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杜润生的"三多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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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的"三多三少"

苦勞多，功勞少；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徒子徒孫多，對立面少

2003年7月18日，為杜潤生90大壽的「農村改革座談會」在京召開。杜老有一個答謝辭，他詼諧幽默地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能活了90歲」，「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幾、六十幾就死了，到我這裡90歲了還不死，還得活幾年。」全場笑聲和掌聲不斷。

在答謝辭中，杜老還對自己70年的經歷做了總結：「第一條，苦勞多，功勞少；第二條，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以我對杜老有限的了解，第一條當然是他的自謙之詞，第二條實實在在。我認為，還應該再加上「一多一少」：「徒子徒孫多，對立面少。」

如今，十年快過去了，按照中國古人的說法，百歲為頤壽；再按照「逢九慶十」的老規矩，今年就是杜老頤壽之年了。

「苦勞多，功勞少」

我第一次知道「杜潤生」的名字，是在上學時看到一個內部資料對「四大自由」的甄別文章，內中提到了提出這個觀點的「杜潤生」。其時，正是杜老主持的農村改革如火如荼之時。但因整個上世紀80年代，我都在上學，對杜老在這場引發中國深層次變革的農村改革中的作用也不甚了解，或者說不甚關注，「杜潤生」三個字，只是隨風飄來或者報紙上的一個名字而已，並沒有感覺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但上世紀80年代末之後，「杜潤生」三個字在心中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當然還有另外三個人：于光遠、李昌、李銳。記得我當時在整天學習中央精神但也常常無所事事的氛圍中，還泡過幾天圖書館，專門查這四個人的資料，特別認真的看了杜老的《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一書。

從1989年到1999年，一晃十年過去了。十年中，一方面「杜潤生」這個名字在媒體上逐漸淡出，另一方面，他在改革開放歷史上的地位卻越來越被人所看重。這種看似有趣的悖論，其實常常在我們身邊發生。悖論還在於，這個人名字愈被遮蔽，他在民間的口碑中傳得就愈響亮。譬如，杜老的同鄉杜導正，以及他身邊的朋友們，就經常提起杜老。

我第一次拜見杜老，就是和杜導正一起去的。

少杜老10歲的杜導正，在我眼裡當然也是「老」。他一談起杜老，就常常話題收不住。杜導正自稱是「農民記者」，他稱杜老為「農民幹部」；倆「杜」倆「老」倆「農民」，關注的話題也相當一致。

「我這山西老鄉很了不得啊。」杜導正說。這是1999年12月初的一天。杜導正從新聞出版署署長退下來後，已經當了七年的《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這一天，杜導正告訴我，要帶我見一個人：杜潤生，請他擔任《炎黃春秋》的顧問。一路上的話題，就是關於杜老的。

杜導正以他特有的月旦人物的口吻說：「老杜這個人：(1)大才子；(2)大節不虧，站得住；(3)改革開放有大功勞。」

杜導正說，老杜是「一二九」時代的大學生，有文化，在「一二九」時參加革命。抗日戰爭時期就是太行行署的主任；解放戰爭時期，先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秘書長，後來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的秘書長，資歷相當老。

1948年中南土改時，他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沒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給農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僱工自由和租佃關係的自由。土改很順利，也很有成就。就因為他在土改的表現，1950年初，中共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土地改革，為起草土地改革報告，老杜兩次被毛澤東召到中南海。

1953年，毛澤東開始逐漸偏離「新民主主義」的治國方針，準備推行農業合作化，成立中央農村工作部。老杜調北京，擔任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但是，在合作化問題上，熟悉農村現實的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不主張急躁冒進。老杜認為，土改之後，農民才從地主那裡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土地成為農民的命根子啊。他們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即使是生產上有困難的貧農也不願意把自己的私有權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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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和毛澤東的分歧逐漸表面化了。1955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工部「像一個小腳女人」，「前怕狼，後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跟不上毛思路的鄧子恢和老杜，只好分別做出檢討。

這樣，就在中國農村進入「社會主義高潮」之際，老杜則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七屆六中全會後，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調離了農村工作部門。而中央農村工作部幾年後也以「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被撤銷了。

