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梦云（云儿） 秉笔直书才是真历史---读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的两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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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才是真历史。当一个人不仅修订个人记忆，同时对书中涉及的
已知事实也大幅裁剪，突出有利于“核心学生团体”的若干侧面，而刻
意隐瞒对其不利的另一些侧面，恐怕就不再是历史写作，而进入了律师
的写作。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写作，只要能够填补未知的历史空缺，
自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我们在阅读律师写作时，对作者自诩“客观”
“全面”“一丝不苟”，恐怕要多带一些问号，不可贸然全信，尤其在
这位作者企图通过攻击他人，而增加自己一方说法的可信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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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才是真历史---读叶维丽《动荡青春》的两个版本


水梦云


2010年6月15日




一、王友琴与叶维丽的两个版本


王友琴和叶维丽都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关于卞仲耘之死，王友琴从1980年代就开始调查，1986年写出了第一篇报道，1995年发表长文《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个事件的注意，2000年她建立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其中卞仲耘篇长达两万字，以后又根据新出现的资料和证词不断增补，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叙述[1]。叶维丽据称是从2002年开始调查[2]，2005年在其《动荡的青春》英文版中首次叙述此事件，2006年发表论文《卞仲耘之死》，其中有关叙述很多又出现在她《动荡的青春》中文版里。[3]


叶维丽强调，关于卞仲耘之死，她与王友琴在一些关键处有不同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有关该事件的两个版本。”鉴于卞仲耘之死是极具影响的文革案例，这两个版本的不同，“值得一丝不苟地对待”，从中“或许能反映出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4]


我同意叶维丽的意见，两个版本的分歧，确实值得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仔细读完叶维丽的论文《卞仲耘之死》，和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中的卞仲耘篇，我发现这两个版本对事件发生当时社会大环境的描述，其实并无重大歧异。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两个版本都十分强调撤销工作组对校园暴力升级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对红卫兵暴力有意无意的放纵。两者都认为，在工作组领导下，暴力尚能这约束在一定程度之内，不至于打死人。撤销工作组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重大的分歧在于，二者对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前因后果的的描写，截然不同。王友琴版本，脉络大致如下：6月初宋彬彬等三学生贴出大字报，获得工作组支持，形成新的校权力机构，原校领导下台接受揭发批判；卞仲耘被工作组定为四类干部，6月下旬揭批会上首次受到暴力殴打；随着工作组撤走，暴力升级，8月5日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宋彬彬等校负责人向王晶尧宣布卞的死亡；8月18日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毛说要武嘛，此后暴力蔓延，北京市1700余人被打死。[5]


叶维丽版本的主要脉络是：随着工作组撤离，7月底8月初学校陷入权力真空，曾跻身于学校负责人的“核心学生群体”权威不再；8月5日，低年级学生揪斗殴打校领导，“核心学生群体”等高年级学生劝阻无效，卞仲耘被打死。


让我惊讶的是，叶维丽《卞仲耘之死》只字未提第一张大字报，未提“核心学生群体”因何被扶植成为校负责人得到权威的。同样的，她只是在为宋彬彬辩护时附带提及八一八和“要武嘛”，她认定宋“并没有做什么与核心群体中的其他人明显不同的事情”，谈宋彬彬的所作所为“与严肃的学术讨论无关”。


读完叶维丽版本，我得到一个印象：在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之死似乎只是一个由权力真空导致的一个突发的孤立事件；对此宋彬彬等学生领袖既没有直接责任，又没有间接责任；相反，他们对暴力的劝阻和随后将卞仲耘送医，都表现出了难得的理智和成熟；更进一步，叶强调该事件背后并没有红卫兵组织，于是红卫兵对此事件也没有责任。这，大约就是叶维丽要告诉我们的结论吧。


比较王友琴与叶维丽两个版本，虽然两者在细节上有分歧，但叶维丽并没有能够否定王友琴叙述的基本脉络，也没有能够否定这个脉络中的基本史实，她的最大异议只是责怪王友琴不该突出宋彬彬。除此之外，两人的最大不同在于，王友琴从头至尾摆出了她所知的全部史实，给出了完整的事件发展脉络，而叶维丽做的工作则是在补充细节的同时，把王友琴给出的完整脉络截断，掐去八五事件的前因，再砍掉其后的演变，这样大幅度裁剪史实之后，再用工笔细描出的事件图景，就完全不同了。




二、叶维丽自己的两个版本


在卞仲耘之死上，不止有叶维丽和王友琴两个版本，其实叶维丽自己也提供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比较一下她那本《动荡的青春》英文版与中文版里关于八五事件的叙述，有省略有增添，手脚动得还是蛮大的，并不象她在中文版前言里说的，中英文版仅只“大同小异”。且让我来举几个例子。


