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相关问题

tuffy05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相关问题

老田



李一哲大字报是文革晚期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和政治文献，应该熟读精思，代表了亲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的经验感受和理论思考。

这份大字报发表之后，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变革幅度之巨大，堪称空前绝后，有了这样的马后炮优势，再回顾我们当初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想象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社会演变和史实，也许能够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理清一些从前说不清楚的事情。

不知道老王社长对于大字报的内容，以及后来的事实演变，有什么样的新看法和认识。

一、大字报所对照的残酷现实

当年那篇大字报副标题是《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文中主题沿着“林彪体系”来展开。对照现实，是军队支左后在革委会占据主导地位，随后几年的时间内，在军头的主导之下，军宣队和工宣队破坏了基层的革委会，同时在绝大多数省区开展了对造反派头头和骨干的镇压，即所谓的“批清运动”——打出数百万计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把造反派扫地以尽。

二、大字报作者和读者的巨大不同

对这份大字报的解读有很大的落差，老王社长在《走向黑暗》的自传中间，说写作的当时就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不过行文中间看不出来。老田访问的大部分造反派头头在读到这份大字报的时候，都认为是对镇压造反派的军队支左的控诉，重申的是“造反有理”思想。这之间的落差很大，当然那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不合法。

三、立法保护人权的可行性与史实

问题反而在这里：1975年宪法确实写入了“四大”的权利条款，但是这个条款在历史演变之间未能保护造反派，1976年之后又有两轮对造反派的清算：先是群众专政后是公检法和纪委接手，涉及到的镇压人数超过千万。

真正触及到特权群体那些不能动的奶酪，法律赋权的作用及其有限。1975年宪法在毛去世之后，6年之内被修改四次，改的面目全非了。法国学者克罗齐埃有本书《法令不能改变社会》，赋权靠立法解决不了，这位后来的事实演变所证实。

四、今天重读大字报的读后感——造反派的认识论分化现象

大字报虽然没有说出社会民主主义主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对文革的理路有相当的距离或者拒斥。

老田借用巴迪欧的“忠诚”与“饱和”两个概念，可以比照得出这样的看法：由于造反派被野蛮而长期镇压，结果导致很多人感到啧有烦言，认为真正的政治进步没有取得多少，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早已超过了自愿承受的上限——也就是说，以林彪为符号象征的军头们，把对造反派的镇压事业，推进到了超过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自愿成本线”以上，结果导致对从前造反行为的各种反悔。用巴迪欧的词汇，就是忠诚业已丧失殆尽，大家都认为饱和了——不值得再为同样的事情去付出什么了。文章中间，这样的情绪是有的，把民主和法制突出出来，其实已经是在呼唤建立那种低成本的监督机制或者进步可能性了。

在造反派当年的读者中间，对各种镇压都啧有烦言的人不少，这在认识论方面导致对文革基本理路的放弃：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是否适合用这种方式来追求政治改进？我受到的那些镇压是否合理？

在对武汉文革亲历者的访谈中间，明显可以发现沿着“自愿成本线”的认识分化现象，自愿成本线极高的人士依然坚持从前的看问题方式，例如杨道远的回忆录命名为《奉献》，也有很多人彻底走向反面例如鲁礼安——引入自己还不甚熟悉的西方政治理念对过去进行彻底批判。

遗留的未决问题反而是：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合法的民主或者制度，足以发挥底层民众的力量，制衡上层阶级以损害多数人为条件的先富先贵追求——这其实就是党变修国变色的担忧所在。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选项，历史到底是在哪里开了个玩笑，错过了那个路口？是没有好人当权？还是认识上的严重不足，以至于走错了路？

在阶级分析法中间，优势群体作为一种自利团体的博弈策略选择，永远会指向各种损害多数人政治经济利益的选项，仅仅在遭遇到底层民众的有组织力量对抗的那一点才会停止。这样，就会有一个新问题产生：是否能够找到一种不那么刺激统治阶级成员导致低烈度镇压或者不镇压的反抗机制？文革被镇压之后就快速复辟了，能否找到一种更有效地凝聚群组的有组织力量、同时也能够有效地监督统治阶级变修的非造反模式？

