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怡：北京101中学生活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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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01中学生活三篇

1968届高中5班   吴怡

1. 劳动篇

北京101中学，在文革前的北京，是与四中，师大女附中，以及后起的清华附中齐名的第一流中学。强大的教师阵容，高素质的学生，以及高升学率是101中名列名校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北京101中学还有其他学校都不具备的独特之处：其一，它来自老解放区，具有红色革命传统；其二，就是它得天独厚的校园条件，在宽阔的大校园里，除了必要的教学设施，还有上百亩果园和农田，为学生从事农业劳动提供了天然的良好条件。为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01中学一直设置劳动课，强调对学生的劳动教育，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我在101中学的学习生活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学校给予我的劳动能力，对劳动的热爱，以及通过劳动对于劳动人民的理解和交融。

1960年代学生排队出发参加学校劳动的情景

在我入学的1960年代，101中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这些在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在步入青年时期的时候，确实存在着肩不能 挑，手不能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弱点。在中国仍然拥有80% 的农业人口，还处于前工业社会的时代，这样的年轻人与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脱节。是101中学的劳动教育，为我们补上了这一课。在101中学的果园和农田里，在亮甲店的支农劳动中，我们身上长过虱子，脚上沾过马粪，手上磨起过老茧，把我们改造成与广大劳动人民一致的时代新人。

劳动课对于我们，第一感觉就是‘脏’与‘累’两个字。最难忘的是劳动中的‘第一次’，第一次干最脏的活儿 — 掏大粪为桃树施肥，那是在初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早春时节。101中的厕所都是干厕，没有化粪池和排出管道，粪水积在厕所下面深深的大坑里。我们的任务是用大粪勺把粪水淘上来，倒到粪桶里，再由两个人担到半里外的桃园。事先在每颗桃树周围挖好沟，把粪水倾倒在沟里，用土掩埋，作为桃树一年的施肥。站在平时都躲着走的粪池边，要在眼前淘起臭气熏天的大粪，谈何容易。尤其是‘担粪’，两个人一前一后，肩上的木棍上担着粪桶。粪桶就在后面人眼前一尺的地方摇晃。时不时就有粪汁溅出来，溅在身上，溅在脸上。这对于十二三岁，在城里长大，从来没有碰过‘屎’的学生，其难度可想而知。常会看到两个愁眉苦脸的女生，改用胳膊夹着抬粪桶的棍子，以求大粪离自己远一点。即便如此难堪，每个人心里明白，既然表示过要在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决心，就必须经受得了这样的考验。哪怕不时会有干呕，劳动完后立即去洗脸，洗头发，换衣服。所有的同学还都是坚持下来了，完成担粪施肥的任务。

另一次难忘的脏活，是一年后在少年湖淘淤泥。小湖中的荷花残叶，落下的树叶和泥沙，会在湖底结成淤泥，使得湖床升高，湖水变臭。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清理湖底，淘出淤泥。站在墨绿色，已经微微发臭的湖水里，我们用脸盆挖起淤泥，再排成人墙，传递到湖边去。除了脚下的污泥和腥臭的湖水，还有蚂蟥。蚂蟥像一个长形的肉团，叮在腿上吸血，扯不掉，拉不断。当刚刚发现这种小动物时，在同学中引起一阵恐慌。有懂行的同学传授出秘诀：不能生拉硬拽，要在蚂蟥旁边，用鞋拍打腿，把它震下来。这一招很灵，确实把腿上的蚂蟥弄下来了。尽管大家对这种小生物依然心存余悸，但还是挽起裤腿，下到湖水中。在一片歌声和说笑声中，完成了这堂劳动课。

学校这样的安排，不光是农活的需要 — 学校可以雇周围的农民去完成这些脏累的农活。重要的是，我们的劳动不是走过场，要真正达到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我们必须能够像工人农民一样生活，做得出他们能做的事，干得了他们能干的活儿。几年以后，当我们走向工厂，农村的时候，深深感到，学校对我们的教育，为我们所做的准备，是如此必要。