這是老杜遭遇到的第一個人生關口，後來的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

老杜遭遇的第二次大考驗，是「反右」和「文革」，他那時候是中國科學院的秘書長、黨組副書記。「反右」時，他當秘書長，珍惜人才，抵制把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運動，整個科學界的著名學者，好像沒有一個人劃為「右派」。「文革」時期，他也挨整，但他還是力所能及地保護科學院的科學家，使他們免受批鬥。這個人是才子，也愛惜人才。

農村改革時期，老杜當國家農委副主任，主任是他在中南局的老搭檔王任重。王任重對「包產到戶」不贊成，當然，那時中央有些高層領導也不贊成。老杜有「四大自由」的思想，支持「包產到戶」。這樣，他這個副主任就很難當。不過，老杜很有智慧，也很沉著，一步一步尋找突破口，慢慢地就把「包產到戶」的口子給撕開了。後來又陸續主持起草五個「一號文件」，將「包產到戶」在全國推廣起來。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說，他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推手。

老杜這個人，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退下來以後，他思考的問題很多，關於中國農村的發展動力，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等等。我們請他當顧問，可以讓老人多發表觀點，也可以得到一個「政治高參」。

杜導正所羅列的杜老的「履歷」，那樣生動，簡明扼要，讓我印象深刻。所以，當我聽到杜老在90壽辰答謝辭中說自己「苦勞多，功勞少」時，不禁莞爾：這老人家真是太謙虛了。

磚塔胡同杜老的辦公室，不寬敞也不明亮，檯燈需要常明才能融化一些灰暗；老人家坐擁書城，倒顯得他有些矮小了。辦公室最引人注目、可能也比較貴重的物品是一把鑲嵌著玉石的躺椅。杜老說，他不知道是玉石還是石頭，但很珍貴，因為這是與他素不相識的農民送給他的。「這是農民對我老杜工作的一點肯定吧。」老人家淡淡地說。

杜老愉快地接受《炎黃春秋》的邀請，從2000年開始至今，一直是我們的顧問。他不是那種「顧而不問」的人，大到為我們辦刊出謀劃策，小到約稿子，兢兢業業。以至於有人說是他在辦《炎黃春秋》。記得在一次會議上，杜老還特意說：辦炎黃的，不是我這個杜，是我的同鄉，那個杜(他指著杜導正說)。「那個杜」說：「是倆杜。你是顧問嘛。」倆杜孩子式的對話，引起在場的人哈哈大笑。

而對我來說，自從這次與杜老相見之後，就一直把老人家看成歷史「活化石」。無論是自己寫作還是編稿子，遇到問題就向老人家請教。此外，關於農村改革的歷史，他也接受了我多次正式的採訪。

在杜老90壽辰時，杜老的老部下劉戡在發言中說，國務院一位領導說過，杜老一生是不順的。1955年不順，1980年代後期不順。在這「兩個不順的年代」，杜老「同樣是光輝的，同樣是值得紀念的」。

由此，我再琢磨杜老所說的「苦勞多，功勞少」的話。所謂「苦勞多」，大致是指這兩個不順的時期，付出勞動卻得到相反的結果。但是，從歷史上看，這種「苦勞」又何嘗不是歷史進步的一份「功勞」？至於「功勞少」，但就他十年不遺餘力的進行農村改革，就是杜導正所說的「大功勞」。

「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

自1935年杜老參加革命後，他70多年的政治生涯就與中共的歷史相伴隨。而就中共歷史來說，「左」、「右」之間，往往成為一條評判這個組織成員的一條線，一直持續到「文革」期間的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應當說，中共在延安建立政權後一直到1949年，除了延安整風審干以及土改時「左」傾之風盛行過，其他歷史階段還基本平穩。但是，1949年至「文革」20多年來，就「左」風不斷，這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有過結論的。

作為中共的成員尤其高級領導幹部，身處「左」、「右」漩渦中如何取捨？我接觸到的大多數老人在回首往年的時候，大致會有一個「黨正確我正確，黨錯誤我錯誤」的總結；換句話說，是黨「左」的時候我「左」，而黨「右」的時候我「右」——這是組織對成員的要求的結果，不必以「事後諸葛亮」的歷史虛無主義方式加以苛責。但是，唯獨杜老能夠說出或者說敢說出「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這樣的話，這本身就是杜老政治生涯中不同於他人的亮點，值得後人銘記。

1947年開始的土改運動，「左」傾之風開始抬頭，尤其是消滅富農的政策為甚。杜老卻提出「四大自由」，這是太明顯的「右」了。多年後杜老反思土改說，在土改中消滅富農的政策需要重新評估，「我們應承認，當時土地改革對保護勞動者財產利益，沒有嚴格依法執行，留下了不利影響。中國長期的皇權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這是對當年「左」的做法更深切的反思。

