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林：“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益阳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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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安林

四清运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四清运动中，湖南是表现最积极的、也是开展运动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特别是运动期间在益阳县发生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对全省四清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波及全国。为此，本文试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述评。

　　一、背景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四清运动。会议期间，毛泽东高度评价湖南省前一段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向与会者推荐中共湖南省委写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党委写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文件。毛泽东赞扬说：“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前十条》列举了9种“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的表现，指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打击贫农、下中农，拉拢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利用宗教和反动道会门欺骗群众等等，“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它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很猖狂；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前十条》引用中共湖南省委一个报告中的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得出结论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前十条》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如此，强调要“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前十条》规定“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实行“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规定干部要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认为不这样，“势必出修正主义”。《前十条》还特别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多少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5月22日至6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前十条》。会议对全省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过分夸大的估计，并决定按照《前十条》部署开展四清运动，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展开。

　　二、酝酿
　　按照中共中央《前十条》的精神，1963年8月，中共益阳地委组建四清运动工作队，抽调地委、行署各系统干部400余人进行集体学习，要求工作队队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前十条》的精神，到益阳县迎丰公社开展四清运动。
　　迎丰人民公社地处资水北岸，距益阳县城15公里，位于沅江、益阳、汉寿三县交界之处，公社管辖20个生产大队，224个生产队，4658户，20254人，全公社一共有干部1072人，党员307人。
　　8月30日，以地委书记为队长，地委办公室主任为副队长的四清工作队进驻迎丰公社，益阳县委也派出政府办主任带领20名干部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四清工作队一到迎丰公社，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前十条》，成立贫协组织，层层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帐目、仓库、财务、工分。工作队清理的结果，认定100%的公社干部、94%的大队干部、86%的生产队干部有经济问题。被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的粮食有181611公斤，现金有75369元，另外还有一批实物票证等。被认定有严重问题，是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干部有394人，占干部总数的23．7%。被认定有严重问题，是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党员一共有135人，占党员总数的44%。
　　工作队完全凌驾于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之上，一杆子插到底，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成立了贫协小组、贫协会组织。然后，工作队利用贫协组织对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工作进行协助和加强监督，发动群众开干部的批斗会、算帐会。工作队运用土改对待地主的办法来对待干部，开展所谓对敌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工作队还利用贫协组织作为打击干部的工具，而有些贫协组织成员的思想素质极低，揭发出来干部的许多所谓“问题”，往往无不纠缠着个人的历史恩怨、意气和成见，甚至还有弄虚作假，夸大事实，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但却被工作队上纲上线，一律以阶级斗争问题来对待处理。造成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工作队、贫协组织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情绪的积累和加深，就孕育形成了后来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
　　至同年11月30日工作队撤离，整个运动历时了3个月。在运动中被行政开除的干部有15人，受到其它各种行政处分的有3人；被开除党籍的有46人，留党察看的有7人，撤销职务的有14人，受到其它党纪处分的有1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2%。
　　工作队离开后，在运动中积聚起来的矛盾开始激化，有些被整过的干部对贫协组织进行报复，实行“反清算”。这进一步加剧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64年1月，中共益阳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部署全县学习中共中央的《双十条》。根据县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迎丰公社于2月19日至20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的预备会，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传达了县委指示，会上，公社党委委员黄月藻为他在前一段四清运动中挨过整的问题发了一通“牢骚”，许多有过同样遭遇的大队支部书记在会上也出“怨气”。匡爱国批评他们说，有意见、有怨气，只能讲到今天为止，明天在大会上不要说了。
　　2月21日至26日，连日大雪纷飞，地冻天寒，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召开。参加人员有公社三级干部、全体党员和在四清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贫协会负责人一共有360人。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学好中共中央《双十条》，巩固四清运动成果，掀起春耕生产高潮。会议由匡爱国主持。这次会议是在传统的春节期间召开的。由于前一段搞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会议开始时普遍存在着几种思想状况：一是厌烦。听说这次会议是学习中共中央的《双十条》，大部分人感到厌烦。二是盲目乐观。有的人认为通过运动，已经一劳永逸地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三是有怨气。少数干部对工作队在四清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满腹牢骚。四是对会议有误解。一些干部怕又要“洗澡”，放“包袱”，故意躲避。例如：柏荫村大队烟墨塘生产队队长龚雪枚，听说公社要开会，就躲到岳母家里。他说：“去年开会搞四清，这次开会恐怕会搞八清，当家三年狗都嫌，从今后我不当队长了，任你九清十清。”五是怕困难。一部分党员干部，看到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畏惧情绪，不想来开会。