在101中的农业劳动中，不只是有‘脏’和‘累’，也有技术活儿。其中最具技术含量的当属剪枝。桃树和葡萄都要剪枝。劳动办公室的胡老师现场教授我们修剪技 术，示范和指导我们剪枝。桃树要修剪成‘三股六叉十八支，自然开心形’。葡萄树必须分清生长支和结果枝，剪除冗枝，留下适当的果枝供来年结果。修剪之后，再把瘦身的葡萄树埋入土中过冬。现学现卖的技术肯定不会精湛，大家的态度都是很认真的，努力按老师的要求把树型整理好。或许经过我们这些‘二把刀’修剪过的果树，并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但在每年秋天，挂满果实的枝头，基本肯定了我们的技术和劳动。

在所有的101中劳动课里，最有趣，最被向往的当属夏天的‘守夜’。在桃子熟了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劳动果实，劳动办公室会安排桃园守夜。其刺激之处在于，守夜有些像小时候玩的打仗游戏。入夜时分，安排在桃园守夜的同学，静静地趴在土坡上，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声响和异动，彼此小声的互相联络着，想象着发现隐藏的小偷，然后像解放军战士作战一样，猛然跳起，发起冲锋，把小偷抓住 ……。尽管，我们从来也没有捉住过偷桃的小偷。斗转星移，待到半夜时分，没有小偷来访，大家的警惕性逐渐松懈，‘打仗’的瘾头也逐渐消散，于是开始找开心的玩意儿消磨时间。有些同学三五一群，聊天或讲故事；有些人会捡几个石子，在土地上画一个简单的棋盘，下各式各样的棋。最开心的游戏是斗蟋蟀。早秋时节，满山坡的虫鸣声。顺着叫声慢慢摸过去，猛然打开手电，用手捂住一只蟋蟀，装进一只纸筒里。待每个人都有了几只蟋蟀进账，就可以开斗了。在地上挖一个小坑，权当蟋蟀罐。折几只草苗，做成探子。于是你一只，我一只，放出蟋蟀互相撕咬。几个脑袋凑着一起，撅着屁股趴在地上，逗着蟋蟀掐架，且看谁家的蟋蟀最后当大王……。玩到两三点钟，是天最黑，人最困的时候，大家也确实都累了，于是或背靠背，或倚着树干，或干脆躺在土地上，东一个，西一个，都倒头睡过去了。

除了桃园守夜的工作，还有看守玉米地，菜园，以及顺便巡视校园的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过惯了每天早六晚十，按时起床和熄灯的刻板生活，能在星斗满天的夜空下，在谧静的校园里闲逛，确是难得的愜意经历。校园里，除了几盏路灯，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只有教师办公楼会有几个窗口，还亮着灯光。从窗口里，可以看到仍然在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的老师，令人肃然起敬。在一个打开的窗户里，看见三位老师在下围棋。可能是在复盘吧，历史课邓柯老师细长的手指在棋盘上戳戳点点。我趴在窗台上悄悄地看了一会儿，他们没有发现我，于是知趣的离开。

清晨时分，太阳还没有露头，我发现在玉米地边有人在割草。一位中年妇女，像是学校工友的家属，和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我劝她们离开。但是那位中年妇女不愿走开。她一面割草，一面讲着她的理由：你们喝牛奶，我们打草喂牛，挣几个钱，有什么不好？（其实那时候，除了少数运动队员，一般学生是喝不上牛奶的）。我的职责是看守玉米，好像也没有理由把她们赶走，就在一边站着，看她们割草。那位妇女一面割草，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说话。女孩一言不发，只顾低着头，手里不停的挥动着镰刀。大约二十分钟，她们的篓筐已经快满了，离开去寻找另一块草密的地方，这正是学生们即将起床，去晨练和早读的时间。不知为什么，她们一高一低远去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五年以后，我已经成为一名建筑工人。清晨时光，扛着铁锹走向工地的时候，眼前时常闪现出这一对劳动母女的背影。组里从农村来的工友告诉我，卖草就要赶在天将亮的时候去割。那时候的草露水重，压秤。

除了校园内的劳动，每年春天，或麦秋，会有学校组织的集中劳动，到附近农村与农民三同 — 同吃同住同劳动。春天翻地，仲夏拔麦子，是对于我们体力和劳动能力的考验。住在老乡家里，吃老乡家的饭菜，使我们对60年代的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些初步的了解，看到从未接触过的农村孩子，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欢乐，苦恼，对生活的向往与担当。

