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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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十年代初期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中共曾经高调宣传此事，当年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但是，作为一校之长，除了表面应酬风光之外，马寅初的内部工作状况确实比较低调、隐性，外界所知不多。

1953年4月北京市高校党委统战部曾派员到北大访问，马寅初比较倚重的总务长文重反映说：“目前在汤（用彤）副校长的工作上没什么问题，能够有职有权，汤本人也很积极。主要是马校长的问题，马管的事情比较少。现在还是不能很好发挥马的作用，他自己也觉得‘不知怎么办好’。”

文重讲了这么一个事情： 有一次马寅初从上海返京，心事重重地进了办公室，对工作人员说：“有什么事你们可得告诉我，（别）像交通部有一校长（指黄逸峰）一样，许多事情下边做了，他还不知道，现在犯了错误，要撤职。”（见1953年4月20日市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怕因不知情被撤职，有畏怯之情，这对一向认真负责的马寅初来说是一个自然流露，给统战部来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4年春季，马寅初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他以此为由再加上“要搞科学研究”，向高教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经高教部、北大出面挽留，未再坚持。据北大党委观察，在这一时期，马寅初除了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外，主要精力是用于研究经济方面的资料及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他曾指着自己过去的著作对秘书姜明（党员）说：“这些书都是我解放前写的，解放后一本书也没写过，简直成了政客了。”“听说周总理曾对周培源说，‘你不必做教务长了，可以专门搞科学研究。’我也要搞经济研究工作了。”

“辞职”一词成了马寅初一时言语之重，成了他腾挪、躲闪的工具之一。他很欣赏苏共中央马林科夫在辞职报告中提到的一条辞职原因，就是所谓的“不能胜任职务”，他对人说：“这也是我辞职的理由。”谈到兴致之处，他还会说：“做校长的不能只讲大话，可以让教务长上来做做校长，或者让陈岱孙（北大经济系主任）来做校长，我去做做系主任。这样轮流来做，上下也通气。”（见1955年3月22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74期《北大校长马寅初最近的一些思想情况》）

1954年11月17日马寅初突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只装有一颗氢气弹，他马上交给党委。校党委分析说，可能系以此恐吓马寅初，令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或在北大进行破坏。

1956年11月21日，在国家专家局任负责职务之一的民主人士雷洁琼召集会议收集教授对高等教育的意见，事后她整理出一份座谈纪要上报。其中马寅初所提的意见最为显目，他感喟自己有职无权，只是一个“点头校长”，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上级突然委派新的经济系主任，这让自认与经济系有渊源的他心中大为不快。他个人借重总务长文重，靠他把握一些行政事务。但校党委借机把文重调任化学系副主任，让他有失去左臂右膀的感叹，对此举深为不满。他说：“因为党内事先都商量好了，再问我我也不得不同意。”

有意味的是，马寅初曾写过一篇名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文章，审稿人认为文章的观点有些问题，不合中央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没有同意发在北大学报创刊号上。他又接着写《洗冷水澡的经验》，结果照样也没有刊发在学报上。作为校长，马寅初内心里多少有些丢颜面的失落、无奈之感。

在三四十年代，马寅初在经济学界的学术位置是显赫的，连蒋介石都需借用他的影响力而有所忌惮。1949年后马寅初纯粹的学术研究有所停滞，原本通过学识点评时政的做法也大大收敛，他的老一套经济学观点渐渐不被看重，学术威望不由地降到低点，人们只是习惯地看到他不停地在诸多政治问题上应景表态。难怪到了1954年3月，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清华、师大三校检查非党行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对于马校长是否具备学问，北大党委有人竟然会说了这样的话语来表达疑问：“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见1954年3月24日《北大、清华、师大三校重点检查统战工作简报》）

到了1958年双反运动时，北大及经济系党组织挑中马寅初为经济界批判重点人物，学术思想批判小组里自称“青年战斗员”的年轻人依靠集体力量，分工阅读马寅初的著作与讲义，准备日后与马面对面进行讨论和批判。结果，青年人阅读之后大大地壮胆，发现原来被人们看作是“庞然大物”的马寅初不过是一个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便觉得可以鼓起勇气向马及其别的权威教授开起火来。北大党委当年的批判报告中一涉及马寅初，就时常充斥着这种嘲讽、不屑的语气，对学术出身的本校校长的学识如此不敬在北大史上也属罕见。

后来连中共高层人士也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马寅初的轻视态度，康生在1958年6月5日在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会议上就轻易地说道：“马寅初的理论无非就是团团转，还把北大弄得团团转。”他以山东俗话“人手”来反驳马寅初的“人口论”，因为“牛马狗都有口，但没有手，只有人才有手”。他由此推论说：“马寅初只见口，不见手，这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二

