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张敏（敏一鸿）：卞仲耘校长和她的学生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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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一）：卞仲耘校长和她的学生们





卞仲耘校长和她的学生们——“‘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一）- RFA张敏-（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6，08，06）
*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她丈夫王晶垚多年寻求真相，现95岁已不认识人*
2016年8月5日，是“文革”中最早被学生殴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卞仲耘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那年五十岁。卞仲耘遇难后，她的丈夫王晶垚一直坚持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要求追究凶手的责任。他多次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采访。
今年夏天，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带着学生到北京作暑期教学项目。在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前夕，她告诉我，今年九十五岁的王晶垚先生已经不认识人了。


*录音资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谈卞仲耘校长遇难经过*
半个世纪前的“文革”血案之一“卞仲耘之死”究竟是怎样一个事件，是怎样一桩血案？
“心灵之旅”节目开播十八年来，曾经多次寻访过“卞仲耘血案”的见证者和研究者。


现在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王友琴博士简述过卞仲耘校长遇难的经过。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老师当时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17年。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8月5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的过程一开始是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甚至有人踩在她身上。两个多小时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台阶门前。这时候就被放在一个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


大概到了晚上才送到医院，医生说人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


王友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从那天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就可以被一群人就这样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王晶垚保存了1966年8月5日那天卞校长留下来的每一个东西。其中有一件浸透了鲜血的白衬衫，上面还有墨汁写了‘打倒’两个字。还有一块手表，表带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当时戴在她的手上，表带被打歪了，手表也停住了，停在三点四十分，这就是她挨打的时间。王晶垚把每一个东西都用塑料袋非常仔细地包好，然后装进一个皮箱里。他保存着这一切。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录音资料回放：卞仲耘之死与8.18天安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
王友琴：“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呼 ：“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录音资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谈“8.18”毛泽东“要武”说与被打死教师数骤增*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的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的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8月19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0日，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北京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打死。8月22日，北京八中负责人华锦被打死，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教师靳正宇，负责人江培良，和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8月26日，北京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在我的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还记载了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北京25种语文教师陈沅芷，北京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陈经纶中学教师齐惠芹，北京女十中教师孙迪，人民大学附中教师杨俊等被打死。这张名单很长很长，需要一个很长的纪念会来一一读出。他们都在8月的下旬被打死。这个死亡的日期就表明了8.18集会和毛泽东‘要武’的说法的重大作用。”


*录音资料回放：王友琴博士谈宋彬彬的“光荣”与卞仲耘的鲜血*
王友琴说：“ 由于各种原因，这样严重的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甚至也没有得到记录。可是到了（2007年）女附中（现实验中学）的（九十周年）校庆，竟然变成了一种‘光荣’。这个学校做的校庆光盘，题目就叫‘光荣与梦想’。而这张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就印在画册上，也出现在这个光盘上。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王晶垚先生声明：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2014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在一些当年的师生和几位教师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表示道歉。
十五天以后的1月27日，卞仲耘校长的丈夫、当时已经九十三岁高龄的王晶垚先生签名发表了《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其中说“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王晶垚：她们的道歉是虚伪骗人的,她们从来没有抢救过卞校长*
声明发表后第三天1月30日，我就此采访了王晶垚先生，请他谈谈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个《声明》。
王晶垚：“没有别的办法。她们过去这伙人就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弟‘红卫兵’，都是一些杀手。她们道歉不是真实的，想蒙混过关，是虚伪的、假的。”


主持人：“在事实方面呢？您不能接受的理由？”
王晶垚：“比如说，她们明明杀害校长，但是她们说很多谎，说她们抢救了，向医院提出要求如何……这些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


主持人：“您这个《声明》，我们也看到了您的签名、您签字当时的照片，我从网上看到了……”
王晶垚：“证明这个《声明》是由我本人决定写的，我本人负责任。我非常欢迎国内外的读者能够发表意见、我更感谢国内外的读者能够主持正义，谴责他们罪恶的行为。”


*王友琴博士2014年1月31日受访谈王晶垚先生《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2014年1月31日，王友琴博士就王晶垚先生27日发表的《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接受我的采访。
王友琴：“我读了王晶垚老先生的声明，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
首先，他非常清楚的描述了事实。在1966年8月5日，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用暴力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同时他也清楚的描述了这个暴力杀害的后续事件。也就是在北京打死了更多的人，有近两千之多。
第二，他分析了这个暴力杀害的原因，他指出了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红卫兵’组织做了这个在北京历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他也明确的指出来了，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献袖章导致的后边的更大的杀害。
第三，我觉得他明确表达了受难者的家属要求获得正义的呼声。长久以来，这些普通人的受难者不被提到。他们的名字不被提到，他们受难的这些悲惨的过程更不被提到。   
人们压抑了很多年了，是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王晶垚先生站出来大声的告诉我们，这个应该得到正义。我觉得这不只是为了受难者，也是为了年轻的一代，为了民族的未来。”


*王晶垚：这次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没让我参加*
主持人：“这次他们开这个会，宋彬彬道歉，有没有邀请您参加？”
王晶垚：“没有没有，没参加，没人邀请我，没让我参加。”


主持人：“他们又向卞校长的塑像还鞠躬，为什么没有邀请您参加，您怎么想这个事？”
王晶垚：“女附中‘造反’的学生，都是根据毛泽东、共产党的意志行事的。她们是愿意怎么干怎么干，她们根本就……对卞校长也好，对卞校长的家属，像对我本人她们不当回事儿。（开会）她们讲都不讲，没请我参加。反正一句话，现在女附中学生的这次所谓的‘道歉’，缺乏诚恳哪。这些人，她们在女附中里就是犯罪的一伙，她们现在不会讲很真正诚恳的话，到现在为止也还是这样，尽管也同我见过一些面。(长叹)哎！——
你要知道今年我已经……很老啦，93岁。


