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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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字212的“文革”大事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
       ----我所了解的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时 学员四队学员   2011.11.

   时过境迁，四十五年了，许多往事已经淡漠了，模糊了。我当时负责动态组，收集文革信息资料、分析文革动态，有的还记忆犹新，今参阅历史资料，有的又重上心头，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可能不准、不清、有误，仅供参阅，敬请指正。
   提起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总字212）的“文革”，不能简单地以“造反派”论，我觉得是否应分四个阶段：正面教育、造反、夺权、另一派复辟反夺权。不同时期不同派别人物登台演绎不同的历史，各负不同的责任，各有各的罪责。
   总字212“文革”特点：1 初期正面教育，没有激烈的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2 两派争斗，轮流掌权，两届革命委员会，在全军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3 “造反派”狂热，到处串联冲闯，砸保密室，抄许光达黄志勇等领导的家，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出动坦克等，极左的“群众运动”；4 后期，“保守派”变“革命派”，批斗迫害从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学院牛明智政委到基层不同政见干部、从对立派头头骨干到异己分子，其斗争和“革命精神”远超过造反派，真正的大批量的残酷的批斗、关牛棚、死亡自杀、清除异己，而且是由上而下的有组织的“运动群众”。

一，党委领导下正面教育（1966.6—10.15）
  总字212所处陕西省西安市的“文革”，开始于1966年5月底至6月初《十六条》后，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反工作组、批省委、批西北局、大串联等热火朝天，学院各级领导布置正面教育、防止外部影响，我们群众一头雾水茫然。
   8月25日，军委装甲兵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政委黄志勇担任组长，装甲兵工程学院也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牛明智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材料组由三电教研室教师陈振辉负责，工作人员有赵腾云、李广生、刘孝文、毕某、解厚铨、刘乃栋、周俊通等人。
   从8月底开始，装甲兵机关和所属院校的“文革”全面展开，在学院党委和文革小组领导下，相对温和，没有地方那样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反领导的激烈场面，但也批反动学术权威、清理资产阶级思想，揪了十几个教授级学术权威，其中第一教研室坦克专家赵祖恂跳楼自杀；在大礼堂、办公楼、教学楼等室内，张贴主要由教员写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大字报；学员则正面教育为主，清理资产阶级思想，也整了学生的材料，其中政治教研室罗传炎整理的四队学员某某的材料送到了装甲兵党委文革小组。学院领导干部到基层“四同”，其中院长沙风到学员4队指导。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号召外地学校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串联开始。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也通知外地军事院校学生到京参观文革和国庆活动，9月下旬，我们工院学生在院领导组织下进京住长辛店坦克二校：1，到清华北大等地方院校参观文革，要求三五人一组看大字报，尽量不要和地方学生串联；2，操练队列准备国庆活动，30日晚进入天安门广场，10.1.国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我们在人民英纪念碑前组花图案，晚上观看焰火晚会。
   10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接见军事院校师生。陈毅、叶剑英讲话,宣布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在全军军以上机关及院校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回各自学校搞“文革”，随后仍在领导带领下返回西安。

二，“红卫兵”“造反有理”（1966.10.15—1967.1）
   学院开始四大，进入无政府状态。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谁都可以成立战斗队，有几十人一个山头的，也有一两个人的，大家都在左臂戴上写有自己战斗队名称的红色的臂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看谁不顺眼就写批判谁的大字报，愿打倒谁就写打倒谁，而且把名字倒写，还要用红笔打上叉；想批斗谁就去揪斗谁，上至院长，下到室领导学院队干部，几乎都受到冲击。越左才越革命，学员四队指导员杨某嫌人家批判太轻，自己还写批判打倒自己的大字报。不过这种混乱持续不久，10月1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军队院校也可以到校外“大串连”，于是从10月下旬开始，人们像脱缰野马，纷纷外出“大串连”，多数挤火车，也有组织“长征队”徒步串联，其中有一个“长征队”，到12月底才徒步走到北京。
    学院红卫兵组织，到11月逐渐发展成所谓的“造反派”“红色造反团”、“保守派” “东方红战斗纵队”两大对立组织。12月以外出“大串连”归来为主体的“四野战斗队”成立，是观点介于“红色造反团”“东方红造反纵队”之间的第三大派。“红色造反团”头头王树，三队学员，文革前全装甲兵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东方红战斗纵队”头头肖某，一队学员，还有政治教研室教员罗传炎等。
    66.11.斗争目标转向装甲兵，11月上旬，“红色造反团”首批40多人从窑村火车站乘车前往北京，装甲兵文革办公室负责接待，先被安置在鼓楼装甲兵招待所，后来住在复兴路装甲兵司令部大院政治部大楼东游艺室。
    11月11日，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乘车检阅200余万革命群众，我们装甲兵系统在西郊机场，我们站在西郊机场附近马路最前一排当护卫。下午毛主席乘敞篷吉普车检阅到我们这里，毛主席向红卫兵群众挥着右手，左手握着车横栏杆，总政主任肖华、总参代总长杨成武站在毛主席身后左右边，红卫兵群众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前排的军人手腕着手，后背抵挡着向前涌挤的人群，护卫着目送着毛主席挥着手站在车上，缓缓从我们2—3米前路上经过。.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等领导人的敞篷吉普车紧跟其后。因为我们站在最前一排，看得最清楚，难怪一队学员刘榴回到学院讲，连他老人家脸上的灰尘都看得很清楚，他后来因此话成了反革命。
    11月13日下午16时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第一次接见十万军事院校师生大会，周恩来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陶铸和中央军委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及三军首长出席，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先后讲话，闹革命要讲政策、讲斗争方式。长春解放军兽医大学（后字247部队）红色造反团的李基才，写了一张条子质疑“今天的大会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叶帅当众宣读，并讲今天的大会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都来了，是中央军委讨论和林副主席批准的。