1954、1955年只要见到中央部门来人，马寅初都会说：“如果没有江隆基同志，我办不了北大，这是老老实实的话。”康生据此还表扬马寅初，认为马如此肯定江，就是第一个为党说好话的人。江隆基是二十年代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干部，曾在老解放区长期负责教育工作。1952年10月由中央调派到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出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的行政级别与市委一些领导相近。

江隆基一上任，就赶上北大从城内搬往城外燕京大学旧址，燕京原有家当不够用，新建筑又迟迟不能完工，上级又迫切希望在当年12月初开课。在这期间又频繁遇到一系列的突击任务，如俄文速成学习、全校的调查研究、中苏友好月、工资调整、大规模采用苏联教材等，把江隆基弄得疲惫不堪。他在1953年4月15日致市委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北大在院系调整之后差不多等于一个新成立的学校，各方面的准备都很不充分，这就使我们的工作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来校之后又因学校行政机构不大健全，大小事情都逼在眼前不能不管，再加我的工作作风有官僚主义，联系群众与深入实际不够，因而形成上学期的忙乱现象。”

在这份工作汇报中，江隆基还表示，整个北大党的力量偏弱，校务方面的领导干部大都是民主教授和留有职员。他写道：“这些民主教授一般说来工作热情是有的，但政治性和思想性很差，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是老一套，所以在工作上起的作用不大。”至于党员领导骨干的实际领导能力，江隆基也流露不得力的感喟：“除我一人是老干部外，其余全是解放战争中入党的新干部，他们的特点是积极热情，和群众有联系，缺点是缺乏工作经验，缺乏政治锻炼和政策思想，他们在过去搞学生运动时是有办法的，但在今天要领导教学和行政工作，就感到很生疏。正因为如此，所以全校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工作上顾此失彼，漏洞很多。”（见1953年4月15日江隆基致市高校党委并市委《关于北京大学现存问题的报告》）

1953年初在期末总结工作会上，不少人给江隆基提意见，主要认为江联系群众不够，群众不易接近。副校长汤用彤以较为客气的口吻说：“江副校长有知识分子味。”副教务长侯仁之说：“到校长办公室找汤老，不考虑就进去了，但要找江副校长就要想一想。”江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事后似乎收效不大。

江隆基手忙脚乱，马寅初却颇为悠闲。江隆基对行政机构不敢倚靠，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恐慌和不信任。他认定，新北大的行政机构是以原燕京大学的行政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原燕大的行政机构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长期麻醉与奴役之下是十分腐朽的，在工作上起的作用不大。而行政领导岗位上多是民主教授和一些旧留用人员，政治上不太可靠。

1954年3月高教部下来调查，听取北大工作汇报。事后高教部形成一个检查报告，内中称：“北京大学在和马寅初、汤用彤等的合作上基本做到尊重其职权，校内一切公事都经过马寅初批阅，大事情都和他商量，做了的工作都向他汇报。在他出国的时候，江校长每月亲笔向他报告工作。”所述的多是某一小段时间的事实，但实际上数年内并不如此所为，这只能视之为官场惯常、应付的书面表达方式。

真正的内情通过一个细节可以窥探到：马寅初不大管（或不能管）教学上的大事，却对校内清洁卫生工的调动、职员的大小事都很关心，一有变化都要人向他报告。有一次北京政法学院工友因个人琐事打了北大一职员，北大写信给政法学院请求解决，马寅初竟花了很多时间亲自修改这封信件。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文件看，1953、1954年江隆基写了好几件工作报告，都是直接以自己名义上报，一字不涉马校长，譬如1953年8月27日，他用毛笔写了万言报告致中宣部、高教部、市委，内容涉及学制延长一年、各系增设秘书一人并兼任支部书记、不适教员处理等重要行政事宜，全篇根本没有提及马寅初对这些事的表态如何。1953年10月4日晚，江隆基在临湖轩与各系主任座谈校内工作安排，人员齐整，唯独就缺马寅初一人。

在如何使用党外校长这一点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就比江隆基灵活巧妙。蒋南翔经常会把对校内重大事件的看法事先通告副校长刘仙洲及教务长钱伟长，并尽量让他们出面主持，由他们给各系提出处理意见。这种沟通方式极为有效，刘仙洲的工作热情比冷落的马寅初要高涨许多。据高教部、教育部1954年3月24日《北大、清华、师大三校重点检查统战工作简报》介绍，蒋南翔与刘仙洲共同管理教学，蒋南翔主管政治及人事工作，刘仙洲则兼管总务、图书馆、校长办公室。刘对这样的分工是满意的，因而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性，检查各系教学计划的会也主动由刘主持。简报中对蒋南翔的统战工作方法予以较高的认可：“南翔同志经常将自己对校内各种问题的看法，讲给刘仙洲听，以促进思想上的一致，便于他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

