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网：老工程师忆国棉31厂的火红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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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一叶总关情：老工程师忆国棉31厂的火红岁月

原创 2016-04-18 小红

【破土编者按】在这个既苍白又失语的雾霾年代，破土执意要为大家的生活添上一点颜色——红白黑。红白黑，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差异的身份和错位的时空，编码着新生代的情与欲、去与留，个性与自由的纠结和矛盾。今天，小红继续给小黑讲着上海原国棉31厂袁老工程师的故事。在袁老的深情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现场有血有肉的细节，其中有希望与欢畅，也有低落与苦涩。唯一不变的，是袁老谈起峥嵘岁月时的满腔热情，以及我们的主人公对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命运的深刻思考……

小黑：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上海国棉31厂袁老工程师的故事么？上一次我谈到了他在解放前后的经历。今天，我想和你谈谈这位老人家对公私合营和文革的记忆。他已经91岁了——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扣。不同于我们一贯的“标签意识”，袁老既不是保皇派，也不是造反派，也算不上逍遥派，而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技术型知识分子。他本该是保皇派，却因为是多名造反派的老师，后来又被一位造反派救了出来，所以成为了造反派的一员。耄耋之年的他，今天还在敲着键盘写文章，修改我们的访谈稿。他对共和国的历史充满矛盾的评价，和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也和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有关。

“郝建秀工作法”

解放后，首先袁老念念不忘的是“郝建秀工作法”。1953年，他负责推广这个工作法。“郝建秀工作法”，是建国初期纺织工业战线上推广的一种劳动竞赛，曾大大鼓舞了纺织职工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袁老介绍，郝建秀是一个女工。1949年11月，15岁的郝建秀考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当养成工，三个月满师，定为正式细纱甲班值车工。据说，她出身贫苦，只读过四年小学。入厂后，她牢记1950年春节自己成为正式工人后上第一个夜班的教训——因打盹而放大花。为了不打盹，她不断地巡回车挡。在巡回中，郝建秀发现，只要做好了清洁工作，断头就少。于是，她把几种工作程序紧张有序地进行，省出时间来多做清洁工作，掌握了巡回规律，减少了断头。

1950年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以后，郝建秀优异的工作成绩和先进的工作方法受到工厂领导的表扬。她的值车能力从看300锭逐步提高到400锭、500锭，一直提高到600锭，但出的白花却始终保持在0.2%～0.3%之间。到1951年2月，平均皮辊花率为0.25%，创造了连续7个月少出白花的新纪录。

郝建秀工作法的四条主要经验是：1. 有正确的劳动态度，工作认真负责；2. 虚心学习，肯动脑筋，提高技术；3. 工作有计划，善于分配劳动时间，能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操作；4. 不浪费劳动时间与劳动力，做到一切以减少断头为中心，以少出皮辊花为目的。1951年8月17到19日，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召开的细纱职工代表会议上，“郝建秀细纱工作法”被正式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并决定在全国推广。

所以，袁老的工作就是在31厂推广和落实“郝建秀工作法”。袁老说：“‘郝建秀工作法’之所以能落实下去，是因为同时推了三班制，大家觉得三班很好，本来要做10个小时连半个小时吃饭，现在只要8个小时，做7个半小时，半个小时吃饭，大家都喜欢了。”开出三班制度后，袁老又回到车间去管生产，做领班，管300多个工人，一直到公私合营后，再调到其他岗位。袁老认为当时的工资相当高，比如一两黄金值95元，而布机挡车工的工资83.6元一个月，一个月就可以有一两黄金的收入。袁老印象比较深的是王富英——一个细纱落纱女工，参加扫盲学习表现出色，工厂把她提上来做生产组长，后来做了工会副主席，最后成为国棉31厂的副厂长。
31厂公私合营

五十年代中后期，国棉31厂出现了二次大转变：第一次是1955年9月的公私合营，第二次是1958年10月的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纱厂三厂合并。申新五厂和申新六厂是荣老板的实业，荣丰纱厂则属于章荣初。

小黑，关于公私合营，我比较关心的是工人支持与否。袁老毫不犹豫地说：“支持！”为什么呢？袁老说，公私合营后，工厂实行民主管理——科室都改变了，培训工作都跟上去了，工人也觉得劳动变得更加科学了。公私合营后，袁老被调到教育科，因为企业的管理制度也改了，要学苏联和国营厂的一套，出台了全新的规定，所以工厂就调他去搞培训。全新的制度仿照苏联的标准，设置了教育科、劳动工资科、技术科和保健科等等。教育科就是要培训工人、培养干部，同时接受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

