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晓剑）：回忆我的联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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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斗蒯大富：十余“联动”中学生痛殴千余清华红卫兵


导读：“文革”中，蒯大富领导的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组织名扬全国，他因此成了全国最著名的四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然而，在文革初期，蒯大富也有“败走麦城”的经历：他率领的上千名清华大学红卫兵，竟然不敌十几个“联动”的中学生！这个名为“联动”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组织，到底属于什么派别？它真的是“二月逆流”的组成部分吗？这十几个中学生为何能痛殴蒯大富率领的千余名清华大学红卫兵呢？当年的“联动”成员，如今的著名作家、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晓剑，在他最近出版的《晓剑文集》第一卷里解密了他所亲历的这一事件……

“联动”大会上决定冲击公安部

勇斗蒯大富：十余“联动”中学生痛殴千余清华红卫兵（图文无关）

“联动”，全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发起成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人大附中红旗战斗队、清华附中红卫兵、京工附中红卫兵、农大附中红卫兵、八一学校红卫兵等，是当时京城声名显赫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文革结束后，很多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曾经撰文，几乎都认为此组织的成立是一伙高干子弟旨在揭穿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阻击左倾路线，并成为所谓1967年初发生的“二月逆流”的有机构成部分。其实这种观点大错特错，以本人参与该组织早期活动的经历，事实是：“联动”成立于1966年11月；最初宗旨是：秉承当时党中央、团中央和北京市还在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的意思，筹备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最初简称为“联委会”，后来之所以改称“联动”，一种说法是“联委会”显得太温柔，缺乏力度；另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央某负责人在一次讲话中如此简称。

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应该是准民间活动，为什么要专门成立“联动”来负责此事呢？原来，此次大联欢日本方面要来千人以上的青年团体，北京在当时政府基层组织、尤其是学生组织近乎瘫痪的情况下，就只有动用有着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红卫兵了（那个年代的革命小将们渴望着既能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分忧解愁，又可以让自己的政治理念传播海外，这种行为后来延伸成为了1967至1970年红卫兵偷越国境，到越南、缅甸、老挝参加抗美援越及红色游击战）。

当时我14岁，正在和一批人大附中的同学步行串联，目的地是延安。我们抵达太原后，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中发现，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们似乎在酝酿着什么行动。于是，我打电话询问在北京的同学，得知“联动”已经正式成立，而且准备大张旗鼓地干一场。我一阵激动，和几个热衷于此的同行同学义无反顾地爬上火车，一夜间返回了北京。

下了火车后，我们即刻赶到母校人大附中，马上看到了我所在的组织——人大附中红旗战斗队打印的关于发起成立“联动”的文件（遗憾的是该原始文件没能保留下来）。但令我惊讶的是，文件上红旗战斗队却被红颜料划掉。我马上追问我们组织的负责人为什么？负责人告诉我，因为“联动”正在变质，变成一批只会“保爹保娘”的打手，而最初的宗旨因日本方面暂时不能来华已经失去了意义。

然而，我们组织的退出和说服工作对“联动”活动的终止不起任何作用。1966年12月6日，第一次“联动”大会（此时还叫“联委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除了我们人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之外的“联动”发起组织都派人参加了大会，而我和十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孩子不顾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制止，也闻讯赶来凑热闹。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的“联动”大会最初还像模像样，但不到10分钟，下面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同学们就大声起哄，制止主持人的废话，更有人冲上台去把他推到一边，自己宣布这次大会的宗旨就是捍卫老帅和“老兵”的尊严。不知什么人带来了爆竹，把二踢脚向台上嘣过去；还有一个穿着绿军装的女孩子不知怎么爬上了顶棚，又从上面掉了下来，砸得下面的人哇哇乱叫……

最后，在大多数人的呐喊声中，具有权威的人做出了集体冲击公安部的决定，用集体的力量把被公安部先后抓走的十几名在北京市有头有脸的红卫兵头目“捞”出来，同时显示“老兵”的雄威，更显示“联动”组织的战斗力。