那几年马寅初在北大的境遇可以用“孤寂”来形容。细翻北大五十年代中期档案，可以发现上下重要沟通时往往都愿意绕过他这一关。偶有例外的是因高教部大学教育司一科长不通过北大校方，擅自决定聘请苏联专家与留助教的数目与专业，高教部副部长杨秀峰1953年5月24日为此向北京市高校党委会书记李乐光写信致歉，并许诺将以马叙伦部长名义正式函告马寅初校长。

北大副校长、哲学家汤用彤1954年11月13日晚中风病危，在11月16日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中，列举北大党政领导前往医院探视的名单，竟把马寅初归入“向达、郑昕等教授”之列。这可以视为工作人员的一点笔误、失误，但多少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寅初的校长位置多年被漠视、冷遇的状态。

1954年5月，北京市高校党委会也认为北大“党的领导核心不健全，党政关系不密切，党委也未主动了解行政意图，配合行政进行工作”。说及原因，是因为北大党委“片面地强调行政方面水平低，小资思想浓厚，对他们指责多，帮助少，缺乏支持”。（见1954年《关于北大召开党代会准备情况的报告》）

高校党委借此批评一些党员校长习惯于个人决定问题，觉得“自己决定出不了大错”、“集体领导麻烦”。结果就是出现这样一个景象：“党委忙得要死，有些负责同志忙得身体也垮了，而非党行政负责人却闲得难受”（市委大学部1961年回顾几年来教育工作总结报告语）。

市里对江隆基的工作方法也是存有一定看法的，但碍于江的老资格身份而有所容忍。在市高校党委工作报告中，对江的内部评论一直不高：“少数同志背着‘老资格’的包袱，自以为是。北大江隆基副校长自恃在掌握政策、思想意识、工作方法等方面的修养差不多了，不能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教学改革进展迟缓了，就产生了消极情绪。”市里领导由此形成对北大领导层现状的看法，这种评价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北大集体领导不健全，党政关系不密切，干部及党员认识都不一致，行政、党委各部门间工作中配合不够，学校领导上的决定无法深入贯彻，致使教学工作稳步不前，相当一部分干部滋长了消极情绪。”（见1954年高校党委常委会议文件第7号《高等学校党员校院长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检查思想情况的报告》）

江隆基时常抱怨高教部、市委对他支持不够，自嘲自己为“过渡时期的校长”，强调许多客观困难。这让市委颇有些恼火，双方矛盾持续甚久。江隆基又因高教部不调给得力干部，常对高教部干部发牢骚，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高教部也认为江隆基与上级关系不够正常，对上级机关的检查和批评不够虚心。（见1954年7月1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四中全会决议学习第一阶段总结材料》）而马寅初夹在其间，上下不得参与过问，小心观察两边的形势，不敢随意表态，只能高挂悠闲无事的姿态。

三

马寅初在敏感政治问题上的表态是极为慎重的，轻易不会在公开场合随便说话。但有些私下谈话还是被记录在案，譬如1954年谈及批判胡风运动，说“胡风倒霉了”，“胡风可能是对某些党员干部有意见”。由此引伸道：“共产党是行的，但是党这么大，党员也不可能都一样，我也听说过，有的党员就是背着党的名，神气活现。”

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之后，借传达四中全会的精神，北京市委根据事前布置，陆续向党员干部、党内积极分子逐步报告，人数已扩大至22万人的大范围，此时民主人士及党外骨干还尚未传达。对于向民主人士如何讲清高饶事件，中共高层颇费周折，最后决定：向党外人士传达依据中央统战部提纲，不要增加事实，少讲些枝节问题。当时向一般党团员传达的内容，依据的是中宣部提纲，事实部份比统战部提纲要多，但要求不要另外举例。高层还强调，涉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最好不讲，名单问题不讲，中苏问题不讲，中央领导的名字都不提，否则就会冲淡其反党叛国的罪恶事实。而且还提出，非党人士听中央统战部提纲者一律不讨论，党团员听中宣部提纲者反而一律要讨论。中央还规定，一般讲不清楚的不要讲，也不应当讲，所有做报告的时间不要太长，控制在两小时以内。（见1954年9月10日《杨述同志报告传达四中全会的情况》）

高饶事件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为惨烈、内幕最为沉重的党内斗争，如何向党内外人士圆满解释、减轻震动确是一桩令高层极为愁苦之事，布置之细之怪都是党内以往生活所少见的。从现存的一些单位传达记录本看，有些党委第一把手忍不住做了个人“违规”发挥，尤其是高岗生活极端腐化部分足以让党员听众心惊胆颤，眼前一团发黑。马寅初没有机会听到党内报告传达，但他从党委人士严肃凝重的表情中已然看出莫测的深沉和巨大的不安。