　　 在会议讨论发言中，一些干部纷纷指出四清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意见最多的是认为在运动中对干部大搞逼供信，整狠了、过头了、经济退赔多了。有几个生产大队的干部，在讨论中发了一通牢骚，认为干部是运动中挨整的对象，因此，不愿继续当干部了。而参加会议的贫协组织负责人感受到会议的气氛对自己有压力，认为是针对自己来的，抵触情绪也很强烈。讨论中双方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局面。匡爱国为了完成县委领导交待的任务，达到搞好团结的目的，分别做了干部和贫协负责人的思想工作。24日，匡爱国被县里抽调去李昌港公社进行四清运动，26日的大会总结，由社长张锡祺主持，他在总结报告中说，会议开得很好，会议期间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明，干劲越来越大。
　　三、形成
　　中共益阳地委和县委了解到在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有一部分干部、党员和群众在思想上对四清运动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抵触情绪，于是得出结论，认为迎丰公社的四清运动是不成功的，是一次严重的翻案事件。5月下旬，中共益阳地委、县委联合组成“迎丰事件”专案组，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大规模的调查，搜集整理材料。
　　6月上旬，一位中共湖南省委候补书记来益阳，听取中共益阳地委有关迎丰公社四清运动情况的汇报，汇报中反映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劳动力外流；赌博、投机倒把现象猖獗；少数干部不挑担子；有些人对四清工作队有意见；个别干部反攻倒算翻案等情况。他认为这一问题十分严重，必须严肃查明处理，并指示把情况报告省委。6月中旬，迎丰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赶快写出一份《益阳县迎丰公社社教运动后出现的问题》的调查报告，由地委办公室打印出几份，供领导人参考。一位地委副书记将一份调查报告邮寄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调查报告于6月12日送到中共湖南省委。7月21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一位省委候补书记，路经益阳沙头，中共益阳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向两人汇报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出现的问题，两人当即指示，迎丰公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一定要严肃处理。责成地委、县委继续调查。这时又传来了刘少奇7月“郑州讲话”，说反扑四清的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案件处理。这就使迎丰公社发生的事件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阶级斗争之弦也越绷越紧。中共湖南省委将刘少奇“郑州讲话”的原文印发给中共益阳地委。地委认真学习领会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后，派出一名地委监察委副书记和益阳县监察委的干部共同组成地、县联合调查组，到迎丰公社进一步展开调查。他们调查后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扑四清运动的严重事件，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将他打成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反扑的典型”。
　　8月8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长沙，留湘期间，专门听取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关于“迎丰事件”的汇报，并且看了相关的材料。10日晚，刘少奇在接见省委常委时，对“迎丰事件”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认为“迎丰事件”是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因此，必须反击。省委第一书记随即对益阳地委书记说，“迎丰事件”是现行反革命事件，刘少奇已经点头，并要求益阳地委书记以地委名义向省委写报告，益阳地委书记当即要求有关部门将报告赶快写出来。8月11日，《中共益阳地委关于处理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决定》和《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公社书记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共湖南省委。中共益阳县委听取地、县委联合检查组的调查报告后，县委常委会进行了3次讨论研究，写出《中共益阳县委关于迎丰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反党、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报告》，送给地委和省委，并且对“迎丰事件”中的当事人作出严厉的处理。
　　匡爱国：原公社党委书记，是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定罪法办。黄月藻：原公社党委委员，是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运动前办了许多坏事，运动中表现不好，运动后又进行了反革命活动，现巳开除党籍，开除工作，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定罪法办。张锡祺：原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长，参与匡爱国、黄月藻的反党活动，支持他们翻案倒算，并且擅自撤换运动中培养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让坏人重新当道，运动后又搞新的“四不清”，新的男女关系，影响极坏，予以开除党籍，行政上撤销社长职务，工资级别降一级。周建秋：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武装部长，积极主张在三级干部会上大出“怨气”，到处煽风点火，捏造是非，诬蔑工作队，是这次反革命活动的成员之一，予以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廖长生：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社长，参与匡爱国、黄月藻的反党活动，支持投机倒把，支持翻案倒算，企图复用运动中清除出去的地主分子，不受理贫农、下中农正当的申诉，品质恶劣，予以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级别降一级。廖伏生：原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对匡爱国、黄月藻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行，不但不斗争，不向上级反映情况，反而企图混水摸鱼，为自己的儿子翻案，这次检讨较好，予以撤销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及贫农下中农协会主任的职务。
　　在中共益阳县委对匡爱国等人作出处理决定的同时，益阳县公安局向被隔离审查的匡爱国、黄月藻签发拘留证。
　　8月14日，中共益阳地委向省委写出了《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8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以题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教训》一文，将益阳地委的报告转批全省，并报送中共中央。9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湖南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教训和江苏淮阴地委张景良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两个文件的批示》中指出：益阳县迎丰公社“是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公社，在运动中，初步地发动了群众，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是运动搞得较好的地区。