袁老回忆道，“全厂的都要教育的，公私合营以后就重视培训了。大专毕业生进厂要实习一年，一年以后本科生月薪64元，大专生58元，中专生53元。工厂要定好实习计划，安排毕业生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后天再到那里。一年实习期满，就正式分派工作。”袁老进一步解释，工厂除了培训大专毕业生，把他们安排到一个个车间去实习，同时也培养新工人。新工人有两种，一种是女工，一种是技工。社会主义建设大量需要技工，厂方就订立师徒培养合同，然后根据合同检查进度。当时还有培训，专门培养预备干部和在职干部。每个礼拜四上午学习半天，学习政治和业务。政治学习是请人做报告，业务学习则由各个科室自己去安排。

袁老说，一长制的时候，生产组长改为副工长——大多是男的。当时采取了“各厂联办”的办法来培训这些基层的技术干部——“杨浦区十个厂，大家联起来，我这个厂培养细纱工段，你这个厂培养粗纱工段，各有分工协同。”“还有搞业余教育，当时在我们厂对面花了20万人民币造一幢大厦，现在那里变成杨浦区的妇幼保健院了。业余教育本来是晚上读书的，开了三班以后上课是两次，中班是下午12点半到2点半读书，晚上一次是让早班和晚班的一起读。”袁老回忆，除了业余教育，工厂还办了一个子弟中学和一个子弟小学，都归教育科管。“教育科范围很大了，忙的不得了。”

由于苏联的一长制给予厂长多大的权力，不利于民主管理，后来就取消了，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7年，袁老又被调到生产科工作，专门发动大家搞合理化建议。1958年，三厂合并，袁老认为这是一个进步：“58年的时候，申新五厂是五万多锭，申新六厂是六万多锭，荣丰厂是一万多锭。三个厂现在合并起来变一个万人大厂，企业的地位也提高了，人员方面也调整了。原先三个厂要三个劳动工资科，现在合并起来，只要一个劳动工资科；本来三个财务科，现在只要一个财务科，企业的效率也提高了。”袁老拿出珍贵的老照片，向我娓娓道来：“这是1958年我们三个厂合并开大会的照片，这是周恩来总理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参观我们厂的照片……”



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成立大会。（图片来源：作者摄）


三厂合并大会的盛况。（图片来源：作者摄）



与会的三厂职工群众。（图片来源：作者摄）



袁老收藏的周总理和赞比亚卡翁达总统参观国棉31厂的剪报。（图片来源：作者摄）

三厂合并后，袁老还是负责搞合理化建议，“让各方面有发明项目提出来，做鉴定，发奖励。”他兴奋地说：“合理化建议搞得蛮兴旺的，都要争取上进，提了很多合理化建议，越多越好，职工都有创新精神。1960年大搞技术革命，要把手工操作改为机械化。我们都要统计——有多少机械化项目，机械化程度是多少，天天要汇报的，抓得非常紧。只要一台车实验成功了，就说这个部门机械化了。同时，如果你今天上午搞好，明天上午工厂就来开现场会介绍，马上全行业都知道了。真的是热火朝天啊！”

袁老还记得一个小插曲，他当时的另一个任务是统计饭票。为什么要统计饭票呢？因为“大家都加班加点，要吃晚饭，问我来领饭票分给大家，你这个工段几张，他这个工段几张，因为都在工余时间——五点钟后——留下来搞革新，要吃晚饭了。全厂八千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发两千张。大部分是日班的人，你加班了，我就发一张饭票。”

小黑，对于习惯于今天市场化的公司的科层管理，我们很难理解，管理和技术的创新不是“顶层设计”下来的东西，而是可以通过动员工人来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推进。我们还习惯于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阶级意识，那么，当时工人留下来搞技术革新，他们这么投入参与是什么原因呢？袁老说：国家号召要把我们落后的手工操作丢掉改成机械化，提高操作的机械化程度。我问：那工人为什么要那么积极参与呢，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

袁老直接说：“好处嘛，大家一搞，就是热火朝天，这个都是靠鼓动的。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厂里的书记、厂长都不回家的，住在厂里，半夜里到车间里去慰问工人。我那时在总工程室搞合理化建议。我们这个生产车间半夜里湿度高，断头就多，女工们反映工作不好做。所以我们安排8点钟上班。大家7点钟就到厂里，晚上弄到11点钟，不稀奇的。有一天，我7点钟上班，书记就来找我，给我拿了两个粗纱，叫我测试一下这两个粗纱，看看这个回潮率高不高。因为如果粗纱水分一高，工作就不能做。那时我很感动，他比我早进车间，他关心生产，再把粗纱来交给我。这位书记就是这样带动大家的。我后来写了一篇《教我如何不想他》，专门记录了这件事。”