在我离开101中学以后的生活经历中，当过建筑工人，上大学，成为工程技术人员，一直与工业产品打交道，从没有务农的经历。但我对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总有着一种难于割舍的喜爱。尽管已经60多岁了，我还是乐意自己打理这些花草树木，割草，浇水，施肥，修剪，除杂草虫害 ……，乐此不疲。特别是在浇水的时候，看着水柱洒进草丛，酷热中的小草昂起了头，仿佛是在与这些花花草草对话。我经常想，这份情愫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能，就是从101中校园的土地吧。


2. 半工半读篇

在1965年101中学的招生报名表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栏目：报名半工半读班，还是普通班的选项。65级高中招收了两个半工半读班。一个排在5班，是俄语班；另一个排在6班，是英语班。开学后，当我走进高一五班时，几乎全是熟悉的面孔，只有5名来自外校的新同学。与其他新生班不同，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熟悉学校环境的入学教育，但要花时间去学习‘半工半读’这个新生事物，将如何运作。

倡导和直接领导全日制中学进行‘半工半读’试点工作的，是我校德高望重的王一知校长。据说来自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工读结合’的教育思想，王一知校长冲破重重阻力，最后得到刘少奇主席的首肯，才得以在101中学办起这个试点，试图为饱受诟病的17年教育体制，开创一条教育革命的新路。

开学伊始，首先是关于教育革命宏图远景的教育。同学们纷纷表决心，要做‘教育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高中班的劳动安排在校内工厂。为了落实‘半工’，每周在校的11个半天，有6个半天安排劳动，外加校外的工厂实习，有60% 的时间被‘工’占用。半天的劳动课，是雷打不动的。如果劳动课安排在下午，体育活动也因此取消。

为了显示半工半读的优越性，制定了在40% 的学习时间里，达到学习成绩不低于普通班的宏伟目标。在理论上，半工半读的支持者们宣扬，‘体脑结合’会提高学习效能，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要为半工半读班配备学校里最好的老师，以补偿失去的学习时间。学校配备了既拥有教学经验，又具有教育革命热情，以青年教师为主的教师队伍，为半工半读班上课。当我们的读书时间被压缩到不到一半，还要学好课程，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是何等的艰难。课内外的书本要阅读，老师的讲授要消化，所学的技能和方法要反复练习，新知识和概念必须在复习中得到理解和记忆，这些都需要时间。为此，各科老师都使出浑身解数，希望通过教改 — 教学方法的改进，提高学习效率，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真有如此奇效，把这种教改用在普通班教学，岂不是事倍功加倍吗？这里没有任何责备老师的意思，他们确实尽力了。例如物理和化学的教学，采用了前三个学期学习化学，后三个学期学习物理的集中教学方式。数学课胡大同老师，试验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用不同的进度教导不同成绩段的学生。或许，有一些先进的学生可以学习进度很快，看上去成效显著。但是对于整体水平，却因为基础不牢，效果并不好。例如，我们班第一学期的三角课的考试成绩，明显落后于普通班一大截。

校办工厂是58 年教育革命时留下的一间机械加工车间，有五，六台老式车床，刨床，钻床等机械加工设备。学校从外面聘请了一位退休老工人 —  仇师傅，据说是八级工，车钳铆电焊，手艺齐全，技术高超。学生被分为车工，钳工和锻工组。我与蔡竖新，周京生一起被指派做锻工。我们的锻工车间是一座小土房。仇师傅用一口破水缸，内砌耐火砖，再接上一台鼓风机，做出一台烧铁炉。屋子中央有一个大树墩，上面放一只铁砧子，我们的锻工车间  — 一个小小的铁匠铺就基本成型了。

校办工厂一隅
打铁的大小锤子和最初的火钳是买来的。其余的工具，如各式各样的火钳，平锤，模具等都是自制。仇师傅先教我们怎样抡锤。干起活来，扮演徒弟的抡锤，当师傅的掌钳，用火钳夹着一块烧红的铁块，在铁砧上翻来翻去，指挥徒弟锤打，把一块铁块锤打成型。仇师傅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技术是打火钳。他做示范，然后我们看样学样，开始打造我们自己的工具。直至66年文革开始的一年半工半读实践中，我不记得我们打造过什么产品，除了打车工刀杆，焊车刀等一些辅助工作，基本就是在铁匠铺子里‘自己玩’。烧铁要用煤，偶尔有点儿焦炭供应。烧焦炭火力旺，又干净，是最愜意的事。大多数时间是与学校锅炉房共用煤。于是我们锻工的一个经常任务，就是趁烧锅炉师傅不在时，捡成块的好煤，偷回车间。有时被烧锅炉师傅撞见，他会很生气，把我们挑选的好煤扣下，要我们与他共用同样的煤粉煤渣。