从简报中可以看出，非党人士初听高饶事件的传达深感震惊，有几个激愤人士还要求公审，中央立即枪毙高岗。但主体上还是弥漫一种强烈怀疑的消沉情绪，他们没想到中共党内还有如此不纯的事情发生，想像不到会呈现如此激烈的斗争程度，认为过去对党过于理想化了。有的甚至认为，今后不能对中央、上级无条件信任与服从了。简报中称，“埋怨中央的情绪相当普遍，产生‘怀疑一切’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幻灭感伴随着埋怨和不解，是1949年后高级知识分子身陷的最大一次信仰危机。

1954年4月市委高校党委组织各校非党教授座谈高饶问题，对会议评价为“一般教授发言慎重，不敢暴露，有不少混乱思想”。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说：“过去是战争环境，很多负责同志没学到多少马列主义。” 北大教授周炳琳问：“既然早知道高、饶有错误，为什么还要重用他们？”马寅初没有这么大胆，他只是跟在金岳霖发言后面补充几句，金说：“高的问题很严重，饶的问题没听出什么事。”马寅初马上跟着说道：“饶的罪恶轻，能认识错误，所以还称他为‘同志’。” （见市高校党委《各校非党教授对高饶问题的反映》）他明白，在小枝节上绕着说，一般不会犯大错误。

马寅初所处的政治环境开始变得愈加恶劣，思想斗争火药味逐渐浓郁。1954年5月23日北大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与会者对上一届学校党委提出严肃的批评，措辞严厉，与会者集中谈到这几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大量存在，未受到有力的批判”、“我们阶级觉悟不高，对阶级斗争的规律缺乏深刻的体会，因而对于在各样教学工作中和日常学习生活中所反映的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则缺乏分析，降低了应有的政治警惕性，也就很少提出对策。”党代会通过的总结报告中明确表示：“（北大）长期安于被资产阶级思想紧紧包围的环境中，敌情观念与政治嗅觉很不敏锐。”此后，马寅初所受的冷对待与此政治行情的看涨紧密相关。

1956年绷紧的斗争之弦稍有松懈，马寅初一有机会还会为北大利益呼吁、争取。市委召开高等学校院长座谈会，马寅初在会上言辞激烈，严厉批评中国科学院到高校挖人的举动，认为科学院“独善其身”，只让自己发展，不管高等学校的死活。他说：“过去吴有训为科学院拉人，就把浙江大学这所综合大学拆垮了。现在又不断到北大来拨尖，甚至一般教师也要拉。北大与科学院的关系不是双方批评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了，需要中央来处理，才能公平解决。”高等学校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向来很紧张，一直是困扰各高校的难题，只有马寅初独挑这个话题，全场也只有向达一人帮他说话：“这样下去高等学校只有关门，或者什么人都不让出来，或者歇业。”

马寅初还大胆地提出一个教学问题：“学生政治课用的是苏联的本子，讲的是苏联的事，不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匈牙利事件反映出学生思想很多基本问题都不清楚。” （见1956年《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院长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教学问题，可以看出马寅初的敏锐和直率，但在场的中共领导人士碍于国际形势对此没有做出明确反应。相反，老资格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却接着马寅初的话题说：“今后可以考虑在政治理论教学计划中规定每年作一两次思想总结或鉴定，讲课中也要注重联系学生思想。”党员校长更看重的是给学生做思想鉴定，从这个细节也看出非党校长与党员校长的治校异同之处。

四

1957年4月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在杭州做报告，数年来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表扬马寅初：“你们浙江，有马寅初、邵力子二位先生，他们主张节制生育。提出这个东西很好。现在江苏、浙江每平方公里有288人，比世界上人口最密的比利时高得多，它是170多人。所以江浙这地方提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理解，有道理。”陆定一在报告中还是有所批评，但批评力度真是弱化至极：“有的时候马寅初他们偶尔有些话不大很科学，譬如说，假使人口增加了，将来就不能同人家和平共处，要打仗，侵略人家。这一点就有点马尔萨斯，只有这一点点，很多是好的。应该有分析，那一点对，那一点不对。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好的，而且完全可以理解。”（见1957年4月6日《陆定一同志在杭州市的报告》）但是这种有限的“赞同”“欣赏”只能是昙花一现，转眼到了1958年2月中央宣传会议确定进行社会科学理论批判，党内高层已经悄声把马寅初列入批判的预设目标。