英文版第76页，讲述八五事件以前，叶维丽提到了她在一次红卫兵活动中学唱革命造反歌的情形：


我是跟着一群女孩学会唱“革命造反歌”的。现在想，那必定是一次红卫兵
活动。唱到那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他妈的蛋”，大家都停了下来。许多人
不好意思地笑。然后大家继续，齐声唱出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


这段里“现在想，那必定是一次红卫兵活动”一句，在中文版被删去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有意思的是，英文版书出版于2005年，但在叶维丽2006年的论文中，她就完全否认自己曾经有过这种记忆了：


为了找出红卫兵组织何时成立，我访谈了该校不止15个学生，包括几个红卫兵
组织者。无人证实文件中的日期(即《女附中文革大事记》里记载的7月31日红卫兵
成立---笔者注)。而且，她们谁也不记得8月5日校园里有红卫兵。我本人也不记得
在这段时间前后看见过校园里有红卫兵。


大约是由于这个原因，英文版第81页的短短三句话，“仅仅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就成了我校红卫兵成员。我都记不得我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加入的。反正整个过程都非常不正式。”在中文版中，扩展成了一长段:


我不记得我们学校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我想应该在卞死之后不久，毛支持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传出来后，8月10号新华社大游街以前。那段时间一切
都乱糟糟的，红卫兵运动在中学一哄而起。我们学校红卫兵成立没有什么仪
式，说成立就成立了。红卫兵一成立，就把卞死的事盖过去了。只要是“红
五类”就能当红卫兵，没有别的审查。我也当上了红卫兵。我知道父亲出事
后，也没跟别人说，就在红卫兵里混着。现在想，当时这么混着的人应该不
少。


这样，中英文版给人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英文版暗含着8月5日左右校园里已经有红卫兵和红卫兵活动，中文版则明确彻底干净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而这两者，叶维丽都声称是她本人的记忆！


另一处改动也有意思。英文版第78页：


次日早上我们在教室里听学校的例行广播。喇叭里传出如下通告：“卞仲耘死
了，死了就死了，谁也不许再提。” 说话的是学校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师
生代表会因其与工作组的联系，声望已经大不如前，但它仍然是当时**唯一
既存的权威组织**。


在中文版里，上段中带有威胁性的“谁也不许再提”一句不见了，“它仍然是当时唯一既存的权威组织”一句，也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叶维丽增添了大量篇幅来渲染工作组撤后校园的“权力真空”，以及这位第一把手和其他红卫兵负责人的无奈与无辜，而她们投身运动的主动与热忱，维护革命的坚定党性，以及不许人们谈论卞仲耘之死的蛮横等等，则被有意识地淡化乃至隐匿了。


类似的变动还有多处。下面是其他几个例子，文字译自英文版，标注为黑体字部分的内容，在中文版里不见了：


第71页：我们从游泳池回到学校，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攻击校领导执行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绝大多数大字报都是高中生写的。....**直到今天我还
是不解，一些学生怎么如此显得有准备？就这么短短的时间，他们从哪儿弄来
写大字报的纸 张、毛笔和墨水？好像他们早已全部就绪，只等一声令下。
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号令**。


第79页：**卞仲耘之死，没有人承担责任。她的丈夫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这
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一声道歉，但是我的学校没有一个人出来。**


第81页：(毛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这被看作是毛向所有年轻人发出的信号。
很快我的学校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经过这么一番对史料的大幅裁剪，我想，读过2005年英文版的人，再来读2008年的中文版，真会怀疑自己读的事不是同一本书，尽管叶维丽告诉我们说，两个版本仅只“大同小异”。




三、秉笔直书才是真历史


我们都知道，人的记忆很不可靠，尤其是经过三、四十年时间，难免会有很多不自觉地加工和扭曲。同一本书，出版三年后，经不同当事人相互核对记忆而做出修订，以求更完整地展现历史记忆，很有必要也完全应当。我相信，当年打死校长时掌权的“核心学生群体”，不一定是天生的冷血残酷，面对暴行也有自己的迷惘、害怕和恐惧。叶维丽同这些“核心学生”一起，追忆他们当年的勾手和心情，将她们这一方的记忆和自辩写出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缺。


然而，秉笔直书才是真历史。当一个人不仅修订个人记忆，同时对书中涉及的已知事实也大幅裁剪，突出有利于“核心学生团体”的若干侧面，而刻意隐瞒对其不利的另一些侧面，恐怕就不再是历史写作，而进入了律师的写作。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写作，只要能够填补未知的历史空缺，自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我们在阅读律师写作时，对作者自诩“客观”“全面”“一丝不苟”，恐怕要多带一些问号，不可贸然全信，尤其在这位作者企图通过攻击他人，而增加自己一方说法的可信度时。