但是工作队和地、县委都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或不够坚定，贫下中农和其它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必须处理的干部问题没有完全处理，因此，在工作队离乡后，发生了很大的乱子，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以公社党委某些负责人为首，纠集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及其坏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攻，实行倒算，对许多贫下中农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严重的打击报复，企图摧毁上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并且严重地妨碍和破坏了生产。湖南省委批语说得对：‘益阳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必须按现行反革命事件来处理”。中共湖南省委的批语指出：“益阳县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公社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对广大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进行反攻倒算和打击报复，对党中央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对工作队大肆谩骂污蔑，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利用所窃夺的公社党委的领导地位，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进行组织准备和煽风点火，从而在全公社范围内形成了疯狂的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反革命逆流，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出笼，疯狂地向社会主义进攻。省委认为，迎丰公社事件，绝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也不是什么一般的出‘怨气’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告诉我们，迎丰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彻底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农下中农，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敌人没有真正被打倒，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照旧把持着党的领导权，并且受到他们的根子从上下左右而来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事件告诉我们，越是革命不彻底，就越有可能出大乱子，奉劝那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彻底革命的同志们，认真研究迎丰事件的教训，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让大大小小的匡爱国把持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权，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把持一个公社，这个公社就改变颜色；他们把持一个县，这个县就改变颜色。由此类推，将会出现多么危险的情景！”“省委批准益阳地委对匡爱国的处理意见。在处理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事件时，应召开全公社的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表明党和政府的立场，给贫农下中农撑腰，充分发动贫农下中农，团结广大群众，反击反革命势力。为了有力地组织反击，建议益阳地委派出强的工作队，到迎丰公社重新发动群众，整顿干部队伍。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于公社和基层干部中有反攻倒算、打击报复行为的人，作深入地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重新处理；对于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根子，一定要追查清楚，作出处理。” 由于“迎丰事件”已被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中共益阳地委和县委同意将匡爱国等人逮捕法办。9月10日，匡爱国、黄月藻二人被捕入狱。
　　四、扩大
　　为了彻底搞清楚“迎丰反革命事件”，中共湖南省委派遣一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率省委调查组来到益阳，并且指示中共益阳地委将以前参加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工作队的干部抽回来再搞一次运动，对迎丰公社“反扑”四清运动的反革命事件进行全面“反击”。
　　9月12日，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队长、地委副书记为副队长的四清运动工作队一共有510人，浩浩荡荡再次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击”。工作队广泛搜集迎丰公社三级干部“反扑”四清运动的“罪证”，对所有干部采取既进行背靠背的酝酿，又展开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在调查取证时，采取高压政策，实行跟踪看管，搞逼供信。
　　10月13日，新组成的迎丰公社党委会在驻社四清运动工作队包办授意下，向中共益阳县委递交了《关于对迎丰反革命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当天，中共益阳县委向益阳地委呈送了《关于对迎丰反革命事件中公社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0月14日，益阳地委向县委发出《关于对迎丰反革命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批复》，对有关人员重新加重了处罚。原公社党委副书记、社长张锡祺，是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法办。原公社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周建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法办。原公社党委委员、副社长廖长生，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留用察看，降低工资，下放劳动。原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贫协主任廖伏生，撤销贫协主任，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劳动。
　　11月20日，益阳县人民法院在迎丰公社公开审理“以匡爱国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扑报复案”，认定匡爱国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有期徒刑7年；认定黄月藻为反革命犯，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两罪并罚，判有期徒刑10年；认定张锡祺为反革命集团要犯，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3年，交公社执行；认定周建秋为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生产。
　　省、地、县委四清运动工作队从1964年9月重新进驻迎丰公社进行“反击”，到11月底，历时两个月，12月初进入复查，一直到1965年4月底，又历经半年之久，才“得胜回朝”。经过复查“反击”所获“战果”如下：
　　彻底铲除了匡爱国、黄月藻、张锡祺、周建秋等“反革命集团”，全公社三级干部清查出利用职权贪污多吃多占的粮食有316570斤，人民币有118666元。除公社一级干部全部定罪法办和查办外，146个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有80人，占55%；1213名生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有267人，占22%。在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有3人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64人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在“反击”中，全公社1072名干部党员，受处分的有70人，其中法办23人，党纪处分31人，行政处分13人，团纪处分3人。
　　为了进一步扩大“反击”战果，省、地、县委还成立了“追根组”，对于凡是在1963年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去过迎丰的各级干部(大约100余人)，一律进行追查，写出交待材料。其中的一些人在捕风捉影、上下株连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处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中，根据“有错必纠”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共益阳县委和地委于1979年2月，公开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彻底平反，凡是因这一事件受到牵连的人员一律恢复名誉。