接下來就是1955年。毛澤東對農村工作部所下的「小腳女人」的斷語，是對杜老「右」傾的最好的註解。那時，杜老對毛的做法有意見，就跟農村工作部副主任陳伯達說，卻遭到了陳的批評。杜老說：「陳伯達批評我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而我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我給他留下一個很不謙遜的印象。那時我剛從下邊上來，比較愣，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1956年，杜老因「小腳女人」的「右」被貶到中國科學院，1957年就迎來了給知識分子造成滅頂之災的「反右派運動」。杜老不長記性，還是繼續「右」。曾經在他身邊工作的吳明瑜在他90壽辰的發言中，著重追述了杜老在中國科學院這一段的歷史。他說：

1957年反右鬥爭時，張勁夫、杜潤生同志主持起草了一個文件：「在反右鬥爭中如何對待自然科學家的政策界限」，實際上就是提出一個明確的概念，要保護自然科學家。這個文件經過中央批准下發。在中科院北京地區，貫徹得很好。當時中科院在北京地區的自然科學家沒有一個打成右派的。當時很有名的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牽連到六位教授：錢偉長、曾昭掄、華羅庚、童第周、陶孟和、千家駒。錢偉長在清華被打成右派，曾昭掄在教育部被打成右派，但陶孟和等在中科院的一個都沒有被打成右派，都保護下來。在那個時候這是很勇敢的。

因為反右，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就歸入到「資產階級」那一類了，成為接受改造甚至人民專政的對象。杜老對這樣的定論有意見。他在反右那年訪問蘇聯，年底回來後即給中央寫報告，陳述自己的意見。吳明瑜說：杜老在報告中「認真地分析了蘇聯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教訓，指出列寧特別是史達林，對知識分子大量的殘酷打擊，認為我國不應當照搬蘇聯的做法。」

但是，從1957年開始，反右鬥爭、紅專大辯論、大躍進，一路下來，知識分子全方位的遭到歧視、打擊。根源就在於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屬性的定論。杜老一直想儘可能的改變這種定論。

1961年，杜老在主持「科學工作十四條」起草時，為了能為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的結論改變打開一個小口子，他煞費苦心的提出了一個「初步紅」的概念。吳明瑜說：「初步紅」，「就是認為我們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的、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已經初步紅了，那時候紅透了不能說，初步紅了，所以他不是資產階級。用了這個概念，叫初步紅，這個概念非常好，在那個條件下，極不容易啊。最後中央通過，叫一切有知識分子的部門都要執行這個政策，就是這個道理，肯定廣大知識分子初步紅了。有了這一條，才有1962年周總理、陳老總在廣州會議上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有了這一條，才有1978年科學大會鄧小平重申中國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是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是我們自己人」。

鑒於1958年、1959年的狀況，杜老還提出學術工作、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不要隨便把學術問題、學術上的爭論，上升為政治問題，然後政治問題上升為敵我問題，這一下子就搞亂了。一時搞不清楚的問題，一時搞不清楚的爭論，都暫時歸於學術問題，先把它穩定住。當時能夠大膽地提出這樣一種政策來，極其不容易。所以，杜老是一個思想家，是一個不斷在創新的理論家。

即使「文革」開始後，杜老還是儘自己所能，來保護知識分子。經歷了十年「文革」，杜老依然不改其「右」。初回農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勸，要杜潤生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搞包產到戶。那時,在高層，包產到戶依然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爭議問題。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老藉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但在隨後召開的中央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只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到戶」這條原則。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澤東一起戰鬥過的老同志，會議休息當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說：「包產到戶，關係晚節，我們有意見不能不提，留個記錄也好。」

接受我的訪問時，杜老談到這一細節，還是很感嘆，長期以來的極左思潮的影響，很多人還是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框架內思考問題。

意見嚴重不統一使得會議無法繼續。杜老就和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他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後來著名的75號文件。

杜老回憶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在條件下，群眾對集體經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可以包產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由此開始，中國農村改革全面開啟。

在中共體制內，「寧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1957年反右派時，毛澤東把「左」傾和「右」傾錯誤反覆作了比較，並說了一段此後在黨內被奉為圭臬的話。他說：「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這種片面性，他們就會大進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們嚮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強調說：「真正的教條主義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要革命。」

