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正维：“文革”时期福建老区问题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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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福建老区问题的历史反思
来源：福建党史网 作者：赖正维   

“文革”期间，福建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各种群众组织林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遍布全省各地的所谓老区农民组织。农民参加“文革”在全国并不罕见，但公开打着老区旗号的并不多，并且老区组织骨干中又集结了大量原地下党员及游击队员等老区干部以及众多历次政治运动有问题者，因而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老区问题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长期困扰我党的历史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
一
福建是我国重点革命老根据地省份之一。全省老区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老苏区、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开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共计有老区县(市)61个。据1952年普查统计，共有2880个乡，21837个村，694899户，2634273人(加上以后补划的老区，约有300万人口)。〔1〕
福建老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并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时中央苏区拥有21个县，其中福建就有10个县。据统计，全省直接参加红军、游击队的约达10万人以上，其中有近3万人参加长征，约占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全省为革命牺牲的老区群众就达10多万人，死难的烈士达5万多人。〔2〕此外，老区人民遭受敌人“五光”(烧光、杀光、抢光、移光、抓光)政策的摧残迫害也是异常严重的。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被摧毁的村庄有2564个，被烧毁、拆毁或被迫移民并村而倒塌的房屋411215间，被杀害、被迫流浪饥饿疾病死亡的群众336999人(绝灭了86319户)，被抢杀耕牛41547头，荒芜土地100多万亩，其他财物损失难以计数。〔3〕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十分关注老区的经济发展。1951年1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开展革命老根据地地区工作》的指示，并于1952年8月29日，成立福建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张鼎丞任主任。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6年底，政府共拨出老区事业费560万元，社会救济款400万元，收兑苏区票清偿游击队借粮借款144万元，发放老区低息货款1000多万元，减免公粮2159万公斤，帮助老区修建房屋4?郾99万间，发放棉被1?郾3万床、寒衣10?郾2万件，帮助群众购买耕牛2434头、农具4?郾8万件，兴修水利1460处，开垦屋前茶园6?郾66万亩，开辟道路73条、桥梁393座，办厂727座，新增小学361所、校舍221所，增收教员1617名，增设医疗所30个，发放追抚费203万元。〔4〕
由于长期人为破坏，加上自然条件恶劣及交通闭塞，尽管解放后各级政府长期扶贫及各方面大力支助，福建老区的经济、文教发展仍相对缓慢，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比较大，相当一部分老区群众温饱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据1980年调查，长汀县34个老区村，其中人均年口粮400斤以下的有21个村，300斤以下的有16个村，人均年收入50元以下的有17个村。〔5〕
在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同时，老区发展面对的另一阻碍就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建国后，由于受“左”倾影响，我们党在一些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其中包括对待老区干部和群众的政策。“左”倾思想的影响，使中央及福建省委对党内正常现象产生了错误判断，1957年至1958年发动了反“地方主义”的运动。1959年，福建在“反右倾”运动中进行“反地方主义补课”。1960年，福建在开展所谓“民主革命补课”斗争中，又错误地处理了一批所谓的“地方主义分子”。大批原福建地下党和游击队成员以及部分老区群众因此受到牵连。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虽然对部分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但并不彻底，尤其对一般干部和基层干部的问题处理更是没有进行。
更有甚者，随着我党“左”倾错误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系统提出，尤其是1966年开展的“四清”运动，更是伤害了一大批地方干部，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大批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述斗争还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给党的事业和威望带来不良后果。我们在对老区基层组织的分析中不难发现，许多老区基层组织骨干成员及领导者都在上述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或处理，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积极投身“文革”，希望借助“文革”洗清自己的“污点”，证明自己是“忠实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
二
福建全省老区农民组织大多建立于1966年11—12月，1968年随着省市革委会的建立逐渐停止活动。受“文革”动乱升级及红卫兵组织大串连的影响，全省建立了几十个规模不等的老区农民组织，影响较大的有福建省老区人民反帝反修赤卫军连江总部、毛泽东思想老区人民反修战斗团罗源总部、仙游老区人民反修战斗团、福建省老区人民革命组织联络总部等等。此外，老区组织还创办刊物数十种，如《农奴戟》、《农运战报》、《反修战报》等，以扩大其影响。
老区组织在其活动的两年期间，曾多次组织队伍进入各县市参加“造反”活动。根据1967年7月16日省军管会地区组《关于农民进城情况的报告》，对全省8个专区、47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农民进城共278次，437400余人次，其中一次进城万人以上的有6次，千人以上的有30次。具体如下：
龙溪地区：9个县(诏安、云霄、漳浦、龙海、平和、东山、华安、南靖、长泰)共进城56次，36100余人次，其中参加武斗的有16000余人次。一次进城千人以上的有9次；进城最多的是诏安县7次，16800余人次。
龙岩地区：3个县(漳平、永定、龙岩)共进城12次，17800余人次，其参加武斗的有3500余人次。一次进城千人以上的有7次；进城最多的是龙岩县，9次，17000余人次。
福安地区：6个县(宁德、霞浦、寿宁、福安、柘荣、周宁)共进城17次，9300余人次，其参加武斗的有550人；一次进城千人以上的有3次；进城最多的是宁德，5次，4800余人。
闽侯地区：9个县(福清、闽清、罗源、长乐、永泰、闽侯、连江、屏南、古田)共进城36次，97800余人次，其中参加武斗的有23800余人次，一次进城万人以上的有4次，千人以上的有11次；进城最多的是连江县，4次，40000余人次，福清县5次，23300余人次、闽侯县4次，11500余人次。
晋江地区：8个县(德化、莆田、仙游、安溪、晋江、永春、南安、泉州市)共进城112次，187600余人次，进城最多的是晋江县，22次，47500余人次，仙游县10次，38500余人次，莆田县5次，31700余人次。
