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办公区为什么没有设在北京西郊？

tuffy05

中央办公区为什么没有设在西郊？

             1949年以前的北京西郊地区

“翠微路”位于海淀区西南部。北起西折与万寿路相交，南至吴家场。日伪时期（1939年）辟筑为土路，与万寿路相交之处，遥对西山之翠微山，故移名于此。翠微指青绿的山色，用之于山，则谓山青。建国以后，对翠微路进行扩建，敷设沥青。其西是万寿路，再西是西翠路，因位于翠微路之西（成路时间当早于万寿路）而名。原亦为土路，六十年代中期铺沥青。西翠路之东原有东翠路，后撤销。翠微路北段是居民区，有翠微中、西、南里。南段是机关大院。中段与复兴路相交处是商业区，东北角有翠微大厦。
永定路北起田村路半壁店，南至新苑村（青塔），辟于日伪时期（1939年），时为4米宽砾石路面。建国以后，先后于五十年代、八十年代改筑。其东北便是永定河引水渠（1956年掘成），故以此为称。
玉泉路、万寿路等开辟和初形都和永定路一样与1939年日伪时期在京西搞的“新北京”有关，4米宽的砾石路面，五十年代后改铺柏油；得名又各有不同，玉泉路因北端与玉泉山遥遥相对而名，万寿路因北面不远处有座明代建的永安万寿塔，简称万寿塔，此路名也由塔而得。
永定路北段（被复兴路分割）有铁家坟，铁家坟是乾隆年间大书法家，官至两江总督、吏部尚书的铁保之坟茔地。铁保墓在原铁家坟110号内，日据时被日军炸开石门盗掘。
横贯东西穿过铁家坟村落的一条道叫金沟河路，是元代郭守敬两番主持开挖两番被淤塞掉的古金沟河道，现在是西起玉泉路东至西翠路三公里多长的奥运疏散道路。
西四环上有座跨越古河道的立交桥叫金沟河桥，西四环路的前身—昔日五棵松路，是南连丰台北抵颐和园接海淀可去山后的南北古道。
五棵松，因树而得名。五棵松路与复兴路相交处原是清提督邵英墓地。墓内有五棵古松，周围地区泛称五棵松。
1937年以前，北京城西郊是荒地、坟茔和菜地，散落着二十几个小村庄。
北平沦陷时期，日本政府和日本操纵的汉奸伪政权、日本军事机构，以及日本的“国策公司”等半官方机构在海淀地区强征强买北京西郊土地总共不少于1900公顷。其中，日伪当局为建设西郊机场(1938年3月)。“中央农事试验场”（1938年4月在罗道庄，后为中国农业大学前身，1946年曾建傅作义的“华北剿匪司令部）、西郊新市区（1939年6月），在今海淀区辖域进行了3次大规模占地，共占地1730公顷。在上述3次征地过程中，日本侵略者指挥当地伪警察机构专门成立所谓“收用土地办事处”，以暴力机关的强制手段逼迫老百姓就范。日伪当局因此总结出上述3地强占民地的所谓“成案”，此后在其他征占地亩项目时效仿办理。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前，日军还在西山一带征调大批劳工修筑仓库、汽油库等隐蔽工程。



在日本军队占领北平时期，曾把以公主坟为中心的区域，定位为“新北平政府”的办公区和生活区，为此还把西南城墙打开了一个“豁口”，命名为“启明门”（见下图，即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命名的复兴门，现复兴门立交桥东桥头位置）。并且修筑了东西向道路直达公主坟，在道路两侧围起围墙，准备迁出机关和军队到那里区办公和居住。其区域范围大致为，南起现在的钓鱼台三里河西路，西到永定路，北起阜外大街延长线，南到如今的西客站莲石路，辖区面积约十几平方公里，定位为“伪华北区政府”的所在的，计划从日本移民十万在此居住。



昭和十九年（1942年）版的《北京市街地图》、“北支（日本人对我华北的称谓）要图”、“四郊名胜图”、“西郊新市街全图”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日伪时期对北京城市规划布局的构想。
这构想大约是，在北京城西，今南礼士路至八宝山，蓝靛厂至小井间有一“中”字形布局，其干线是西长安街，其南北向在今四环路一线为干线，以西为永定路、玉泉路，以东为丰台路、万寿路、翠微路。这个规划的侵略色彩十分鲜明：布局的北部要建“大和广场”，西部建“神社”，南北干线叫“兴亚大路”，西南部的公路铁路则直通占领华北的交通枢纽——卢沟桥。