到了第二学期，工厂接下加工钢丝卡子的订单，于是有了稳定的生产项目和收入。钢丝卡子的生产工艺很简单，就是拉丝，截断，套扣和弯曲几道简单的手工操作，全是钳工的活儿。其中套螺丝扣最费时，于是一大群钳工在台钳上用板牙套螺丝扣的忙碌身影，就成了小工厂的主要景观。

学校也意识到，我们在这种小作坊里的‘工’，与现代产化大生产方式的差距。于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安排我们去南口机车车辆厂劳动实习三周。在这三周时间里，我们完全放下书本，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我们睡在工厂仓库里临时搭起的大通铺上。白天，与工人师傅一起在车间劳动。

我照例被分配在锻工车间，与六班的陈其星一起，跟随一个锻工小组。小组里一位老师傅，是高级工，已不记得姓名。还有一位中年的徐师傅，是四级工。通常干活的时候，是老师傅掌钳，徐师傅抡锤。我们只在一旁观看。老师傅经常不在。与徐师傅一起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聊聊天。偶偶有些小活儿，他会让我们给他抡锤。活儿很少，徐师傅也时常消失，于是就留下我们两个人，闲待在那里。

我有时会在高大的锻工车间里闲逛，最吸引我的是高大的气锤。掌锤师傅手握操纵手柄，控制进气的方向和力度，上百公斤的锤头在蒸气驱动下，沿立轨上下运动，捶打铁件。掌锤师傅对锤子的掌控，被认为是一项高技术。徐师傅曾经向我们吹嘘，最棒的师傅可以做到这样的水平：把一块手表放在锤台上（当时，手表绝对是最高档的奢侈品），上面放一张纸。在锤头上抹一点黄油。他见过的最棒的师傅，能控制锤子落下来，再提起，沾走那张纸，而手表秋毫无损。我不能肯定他讲述的神奇故事真实度如何。但可以看出，即使在‘突出政治’的年月，也并没有减少工人们对于技术的追求，以及对于技术大拿的尊重。

最使我难忘的，是看到过两次在气锤上捶打蒸气机连杆的工作过程。一根上百公斤重的连杆毛坯，烧得通红，由一组七，八个工人，每人一把大火钳夹住，在一位领头师傅的口号下，齐心合力把毛坯放在气锤台上，送进送出，左右翻转。气锤上下翻飞，捶打着通红的铁件。在几轮烧红再捶打的工序后，突出的连杆头，细的连杆，连杆上的凹槽，一一成型。火红的锻件，工人们整齐的口号和动作，气锤捶打时发出的巨大轰鸣，震撼心弦，是我第一次对于现代化大机器生产的体验。

更多的时间是在车间里闲呆着。那些工人师傅都不知到哪里去了。陈其星会唱很多抒情歌曲。当时的流行电影‘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上上的来客’的插曲，还有‘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许多好听的歌，他都会唱。在穷极无聊中，在空旷的厂房里，我们俩常坐在一只条凳上，他轻轻的唱，我静静的听。

回顾我们‘半工半读’教育的源头，可以追朔到十九世纪，在左倾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兴起一股‘劳工神圣’的思潮。这种思潮从法国的卢梭，马拉，传播给诸多的俄国学者，別林斯基、杜勃羅留夫、赫爾岑、克魯包特金，托尔斯泰等。再传播到“五四”一代的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圈子，其代表人物有蔡元培，以及其他一些新文化的领军人物。他们对于底层劳动阶级的同情，与反智主义和民粹思想相结合，把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只有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才是整个世界财富的创造者。但是，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他们相对温和的变革思想，很快就被激进的革命运动所淹没。在皇朝转向共和的时代大变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法西斯战争，东西方冷战的巨大轰鸣声中，他们的声音早已销声匿迹。这些早逝的思想家们，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的思想会通过克鲁普斯卡娅 — 王一知这条窄窄的通道，流淌到遥远东方的土地上。在他们身后半个多世纪，在一片皇家花园的废墟上，一群青年正手握车床摇把，锉刀和锤柄，实践着他们的理想。当青春在简单单调的重复动作中悄然消逝的时候，据说，这样可以培养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崇高品行。