厦门地区：2个县市(同安、厦门市)共进城17次，71500余人次，其中同安县12次，69000余人次。
南平地区：6个县(南平市、龙溪、建阳、建瓯、浦城、崇安)共进城10次，6000余人。进城最多的是建阳县，3次，2800余人次。
三明地区：4个县(大田、永安、清流、宁化)共进城30次，13000余人次。
“文革”期间，老区农民“造反”组织还提出了他们关注的一些要求，包括：批判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要求迅速解决老区遗留的历史问题；对老区干部和群众错判、错管、甚至错杀的要求进行平反、恢复名誉；要求帮助恢复和加强老区建设，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区广大干部群众希望政治、经济翻身的强烈愿望。然而，“文革”时期老区组织的建立及活动不仅未能解决矛盾，反而导致了大量劳动力长期脱离生产岗位，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同时，各老区组织纷纷伸手向当地政府强行索取经费，给当地财政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使广大农民和集体资产大量受损，其结果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及老区经济的衰退。
三
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6年10月6日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终于结束了十年浩劫。在党中央领导下，福建全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四人帮”及其在闽帮派体系的揭批查斗争，嗣后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并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契机，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的进程，从而也为老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历史平台。
1980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中明确指出：“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随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的大力复查与平反，落实政策开始向纵深发展，从1980年初开始，福建省委开始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历史问题进行复查和纠正，这项工作涉及面广、错综复杂，因而阻力重重。1985年，历时5年之久，福建省处理包括老区问题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宣告结束。
大致上看，这段时期对老区问题的复查和纠正，基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是开展对建国后的案件复查与平反工作，即关于“反右派”、“中右”、“不纯”、“四清”、“反右倾”等案件的复查与平反；关于仙游县“反地方主义”遗留问题的复查。第二类主要是关于解放前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主要是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鉴于福建地下党的光荣革命历史及部分同志在解放后历次政治斗争中受到错误处理及不公正对待，陈贵芳致信胡耀邦反映这一问题。1981年7月9日，胡耀邦在来信中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请先从福建抓起。”8月22日，中央组织部转达胡耀邦批示，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告诉我，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10月13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省委书记伍洪祥、程序负责的“处理地下党问题办公室”，调查处理福建地下党问题。1984年10月11日，省委还成立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由黄明、张翼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所有这些，为公正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和组织支持。此后，福建省委在中央支持下，主持了“曾镜冰平反案”、有关原闽西南党白区组织的平反，并落实了原闽西南白区知识分子的地下党政策问题、撤销了“四○五专案”，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等平反，此外，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也进行了平反，从而彻底纠正了我党历史上“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错误。
除了政治解放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十分关注老区的经济建设与文化繁荣。福建省委、省政府为加强老区工作，于1981年恢复了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并作出《关于加强革命老根据地建设的决定》，1985年又作出《关于加强革命老根据地两个文明建设的决定》。为了帮助老区脱贫致富，省委决定对老区重点乡给予政策上倾斜和资金上扶持，并采取减免农业税、减免粮食征购等优惠政策，扶持这些对革命作出贡献的老区重点乡早日走上致富道路。党中央也极为关心福建老区的建设，从1986年起每年增加拨给福建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2000万元，省财政每年配套支持老区建设资金。从1985年至1995年，省财政和省直有关部门投入老区贫困地区资金达23亿元，“九五”期间，每年增加农村投入十几亿元。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老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98年底，全省用老区专项资金扶持的生产性项目，就已发展用材林40万亩，竹林近100万亩，果园50万亩，茶园15万亩，食用菌4?郾5亿袋，水产养殖1?郾9万亩，家禽25万只，牛、猪、羊6万多头，〔6〕从而大大带动老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老区精神文明建设也同步发展。全省各地老区充分发挥其政治优势，以革命遗址、纪念馆室、革命历史、光荣传统为教材，教育和激励老区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有力推动了老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及经济上的翻身，使老区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已彻底从往日阴影中走出来了。
四
老区问题源远流长，教训十分深刻，总结这段历史，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老区问题的最终解决实际上反映了我党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是我党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写照。
“文革”期间老区问题的爆发并非偶然，是我党历史上“左”倾思想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从50年代的“反地方主义”、“曾镜冰案”、“处理不纯”问题开始，我党“左”倾思想日益严重，此间，虽在1962年“左”倾势头得到扼制，对老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纠正，然而很快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重新开始“左”倾发展，并且“四清”运动波及广大农村，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加上长期以来老区贫困山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滞后，农民普遍贫困，所以矛盾较多，遇到“文革”动乱期间不免暴露出来。老区部分干部和群众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于“文革”，同时也希望借批判建国以来的错误之机解决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老区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政治上平反了冤假错案，在经济上扶植老区人民走上了致富道路，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老区问题。