[1] 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网址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 ... ry/bianzhongyun.htm .
[2]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网刊总第47期，2010年
[3] Growing u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3, No. 2, Fall 2006; 《动荡的青春》, 新华出版社，北京：2008年。
[4] 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记忆》网刊总第47期，2010年
[5]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出版社，香港：2004年。


http://69.65.19.160/~nodomain/xwh/14/1/44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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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秉笔直书才是真历史---读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的前两节，主要是研究叶维丽自己提出的“版本”问题。该文的后两节将正面回答叶维丽的五个问题。以下只是初稿，可能有不少错漏之处，贴在这里请本坛的朋友们多提意见，以便修改。请大家暂时不要转载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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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友琴与叶维丽的两个版本

王友琴和叶维丽都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关于卞仲耘之死，王友琴从1980年代就开始调查，1986年写出了第一篇报道，1995年发表长文《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个事件的注意，2000年她建立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其中卞仲耘篇长达两万字，以后又根据新出现的资料和证词不断增补，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叙述[1]。叶维丽据称是从2002年开始调查[2]，2005年在其《动荡的青春》英文版中首次公开叙述此事件，2006年发表论文《卞仲耘之死》，其中有关叙述很多又出现在她《动荡的青春》中文版里。[3]

叶维丽强调，关于卞仲耘之死，她写的《卞仲耘之死》与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中的叙述，在一些关键处有不同说法， “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有关该事件的两个版本。” 鉴于卞仲耘之死是极具影响的文革案例，这两个版本的不同，“值得一丝不苟地对待”，从中“或许能反映出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4]

我同意叶维丽的意见，两个版本的分歧，确实值得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仔细读完叶维丽的论文《卞仲耘之死》，和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中的卞仲耘篇，我发现这两个版本对事件发生当时社会大环境的描述，其实并无重大歧异。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两个版本都十分强调撤销工作组对校园暴力升级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对红卫兵暴力有意无意的放纵。两者都认为，在工作组领导下，暴力尚能这约束在一定程度之内，不至于打死人。撤销工作组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重大的分歧在于，二者对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前因后果的的描写，截然不同。王友琴版本，脉络大致如下：6月初宋彬彬等三学生贴出大字报，获得工作组支持，形成新的校权力机构，原校领导下台接受揭发批判；卞仲耘被工作组定为四类干部，6月下旬揭批会上首次受到暴力殴打；7月底工作组撤走，暴力升级，8月5日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宋彬彬等校负责人向王晶尧宣布卞的死亡；8月18日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毛说要武嘛，此后暴力蔓延，北京市1700余人被打死。[5]

叶维丽版本的主要脉络是：随着工作组撤离，7月底8月初学校陷入权力真空，曾跻身于学校负责人的“核心学生群体”权威不再；8月5日，低年级学生揪斗殴打校领导，“核心学生群体”等高年级学生劝阻无效，卞仲耘被打死。

让我惊讶的是，叶维丽的《卞仲耘之死》，只字未提第一张大字报及其作者，未提“核心学生群体”中的主要成员是因何被扶植成为校负责人得到权威的。同样的，她只是在为宋彬彬辩护时附带提及八一八和“要武嘛”，她认定宋“并没有做什么与核心群体中的其他人明显不同的事情”，谈宋彬彬的所作所为“与严肃的学术讨论无关”。

读完叶维丽版本，我得到一个印象：在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之死似乎只是一个由权力真空导致的一个突发的孤立事件[6]；对此宋彬彬等学生领袖既没有直接责任，又没有间接责任；相反，他们对暴力的劝阻和随后将卞仲耘送医，都表现出了难得的理智和成熟；更进一步，叶强调该事件背后并没有红卫兵组织，于是红卫兵对此事件也没有责任。这，大约就是叶维丽要告诉我们的结论吧。

比较王友琴与叶维丽两个版本，虽然两者在细节上有分歧，但叶维丽并没有能够否定王友琴叙述的基本脉络，也没有能够否定这个脉络中涉及到的基本史实，如宋彬彬是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是打倒原校领导后上台的学校负责人之一，是代表该校红卫兵组织给毛戴袖章的学生领袖等等。针对这些，她的主要异议是责怪王友琴不该突出宋彬彬，理由是这些事实“与严肃的学术讨论无关”。

除此以外，两人的最大不同在于，王友琴不加隐瞒地摆出全部史实，给出了从政治迫害到暴力虐杀的完整的事件发展脉络，而叶维丽在《卞仲耘之死》一文中的工作，则是在补充细节的同时，把王友琴给出的完整脉络截断，掐去八五事件的前因，再砍掉其后的演变，这样大幅度裁剪史实之后，就给读者制造出了全然不同的印象。


二、叶维丽自己的两个版本

在卞仲耘之死上，不止有叶维丽和王友琴两个版本，其实叶维丽自己也提供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比较一下她那本《动荡的青春》英文版与中文版里关于八五事件的叙述，有省略有增添，手脚动得还是蛮大的，并不象她在中文版前言里说的，中英文版仅只“大同小异”。且让我来举几个例子。

