喜。
乍一听这话，让我感到非常冤枉，我在我的校友和朋友中算是相当平民化的，从来都不把自己当根葱。知道普世关怀才是人生的根本。自己也极力愿意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平等待人。我自以为从来没有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呢？
我反复思考后，才明白，这是一个内心面向公众的园地，不是当年101中的校园。你无意中的文字，就伤害了某位有心的读者。在这里，我表示道歉。
我在前文中所说的当年我们学校那些在运动中不可一世的同学，用笔绵里藏针，不够厚道。其实，他们那样做，一定有他们的理由。
因为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或者并不承认。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而我当时却得天独厚，占尽了社会的便宜。拿北京人的话来说：便宜都让你给占了。别这儿占了便宜还卖乖。
过去，我认为我的成绩，这都是我自己凭本事争来的。我从育才毕业的时候，大多数同学按照这种学校的传统，都习惯性地还留在育才，或者考到101中，只有我一个人考到了北京四中。这不是我自己的本事大么？
到了初三，四中还不让住校，因为城里的学校实在没有足够的宿舍，我就转回了育才。四中的教导主任大吃一惊，还有人会转出四中？当时，进了四中是平民子弟了不得的大事啊？我以为，这也是我的本事。
考高中，我一定要住校。就考了101中。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据我们高一三班的数学课代表黄正风说，张郎郎的理工科的分数一般，因为他的作文分是第一高分，才把他拉进了101中。
顺便说一句，世界多么小，后来黄正风娶了北京地下文学另一个沙龙的女主人徐浩渊。（就是第一个写讽刺江青对联的人大附中的才女，为此，她也住了监狱。）她是著名的女诗人，和我弟弟寥寥和我的弟妹双子都是铁哥们。
而她的父亲徐迈进一不留神，在文化大革命中折进了大狱。一度成了我的狱友。他们父女二人都是故事多多的人物，在这儿暂且按下不表。
那时，我也认为我考上101也是我个人的本事。等我在这个学校体力受不了的时候，我又转去外语附中。这次轮到101校务办公室的老师们的诧异，从这个学校转走，我是不是晕菜了。
在我转学的同时，育才我们同班的美女侯延滨，恰恰好不容易正从外语附中转回101中。我觉得这种转来转去对大家都是一样的，是很正常的事情。
考大学的时候，由于我在外语学院附中，这是外交部一条龙的系统。所以，我们在高考以前，参加内部考试。我听说上海外语学院法语不错，我就报考了那个学校。在等候通知的时候，艺术院校开始招生，我听说中央美术学院那一年从全国招十个学生。我们呆着也是呆着就又去考了一场。
结果，在全国统一考试之前，这两个学校都提前放榜，考取的人就要取消报名号。结果，这两个学校我都录取了。外交部比文化部厉害，上海外语学院拿走了我的报名号。
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确很给我妈争气。这都是我自己的本事。
我当时以为，所有的考生，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谁跑在前面，就证明了谁的实力。我们考学的几个关口，都是恰好教育部在强调择优录取的原则。
就拿我们外语附中来说，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本来就少，按照往年，怎么也得想办法让他们上去啊。结果，我们高考那年三分之二都名落孙山。
再拿中央美院来说，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女儿邓琳，就因为成绩不够。连和中央关系很好的美院附中校长丁井文费了多少力气，最后还是无可奈何。
同年，老革命版画家力群的儿子郝明他也学了多年绘画，这次也照样不予录取。还有，著名油画家（《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先生的长子，我的铁哥们儿董沙贝，画画得棒极了。只是由于文化课不过关，也被中央美院拒之门外。
这些故事，成了我当时的自以为是的理由，是以这些事实为依据而一叶障目了。其实，我当时不明白，我知道的仅仅是有限的事实。
你看我又在自吹自擂了，我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那时候，我完全不了解当时的社会。完全不了解，人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层面。
我进监狱以后，见到的人多了，听到的故事多了。才渐渐明白：我对社会上实际的情况一无所知。正如苏格拉底说的：我知道的事情越多，才越发现我一无所知。
直到遇罗克告诉我，他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就没有考上大学。我才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后来，我陆陆续续知道了，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遭遇。
比如说：清华大学的水利专家黄万里，他的父亲黄炎培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是我国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民主人士。真是和我党同心同德的人了。
黄万里先生，从水利学的科学角度，坚决反对三门峡工程。还由于他看不上无原则的歌颂当权者的文人，认为知识分子和执政党之间，不要当蜜友，要当诤友。要给当局提出质疑和提出实际问题，那才是真正帮助当局。
于是，写下了《花丛小语》这篇杂文，创造了一个讽刺这些“无耻文人”的词汇“歌德派”。还替这类文人写了一首这样的词，现在看来这首词远没有后来郭老写的那么肉麻。现在看起来，黄先生的文笔还是不错的，请看：
《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丝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