关于北京老兵6次冲击公安部的历史，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叙述和评说。以我当场所见、记忆最深的是几个不要命的家伙在天安门广场爬上行驶着的清华大学的广播车，砸了车顶上的广播喇叭，最后掀翻了广播车……因着中央文革小组要彻底清算“二月逆流”的“罪行”，并且要从组织上将其消灭，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组织首领蒯大富奉命拔掉设立在一些中学里的“联动”据点。

人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与蒯大富的交锋

1967年的春节过后格外寒冷，我们红旗战斗队占据着人大附中办公楼，并改称那里为红旗楼。这是一座三层建筑，一楼原来传达室的位置被赤卫军使用，那是一个只有十几人的小组织，对我们组织没什么威胁，所以我们也没清除他们。二楼校长办公室是我们组织的司令部，其余房间当成宿舍，还有一间房里堆放着抄家来的各种物品。三楼本来是一间大会议室，被我们改造成健身房，许多运动器械摆放在里面，主要供“特攻队”增强肌肉力量，以捍卫安全。“特攻队”的十几个成员原来是校体操队的骨干，抄家和破“四旧”行动时，凡是可能发生危险时，他们就冲到前面，把敢于反抗的“阶级敌人”打得无招架之力。

这天夜里，清华大学井冈山组织有如夜袭队一样离开清华园，乘坐卡车从西城区开始了对被定为反动组织“联动”的围剿，风卷残云般把9所中学的“联动”据点拔掉。在这些大学生眼中，中学生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稍加震慑，就会作鸟兽散。因而，在扫荡了第123中学后，得意忘形的大学生们说要凑个整数“十全十美”，就顺路直奔人大附中而来。

他们首先经过的是初中楼，那里盘踞的是与我们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大学生们跳下车，准备再来一次秋风扫落叶式的进攻。不知有什么人告发，说红旗楼里的红旗组织就是“联动”发起组织之一，大学生们一阵兴奋，杀气腾腾地冲向红旗楼来。

在红旗楼一楼的走廊内，大学生们抬脚就踹开了第一间房门，里面一群赤卫军的男女正在用留声机欣赏外国民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革命小将们一方面把几乎一切旧时代的、外国的文学艺术当成批判对象，一方面又偷偷地欣赏这其中的东西。比如笔者就趁乱从人民大学图书馆里偷窃过古籍《三言二拍》及外国图书《红与黑》阅读。另外，在打击流氓的同时，一些北京流氓所使用的术语成为了我们中间流行的时尚语言）。大学生们听到屋里的靡靡之音，认准了这些就是一伙腐败堕落的“联动”分子，上前呵斥并准备捆绑，带回总部审讯。

赤卫军的为首者是个愣头青，看见一帮不速之客虎视眈眈地冲来，二话不说，抓起一个灭火瓶，拉开保险拴，倒过来就喷；另有两个随从也抡起防身用的垒球棒，举起来就开打。一路没有碰到任何抵抗的大学生们根本没想到会有中学生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他们人虽多，但在狭小的空间里也不起作用，甚至拳脚会打在自己人身上，便向走廊退了出来。而听到楼下动静的我们，纷纷跑下楼来看热闹。混乱中，我们组织有一个女孩尖叫起来。顿时，我们认为大学生侮辱女生了，不由分说，一哄而上，“特攻队”一马当先，不知使用起了什么铁家伙，只见有血花飞溅，哀嚎声响起来，大学生们开始夺路而逃。

我们乘胜追击，高声呐喊着一阵乱打。黑灯瞎火中，对方也不知我们有多少人，跑得快的上了卡车，油门一加，很快不见了踪影；而跑得慢的，便变成了绝对少数，我们围住一个就猛打一通。有一个居然还敢顽抗，冲我们大声朗诵毛主席语录，结果我们回了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继续追打，从人大附中校园里打到校门外，一直打到黄庄（现在海淀剧院的位置）。那个大学生终于求饶了，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管我们叫“爷爷”。

