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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其望”与会者合影 签到处 其望儿子壮壮主持追思会 会场 会场 其望挚友张北英介绍来宾 放映影视《怀念其望》，介绍生平 母子情深 军人之家的父母从小言传身教严格要求。 上小学时的梁其望，摄于马列学院一分院。 北京育英学校第九届六年3班毕业照。后排左4为梁其望，左3黄坚。 中学时代（八中、41中）的梁其望 文革中的其望（中） 参军时的全家合影 送别（前排右一陈小鲁，右二其望，后排左二黄坚） 其望在部队 其望在首钢（后排右五） 梁其望王蕾伉俪 其望和儿子壮壮 王蕾发言 其望二妹炜华发言 其望好友陈小鲁发言 其望41中同学李宝琛发言 其望挚友何迪发言 其望的儿子梁天量（壮壮）和儿媳佩琳是志同道合幸福的一对儿 与会八中同学合影，左起：黄坚、陈小鲁、王小民、刘晓峰。 再叙前缘 中红网北京2016年11月9日电（黄坚）一个年轻人在刚记事儿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多么想知道父亲——梁其望是怎样的一个人啊！2016年10月30日，是梁其望逝世30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他，也为了让儿子壮壮深刻的了解自己的父亲，其望的夫人王蕾在亲人及好友们的提议和支持下，在今天邀请了许多其望当年的同学、朋友、同事举办了“怀念其望”的追思会。
梁其望1948年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和许多家庭背景相似的同龄人一样，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他一生下来就寄养在老乡的家里。新中国成立后，其望终于回到父母身边。他曾在北京育英学校寄宿小学六年，在北京八中读初中，在北京四十一中上高中，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和家庭受政治斗争牵连的磨难，在空军防空部队、首钢轧钢厂和首钢大专班完成了人生的历练。尽管他在38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但是他的经历和他的为人却使许许多多的“共和国同龄人”对他印象深刻，几十年过去仍记忆犹新。在追思会上，从家人到同学到朋友，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回顾自己与其望的交往并对其望给予中肯的评价。从笔者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人们对其望的如下评语：忠厚、善良、踏踏实实、有闯劲儿、敢想敢干、不向命运低头、正直、好学、憨厚、见义勇为、正派、豁达、开朗、非常勤快、热爱生活、热爱家庭、坚强、大智慧、关心国家大事、有个人见解和认识、有反省和反思精神、“在文革中他反对血统论，保护老师同学”、“他是个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人”、“一个大哥哥的形象，一个活生生的人”、“坚信王蕾与他结合一定会幸福一生”、“天道酬勤，地道酬善，人道酬和，其望是个得道之人！”......。人们在追忆其望时，有人热泪盈眶，有人哽咽难言，有人语调深沉，也有人语重心长寄希望于后代一定要继承家风，慰藉英灵，.....。大家的回忆令笔者唏嘘不已：梁其望生命虽然短暂，宏图大志虽未完成，但是他的光辉足迹过去了多年却仍使人们不禁感叹和赞赏，乃至成为后人的榜样和精神力量，夫复何求？
“怀念其望”追思会的举办实现了梁其望家人的夙愿，让大家对其望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使我们这些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老熟人又碰到一起。这真是让人感慨万千特殊的一天！北京八中校友陈小鲁、黄坚、王小民、刘晓峰作为梁其望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出席了追思会；北京育英学校和四十一中老同学以及首钢的老同事亦有多人到会。
附录一：梁其望夫人王蕾的发言：
今天是其望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起先我只是想到在这个祭日应该请几个至交好友一起去福田公墓看看其望，同时把我珍藏了多年的亲友悼念来信和老照片整理出来，交给儿子壮壮留存。是北英、何迪提议搞一次追思活动，大家一起怀念其望。北英很快写来了约两万字的回忆文章。我很有些犹豫，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情感的闸门一旦触及，我的心还是会流泪。再说那么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断了联系，没有什么音讯。跟儿子商议。壮壮说：爸爸的好朋友们要怀念他，我们没有理由不赞同不支持。我也非常希望有机会听听回忆爸爸的故事，感知你们那一辈人所经历的特殊年代。于是，开始抓紧整理照片、资料，找寻到其望当年写下的几份手稿。其中《给首钢领导的改革建议书》和《智盟自动化技术开发公司章程》尤为令人感慨，三十年前的建言献策和拟自办公司的草案内容至今读来仍不为过时，经得住时间的检验，我从未及细看过。家人和好友随即写就了自己记忆内存中最深刻的回忆文章；何迪更是在穿梭忙碌之际，细读了其望与他在青春岁月的几十封通信，有感而发，摘录并撰写了“一束旧信札引发的思考”；再加上一批不同时期写就具有时代印记的亲笔信件和带有特殊意义的字条原件，这些真实的内容编就了这本简朴的小书《怀念其望》。我做了三十多年的文字编辑，全部文稿由自己学着打字、编排、监制，儿媳佩琳设计了封面，采用的是姐姐王苗当年拍摄的胶片肖像。同时也将部分老照片做成了视频光盘，以长久留存。我要感谢所有来参加追思活动的家人和朋友，感谢你们对其望深厚而绵长的缅怀，感谢一直以来对我和壮壮无以表述的关切和帮助。
非常高兴见到那么多久违的老朋友。由于黄坚的网络串联，联系到了其望在育英小学、八中、四十一中、中组部大院以及首钢大专班和自动化所的同学和朋友们。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从其望生病联系住院，提供急需的血源，术后治疗到最后的临终守护，都离不开他的这些好哥们、好同学，还有所有的家人及亲友。大家都力尽所能地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帮助。我们一直未及说出心里深深的感激，成为多年以来最大的遗憾。为此再次感谢北英、何迪的提议：怀念其望，精神永存！
（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日）
附录二：张北英：怀念其望