    约11月12日左右，“红色造反团”在西安砸了学院保密室，查出了有整群众的材料，消息传到北京后，“红色造反团”在京人员，约在11月14日左右晚上组织部分人砸了装司政治部保密室，其中有罗传炎整理的四队学员某某的材料。
    我院原哈军工四系副主任、退休老红军安守田，文革开始后表示支持红卫兵，被“红色造反团”三队学员请出并带到北京参观，这事被装甲兵文革小组当成支持造反派打砸抢的黑军师反映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
11月2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第二次接见军事院校师生大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副主席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接见了与会人员，这是一次纠偏的大会，陈毅、叶剑英先后讲话，对于造反派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乱批乱斗、搞乱军队、严重干扰军事机关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师生正确对待路线斗争，注意政策，防止过火行为，进一步稳定了军队。萧华、刘志坚主持会议，并且讲了话。叶剑英元帅在讲话中，还不指名点了安守田：“西安有个退休老红军，不在干休所好好学习，出来造反，要当扒手野心家”。
    11月30日装司大院，对立派贴满了批判造反团打砸抢和安守田扒手的大字报，同时在装司大院及造反团驻地游艺室前游行示威。安守田被送回西安干休所，文革后期被揪斗。造反团受压，在京人员大减，只剩40多人在此顽抗。西安学院内，“东方红造反纵队”大肆批判声讨“红色造反团”，也有些人宣布退出造反团。这时第三大派“四野战斗队”成立了，他们以外出“大串连”归来的人为主体，观点介于“红色造反团”“东方红造反纵队”之间。
    12月24日，以军事院校为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批斗罗瑞卿大将、郝治平（罗瑞卿的妻子，原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肖向荣中将（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梁必业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等人。212造反团不少人参加，造反团头头王树、粱某主持了批斗大会。
12月下旬一天晚上，装司大院礼堂，装甲兵领导召开大会，欢迎我们学院“长征队”步行到北京，装甲兵领导借机讲政策批评造反团。
    12月31日晚，在京西宾馆大礼堂召开会议，叶剑英元帅作了对军事院校“文革”支持不够的检讨。会上212“红色造反团”几人举标语上台，标语大意：叶副主席11.29讲话引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67年元旦，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带领其在“哈军工”上学的儿子到造反团驻地游艺室，慰问造反团群众，还说他儿子也参加了哈军工的造反团。212造反团人们很感动，有人在许光达家的大门上贴了副对联。上联:小将造反有理；下联:大将理应支持；横批:…。
    1967年1月7日晚，在军事博物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接见各军事院校各派代表，江青、陈伯达等人批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等单位的保守派，你们要再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以后就不接见你们了。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们敲锣打鼓游行示威，欢庆胜利，“东方红造反纵队”等保守派随即垮台解散。
   1月8日晚上，装甲兵系统造反派在司令部大礼堂，召开了“批判装甲兵内以黄志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黄志勇的“三反”言行和生活作风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装甲兵所属单位的造反派，即：装甲兵学院、第一坦克学校、第二坦克学校、第四坦克学校、第五坦克学校、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及装甲兵司令部直属机关等单位。出席会议的装甲兵领导人有：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政委黄志勇中将，及副司令员、各部门领导等。参加会议的还有陆海空军院校的造反派代表。一个造反派的代表刚发完言，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我们工院造反团极左分子，拿出糊制的高帽子给黄志勇戴上，许光达当即上前制止，气愤地说，我是司令员，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许光达边说边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随后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会场台上台下闹闹嚷嚷，礼堂外反对者往里冲，发生推搡冲突，其中我院院务部一职工动手打了人，对方的人可不干了，要揪打人凶手，造反团只好将此人送到槐树岭装甲兵科研院。给黄志勇戴高帽子，并非事先安排，几个极左分子，搅乱了会场，破坏了大会。
    各地军事院校师生又纷纷进京，再次冲击中央军委各级领导机关。1月中旬，我院大批人员从西安到北京，装司大院内外都住满了人。装司政治部办公楼也腾出来给装甲兵系统进京造反派占用。
元月15日，从海军司令部传来爆炸性消息，贺龙、许光达、苏振华等人搞所谓“二月兵变”，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有的说是国防部长）。元月16日，装甲兵机关一个造反派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内贴出了一张从海军司令部“红联总”那里传抄来的“二月兵变”大字报（海军副政委李作鹏根据副统帅林彪的旨意安排写出的）。元月16日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还有王尚荣、廖汉生、黄新亭……”这些人听见风声以后，便行动起来了。当晚许光达被抄家，随后被关押、审讯。也安排我们工院人员轮流看守许光达，其中就有我们四队学员曹某，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16年后1983年准备提拔曹某时，说他看守过中央领导人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外调查证，提拔告吹。
    1967年1月5-6日，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王洪文、徐景贤等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权。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1.11.中共中央贺电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月16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公开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一月夺权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在军内，1.11.林彪“完全同意”关锋起草的“彻底戳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的派”的报告，1.14.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这就导致冲击军队，揪“军内一小撮”之风迅速蔓延。
    约元月16日晚，从西安来京工院造反团管斗批的头头王忠信组织砸装甲兵政治部保密室，抄许光达的家（不知是否和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领人抄家是同一次）。第二天，还抄了黄志勇等装甲兵领导的家。
下午，原装甲兵政治部主任程世清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新楼会议室，向装甲兵系统的造反派介绍装甲兵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期间工院造反团四队谭某等往新楼各房门上贴条子“212造反团某战斗队”。事后才被告知，他们占新楼是在监督装甲兵党委。这些行动严重干扰了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造成领导机关半瘫痪状态。