盼处士,杏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羞把嫩芽茁,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激。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薰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旭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我觉得他老人家是真心要当政府的诤友，也是在毛泽东先生的千呼万唤下才出山的。
他没有想到，这里面犯了两个大忌：一、三门峡和三峡工程是毛主席作为历史第一圣君的标志工程。三门峡工程一旦成功，就应了中国千年的老话“圣人出，黄河清”。三峡就不用细谈了，毛主席早就为这个浪漫的梦写下了千古绝唱。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黄万里先生在俏皮幽默中，忘记了投鼠忌器的不二法门。他戏仿的歌德派作品题目竟然是《百花齐放颂》，老天爷，您真是晕了，这词是歌颂谁呀，这里外里让龙颜大怒的理由多了。要我是皇上我也急了。黄先生，您真是个天真书生，你怎么能犯这个险？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去试探主席雅量的底线呢？
晕了，他那时候真是晕了。
他也万万没有想到，因此，他的品学兼优的长女黄无满在考分极高的情况下，竟然一榜落地。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后悔药啊，万金难求！
他连忙给几个当年的同学打电话，这才发现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他一家。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钱伟长的儿子钱元凯的情况了。钱元凯是四中的高材生，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讲了话。不料通知下来，居然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就去首钢当工人去了，现在细想也许他不是意气用事，也许是深思的结果。
最近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外祖父俞平伯》这本书，作者韦柰。他是因为有一位在红楼梦问题上和毛主席意见不一致的外祖父，结果也不能上大学。我想，多半那不是毛泽东先生本人的意思，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了，我一定会认为，这又是下面的人曲解了毛先生的意图。
后来，我才明白在中国社会的这个超级多层大蛋糕上的人们。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真是应了一句谚语：万物各有其位。人们的户口不能轻易变动，人们的社会位置也是难以变动的。
我们那个时代的所谓痛苦和烦恼，和那些无权入学，无钱生存，走投无路的人们相比，我们的烦恼不在一个层次上。
那时，我们入学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国家编制。成了公务员了，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若干年后，我看了我们院儿当时的小屁孩儿----何群，拍的一部“主旋律电影”《凤凰琴》依然让我感到震撼。到了什么年代了，“转正”两个字，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如此不同感受的分量。
说真的，咱们看什么事情都不能先入为主，主旋律的艺术品里照样有精品。不一定都是“歌德派”的作品，咱们至少还是有选择欣赏权利。
当年多数整我的人（老于例外），后来分析起来。其中很多人早就对我怀恨在心。如玉告诉我，他们对我的嫉恨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却浑然不知。现在想来，这也是必然的，这是自然发生的。
那时候，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那里面隐含着一定程度的特权。
在我党执行阶级出身政策最准确的那几年，才有了所谓“择优录取”的说法。不过，所有的考生们还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有些人甚至不在一个竞技场上。
比方说，遇罗克的功课会比我差吗？在当时我们的条件是根本不可比的。我只能和那些可以和我有同样权利的人去比。
韦柰比我笨吗？黄女士没我考的好吗？
允许参加高考是一个坎儿，可以录取又是另一个坎儿，如果，我和另一个考生样样成绩都差不多，都进入了最后录取线。如果二者取一的话，那时，有些其他的因素就起作用了。
当然，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没这么多废话了。这就是对联辩论开始时的社会实际状况。
我必须承认，我讲的故事一定有先天性的局限性。我的故事范围，一定也是有限的。我不会讲自己不熟悉的故事。我以自己亲历的或者亲耳听说的故事为依据，加以演绎。
诸位看官，听我故事的时候。请注意，这只是一家之言，一个一言堂的古书艺人在讲故事。我以个人特定的角度，来讲我特别的故事。千万别以为我可以给你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我的故事，也都仅仅是你我心灵深处问题的萌发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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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4 04:4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