残害卞校长的就是这伙人，她们现在想自己混过去。过去干了许多坏事，包括她们同我讲话，她们心里是不可能很宽松的。现在她们最近也不找我了，她们表示道歉，表示表示，她以为她就过关了。”


主持人：“您听她的道歉词，按她的说法，道的是什么歉呢？”
王晶垚：“她的说法就是没很好的保护老师。哪是保护的问题？
毛泽东就是到处害人杀人，在他底下共产党系统里面的一些包括党员干部在内，他愿意怎么统治就怎么统治。女附中这个学校就是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子女占统治地位的学校”


*王晶垚：宋彬彬说和刘进阻止了打人，完全是谎话，无中生有，她从来没做过*
主持人：“宋彬彬在这次道歉讲话中，说她阻止了（殴打），只是没有‘强势的’阻止，根据您所了解的情况，和她所说的理由，您是怎么看？您认为……”
王晶垚：“‘阻止了’完全是谎话，无中生有的话。她从来没做过。”


*王晶垚：说李松文带头签名是为抢救卞校长，是谎话，当时卞已经过世*
主持人：“然后她就说当时‘李松文老师8月5日当天晚上，是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
王晶垚：“不，不，没有这个，这完全是谎话。李松文当时我见到过，就是李松文当天（8月5日），到医院之前，我在学校里边见过他，他态度很坏。”


主持人：“有没有这个情节‘带头签名作保是为了抢救卞校长’？还是李松文早早就告诉您卞校长过世了.宋彬彬所说的他‘签名作保是为了抢救卞校长’这个成立不成立？”
王晶垚：“不成立。李松文那天进医院，我先在学校办公室里见到过他。”


主持人：“李松文当时有没有肯定卞校长已经过世了，已经遇难？”
王晶垚：“嗳，已经是，是这样。”


主持人：“那到了医院还有‘带头签名作保抢救’的问题吗？”
王晶垚：“没有这回事。说‘要求抢救’啊，不可能的。这时候人已经早没有了。”


主持人：“在道歉的过程中，宋彬彬的话里内容加入了这么一段，您是什么看法？”
王晶垚：“她们自己为自己讲好话吧。当场那个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都在场，他们都在场。当时卞校长遗体已经在另外一个房间。
这次他们在学校里开会，也没通知我去呀。


*王晶垚：不能让她们混过去。她们应该老老实实地说清楚，承认实际情况*
主持人：“没通知您参加这个会，您怎么看？”
王晶垚：“嗨呀！这个事情可以……所有有关的人员都可以仔细考虑考虑嘛，她们道歉的事，想自己走个过场。”


主持人：“她们向卞校长的塑像鞠躬，可是您这么多年在追问这件事情，却不让您知道，不通知您去，也不邀请？”
王晶垚：“哎，对对。她就算道歉了，她们自己道歉了。她们敷衍一下，作个样子，想抵赖掉她们起的坏作用。她们以为做一些所谓的‘道歉’就算交代了，想混过去。
不能让她们混过去，不能容许。她们应该老老实实地说清楚，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实际情况。”


听众朋友！以上是两年多以前王晶姚先生接受我采访的录音，记录了一个 “文革 ”遇难者家人的心声。一年后，王晶垚先生说话已经有困难。现在95岁的王晶垚先生已经不认识人了。


*王友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调查和理清了“文革”受难者的很多情况*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
现在播出的是“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二集“‘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 的第一篇：“卞仲耘校长和她的学生们”。   
在纪念中国“文革”爆发50周年的时候，我专访了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请她谈谈这些年所做的有关“文革”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
王友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调查和理清了‘文革’受难者的很多情况。我在2000年做了一个网页，把我调查到的受难者的名字按照名字的拼音排列起来。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书《文革受难者》。这个书出版以后，我还继续做受难者名字和他们遭遇的收集工作。


《文革受难者》这本书里有659个人的故事。我继续写这方面的材料，也搜集了更多受难者的名字，但是还没有能力来再出一本书。《文革受难者》是一本很长的书，几乎600页，50多万字。但是，这本书只能在香港出版。”


*王友琴：我的“专题研究”——“斗争会”、“牛棚”、北大“文革”、摧毁日记等*
王友琴：“在最近几年以来，我还做了一项工作，就是我要揭露这些人是怎么被害死的，这中间的迫害的机制是什么。所以，有一个很长的文章叫《文革斗争会》，讲了在文革中间这个‘斗争会’是怎么被使用的，‘斗争会’的结构、功能是什么，‘斗争会’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也对国际的事情……比如说斯大林就没有用过这个形式，斯大林用过所谓‘表演性的审判’但是他还是用的原来的法律审判形式和过程。
这样，我就试图把‘斗争会’作为一个最普遍的迫害工具的情况讲清楚。


我也还在写着一篇叫《文革牛棚》，牛棚是和‘斗争会’一样的‘文革’中间最普遍使用的，也相当有所谓‘独创性’的一种迫害手段。


我已经发表的文章还有《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讲了受难者和‘文革’运动的关系。


同时我也发表了《摧毁日记的革命》，讲了‘文革’是怎么来对写日记的人进行迫害，然后使得发生了不是直接用肉眼看见的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写日记的中国人只好都停止写日记了，因为他们不当然不愿意去坐牢。