这个规划建设工程刚刚开始实施不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受财力的影响，新北京建设缓办。
日本国投降后，接收日寇资产的国民党政府，仍以南京市为首都，北平仍是一个“特别市”。再说，当时的北平市已被日寇军队糟蹋得人口锐减、市场萧条、经济很不景气，也用不了多少的政府办事管理机构。所以，北平市的“西扩计划”没有继续实施。

           1949年以后的中央西郊生活区

1949年3月，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进入北平以后，中共中央多数机关临时安置在西山一带的公园和旧庙里，房屋简陋，办公和生活用房远远不能适应展开工作的需要。而且给工作带来不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城会客、开会，来回费时又费力。这期间，有人建议中央机关搬到中南海办公，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说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他都不住。
同时也有专家建议保护北平老城。中央曾经设想在复兴门到石景山一带（当时这些地方还大都是农田和菜地）建新城，并在万寿路地区修建中央领导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为了尽快解决中央机关和首长办公、生活用房，中央办公厅决定筹组修建办事处，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4月，由中央供给部副部长范离、供给处副处长彭则放带领一部分人员，组建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不久，中央军委总务处的许东，也带领着数十人参加到组建工作之中。同年5月，中直修办处开始在万寿路办公区（现在万寿路口东北角房修一公司和中央警卫局宿舍处）。当时的中直修办处下设新市区工程处，经理处以及秘书、人事、审计、行政等直属科。当时北平的都市规划，曾有过将中央党政军中心安排在靠近旧城西郊的设想，把公主坟以西划为新市区。为建这个新市区，还成立了新市区工程处。处长是清华大学教授王明之，副处长是彭则放，经理处处长是许东。
开始的时候，新市区工程处受北平市建设局和中直修办处双重领导。建设局曹言行局长每星期二、四、六来处办公。为此还从社会上公开招收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的审定，均由曹言行负责。
直到了7月1日，中直修建办事处才正式宣告成立，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还到会讲了话。中直修办处的主任是范离，顾问梁思成，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也派人参加了中直修建办事处的领导管理工作。
为加强领导，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又成立了“中直各机关房屋修建管理委员会”，由范离主持，成员有中南海行政处、香山机要处、中央统战部、中央供给部、中央组织部、中直修办处等单位。
当时中直修建办事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缮新接管的旧房屋，购置办公家具、交通工具及各种设施，同时为中央机关筹建新楼、礼堂和生活用房。仅在1949年内，就为中央机关修缮房屋近2万平方米。
在中直修建办事处成立初期，工作极为繁忙，当时立项的主要工程就有建筑新六所、中南海西楼书记处办公楼、玉泉山别墅、中央统战部办公楼、育英学校、中直保育院、北京医院门诊楼、中直礼堂及招待所、军委通讯部、中联部办公楼及宿舍等等。
下图照片是“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在家里的照片，有人说是在“新六所”任弼时别墅，我看更像他在景山东街的四合院家中。