其望是我的好友。姓梁，叫梁其望，祖籍杭州，是将门之子。其父亲梁军是开国少将，是军事教育家，曾任18兵团副参谋长、防空军副参谋长、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校长、国防科委参谋长。其中担任空军二高专校长的时间长达10年，为空军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梁军将军受林彪事件的牵连，隔离审查期间因心脏病得不到急时治疗和抢救，在关押地亚非学生疗养院逝世，终年59岁。
913事件之后，其望因其父亲的问题受牵连，由空军正连职作训参谋职位上转业到首都钢铁公司，分配到轧钢厂750轧机车间，当了一名普通的轧钢工人。为使750这台当时全国最先进的设备为国家多轧钢，轧好钢，其望承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工作压力、技术攻关压力，刻苦钻研轧机构造和操作技术，很快成为熟练的操作工人。他先后担任了班组长、初轧车间主任。恢复高考后，其望凭实力考入首钢职工大学计算机硬件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首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大干一场时，他不幸被查出患了急性白血病。在医院经过超大计量的化疗、放疗之后，又做了骨髓移植手术，但这一切仍然没有挽回其望充满活力的生命。其望在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我多次到医院看他，手术前我到医院为其望理了发。其望的大妹妹梁炜今为其望提供了自己2000多CC的骨髓血。用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在当时刚刚开展，北京电视台还播发了这第七例手术。手术之后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新问题：强烈的异体排斥反应，免疫功能低下，多发性感染。其望手术后住在无菌隔离病房40天，特别想念亲人和朋友。当时和家人、外界的联系仅靠在蒸锅里消毒过的纸条传递。住院一年九个月，病情一直未能好转，但他始终乐观自信，从未放弃过治疗。1986年的10月1日，他坚决要求回家过国庆节，医生可能知道其望的生命己经进入倒计时了，就破例批准其望回家过国庆节。我连着三天到其望家看他，与他聊天，苗苗为我、何迪和其望拍了最后的合影。10月3日，我离京赴广州，5日离开广州随“科学一号”实验船开始了为期66天的西太平洋科学考察。与其望告别时，我心里特别难受，看着他虚弱的身体，告诉他：等我回来给你讲海上考察见闻。何迪送我从家里出来，在门囗，我对何迪说：我真担心考察回来后见不到其望了。说着说着，眼泪从眼角里流出。其望在人民医院逝世时，我正随中国科学院科学考察队在西太平洋进行科学考察。是我弟弟锦英代表我到八宝山与其望告别。其望逝世时才38岁，英年早逝，我难过极了。梁军将军的政治结论问题，给其望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认为父亲的问题是冤案，他帮助母亲方利阿姨不断地向中央领导递交要求重新审察、公正做出结论的材料。方利阿姨找过梁军叔叔的老领导可是谁也没有明确说：梁军没问题。领导都是说：相信党，相信组织梁军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一定会有正确的结论。可是其望至死也没有看到父亲的冤案平反。他带着悲痛去天堂与他亲爱的父亲相见。我总在想：如果不发生文化大革命，不发生林彪外逃亊件，梁叔叔不会早逝，其望也不会早逝。可是沒有＂如果＂，只有结果。
我认识其望是在1964年，那一年我们16岁，都在北京市第41中读高中一年级。同学不同班，我是英语班高一(三)班，其望是俄语班高一(二)班。我初中就在41中，其望初中在八中。我们上高一时，课外业余活动非常丰富，我喜欢无线电，其望也喜欢无线电，我们俩同时报考了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所属的国防体育运动俱乐部北京巿业余无线电学校。同时被录取。无线电学校在平安里十字路囗北西侧的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无线电学校设有二个班：一个无线测向班，一个2W电台班。我们俩都选了2W电台班。我们俩同桌。讲课的教师姓吳，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南方人，是从通讯兵部队转业的军官。我和其望听课都很认真，笔记记的也全，特别是电路图，教员要求要默写画出来。那个时代是电子管时代，电子管是收音机、电视机、通讯电台的最主要的原器件。半导二级管、三级管刚刚商品化。我们讲的无线电原理是电子管原理，电路图也是电子管电路图。讲原理课比较单调都是要背的，我和其望的理解力、记忆力都很强，理论考试成绩都是优。我们的实验课是自己动手，组装三波段超外差收音机，有选频用的＂猫眼＂和高低音调协。对无线电的喜欢我比其望更强烈一些，我除了在学校自己组装一台收音机外，还自己买零件在家里再组装一台，我主要觉得我们家那台捷克收音机的高低音不好，同时还组装一台扩音机，自制了大音箱，听音乐就是不一样，特别是低音听起来特别美。其望其实并不很喜欢无线电，他喜欢汽车，在笔记本上他画了很多汽车，有卡车、吉普车、小轿车。各种牌子的小轿车，有苏联的吉姆、伏尔加、波兰的华沙、德国的奔驰、美国的别尔克、福特等。他画的很快很像，特别逼真。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可能会考淸华大学的汽车设计专业，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汽车设计师。超外差式收音机组装完成后。我们又开始学习2W电台原理课并组装2W电台。电台组装完后开始进行野外通讯测试时，大慨是1966年的4月份，我们这个班的活动就停止了。在批判＂三家村＂和以彭真为书记的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运动中，还有大字报说：办无线电学校2W电台班是个大阴谋。现在想起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母亲和其望母亲在一个办公楼里上班，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处，但相互认识，而且两个人还一起出过差，一起完成中央领导交办的调查任务。中午放学时，我和其望谁先下课谁就在学校门口等着。然后一起骑车到机关食堂吃午饭。父母在一个机关孩子又在一个学校，有我、其望、一星、政协、立功、石生、江山、左生等。我们这些人有的中午一起到机关食堂吃午饭，有的回家吃饭。在其它学校上学有时也在食堂吃午饭的有：秀光、鲁生、小田等。我们在一起吃饭的都是上高中的。