这些都是我自己称之为‘专题研究’的东西。我觉得像一个大块的砖、石头啊，对于我们来建构、重建‘文革’的历史、来写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通史，有很大意义。”


*王友琴：现在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重大分歧就是——有没有受难者？*
王友琴：“我也指出了现在我们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重大的分歧就是——有没有受难者？因为‘没有受难者’，这个‘文革’的解释就变得不一样了。
有了受难者，那么‘文革’就是一个罪。这个‘罪’不是宗教里用的‘原罪’的那个‘罪’，也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负荆请罪的那个罪，我说的就是刑事犯罪里的‘罪’。因为‘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在有一些关于‘文革’的书里，他们是无意……或者其实是有意的隐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  ‘文革’中间被迫害死的情况，然后对 ‘文革’的解释就变成了一种仅仅是‘激进思潮的年轻人的狂热的行为’而已，这也是一个应该指出的问题。
这是我这几年来做的主要的工作。“


*王友琴：徐景贤40万字的书没有提到一个“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
主持人：“那么，他们这些人在所见的文章中是否对受难者做了处理，或者有提到，或者根本就没有提到？“
王友琴：“我想，他们首先就是一些‘文革’的活跃人物，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的，就是不提而已。上海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徐景贤，写了一本40万字的书。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一个‘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而实际上，我知道的上海‘文革’被害死的人数字是11,150个。其实这个统计可能是不完全的，但是至少有那么多。但他一个都不提，原因是什么？我想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再作讨论。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讲这样一个分歧，就是‘有没有受难者？’


*王友琴：没提受害者名字的又一例*
王友琴：“另外我们也看到在一个电影里边……电影叫《 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卡玛 (Carma Hilton) 做的。在这个电影里边，有北京的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出镜，他们都讲了他们要说的话。在我的网站上，就有 十个受害者是被这五个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但是这个电影完全不提。
我的网站上讲的非常清楚这 十个人的名字，这 十个人只是我能找到的被这五个中学的‘红卫兵’打死的人，而不是全部，但是他们都没有被提到。”   


*王友琴：我做了几百个学校的调查，在全中国我还没找到“文革”中没被打过的校长*
王友琴：“我最早写的一个大型的文章叫《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在这个文章里，主要写了老师们怎么受到迫害、暴力的虐待，甚至被‘红卫兵’打死，这是1966年8月开始的事情。
这些年来我做了几百个学校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在全中国我还没有找到没被打过的校长，包括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有很多校长被迫害死了，老师不是每个人都挨打，但是被打的、被暴力侮辱折磨的都是很大的比例。”


*王友琴：对老师和对同学迫害的罪行——都属于“群体性的迫害”*
王友琴：“同时还有一个事情可能没有被充分注意到的，就是对学生的迫害。这个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事情，而且跟‘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方式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我最想指出的是，对老师的迫害和对这部分同学的迫害，都是属于要用一个比较新的名词来说明的一种罪行，就叫‘群体性的迫害’。


*王友琴：“对联”与“红卫兵”；“红五类”与“黑五类”*
王友琴：“那么，对同学的迫害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红卫兵’成立时，提出了一副所谓‘对联’，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们传统的文化里，对联是过年时贴在门上，或者做成石刻、木刻的对联，放在一些比较庄严的建筑的门两边。但是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红卫兵’吸收成员的标准。
我查了资料，也发现这个所谓‘红五类子弟’和‘黑五类子弟’这样的群体性、集合性的名词，最早是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中间。大家知道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源地。”


主持人：“最早见诸文字，并且署上日期的是什么时候？”
王友琴：“是他们最早用的。我不知道谁第一个，现在看见的材料，他们就是最早的。然后他们还反驳我说‘不是我们’。可是他也不说出来——那么谁在你之前用了这个呢？这都是属于现在他们想要否认这些事情过程中的一些小纠葛。但你也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不讲道理的。就是说，这个‘对联’本身不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的，我现在的调查，是北大附中‘红卫兵’发明的。”


主持人：“北大附中是先出来这副‘对联’的吗？然后清华附中去使用的？还是清华附中先有了一个理论和‘红卫兵’的组织，然后又加进了北大附中的这个‘对联’呢？”
王友琴：“清华附中先成立了‘红卫兵’，然后他们也开始使用‘黑五类子弟’、‘非红五类子弟’这样一些集合性名词，然后北大附中在6月20日左右时，开始写这副‘对联’。这个‘对联’马上流行到各处各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我等一会儿还要再说。
这个‘对联’实行的结果，就是‘红卫兵’组织他们把家庭背景当作吸收成员的标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主持人：“在这个对联出现之前，五零年代，也就是中共建政之后。把出身作为一个考虑，决定一些人的……比方说入团、入党、上大学、提干部……这个已经先于它了，那您怎么看这个承袭的关系？”
王友琴：“我想以前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写在章程里的，这也还是一个大的区别，对不对？后来   ‘红卫兵’组织成立，到成立‘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变成一个学校里普遍建立的常规性组织的时候，这个‘家庭出身’的问题是写在章程里了。这是一个大的变化。
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看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背后实际上在做的是些什么。”


*王友琴：我的书里有被打死的老师和居民，也有被打死的学生，田钺与王光华之死*
王友琴：“我们现在看见的在1966年8月‘红卫兵’成立和兴起高潮的时候，我的书里不但有被打死的老师和居民，也有被打死的学生。