由這段話開始，基本上形成了這樣的「定律」：「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是策略問題，「右」是方向問題；「左」是內部矛盾，「右」是敵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傾思想則比較危險。在此後的歲月中，這種意識不斷得到強化。

在黨內生活了多年，杜老不是不知道這些「定律」，但他是從自己的思考出發來做事的。這一點很了不得。吳明瑜概括說：「所謂老右、老右者，正是因為那是極左路線，才看你是右了，其實你是走了正確的道路，那極左的人總是歪著脖子看你，總覺得你右了。幾十年的歷史證明，杜老走了一條非常正確的為民造福的道路。」

「徒子徒孫多，對立面少」

在杜老90壽辰的會上，周其仁在發言中說：「大概幾年前，像我們這些當年有幸在杜老指導下從事過農村研究的人，好像得過一個稱號，據說原話是這樣的，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不是一個很雅的稱號。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場合講，這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對我們的一個恭維。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稱號，能讓我們引以自豪。」

周其仁充滿激情的語言，引得在場一片掌聲,杜老也頻頻點頭。那天到會的「徒子徒孫」很多，周其仁之外，還有王岐山、林毅夫、張木生、翁永曦等等。這掌聲表明，他們與周其仁一樣，都為這個「不雅」的稱號而感到自豪。

1981年2月11日，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鄧力群和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的杜潤生的支持下，一個自發的研究小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在北京大學的專家招待所正式成立。

這個自發的研究小組的成員陳錫文、鄧英淘、周其仁、杜鷹、陳一諮、孫方明、張木生等人，大都是「文革」的知青，對農村比較熟悉，面對著「包產到戶」初期的形勢，他們自發成立研究小組，以中國農村問題為研究目標。

會上，杜老說：「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業還是落後的自然經濟，中國就不會有現代化」，他還對這群意氣風發的年輕人說，要記住，「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周其仁在回憶到這段話時，說這話多少年後都忘不了。

198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做出一個決定，「用幾年時間，從農村插隊考上大學已經畢業和即將畢業，願意今後長期從事農村發展調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選擇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家有關農村研究機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的農業機構、農業部以及商業部的農村商業機構等單位，從各個側面互相配合，共同對農村各方面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建議。」當時的目標是，出一支100人到200人的隊伍，先給100人的編制。高層決定，把這批人放在社科院，第一批50個編制放在農經所。

這些熱血的年輕人，開始為農村改革而四處調查，為起草中央文件準備材料，像周其仁、陳錫文等人直接參與了「五個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5年年初，發展組這批人開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剛剛籌辦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包括陳一諮、王小強、楊冠三、白南風、宋國青等人。陳錫文、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白南生、羅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繼續農村研究。1985年4月，發展組編制正式從社科院農經所轉到杜潤生領導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1986年，「中國農村發展研究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長)，由杜老直接領導，這些人也成為外界所謂的「杜潤生的徒子徒孫。」

受杜老影響，這些「徒子徒孫」們，或者通過學術研究，或者通過政策決策，繼續推進政治、經濟各個領域的改革，直到今天——他們的年齡當在50歲-60歲之間，有的還身居高位。而且，直到今天，杜老和這些「徒子徒孫」們的友誼還繼續保持著。杜老90誕辰時，來了那麼多「徒子徒孫」；今年，是杜老的頤壽之年，從去年開始，這些「徒子徒孫」們就開始籌辦。他們是以這種方式，薪火相傳著杜老的思想和理論。

很多「徒子徒孫」回憶起在杜老指導下工作的感受，較一致的一條是：杜老容忍、寬容，善於聽取不同人的意見。

張木生在回憶中說：

杜老主張「道並行而不悖」，見仁見智，互擅勝籌，匯合各方主張，相互容納，各家見解雖有不同，但經過論辯，即為集思廣益，必能激盪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禮記·中庸》)。對集體經營、包產到組和包干到戶，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爭論的雙方也就此盡釋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從此，包產到戶一發不可收，如燎原之勢，而觀點不同的人們，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相謀」，沒有上綱上線，不受路線鬥爭之困。這之後，實踐中，產量說服了方向。

