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祜：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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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前后后

作者：李延祜   

1974年8月底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院办的赵文华同志突然匆匆忙忙来家里找我。说是院领导准备以全体教职员工的名义给毛主席写封信，请求给学校题写个校名，并决定由我执笔。不容商量考虑，要我马上到办公楼列席院领导会议，听取指示。
到了办公楼二层会议室，一看学校领导，包括军宣队、工宣队的第一把手都在。我局促不安地坐下来。领导你一言我一语地向我布置了任务，大意是：学校复校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学校是涉外单位，是对外的窗口，在向外国人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同时，还担负着民间外交的任务，目前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想以北京语言学院全体教职工的名义给毛主席写封信，请他老人家给题写个校名。信里向毛主席汇报学校的大好形势时，要强调我们学校的特殊性、重要性以及国际影响。毛主席很忙，时间宝贵，信要写得言简意赅，但又要把我们的请求表达清楚。时间紧迫，希望一两天内就写出来。
然后，院办给了我一些有关留学生人数、国家和地区等参考资料。
给毛主席写信，事出突然，思想毫无准备。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处在错愕之中。一些历史长，规模大的名校毛主席还没题写校名呢，语言学院规模小，历史短，能行吗ς但又一想，语言学院的教学任务、学生来源有特殊性，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听说学校作出这一决定还是受到了“上面”人的提示，看来并非异想天开，又有了几分信心。
回到家，妻子和孩子已经睡了。我悄悄打开小房间的灯。提起笔来，思绪万千。毛主席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高入云天，近于神灵，只能诚惶诚恐地仰视。现在却要通过我一介草民的笔，代表学校，直接向他索取题字，觉得好像有点不知深浅。这不是什么致敬电之类的公文，不是各省市革委会成立时给毛主席发的华而不实不着边际的八股。这是要送到案头让他亲自过目的书信。当时盛行的是献礼，而我们却是索取。一方面说毛主席“日理万机”非常忙，很关心他的健康，一方面又请求能给学校题个校名，说这话总有点拗口。介绍学校情况，汇报学校发展，都好写。怎么婉转地把话引到要毛主席给题写校名上来，这一点确实费了一番斟酌。
信写完后，又作了反复推敲。因为“文革”造就了一些独具慧眼想象丰富的人，善于从一词一字上发现政治问题，给你上纲上线。我亲自听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人在大字报中写了一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一时疏忽，“底”字下面的“丶”漏掉了。造反派就说他污蔑文化大革命永远进行不到底。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所以写东西非常谨慎。我也知道，学校领导既然让我执笔写这封信，就是信任我，没必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文革”形成的“过敏症”，使我还是对每个字从用意到笔画都作了“严格审查”。
第二天，信交到院办。领导通过后，以楷书字形印制好，呈送党中央办公厅。日期署的是1974年9月2日。
一星期后，9月9日，毛主席就书写了“北京语言学院”六个大字。横向排列，错落有致(展示题字时看到的)。据说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为高校题写校名。从此，毛主席题写的校名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各种徽记标牌中就代替了建校时郭沫若同志的手迹。
9月13日下午喜讯传到学校。晚上又通知我去院办，学校交给我一项新的任务：9月15日要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举行庆祝大会，要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创作一篇集体朗诵的长诗，后天就要用。时间虽然很紧，但在“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年代，这是政治任务，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接受了任务，离开院办的时候，在门口恰遇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结合的老干部徐运北。院办主任刘铁民同志指着我向他介绍说“给毛主席的信就是他写的，李延祜同志。”徐运北热情地跟我握手，称赞信写得不错，分寸掌握得很好。又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是北大。他马上跟在场的几位学校领导说：“你看，我说么，到底还是过去北大——”言下之意，还是过去北大培养的学生质量高。话说半句，急忙刹车，发现自己失言，犯了政治忌讳：“文革”前北大陆平手下的毕业生是肯定不得的。在场的领导也很尴尬，点头摇头都不是。但是对我这个“文革”前北大毕业的“臭老九”来说，虽然只是半句话的弦外之音，在那夹着尾巴做人的年代，却是很大的慰藉，至今言犹在耳。当然，我也不免为这位老人担心：一激动就口吐真言，还没学会口是心非，将来难免还要倒霉。要知道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呢。
回到家又是一场夜战。好在这次是向毛主席表示感谢、致敬，不是索取，写起来顺当多了。集体朗诵的长诗是颂歌，怎么歌颂也不为过，写起来轻松多了。几个小时的突击，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上午交到学校。
这天下午要派六位教职工代表去人民大会堂敬迎(当时不能说“去拿”、“去取”)毛主席的墨宝。有同事就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应该去，不管怎么说，给毛主席的信是你执笔的啊。”我知道这是调侃，他了解我，以我当时的政治条件，是不可能有此“殊荣”的。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可用其业务于幕后，不可高其政治于前台，这是“文革”常识。我心知肚明，且年近不惑，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折腾，让我对这些抛头露面的事早已兴味索然。能在毛主席给北京语言学院题字这件事上略尽绵薄，也就心满意足了。
9月15日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举行毛主席给我院题字庆祝大会，并将毛主席给我院题字的9月9日定为校庆日。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集体朗诵了长诗。庆祝会结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亢奋后的疲惫一下子袭上身来。


（原载《霜叶》，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