五、文革遗留下来的基本认识论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改进的阻力与潜力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存在着政治异化及其反对者，这是认识文革的主要事实依据。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镇压造反派，这恰好是大字报强调的史实基础，这个主要的史实带来两个方面的判断：一是公有制社会中间政治异化的人格化承担群体就是当权派和保守派，他们镇压造反派的行为早已经越过政策和法律容许的界限；二是对政治异化的批判力量——造反派的力量很弱小，长期受到对立面的联手打压乃至于镇压。

文革检验出这两大判断，前一个是毛泽东那个著名的阶级斗争为纲的隐含之义：一切社会进步都需要克服社会阻力才能够开辟前进道路，而有优势的社会群体对于进步的阻力就是一种标准的社会障碍，有优势群体只能够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这个是标准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内涵。后一个是史实说明：取得进步要依靠弱小的、站在优势群体对立面上的底层批判力量，这个按照文革时期的说法是真正的新生力量，有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新生事物，推动社会进步。社会进步要依靠对优势群体造成的阻力的批判，才能够获得，这是文革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论要点。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老田以为最主要的政策内涵就是：有优势群体在多数情况下多数人会选择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进步力量需要在社会下层中间去寻找。这个思想可以归结为“上层社会障碍论”和“底层进步动力论”的相互结合，这个思想在社会上层那里不受欢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很多亲历者那里也被放弃了，这较为曲折地体现在各种“速胜论”思想上，例如如果选择一个好接班人应该会怎么样，或者如果保留群众组织的制度化会怎么样等等。换言之，是各种对于斗争成本（最重要的斗争成本就是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加以镇压）的厌恶，支持了认识论的变革，是饱和替代了忠诚。

六、文革的不干净与白左

西方国家的白左的问题是放弃支持底层民众的斗争，拒绝探索如何组织底层民众对社会阻力进行有效的批判，而是退守各种现有的反抗形式和合法的政治议程，这当然会导致批判性的无力。

文革的进步或者不足，都在于开展了群众性的有组织批判活动，由此激发了社会障碍方面的强力反弹，各种镇压造反派的行为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问题反而是：能不能选择不那么刺激的方式能够取得进步和效果？这个追问的等价命题是：优势群体的自我革命潜力如何？或者说，社会进步可以依靠制度设计来解决，例如选择社会上层愿意接受的社会民主主义设计，保留雇佣劳动制度伴之以各种改良，是否能够保证效果好于现存社会的演进状态？

这相当于：在不追求底层民众的觉悟和组织能力进步的情况下，就可以期待社会上层的让步。在欧美国家，底层的政治经济状况远好于第三世界国家，这反而成为对毛时代进行批判的最有力的路径。至少，在中国改开搞之初，欧美底层民众的状况足以让中国民众艳羡，这构成一种意识形态和宣传上的说服力，那个提升生产力、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如果没有堪称艳羡的欧美国家样板（次等的样板还包括亚洲四小龙），就不足以说服人。

令人大掉眼球的反而是：由于中国的改开搞和欧美的新自由主义，发达国家都产生数量庞大的绝望底层，很多人都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走回十九世纪的野蛮状态，在中国的表现尤甚。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衰减过程，及其在中国未能够成为现实选择，其背后的原因和理路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说到文革就啧有烦言，认为这个文革在政治上或者道义上很不干净，影响了进步事业。问题反而在于：假如不开展群众性的有组织批判活动的话，政治上倒是可以保持干净整洁，这样的进步其动力何在？这样的进步即便是曾经有过的话，谁来保证其永远如此，统治阶级发善心或者明智地看到长远利益吗？前几天在激流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是独居状态，因为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终结了养家工资支付水平，导致绝大多数男人挣不到养家的工资数额由此带来家庭巨变。

其实，中国的情况就更严重一些，内地大城市中间多数男青年达不到合格对象的最低水平线（在稳定工作、住房和收入方面的状况，都到不了最低的合格线），导致很多家庭为女儿婚事操心，资本主义到处都一样：彻底威胁到人本身的再生产问题。与很多朋友聊天时，开玩笑说，毛时代提倡晚婚，凡属男青年没到22周岁、女青年没有到20岁不让登记结婚，现在根本不需要限制，多数男青年奋斗到30岁也达不到结婚条件。大家都希望逃离底层，但是通往上层的阶梯却看不见了，就业成家都要以此为标准否则就拒绝投入进去；制度变革包括必不可少的观念变革，综合后果是人们的生命周期普遍地延迟了十年以上，而且是润物细无声地在我们身边完成的，而且对这些重大的变革和现象，我们至今还不能够清晰地加以解释。