小黑，我像是一个思想觉悟不高的人，继续追问，“书记可能是比较有觉悟，所以他比较积极参与。那普通工人呢？他们为什么也那么积极参与生产呢？”袁老耐心地回答：“在领导带头关心之后，人人都是热火朝天。群众的力量要是被鼓动起来，那就是不得了的，的确很大、很大！当时都是要加速，机器开得快，1959年产量比1957年增加了40%。机器不断加快速度，如果遇到断头，大家就发出‘若一台车只断一根头，也要研究为啥断！’的豪言。当然有些过火的地方，但在60年代初就调整过来了，毕竟蛮干还是不行的。”

我终于明白了，有一个政治自觉的政党，如果它是真心为人民的话，与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的前提条件就存在了，工人阶级的意识也就大大的得到提升。

工厂的矛盾

我又问袁老：“50年代的时候，工厂里的工人闹过意见吗？”

没想到袁老说：工人没有，厂里领导却有矛盾。当时工厂扩大，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时任厂长黄宗林，是从国棉一厂调来的。工人们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大闹技术革命，所以他想写一本关于厂里劳动模范事迹的书，也经常去作家协会活动。那个时候，他每天还夹一本本子，到车间找工人谈话。白天，他把工人的原话记录下来；晚上，他就睡在我们会议室里的沙发上构思。当时还有很多沙发，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领导下命令，所有沙发一律进仓库，而且客人来了不能用茶叶，只喝白开水。后来60年代初搞反右倾，党委书记就批评黄宗林：“你要参加作家协会，你要写12万字。厂里12万锭子，不及你12万字吗？”书记批评他，不专心搞生产，跑去写作。不过袁老其实没觉得黄宗林这些工作影响到生产，但党内就是批评他。书记威信最高，书记半夜里都到车间，所以就批评他了。后来黄宗林厂长这部作品就“流产了”。“他很想写好一本书，但是没有写成功。”后来他被调到江西去，离开31厂了。

小黑，理想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如果有一个政治自觉的政党，但是，如果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基层的民主制度，工厂内部的权力和民主参与和监督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党委权力过大，而且一切跟着中央走，而中央又常常在调整方向与政策——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问题。袁老说，普通工人是不可能闹矛盾的，因为他们基本是“听话至上”。他解释：“50年代中期搞反右运动。针对干部的是反右；针对工人的是反坏。如果你变成‘坏分子’，就不得了了，不仅工资被扣掉，而且一生一世都没有出头之日了！这个比吃官司、坐牢还要厉害。这个帽子，戴上去就是一辈子的，还影响子女。但到1964年，这个也取消了。”

“反右倾是很厉害的！如果你思想保守，被评为右倾分子，那组织部就会给你一张纸头，上面合起来，叫你在下面签一个字，你就被评为右倾分子了。”所以袁老说他做事特别小心谨慎，“不走在前面了，缩在后面了，夹着尾巴做人，好好搞业务，所以反右倾什么我都轮不到了。当时干部反右，反右倾，工人反坏。政治力量太厉害了。”

文革中的袁老

谈了两天，小黑，袁老终于谈到文革。1966年3月，中纺部要成立一个调研组，调研半工半读教育，所以市纺织局借调袁老去上海纺织专科学校，参与调研。袁老说：“我们厂里两种教育制度搞得比较好。我们是有技校的。全国来了14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到全国各地去调查，所以我一路到了无锡，郑州，咸阳。调查完要写材料了，就来了‘五·一六’通知，要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个调研组就解散了。”调研组解散后，袁老没有回工厂，而是参与编写中专棉纺教材。写了半年，教材还没有出版，工作队就把他揪回去了，说他是资产阶级分子，下放到车间去劳动。

我问袁老：文革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袁老说：“文革这个影响，就是抄家。”文革期间，袁老一家和他的丈母娘住在一起。他爱人的姐夫在纺织研究院工作。纺织研究院的红卫兵说这位姐夫有东西藏在他丈母娘那里，所以抄到袁老家里来了。袁老回忆说：“来了三四十个人，都是小青年。什么东西都拿——金银首饰就算了；打字机说是电报机，拿去；拍照的闪光灯也要拿去。还把我赶到厕所。我抱着女儿，让她坐在我腿上。红卫兵就叫丈母娘站起来，接受批斗……第二天，我还要向厂里的党组织汇报，说昨天我家里被抄家了。”

