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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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质问：这是为什么?

过去的2006年是中国「文革」四十周年祭，而2007年则是中国「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祭。

提起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马上就会使人记起卢郁文这名字。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知道卢郁文为何许人，而在1957年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就是从「卢郁文事件」作为突破口开始的。

1957年6月8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反右派运动」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了石破天惊的重要社论，以质问的口气作为题目：〈这是为什么?〉!

社论一开头，就提到了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为「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社论写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 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 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 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想：

这究竟是为什么?

社论在提出「为什么」之后，对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加以剖示。社论首先对所谓「无耻之尤」加以批驳：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 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 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之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 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 「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社论借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加以发挥，点出了主题，亦即开展一场「反右派运动」：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 号……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 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 全国一切进行整风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

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1957年那场「阳谋」中，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的战略，简直是熟练极了。

毛泽东早已布好「口袋」，眼看着大批「右派」进入了「口袋」，他在思索着选择什么时机下令发起总攻击。

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为突破口，一声令下，发起总攻击，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便席卷中国!

「右派」们骂卢郁文是「小丑」「小人」

「右派」们看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大骂卢郁文。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史良12日晚在民盟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揭露了章伯钧在6月8日当天关于《人民日报》社论谈话：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伯钧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章伯钧的这一段话，鲜明地反映出他对于《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社论的态度。

反映最强烈的，莫过于谭惕吾。她在卢郁文宣布收到匿名信之际，就当场与之争论。她看了《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当然非常反感。

据一位自称「深受过谭惕吾的毒害」的青年、当时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刘则智，在题为〈揭露右派分子谭惕吾毒害青年的罪行〉的发言中揭发道：

「当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到了谭家，一进门就看见谭惕吾怒气满面，手里拿着《人民日报》骂着说『什么 《人民日报》呀，简直是混账，乱登消息，党报真是岂有此理。』吃午饭时，她忽然把饭碗一摔，骂道：『卢郁文这个王八旦整到我头上来了。』又说：『什么匿名 信，一定是卢郁文自己写的。』饭后，她给黄绍竑打电话，也大骂卢郁文，她在电话里说：『我百分之百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

后来，谭惕吾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作了这样的「交代」：

「6月14日我到刘斐家里去，对刘斐说：『党怎么把我的名字和卢郁文的名字并列起来?显出卢郁文是正确的，我是不正确的』，我批评了卢郁文很多不是，我 说：『党怎么相信卢郁文而不相信我? 』我还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朝代衰落的时候，才相信小人，现在党才执政八年，正是兴盛时候，为什么就相信小人?工厂里的工人都表示拥护卢郁文，这给河南 人民心里产生什么影响?什么人不好做旗子，为什么要用卢郁文做旗子? 』」

〈这是为什么？〉的内幕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是怎样写出来的？毛泽东究竟是怎么策划的？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个谜。吴冷西的回忆录《忆毛主席》终于解开了这个谜。

吴冷西是在关键时刻——〈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前一天，即1957年6月7日，应毛泽东之约，在胡乔木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吴冷西说，那次谈话，除了毛泽东、胡乔木和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吴冷西回忆说：

1957年6月7日，胡乔木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先到他的住处，然后一起去见毛主席。

这是一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我们从乔木同志住处出来，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这是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后来拆除了），来到勤政殿（这是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地方，后来也完全拆除了）后面的一个小旁门，进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习惯在北房工作和睡觉，虽然他的大书房在东厢房。这高大的北房是五开间，那里简直也是一个书房，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也常在这里。

我们进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似乎醒来不久，斜躺在两张单人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过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木板床上，那里堆 满近期看过或者要看的书，有古籍（大都夹着书签），也有新书（有些翻开的）。他手里正拿着文汇报，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他报纸。

毛主席见我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我们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

吴冷西回忆道，他刚坐下，毛泽东就跟他说起了「卢郁文事件」：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接着，毛泽东向吴冷西说明了为什么要抓住「卢郁文事件」做文章。毛泽东显然极具战略眼光，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了「卢郁文事件」作为突破点的。毛泽东以为抓住「卢郁文事件」有两大好处：第一，卢郁文是非中共人士；第二，那信是匿名的。

吴冷西这样回忆：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 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 就显得很不寻常。

毛泽东在跟吴冷西谈话时，《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其实已经写好。毛泽东手里拿着《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向吴冷西解释了社论的题目〈这是为什么？〉的含义：