这里我可以说第一个例子，就是北京106中学一个学生叫田钺，是在8月19日被打死的，这是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宋彬彬这些人不能否认因为这个‘八.一八’的大会之后打死人的事情全面升级，这个田钺就是因为说了反对‘对联’的话，他不是‘红五类出身’就这样被打死。
田钺的‘钺’我应该说在我的书里其实写错了，我写成喜悦的‘悦’。我在这个书出版之后，才找到了他的家人。以前没有那么发达的什么微信啊、电邮啊这些设备，我才知道他的名字是‘钺’。他当时高中一年级17岁。
田钺在1966年的8月，被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叫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红卫兵’抓到他们学校里去，8月19日被打死在学校中。
所以我也要特别说明，在‘八一八’那一天，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百万人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而且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对于下边的暴力升级、杀戮的发生，有什么样的重大的影响。”


（插播：“八.一八”大会现场记录片片断）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王友琴：“田钺的爸爸是个在燕京大学毕业的会计，田钺不是所谓‘红五类’，他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我首先想说的一点是，他的爸爸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专业人士’，国家的建设、文明的发展对‘专业人士’有最大的需求和依靠。但是一个燕京大学毕业的会计的孩子，就要受到歧视。
第二是他确实说了反对‘对联’的话，所以遭到‘红卫兵’的仇恨，就把他抓去打死了。


第二个是，我的书里也写到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因为他家里是所谓‘小业主’。小业主的定义就是当时在私人企业里有5，000块钱以上资本的话，就划作‘资本家’；5，000块钱以下就划作‘小业主’。那么，王光华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他想出去‘串联’，他做了。所以他从外地回来，‘红卫兵’就把他抓到了……当时北京第六中学有个监狱，他们叫‘牛鬼蛇神劳改所’，贴着牌子的，是学校原来的音乐教室。
王光华就被抓到这里边，遭到毒打，在9月28日被打死。当时关在监狱里的他们学校的老师还有校长把他的尸体抬了出去，放到了火葬场的大卡车上。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文革受难者》书里还有。而且还有很多是我没有能够调查到的。”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二集“‘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 的第一篇：“卞仲耘校长和她的学生们”。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 ... 080820161516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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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6，08，20）

*王友琴：把历史的真相和教训告诉年轻一代是历史写作者的责任之一*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

以下继续播送“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二集“‘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 的第二篇：“回顾‘文革八.一八’和‘红八月’，反思历史教训”。

在上集节目里受访者、著有《文革受难者》一书的“文革”研究专家、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谈到卞仲耘校长之死，也谈到“红卫兵”和“八.一八”。

王友琴博士认为：“把历史的真相和教训告诉年轻一代是历史写作者的责任之一。”



*借助录音资料忆1966年“八.一八”天安门广场*

五十年前的 1966年8月18日曾经被称为“‘红卫兵’的节日”。

当又一个8月18日到来的时候，让我们随着一段已经存入历史档案的实况录音，一起回到1966年8月18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重新思索当年发生的一切。

（插播： “八•一八”大会现场报道实况录音）

合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现场播音员（男）：“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国兴起。

8月18日，我们敬爱的领袖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播音员（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致‘开会词’”。
陈伯达：“同志们、同学们，现在开会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众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同志们，同学们！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问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

神！”
众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男）：“周恩来同志讲话。”
周恩来：“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问你们好，向你们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我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辛苦了！
党中央刚刚开过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新胜利！
这几天，全北京在欢腾，全国城市和乡村在欢腾，到处敲锣打鼓，送喜报、开庆祝会，下决心书，亿万人民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今天，我们又在天安门这个广场上，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开庆祝会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众欢呼）”



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播音员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众欢呼呼 ：“毛主席万岁！……”



播音员女：“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友琴：“八.一八”、“对联”、 “红卫兵”、“红八月”的群体性迫害*
王友琴：“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官方统计数字是1，772人。杀戮的手段特别残忍，是用棍棒、铜头皮带、用开水浇烫……由十几岁的‘红卫兵’来执行。
‘8.18’接见以后，每日被害人数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又跳到三位数。最高峰时，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

同时还有对学生的迫害。这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事情，而且跟‘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最想指出的是，对老师的迫害和对这部分同学的迫害，都属于要用一个比较新的名词来说明的罪行，就叫‘群体性的迫害’。

‘红卫兵’成立时，提出了一副所谓‘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红卫兵’吸收成员的标准。

在1966年8月‘红卫兵’成立和兴起高潮时，不但有被打死的老师和居民，也有被打死的学生。

我们现在来回顾，除了这本身是非常残忍的行为以外，我还想特别指出 两点。

第一，这就是我在《文革受难者》一书的《献辞》里讲到的‘群体性迫害’。因为并不是迫害一个学生田钺，或者迫害一个学生王光华，是因为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群体性的、集体性的概念，叫‘黑五类子弟’、‘非红五类子弟’叫所谓……用的更侮辱性的话就是‘狗崽子’，就是‘老子反动儿混蛋’。

然后在这样的一些名词下边，要覆盖一个很大数量的群体，然后对他们进行迫害，甚至杀害。”



*王友琴：文革研究一偏差——只看当时《人民日报》，不调查不看非正式发表的东西*

王友琴：“第二，我觉得，特别是这副对联其实从来没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是‘文革’的领导人对‘红卫兵’热情洋溢的支持言辞，说‘小将们干得好’、‘你们的行为好得很’等等，但是他们没有提这副对联。

‘文革’研究在后来发生的一个很大偏差，因为有些人只去看看《人民日报》来做研究，不调查也不看当时还有非正式发表的一些东西。这样做历史研究是很危险的。”