年龄差不多，学历、阅历、经历也差不多，大人都相互认识，我是从62年开始到机关食堂吃午饭的，和其望一起在机关食堂吃午饭的时间持续有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习和生活都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我们一起在机关食堂吃午饭的日子也就结束了。我们中午一起吃午饭，人不固定，有时有的人回家吃，有时吃完了再回家。我吃完午饭有时就回学挍做作业，有时就到其望家两人聊天。1964年新华书店有个内部书店，这个书店开始在朝阳门内，后来搬到了六部口。那个时候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还在继续，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反修防修＂这个问题。国内开展了＂四清＂和＂社教＂运动。中宣部、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编辑一批被我们称为＂灰皮书＂、＂白皮书＂和＂黄皮书＂。＂灰皮书＂主要是国外政党领䄂、政要的著作。“白皮书”是马恩列斯著作的专题论述摘编。＂黄皮书＂是淡黄色的是当代外国文学作家的译作。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给领导干部、理论研究人员。那时我是我们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其望是他们班的团支部委员，我们对政治问题都比较感兴趣。我们都看了很多政治和历史书籍，看了很多内部出的＂灰皮书＂。其中记忆最深，反复看了几遍的，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南斯拉夫党的政治局委员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我们讨论过：中国会不会出现书中所说的＂新阶级＂这个问题。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有何迪、一星、海生、江山、政协、石生和我。我们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各级政权的领导者和干部不会形成一个新的阶级，原因是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会出现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如果利用权力谋取私力就可能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其望认为：如果领导干部阶层以权谋私，是少数人，不是整个阶层，不能称为特权阶层。如果多数人以权谋私，就可以说这个政权变质，可以说出现了新的特权统治阶级。我们当时的讨论只联系苏联的社会实际，还没有更多地在理论层面进行讨论。讨论有时在何迪家，因为他家就在学校的斜对门，更主要他家环境宽松，讨论什么问题沒有人干涉，讨论热闹激烈时，何迪的爷爷辛亥革命老人何遂老先生还会从他住的北房到何迪住的东房来看看，听听我们年轻人讨论什么问题。何迪不愿让爷爷听我们讨论，就对爷爷说：你回你房间去吧，你在这听，大家就不说了。何遂老人看着我们这帮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年轻人说：好，好，你们讨论，我不打挠你们的讨论，然后就笑咪咪地看着我们离开何迪的房间回到他的北房去了。讨论中有时争吵，何迪的老阿姨高奶奶就提醒我们：说话声小点，有理不在声高。那时候看的最新翻译苏联的小说有《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等。我在文革结束后从周杨的反思理论文章中，才看到了周杨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研究分析执政党中出现的权力异化、干部异化问题。我们当时的讨论更多的是在形式层面，远远没有从理论层面，认识权力对人的影响和改造。
我和其望都喜欢滑冰。我们俩人的冰鞋是一起在当年的西单商场体育用品部买的。鞋是紫红色的，我俩都想买黑色的鞋，但黑色的没有我们要的号码，只好买紫红色的。刀是跑刀，黑龙牌的，黑龙江省冰刀厂出品，冰鞋20.5元一双，冰刀4.5元一副，冰刀原价10元一副，我们买冰鞋的时候是9月刚开学不久，秋天刚到冬天没来，可能是降价促销，清理库存。25元买回冰鞋我们俩高兴极了，都认为到了冬天再买，肯定要30元。我们从1964年冬天开始一直到1968年，每年冬天我们都在一起滑冰。我们去的最多的冰场是北海公园冰场、什刹海冰场、紫竹园冰场、中山公园冰场。晚场基本上是在北海或是什刹海，因为离家近。冰场的入场券是0.15元一张。星期天我们不是去颐和园就是去玉渊坛滑野冰。玉渊坛不收门票，颐和园的门票5分钱。去颐和园虽然远，但是后山的湖面结冰最早，开化最晚。滑冰的人又少，我俩都爱去，不怕远。那个时期和我俩经常在一起滑冰的有张平、史一中、周冰洋、莫安临、靳剑生等。第一次去颐和园后山湖面滑冰是陈祖漠带我们去的。陈祖漠文革前和我住一个院，他父親是陈昌浩，母亲是苏联人叫戈拉宁，祖漠滑球刀，是什刹海体校冰球队主力，是大家公认的＂冰球大王＂，滑的棒极了，祖漠带球过人的动作，优美自如。一中也滑球刀，打冰球，但他和祖漠比就显的业余了。我小学一年级是在哈尔滨东北烈士子弟小学上的。学校有冰场，冬天的体育课就是滑冰课，所以我在小学时就会滑冰，尽管到北京后有8年没有滑冰，但身体平衡功能仍然保持很好，在冰上曲膝、弯腰、蹬冰动作都很标准，直道和弯道技术要领掌握的比较好。其望第一次上冰，站立还不稳，也摔倒过，但其望在我的指导，掺扶下，很快就掌握了平衡要领、蹬冰要领，第三次上冰就可以慢慢地滑直道了。第一次上冰我建议其望租一个冰车推着走进行练习。其望拒绝了，他说：推着冰车练习可以不摔倒，但掌握不了平衡技术，怕摔倒就别滑冰，滑冰就别怕摔倒，只有摔倒了，才能掌控平衡技术。推冰车的不是小孩就是女的，咱们大老爷们用不着。其望在滑冰时表现出的：不怕困难、不靠帮助、永于实践、敢于胜利的精神体现在他的一生中。
1965年8月1日，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在军事博物馆首演《长征组歌》。我们俩都有票，一起观看了演出。我们被组歌深深感染，十分喜欢每一首歌。后来，不知其望从那得到了两本油印《长征组歌》歌本，歌本是油印，在当时非常珍贵，其望送给我一本，我们俩很快就学会《长征组歌》每一段。《长征组歌》的密纹唱片一出，其望就买了一张。有一段时间，我们吃完午饭就到其望家听《长征组歌》边听边跟着唱纠正我们唱的不准的部分。我俩很快就会唱《长征组歌》的全部曲子了。