1958年2月9日中央宣传会议上，首先就确定三条近期任务：一是社会科学进行理论批判；二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分批下放；三是学校要搞勤工俭学。中宣部设想的理论批判规划中，马寅初已是榜上有名。1958年3月5日，市高校党委召开各学校党委书记会，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传达中央书记处对科学院、高校双反运动的指示：“在高校中只是搞三勤不够，应当搞教学质量，培养干部的质量，学生不红不专是最大的浪费。发动群众辩论，出大字报揭发，对大知识分子可一般开小型会，个别的可以开大会。”这就意味着中央已同意这样两个步骤，既群众可以出大字报揭发，对个别大知识分子也可以开大会批判。

1958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彭真、陆定一等人听取北大、复旦、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就有中央领导强调：“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解决，知识分子不会向党靠拢。”在4月6日召开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确定文化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的主题，会议纪要提出：“教育和生产结合、教育服从于政治就有阶级斗争，会有‘算帐派’‘观潮派’，革命革到资产阶级思想根上，就要打垮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见1962年市委大学部整理《高等教育工作三年大事记》）至此，通过阶级斗争整肃知识分子队伍的理论阐述和工作布署已经完成。

北京市委由此开始布置相关“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猛火攻，慢火燉”。虽然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曾说：“有理有利有节，不搞斗争会，典型批判暂时不搞，大字报过多时要作个别工作，对年老有病的要保护。” （见1960年市委大学部《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1958年至1960年大事记》）但他在4月8日会上已经改变声调，主题变得非常激扬：“发动群众，靠大字报造成声势，要三揭三打，即揭思想、揭盖子、揭矛盾，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凶猛的运动开展之后，各高校都使劲加柴拱火，使局面很快失控。陆平把校内局势说得很严重：“北大青年学生中大多数是走粉红色道路，老教师中白专是多数。”他独创性地开办所谓北大“西瓜田”，让当事人认领，从个人的“西瓜”中抽出观点问题，结合人物进行辩论。清华大学大力推荐与名教授章名涛“决战”的经验，动员一大批师生揭露章与党不正常的关系、教育与科学的路线问题，迫使章在讲“序论”课上先做了四十五分钟的检讨。

市委大学部、宣传部曾举办四次教改经验交流会，广泛传播各高校的斗争经验。到会的领导人每次都嫌运动进展过慢，讲话中多有批评之意，加重了会议上的凌厉气氛。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每次到会，都会再三强调斗争的主题：“对于资产阶级教授，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加以孤立，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一再告诫与会者：“资产阶级思想的老巢是在教学、科学研究中，必须挖它的祖坟。”（见1962年4月7日市委大学部《五八年双反和教改经验交流会的情况和问题》）

据统计，在1958年下半年，北大文科各系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批判，受到批判的教授有17人，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校长马寅初。但是这场大批判却是虎头蛇尾，声势做得很大，嗓门喊得很响，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低调地吹号敛旗，众将们又习惯性地等待下一次斗争的呼唤。

1958年至1960年在北京高校有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斗争鼓动最闹、战火烧得最旺的时候，领导层又怀有担忧之心去败火，去说一些留有余地的话语，努力显示政策怀柔、平衡的一面。火力强弱变化的根由，当然有物资匮乏、民心波动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跟高层貌似饱满而又脆弱的疑虑心态有关，高层在一些胜算败算的时间节点上并不想过多刺激知识界，避免树敌过多，招致政治上不必要的无谓麻烦。

1958年12月26日，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召集北大、清华等12个高校党委书记，重点说明三年来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成长很快，老知识分子相形之下感到灰溜溜，批判到这个时候，要转到着重在具体工作中团结帮助他们。1959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一反以往对资产阶级教授猛攻的势头，会议纪要委婉地说到，“在党委领导下教师在教学中发挥主要作用，教学相长。”会议指出有些地方有一场混战的情况，强调贯彻百家争鸣，教学改革不提口号。到了1959年7月，市委宣传部、大学部借总结五四学术讨论的情况，肯定1958年群众性的学术批判运动是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锻炼新生力量。但也指出运动也有简单粗暴的缺点，重点批判对象过多，对于左中右缺少区别对待。（见1959年7月10日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关于五四学术讨论的情况报告》）一般来说，文件中的话语说到此地步，各单位就明白这一场批判到了收尾的阶段，宝剑入库，鸣金收兵。

1961年间，在全国范围内生产滑波、民生凋敝的大背景下，高校党组织对过去几年政治运动、思想批判有所甄别并大批量地向人道歉，敢于承认其间发生的错误，说了不少软话。1961年高校发布的正式文件多半带有检讨的成分，登载很多“神仙会”与会者怨气发泄的言语，对于指责的语句也能默然接受。这个阶段高校党组织的柔软身段和低头认错的功夫确实令人诧异和释怀，他们承揽过错的程度甚至超过老教授们的想像。