*王友琴：写“文革史”不能忽略受难者，对千万人的迫害是“文革”的主要场景*

王友琴：“我的看法是：第一，写‘文革’历史，不能忽略受难者，因为对千万人的迫害是‘文革’的主要场景。如果我们把这主要的一方面给忽略了，那么‘文革’就被解释成另外一种东西了。”



*王友琴：阿兰.巴迪欧说“文革是年轻人的狂欢”。对这种欢乐需作犯罪学心理学分析*

王友琴：“ 在我发表的文章里，还提到法国一个哲学教授叫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中国还翻译出版了他的书。“



主持人：“书名是什么？”

王友琴：“大概就是《阿兰.巴迪欧文集》这样的。他在2006年发表长篇文章赞颂‘文革’，特别写到‘文革是年轻人的狂欢’时，我想要指出的是，是的，一部分年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可以打死人，可以打伤人，可以把人关起来，他们大概是很欢乐。但是，对这种欢乐是需要作犯罪学、心理学分析的。”



*王友琴：绝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这样欢乐，“红卫兵”在当时年轻人中不到三分之一*

王友琴：“绝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欢乐，‘红卫兵’在当时的城市年轻人中间，占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为什么？他们在对他们的父母进行阶级划分的时候，就把城市里的这些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或者用现在一般大家说的 ‘知识分子 ’……都不包括在‘红五类’之内。后边我也会讲到，这是对中国旧有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的改型计划。但是在今天，我们要规划将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是一种多么错误、多么荒谬、多么残忍、多么恐怖的社会改型计划。”



*王友琴：“文革”中被害死的人，很多是被他们的熟人、学生、同事害死的*

王友琴：“第二，我想讲对今天的影响，可能听起来有点太抽象，就是对‘文革’这样一个残忍的事情，尤其是‘文革’里用的常见的方式是发展了斯大林的迫害方式，是‘斗争会’、‘牛棚’，是所谓‘群众专政’，这些事情是发生在普通人中间的。

‘文革’中被害死的人，很多是被他们的熟人、学生、同事害死的。那么如果我们不对这样一个事情进行反省和清理，对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的影响是太大太大了。”


*王友琴：牛和鸡的故事——我们都面临一个“在牛和鸡之间的选择”*

王友琴：“所以，我在我自己的《文革受难者》序言里首先讲了一个故事，‘牛和鸡的故事’。这是一个受迫害的人在劳改农场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事情，他不是当作寓言来讲给我听的。就是在农场里，他看到牛群里有个老牛，因为太老了不能做事，就被杀死了，是在一棵大柳树下被杀的，这个大柳树附近有特别好的水草。

后来，他看到牛群再被赶到那个地方吃草时，牛群抗议，‘哞哞’的叫，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去。

当时我就问了一句‘牛还记得牠们被杀死的同伴？’

然后他说，鸡就不一样了。鸡被杀了以后，把鸡的有些内脏丢在外边，别的鸡就过来抢着吃那些鸡的肠子之类的东西，还抢起来。

他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当时给我很大的触动。因为在‘文革’后的人，我们都面临一个在牛和鸡之间的选择。



我自己也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在2000年做的一个网页（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这个网页在17个月以后被封锁，但被封锁前我常常收到读者来信。

尽管在2000-2001年时，中国用网的人比现在少得多，有一个读者来信的标题就叫《我不要再作鸡》，我打开看他的信才知道，他看了我网页的前言，所以他说不要作鸡，他应该像牛一样，记住那些被杀害的、曾经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

我很感谢这个读者的理解。”



*王友琴：“文革”中“对联”的传播与希特勒青年组织血统规定，及美国大学的研究*

王友琴：“关于‘血统论’，关于‘对联’和年轻人受到迫害的事，我还可以再讲一点教训。

我觉得对我们当前的人、年轻一代的人有非常大教育作用的是——这个‘对联’当时得到的如此迅速而又狂热的传播，我自己估计是，在当时仅次于‘毛主席万岁’这个标语。

这个‘对联’贴的到处都是，学校大门口、教学楼门口、教室门口、还有黑板两侧、教室后方墙报栏两侧，都贴着这个‘对联’。



这个事情就可以让我们来思考，你也可以马上想到当年希特勒青年组织就是这样。他们的第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要求青年要有纯粹的日尔曼血统。甚至他们做事还更精确，准确的规定了你的四个……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里边有几个是什么血统，然后可以规定你的血统。

在中国是一样的，根据你爸爸妈妈被按照他们划的‘阶级成分’，来决定你的待遇。这样一种东西，我的观察是非常容易得到狂热的接受和吹捧。因为这是一种先天性的、不需要你自己努力就来做到的，另外是给你一个机会去迫害别人。

有这几个因素，就会导致一部分青少年参加了这样的事情，而且非常高兴。现在他们有的人提起来时，还觉得很兴奋。

这是一个很有研究意义的项目。我们知道在心理学上有著名的耶鲁大学的实验、斯坦福大学的实验。他们都研究了，在实验中这些人得到了机会，可以去迫害惩罚另外一些人时，这些人就做了。

但是在我们中国不需要做实验，我们已经看见了，这是实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用这么多人的血和生命作了代价，那我们应该好好总结这些东西。当然我也很高兴的看到，斯坦福实验的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而且据说在中国还卖得不错。

但是我也想到，如果联系‘红卫兵’的现实，那我们得到的教训会清楚有力量得多。”