1966年6月以前，我们学校党支部已经按市委的布置，要求各班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学习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内部消息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毛主席批评彭真领导的北京巿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要改组北京市委。罗瑞卿大将跳楼自杀。也听到社会上的消息：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是路线斗争，北京大学不是无产阶级领导，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还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和其望、一星、海生、江山等人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到何迪家聊天交流各自听到的内部和社会上的各种消息，特别是四中、六中、八中的学校情况。6月1日早上的新闻节目广播了聶元梓写的被毛主席称为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学校后我和其望商量，我们也应该给学校党支部写大字报。放学后，我和其望、海生又到何迪家商量给学校写大字的事。大家一致同意给学校写大字报，表示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求学校党支部和领导检查自己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错误，检查学校的工作是不是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检查学校党和青年团的发展工作是不是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我和其望、何迪、商定：第二天6月2日各自在自己班就给学校领导写大字报问题征求同学意见，统一思想认识。早上自习时，我找到团支部书记冯国栋建议召开支部紧急会议，冯国栋接受我的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我提出：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事大非面前，我们支部不能当群众的尾巴，不能落到群众的后头，团支部应该成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先锋，否则支部就会失去先进性。但是，支部里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首先应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否则就不可能进行正确的批判。批判应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批判。针对这种认识我说：批判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北大的大字报就是号召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批判可以自下而上。写大字报是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能力。由于大家认识上有分岐，冯国栋认为：不以团支部的名义写大字报为好。徐建是学校团委委员他赞成写大字报，但不赞成以团支部名义，他的意见是谁写谁签名，团支部支持写大字报。上午的课有语文课，是班主任唐寿男老师的课。这两节课没有按原定的教学计划进行，按同学们的要求选了《燕山夜话》里的文章进行讲解批判。当时班里定有《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三份报纸，一份是用团费定的，两份是用班费定的。我们勤工俭学的收入都作为班费。报纸上每天都有登有供批判用的《燕山夜话》中的文章和批判《燕山夜话》的文章。下午的课是自习课还是什么课，我记不清楚了。班里主要开始讨论与大字报的内容。讨论以我、海生、高非、钱忻一等人为主：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主要有四条：1 学校领导不积极领导全校师生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批判，学校领导应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与旧市委划清界线，站在毛主席的路线一边。2 学校领导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在发展党员团员工作中只注重学习成绩，不注重阶级立场。学校领导应很好地检查自己的组织路线。3学校领导只注重学生提高学习成绩，不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公开讲：突出政治，思想工作是＂空对空不成立＂。学校领导应很好地就这个问题做出检讨。还有一条我记不淸了。我到何迪爷爷家拿的毛笔和墨汁。何迪爷爷何遂是辛亥革命老人，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代理过黄浦军校校务，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抗战时期支持共产党的主张，与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领䄂人物保持联系。50年代做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60年代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何遂老人特别喜欢他的孙子何迪，对来家里的何迪的同学朋友也特别喜欢。听说我要写大字报，何遂老人从笔筒里拿了3支毛笔给我，还拿了一瓶墨汁。大字报纸是到白塔寺十字路囗处的文具店买的。是高非还是线忻一抄的大字报我记不淸了，大字报题目好像是：给学校党支部的一封公开信。还是什么题目我也记不淸了。大字报署名是我定的：高二(三)班部分同学。抄完大字报天都黑了，大概晚上快10点了，大家决定明天一早，6点半到校，7点将大字报贴在北校门进门通道左侧的墙上。 6月3日上午以我为主起草的署名＂高二(三)班部分同学＂的大字报贴在了校园里，这是41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共四页纸，纸是粉红色的。紧接着其望他们班、何迪他们班、政协他们班、一星他们班、江山他们班的大字报，也都陆续贴出。一个上午学校东西教室楼和老师办公楼外贴满了大字报。6月3日以后的几天里，上午的课还能上，下午的课基本上就不能上了。下午不是写大字报，就是学校间同学串联。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终止了。学校领导处于靠边站的地位。学生会和学校团委处于瘫痪状态。