   元月20日下午，212造反团串联其他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冲击了解放军报社。事件大致经过：19日晚，212造反团驻北京航空学院联络员回来报告，北航红旗战斗队和清华井冈山战斗队，在中央文革授意下已经夺了人民日报社的权，我们军队造反派也应该去夺解放军报社的权。20日一早，212造反团头头王树召集总字152（炮兵技术学校）造反派等其他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商讨去解放军报社夺权，由于情况不请，议定王树和152的隋振兴等先去解放军报社交涉，家中做好准备，其他人等王树他们通知后再去。人们早早吃了午饭，十几辆卡车停在装司大礼堂边待命。中午时分，驻后勤学院联络员洪某回来说，后勤系统的造反派也在准备去解放军报社的夺权。人们等不急了，立即上车去到解放军报社，车停在院外，列队到解放军报社楼前。其实我们212造反团先到，这时王树他们正在楼东食堂和报社交涉。随后其他院校的造反派也陆续到达，乱叫乱嚷，要送代表进报社大楼。这时，报社临时在二楼阳台安上大喇叭，又赶印出传单，同时广播和撒传单，说报社内部已经由革命派掌权，要求造反派退出报社大院，他们在报社大楼门口组成人墙阻挡造反派冲击。这时212造反团头头王忠信又带着几卡车人直接开进报社大院，停到报社大楼门前，头一辆卡车上装有高音喇叭，由152的女广播员不停地广播造反派夺权公告和“造反有理”“砸碎旧世界”等语录口号，火上浇油，煽动起狂热的人群，有的爬上二楼阳台扯断大喇叭线，有的攀爬外墙排水管等附着物登上楼顶，挥舞着造反派大旗，也有的翻过人墙冲进报社大楼。其实在那里爬楼顶和冲报社大楼的狂热分子还是少数，多数人在围观。天渐黑时，开进一辆黑色轿车，车顶装有高音喇叭，边开边广播：“我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治部副主任关锋，我是关锋，请你们停止行动，立刻退出解放军报社，返回各自驻地，你们留下代表，我和你们代表商谈”。关锋反复广播,人们这才作罢，纷纷撤离解放军报社。212留下代表王树、王忠信和四队谭某。半夜，王忠信和谭某回来，脸色刷白，说人们撤走后，北京卫戍司令部来人逮捕了王树和152的隋振兴，关锋还警告造反派，今后不许再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违者就是王树的下场。关押了一段时间，2月份释放了王树和隋振兴。
   元月25日晚上，接通知，让装甲兵派人乘车去海淀区黄庄八一学校抓“联动”，212造反团也派人参与。
   元月27日晚上，接通知，让装甲兵组织人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游行示威。抗议苏联当局殴打、驱逐中国留欧学生的罪行，212造反团也派人参与其中。
    元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严禁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严令各到京和外出串联人员一律立即返回各自单位就地闹革命。装甲兵系统到京人员开始连续撤离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多数人在2月初回到西安，还有20来人作善后和营救王树，3月初才全部撤离。

三，“夺权”、“第一届革命委员会”（1967.2—1968.3）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带动下，67年二月初，我院造反团夺了装甲兵工程学院的领导权，占领各级领导机关。
   2月24日，装甲兵工程学院造反组织召开了“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倒斗臭党内走资派誓师大会”，学院以及政治部、训练部、院务部的领导牛明智、沙风、李治洲、黄祖华、于丁、高增全、刘生民、宋全立、黄礼斌、黄绍奎等人出席会议。
   1967年2月24日毛主席正式定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好”！
3月7日人民日报介绍贵阳棉纺厂各派大联合经验，中央号召“建立领导干部、中层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967年3月中旬“红色造反团”和“四野战斗队”大联合，成立“红色造反总团”，同时成立学院革命委员会，学院政委牛明智为院革委主任、副院长李治洲副主任，中层干部院务部协理员王效友、政治部组织处长王锦章等为常委，后来又增补政治部主任高增全；“红色造反总团”头头王树、李振邦为副主任，并上报装甲兵党委、装甲兵文革小组审批。3月18日，召开了装甲兵工程学院革命委员会、红色造反总团成立大会暨全院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向反动路线、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誓师大会。
   3月下旬日，院革委、造反总团联席会议，决定：1，成立对院长沙风、副政委于丁的专案组，由院革委常委、造反总团头头王忠信负责和抓斗批改运动。后来大约在5月下旬，将关于沙风定为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材料，上报装甲兵党委、装甲兵文革小组审批，但装甲兵党委、装甲兵文革小组始终没有批复此材料。2，组建“毛主席塑像”筹建组，毛主席塑像一要高大，高18米左右；二要独特，采用废旧坦克发动机铝材铸造，外表贴金，院革委主任牛明智挂帅，李治洲主抓，营建处主办，工程大队实习工厂参与，聘请设计师和外协制模铸造。3，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人员，有干部教员学员战士职工及六一小学学生等，政治部宣传处文化干事张钧任编导，他们的演出水平较高，在西安地区反响很大，特别是反映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以及人民反抗斗争的情景泥塑剧《收租院》，深受人们欢迎。
    3月,接装甲兵文革小组通知，我们学院派出指战员，参与装甲兵司令部组织的北京广安门中医学院、北京东高地中学的“支左军训队”，又参与西安21军和陕西省军区组织的安康地区“三支两军”，参加者有教员、学员和工程大队教练营的干部战士，四队有陈某、李某参加。
    3月，北京出现刘少奇前妻王前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装甲兵文革小组通知我们学院：接上级指示，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务必看住原学院副院长徐介藩和他的妻子张梅，尤其是张梅，不得离开西安，更不能到北京，不得接受红卫兵采访，不得写大字报，决不能象王前那样给林副统帅添乱。张梅是林彪在苏联时的前妻，此时徐介藩已离休，住在西安市内工院干休所，徐介藩和张梅之间平时多用俄语交流。为此，院革委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加强对干休所的警卫和监管，监视徐介藩和张梅的行踪、对外电话及信件往来，也不许工院其他人员去找徐介藩和张梅，责成保卫处监督执行上级指示，定期汇报。
   “二月逆流”，2月14-16日，老帅们“大闹怀仁堂”，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革”中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在北京京西宾馆的军委常委会上，许多老干部抨击文革中抄家、砸保密柜等错误，还有人拍了桌子。2月18日毛主席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地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指责他们复辟翻案。于是反击“二月逆流”开始，2月25日-3月18日，中央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老同志，还波及到余秋里谷牧等，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从此中断了，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这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 当天下午，毛主席指示将讲林彪的这个讲话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4月2日，北京街头出现“打倒叶剑英”的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等院校的造反组织成立“揪叶联络站”，广州也有调查叶剑英叛徒问题的活动。