*王友琴：一些在北京住在自己私房里的人被残忍的打死*

主持人：“当时随着‘红五类’、‘黑五类’的划分，除了殴打人、打人致死之外，同时还有抄家，拿走你的财物、私房充公，这个您以前在接受采访时也都提到过。关于这方面，您看有没有……我们转一转角度来谈？“

王友琴：“在‘红八月’的时候……现在有官方内部的统计数字，这个数字其实在‘文革’后都发表在报纸上。‘红八月’时，就在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了1，772个人。西城区是打死最多的，有333个。

这些被打死的人中间，首先是校长和老师，他们有一个群体性的罪名就叫作‘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头头简称‘黑帮’。清华附中的校长和副校长胸前都别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黑字，叫‘黑帮大头’、‘黑帮二头’。

第二种人就是北京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的人，因为个人的私房在1956年和1958年已经作了一些处理，但是有一些人住的房子还是自己的，他们（有的人）被残忍的打死。”



*王友琴：北京李文波案——打人暴力全面再次升级——没收私房进行得非常“顺利”*

王友琴：“其实当时‘红卫兵’要求他们马上把房契交掉，他们已经交了，还是被抄家被打死。

一个有名的人就是李文波。李文波是住在崇文区栏杆市的居民，李文波是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的居民。据说他以前有小产业，属于小业主的范畴。他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他是在被‘红卫兵’抄家时被打死的，他的妻子被逮捕送到公安局，在9月15日被判处了死刑。

抄李文波家的人是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她们打死了李文波以后，当天晚上又把她们的校长梁光琪打死了。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校长叫高孑非，她没有被打死，‘文革’后，她多次告诉家人，也告诉了上级，说她也遭到毒打，女十五中的‘红卫兵’要把她从窗户里丢出去，一边把她往窗户口推，一边说‘死了算自杀，死了算自杀’。当时她四十几岁，身体还很好，因为木制的窗户不是那么大，她说她死命地用手扒住了窗框，那几个‘红卫兵’没能把她从窗户里丢出去。这样，她就活了下来。

这就是在崇文区发生的非常残忍的事情。崇文区在北京是一个比较小的区，但是打死的人很多，是仅仅次于西城区。



在后边还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是李文波被打死以后，就在全市传开一个消息，说‘阶级敌人在杀害红卫兵’。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写了一张传单，说‘一些红卫兵被阶级敌人杀害了’。我（在后来研究中）问了他们‘这一些是谁呀？’他们说不出来。

但这样一个煽动性的说法就使得打人的暴力全面再次升级，‘八.一八’以后已经升了一次级；在25日李文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再次升级，每天打死人达到了三位数。

一些有自己房子的人，他们交了房契还被 打死。所以，这个没收私房是进行得非常的……你可以说是‘顺利’，因为没有人敢反抗，没有人会为了自己的这张房契而愿意被打死，何况还看到了别人已经被 打死。

这个时候，中国最后的不动产就被全面没收了。”



*王友琴：思考摧毁私有制到现在有限恢复私有制，思考道德和社会建构，不可自愚*

王友琴：“再允许私人拥有房产，这是‘文革’以后才开始的。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的重大变化，我觉得应该给予充分注意，再清楚的来想，这种彻底摧毁私有制，一直到现在有限的恢复私有制，这样一个历史对比，以及我们怎么规划将来，都是有非常重大影响的。

因为中国人毕竟不都是阿Q 了，是不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过去，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道德和我们对社会建构的思考。所以我想这是‘文革’研究对我们的现实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不可以再用愚民政策来对付人民，人民也不可以自愚，我们应该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王友琴：回顾“文革”烧书、烧画，摧毁文物……揭示罪恶行为背后的文化和思想含义*

王友琴：“1966年8月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烧书、烧画，摧毁文物。我们可以看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这些所谓‘四旧’的文物……据说堆了一大堆，像个小房间那么一堆，然后还围绕着这个火堆唱歌、跳舞。

我们也看到了在北京第十一中学，烧书的同时还命令、强迫他们学校的所谓‘牛鬼蛇神’绕着火堆跪下，还让他们……还在背后把他们往火堆的方向推，所以有一些老师手臂都被烤出了大泡。其中有一位图书馆员当天晚上就自杀了，我一直也认为这种‘自杀’都是要加上引号的，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受到这样的虐待和折磨，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方面的影响，一直还延续到’文革’后期，因为一再强调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没有错，是对的’。这里边表现出的这些行为本身的罪恶性和这个行为背后包含的一些文化和思想的含义，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做很多工作来揭示。”



*王友琴：“文革”对人思想的摧残——两次迫害高潮——在看得见和看不见处*

王友琴：“下边我最后讲的就是‘文革’对人思想的摧残。

不给读书、烧掉书，显然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真的没看过多少书。因为你找不到书来看，在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除了当时报纸和杂志宣传的一些社论什么的这些合集，就基本没有别的书卖，也就没有别的书可看。

其实对思想的摧残还不只没有书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有一点什么不同的思想和意见，就会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被送进监狱、会到大会上去批判和斗争……这方面例子太多了。

在我的书里写到，在‘文革’当中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是1966年‘红八月’；第二次是1968年开始的 ‘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是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 ‘清理阶级队伍’延续了很久，而且有一个后续的大规模运动叫 ‘打击反革命活动’ 。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是 ‘反革命活动’呢？以后的人也许还想 ‘是不是他们上街抗议？还是他们密谋政变？’根本不是，大多数所谓 ‘反革命活动’就是说了一些话。