　　(本文作者是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


　　 选自《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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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不应忘记的往事
——采访匡爱国等同志

姚时珍

作者： 发布时间 : 2016-10-21 发布单位 : 益阳市政协 点击数：11次

    1964年冬，一个穷乡僻壤的乡村——湖南益阳县（现为资阳区）迎丰桥公社，发生了一庄被定性为全国皆知的反革命事件。事隔45年后，我们怀着一种了解事件全过程，对事件解密的心态，走访了70多岁的当事者——时任迎风桥公社党委书记的匡爱国及当时几位主要见证人。
    当年那一卷卷发黄的“机密”档案卷宗，我们查阅着，用历史的眼光，审视那特殊年代里这不可思议的全国著名的“迎丰桥反革命事件”。我们陷入沉思。
    2009年4月8日，我们和益阳市党史办、资阳区委办的同志乘车来到资阳区迎风桥镇，座谈迎风桥事件的全过程。整整一上午，几位老人心痛地叙述着事情的全过程，讲述着当时的情景。
    这一场采访，我们策划了好几年，一直寻找着机会。我们还听到一些老同志说，匡爱国已不在人世了，采访不到了；一些年轻的同志的说，陈年旧事何必再翻出来……这样更激发了我们采访的激情。
    迎风桥镇离益阳城区约10里路，与沅江市、汉寿县交界，长常高速、益沅公路在此处交汇。修建于1958年的迎风水库让这一大片良田旱涝保收。车子驶进迎风桥镇，我看到路旁的水田已翻耕，正在迎接着春插，田里油菜花香，到处是耕种的农民。