    这些消息和反击“二月逆流”动态，不断传到西安，传到我们学院，揪带枪的刘邓路线、揪青海赵永夫式人物，揪“二月逆流黑后台”甚嚣尘上。
    由于我院地处西安市远郊与临潼县交界，信息不太灵通，便在市区第四军医大学内建立“总字212驻西安联络处”，收集了解文革动态，介入西安地区文革，他们两派对立，分为以“工总司”为主的“东派”和以“工联”为主的“西派”。“东派”主要头目有马希圣、李世英等人，“西派”主要头目有张培信、安文保、孙福林等人，我们支持的“西派”。
     我院派人参加西安地区的文革活动有：2月18日在西安市召开约40万人“新西安革命造反委员会总动员大会”，大会以后，乘车参加了在市内声势浩大的游行。4月9日“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大会”。4月17日“西安地区军事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刘、邓反革命罪行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第四军医大学（后字244部队）、炮兵技术学院（总字152部队）、工程兵工程学院（总字342部队）、装甲兵工程学院（总字212部队）、空军工程学院（空字002部队）、空军西安通讯学校（空字773部队）的造反派组织，以及西安地区的“工联”、“统指”、“红造司”等地方造反派组织。会议提出：“打倒军内的刘、邓代表人物！”、“斩断刘、邓在军内的黑手！”、“打倒拿枪的刘、邓！”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4月28日“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刘、邓，斗争三反分子刘澜涛大会”。批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等人，会后示威游行。
    4月中旬，造反总团头头王树，秘密安排几人前去广州等地参与调查叶剑英所谓叛徒问题的活动，6月21日，根据1934年香港《工商日报》的两则报道，整理成《叶剑英投敌经过》的材料，报送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转呈毛主席。6月29日，毛主席对这份材料批示：“所举港报消息两则，纯是造谣。”毛泽东主席保叶剑英的态度，使得批斗叶帅的造反组织只好偃旗息鼓。
    4月中旬院革委和造反总团决定派出20多人的驻北京小分队，主要任务：1，向装甲兵党委、装甲兵文革小组汇报院革委成立情况，争取早日批准。2，广泛收集了解中央和北京地区文革动态，特别是反击“二月逆流”动向。小分队到京后，分散住在装司大院、军事测绘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除向装甲兵文革小组汇报外，人们还走访了三座门军委文革小组接待站、中央戏剧学院、军事测绘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院校的造反组织的接待站，情况并不像西安散布的那样，中央各部门、军委各军兵种大院的文革运动正常，秩序井然，外部没有揪带枪的刘邓的场面。军委文革小组李曼村等领导接见了我们，明确指出：现在已经改组了军委文革小组，毛主席点将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任组长。所谓“二月逆流”，中央已经开会解决了，造反派们不要到处去揪带枪的刘邓，你们各自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小分队在京活动了十来天，几次碰头，所收集了解的情况及时电话告知了西安。最后决定大部分人离京返校，留7人在京，与装甲兵领导联系和收集动态，只5人常住装司大院11号楼招待所，另两人住自己家中。
     5月1日，四队学员杨某独自在河南郑州，参加“二·七公社”绝食行动被打，消息传到西安，我院造反总团立即派出十几人去郑州营救杨某，结果去救人的也参与冲突，又有几人挨打。北京小分队给西安去电话意见是，郑州比西安还乱，武斗严重，不要再派人去了。但造反总团总部不听，再次派出几十人去到郑州、开封等地支持“二·七公社”。“二·七公社”是弱势派，对立派说你们是军人，手下留情，有的让人家追得到处跑，6月底陆续回校，算有伤无亡。
    5月上旬，装甲兵党委、装甲兵文革小组批准了装甲兵工程学院革命委员会，5月13日学院召开庆祝大会，西安“工联”、西安“工交捍卫军”、河南“二·七公社”六一战团、兰州军区8150部队、新西藏民族学院农奴戟红卫兵、西安市小教革联、北京红代会、陕西省大联合协商会、西安市红卫兵文工团革命造反派、西安“工联”92号信箱（即四机部管辖的二十研究所）、文艺兵团陕西京剧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公社、西安音乐学院（临）、西安美术学院（筹）、红冶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来我们学院慰问演出。
    6月，装甲兵党委、装甲兵文革小组批准了装甲兵学院革命委员会，在大同也召开了装甲兵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装甲兵系统造反派组织也派代表参加，他们还邀请了国家体委乒乓球队在大会上表演助兴。
    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是从工程兵部调来的，仍住工程兵部大院，跟林彪一样，身体虚弱，经常称病在家。5月上旬某天上午，装甲兵系统几个造反派组织人员，在装司大院正去装甲兵文革小组的路上，碰巧看见黄志勇来装司大院上班，人们立刻跑了过去，在办公楼前，围住了黄志勇，要求他接见，听取汇报，他态度生硬，说：你们有事向装甲兵文革小组汇报。人们人多嘴杂，乱轰轰的，装甲兵文革小组的领导闻讯赶来解围，劝说人们离开，黄志勇则乘车走了。此事被称为围攻黄志勇不让其工作的事件，黄志勇以此借口养病，不到装司了。
    5月中旬，在装司大院，成立有装甲兵系统几个造反派组织参加的“批斗许光达大会筹备处”，并于6月中旬，在装司大礼堂，召开了“批斗许光达、张文周大会”，以在京的装司大院、二坦校、装科院的造反派为主，大会由二坦校造反派主持，装甲兵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一坦校造、四坦校、五坦校造反派的驻京代表也参加和发言了。
  “五.一三事件”，67年5月13日，为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当时还不得势的吴法宪等支持的总参、总后、海军、空军、二炮等造反派，在北京展览馆文艺演出，而总政主任肖华、总参代总长杨成武支持的造反派，不让其演出，冲击了北京展览馆的演出会场。林彪闻讯后派叶群出面处理，他们重新组织演出。6月初，林彪、叶群、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去观看了演出。至此，军内文革两大阵营公开化，演出派打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旗号，另一派则冠予“三军冲派”。以人划线，不管你参没参加演出和冲击，凡林彪、叶群的死党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支持的造反派都摇身一变，统统叫“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其对立派都划到肖华、杨成武支持的“三军冲派”。
    5.13当时装甲兵系统和装司大院的造反派，对林彪死党装甲兵政委黄志勇，只有反对的，而还没有支持的。6月中旬，邱会作在接见第四军医大学造反派时，让他们给装甲兵系统的造反派带口信：“叶群讲了，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是林副统帅信得过的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装甲兵系统的造反派不要再揪黄志勇了，要支持黄志勇回装甲兵主持工作。”
    装甲兵系统和装司大院的造反派，纷纷贴出大标语和发表声明：“欢迎黄志勇政委回装甲兵。”“支持黄志勇同志主持装甲兵党委工作”。但为时已晚，已为黄志勇所不容。黄志勇回到装司大院后，立即着手复辟原已解散了的组织，组建听命于自己的“无革派”，6月下旬首先在装司大院扶植成立“装甲兵无产阶级革命派”，再通过装司大院的“无革派”，接着去复辟组建装甲兵系统其他单位的“无革派”。1967年10月下旬在黄志勇和装司大院“无革派”扶植下，我院1月份垮台的“东方红纵队”才复辟为“红卫东”，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序列。而我院“红色造反总团”远在西安，当时正欢庆院革委正式成立，没有人去冲击在北京的演出，因为是黄志勇不支持的对立派，也归为“三军冲派”。三军领导中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黄志勇等节节胜利高升，而肖华、杨成武、余立金等开始走下坡路。