譬如说，对于1958年涉及批判马寅初的双反运动的严重后果，人们多半语焉不详，不敢触及，但是在1961年8月有一份大学部文件就清晰地表达道：重点批判对象过多。对于左、中、右缺少区别对待，对于某些有错误的学术思想的人不适当地扣上“反动”“白旗”等政治帽子，对这些人的学术成就有一概否定的倾向。批判中有简单化的缺点，说服力不强，对一些需要展开讨论的学术问题，也轻率地下了结论，甚至有压服的情况。（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

这些近乎真实的历史性结论在当时就已经做出，对运动的恶劣效果也是明了在心的。可是转眼到了1963年，这些曾经的、暖人心的甄别语言刹那间都随风逝去，政治形态很容易又恢复到原来凌厉、无情的本色。

五

1959年底，还是有些单位对斗争恋恋不舍，以“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为理由请战。北大党委书记陆平1959年12月30日特意致信市委大学部正副部长吴子牧、宋硕，谈到自己对这一段形势判断的观点：“当前以及这次反右后，学校阶级形势变化的估计并以此对今后如何在学校中坚持进行灭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与彻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密不可分的。从这次反右来看，党员干部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得极不深刻，缺少远见。”他说，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艰苦努力，于最短期间内解决一支包括各主要学科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真正占领教、科阵地，这是十分重要的事。过去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如真能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可以大大加速，看来三-五年完全可以办到，那么党的领导最后才能巩固。（见1959年12月30日《陆平致吴子牧、宋硕》手稿）陆平的“重建师资说”，建立纯而又纯的红专队伍，实际上变相采用了“排除法”，包含对资产阶级分子的错误教学、观点的斗争和剥夺，阶级界限分明。

对斗争最着迷的当属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当全党工作有所缓和之时，他永不松懈的战斗热情、坚定的嗜好还一直拉动全国文教战线向左倾斜的姿势。1959年11月召开中央文教会议，他还高调宣布文教方面知识分子多，右倾很严重，要反透右倾。陆定一说，今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左”还是自己队伍中的问题，右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大张旗鼓地反。

到了1960年3月，陆定一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发言说，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西方老祖宗，涉及政治、历史、教育、经济、哲学等领域，并具体地提出国内的巴人、李何林、尚铖、雷海宗、马寅初等人为批判对象，立即组织所有文科院校发动群众进行批判。他的发言展现了如此宽广的批判大视野，连党内干部都惊乎其斗争的特殊学识：“学术思想斗争要追到老祖宗。文学的祖宗是十八九世纪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哲学思维与存在问题上有否认同一性的倾向，祖宗是康德，不可知论，思维不能认识存在。教育学，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还要第二个仗、第三个仗地打下去，祖宗是夸美纽斯。法律、新闻等也有老祖宗，都是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学术的高峰。”（见1961年12月市委大学部整理《有关高等学校的文件的一些问题》）

除了斗争主题，陆定一对十年一贯、十一年一贯制的学制试验特别感兴趣，说话极为夸张，譬如“现在对天盟誓，以后永远要搞（教学）实验。”“二十年能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试验搞好，全国过渡过来，死也瞑目了。意义很大，等于缩短一个五年计划。”

在这同时，中宣部将《关于组织文艺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遗产问题向中央的报告》的草稿发到北大、师大、人大党内讨论，作为战斗大纲提前供重点高校把握。北京学术界已经着手开展对巴人、李何林等人的批判，专门组织的一批大批判文章陆续见报。

1960年3月中宣部上报“关于学术批判报告”草稿，通篇都充满浓郁的火药味，每隔三四句就会不自觉地跳出“批判”的字眼，譬如：“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文艺研究著作中所表现的某些错误论点和教条主义倾向，也要适当地加以批评，还可选择一些在青年中间发生了显著消极影响的作品，大张旗鼓地展开批判。对于现代欧美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思潮及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应当予以彻底的批判。”陆定一已经拧紧战斗之弦，容不得下属文教单位一丝喘息。此时节生活物资极端贫乏，社会初显动荡不安的痕迹，中宣部主管的思想斗争反而没有见缓，实际上已打上鲜明的陆定一的个人印记，如果没有陆的步步紧逼和全力推动，可能1960年的思想斗争景观就会大大不同。

1960年初期，中宣部直接指导北京市展开对修正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观点的批判工作，指定的主要靶子是巴人、马寅初、尚铖。5月初中宣部提出具体的操作细则，其中有一条为“在经济学方面进一步深入批判马寅初和马尔萨斯、新马尔萨斯学派”，其它还有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讨论中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并准备批判康德；在历史学方面批判尚铖并准备批判“食贷”派。当务之急是如何组织力量，搜集关于巴尔札克、康德、食贷派、马尔萨斯等西方老祖宗的详细资料，准备进行彻底的有分析或有说服力的批判。（见1960年3月17日市委大学部《在高等学校中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情况和意见》）