这个伟大的试验，被一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嘎然打断。无论在四人帮横行的极左时代，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教育领域里都再没有出现这个 ‘怪物’。王一知校长在1965-1966年间实行的这个全日制学校进行‘半工半读’教育的试点，是对来自旧时代呼唤的一道回音，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声绝唱。

1960年代，正是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在以后的三十年里，电脑，网络和无线通讯技术所建造的IT 产业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1960年代，也正在我们的高中阶段，正是年轻人充满好奇和向往，步入知识殿堂，建立人生理想，开始追梦的时期。

在我们班的同学中，不乏有对新兴的电子技术非常感兴趣，并且饶有成果的同学。比如，有好几位同学从小学时期，就在少年宫或少年科技馆参加无线电小组的活动。在中学时期，已经能够组装再生式收音机，甚至复杂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了。同学中，不乏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孜孜不倦刻苦努力着的学生。我们是比尔· 盖茨和史蒂夫 · 乔布斯的同一时代人。在那个年代，我们的文化水准和科学技术基础丝毫不比他们差，我们原本在相差不远的起跑线上。但当我们被要求手握锤头锉刀，叮叮当当地从事简单机械的工作，担当一颗‘闪闪发亮的螺丝钉’时，已经注定了与充满自由精神和创造激情的西方同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跑道，必将到达完全不同的终点。

每当完成了一周的学习和劳动，星期日回到家里，我都不得不再花费时间补习残缺的功课。母亲总会关切地问，每天抡大锤，累不累？我总是回答，不累。我没有撒谎。在呼呼作响的炉火旁，叮叮当当的锤声里，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心的疲惫。


3. 革命篇

还在1962年的暑假之中，接到101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要来到这所学校看一看。本以为会看到一个仍在假期中的宁静的校园，不料竟是一幅熙熙攘攘，生气蓬勃的景象。在小湖边的一间教室里，军乐队在排练；大食堂的舞台上，一群高年级的学生在排演话剧；大操场上，满是身着101中运动服，奔忙的身影。这是一所充满青春活力，激情洋溢，渴望成长和走向未来的年轻人的学校。

开学之后，有像小学时期一样的读书，嬉闹和班级活动，曾经参加香山的少先队夏令营，组织年级游艺会，在圆明园玩军事游戏，数学竞赛，圆明园文艺……。除此之外，一个全新的概念逐渐进入我的生活。

高一友谊班的孙辅导员，领着我在圆明园旧址散步。他的父亲是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他激情满怀地向我讲述革命先辈的英勇斗争和牺牲，革命后代的历史责任 ……。我好像在重温【红旗飘飘】里读到的故事，壮烈而遥远，感觉不到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少年湖边，少先队总辅导员任老师，与我们几个同学谈思想，讲形势。在话语中，她隐隐提到‘几股黑风’。我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但在懵懵懂懂中间，感觉到一个叫做‘政治’的东西，神秘而高远，正在向我们的生活一步步走来。

1962年，在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对外开展反修斗争，对内开展四清运动。中苏论战中发表的九篇评论文章，是我们班会和政治课的必读读物。也曾经召开过全校大会，传达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对于如我一般的初中学生，完全不能理解其中的深奥含义，但知道有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叫做‘阶级斗争’。

比起这些理论层次的说教，更有效的是通过文艺形式，通俗化的感性教育，把阶级斗争的概念灌输给学生。为纪念建国十五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动人的音乐舞蹈形式，用枷锁，枪杆，鲜血，红旗……，重新诠释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学习雷锋的运动，除了‘做好人好事’，更加注重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林彪更是用四个‘毛主席’的语句概括了雷锋的榜样 —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

相对于艰深的政治理念，对青少年从感情上建立‘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是最成功的政治教育，也埋下了日后文化革命中学生行为的种子。在清明时节，我们曾到八宝山扫墓，在革命先烈墓前吃‘忆苦饭’，宣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学校请来老工人，老贫农讲述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家史。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白大爷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北洋政府征召赴欧洲参战的一位中国劳工。还有一位西藏姑娘，控诉在西藏农奴主的压迫下，悲惨的农奴生活。每每这样的忆苦会，都是字字血，声声泪，在青年学生中激起巨大的反响。会场里不时迸发出阵阵激昂的革命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呼声不绝于耳。