好像“李月辉”
    由于资阳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曾在迎风镇担任书记多年的王剑鸣同志精心安排，匡爱国等四位老同志早已接到了镇机关。走进镇机关二楼小会议室，四位老同志忙向我们打招呼。我连忙问，哪位是匡爱国同志？一位70多岁，身着蓝布制服，精神抖擞的老人站起来微笑着应道，我就是。我们沉默了片刻，连忙抢着问候。啊！我头脑里即刻涌现出一个形象，这不就是《山乡巨变》里描写的那个说“小脚女人也是人”的乡支书李月辉吗？
    我们首先询问匡爱国同志的简历。他告我们：1933年8月29日出生于迎风桥乡红星村大屋村组，1950年参加工作，1953加入共产党，1956年担任迎风桥乡党总支书记，1958年——1960年担任迎风桥公社党委副书记，1961年——1964年担任迎风桥公社党委书记。1964年冬因迎风桥公社社教反扑事件被逮捕判刑7年，在西湖农场劳动改造，1967年8月由当时的公社军管小组接回迎风桥家中管制劳动。1979年2月9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纠正益阳县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问题的知通》（湘发<1979>7号文件）予以平反，3月2日益阳地委发文恢复匡爱国党籍、干籍。1980年2月匡爱国任李昌港公社党委副书记，1982年任新桥河镇党委书记，1984年调长春区委工作，1993年回迎风桥镇退休，退休后一直担任镇机关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三位同志：中国银行退休干部，曾在迎风桥公社工作过的78岁的曾旦坤。从1949年起一直在迎风桥工作的，79岁的退休干部鲁桂苏。从1955年起一直在迎风桥工作的，71岁的退休干部陈春生。他们都是迎风桥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三位老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和匡爱国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是一个为人老实的人，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一个一心为公的人。在座谈中，匡爱国平淡地叙述事件经过，对自己遭遇的苦难没有讲一点怨言。面对着匡爱国老人，我感慨万千，心想，这样一个忠厚的、老实的农村基层干部，多像周立波笔下的“婆婆子”李月辉啊。
    调查会后，我们又在市挡案局查阅了有关迎丰公社事件的中央、省委、地委文件，询问了几位市直知情的老同志，了解了迎丰事件的来龙去脉。