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

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吴冷西还记得，临走时，毛泽东又在社论上改了几个字，嘱咐胡乔木在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嘱咐吴冷西，在当晚就由新华社发出电讯，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这清楚表明，《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是由毛泽东亲自改定，发表的时间也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在一年多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讲话的时候，又谈到了「卢郁文事件」，足见毛泽东对于他选择「卢郁文事件」作为「反右派斗争」的突破口，以为是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得意之笔」。

那是1958年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游泳场休息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那时，毛泽东刚下海游泳回来，穿着睡衣就主持开会。出 席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外，还有彭德怀、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叶飞(福州军区政委)，胡乔木和吴冷西也参加了。

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高谈阔论。吴冷西回忆说：

毛主席说，凡事要抓住时机。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

九年之后，历史重演，惊人的相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公 开发动的一天。发动「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抓住了「卢郁文事件」，大做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则抓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做文章， 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对于〈这是为什么？〉起草者的考证

如今，很多文章断定〈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起草的。其中有尚定着〈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又如，章立凡在〈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1957〉中也写道：

6月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笔者以为，〈这是为什么？〉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由毛泽东亲笔改定，这是无疑的。但是，吴冷西的回忆文章中，并没有确认〈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起草的。笔者曾经致电吴冷西秘书，希望他能够代向吴冷西询问，吴冷西未予明确答复。

笔者查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都未见收入〈这是为什么〉。另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也只这么一句：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着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这就是说，中共当局关于毛泽东的三部权威性的书——《毛泽东选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传（1949-1976）》，均未提及〈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起草的。

倘若〈这是为什么？〉不是毛泽东起草，最有可能的起草者当然是胡乔木。笔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的作者，曾经查阅过《胡乔木文集》等诸多胡乔木着作，也未见收入此文。

由胡乔木起草的1957年《人民日报》「反右派运动」的社论共七篇，即：〈为什么要整风〉（5月2日）、〈是不是立场问题？〉（6月14日）、〈不平常的 春天〉（6月22日）、〈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人可以不 问政治吗？〉（7月23日）。

会不会是陈伯达起草呢？笔者也是《陈伯达传》的作者，曾经多次采访陈伯达本人。陈伯达当时忙于为毛泽东整理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可能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

1957年6月8日当天，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

陈伯达同志：

此件请参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时交我也可以。

毛泽东

六月八日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此件」，是指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信。毛泽东所提到 的「文件」，则是陈伯达正在为毛泽东作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四稿。陈伯达当时在开夜车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 然也就无暇起草《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的作者究竟是谁？尚待查证。

当然，笔者并不排斥〈这是为什么? 〉是毛泽东起草的这样的推测，但是必须言之有据——依照原始文件案进行证实。

卢郁文其人

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发表之前，卢郁文此人虽说并不广为人知，却也颇有来历。

1949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不得不派出「和平商谈代表团」和中共谈判。

这年3月24日，南京政府公布了代表团名单，内中便有卢郁文其人：

首席代表：张治中

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补刘斐)

秘书长：卢郁文

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

除此之外，卢郁文的身世鲜为人知。由于卢郁文先生已经故世，我在1989年曾通过民革中央希望采访卢郁文亲属。民革中央告知了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在广西 桂林的通讯处。这样，我多次与卢存学先生通信，询问有关卢郁文的生平。后来，卢存学先生又从桂林迁往广西北海。2005年9月，我前往北海采访，得以与卢 存学先生畅谈。

卢存学先生向我详细地讲述了父亲卢郁文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

卢郁文，原名卢光润，字玉温，后来据「玉温」谐音改名郁文。1900年12月10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昌黎（原卢龙县木井镇卢柏各庄）的大户人家。 1922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英语系。1925年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自费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 大学讲师，民国大学教授，河北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粮食部参事。抗战胜利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国民党政府立法委 员。1949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到北平参加和谈。后留居北平。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任政务院参事，国 务院秘书长助理。在「反右派运动」之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他还担任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1968年10月6日因突发性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

在卢存学先生所讲述的父亲卢郁文漫长一生之中，在我看来，有几个人生关键点值得细叙。从这几个关键点可以看出，卢郁文的「左派人士」的面目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正是卢郁文在1957年5月25日说出那番「左派」言论的原因。