那个时代的歌声，也从‘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逐渐改变成激昂的战斗歌曲。在学校里唱得最多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 已经到来 ……。’

随着阶级斗争教育的不断深入，‘革命’和‘阶级斗争’正从书本上渐渐走近现实生活。教育革命的呼声，开始在一些学校中酝酿。北大附中宫小吉的一篇批评现行教育体制的作文，在我们的语文课上宣讲。记得一天的中午，传来了‘中国青年’杂志的一幅以‘你追我赶’为题的封底画里，藏有反动标语的传言。于是整个午休时间，全班同学都在这幅布满芦苇叶，表现农民争送公粮的田野画里，苦苦搜寻隐藏的反动标语。在一些班级里，老师开始召集干部子弟开会，用‘革命后代’的概念启发和强化干部子弟的阶级觉悟。出身非红色家庭的学生干部，逐渐淡出班级和团组织的领导岗位。对于非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入团审查更加严厉，特别要求他们必须对家庭有深刻认识，与家庭划清界限。在1964年，发生了高三年级的一些班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熄灯后在教室开会串联，商讨组织阶级队伍的事件，被文方校长和赵兰坤书记一个前门，一个后门，堵个正着，制止了他们的活动。这也成了日后文革中校领导们的一大罪状。

进入1965年，学习解放军的运动引进校园。学毛著，反帝反修，大讲阶级斗争的运动被推向高潮。全校学生，在校园里进行了两周的军训。除了立正稍息的队列训练外，竟然还举行了实弹射击，这是我一生中仅仅放过的三枪。毛主席语录本开始在军队干部子弟中流行。教室的黑板上，每天发布一条毛主席语录，早晨课前全班同学集体朗诵。读毛选四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同学的日常活动。学习毛著的体会和思想收获，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成为进步学生思想汇报的主轴。

从1965年底进到1966年，从评‘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一场从文化领域掀起的政治风暴，已经激荡到学校。一些对政治敏感的学生，已经能够感觉到满楼风雨。他们所期盼的火热的革命斗争，似乎已经近到眼前了。

正像那句著名的戏词所说的：‘仇恨入心要发芽。’多年来的阶级教育，在学生心中培育的‘阶级仇，民族恨’，伴之与青春期的反叛冲动，在青年学子的心中强烈躁动着。对老一代革命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无限憧憬，为解放全人类建功立业的浪漫幻想，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这一切，造就了即将在文化革命中冲锋陷阵的革命小将。肌肉已丰满，厉爪已磨就，只待一声魔咒，就会扑上去，把心目中的敌人撕咬得粉碎。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经中央台广播，一场革命风暴立刻席卷101中学的校园。多年来，深植在学生心中的阶级斗争火种，如积蓄了巨大能量的火山，喷薄而出。学校的党政领导立即瘫痪。第一个被揪出的‘黑帮分子’是高三政治老师陈司寇老师。在自发形成的学生大会上，她的学生揭发出她对毛主席不敬的言论，又从北大传来她的丈夫被打成黑帮分子的消息。于是，昨日深受尊敬的老师，一夜之间变成了‘陈死狗’。

在之后的几天里，每一位校领导都被相继揭发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他们被要求站在高桌上，弯腰低头，接受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低声细气地承认自己的罪行。

一星期后工作组进校。对校领导揭发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但还是有序的。文方校长成为最突出的靶子。在全校师生的批判大会上，革命师生轮流上台揭发批判。文校长站在舞台上，低头在小本子上记录。站在台上的他，完全没有了昔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风采，镜片后的目光呆滞，站在那里默默地写着。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教师的批判。以前曾经听过她关于‘革命烈士诗篇’的讲座，她曾用诗一样的语言，颂扬革命先辈的伟大革命情操。在大批判会上，她依然用诗一般的语调，揭发文方在四清工作中的反动罪行。当她说到，作为工作组长的文方，在一次会议中，曾大展咸猪手，在女同事身上乱摸时，台下响起一片愤怒的声讨。文校长不觉停下手中的笔，一副疑惑不解的目光，呆呆的望着发言者。这一瞬间的景象，像一个特写镜头，牢牢的印记在我的脑子里。在那个时代，除了政治批判，人身攻击也变成强大的批判武器。一旦被抛出革命的队伍，就立即失去了发言的权力。被批判者，只有默默地接受泼向自己身上的脏水。‘只许低头认罪，不许乱说乱动。’ — 是革命大批判的铁律。我想，文方校长一定非常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革命要求他做的不是辩解，而是殉道。