邓小平在评价十年浩劫时，曾经谈到：“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7〕，也就是说，没有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错误和实际灾难引起的全党反思和觉醒，就没有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同样，正因为50年代以来由于“左”倾影响造成我党在老区问题上一系列政策失误给我们造成了不良影响，教训深刻，中国共产党吸取经验教训，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才有了“老区”政治上彻底解除束缚、经济上全面发展的今天。
第二，老区问题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农村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对我们党的拥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殊的政治运动。尽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老区群众很多，动机亦各不相同，各种组织的纲领、行动也千差万别，然而没有人公开明确地将造反对象指向中国共产党、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指向毛泽东。造反对象往往是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反目标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这我们从众多老区组织的纲领、行动也可看出。
不仅如此，在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中，始终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抗争，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抗争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一些党员、干部公开对“文革”“左”倾提出质疑，并为此付出生命和自由代价。如原福清县城头公社党委委员、公安特派员陈寿图，三明地区农机公司青年干部赵大中等等。随着“文革”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包括老区农民在内的广大农村群众对这场政治大动乱产生疑惑，进而觉醒，脱离了老区组织，成为“逍遥派”，这也是1968年革委会成立后老区农民组织及活动基本停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文革”期间，尽管内乱升级、武斗不止，但在广大农村，仍有许许多多农民群众坚守岗位、坚持生产，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达对“文革”的不满。
“文革”动乱虽给经济领域也带来巨大破坏，党和国家各级政府机构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大批工人、农民脱离生产工作岗位参加政治运动乃至武斗，等等，但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相比较，经济领域的损失相对减少，个中原因与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努力保证经济生产基本秩序有关，与“文革”前经济发展的延续有关，更与广大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有关。所以，从“文革”十年的全国整体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增长7?郾1％。〔8〕福建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2?郾1％，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9?郾2％，经济建设的某些方面还有曲折的缓慢的发展。〔9〕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其中，有包括老区农民在内的广大农民与基层村社干部的功劳。
包括老区农民在内的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中，始终存在着不同形式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反抗和斗争。例如，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半年之后，也就是狠抓“斗、批、改”的半年之后，1969年初省革委会派员到古田县农村调查。调查员不无遗憾地看到：“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至今没有开展，基本处于一种不批不斗也没有改的状态。”调查组向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报告说，关键在这里的干部中“不少人中刘修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还很深”。〔10〕这一例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福建农村的缩影。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用行动对“革命大批判”作了无情的批判。这些反抗和斗争，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至随后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感情基础。 .
注释：
〔1〕《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关于4年来革命老根据地工作概况与今后意见的报告》，1956年12月1日。
〔2〕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前言)，第5页。
〔3〕福州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福州革命老区》，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1年6月，第281页。 .
〔4〕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编：《中国革命老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789-790页。
〔5〕〔6〕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50年·50事———1949~1999年福建大事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第371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
〔8〕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参见《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
〔9〕〔10〕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当代福建简史》(1949~199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24—226页。

（本文作者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福州3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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