我沿着卢郁文的人生轨迹寻找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注意到他与杨秀峰的亲密友谊。

杨秀峰原名杨秀林，年长卢郁文三岁，河北迁安县人，1929年赴法留学，1930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早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卢郁文便结识杨秀峰——当时叫杨秀林，成为挚友。杨秀峰与卢郁文先后赴法国、英国留学。杨秀峰是公费生，卢郁文是自费生（他当时向 朋友借了一笔钱前往英国）。卢郁文在伦敦陷入经济困境时，杨秀峰省下钱汇往英国，接济卢郁文，由此可见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解放后，卢郁文在申请加入 中国共产党时，曾把自传寄给杨秀峰，杨秀峰给予热情的鼓励。

我又沿着卢郁文的人生轨迹，寻找他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找到了关键人物张治中。

卢郁文在1944年奉派前往新疆，担任新疆财政厅厅长兼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新疆银行董事长。当时新疆的省主席为吴忠信。不久，吴忠信卸任，由张治中继 任。卢郁文与张治中在新疆共事一年多，结下深厚友情。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卢郁文要求返回南京工作。临行，张治中修书一封，让卢郁文带到南京面呈蒋介石。张 治中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称赞卢郁文「此人品学兼优，堪以重任」。就这样，卢郁文在南京拜谒蒋介石之后，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正因为这样，1949年南京 政府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时候，张治中被蒋介石任命为团长，而张治中则推荐了卢郁文为代表团秘书长。在卢存学家中，我见到许多张治中致卢郁文的亲笔信，在 卢郁文的日记中也不断写及张治中，他与张治中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卢郁文与周恩来有了许多接触。

值得提到的是，在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约见了卢郁文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员李蒸。

那是1949年4月11日清早，应毛泽东之约，卢郁文和李蒸乘轿车从北平市内前往郊外香山的双清别墅。当时，毛泽东住在那里。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二位 都是大学教授，我才是中学教员。」卢郁文跟毛泽东一见面，就领教了毛泽东的风趣。卢郁文说：「毛先生起床这么早哇！」毛泽东的回答出乎卢郁文的意外：「我 还没有睡觉呢！」卢郁文这才知道，毛泽东通宵工作，尚未休息。那天上午，毛泽东就和平谈判问题，与卢郁文谈了三小时。毛泽东还请卢郁文和李蒸吃中饭，毛泽 东夫人江青作陪。有了这次长时间的直接交谈，卢郁文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这也是导致在1957年毛泽东选择卢郁文作为「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的原因之一。

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破裂之后，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在周恩来的力劝之下，留在了北平。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的卢郁文，也就从国民党官员 变成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成立之后，卢郁文出任政务院秘书长助理。这时，卢郁文两度写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 党。周恩来劝他暂时不要入党。周恩来对卢郁文说，你在党外比入党起的作用更大。

据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在2007年2月27日告诉笔者，当局要给卢郁文安排秘书和司机的时候，卢郁文强调说，我的秘书、司机必须是中共党员！最使卢存学感到 不可理解的是，每当他给父亲卢郁文写信，卢郁文总是把信给秘书过目。在卢存学得知此事之后，对父亲说：「我给你的信是家信，为什么要给你的秘书看？」这 时，卢郁文说了一句「名言」：「我是『无话不可对党言』！」

正因为这样，在1957年，卢郁文会以「左派分子」的面目出现，发表了那么一番谈话。卢郁文驳斥「右派分子」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 墙和沟。从卢郁文的角度看来，确实如此，因为他已经是在组织上没有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然会「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

「左派」父亲与「右派」儿子

在与卢郁文之子卢存学长谈中，我注意到一个强烈的反差：卢郁文在1957年成为「反右英雄」，而他的儿子卢存学却成了「右派分子」！

这一强烈反差，在1949年正好相反：那时候，卢郁文是国民党高官，他的儿子卢存学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卢存学原本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上学。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卢存学与在南京的父亲卢郁文失去了联系。当时，卢存学受共产党的影响，在1949年3月10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一分团一大队一中队的成员，住在北平东四。

1949年3月31日，卢郁文作为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秘书长，飞往北平，下榻于六国饭店。坐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由英国人在1900年建造的， 在当年是北平屈指可数的高级宾馆。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平的新闻，卢存学欣喜地得知久别的父亲卢郁文是代表团成员， 也来到北平。不过，父子分属于对立的政治营垒，不能随便来往。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驻地，戒备森严。