七月份，除了运动骨干留在学校继续搞运动，全校师生都被送到远郊区的军营接受军训。七月底，军训突然结束。师生被军用卡车送回学校，参加运动。随即工作组撤走，文化大革命进入到由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的群众运动阶段。

八月初，学生批斗老师和校领导的活动在校园里全面展开，阴阳头，喷气式，戴高帽，伴之残酷的体刑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全部招数，都被创造性的运用出来。一天，偶然走进一间教师办公室，满屋狼藉，只看见一个人跪在地上，从头到脚被墨汁油彩泼满。只有一副眨动的眼瞳，可以看出是一个活人。我依稀认出是政治课杨老师，于是在恐怖之中，仓皇逃走。劳改队成立。所有校领导和一部分教师被编入劳改队。一天上午，校领导们从教师办公楼被押出，在两边红卫兵小将飞舞的皮鞭和呵斥声中，在水泥小路上一路跪着爬行，被押解到学校后区的劳动场所。从远处，隐约看到两位女性党总支书记匍匐爬行的身影……

八月中旬，美术课陈葆琨老师曾经犯错误，被判刑的消息被泄露出去。暴怒的红卫兵小将立即出发，把在家里保外服刑的陈老师捉回学校。1966年8月17日，101中学最黑暗的一天，陈葆琨老师在礼堂前的仙鹤喷水池被虐打致死  — 陈老师在浅水中艰难地爬行，爬到哪里，那里就有军用皮带从池边劈头盖脸的打来。陈老师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无助地躺倒在水中。他被架着双臂拖进教师办公楼。随后，传出陈老师的死讯。陈老师的妻子被叫到学校，接受丈夫意外死亡的宣告。陈夫人默默地走来，又默默地离去。我认出，她就是那位在冬天里，每天晚上为一间间学生宿舍生火炉，清晨帮我们清理炉灰的沉默的老太太。

曾经美丽的校园，变成一座丑陋的集中营；曾经文质彬彬的学生，开始以粗鲁野蛮为荣。曾经的革命歌曲已不过瘾，红卫兵们要唱自已的歌。四中红卫兵写出那首气吞山河的战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要革命你就站过来，你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在劳改队里，每个‘牛鬼蛇神’都被迫唱‘嚎歌’，用哀嚎的音调唱出：‘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如果在两个月前，谁能想到，101中学的校园会变成一座恐怖的劳改营，昔日的谦谦学子会变成面目狰狞的打手。从五月底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一波又一波的红色革命浪潮，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冲破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并不是每一个101中学的学生都下得了狠手，充当恐怖打手，但是没有哪位学生敢于站出来反对暴行，确是不争的事实。自‘阶级斗争’时代以来，每个人都被要求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做革命的‘驯服工具’，无条件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被认为是‘不革命’者，会遭到周围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的唾弃。如果被打成‘反革命’，更是立即成为人民公敌，被剥夺一切个人权力，失去家庭与未来。在那样的氛围下，当革命大潮滚滚而来时，没有人可以不被裹挟。‘比赛革命’ — 是对那个时代每个人心态的最好描写 — 唯恐跟不上革命的步伐，遑论独立思考，能以人类良知和基本价值，抵抗汹涌澎湃的暴力浪潮。

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革命盛宴，革命用血腥暴力消灭反革命的躯体，同时用愚昧和残暴吞啮革命者的灵魂。

人类文明的进步史，文字的出现是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有了文字，就能实现代际之间知识和经验的传承，而不必由每一代人自己重新摸索前行的道路。21世纪已经进入了全球互联网的时代，但是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子女一代，竟对许多曾经发生在他们父母身边的事情懵懵懂懂，甚至一无所知。我的这一小篇文字，就是想留给敬爱的师长，留给101中学的学长和后进们一点真实的记忆。我知道，不少人回顾那个黑暗时代，对于在101中学发生的种种丑行不堪回首，难于启齿。但是，知耻近乎勇，拒绝遗忘，拒绝掩饰，把历史真相原原本本地讲出来，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代又一代的北京101中学的学子，知荣辱，辨善恶，明是非，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方。


成文于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