另一件让袁老悲愤的事，就是文革期间来的工作队。工作队发现袁老的祖父有好多厂的股票——比如大中华火柴厂，还有绒线厂等等——公私合营后，这些股票都变成定息了。“这些都是我父亲继承的。当时有一个葛佩琦，大右派，我父亲同情他。两件事加在一起，他就被打成右派了。我父亲因此被下放到安徽劳动教养，最后死在安徽。”

受到父亲的影响，袁老也被下放到车间去劳动14周。劳动什么呢？袁老回忆：“就是推纱，把细纱间的管纱运到加工车间，再把加工车间的筒管送到细纱间。这个工作很厉害的，要做三班。因为管纱的密度低，一袋纱份量轻，一袋筒管都是塑料，份量就重了。要把这一袋、一袋装上车子，然后再推过去把这一袋、一袋拿下来。到了下半夜更吃不消，就这样做了14个礼拜，接着工作组搞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取消了。”后来，是一位姓谭的造反派头头保了他，给他一张造反队红袖章，“帮我上来了”。上来后，袁老就参加造反队了。袁老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个红袖章在家里，他希望将来能送给纺织博物馆珍藏。小黑，袁老的文革经历很特别——工厂一开始让他去当调研组的专家，后来是工作组把他揪下去，下放劳动。把他“保”上来的，却是造反派。这也让他站队到造反派这边来。虽然他什么也没有“造反”，而且出身也不好。


袁老珍藏的上海工总司工人造反队的袖章。这是正面，上面写着袁老的编号。（图片来源：作者摄）


这是袖章的背面，上面盖了上海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组织部的印章。（图片来源：作者摄）

袁老回忆说，1960年初期，厂里大搞业余大学，他被调去教大学班了——因为学校的扫盲工作已经完成，后来搞了初中和高中，现在再搞大学班。袁老强调说：“我的学生当中，好多都是后来造反派头头了，因为他有了学问和知识。其中有一个姓方的，他后来就到我们市纺织局做纺织局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了……”谈起他们，袁老不无骄傲地说，“我的学生有好多，其中一个强玉林是做白铁皮，也做了我们厂里的头头了。很多学生学了以后都提高了有一定文化水平，造反的时候也派上用处了。”

袁老还说，“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对厂里所有的干部都比较客气的。造反派要斗的，是一个保卫科专门看职工档案的干部。他以前是地下党员，和造反派有矛盾。造反派主要就是要批判他，所以力量没有放在我们这里来。”“文革中隔离审查的人蛮多的。有很多审查小组，要找我去谈，比如说一个造反派，她家里要做坟，问我借50元，我没有借给她，因为当时不能做坟的。审查小组就把我喊去了，问我有钱借给她吗，我说没有，因为现在迷信不能搞了。可见，当时一点点小事情，都可能有麻烦的。我们厂里这个时候，日班做到3点钟就不做了，本来要4点半下班。但因为有最高指示，3点钟下班就要去游行了，基本上一个礼拜有好几次，到外面去游行了，然后就回去了。”袁老那时也参加游行，“次次都参加的，最高指示怎么可以不去呢。”

即使是下放劳动，袁老的工资倒没有受到影响，仍保留干部待遇。袁老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下放劳动，我就做了‘铁道部长’。刚开始，我学检修细纱机，学得蛮好的，所以现在很多修理工作，我自己都会做的。后来要推广细纱电动落纱机，一部机器要推过去，细纱机旁边要装轨道，轨道里面还要接电源，我就负责装轨道装电源，这样，落纱机就可以推过去了，所以大家喊我‘铁道部长’。”

到1967年，就“解放干部”了。问起对文革的评价，袁老说:“文革这事，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像我们这些小干部，和老百姓是经常接触的。60年代初期，我在总工程师室，一季度就要下去劳动两个礼拜，哪像今天。”造反派当权以后，原来的小的当权派，也变造反派了。“比如说，我们一纺车间总支书记宋绍良，也变成造反派了。造反派当权以后，这些小的中层干部也是造反派了。”袁老解释说：“到了67、68年，造反派当权之后，原来的干部也就变成造反派的队伍。还是他们在管，造反派只专门管大事，比如调动文攻武卫去打‘联司’，小事情管不了那么多的……生产上，那些更加实际的、细的那些事情，他们还是让原来的干部班子来做。”

袁老说，后来他们提出要“68超66”，也就是1968年的产量要超过1966年，所以就加班加点，号召大家一起做，要开足21班——工人最多要做20班，还有1班要调班的，这就是干部上车间，大家义务劳动。”在袁老看来，“干部也下去参与劳动，多一班，这样干部知道的事情多一点，这是一个好事情。生产效率很快就提上去了。”所以，袁老对所谓的文革“乱象”，有自己的理解：“有一篇文章说，王洪文干扰国棉17厂，把它搞成‘三无管理工厂’，其实没这回事。我们经常去17棉的，还是照老样子生产，管理权也还是在旧的一批人手里。生产还是照样的，否则怎么会‘68超66’。还是老的样子，没有打乱。”