在学校运动最出的几天里，学校领导靠边站，被批判后，学校处于无政府态，学校没有统一的领导，各个班级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名称的战斗队、战斗组，初中同学的＂革命行为＂比较激烈一些，对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的批判出现了体罚、在学校里游校园，平时对同学管教比较严格的老师成了革命小将的对立面。学校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怎么进行＂斗批改＂?我和其望、何迪、一星、江山、政协等人在何迪家商量，应该到新市委汇报学校运动情况并要求向学校派工作组。当时己听说新市委和团中央向师大女附中派出了工作组。我们几个人立即行动起来，骑自行车到新市委请工作组。时间好像是6月5日下午。到了新市委，楼里楼外都是人和大字报。人很多，有是来贴大字报的，有的是看大字报的，还有的是像我们一样是来汇报学校运动情况要求派工作组领导学校运动。市委接待人员要求来汇报学校运动的人排队按秩序汇报。我们等了2个多小时还沒有汇报上，市委办公大楼的一楼大厅可以说人山人海。我认为排队等汇报到半夜都不一定轮的上。我告诉其望等一起来的人说，我认识李雪峰书记的秘书张学忱，我们找他汇报。我们找到电话给打电话，张秘书说他现在有重要的工作离不开办公室，只等下班后接见我们。我们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半才见到张秘书。大家推举我让我汇报，我简单扼要地汇报了学校运动情况后说：学校领导在群众运动面前成了被革命师生批判的对象，已经不能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了。而学校没有领导就搞不好＂斗批改＂，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战斗队、大批判组，形不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强烈要求新巿委向我们41中派工作组，领导41中的文化大革命。我汇报完了，其望和其他人又作了补充，希望市委尽快向41中派出工作组。张秘书肯定了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肯定了我们要求派工作组领导学校运动的意见是正确的。陈秘书说：派工作组领导学校运动这个问题市委领导正在研究，工作组的组建要统筹安排，工作组到学校也要有一个过程。我会把你们的想法要求向市委领导报告，工作组什么时候到学校要等通知。工作组没有到学校之前，你们把学校的保卫工作做好，学校的财产不能遭受损失，对学校领导的批判要把问题核实清楚，不要把批判的矛头对着一般教师，完成＂斗批改＂任务离不开老师，你们要团结好老师。我们离开市委大楼时都夜里11点多了。
我们向李雪峰的秘书张学忱汇报后大约有一周的时间，市委向我们41中派出了工作组。据说我们是北京市西城区第三个派驻工作组的的学校。工作组一共有5人。组长叫刘平是团中央委员、青年出版社总编辑。组员有丁文斌，团中央干部，九十年代曾做过秦皇岛巿委书记。组员还有一位工厂的党委副书记，还有一位女同志和一位男同志从那个单位来的叫什么我记不清了。工作组到学校的时间是6月10日左右。具体那一天记不淸楚。
工作组到学校后，我、其望、何迪、江山、一星、付欣、晓林、白杰、孔新民等都是工作组的重要依靠对象。工作组召开的会议，研究的问题事先都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也按照工作组布置的工作去做。工作组进校后组织召开过一次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年级、各班也召开批判会。老师们的学习批判单独召开过。此时＂破四旧＂在全国展开，社会上又在＂破四旧＂的口号的鼓动下，出现了＂抄家风＂。我和其望反对＂抄家＂，我们没有参加过一次抄家。七月在北京出现了＂辨论对联＂。＂老子英勇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基本如此＂。对这副对联我和其望是持反对意见的。我们反对这副对联，主要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这副对联宣传的是唯心论、血统论。很多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人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优秀领导干部。我父亲、其望父亲参加革命的经历就说明这幅对联是错误的。工作组在学校领导运动的这个期间我被推选为：北京巿四十一中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这个筹委会实际上是起到工作组办公室的作用。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布置工作，完成工作组交给的工作。我们都还在班里，没有集中到学校的教师办公楼里，有事有会就到办公楼。工作组提出让我到办公楼与工作组一起工作。我与其望、何迪商量后没有同意，我告诉工作组：离开班级容易脱离群众，不能及急时了解掌握同学中的思想动态。我可以每天到校后先到工作组办公室汇报情况研究问题，然后到班里传达工作组的指示，布置工作。这个期间我和其望、海生一起骑车到八中、三中、三十五中串联较多。其望和海生初中是八中的，在其望和海生的介绍下认识了他俩的初中和小学同学，其中有李勇、王小民、计三猛、陈小鲁、黃坚、靳剑生、朱小滨、莫安临等，与他们交流各自学校的运动情况。我和其望还多次骑车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看过大字报，到西城区和海淀区的中学了解中学文革情况，然后到何迪家互通情况讨论运动形势。我们还带领同学到地质部保卫档案室，保护何长工。我作为学校筹委会主任带领全校同学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旗杆旁参加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活动。北京市的中学生很快就从6月出现＂造反派＂和＂保皇派，7月出现＂赞成对联派＂和＂反对对联派＂，＂保工作组派＂和＂反工作组派＂。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41中参加大会的名额是工作组分配的。我在与工作组研究参会人员名额分配方案时，我提名海生去参加大会遭到工作组的拒绝，认为海生不去参加会为好。我那时年轻气盛，当着工作组组长的面表示：即然我提名参会的人你们不同意去，那我也不去了。尽管工作组组长说：你别意气用事，你应该去参加这个会。我真的没有去参加大会。7月29日我和海生一起骑车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其望去参加了大会，会场的情况是其望回来告诉我的。