    6月14日，邱会作在总后碰头会上决定成立“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由“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直接插手参与和扶植总政、总参系统的“无革派”，煽动“砸烂总政阎王殿”。67年8月肖华在京西宾馆被隔离，作检查。 10月对总政实行“军管”。（据后来资料统计，总政机关及直属单位干部767人被立案审查，大批领导和干部被赶出总政）。
    从“五.一三事件”林彪观看三军演出，到6月中旬邱会作成立“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 “砸烂总政阎王殿”，从黄志勇回装司，到组建“装甲兵无产阶级革命派”，军内文革形势骤变。我们走访了总政、总参系统的一些单位，批判“三军冲派”的广播、大字报铺天盖地，“三军无革派”锣鼓喧天，趾高气扬，“三军冲派”分崩离析，情绪低落。特别是解放军艺术学院造反派的小孩子们，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捧红宝书，伤心落泪，他（她）们在问：难道我们真的错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怎么办呀，您老人家怎么不出来再讲一句话，那可是一句顶一万句啊！
    人们疑惑了、困惑了。文化大革命一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经过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的斗争，毛主席有绝对权威，一直是毛主席统帅下的三架战车推动，一是毛主席夫人江青“旗手”执掌的中央文革和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他们代表毛主席，传达的是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二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副统帅和夫人叶群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他们是“支柱”；三是毛主席的“助手”周恩来总理，协助毛主席处理日常事务，调停事端。平常接见群众代表、出席大会，周总理和江青、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领导们都在一起，更大场面林彪副统帅出席，最高规格毛主席亲自出面，但都带着他们，肖华、杨成武则站在毛主席身边，左右护卫，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这些人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是毛主席最忠诚、最可靠、最信任的人。其他领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国务院领导和各省部级领导，都是文革前任命的，让谁出席、让谁主持工作、保护谁、批斗谁、打倒谁，都是一句话，点谁是谁。但近期似乎不太协调，当权的走资派、反党集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贺龙、许光达、王尚荣、成钧、苏振华、廖汉生、黄新亭等；彭德怀、黄克城、谭政、张文天等都已揪出打倒。文革目标达到了吗？何时结束？现在还揪谁，“二月逆流”？“带枪的刘邓”？一会让反，一会叫停，这回“砸烂总政阎王殿”？难道毛主席的左膀右臂肖华、杨成武也不可靠？不是要大联合吗，为什么只立一派，压垮另一派？不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怎么一派才是革命的，另一派却成了反革命？大方向不是批斗走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怎么又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间互斗？  还有一些近期发生的事情：讲中国向何处去、讲有可能还要重上井冈山、江青重提国共合作时红军战士不愿戴国军帽、讲文革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文攻武卫、林彪观看三军演出的连锁反应、非压垮“冲派”不可？当时绝大多数天真、盲从、热血沸腾地“誓死捍卫”“紧跟”的年轻的人们，根本没有也不敢怀疑毛主席文革有什么失误，林彪有什么问题，中央文革有什么不好，只是疑惑，茫然，不知所措，开始思考，开始讨论，这是为什么？我们该怎么办？67年6月28日，装甲兵工程学院造反总团红三团（学员三队）刻印出传单：“16个为什么？”。  “16个为什么？”归纳汇总了这些问题，本意是要人们正确理解，“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由于电话语音不清口误，将第16个问题“林副主席为什么要观看三军演出，究竟支持的是谁？”，记录成究竟“指使者”是谁？这下问题闹大了，“16个为什么”日后被“红卫东”定为“反革命传单”，当作反毛主席、反林彪、反中央文革、反革命的“大毒草”重点批判，所涉及到的人也都打成了反革命。
    6月底，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要求在京在外地人员一律返回本单位搞斗批改，装甲兵系统各造反派驻京人员在7月初都撤离装司大院，我院驻京小分队7人也回到西安学院。其他在河南等地的人员也陆续返校。
    对许光达批斗的升级，以前是造反派自发无序的乱揭乱批，现在是黄志勇按照林彪抓贺龙“二月兵变”集团，迫害贺龙及其旧部许光达、成钧、王尚荣、苏振华、廖汉生等人的“贺龙专案组”的统一部署，诬陷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所以对许光达的迫害，首当其冲，重中之重。67年5月11日，黄志勇主持的装甲兵党委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斗对象，报送全军文革。6月25日，黄志勇提出对许光达、张文舟二人派岗哨加以控制。7月5日，由黄志勇主持正式成立“许光达、张文舟专案组”，8月14日将许光达、张文舟正式关押。抽调都曼令、党志璧等精兵强将和打手，对许光达进行车轮滚动式的审讯，惨无人道的刑讯拷打，饱受身心虐待。据传专案组对他先后进行了411次的残酷审讯批斗，逼着他写出128份交代材料。一代建国功臣许光达大将，于1969年6月3日晚上，迫害致死，“非正常死亡”。
    67年7月学院一队学员毕业还未离校的，除几个留校任教的以外，其余全部分配离校。
    1967年7月或8月，一次批判沙风大会结束时，主持人总团头头王忠信宣布，对沙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让沙风到学员四队食堂喂猪，吃住在学员四队，随后又让于丁到学员五队。四队有几个学员曾经参加过沙风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调查过沙风的历史，他们讲，沙风是装甲兵系统赫赫有名的战将“三风”沙风、何风、肖风之一，历史光荣，战功卓著，再怎么上纲，也构不成走资派，顶多说是有些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也不够专政条件。为此，四队好几个学员跑去质问院革委和总团，牛明智和王树都说，院革委和总团事先并没有研究决定对沙风专政和让他到四队食堂喂猪，而是主持大会的王忠信自作主张，个人决定的。不久，撤销了对沙风的专政。沙风在学员四队期间，没有受到非难，大家都把他当院领导看待，有的还帮他一起喂猪。
    1967年8月，在学院办公楼前新建的东方红广场，一尊高耸的毛泽东挥手致意、金碧辉煌的镀金塑像落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7．20事件”，7月20日，武汉爆发了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等人的“7．20事件”，为林彪、江青一伙搞“揪军内一小撮”提供了口实。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提出要“文攻武卫”的口号。毛主席也提出要“武装左派”。7月23日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来声讨“七.二0事件”。 7月25日林彪出席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的大会。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8月12日，毛主席出来刹车，毛主席指出，8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是“大毒草”，是“毁我长城”，提出“还我长城”。8月底，王力、关锋被罢免，“揪军内一小撮”被阻止，但全国“文攻武卫”却不断升级。