小黑，袁老虽然认为文革“没有意思”，但是对于有人说文革“把工厂讲的都五分四裂”他也是不同意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了很多技术革新，我去做‘铁道部长’，还有人搞清钢联合机，技术革新的东西很多了，什么道理呢？毛主席有一个鞍钢宪法，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人都下放劳动，和小组里工人一起活动。技术人员这时候就动脑筋，搞搞技术革新，也有很多成果。所以我这里面写到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有很多革新的东西。”

因此，袁老打趣道：“这就更接触实际了。比如说，我在细纱车间劳动，我知道这个机器一个零件不好，就趁这个机会改进改进。这时候，我们这些干部，白天搞路线，晚上搞线路。也就是白天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晚上家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从一管机、两管机到三管机、四管机，这些零件都可以买来装。大家也可以交流交流，你装一个什么，我装一个什么。那时候的收音机，不能听短波，只能听长波，所以装个四管机就蛮好了。大家晚上就用一个电烙铁做做半导体收音机。这就是‘白天搞路线，晚上搞线路’。这个时候都很有趣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过来了。”

袁老并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下放劳动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锻炼。但是这种‘臭老九’的说法很不好。你做实际工作，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德国有那么好的技术教育？有那么精良的机器？所以职业教育是蛮重要的，工厂办学校也是蛮重要的，技术干部轮流来做老师也蛮重要的，这样也能够提高干部素质水平。你不要老是一套不接触实际、不接地气的东西。要接地气，最简单的就是在基层劳动。”

721工农大学

1968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报道，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就是后来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同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制两年，学生定向回厂工作。

由于有这个指示，袁老就又被调去办721工人大学了。袁老回忆说：“让我们知识分子搞大学，去当培养工人的老师，这个事情光荣的不得了！比如说，办721大学，我们要带学生去崇明农场学农、学军。我们是一个排，要打枪，要打9枪，我只中了3枪。有一位同学，他是拉小提琴的，中了8枪。为什么呢？他拉惯小提琴，手臂有力气，有好处的！当时还要评《水浒》，我就把整个《水浒》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袁老解释，当时的工人大学要学农、学军：到农村去学农，到军队去学军。当时，袁老和工人大学的学员一道，一天在浦东顾路公社打40捆麦。麦收了以后，麦子要摔，麦粒会掉下来，很不方便。那怎么办呢？后来，大家早上一起床，就把40捆麦去晒太阳，吃好早饭再去摔麦秆，麦秆摔起来就方便了。这个时候很累的，天天吃什么呢？吃咸菜土豆汤。如果要大便，自己就带一把锄头，挖一个洞，离开的时候，用土盖起来。大便都是咸菜绿色的，这样的日子也这么过来了。”

721大学办了两期，两期都招生，袁老说：“我们都是现学现教的，学专业，学机械，学电工，学新技术，很热闹的。后来，我们把老师全部集合起来编教材。当时上海有誊写社，专门打字的，我就自己手工画插图。编写是分工的，这位老师编这本，那位老师编那本，半年功夫就编好了——那时候大协作精神很厉害的！最后一共编了十本教材。”1976年，721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那年，周总理、毛主席也先后去世。



袁老现在还留着当时已经编好的721大学试用讲义。（图片来源：作者摄）

关于工人大学，袁老的评价非常正面。他说，工厂办教育是好的，一边生产一边搞教育，还编了很多教材。袁老说：“这里做做、那里做做，也是培养干部的。我做教育科长不算数，老师做了两次了，一次是大专班，一次是721大学，每次都是充实提高，特别是在技术理论上的提高，很快的！”他认为，“办学校，培训了学生，也锻炼了教师。干部可以轮流，教两年书再回去，这对干部有好处。所以我现在写论文方便了，我写了很多论文。”不过，在毛主席去世后，721大学就停办了。对此，袁老不无惋惜。 小黑，袁老的故事已经说了好长好长了，一些流逝的岁月，再也找追不回来了……我不确定下次去上海，袁老是否还健在，还能滔滔不绝地讲诉他的过去。在袁老身上，我看到一个精彩的生命和一场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大实验的耦合，一个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历史的隧道下，摸黑向前，免不了跌跌撞撞。 小黑，你不在，我去哪里寻找光呢？

小红 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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