卢郁文也挂念儿子。他通过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找到了卢存学。4月3日，中共代表团通知卢存学，可以前往六国饭店探望父亲卢郁文。

从东四到东交民巷没多远。卢存学一身戎装，步行来到六国饭店，正值吃中饭的时候。卢郁文带着卢存学来到餐厅，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差不多都在那里。卢郁 文向代表团成员们介绍了自己的儿子。当代表团成员们见到穿着军装的卢存学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卡，都非常惊讶。团长张治中笑道：「来呀，进步的儿子跟 反动的老子打一架！」

在1949年，儿子代表「进步」，老子代表「反动」，而到了1957年则颠倒过来，老子代表「左派」，儿子成了「右派」。

那时候，卢郁文在国务院任职，住在北京手帕胡同，而卢存学则在桂林的《桂林日报》担任副刊编辑。

当卢存学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读到社论〈这是为什么？〉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篇重要社论是以他的父亲卢郁文收到匿名信为由头写的。在那些日子 里，父亲卢郁文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工农兵」以及「左派」们表示支持卢郁文，谴责那封匿名信，而「右派分子」们则称卢郁文为「小丑」。

卢存学担心父亲的安全，就向报社领导请了假，前往北京探望父亲卢郁文。到了北京，父亲卢郁文告诉他，家中都平安，而且家附近似乎有便衣警卫在巡逻，以防不测。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卢郁文问起儿子对于「反右派运动」的看法。卢存学说，那只是上层的事，反的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跟他这样当年参加南下工作团的热心青年无关。卢郁文听罢，批评儿子的「觉悟太低」！

卢郁文问起儿子在报社里的情况，卢存学说起自己跟报社领导关系不好。总编辑年纪跟他相仿，常常盛气凌人，他受不了。副总编辑待人还不错，但是水平太低。卢 郁文一听，非常焦急。卢郁文特地抽出时间，把儿子拉到北京中山公园，在一个僻静的小山坡上跟卢存学长谈。卢郁文尖锐地批评儿子有骄傲自大的情绪，发展下去 非常危险。卢郁文告诫儿子：「领导不管水平高低，他代表党。你对他不满，就是反党！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反对党中央。在中央的反右派斗争中，凡是对党员提意见 的，甚至对拥护党的积极分子提意见，都被视为反党。你回去要赶快认错检讨。」

卢郁文深为儿子的命运担忧。1957年8月6日，当卢存学要回桂林的时候，卢郁文写了这样一首诗送他，表达了对儿子的一片深情：

念儿将去苦日短，

盼儿来时何日长。

千里迢迢思送别，

一心伴儿到漓江。

卢存学从北京回到桂林，这才明白父亲对于「反右派运动」形势的估计是何等的准确。卢存学说，一进报社，「编辑部的同事们见到我时面部肌肉一概绷紧，特别是 两位领导，决不在我面前露一丝笑容」。尽管报社里人人都知道卢存学的父亲卢郁文是「反右英雄」，可是仍无法挽救卢存学覆灭的命运。1958年4月16日， 「右派分子」的帽子，果然戴到了卢存学的头上。

卢存学说，父亲卢郁文得知他成为「右派分子」，马上向组织上汇报：「我的儿子堕落为可耻的右派！」

卢存学说，那时候父亲卢郁文不断给他写信，进行教育，其中有不少「警句」：

「你说你从心里没有反党，我相信，但谁能证明？左派的心和右派的心挖出来都是血淋淋的一块肉。」

「要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减之罪也是何患无辞的。」

「你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还不当右派吗？」

卢郁文最令人难忘的对儿子所说的「名言」是：

「要像追女朋友那样接近党员、进步分子；要用实际行动的大笔把过去的污点一挥抹掉！」

卢存学成为「右派分子」之后，降级降薪，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省下两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去北京的往返车费。好不容易回趟家，在家中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他连家中的水果都不敢吃！

直到1960年国庆节，卢存学终于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即便如此，他仍是「摘帽右派」。他仍不断受到折磨。1961年在「向党交心」中再度中了「阳谋」的圈套，甚至被关进看守所……

从1964年起，卢郁文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当「文革」风暴席卷中国的时候，卢存学又挨批斗。不过，卢郁文由于被列为「保护对象」，所以未受红卫兵的冲击，只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中被取消公家配备的轿车、电话。