后来一生在中南海负责房屋修缮工作的田恒贵撰文回忆道：他当时在山东工学院的学业还没有完全结束，就于1951年春季，和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后勤处处长的王爱深、后来任北京市房管局长的周洪臻和武馨英四位同学，一起来到了北京，进了中直修办处。中直修办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城西的万寿路一带，这里原来曾是傅作义的办公楼。田恒贵记得办公楼周围还有沟壕，他到中直修办处刚一个星期，就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那里的工程队伍被称为第一施工所。第一施工所的工程绝大多数在中南海里面，也兼管紧靠在红墙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住所，例如在任弼时去世后，成为中共中央第五位书记的陈云在中南海东墙外的住所，就是田恒贵到第一施工所后，带领工人去修缮的。
田恒贵的同学王爱深，被分配在第二施工所，工地就离中直修办处不远，重要任务是负责新六所的工程。除了新六所外，第二施工所还负责附近的育英小学和部分中直机关办公住宿用房的修建，这些中央建筑都集中在万寿路一带。
后来，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加上国家经济很困难，在万寿路只建了六所房子就停建了。这六所房子组成一个院落，人们称为“新六所”。中央同时决定，在新的办公地点未建好之前，为工作的方便，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暂时搬到中南海办公。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习惯了，就一直这样下去了。
1954年4月，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三次他只登城墙却不入宫内。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
下图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与毛泽东在故宫城墙上休息的珍贵照片。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对此，现在各种版本的回忆文字说法各不相同，什么怕影响游客啦，毛泽东开始想到了故宫改建计划啦……等等。
笔者在山西呆了20年，曾多次朝圣四大佛家圣地之一五台山。在北京搞房地产20年，又两次到五台山，一次是求签儿保佑某房地产项目，第二年是向神明佛祖去“还愿”，放生万羽小鸟儿。
山西五台山民间有一传闻，解释毛泽东解放后在北京生活了17年为什么不走进故宫。
毛泽东一行从延安一路步行走到河北的西柏坡，途中经过五台山。五台山主持看出参拜显通寺的这位施主不是凡人，经过一番暗示，毛泽东露了真容。
毛泽东向显通寺老和尚请教建都之事。老和尚说，依毛泽东命相，应该建都南京。南京有“石头城”之名，坚固无比，毛泽东是“真龙天子”，渴了低头可饮长江水。
毛泽东问，建都北京可否？老和尚说，不如在南京，在北京也可以。北京是800年四朝古都，龙命太盛，有上百位“真龙天子”在此当朝。北京城的“龙命”在紫禁城（即现在的故宫），建都北京，只要毛泽东不走进紫禁城，可保平安无事。
解放后，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但一年有多一半时间是在南方度过的，偏爱武汉、上海和杭州，都靠近长江之水。毛泽东一生喜欢在长江里游泳，还爱吃武昌鱼。北京城毛泽东唯一的一套度假别墅在密云水库。晚年，毛泽东最喜欢华国锋给他在湖南韶山建的“滴水洞”别墅。这都与毛泽东的“龙命”不开水有关系。
万寿路新六所，那里是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住过的地方，新六所是为改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居住条件而在北京的京西万寿路建造的六栋小楼，以生活休息为主。中央五大书记每家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有时住中南海，有时住新六所，来回跑。1952年任弼时去世后，陈云接替任弼时任中央书记。直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才不再去新六所居住；其它书记也很少到那里居住了。“新六所”的旧址现在是万寿路15号院。
此外，在玉泉山脚下还有一处中央领导人休息处所，院内有二十几栋别墅，是北京城八大名胜古迹之一“玉泉吹红”，现在国家领导人度假区，又叫“第二中南海”。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军总司令”朱德就常住西郊别墅里。他和1957年以后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开始“不太深究”了，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说。

“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然而老帅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来。然而他的困惑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燃烧起的熊熊烈火也无疑是杯水车薪。
没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很快，“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标语布满北京街头。
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康克清的电话，说是大字报贴到了中南海里边。
朱德连忙赶回中南海，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把老帅的心揪了起来……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啊！哪儿乱都不能乱到中南海里啊！
尽管门外的大字报还在不断更新，红色叉叉还在延续，房子里面的朱德依然平静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时，他常驻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还会发出笑声。看来大字报不足以将这个老帅扳倒，“文化大革命”小组决定斗争形式升级，一场批斗朱德的大会在首都体育场紧锣密鼓准备着……
白纸黑字，教育了几代人的党史和军史，一夜之间颠倒成黑纸白字，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的。原来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朱德的扁担》也改名换姓，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抛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立即随着“副统帅”的惊惶失措，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朱德接到这个紧急指示后，对康克清说:“这里面有鬼呵。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和迹象。”
朱德这话说完没两小时，一个紧急电话打到朱德的办公室，叫朱德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疏散到广东。这比当年朱德在德国留学，遭德国当局驱逐离境的时间还要紧迫。朱德接完电话，哭笑不得，谁人听说过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们远离战争指挥中心？
朱德看着还没有从批斗中完全解脱出来的妻子，说:“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再说我不放心将你一个人留在北京。以后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保证。”可是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点头，康克清这位全国妇联副主席是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力的。朱德果断地给周恩来打电话，事到如今，只有总理能帮助他了。
周恩来当即同意朱德带妻子同行的请求，并且说全国妇联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难之中，是周恩来及时伸出援助之手，避免了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乡的悲剧。
朱德走得非常急促，连孩子们都不知道。就这样，83岁高龄的元帅被林彪一号紧急命令送到了遥远的广东。
抵达广州后，朱德被送到了广州郊区从化疗养院。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范围不能超过疗养院桥头的警戒线。
和朱德一起疏散的还有许多老帅，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湖南，还有那些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统统限期离开了北京。北京上空的正气稀薄了。
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朱德和分散在天南地北的老帅们相逢在庐山，老帅们已经一年没有回中南海，既不清楚中央内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以为这次会议和以往一样，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决然没有想到此次会议将成为历史又一个转折点。
这之前，朱德被通知回北京，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要开会讨论宪法，委员长不到场主持这会是没法开的。所以朱德有幸比其他老帅先一步回北京。这次朱德回京就再不肯进中南海住，而是在万寿路“新六所”第五所，和女儿、孙子们才有了团聚的日子，直到朱德1976年离世，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