    所谓的反扑与反击
    从196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到1966年文革结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我们这一辈人已是不甚了了。来调查之前我略微翻阅了一些材料如《毛泽东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座谈开始时，我们首先讨论了一番社教是什么，四清是怎么回事。匡爱国同志介绍，四清有小四清、大四清之分。小四清是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大四清是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解决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四不清”问题。当年指导社教工作即四清运动的中央文件是“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社教的过程是进驻工作队、宣讲文件、干部洗手洗澡，建立贫协队伍，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等等。
    匡老介绍，当年的迎风桥公社管辖20个生产大队，224个生产队，4658户，两万零两百人。全公社有干部1662人，党员307人。1963年8月，中共益阳地委决定益阳县迎风桥公社为全地区社教的试点。8月30日，由地委书记周继舜任队长、地委办主任陈立达任副队长的400余人的工作队进驻迎风桥公社，开展四清运动。
    工作队进驻后按当时中央文件要求，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算帐会、批斗会，沿用了当年土改运动中农民斗地主的方法对付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生产队干部靠边站，成了批斗清算对象，干部洗手洗澡，人人过关。干部中存在的许多一般性问题被工作队夸大事实，上纲上线，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处理，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弄虚作假。11月30日，工作队撤离，迎风桥社教试点宣告结束。三个月里，100%的公社干部、94%的大队干部、86%生产队干部被认定有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清出的利用职权贪污、多吃多占的粮食181600公斤，现金75369元。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有严重问题的干部394人，占干部总数约25%。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有严重问题的党员135人，占党员总数的44%，被行政开除的干部15人，受行政处分的干部3人，撤消职务的14人，被开除党籍的46人，留党察看的7人，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2%。
    工作队的作法使迎风桥公社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对立情绪。
    1964年2月19日、20日为传达益阳县委扩大会议精神，迎风桥人民公社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的预备会。预备会参加人员为公社干部与大队党支部书记。匡爱国传达了县委扩大会议精神。公社党委委员黄月藻在发言中把衣服一脱说，前段运动搞逼供信，搞狠了，过头了，发了一通牢骚。一些大队党支书也在会上出怨气。匡爱国在会议结束时说，有意见、有怨气只能讲到今天为止，明天开大会不能再讲了，保证开好三级干部大会。
    2月21日至26日，迎风桥公社三级干部大会召开，参加人员有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全体党员，四清运动中成立的贫协组织负责人，一共360人。会议按照预定主题召开：传达县委扩大会精神，学习中央双十条，总结四清运动成绩，掀起春耕生产高潮。会议前四天传达精神，学习文件，总结四清取得的成绩，后两天落实1964年生产计划，组织开展生产评比竞赛。会议中匡爱国于21日作了大会动员报告，23日主持召开全体党员会议，24日又在大会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反复强调正确认识形势，正确对待自己，搞好团结，坚定革命意志，挑起硬担子。
    由于匡爱国被抽调参加县委四清工作队，24日他作报告后就离开公社。26日大会由党委副书记、社长张锡祺作总结报告。张锡祺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好，收获大，与会人员情绪越开越高，思想越开越明，干劲越开越大。
在座谈会上匡爱国同志说，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次三级干部大会上多数干部在认识四清运动后农村形势的新变化，明确阶级观点、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两个95%，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密切干群关系，挑革命硬担子等问题上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但也有少数如左家塘、瓦子塘、鲜鱼塘、老案塘等大队的干部有怨气，认为前段四清运动整狠了、过头了，经济退赔多了。有的干部认为当基层干部吃亏，运动中成为挨整的对象，有不愿当干部的情绪。四清运动中成立的贫协组织负责人在前段运动中配合工作队比较积极，认为会议上干部的怨气是针对自己来的，感到有压力，因此讨论中有一种对立情绪。即使如此，只要对会议全过程作客观分析，应该说，肯定四清运动是会议的主流，抵触情绪与怨气是会议的支流。
    但是这次正常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大会被认定为迎风桥公社反扑社教的反革命事件。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匡爱国同志介绍说，这次三级干部大会后一些小道消息传到了益阳地、县委领导耳中，后来一位留守的工作队成员将会上一些干部的怨气向县委作了汇报。中共益阳县委与地委在未对三级干部大会全过程作客观调查的情况下，根据反映的部分干部在会上的不满情绪与抵触情绪作出结论，认定这是对四清运动的翻案。1964年5月下旬，中共益阳地委、县委组成“迎风事件专案组”进驻迎风桥公社，开展大范围的调查，搜集整理材料，6月中旬写出了《益阳县迎风桥公社社教运动后出现的问题调查报告》报送中共湖南省委。7月21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候补书记苏钢路经益阳，专门听取了汇报，作出了“迎风桥问题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要严肃处理”的指示。7月22日，中共益阳地委监委和县委监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进驻迎风桥。
    8月8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来长沙，专门听取了迎风事件的汇报，调阅了相关材料。10日晚，刘少奇在接见湖南省委常委时指出，迎风事件是现行反革命事件，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必须坚决反击。
    8月11日，中共益阳地委作出了解散中共迎风桥委员会的决定，对公社党委成员匡爱国、黄月藻、张锡祺、周建秋、廖长生、廖伏生等6人作出了处分决定，这就是迎风桥流传很久的“匡黄张周反革命集团”。8月12日，由中共湖南省委、益阳地委、益阳县委抽调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队长，地委副书记为副队长的510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其中包括上次社教试点工作队成员）进驻迎风桥公社，直到1965年4月撤离。
    8月14日，中共益阳地委正式向省委报送《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湖南省委于8月15日作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教训》的批示。批示说，迎丰公社事件，绝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也不是什么一般出“怨气”，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中说：“湖南和江苏的两个文件，拟转发各地，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审阅批发。”湖南的文件就是中共益阳地委《关于益阳县迎风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与处理意见》及湖南省委批语。毛泽东于8月27日在刘少奇8月19日的信上批示：“请印发到会各同志”。9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两个文件。中央批示说，迎丰事件是严重的反扑四清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必须按现行反革命事件来处理。
    对迎风桥反扑四清运动的反击力度是可想而知的。被第二次进驻的工作队打倒的干部有一大批。匡爱国念了一连串数字与名单，其中8人被逼自杀，社长张锡祺自杀未遂。在反击中还进行了上下左右株连的所谓追查。追查组对长春区委书记郭玉堂说，你是匡爱国的顶头上司，匡爱国反扑社教，你知道是包庇，不知道是官僚主义。郭玉堂被撤消区委书记职务，工资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县长肖庆云也受到审查。
    匡爱国、黄月藻于8月11日被拘留，9月10日被逮捕。匡爱国告诉我们，宣判大会会场设在左家仑小镇上，是万人大会，人山人海，站岗的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有一个班，拿梭标的公社民兵有一个排。台上大喊，把匡黄张周反革命集团押上台来，上台后拍照，宣判结束。匡被扣上手铐，用绳子绑着推上囚车送进监牢。
    匡爱国说，我的老母亲先天晚上杀了一只鸡煮熟，第二天送来左家仑，但与我只能远远相望，无法送到我手里。我的弟弟在左家仑邮局工作，买了几个包子想送给我路上吃，不但包子送不到我手里，他自己后来以同情反革命老兄为由被开除工作，老弟媳妇也一同被开除，后来俩人离婚。我弟弟在家打单身被管制劳动10多年。
    匡爱国被捕后他一家受到株连，抬不起头，生活困难。1979年他被平反，接到通知去县城拿平反书，这时，他身无分文，只好向一位老朋友借了五毛钱。后来，匡爱国想方设法还了朋友的五毛钱。