1960年7月间陆定一又提出文科教学改革，要在文科教材中消灭修正主义的痕迹。7月30日市委大学部召开专门会议，压力颇大的大学部部长吴子牧压不住火气，在会上把话说得很重：“最大的紧张是在我们的教材中有修正主义观点，你再讲修正主义，你就会碰到最大的紧张，就要对你进行斗争，那时才真正紧张。不改掉修正主义，党委书记能睡得着觉吗？一定要把住这一关，谁再继续教修正主义，明知而故放，谁就是犯错误，就是犯罪。”他把问题突然上升到犯罪的高度，让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二年后，吴子牧反省说，自己当时发言确实不够冷静，让同志们倍感压力。回想当年中宣部强加的措施，他反问道：“当时提出要求教学改革，要求检查修正主义是不是有根据、有必要、有效果呢？”他也承认，1958年以后双反运动固然使文科教学开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也有过火的地方，如过多地否定某些老教师的学术成就，把有些学术思想提高到政治思想上来批判。（见1962年4月10日《吴子牧同志在市委扩大会议期间在高教口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60年春季，由于受陆定一及中宣部的直接影响和管制，市委大学部对高校知识分子队伍的整体判断过于悲观和消沉。他们整理出一份材料，内中称全市高校教授、副教授共1169人，其中左派只有23。7％，这部分可以算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其余76％的人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围。整个教师队伍一万四千人，也有57％的人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旧教师中许多人在解放后虽有很大进步，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转变过来。（见1960年市委大学部《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情况简介》）这就配合了上级领导部门偏左的估计，为全面打击旧资产阶级分子提供第一手材料。1962年开完广州会议，形势趋缓，为知识分子松绑的呼声高涨，吴子牧为此诚恳检讨道：“我们当年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状况的估计、认识落后于实际，应当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应当再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他们的消极面、缺点多，未能全面地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见1962年4月10日《吴子牧同志在市委扩大会议期间在高教口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与1958年相比，1960年北京市已深受副食品、粮油匮乏之困，底气不足，人心惶恐，市委已无精力去掀动新一轮批判热潮。对于中宣部的斗争布署，市委及市委大学部明里支持，暗地里却划定很多限制的圈圈，比如说“批判的对象只限于中央提出的几个人，不要再从学校中另找靶子”。结果北大草草地发了几篇批马寅初的文章交差，上报时称“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批判了马寅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过了一段，悄悄地连马寅初的大名都不见了。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做法实属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致使马寅初侥幸地躲过一场原定到来的斗争风暴。此时马寅初被免去校长一职，很快成为知识界一只销声匿迹又臭名昭著的“死硬老虎”。

1960年前后陆定一强力支持的新一轮学术批判运动，在全党应付灾害、人祸的时段确实难以为继，党内响应声音太弱，很快就泄气般地收场了。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在同一时间段，国务院文教办主任林枫于4月中旬召集来京开会的几个省市文教部门负责干部，讨论了中央教育部替中央和国务院起草的“关于解决当前学校秩序”的十项规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开展学术讨论，不能简单化，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来解决学术问题”。（见1960年4月24日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致邓拓信函《关于目前学校秩序工作的安排》）这表明高层还是有人注意到不适的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不主张都用大批判开路的方式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

我们之所以详细追述这场斗争有气无力、人算不如天算的漫长过程，就是想说明一点，在陆定一预定安排的批判格局中，马寅初始终是其间一个主要的挨批对象，长久置放在全国性被批判的前七八位名单之中，每份文件中马的名字都会频繁出现。在陆定一的脑海里，马寅初这杆大白旗最具批判的价值，他在北大的倒台和理论上的破产都寓意深长，标志着大学文科社会主义教育革命重大的胜利意义，大大提高了对现代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识别能力。

不同的人在做不同记挂的事。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在甄别时承认，那场大批判重点对象过多，批判中有简单化的缺点。而在参观一次高校展览时，看到没有思想批判运动的展板内容，中宣部于光远等一些中层干部忍不住建议多设立一块黑板，可以在标题不点马寅初等名字，但关于这方面内容一定要表现出来。他们担心地说：“否则会使人误会，去年大搞学术批判是否搞错了？”

辨别是否错误，整整经过二十多年了才有最终的结果。其时马寅初已是近百岁老人，荣辱早已不惊。

六

1958年北大组织数千名师生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马寅初与新到任的党委书记、副校长陆平一起去看望教师学生。学生们见到上岁数的马寅初亲自来到沙尘飞扬的工地慰问，颇有些感动。一些学生忍不住喊道：“向马老学习，做马老好学生。”在一旁作陪的一位北大干部见了颇为不满，后来向市里汇报说，学生对旧专家老教授迷信，根本不提我们的党委书记陆平同志。（见1958年5月21日《高校党委宣传工作会议大会记录》）