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康克清成了走资派，挂着走资派的牌子站在卡车上，在北京的道路上游街示众，扫厕所改造，七十年代后官复原职，1988年康克清退居二线，据康克清的秘书徐维沛回忆，一学者来信说他研究发现著名的十六字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方针是朱老总最先提出来的，请熟知历史的康克清予以确认，徐秘书问，情况是这样的吗？康克清点了点头，徐秘书又问，那怎样回信，康克清摇了摇头，仍是不说话。徐维沛秘书在回忆文章中说：“以康大姐的人格，她决不会说假话，而有时说真话又有可能给历史难堪，因此她索性就什么也不说了。”只有一次康克清说：“看看解放后的那些书，不是朱德的扁担，就是朱德的纺车，好象朱老总的成就就是因为他挑担子走在队伍的前面。”徐秘书说：“康大姐说这话时满含着自嘲，又满含着无奈。” 朱德无帅是1976年7月去世，有传言说是“四人帮”做了手脚谋害的，徐秘书也曾直截了当地问朱老总的死因，“听说汪东兴在其中没起好作用，大姐是吗？”康克清点点头，仍旧没有说什么话，徐秘书也不好再追问什么了。
1989年下半年，康克清中风。那天下午，康克清参加政协常委会，四点多钟散会，上汽车时，政协的工作人员发了一份新文件，回到万寿路甲15号，也称新六所的寓所，康克清就催着秘书读新文件给她听，文件讲述罗马尼亚新近发生的剧变，也讲述了罗共一号人物，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夫妇遭逮捕，以及可能有生命之忧，还有那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儿女，女婿们的情况。听完文件后，康克清的心情特别沉重，没言语，服务员们侍候着在餐桌边就座吃晚饭，饭没吃完，康克清的头就偏向一边，护士马上稳住她的头，叫人按电铃，听到电铃声，在值班室吃饭的徐维沛和警卫及其他人员，急忙跑到餐厅，大家连忙将康克清抬到床上，也给医院挂了电话喊救护车，并报告了中央及有关人员。很快康克清在301医院的抢救室里，得到最有效的抢救，可医院还是签发了病危通知书。
第二天清晨，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来医院看望，刚刚清醒的康克清见到陈慕华就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怎么样了” 陈慕华回答说：“已经被枪毙了”同时做了个开枪的手式。“啊”康克清应答了一声，同时脸上显现出他感到的惊讶与突然。病房里的所有人，谁也没料到康克清醒来后的第一句话，竟是对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夫妇命运的关注。也许她听完文件后，脑海里尽现罗共领袖，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夫妇的音容相貌，友谊与访华时的旧场景，罗马尼亚的剧变，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被逮捕，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中央办公区最终没有设在西郊

1949年初，中央政府已经在酝酿利用日伪形成的新北京的基础，把中央的行政区摆在那里。1949年年底苏联专家来了，就把这个事情改变了。他们认为应该以北京旧城为基础进行改造。莫斯科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也搞过一个规划设计的国际招标，也有把老城、新城分开的设想，但斯大林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很厉害。
当时苏联专家说要在长安街两侧进行建设，把中央行政区摆在这个位置。开会讨论时梁思成就表示了反对，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旧城62.5平方公里，130万人口，已经是密度很高了，盖满了房子，住满了人。要把差不多六平方公里的中央行政区摆进去，那么只能是大量的拆迁，国家没那么多钱来赔偿，而在新城盖的话，拆迁费就省去了，另外老城的社会结构也留下了。
他特别提出这里有很多小商业，靠着小门脸、老主顾生活的老百姓拆迁后何以为生？这是劳民伤财啊。另外，他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能够平衡发展。什么叫平衡？就是居住和就业在这个区域内大体保持平衡的状态。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大规模的跨区域交通。把中央行政区摆进老城之后，势必导致大量人口外迁。外迁后在城外睡觉，在城里上班，每天进出城这个交通量就不得了。哪一天北京的交通出了大问题，这就是祸根。
最终中央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把新政府行政办公区设在了旧城内。

                 北京市建设局

1949年初北京市政府成了北京市建设局，为了配合在西郊建设中央办公区的最初设想，建设局的办公地点旧设在现在五棵松桥的西南角六建大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大院内，当时那里有不少日伪时期的旧建筑，包括一些生活居住使用的日式别墅小楼。所以，五棵松附近最早建设的新建筑都是北京市建工局建造的，包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北京市第二医院（现永定路中医院）等主要建筑。
五十年代中期，北京市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城内，北京市建设局搬到了南礼士路北京市建筑规划设计院新盖的大楼内办公，并且更名为北京市建设工程局。九十年代末改制，撤销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成立北京建工集团公司。下图是五十年代初期南礼士路市政办公楼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