    7月25日西安全城出动，举行了声讨“七.二0事件”的声势浩大的军民大游行示威，我院去的人很多，乘有十几辆卡车。
    8月-9月初，西安市各派相继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我院三队学员粱某等人被派去参加了“西派”造反组织的“文攻武卫指挥部”。
    9月1日至9月2日，以“工总司”为主的“东派”和以“工联”为主的“西派”两大造反组织先后在西安胡家庙地区、未央路地区进行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及步枪、机枪等作战武器和电台。9月3日，西安市两派造反组织分别抢了8073部队4个连队、郊区武装部和郊区公安分局军管会的枪支弹药。武斗不断升级蔓延，武斗气氛越来越紧张。
   “出动坦克事件”，9月4-5日“西派”的“文攻武卫指挥部”要求我们学院武力支援，说“西派”形势十分险恶，即将被“东派”攻垮，一旦被攻破，将有数十万人生灵涂炭，只有我们学院的坦克才能阻挡进攻，威慑对方，十分危言耸听。我们学院围绕着去不去救援、要不要出动坦克，展开较长时间激烈的辩论和争吵。力主出兵者情绪激动，说“西派”危在旦夕，不但要出兵，而且要快出多出，还说21军正规军不便直接出兵，也希望我们以群众组织名义出动重武器，才能保护群众阻止武斗。开始牛明智和高增全等领导干部不同意出兵，但架不住传到耳边的严峻态势和慷慨激昂情绪的渲染，只好同意出兵，但牛明智和高增全坚持坦克由他们两人亲自带领指挥把握局势，出动坦克只是示威造声势，威慑对方，保护我方，决不参加攻击对方的武斗，而且快去快回。于是在9月5日或是9月7日，由两辆卡车的武装人员和7辆（或4辆）59式坦克组成的武装军车队，在牛明智和高增全率领下，浩浩荡荡、轰轰隆隆沿公路开进西安城，沿途并未遇到任何抵抗，行进途中，在韩森寨地区被自家人“工联”某厂巡逻人员鸣枪误伤死亡教官一人。车队当晚停驻在一学校（可能是西安体育学院），一夜冷静之后，既怕激怒对方，又怕再生变故，再出伤亡，牛、高二领导追悔莫及，决定立即撤兵回校，来去在西安城中武装游行示威了一遭，回校后当即作检讨，声称有人谎报军情。此事一时轰动全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为防备“东派”报复，我们学院昼夜武装巡逻，造反总团将教学大楼大门和一楼窗户用砖堵上，里面贮存一些食品以及武器。所幸“东派”没有人来，不久解除预警，恢复平静。
    9月或10月学院二队学员毕业分配，除几个留校任教的以外，其余全部离校。
    67年10月中旬，装司大院“无革派”把工院政治部干部处干事侯心帜叫到装司，谋划成立“红卫东”，商讨“东方红造反纵队”复辟，重新取名“红卫东”。侯心帜是67年1月垮台的“东方红造反纵队”的头头。黄志勇也通过某些渠道给工院副院长黄祖华作工作，交底。10月下旬，侯心帜回到西安学院后立即发布公告，宣布“红卫东”成立，自称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员，宗旨是支持黄志勇，打倒许光达，批倒批垮“红色造反总团”，重建革命委员会，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黄祖华立即公开声明支持“红卫东”，副政委于丁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见势也纷纷声明支持“红卫东”。
   “红卫东”总部设在学院东南角招待所，“红卫东”队伍迅速壮大，很多原“东纵”战士归队，有的是“东纵”垮后参加“红总团”的，有的是没有参加过组织如今看清了方向的，还有响应“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号召，退出“红总团”而重新站队的，还有从“红总团”“反戈一击”的。
    院革委常委、“红总团”负责斗批改的头头王忠信，在“红卫东”成立不久，便“反戈一击”，带头写文章揭发批判红总团。对此，四队一些人非常气愤，砸保密室、抄家是你指挥的，斗沙风是你主持的，专政也是你宣布的，造反团一些重大事件也是你一手组织的，怎么你倒脱干净批判起别人来了，要找王忠信算账。王忠信闻讯逃盾，被“红卫东”保护起来了。在他的带动下，不少“红总团”战士也纷纷站出来揭发批判，“再立新功“。
“红卫东”在大烟筒顶上安装多个高音大喇叭，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批判声音盖住了“红总团”的低矮的喇叭，声讨批判“红总团”的大字报遍布全院。
     11月下旬院革委宣布“复课闹革命”，半天搞运动，半天上课。我们四队一区队是坦克使用专业，在坦克教研室，上坦克结构，拆卸和组装坦克发动机，在三电教研室，听了坦克火炮稳定器陀螺定位原理等课程。也组织了几次批判彭德怀、罗瑞卿、许光达等人的大会。
     1967年12月或68年1月学院三队学员毕业分配，除几个留校任教的以外，其余全部离校，“红总团”头头王树也分配到部队。一、二、三队学员相继毕业离校，运动的主力军学生人数大减，这更伤了“红总团”的元气。
王树走后，鉴于“红卫东” 批判总团头头们抬不起头，红总团组成新的主持工作班子，营建处孙某为总负责人，原红总团头头退居二线。
    68年3月中央军委办事组召集全军各军事院校各派领导干部、各派头头骨干，到北京集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学院“红卫东”、 “红总团”各去了三十来人，这个学习班完全是针对冲派的，是以军队最高领导机关直接组织的，由“三军无革派”给还没有垮台的“三军冲派”办的，集中造成一种强大的攻势、一种震慑力量来清洗顽固的头脑，拿着尚方宝剑，威逼顽固分子，促使其垮台。
   68年3月下旬“杨、余、付事件”，林彪、吴法宪和江青、谢富治联手，制造事端诬陷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勾结空军政委于立金要篡夺空军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诬陷杨成武勾结北京卫戍区司令付崇碧，要打倒公安部长谢富治，诬陷杨成武命令付崇碧携带武器军车冲击中央文革，打击江青。3月22--24日分别逮捕余立金、隔离付崇碧和杨成武，24日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驻京团以上干部、外地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大会上宣布杨、余、付的罪状，宣布中央在毛主席那里由毛主席亲自主持连开四次会，决定逮捕法办余立金、撤销杨成武、付崇碧职务，由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温玉成接任北京卫戍区司令。25日凌晨，毛主席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到会人员，确认了对“杨、余、付事件”的处理。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军民，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
    至此，所谓“三军冲派”的“黑后台”们彻底垮台，“三军冲派” 彻底完蛋，“三军无革派”取得全面胜利。1968年 3月25日，装甲兵工程学院“红总团”在京参加学习班人员，宣布解散“红总团”，解散院革委会。
    消息传到西安，一部分“红总团”战士接受不了这一现实，聚集到学院东方红广场毛主席塑像前，沉思、流泪、哭泣。而“红卫东”敲锣打鼓，游行示威，喇叭声声，欢庆胜利。这就激怒了部分不甘心的人，3月底，以四队魏某、洪某等拉起“井冈山战斗队”继续和“红卫东”对着干，比对高音喇叭，这20多个“跳梁小丑”“负隅顽抗”了十几天，就偃旗息鼓了。

四，“批斗”、“第二届革命委员会”（1968.4—1969.）
   1968年4月下旬，装甲兵工程学院重新成立新一届学院革命委员会，黄祖华和“红卫东”掌权，黄祖华为主任，于丁副主任，“红卫东”头头罗传炎、侯心帜等群众代表进入，罗传炎副主任。
    “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 从5月起，复课闹革命，半天上课，半天大批判。红卫东的大字报、广播继续批判红总团，以“清理阶级队伍”名义对红总团头头骨干和支持红总团的领导干部，展开系统、深入、残酷的批斗和清理、清除。