甚至有的人连话都没说，仅仅因为他们在日记上写了一些话。所以我发表了一个很长的文章叫《摧毁日记的革命》。我说，是的，文革很多人的生命被杀害了，这其实是可见的。但是现在我们的 ‘文革史’里不写这些被杀死的人，这当然是一种特别的现象，要研究。

那么，除了这些生命的被杀害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就是写日记的习惯。

我自己觉得写日记是一种非常好的习惯，因为表示了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认真。通常在日记里还会写一点对自己行为的反省，这对于养成一个有信心、有反省精神的人是很重要的。但是 ‘文革’时很多人因为写日记，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罪名）和受到各种迫害。

在《摧毁日记的革命》这篇文章里当然有些非常具体的例子。我特别要讲到作为反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78年（当局）发了一个不是那么编号的正式文件，特别讲到 ‘因为写日记和写信被打成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这些人，应该得到平反’，这一反证说明当时有多少人因为这个而受了那么深的迫害，这些事我们现在不可以忘记。”



*王友琴：张春桥与红色高棉。张春桥“通过纯洁化和清洗社会达到革命大跃进”理想*

王友琴：“我不知道那些试图为‘文革’叫好的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念来做这些事。不过，不看事实是这些人一个共同的特性。

我特别来讲一下，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书《张春桥狱中家书》。在这本书里，他的女儿说了一段话。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女儿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19岁。她在书中说‘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得多’。下边是另外一段她的话‘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她可能是把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恐怖、迫害、贫困、匮乏的中国人都当作健忘的阿Q了。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一个柬埔寨人做的电影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是个故事片，写的是1975到1979红色高棉执政时期柬埔寨人的生活。这个故事片穿插了一些以前的纪录片，来加强这种历史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在这些纪录片中，有一段是张春桥到柬埔寨去……他下飞机和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头号人物）……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握手、拥抱，后边还一起碰杯，喝了红葡萄酒，还有他跟波尔布特讲话……这些镜头当然都很短暂，其中有一段就是张春桥称赞波尔布特‘做到了中国没做到的通过纯洁化和清洗社会，达到的革命‘大跃进’。”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二集“‘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 的第二篇：“回顾‘文革八.一八’和‘红八月’，反思历史教训”。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 ... 082320161316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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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6，08，27）
*原北师大女附中学生王友琴在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前夕去看望了王晶垚先生*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以下继续播送“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二集“‘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的第三篇“半世纪坚持寻求真相的人们”。
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校长被学生群殴致死事件。她是“文革”中最早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的丈夫王晶垚多年来一直坚持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要求追究凶手的责任。

今年夏天，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带着学生到北京作暑期教学项目，在卞仲耘校长遇难五十周年忌日前夕去看望了王晶垚先生。

*王友琴：王先生今年95岁，五十年背负巨大伤痛追求法律正义无果，是应尊敬的老人*
前几天回到美国的王友琴博士接受我的采访，谈他和朋友一起看望王晶垚先生的情况，也谈到和王晶垚先生一样五十年来坚持寻求真相的人们。
王友琴：“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五十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想特意来分享一下我最近一些想法。

第一是，我觉得五十年来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和努力并没有停止。
五十年以前，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校园里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今年8月4日我和一位朋友去看望了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王先生今年95岁了，他的妻子被打死的时候他45岁。以后的五十年里，他就背负着这个巨大的伤痛。      
我和朋友一起去了他家，进门的时候就知道王先生老了，95岁了。但是他眼神清澈、神态安详，说话也很清楚，只是说得很缓慢。他一下子想不起来我的名字，但是她马上知道我是从五十年以前他的妻子当校长的中学来的。

在五十年以前，他的妻子被打死的那天晚上，他赶到学校，然后他马上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妻子伤痕累累的身体，他也保存了妻子的血衣，浸透了鲜血的棉球，还有她手上当时戴的手表，那手表被打坏，连金属表链都打出了裂痕。
‘文革’以后，他开始追求法律的正义。他写了告状信，从北京西城区检察院，一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他都告了，可是没有结果。
在2007年……当（1966年）师大女附中一些‘红卫兵’她们参与了暴力，而在2007年又开始试图否认这些暴力行为的时候，他站出来发言。从2007年到现在，他已经三次出来斥责这些否认‘文革’暴行的行为。
这是一个应该尊敬的老人。”

*王友琴：纪念卞仲耘校长，也对从未忘记历史、从未停止抗争的王晶垚先生表示敬意*
王友琴：“我和朋友一起去看他，我的朋友很细心，为他和他的妻子李云老师都准备了礼物。  
他很高兴的看了这些礼物。他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八年以后结婚，他现在的妻子李芸原来也是老师，现在快80岁了，很耐心、细心的照顾他的身体，所以他现在身体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只是要我们说话大声一点，说的慢一点。

我和我的朋友来他家，只是为了对五十年前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表示纪念，也对这位从来没有忘记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的老人，表示我们的敬意。
我上一次见他是两年以前，那时候他的身体远比现在好，他还跟我一起看了我带来的手提电脑上的文章，他也斥责那些‘红卫兵’团队里的某个人是‘狗头军师’。上一次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把我一直送到了他住的小区大门口。
可是现在他坐在轮椅上，但我觉得他的思想还是清晰的，最主要是他的精神还在，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离开时，他坚持要坐在轮椅上把我们送到电梯口。我跟他握手告别时，我们祝他健康长寿。”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是个有仁有义的人，人会衰老，仁和义的精神会永生*
王友琴：“我也在想，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提出了我们中文里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一个是‘仁’，一个是‘义’。‘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爱；‘义’就是讲要有正义——对错、是非、罪和非罪。
我想，王晶垚先生就是在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的人。他对妻子的爱五十年来从没有改变，所以他要为这个事情进行抗争。他也从来没说‘我就不要去说这个事情的是非了，就让它去吧’。
他是一个有仁有义的人。实际上，他的这种精神也鼓励了我。我开始写‘文革’的时候，第一个写的就是卞仲耘校长的死。此后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甚至遭到威胁和打击，那么，鼓励我的一个原因就是王晶垚先生五十年的坚持。
当然人都会衰老，都会生病，可是我想，他的这种仁和义的精神是会永生的。”