其望说刘少奇、周总理在大会上都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大淸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刘少奇讲完话，毛主席走到主席台上，全场发出欢呼声。当天我知道了毛主席在7月25日听了文革情况汇报后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批，二不会改，压制了革命师生、阻碍了运动。并下令撤回工作组，由师生自己搞革命。这会不久，以刘平为组长的工作组撤出了41中。工作组撤出时刘平同志、丁文斌同志对文革筹委会交代的工作是：抓紧作好革委会的选举工作，筹委会负责革委会的提名工作。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委员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要有学生，也要有老师。刘平还告诉我：工作中遇到问题要向新的西城区委书记请示汇报，我记得新的区委书记叫王定华，原来是福建省龙岩地委书记刚刚调到北京任西城区委书记，他家住在三里河三区，我和何迪去过他家。学校革委会的选举是在九月份举行的。各班推选班文革小组成员和组长，然后各年级推选年级文革小组成员和组长，各年级文革组长作为学校革委会成员后选人，教师工会推选教师代表作为后选人，名单初步形成后又广泛听取了老师和同学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了贾志民、唐守男、俞子莲等老师，何迪、郝一星、徐健、唐一年等高年级同学的意见。在41中革委会的选举中我落选了，落选的原因之一当时学校出现了一个冒充中央领导人儿子的人，这个人，说我父亲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被中央领导批为大染缸，红的进去黑的出来，是黑帮，他们家有问题。他从来不说，与黑帮父亲划不清界线。高三年级的孔新民当选为41中革委会主任。新的革委会主任选出后，其望让我和他一起去新疆串联，我觉的太远了，我想到党的诞生地上海、毛主席诞生地韶山和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这样即可以了解南方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学习外地大中学大批判经验，还可以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程。9月25日其望离校去新疆串联。何迪因肝病要吃药治疗不能离京。9月29日我和江山、付欣、戚三颜、李铁秋五人到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西安、延安等7个城市串联，了解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学习外地＂斗批改＂的经验，历时40多天，11月10日回到北京。
66年8月1日，淸华附中红卫兵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北京市各中学成立起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代表。据我所知41中沒有人上天安门被毛主席接见。上天安门的学校红卫兵代表名额是新巿委负责中学文化大革命领导定的。选的都是名校，如西城区四中、六中、八中、女附中、女一中，海淀区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41中仅是北京15所男校中的一所，排位是第二方陈中排名靠前的学校。各方面都不是特别拔尖的学校。学校的大学升学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85左右。我和其望、何迪、江山等人认为：共青团的支部可以成为中学文革运动的领导核心，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为了有广泛代表性，可按16条规定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所以41中在6、7月份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都是各班的。学校大字报属名有团支部、革命群众、各种革命名称的组织、也有属实名，一个人或几个人联名。学校领导被革命师生夺权后，就靠边站。工作组进入学校后由工作组领导运动，在工作组批准成立的41中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实际起到工作组办公室的职能。筹委会做的一件事就是组织41中革委会选举。在军宣队进驻学校之前，学校没有全校的统一的红卫兵组织。8月25日，西城区35所学校红卫兵开会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41中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是高一年级的戈平亮。他是他所在年级红卫兵的负责人，参加会时他曾要我与他一起去参会，我当时事情多，来找的人也多，我说你去就可以了，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告诉我。西纠成立初期主要是维持社会秩序，纠察红卫兵中的过激过火行为。西纠成立后41中与西纠的联系人是戈平亮。在组织上西纠开始给41中是50个名额发了50个䄂章和50个証书。戈平亮通知我西纠要求学校负责人参加的会有两三次。都是在西四九三学社总部院内，还有就是接到过几次电话通知。第一次是要求41派红卫兵参加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工作。第二次是要求41中派红卫兵到地质部保护档案。第三次是到戏剧学校声援藏族班学员。41中还按孔丹、陈小鲁的指示，与丰盛学校一起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接待站＂。西纠接待站设在丰盛胡同中直礼堂东侧丰盛学校宿舍对面的一个院子里，从8月底接待站成立接待来访到9月底。一共存在了30天。西纠接待站是由41中的人为主，丰盛学校的人参加。张海生是接待站的负责人。接待站每天接待的人络易不绝，人山人海，接待人数每天都有100多人，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抄家问题、打人问题、生活困难问题、文物丢失问题、住房困难问题、谴返回乡问题等。接谈反映的有关民主人士家被抄、某学校私设刑堂烤打社会人员的问题都向西纠的负责人汇报过。接待站成立初期来的人多，到9月底来的人就少了。我们出去串联，接待站也就仃止办公了。