    第一战役，5月—6月，思想清理。从5月中旬起，各级举办学习班，院部集中牛明智、李治洲、王效友、王锦章等前院革委干部和红总团头头及骨干等30多人，以下各部门集中所属类似人。在院部学习班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下而上、由群众到领导。学习毛著→→学习文革文件→→结合红总团实际，谈感想斗私批修→→批判红总团极左思潮→→揭发坏人坏事→→追根求源→→查找责任。最后集中到牛明智、李治洲。开始，牛明智、李治洲带头批判红总团，说自己看错了人，被欺骗，想洗脱自己。但红卫东不依，最后，罗传炎指着红总团的人，对牛明智、李治洲说：他们是年轻人，不懂事，你们是几十年老干部，你们也不懂事？他们是小毛孩子，他们有多大胆量，敢做多大的事，你们不同，你们有权，你们敢当主任，你们能调动军队，你们敢指挥坦克武斗。他们是小学员，他们有多大野心，你们嫌权小，看到装甲兵的权大，想当装甲兵政委。牛明智不服，站在毛主席像前，十分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握右拳举过头顶，大声说了些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话，以示抗争。此时，人们才逐渐明白，经过半年来批判群众组织红总团，红卫东的斗争重点已经深入到干部，红卫东的真正目标是牛明智、李治洲。按照林彪、叶群、黄志勇的战略部署，清除装甲兵内从许光达到牛明智这样一批掌权的老干部，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通过“砸烂总政阎王殿”、 “杨、余、付事件”等，总政、总参、空军等已经清除了，我们这里是最后顽军了。现在公开点名，对牛明智、李治洲的打击才刚开头。
     第二战役，6月，立案审查、隔离。红卫东陆续对学院和各级的前革委、红总团头头及骨干立案审查，写交代罪行材料，有的开始小范围的批斗会。徐介藩、安守田等也请回学院内审查。
     第三战役，7月—8月，批斗、关牛棚，1968年7月15日在学院大礼堂隆重召开“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掀起深挖阶级敌人新高潮誓师大会”，会场中标语口号一片打倒之声，杀气腾腾，罗传炎一人作长篇连贯的批判发言，以牛明智、李治洲为主线展开，指出装甲兵工程学院前段时间，在牛明智、李治洲的操纵下，推行了一条极左的打砸抢的反革命路线，他们请出老修正主义分子，老反革命分子，网络了一批极左的反革命分子充当打手，制造反革命事件，进行了反革命夺权，他们才是追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许光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罗传炎发言过程进行中，先是让牛明智、李治洲站在发言的桌子前面，接着按罗传炎说到牛明智的那方面问题，涉及到的人，点名到谁，就把那人揪上台。当场揪斗了二三十人，站成四排，牛明智、李治洲最后排，前面是干部，再前是红总团坏头头，最前排是骨干分子。每人脖子上都挂着打叉的某某分子的“黑牌子”，低头弯腰。最前两排的人，则是坐“喷气式飞机”，由两位壮汉左右架着胳臂，摁着头。罗传炎批判中，把牛明智定为红总团的黑后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野心家、反党分子，李治洲是大土匪、高岗集团反党分子，徐介藩是叛徒、苏修特务、三反分子，安守田是扒手、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其他人则冠予坏头头、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牛明智不肯低头，多次被人强行摁下。
    此后，学院和各部门大小批斗会不断，批判广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连马路上都写满了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必须老实交代，还写有把王树等已离校的坏头头揪回来清算批判的大标语。红卫东也派人到有关军区去揪王树他们，但经请示，人家自己立案审查，只要求红卫东提供揭发材料，没能揪回来。各种批判会、广播、大字报统一同步进行，以牛明智为主线，分专题、分专人逐一批判，何时侧重点批斗谁时，批判会、广播、大字报相对集中到谁身上，所谓“揭深、批透、搞臭”。
    誓师大会后，牛明智失去了人身自由，暂时被关押在自己“将军楼”，昼夜有人轮流看守，被迫写交代材料，随时提审，牛明智牛脾气倔强，总是不肯低头，为此没少挨打。有一次提审后，回来说腰被打伤，瘫倒在床上，看守人员说他装病抗拒，把他从床上拽起来，强行摁到椅子上，强迫他写他材料。有一次连着几天几夜，提审加逼迫写交代，不让睡觉，企图促使他神经错乱思想崩溃，但牛明智都挺了过来，高声抗议。他和家人虽然在同一楼上，但不许接触、不许说话。由他的小女儿端水送饭，当牛明智被提审走时回来时、上厕所时、女儿端水送饭开门时，他的老伴才能在旁边偷看几眼。
   7月底，在一学员宿舍楼一楼，建院级“牛棚”，占了整个一层，窗户加铁栏杆，武装人员看守，牢房规格。牛明智、李治洲、徐介藩、安守田、刘生民等领导干部和红总团坏头头骨干分子40-50人先后被关进该牛棚，牛明智、李治洲、徐介藩享受单间，其他则双人间或三人间，还有专门审讯室。以下各部门也建了自己的牛棚，关押本单位的“坏人”。在被清理的人群中，分五类：一类院级牛棚人、二类单位级牛棚人、三类立案审查批判，但不进牛棚、四类只写检查，不上批判会、五类在班组会上和向组织上如实交代，斗私批修的人。鼓励揭发别人，立功赎罪，争取从宽处理。交代彻底、认识清楚、勇于揭发者，可以降级，不老实的就要升级。院里经常广播着某某某悔过自新声明，墙上经常更换着某某某认罪或揭发的大字报。随作批判和清理的不断深入，虽然降级的不少，但升级的人却越来越多，今天是革命的，还在声嘶力竭的批判别人，明天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
    四队有学员115人，除去红卫东战士30—40人、10多个自由逍遥派，一类进院牛棚4人，二类进队牛棚8人，三类约5-6人，四类约7-8多人。四队学员魏某本是一般人，并非积极分子，但有一天说错了几句话，做错了一件事，马上被揪出批斗，关进了牛棚。将近半数的造反派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
    1968年8月学院四队学员毕业分配，其中担任红卫东头头的1人留校；12位一、二类牛人，不让毕业，继续关在牛棚接受批斗，其余102人毕业，分别分配到部队，北京军区  人、沈阳军区  人、济南军区  人、南京军区 人、武汉军区  人、广州军区  人、新疆军区2人。后来仍在部队中建功的，有少将2人，大校级6人，团级  人，转业到地方县处级以上20来人，创业有成者有10来人。
    第四战役，9月—10月，深挖阶级敌人。学院内弥漫恐怖气氛，人人自危。跳楼、畏罪自杀接二连三。听到广播里不时批判着某某某自决于党和人民，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看见马路上写着打了叉的某某某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便晓得某某某已经死亡超脱了。院务部职工20多岁史某某，在开会时心不在焉，拿着东西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上乱划，也不知怎么划伤了毛主席像，马上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批斗，一天史某趁看守人不备，拿起一把快尖刀末了脖子，血流遍地，当场气绝身亡。很快，就见于红卫东的广播批判和标语打倒，同时“严正警告那些反革命分子，只有老实交待低头认罪，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出路，顽固不化，与党和人民对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遗臭万年！”五队学员，一入学就去蓝田农村搞“四清”，文革开展后才回学院，文革中他们并不活跃，但也进行了清理，其中也有一名学员跳楼身亡。一、二、三队学员，虽然毕业走了，红卫东没法像对四队学员那样大面积深挖，但对其一些首恶骨干分子，还是立案，整理了材料，采用去人提审、外调、信函等方式，加以清理打击。
   1968年12月，学院五队学员毕业分配离校。
政治部、院务部、训练部等机关的干部教员，他们有历史可抓、有薪金可降、有老婆孩子拖累，他们所受到的打击比学员们更惨、时间更长、身心折磨更甚。
   第五战役，1968年11月，北京新华印刷厂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传到西安，西安市组成由驻军和工人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工宣传队进驻我院，经过培训，他们的斗志高昂，他们的斗争对象，只剩下机关的干部教员。以前，因为同一部门彼此熟人、自己也有短处，红卫东有时不忍下手太狠，但工宣传队却不然，他们要表现，对阶级敌人要“彻底斗到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他的手不软，听说谁是坏人，拳打脚踢，不老实，甭想过关。