十余“联动”中学生痛殴千余清华红卫兵

逃窜回去的清华大学生们很不服气，认为一小撮“联动”分子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居然敢负隅顽抗，断定那里肯定是“联动”最大的据点。于是，蒯大富一声令下，集合了近千人马，乘坐十几辆卡车，前来人大附中进行第二次围剿。

发现事情闹大了，我们的首领冒着被痛打和抓捕的风险，在学校门口与进攻者的指挥员进行接洽，向其说明我们虽然是“联动”的发起者，但因着“联动”的活动背离了宗旨，早已与其决裂。实际上，人大附中红卫兵才是目前意义上的“联动”，冲击公安部和配合“二月逆流”的是他们。清华井冈山的头领认为我们组织的首领没有扯谎，便开始包围初中楼中驻扎的人大附中红卫兵。

人大附中红卫兵组织在成立时间上仅次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和北大附中红旗组织，其中几个人物在北京市也算小有名气，还多次上了当时公安部的黑名单，甚至蹲过几天大牢。他们对于没能够成为声名显赫的“联动”发起人一直耿耿于怀，此时得知中央文革小组的鹰犬清华大学井冈山组织来围剿，他们认为表现的机会来了，于是开始从容应战。实际上，人大附中红卫兵只有不到20人，而且驻扎的初中楼是一座三层建筑，有四个大门和四道楼梯，人少了很难防守。他们所谓的应战，开始只不过是使用课桌课椅把门窗堵住，延迟大学生们的进攻而已。大学生中不乏壮汉，靠着肩膀的力量撞烂门窗后，迅速占领了一楼。于是，中学生们便撤退到二楼，很快又从二楼撤退到三楼最角落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们依然使用桌椅堵住大门，然后自己砸开窗子，以挑战的姿态把一张写字台及一个文件柜从窗口扔了下去。

楼下是密密麻麻助战的大学生，正在观望、呐喊，突然看到有巨物从天而降，慌忙躲闪。一个动作迟缓的女大学生当场被写字台击中，顿时昏了过去。被激怒了的大学生们疯狂了，奋力冲撞着最后一道木门，发誓要将十几个负隅顽抗的“联动”分子捉拿归案。然而，当他们砸碎木门，进入室内后，发现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天花板上的一个通风口敞开着——显然，中学生们已经爬上了楼顶。

一个鲁莽的大学生二话不说，站到椅子上就想往通风口里钻，但脑袋马上便挨了一闷棍，摔了下来。原来，那里有两个中学生手拿桌子腿坚守洞口，在当时基本以拳头为武器的情况下，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在楼顶上，十几名男女中学生一边揭开瓦片，看哪人多就往哪扔，一边高声唱着国际歌，还时不时呼喊：“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这时，蒯大富身穿江青送的军大衣，悄悄出现在人大附中现场。他看到近千名大学生包围着一座建筑物，不时被楼上的瓦片砸得东躲西藏，有如丧家之犬，而楼顶上的十几名中学生一个个昂然屹立，慷慨悲歌，有如仁人义士，不由得感到荒唐和耻辱，于是下令撤退。撤退前，恼羞成怒的大学生抓走了我们组织看热闹的两人，因为在他们第一次查抄时，这两个初三的男学生大打出手，冲在最前面，被挨打的大学生认了出来。

在天亮后，发现有人失踪，我们组织的首领赶到清华大学，经与蒯大富交涉，使饱受皮肉之苦的这两名中学生被释放。蒯大富则连连感慨：看来是知识越多越怕死，大学生打不过中学生，中学生打不过文盲啊！

很快，武斗开始遍及全国。1968年，连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内都打死了3个大学生，其中死亡的一个女学生伤口几乎全在下身。

至于“联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就彻底无声无息了。倒是在清查“5·16”（据说是北京一个反周恩来的秘密组织）分子的时候，不知如何又牵扯到“联动”，莫名其妙地说“联动”和“5·16”有关联。于是，作为“联动”分子的我惶惶不可终日了。不过很快在当时的中央文件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政策：鉴于“联动”分子主要是中学生，不再追查。我这才有幸躲过了这一难。

（摘自《晓剑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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