匡爱国的“罪名”
     匡爱国告诉我们，1964年11月20日，县人民法院正式作了判决，宣判书因我保管不善，被老鼠与虫子咬坏，只能凭记忆回忆当年定的“罪名”：
    1、我买了公社企业一个旧柜子，四清中被认为是侵占公物，要我退回，工作组派人来抬柜子。我说，这么多人来抬柜子，像扬幡一样。一个公社书记连一个旧柜子也保不住，还有什么搞手。
    2、由于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公社照顾了400斤返销粮指标，工作队认为是多吃多占。我有些想不通，认为是组织研究定的，与其他困难户一样照顾的，不是多吃多占。
     3、匡春喜在四清中自杀，工作队规定亲属不准哭，不准放鞭炮，棺材不准走大路。他侄子来找我，对“三不准”有看法，我回答太不实事求是，从来没有这样规定的。
     4、四清运动后有些基层干部不挑担子，出现一些新问题，如有人的贩卖小牛，有些劳力外出到沅江搬木，有的生产队出现砍树等，我在三级干部会上讲了这些问题，被认为是支持劳力外流、否定四清取得的成绩。
     5、在传达后十条时，有一条是工作队要依靠原有组织，不要包办代替。念到这里时台下议论起来。我放下文件说，有的工作队没   有依靠原有组织，我也有这个看法。这句话被认为是煽风点火。
     6、我说过，四清运动洗手洗澡，人人过关，迎风桥洗的开水澡，香铺仑是洗的温水澡，李昌港洗的冷水澡。当时李昌港进驻的省委工作队，搞“和平四清”，自觉革命，提出不但要揭发干部的过失，也要为干部评功摆好。
     7、认为我庇护、支持了黄月藻。
     从上述“罪名”来看，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反革命罪，但却被判7年刑。多冤呵！
     采访结束时，我们还问了匡爱国一个问题：作家周立波也到了迎风桥，你知道吗？匡爱国说，周立波不是工作队员，他是1964年底社教时，到迎风桥民主二队体验生活。白天去民主二队，晚上回公社和我睡一个房间。大约住了一个月。周立波言谈很少，没有和我谈论过当时的四清。听了匡爱国的介绍，我想，周立波是打算写《山乡巨变》的续篇吧？如何写呢？主人公李月辉、刘雨生后来命运如何呢？根据考证，周立波终于没有动笔。王蒙在1997年说，周立波没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地观察与作者的责任感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实。