    1969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全军同时撤消82所院校，仅留43所。装甲兵的6所院校撤消5所，只保留1所。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69年2月19日装甲兵工程学院，在建校九年后宣布撤消。学院撤消以后，在北京长辛店第二坦克学校原址，组建坦克技术学校，以原装甲兵工程学院人员为主，并入北京第二坦克学校、长春第五坦克学校一些干部。组建中，支持红卫东的头头和支持红卫东的干部大都得到了重用和升迁，黄祖华任校长（1970年4月升任军委装甲兵副参谋长，12月任装甲兵副司令员），于丁任政委（1970年12月起升任装甲兵副政委），罗传炎任副政委，侯心帜任校政治部副主任，原保卫处干事刘渊任校政治部保卫处处长，原学员四队指导员杨福生任政治部干部处处长。而同为红卫东头头的四队学员马某，因为和四队学员们朝夕相处彼此了解，同情被斗学员，不赞同杨福生大批处理学员，只一直当于丁的秘书，没有得到大的升迁。原红总团头头王忠信因反戈一击有功，作为典型保留当了教员。（1976年6月，坦克技术学校改名装甲兵技术学校。1978年1月，易名装甲兵技术学院。1986年6月，恢复装甲兵工程学院名称。）

组织处理。69年3—9月，陆续结束审查，结案，进行组织处理。学员四队处理情况：敌我矛盾、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遣送回原籍1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复员1人，犯有严重错误复员10人。已分到部队的人中，有5位因文革材料，不久又被审查清除部队。这样，四队115名学员，有17人被处理。
牛明智、李治洲、王锦章、刘玉瑞等受批斗和排挤的一批老干部，被安排到湖北襄樊农场“五、七干校”。 刘玉瑞，学员四队队长，为人正直，爱护学员，在处理学员时，不同意学员四队指导员、红卫东头头杨福生的极左行为，受到排挤。
    搬迁、人员处理，到1969年底才基本完毕，有留守处又工作了几年。清理阶级队伍和整编出来的人们，大都复员到了地方。人们举家离开了为之创建奋斗九年的地方，迁居北京者既喜悦又眷恋，遣返者既留念又怨恨。他们的妻子、孩子们也随着家长共沉浮、共荣辱。无论是学员毕业，还是被处理清除，还是迁京新校，还是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还是遣散的人们，无不依依惜别，望着金光闪烁的毛主席塑像，望着一排排高楼大厦，望着高高的水塔，别了，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何时还能再见；别了，战友，何时还能再见，何时还能重逢在这永生难忘的故地--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
    被处理回家的人们的厄运并未结束，1971年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脚步加快，为扫清障碍，在全国全军开展深挖“五.一六”扩大化和揪黑后台，1971年7月，在北京香山魏家村装甲兵干休所，集中装甲兵系统已经复员的40余人，办学习班，清理装甲兵系统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追查幕后人物。各总部、各军兵种都办此学习班，由叶群和军委办事组统一布控，互通情报，矛头直指肖华、杨成武、徐向前、叶剑英。装甲兵的学习班中，有原装司机关、一坦校、二坦校、装甲兵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人员，装甲兵工程学院一队1人、三队王树等3人、四队5人。他们有冲解放军报社组织者、有负责动态情报的、有跑联系的、有黄志勇专案组长等。学习班由黄志勇特派装甲兵司令部要员主持，装甲兵学校罗传炎、刘渊坐阵，开始清查冲解放军报社，追查起因、联系人，明确定调，告知此事是肖华、杨成武、徐向前、叶剑英幕后操纵的，连逼代启发往他们几位身上引，连续几次集中会议，逼压王树，人们在私下进行了串联，大家都说，确实不知道和肖华他们有什么联系，毫无结果，抵制了追查。8月，三队粱某给家里写信，告诉家人，赶紧把家中还保存着的整黄志勇的材料，拿出来烧掉。此信被刘渊截获，马上带人到粱某家里，搜查出那些材料带回北京，学习班又批判粱某。正这时，“九、一三林彪叛逃”，军委办事组无音信，人们无事，看书学习等着，又让人们去良乡装甲兵农场收割水稻一个多月，到11月中央文件传达林彪事件，学习班解散。

五，“结局”
“九、一三”事件，林彪反党集团灭亡后，中央对军队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被林彪反党集团打倒和排挤的老干部陆续解放，重新站出来工作，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任命牛明智担任石家庄装甲兵学院院长，李治洲调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刘玉瑞担任石家庄装甲兵学院学员大队大队长。刘玉瑞退休后住在石家庄干休所，在石家庄工作的的几个四队学员，经常去他家问寒问暖，很多在外地的原四队学员也都前去看望尊敬的师长和师母，1997年毕振邦、王松春还专程陪同刘队长到哈尔滨、沈阳、沧州等地会见他的学生们，2009年刘队长八十大寿，学员四队十多个学生专程从北京、沧州等地赶去为老师祝寿，其中有将军、校官、县团级干部多人。
   “落实政策”，第一次，1972年中期，总政治部、装甲兵司令部、北京长辛店坦克技术学校都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对遭受林彪反党集团迫害被错误处理的同志落实政策，写出“复议决定”，没让毕业的学员，准予毕业，复员到地方的，派人前去联系地方，按大学毕业生安排工作。
    第二次，1975年中期，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整顿军队，各级党组织再次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 装甲兵司令部由赵杰副司令员主抓，对遭受林彪反党集团迫害被错误处理的同志予以平反，北京长辛店坦克技术学校写出“平反决定”，恢复名誉，退还本人所写材料，销毁专案组所整材料，没让毕业的学员补发毕业证书，原来按战士复员的，改为按干部复员，补发复员费和薪金，工作安排不当的重新调整工作。同时，对追随林彪反党集团的红卫东头头也作了清理和组织处理，罗传炎、侯心帜、刘渊，杨福生等都被免职，转业地方安排工作。但他们赖着不走，1976年1月，江青“四人帮”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起，刘渊，杨福生还跑到北京天安门刷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字报，说清理他们是右倾翻案风。
    第三次，1978年中期，粉碎江青“四人帮”后，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各级党组织再次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北京长辛店装甲兵技术学院再次写出“平反决定”，明确“因反对林彪反党集团，遭受其政治迫害，刑讯逼供，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错误处理，现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清理所有档案材料，消除一切影响”。派专人到地方，清理个人档案，去除所有不实之词，对家属受到株连的，也一并落实，消除影响。同时，装甲兵技术学院展开对追随林彪反党集团及死党黄志勇的红卫东头头等人的批判，罗传炎、侯心帜、刘渊，杨福生等都被立案审查，写交代材料，对他们追随林彪反党集团及死党黄志勇的罪行作了清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级转业地方。（据传1977-78年揭批、清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出装甲兵内与两案有牵连的87人，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9人，犯有错误的9人，说错话做错事的69人）。
第四次，1982-83年，清理“三种人”时，罗传炎、侯心帜、刘渊，杨福生、史某等人所在单位又对他们进行审查，追究他们在文革中，批斗老干部和群众时的打人暴行。
    对遭受林彪反党集团迫害致死的，装甲兵内从许光达大将到工院普通职工史某等一批同志，也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经过十年浩劫，拨乱反正，清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现代化建设。我们亲爱的母校，一所座落在北京市风景秀丽的卢沟桥畔、崭新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已经发展为全国重点工科院校和全军十二所综合院校之一，仍然是为我军培养装甲机械化部队工程技术军官和指挥军官的最高学府。我衷心地祝愿我们亲爱的母校发扬光大，越办越好。有朝一日，重回母校看看，访亲问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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