1968年10月6日，六十八岁的卢郁文刚刚吃过晚饭，突发心肌梗塞，当即去世。经全国政协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批准为卢郁文举行追 悼会，《人民日报》也为卢郁文的去世发了消息。在「文革」岁月，卢郁文病逝能够受到这样的礼遇，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劫难，卢存学先生颇为感叹。他说：

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怎么会有这样适合迷信、野蛮、疯狂、残酷、排外、非古的毒菌生长的土壤，不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根源的吗？

卢存学先生还指出：

中国人因可怜而丑陋，因丑陋而更加可怜，应该到头了！我们应该学会思考和辨别。

追踪匿名信的来龙去脉

「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是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

关于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当时很多人猜测纯系子虚乌有，是卢郁文「制造」出来的。诚如谭惕吾所言：「我百分之百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

三十年后，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也写道：「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是否真有其事？笔者曾致函询问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承他于1996年3月5日复函：

关于匿名信的真伪问题：

1957年夏，我由于担心父亲的安全，特地从桂林回京探亲，曾询及匿名信之事，父亲说，那信是从北京以外的河北省某地发来的(我已不记得是保定还是石家庄)。

我还看了一批父亲没有来得及上送的信，其中大多数是表示同情和安慰的，也有个别持不同意见的。

无论如何不至于如谭惕吾、章伯钧说的是自己写的。况且，父亲说匿名信上缴之后，有关方面已在我家(西单手帕胡同)附近采取了保护措施。

从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的复函中可以看出，卢郁文当时确实收到了匿名信，而这匿名信并不是他「自己写的」。

不过，我经过采访表明，卢存学先生所回忆的「那信是从北京以外的河北省某地发来的(我已不记得是保定还是石家庄)」是不确切的。

那封匿名信的信封上所盖的邮戳，清楚地印着「北京海淀」。

海淀，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北京大学就在海淀，我在北京大学读了六年书。海淀还是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所在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构成了 海淀的「知识分子三角地」，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集中在那里。写匿名信的人，理所当然是非常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正因为这样，那封匿名信从北京海淀这个知识 分子成堆的地方寄出，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这封匿名信既然成了「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上了《人民日报》社论，公安部列为头等要案查办。公安人员判定，写匿名信的人，就在海淀。虽说也有可能是写信 者住在北京别的地方甚至其他城市，为了迷惑破案者，特地跑到北京海淀寄信。不过，公安人员以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北京海淀。

对于破案有利的一面是那封匿名信用的是真实的笔迹。通常，很多匿名信是以左手书写，或者用印刷体书写，以求隐蔽作案者真实的笔迹。那封匿名信既然用的是真实的笔迹，那么通过核对笔迹，就可以破案。

然而，对于破案也有着极其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北京海淀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浩如烟海。公安人员首先从这一地区的「右派分子」着手，核对笔迹。在他们看来，匿名信的作者极有可能是「右派分子」，只有「右派分子」才会那样痛恨「左派分子」卢郁文。

不过，在海淀，即便是「右派分子」，也数量众多。光是北京大学，就有五百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除了「右派分子」之外，那些历史上有过问题或者表露出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人，也在公安人员的怀疑名单之中。

公安人员暗中调阅文件案，核对笔迹。

然而，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一直未能破案，这使人们更加相信谭惕吾所作的判断：「我百分之百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

就在将近三年之际——1960年3月，我正在北京上大学。一天，学校里忽然传达紧急案情：有人竟敢冒充周恩来总理笔迹，以国务院名义，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二十万人民币!公安部门印发了那伪造笔迹的影印件，发动群众辨认。

那是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传达室进来一个自称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人，递上一个浅棕色 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用毛笔书写：「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信封是国务院用封，信封内是一份批件，内容是：「总理：主席办 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像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 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人民币十五万至二十万元，可否请批示。」周总理的批示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二十万元。」旁注有：「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 记者造谣：①要市场流通旧票。②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一些。七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当晚七时，银行发行局的三名干部把 装有二十万元现款的两个麻袋送到民族饭店，交给了等候的「赵全一」。

为了迅速侦破此案，公安部门大量印发了那封信影印件，发动北京各单位辨认笔迹。

只花了半个月——4月3日，作案者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被捕。

就在破获王倬案件之后不久，那个三年未破的匿名信案件也被公安部门侦破了。

2006年12月8日，我采访了匿名信案件的见证人之一宋兆麟先生。他当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五级的团支部书记。