由此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党务干部对领导人物的厚薄态度，对党的领导干部的尊崇是相当自然的，认为学校工作非党的领导不可。我们可以退一步设想，假如马寅初握有校长的实际权力，他能搞好北大的全面工作吗？答案是超乎其难，时代已经根本不赋予了他天时地利的条件，他无法具备驾驭超速失控、不按常规行驶的列车的能力。反过来说，马寅初不掌实权应属他个人的幸事。

譬如，北大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共批判教授、副教授48人，占教授、副教授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其中，在双反运动中批判23人，在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中批判18人，1959年底至1960年初的教学检查和编书工作中批判16人。（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这些俗称大批判的“脏活”，事无巨细，都是要反复承受人心的巨大折磨，表现教条般的死硬态度，不能有一丝温情和犹豫，才能冷漠对待昔日的同事，从容布置斗争方案。马寅初下不了手，他后半生中只有被人批判被宰割的痛苦经验。

1959年市委及北大党委对外最爱显耀的一个事情，就是北大从1907年到1948年四十一年间才毕业学生六千六百一十四人，而解放后十年间就毕业了七千八百七十七人。（见1959年9月市高校党委《首都高校教育十年成就》）北大1958年号称完成二千多项研究项目，一年成绩就远远超过院系调整以来六年的总和。但事后一细察，发现科研水平大多估计偏高，所谓达到国际水平的项目存在虚假水分，不少科研产品无法使用、生产。校方一方面检讨说，由于缺乏经验、资金，突击性大，工作比较粗糙，情报不灵。另一方面校方此时还咬牙坚持说，弄虚作假只是个别的。（见1959年4月18日市委大学部《北京市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各科的科学研究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这种头脑发热的学术虚夸，对于北大是个抹不掉的“历史污点”，马寅初作为一校之长，其中的内心受损、颜面屈辱是较为强烈的，可是他又需担什么责任呢？

1959年11月教育部开始布置教师提升和确定教师职务的工作，这是一次完全依据政治运动的成败来论的职称评定。规定中明确表示：“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一些从党政机关调来任教的教职员工，缺乏文化水准，连教育部的请示报告中都明确称他们“比较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工作”，就因为经过革命运动的锻炼，有直接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培养前途，就被党组织授予较高的职称。（见1959年11月3日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继续办理教师提升和确定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对这样非学术性、只单纯考虑党的斗争利益的职称评定，马寅初绝对不能认同，估计他去签字心里都会发虚。

1959年3月起，受市场紧张的波及，北大的食堂大锅使用情况告急。北大原有二十口大锅，但三分之二是坏的，都是补了不少补钉，其中有七至八口随时都有掉底的危险，几千人吃饭就会受到严重影响。9月份开学后学生、教职员工又得增加五千人，计划再开辟两个食堂，需新添八口大锅。陆平原任铁道部副部长，他为此事回铁道部奔跑多次，央求旧部属为北大救急。他又跑到市委找主管生产的常务副市长万里帮忙，恳请在工业系统内部突击解决。但是就是这么一大圈的折腾，最终陆平只是无奈地借到一口小锅。（见1959年3月8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部分高等学校对日用工业品需要的情况》）为了几口炒菜锅，人脉资源如此丰富的陆平尚且这样，书生气十足、不识中共内部运作的马寅初更会一筹莫展了，可能最多找一找相识的陈云帮忙。大锅尚未解决，学生又反映由于灯泡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八个学生住一间的宿舍，不少已由两盏灯减为一盏灯。北大在全校范围内又缺饭碗一万个，总务人员多次跑到市场上去看，发现只存有少量高级细碗，贵的七至八角才能买到一个，最便宜的小碗也得有一角四分钱，但因体积太小也不便于学生使用，货源也不充足。学生对此发了很多牢骚，陆平他们又得开始新的一圈恳求。

1959年4月大米供应紧缺，市面上出现波动。各高校党委遵从上级指示，开始紧急布置相应工作安排，譬如要求全体党员不许抢购大米，在家中自觉地少吃大米，及时了解群众反映，并在此问题上保守国家机密。这样的活动工作量大，机密性强，掌握分寸很重要，说话口径也颇有难度。这样的事情让经济学家马寅初去操作，一定是嗫嚅不止，万般苦恼。

这就是马寅初当年所面对的历史特定情景，他上不了火热的前台，只能萎缩在历史暗处安顿自己不安的心境。后来的人们只熟悉他在学术领域的那份坚韧和骨气，他在北大苦涩的旧事所蕴含的困顿和难堪同样值得我们去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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