1967年2月春节刚过，我和其望两人步行离开北京，前往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季庄。江山和严晓梅、冯松光、冯江华、冯立文、冯丹娘等人己于1月份就到了白洋淀，并写信约我和其望一起到白洋淀来。1966年12月26日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召开的斗私比修大会之后，中学生中出现的反中央文革思潮开始在社会上漫延，公安机关抓了老红卫兵中的一些反中央文革的思想激进的人，老红卫兵串联到公安部要求放人，被三司说成冲击公安部。我因参加了12．26大会，成了被注意的对象。12月27日晩上11点多钟，《解放军报》两名记者坐着一辆老式伏尔加轿车到我们家，把我接走带到《解放军报》报社院内西侧楼的二层会议室，会议室里有6、7位军人，其中还有一位女的。他们让我讲我所了解知道的12.26大会的筹备组织情况。从晚上一直问我到天亮。我吿诉军报记者们：12.26大会是海淀、西城、东城老红卫兵联合召开的一次大会，会议的宗旨是要＂斗私批修＂老红卫兵要开展内部整风，正确对待老干部被批判被打倒的问题。老红卫兵不能因为父母被打倒，自己就不革命了。会议不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至于会场上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别太狂了＂的口号不代表会议组织者的立场和态度。而且当时八中的计三猛等人代表西城老红兵上台发言，不同意喊出针对中央文革的口号。计三猛发言时我就站在他身边，他的发言也代表我。我向军报记者讲完了没什么可讲的了，他们就让我回家了。上午我給严小梅打电话将解放军报社记者把我带到报社了解12.26大会情况的事情告诉她。严小梅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看到要抓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说还是离开北京到外地安全。严小梅的父亲严佑民是公安部还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她讲的话我信。不离开北京就有可能被抓。我将情况又告诉其望，其望说：那咱们就到白洋淀找江山他们去。我说：好。
我们俩是春节过后的几天离开北京的，我们俩背着行李在复兴门会合后沿着去大兴就是现在的京开高速公路一直向南行，一共走了四天。第一天走到大兴，在大兴一中的一间教室里过的夜。第二天走到固安，在固安的一个大车店里过的夜，第三天走到霸县，在一个小旅店过的夜，第四天走过雄县进入白洋淀大约下午5点到达端村的季庄。江山、严小梅、冯松光等热烈欢迎我和其望的到来。这是我和其望第一次长途步行，全程120公里240里，平均每天步行60里。第一天走到大兴时，脚下就起了水泡，我和其望相互用针挑破水泡上了药，不影响第二天走路。但是，脚每落地还是感到刺痛，这让我倆切实体会了红军2万5千里长征的艰苦。当天晚上我和其望挤在江山住的土坑上，第二天早上队干部把我和其望安排到距离季庄1里地的王庄。吃过早饭，江山和一个村民把我和其望送到王庄，王庄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有20几户人家，以种地捕鱼为生。冬季沒有多少农活干，捕鱼实际上是冰面砸开个口子把带饵料的魚钩用线放下去，隔一段时间把线拉出来，但是捕获量很小。我和其望被安排在一位老乡家的一间土丕房里。房子不大也是10平米左右，沒有床，地上铺了有半米厚的麦草就是我们俩的床。我和其望就睡在麦草上。第二天早上我和其望起床洗漱完毕后，沒吃早饭就开始了学习。我们俩一起读公安部编的《毛泽东同志论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的封面是浅黃色的。我们俩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到底有多长?无产阶级变为有产阶级了，党就不再是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党怎么再代表无产阶级?党实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共产党没有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一个群体慨念，夺取政权后工人阶级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工人阶级逐步变成了有产阶级了。......我们俩正讨论着，大慨10点钟左右，突然门被人一脚踢开，是4、5个拿枪的武装民兵出现在我们面前，为首的问：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吗？我回答说：是。为首的又说：你们把行李整理好，跟我们走。其望问：我们为什么要跟你们走?跟你们去什么地方?为首的说：跟我们到季庄子，和你们在季庄子的人一起到县里去。我和其望无耐无助，他们也不听我们解释，我和其望打好行李，背到肩上，在武装民兵的押送下走向季庄子。村子里的人看着我们被押走，不知为什么。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快到季庄子时就看到有两辆挂着军牌的解放卡车停在村口，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还有很多武装民兵。我和其望被押到村里的小学校，小学校是村里的制高点，学校的房顶上架着一挺机关枪，民兵爬在房顶上手握着机抢，真有如临大敌的味道。其望说真够讽刺的：咱俩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现在咱俩莫名其妙地被人给专政了，真有意思。在小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我们被一一过堂审问。一个解放军问一个人记录。问姓名、那个学校、父母是什么单位、干什么的，是不是黑帮、走资派，为什么到白洋淀来?我们一共有28人，有几个人都是一家的兄弟姐妹。那天上午江山和严小梅借了老乡的自行车骑车到安新县城买盐、酱油和煤油，下午1点才回到季庄子。江山和严小梅一回来就不让去住的老乡家，问完姓名后，就让他们取行李，然后所有人上车去安新县城。江山从老乡家拿了行李出来，对站在村囗的老乡大声说：老乡们，我们从北京来是帮助你生产，向你们学习的，他们抓我们是错误的，我们没有犯法没有犯罪，他们抓我们，我们要告他们，他们必须放我们，必须认错，必须赔礼道歉。江山比我们早来了2个月，与老乡们在劳动中建立了感情，江山说话有一定的煽动力，这时老乡们就开始质问军人和民兵：他们是学生、是好人，你们凭什么抓他们，群情激愤。这时一个穿马裤呢军大衣的军人，一挥头，一个年青军官手拿着绳子在另一个军人的帮助下，把江山五花大绑起来，据说穿马裤呢军大衣的人是安新县武装部部长，这次行动是他指挥的，还有两个大学生长相的人是首都三司政法公社驻安新县联络站主任，是政法学院的学生。我们在武装押送下登上解放牌卡车。这时有特别感人的一幕，一个老乡把烙好的饼塞到江山怀里，说：你还沒吃饭呢，这饼你路上吃，这时江山的眼泪流出来了。