白左相当于这样一种思想进路：期待各种没有斗争成本（这当然政治上很干净了）的社会进步，或者说，指望一种不需要底层的觉悟和有组织斗争的进步。

七、如果白左错了，文革又对在哪里？

毛泽东指导下的文革小组，当时曾经就文革的实践进行过初步的总结，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中间总结了六条（见文后附录）。

今天回顾这六条，可以用新的语言来重新讲。第一条就是上文提到的上层社会障碍论，这个障碍的后果是第二条指出的社会主义可能在这些人主导复辟资本主义，这在近四十年的历史演变中间得到了证实。第三条的核心是追问政权为什么人服务，第四条说走资派是最大的危险，为此就需要第五条开展群众性的有组织批判（与第一条呼应，政治改进的潜力只在于底层的有力量），第六条是群众的有组织批判时期的最大问题是派性引发的大方向不正确或者斗争过火，为此需要进行“斗私批修”——在进入政治场域中间开展政治斗争时，要关注政治斗争引发的巨大负外部性问题——因为斗争过火或者不正确导致的对立扩大和对抗升级，此时如果仍然存有私心杂念很容易走向把不正确的对立和对抗进行到底的错误道路，换言之，纠正或者抑制政治斗争的负外部性必须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或者革命，没有这一点就无法完成必要的政治整合并正确地开展斗争。

斗私批修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这个方面还可以深挖：实际上文革派性所揭示的问题无法在外部解决，必须依靠内部的思想斗争和认识进步来实现；而且，在政治斗争中间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需要由认识进步带来的组织建设加以超越，例如在群众组织内部形成有战斗力的战斗堡垒发挥引领作用，保证领导权掌握在正派人手中而不时随时被投机分子边缘化和篡夺。因此，思想进步和战斗堡垒建设，都是内在的进步，不可能在外部设计来解决，这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足以克服机会主义拨正斗争方向。假如这个分析靠谱的话，文革时期的顺口溜“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也是不可超越的，真正的民众政治能力只能够是“干中学”和“学中干”，而相应地，制度设计和理论创新要结合“干”才能够起作用，这始终是第二位的。

1967年二月中旬，毛泽东回顾了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制度的创设过程，认为这些制度不足以解决真正的代表性问题，而且也无法由制度自身保证为什么人服务的方向问题，赫鲁晓夫利用了列宁很喜欢的苏维埃，还预言中国可以在不改变政治外观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质变。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但这个问题却没有简单的答案，周期性开展文化大革命也只是治标而不能够治本。毛泽东还提到选举制也不靠谱，隐含的最终结论是：在保证多数人利益的服务方向上没有现成的经验或者制度资源，只能够通过群众的有组织斗争去临时性抑制复辟趋势，定期有群众起来追问政权的公共性目标或者服务方向。而群众的有组织斗争，本身也有很多的不足。综合地看，毛泽东本人似乎认为：底层民众的有组织批判是必须的，帮助实现民众有组织力量的成长，有利于面对面的管理层的民主化；但是宏观的政治制度架构始终看不清轮廓，因此最为关键的忧虑“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最危险的”问题，还是处于无解状态。后来的复辟历史也证明了：是自上而下的巨大压力，瓦解了基层的顽固守旧势力（到处都有工厂内部的干群结合的反改革现象），老工人的反抗集中于恢复雇佣劳动制的最后步骤——在“买断工龄”那个时刻，最后是在宏观政治力量的支持下瓦解了老工人的反抗，杀出了改开的一条血路。

很多人讨厌文革的不干净，除了反文革派别的倒行逆施之外，作为底层改进政治潜力的人格化代表力量——造反派组织——的问题在于未能实现思想进步和组织建设，这意味着尚未走出“政治学徒期”。白左的问题是：因为有一个不干净的学徒期，那么就需要与此不干净的政治划清界限，彻底戒绝组织底层的斗争，如果有无需学徒期的老师傅能够凭空成熟起来并在某个时候需要的历史时刻和关键政治舞台中间及时出场，白左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录：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列宁在五十年以前曾经强调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可以说，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正是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