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上海人民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与办公机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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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与办公机构设置

李 逊

在上海人民公社筹备成立时，1967年2月3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召开的公社筹备会议上讨论了公社的体制。

当时会上决定建立公社临时委员会，实行各群众组织委派代表制：“遵照毛主席‘精兵简政’的伟大教导，在公社临时委员会下设七组一室，打破旧市委、旧市人委那套重叠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临时委员会及各组核心都采取集体委员制，除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外，都不以个人名义参加。临时委员会初步协商出十九名代表：张春桥，姚文元、驻沪三军负责人，工总司三名，农民二名，学生一名，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一名，七个组的负责人各一名。”（引自《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写）

事实上，19名公社代表的建制没有真正实行。

2月3日讨论这个建制时，公社还是由38个群众组织组成。这19个名额由38个组织协商而来。所以会有工总司3名，机关联络站1名等等的内容。但还没来得及具体讨论，第二天张春桥为缓和那些没能参加筹备会议的群众组织的不满，建议将“公社组成单位”改为“发起单位”，更多的群众组织将参加公社，19个分给特定的32个组织的名额便失去意义，不了了之。

公社成立后，负责人都由张春桥指定，至少也需经张春桥同意。临时委员会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由哪个组的召集人去参加会议，没有什么临时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因为从来没有实行过定期选举，明确谁是委员。公社在外滩办公处的日常事务由“三王”——即王洪文（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王承龙（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部干部）以及王明龙（上海重型机床厂厂长办公室秘书）负责，这也是张春桥在公社成立后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定的。徐景贤（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则负责康平路办公处的事宜。

公社临时委员会所设8组1室（公社成立后将原定7组1室增为8组1室）运行了近2个月，3月底改组。最初的组室在2月3日公社筹备会上所确定的职能如下：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负责工交战线生产领导，由原来的火线指挥部继续担任；
组织组，负责公社成员及群众组织登记审查工作，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为主；
政治宣传组。负责新闻、出版、文艺等宣传领导，以上海新闻革命造反委员会（新革会）为主；
联络组，负责各群众组织、各基层革命造反派的联系及调查，以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同济东方红）为主；
调查组，负责政策研究、起草文件等，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关联络站）为主；
保卫组，负责领导公安、司法等工作，由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及军队的上海警备区为主；
接待组，负责接待处理群众来访及外地串连人员问题，由上海交通大学反倒底兵团（交大反到底）及市人委机关造反派为主；
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社日常事务，由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

到6日正式办公时，又成立了后勤组，变成八组一室。每个组室，都由参加公社的组成单位分别抽调人员担任工作人员。（引自《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写）

最初的8组1室召集人是：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召集人为工总司的谢鹏飞（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工人）；
组织组召集人为工总司的王明龙（上海重型机床厂厂长办公室秘书）；
政治宣传组召集人为朱锡琪（《文汇报》社记者）；
联络组召集人为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同济大学学生）；
调查组召集人为机关联络站的吴瑞武（复旦大学教师，市委写作班成员）；
保卫组召集人为公革会的王维章（上海市公安局干部）；
接待组召集人为交大反到底的余小兵（交通大学学生）；
办公室召集人为机关联络站的朱玉佩（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
后勤组召集人为机关联络站的杨幼根（市人委机关干部）。

以上召集人后来有很大变更（每个组室召集人的名单，是笔者2008年12月向当事人朱永嘉、王明龙、谢鹏飞等许多当事者询问汇总的）。

这些组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既非被民众选举，也非公社任命，这使得这些人既缺少必要的权威，也缺少责任感，而且由于最初只是作为各组织派出代表，随时可以撤换，人员频繁上去下来，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徐景贤回忆当时乱糟糟的情景说，“上海市革会一开始就是大杂烩，各个造反派组织都往里面派人”，派进来后，都在里面为自己的组织争权争利益：要活动经费，要办小报和传单纸张，要摩托车、运输汽车，等等（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出版）。

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徐景贤和“三王”，公社和市革会最初没有明确负责人。市里开会，都是开什么会，找什么组室的召集人去。

公社只存在19天。公社和稍后的市革会的八组一室设置，看似革命而精简，但除了谢鹏飞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和上海生产有关，其他都只能适应文革的政治运动，根本无法管理一个城市。而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虽然下设七个组，但工作人员大都是红卫兵，没有指挥生产的经验，虽然解决不少应急事情，例如排除码头和车站的积压物资，紧急调运煤炭、组织春节副食品供应，等等，但大多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乏全局和系统观念。

于是，改组市革会办公机构，势在必行。当时称之为调整。

1967年3月左右市革会机构改组。最初设想成立12个组和办公室：市革会办公室、经济计划组、工业组、农村组、市政交通组、财贸组、文教卫生组、地区工作组、政法组、科技组、外事组、劳动工资组。与此同时，公社时期设立的联络组、调查组、政宣组、接待组因为与城市管理业务无关而都被取消；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也因为只是应急的机构，被工交组取代（负责人侯建军和工总司的姜延良）。

这个调整设想，实际就是回到原来的市政府的机构设置，这些“组”的职能，就是原来市政府相应机构的职能。不同的是党政合为一体，一元化。

这个设想在讨论时遭到一片反对。最后只好折衷，保留了一些机构：公社原来的接待组和联络组合并，成立群运组，负责人谢言范和原写作班朱维铮。政宣组保留，负责人仍是《文汇报》社的朱锡琪。原来由机关联络站为主体的调查组撤销。办公室由机关联络站王承龙负责，农村组由警备区张宜爱和老干部张辑五负责，文教组负责人是老干部陈琳瑚。组织组负责人还是工总司的王明龙。

这些组室建立后，以原来的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也吸收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徐景贤征得张春桥同意，采取让群众组织负责人担任各个组核心，让原来的机关工作人员负责具体工作的组合。这些原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大都是是普通干部，但他们有着管理经验，驾轻就熟，很快使几近瘫痪的上海生产和生活的管理系统重新运转，上海经济秩序逐渐好转。

据当事人回忆：“原来设想市革会由155名委员组成，名额的分配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占50%，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的代表；驻沪三军的代表占19%；革命干部的代表占31%。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由13到15人组成。我没有见到一张正式的委员名单，实际上它的成员是不固定的。”（转引自朱永嘉回忆录）

直到1968年9、10月间“全国山河一片红”时，上海才有了正式报中央的市革会委员名单。

但是，中央审批机构一直没有很好建立。直到1970年，局势重又稳定，社会秩序恢复，中央才正式批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单：委员名额159名，其中正副主任14名（保留1名），常委30名（保留4名），委员106名（保留4名）。（引自《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1987）》，中共上海组织部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出版）

1970年3月上海市革会增补11位副主任：工人造反派王秀珍，老干部马天水和王少庸，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刘耀宗，东海舰队司令员高志荣，驻沪空军第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1971年9月因林彪事件被审查），红卫兵陈敢峰，文革前的先进人物杨富珍，郊区农村基层干部周丽琴和赵林根（赵1972年被免职）.

1972年又增补4位副主任：老干部王一平和冯国柱，空四军政委武占魁，工人造反派金祖敏。1975年再增补老干部陈丕显（1975年10月调离上海）和杨西光（引自《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人民政府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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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　　　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０日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