江山一边对老乡说谢谢，一边大声喊：老乡们，我们一定会回来。我们站在卡车的中间，车箱两边站着荷枪实弹的军人和民兵。在车上我和其望、江山紧紧地靠在一起。汽车在白洋淀里整整开了近三个小时，天快黑了才到了安新县城，把我们28个人安排在一个大车店里，14个男的住一间，14个女的住一间。都是大通铺。在大车店里我们吃了吃饭后，又被集体带到县公安局又过堂审问，同在小学校问的问题一样。问完后又被集体送回大车店。在审问我和其望、江山时，我们都抗议非法抓人拘禁的行为，但是抗议无效。晚上我和其望、江山紧紧挨着在寒冷的大车店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安新县的武装部长來到大车店说：我们与北京联系了，把你们送回北京。不知他们从那找来一辆大客车，我们登上客车，车开了有5、6个小时，下午4点，把我们拉到公安部大门口，我们下了车，送我们回北京的安新县武装部一位参谋跟公安部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交谈时，严小梅在传达室给他父亲严佑民副部长打了一个电话，严部长指示：不接收这批孩子，让他们都赶快回家。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按严部长指示办，不接收我们，让我们赶快回家。别让家里人着急。这时最尴尬的是那位送我们到公安部的安新县武装部参谋。其望对这位参谋说：你们还想让公安部长抓他没有犯法的女儿，你们脑子有病吧！以后办事长点脑子，别干这种蠢事了。再这么干该抓的是你们了。我们离开公安部时，长安街的华灯亮了。我们28个人相互道别，各自坐公共汽车回自己的家。大家分别时都感谢严小梅的爸爸，让严小梅一定要把毎个人的谢意带给严部长。这件事被三司到处宣传说：三司一举捣毁了联动在白洋淀的据点，将50多位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这个谣言与事实根本不符，但是这件事确是1967年3月北京的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
1974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与其望、连连一起在空军天津杨柳青机场过的。74年7月下旬我因公回北京出差，在王府井碰到了连连，连连说：八一节她去天津看其望，问我能不能一块去看其望，我说没问题。8月1日早上我和连连在北京站坐火车到天津，再转乘公共汽车到杨柳青机场。其望68参军，先在上海，后到天津。我68年上山西插队，70年参军，我们始终保持通信，但是从68年算起到74年，我们有6年沒见面了。其望在他们营区大门口接我和连连，我和其望见面热烈拥抱。我到了其望的宿舍，坐下来就开始聊，连连坐在一边听我们俩聊，那时其望在作训科当参谋，我们俩聊到抗美援越部队轮战，其望说：他多次找领导要求到越南轮战部队参加抗美援越。可是领导不批，他也去不成。其望说：当兵就是为打仗，现在有机会参战，可又轮不上我，找领导把我调到轮战部队，领导又不同意，这兵当的就有点沒劲了。其望真的是想上战场。其望所在的部队是空军高炮部队。在越南战争中援越部队伤亡最大的是防空高炮部队，其望知道高炮部队的伤亡情况，但是其望不怕死，仍然想上前线。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中午其望邀请我和连连参加他们的干部八一会歺。领导讲完话后，其望说：我向大家介绍两位陆军同志，欢迎陆军同志与我们一起共度八一建军节，女的是我妹妹，男的是我中学同学最好的朋友，他在的部队是赫赫有名的邱少云烈士生前所在部队。介绍完了，其望的战友们热烈鼓掌欢迎。接着就是碰杯喝酒。气氛热烈，不断敬酒，但是比较文明，没有喝醉的。会歺结束后，其望带着我和连连在机场参观。停机坪停着一架朝鲜民航专机。警卫不让我们靠近飞机，后来我们知道是朝鲜军事代表团来访，参观196师军事技术表演。在机场里还有一个汉白玉牌坊，其望知道这座牌坊的故事，他当时给我讲了，现在也忘了。但是，那一天其望要上战场，建功立业，为国家而战，不怕牺牲的军人气质我至今不忘。
明年是其望逝世30年，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生命的每一时刻都闪着亮光。其望是很自信的人，他愿意闯，愿意试，不怕苦，不怕难。1986年年初，冬天他到长春还是沈阳参加一个工业自动控制软件研讨会，他去开会就有点感冒，开完会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到北京站接他，他给同事带了些东西很重。我进站去接的其望，好嘛！他给他同事带的什么东西? 两个大的切菜用的圆案扳，硬木的死沉死沉的，一个高压锅，还有4桶人参糖浆，我说我真服了你了，你感冒发烧还給人带那么多东西，你又不是骆驼。我帮他把2个木案扳和两大桶人参糖浆用自行车驼到百万庄，其望坐车拿着兩大桶人参糖浆回百万庄。其望就是这样实心实意帮助他的同事。其望比我敢闯，他患病住院前两个月跟我说，他想辞职，挑头下海和几个同事成立一个计算机设备开发公司，章程都写好了。他说这个市场太大了，只要你有本事，就有干不完的活在等你。80年代初其望就曾给首钢写过洋洋万言的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战略规划，后来又筹划扔掉铁饭碗自己办公司，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超前。我不赞成辞职，我建议他停薪留职。可是其望认为：停薪留职就是留有后路，他说留后路是干不成事的，遇到难处就退回来，干成事就要不留后路，背水一战，置于死地而后生。就在我俩争论是辞职有利于创业还是停薪留职有利于创业时，京京发现其望全身极度乏力，刷牙时牙龈总出血，就督促其望去医院检查血象，结果医生确诊为其望患上急性白血病，随即住进了人民医院。其望失去了一次创业机会。但是我相信，其望如果真的自己创业，他一定会成功。首先他掌握了一定的专业开发技能，他看准了市场前景。其次他刻苦好学，勇于坚持，不怕困难，还有他真诚待人，能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共事。上帝如果给了他一个创业的机会，其望也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民营企业家，让自己的人生更灿烂。
其望，你走了30年了，我沒有忘记你，朋友们没有忘记你。蕾蕾和壮壮更是一直把你装在心中，无时无刻地都在想念着你。
其望，我们今生是朋友，来世我们还是朋友。
（2015年12月15日第一稿，2015年12月19日第二稿）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jryw/16119910427DFF263KJFEIKH076EH_2.html [/td][/tr][/table] | 
发表于 2017-3-13 05:4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