周其仁在杜老90壽辰發言中說：

「杜老是對各種各樣的思想、流派，都有興趣，都能夠敞開聽的人。他是真正的所謂聽不同意見的人，主動聽不同意見的人，對不同意見像生理需要一樣，不是做給別人看的。他能在不同意見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間，找到什麼地方可以往前走一步，真正去解決問題。」

與杜老相知的吳象也在發言中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這個容字、大字。而且這不完全出於性格寬厚，更多的是出於理性的思考。」

當年曾和杜老一起工作的劉戡在發言中，將杜老這種政治智慧用「縱橫折衡」四個字來總結。他說：「就是要照顧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況、不同認識，取長補短，儘量兼顧，以利於政策的出台。」

陳錫文更舉出一個極為生動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他說：他曾經對杜老提出過一個雙層經營的說法不以為然。在起草1983年1號文件的時候，他在電梯裡隨便向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說這個雙層經營，我不是很贊成，我說農民這層是經營，村裡這層好像不是經營。結果杜老當時跟我說了一句，回想起來到現在21年了，在電梯間裡說的一段話，依然在耳邊迴響。」杜老說，「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

陳錫文感嘆地說：「農村經濟體制能夠比較順利的推進，而且在一種似乎沒有發生很大的社會震盪的情況下就把農村的財產關係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方向捋順了。但是，假如當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戶的結果會長出一大塊個人財產的話，那農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杜老當初提出雙層經營，確實有著非常深刻、非常強烈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考慮，這才得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將農村改革順利推進。」

杜老這種「有容乃大」的氣魄，這種「能在不同意見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間」的政治智慧，使他將很多事情一一化解，舉重若輕。1980年75號文件中，加上前面提到的那段話，是政治智慧；張木生提到的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這應該是中央文件中「後無來者」的新鮮寫法，也是政治智慧；起草科學十四條時所使用的「初步紅」的概念，更是政治智慧。

因為有這種政治智慧，杜老政治場域中的「對立面」，也大大減少。整個上世紀80年代，雖然沒有此前的政治運動，但一年右一年左的形勢也常常使一些高層領導幹部深陷其中，但杜老無論是「清除精神污染」還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沒有受到大的波及。

到醫院探望杜老

杜老住院已有一段時間，他身體如何？能否出席有關人士準備在7月為他舉行的頤壽慶典？這是很多人關心的事情。我的老領導杜導正就常常和我嘮叨老人家。5月28日，杜導正終於和我相約，一起到北京醫院探望老人家。

杜老坐在輪椅上，帶著鼻飼，「多病所須惟藥物」，但是，精神矍鑠，思維清晰。他看到我們後，臉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我們向他問候時，他有時候雙手抱拳表示感謝，有時候調皮的舉手敬禮。

田紀云為杜老的頤壽壽辰寫了一條幅「壽比南山」，讓我們帶給他。展開後，杜老很高興，他指著田紀雲的簽名，嘴裡發出了高興的聲音。看後，他自己將字又捲起來，交給身邊的人。

杜老耳聾已經好久了，現在說話也困難。當我跟他握手時，他雙目有神，盯著我看。顯然，老人家想表達什麼。我猜想，老人家是不是還在想著他的「兩個懸念」？

在杜老90壽辰上，他在答謝辭中說：

「我現在心裡有兩個懸念，也就是面臨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在腦筋裡面放不下去。第一個是減少農村人口，組織好人口的轉移，如能在本世紀中期，轉移出2億農民，使農民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現在有9400萬人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擺動，有關城市要把這些人安排好。第二個，農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經驗，農民必須有個農民協會。我們曾向小平同志建議過，當時他說你們這個意見很重要，我要考慮，看三年，如果三年下來，大家都同意，那時候你再提出來，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時候，『六四』風波來了，顧不上這件事。現在我把願望移交給諸位，我希望十五年內解決這個問題。」

如今，十年即將過去了，杜老這兩個「懸念」依然是懸念。若老人家還能夠講話，在頤壽慶典上，我相信，他一定還會提到這兩個「懸念」。因為這是他晚年深深思考的問題，也是「在腦筋裡面放不下去」的問題，也是他在有生之年想看到的現實。

幸好，杜老精神還好，身體也不錯。我相信，杜老頤壽壽辰後「相期以茶」，不僅僅是祝詞，而是現實；若他老人家能夠講話，我想，他一定還風趣幽默的說：「到我這裡一百歲了還不死，還得活幾年」。

因為，為了看到這兩個「懸念」變成現實，老人家也應該將生命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