     补充一点背景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来龙去脉研究资料不多。《毛泽东传》里专门有一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写得很详细。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还提出，社教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前十条”。这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后十条”，并组织开展“双十条”的宣讲工作，四清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当时总的估计是，农村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问题的党员和干部超过三分之一。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关于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岐公开化，刘提出四清是解决几种矛盾的交叉，毛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派。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会议上，两人发生当面的意见冲突。1965年的1月14日，二十三条定稿，实际上是毛刘争议的一个结论，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意见，也是对前段四清运动打击面过宽的偏差的一种纠正。这次党内最高层的分岐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1966年8月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说刘1964年形“左”实右。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罗。1965年1月，23条发表。（以上均见《毛泽东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可见四清运动是在当年党内分岐与斗争十分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开展的。
迎风桥公社这样一个远离京城的穷乡，为什么引起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关注，成为一个全国出名的反革命典型，必然性是什么？偶然性是什么？ 45年后的今天可以得出答案了吗？一位老同志对我说，在当时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抓一个“反扑典型”有必然性；迎风桥成为这个典型有偶然性。迎风桥事件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东西是什么呢？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认为，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特别要防止干部的“风牛马”作风，即跟风、吹牛、拍马，不实事求是。

    2009年4月25日

    作者简介：姚时珍 女 一级作家 湖南益阳市作协副主席

http://www.yyzx.gov.cn/zxyys/5494/content_247362.html

tuffy05

那个年代，  “作风问题” 很可怕 (2010-10-30 12:39:53)

标签： 四清 往事 杂谈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对其侄子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全国已开展了“四清”政治运动。
   1964年9月，我在湖南益阳师范学校毕业，被幸运地分配到母校任专职共青团委书记。主要是我的家庭出身好，又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比较适合做学生工作。没多久我又借调到中共益阳市委搞中心工作。当时的中心就是全国开展的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1964年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切实际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就发动了在全国城乡开展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
   我被安排在专案组工作，具体任务就是写“处分决定”。益阳市委把领导干部都集中在一个旅社里搞运动。组织他们学习文件后，就动员他们主动交代自己的“四不清”的问题。问题集中在经济和作风方面。作风问题又集中在男女作风方面。把干部乱搞男女关系问题，提高到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平演变”的进攻，这就很可怕了。
   干部一般的四不清问题，就通过作检讨，叫“洗手洗澡”，然后过关，回到工作岗位。问题严重的就立案调查。去参加劳动，听候处理。调查报告出来后就交给我们写处分决定。我写过一个公社书记的处分决定，他的主要错误是乱搞男女关系。他在检查材料中详细交待了和一个女人在何时、何地发生的一次次男女关系。还深刻分析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根源。专案组找了那个女人取了旁证材料，也要她把一次次的情节说得详详细细，在旁证材料上盖上红手印。我记得这位干部受到党内记大过、降级使用的处分。我们写处分决定的有4个人，写了二、三个月，估计处分了几十人。在“四清”运动中益阳迎丰桥公社党委被打成“反党集团”，党委书记匡爱国等就是因为对“四清”挨整有些不满，被定为“反攻倒算”，打成反革命，抓进牢房判了刑，闻名全国，称为“迎丰事件”。宁乡有个生产队长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打成“坏分子”，列入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被监督管制劳动了许多年。“文革”后这些干部才平反昭雪。
    那年代，干部有男女作风问题，那怕只是传闻，就会要影响到组织上对这个干部的提拔和使用，领导会找他谈话，或者在单位的民主生活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在益阳市委工作时，有位同志要求入党，就因为有人反映他有男女作风问题，长时间没有通过。我记得那时还规定男领导找女同志在办公室谈话，一定要把办公室的门敞开。
   现在的年轻人看了电影《山楂树之恋》后，认为老三和静秋的爱情不可思议，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年代，像他们这样最干净的恋爱过程，的确是普遍和真实的。现在的婚外恋和一夜情比比皆是，政府和社会对作风问题大都采取包容的态度，如果在以前那个年代，不知要增加多少“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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