据宋兆麟先生回忆，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五年制，在1960年7月末，他们已经毕业，正处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时候。突然，年级的党支部书记穆舜英找到 他，要他执行一项紧急任务：赶紧到「校卫队」（注：「校卫队」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保卫部门）去，公安人员在那里等他。公安部门要逮捕他的同班又同宿舍的同学 杨秉功。由于公安人员不认识杨秉功，党支部书记穆舜英要他为公安人员指认杨秉功。

当时，宋兆麟非常震惊，因为他跟杨秉功同窗五年，从未觉得杨秉功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不过，党支部书记这么指示，作为团支部书记的他只得服从、照办。

宋兆麟来到了北京大学「校卫队」，公安人员向他出示了逮捕杨秉功的逮捕证。于是，宋兆麟带领公安人员来到文史楼附近的一座平房，他知道杨秉功常在那里看书。

当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杨秉功面前，并出示了逮捕证，杨秉功起初楞了一下，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他没有问为什么要逮捕他，这表明他明白逮捕他的原因。他只是默默地听从公安人员的吩咐，从平房前往宿舍，收拾好行李，跟随公安人员走了……

据杨秉功的同学马文宽告诉笔者，杨秉功被捕之后，历史系1955级全体同学紧急集合，校方负责人向同学们宣布了杨秉功因在1957年写匿名信攻击卢郁文而被捕。当时，同学们非常震惊，谁都没想到那封轰动全国的匿名信，会出自同学杨秉功之手。

不久，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本校历史系学生杨秉功在1957年写匿名信攻击卢郁文而被捕。当时，北京大学出现「反标」（即「反革命标语」） 事件，陆平以杨秉功为例，说「杨秉功虽然隐藏了三年，最终还是被侦破」，陆平借此警告「反标」的作案者，尽早向组织坦白。

杨秉功被捕的消息，当时没有见诸于媒体。正因为这样，直到1997年，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才会对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那样的推测：「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1957级的王曾瑜回忆，1960年夏，五五级一位杨秉功师兄，在未名湖贴出一张匿名小字报，说是广西饿死人，于是在分配前夕被捕。当传达时，消息闭塞的我根本不相信会有饿死人的事，还真以为这个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呢。

杨秉功是在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时去了广西，得知广西饿死人的情况。那张「匿名小字报」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发现笔迹与1957年写给卢郁文的匿名信相同。

据宋兆麟告诉笔者，杨秉功并不是「右派分子」。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尽管他们班级中出了三个「右派分子」，但是杨秉功没有什么「右派」言论。在「反 右派运动」中，杨秉功也跟同学们一样参加了对班级里的「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杨秉功居然是那封匿名信的作者，这完全出乎同学们的意料。

宋兆麟记得，杨秉功是河南人，家庭困难，当时申请了助学金。

杨秉功的另一位同学告诉笔者，杨秉功富有正义感。杨秉功是历史系学生，知道当年卢郁文是国民党政府的「红人」，投诚共产党之后，又成为民主人士中的「红 人」。杨秉功看不惯卢郁文的为人，所以才会以匿名信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卢郁文的不满。至于杨秉功的匿名信居然会上了《人民日报》社论，居然会被毛泽东看中 作为「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这是年轻的杨秉功始料不及的。

杨秉功的这位同学对笔者说，杨秉功给卢郁文写了匿名信，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的。杨秉功没有在信中署名，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不民主所造成的， 「高压政策」迫使杨秉功只能以匿名信表达自己的意见。杨秉功写给卢郁文的信，即便个别词句有点情绪化，那也不能作为「反革命罪证」来逮捕他。杨秉功因此入 狱多年，是「以言定罪」、「高压政治」的体现。

杨秉功的这位同学回忆，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满头白发的杨秉功出现在同学会上。杨秉功经历了种种苦难，在出狱之后，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他也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笔者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拨通了杨秉功的电话。他一听我的名字，就称我为「老校友」。他的语气是那么的平静、平淡：「1957年，我只二十五岁，年轻人一 个，血气方刚。如今半个世纪过去，老校友，不必旧事重提了吧。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现在，我算是有碗饭吃，生活还算过得去。」

(2007年4月15日改定于上海「沉思斋」)

——2007年6月30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 略

（选自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12月。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