英文版第76页，讲述八五事件以前，叶维丽提到了她在一次红卫兵活动中学唱革命造反歌的情形：
我是跟着一群女孩学会唱“革命造反歌”的。现在想，那必定是一次红卫兵活动。唱到那句“滚你他妈的蛋”，大家都停了下来。许多人不好意思地笑。然后大家继续，齐声唱出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
这段里“现在想，那必定是一次红卫兵活动”一句，在中文版被删去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有意思的是，英文版书出版于2005年，但在叶维丽2006年的论文中，她就完全否认自己曾经有过这种记忆了：
为了找出红卫兵组织何时成立，我访谈了该校不止15个学生，包括几个红卫兵组织者。无人证实文件中的日期(即《女附中文革大事记》里记载的7月31日红卫兵成立---笔者注)。而且，她们谁也不记得8月5日校园里有红卫兵。我本人也不记得在这段时间前后看见过校园里有红卫兵。[7]
大约是由于这个原因，英文版第81页的短短三句话，“仅仅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就成了我校红卫兵成员。我都记不得我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加入的。反正整个过程都非常不正式。”在中文版中，被改写扩充，特别标明这是卞仲耘死亡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就能当红卫兵，只要自认为自己能当，别人又不质疑你，你就是红卫兵了，也没有什么名册。我不记得我们学校红卫兵是哪天成立的，我想应该在卞死之后不久，这时毛8月1号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已经传出来了。我们学校红卫兵成立没有什么仪式，说成立就成立了，成立后在形式上十分松散，这是这个时期红卫兵的特点。

红卫兵一成立，就把卞死的事盖过去了，人们的兴奋中心就转移了。换句话说，卞死的沉重阴影没有笼罩我们学校几天。[8]
此段与中文版第112页明确否定8月5日红卫兵存在的段落,遥相呼应。这样，中英文版给人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英文版暗示8月5日左右校园里已经有红卫兵和红卫兵活动，中文版则明确彻底干净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而这两者，叶维丽都声称是她本人的记忆！

另一处改动也有意思。英文版第78页：
次日早上我们在教室里听学校的例行广播。喇叭里传出如下通告：“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谁也不许再提。” 说话的是学校师生代表会的第一把手。师生代表会因其与最近被撤销的工作组的联系，声望已经大不如前，但它仍然是当时唯一既存的权威组织。
在中文版里，上段中带有威胁性的“谁也不许再提”一句被删除了，“它仍然是当时唯一既存的权威组织”一句，也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英文版中的"权威组织(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在中文版中变成了“缺乏足够的权威性”的留守处或维持会。叶维丽特别渲染工作组撤后校园的“权力真空”，以及这位第一把手和其他红卫兵负责人的无奈与无辜，而她们投身运动的主动与热忱，维护革命的坚定党性，以及不许人们谈论卞仲耘之死的蛮横等等，则被淡化乃至隐匿了。

类似的变动还有多处。下面随手拈来几个例子，文字译自英文版，标注为黑体字部分的内容，在中文版里不见了：
第71页：我们从游泳池回到学校，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攻击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绝大多数大字报都是高中生写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解，一些学生怎么如此显得有准备？就这么短短的时间，他们从哪儿弄来写大字报的纸 张、毛笔和墨水？好像他们早已全部就绪，只等一声令下。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号令。

第79页：卞仲耘之死，没有人承担责任。她的丈夫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一声道歉，但是我的学校没有一个人出来。

第81页：(毛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这被看作是毛向所有年轻人发出的信号。很快我的学校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由于众多的增删裁剪改写，一些东西被尽量淡化掩盖，另一些东西被不厌其烦地突出强调，我想，读过三年前英文版的人，再来读三年后的中文版，真会怀疑自己读的是不是同一本书，尽管叶维丽告诉我们说，两个版本仅只“大同小异”。

叶维丽强调，版本的歧异“能反映出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至于这个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是什么，从她自己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中，从她对史料乃至对自己记忆的裁剪修正中，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更为明显的线索。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并回答她提出的五个问题。


(待续)


注释

[1] 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网址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 /history/bianzhongyun.htm .

[2] 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网刊总第47期，2010年

[3] Growing u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3, No. 2, Fall 2006; 《动荡的青春》, 新华出版社，北京：2008年。

[4] 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记忆》网刊总第47期，2010年

[5]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出版社，香港：2004年，第33-58页。

[6] 在《动荡的青春》中文版里，叶维丽也说卞仲耘之死不是一个孤立的校园暴力事件，但她此语仅指卞的死亡与毛撤消工作组后的政治大背景有关，并未涉及北师大女附中这所学校的具体事态演变。

[7] Ye, "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 p227.

[8] 《动荡的青春》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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