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朗钧）：“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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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朗 钧


第47期电子刊物《记忆》登出《也谈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和《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三篇文章。
宋彬彬等人的这些文字可以视作一份证词。
这三篇文章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后移，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卞仲耘不是红卫兵打死的。
她们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她们想通过这份证词讲一个好的故事，编织一个“好的历史”。因此，为这份证词作真伪辨析确有必要。
但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并无好坏之分。正像文化是一个既定人群在即定历史时期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一样无先进和落后之别。我们共同为红八月留下的文字只是一些证词。由于时效的缘故，它们已不具有司法的属性，却能够反映其文化教育的背景，证明其信念信仰的取向，呈现道德和良心的差异，除此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在讨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话题之前，先讨论一个小问题。
谭力夫讲话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冯敬兰在她们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
8月1日，“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是他发明的”。
冯敬兰说她在1966年8月1日就看到了著名的谭力夫讲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谭力夫是在8月20日才发表这个讲话，被传抄和张贴是8月底和9月初的事情了。
是不是冯敬兰年纪大了，记忆有误？
不像。因为谭力夫的讲话，是在一次北京工业大学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大会上的讲话，由于他是保工作组派的，他通篇并不是讲解那个对联，而是为工作组辩护。血统论的思想只是渗透在这个讲话中。他的那句“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很有个性，也很有特点，是整个讲话的经典之句。凡读过谭力夫的讲话的人，其它内容可能会忘记，而这句话会记得的。
说谭力夫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只能说明冯敬兰可能根本没有读过谭力夫讲话。没读过为什么要说读过？为什么要编造这个谎言呢？只有冯敬兰自己可以回答。
谭力夫确实写过一篇拥护对联的文章，题目叫《从对联谈起》。但是发表时间是8月12日，而不是8月1日或之前。该文很短，不像冯敬兰所说，可以在墙上贴“一长溜”。
冯敬兰把谭力夫讲话日子弄错这件事本身确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例证说明她们的“证词”的不可靠性。回忆历史和编造历史是不一样的。
对于同龄的老三届人来说，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本不是一个问题。
红卫兵组织出现在清华附中的时间是1966年5月底～6月初。它被江青、陈伯达认可是7月下旬的事情。被毛泽东认可是8月1日。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时间大致在是7月底～8月初。为了争论对联的对错，8月3日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大辩论，8月5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大辩论，8月6日天桥剧场的大辩论都是以红卫兵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师大女附中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这个非常时期有清晰的记载：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况：
“于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还有‘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等等。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为英雄。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 （陶洛诵《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邓榕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1966年7月29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陶洛诵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1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可是，在宋彬彬等人的证词中却叙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
叶维丽在证词中说：
“调查的结果是，7月31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主义兵’）的组织，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月5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8月5号已经存在”。（见《记忆》47期）
刘进在证词中说：“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多记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见《记忆》47期）
宋彬彬在证词中说：“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要没有人反对，你就是了”。（见《记忆》47期）
刘沂伦在证词中说：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除此之外，8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我没有印象”。（见《记忆》47期）
作为当年的红卫兵，宋彬彬、叶维丽和刘沂伦的说法如此一致，而和邓榕的说法如此不同，这就迫使读者进行一个判断：谁在说谎？
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各个中学的干部子弟迅速成立红卫兵组织，时间应该是在7月下旬到8月初这段时间。师大女附中也是这样。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各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分布，基本遵循这个规律。从邓榕的回忆文字中证实了上述说法。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的同学在听说7月29日北京市委宣布撤出各校的工作组之后，就成立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她们不可能像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样命名自己的组织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因为在这之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邓榕参加的不可能是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她和宋彬彬、刘沂伦、叶维丽参加的是“支持对联”的红卫兵组织，即“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后来跟随宋彬彬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弟云集，信息之灵通没有哪个学校可以与之比肩。男四中也逊它一筹。说该校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8月1日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十几天后才成立，要么是记忆有误，要么是在说谎。读者可以判断。
红卫兵组织松散，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确实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短命的生存其间实施暴行和宣扬暴力。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呈交给历史的杰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打伤自己的老师。
20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民间暴力团体：义和团和红卫兵。
义和团这个邪教组织的施暴对象是外国人。在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和欺凌的时候，他们手持大刀长矛，迎着洋人现代化武器吐出的火舌冲击、流血、牺牲，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情绪是不容否定的。
而红卫兵的施暴对象是本民族的同胞。他（她）们大都是以超过被害人十倍几十倍的人数进行施暴的。被他们殴打致死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表现出反抗的意愿。但还是没有赢来丝毫的同情。红卫兵的胆魄和手段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军事集团。红卫兵是以强凌弱的乌合之众，红卫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201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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