*王友琴：更多人在做同样的工作：北京师大二附中老学生座谈会：详谈当年真相*
王友琴：“第二我也想讲，在为真相和正义努力的人中，王晶垚先生不是唯一的人。在五十年纪念日来到时，还有更多人在做同样的工作。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北京师大二附中一些老的学生。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她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暴力不断发展，特别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 ‘红卫兵’之后，暴力直线上升。
到8月25日这天，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园里，一天就打死了三个人。 从8月5日到8月25日，经历了20天时间，经过上边的鼓励、推动，暴力一下子就发展到这种程度——最多一天（北京）打死三百多人。师大二附中一天打死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谁呢？一个是这学校的领导人姜培良；还有一个是他们学校的语文老师靳正宇；第三个人不是这个学校的，叫樊西曼，她的儿子是这个学校高二一班学生曹滨海。  

2004年我出版《文革受难者》这本书时，写到了这三名受难者。在那个时候，是师大二附中一些学生告诉了我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没有知道直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人是怎么说的。
很让人欣慰的是，今年他们同班的同学开了座谈会，来把当年的事情详细讲出来。”  

*王友琴：反对“对联”的“红五类”曹滨海和他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母亲樊西曼*
王友琴：“曹滨海的妈妈是铁道部一个干部。曹滨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红八月’时，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这件事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很可笑，但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因为‘红卫兵’在1966年8月开始全面兴起时，他们非常热衷推广一副‘对联’名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的意思是只有那些从所谓‘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参加‘红卫兵’，其他人就是‘混蛋’，是不可以参加‘红卫兵’的。
当时还有人说要有一个‘横批’，有人说是‘绝对如此’，有人说是‘基本如此’等等。

曹滨海本来是个‘红五类’子弟，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资深的干部。
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绝对如此’绝对反动》。他的同班同学说，这张大字报就贴在他们学校教学楼上，这是在当时直接了当地反对这个‘对联’的行为。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有一个‘阶级成分’，就是说你在1949年前的三年是做什么的。可是到1966年‘文革’发生时，一大批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为了要在这个社会里继续把人分成一些等级和要分出什么‘革命的对象’来，那么就用他们的父母是什么人来划分这些人。所以从‘红卫兵’的角度来说，有这么一副‘对联’来作为它的组织路线是很重要的。
当时因为‘红卫兵’的暴力，所以很少有人敢直接来反对这个‘对联’，可是曹滨海做了.当然他后来付了这么惨重的代价。

现在他的同学把这个事情理清楚了——因为这些事情，所以这个高二一班的‘红卫兵’就到曹滨海家去炒家，在这中间他们也说了，有人用了很挑衅的手法递给他一把菜刀，说‘你敢砍人吗？’然后曹滨海就拿着菜刀砍了一个人。那个人被送进医院，曹滨海被送到公安局拘留所。又有一些别的‘红卫兵’到她妈妈的单位去，把他的妈妈揪到了学校，活活打死了。
就在那天，8月25日，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校园里有三个人被活活打死。
曹滨海本人因为被关进了拘留所，所以他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后来他一直精神恍惚，不是很正常。在1985年夏天，那时他在昌平一个工厂工作，就在他妈妈忌日的前两天，他神思恍惚，在过铁道时被机车撞死了，那时候他37岁。”

*王友琴：当年去抄家后被曹滨海砍了一刀的同学也参加了座谈会，真的道歉，表达痛苦*
王友琴：“曹滨海有妹妹，他的妹妹回忆了他们当年的经历。她的哥哥死了以后，他们也把她哥哥的骨灰和她妈妈的放在了一起，其实她妈妈在当时的情况下死去，那个骨灰盒里根本就没有过骨灰，这些仪式都是后来做的。我觉得他的妹妹也是非常好的人，她们很理性很冷静地告诉我，她们的哥哥是怎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希望人们能从这样的事情里头来理解‘文革’的这些性质，这是对我们大家都有益的事情。

现在曹滨海班上的同学把这个说出来，曹滨海班上同学座谈，当年去抄他家、后来被他砍了一刀的同学也参加了那个座谈会，他真的道歉，也对自己当年做的那个行为表示非常非常痛苦。”

*王友琴：五十周年，纪念受难者，也纪念曾经对“文革”的暴力和杀戮作过抗争的人*
王友琴：“当然这个事情的调查还没有结束，这个班上的同学还在继续努力。
《记录辑要》发表以后，得到很多人的赞扬和认同。他们觉得，五十年了，我们这代人应该有勇气把这些当年发生的事情讲清楚。
特别是他们有个同学把这事情放到了网上，田小野在‘按语’里也讲了，她说‘曹滨海就是我心目里的英雄’。作为‘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他居然能够旗帜鲜明地反对‘红卫兵’的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出《‘绝对如此’绝对反动》的大字报。
我也很高兴田小野表达了她这样一个心情。因为我们要知道，‘文革’的黑暗有多深重，不光是害死了千千万万受难者，而且‘文革’也不允许一个有英雄行为的人，把他的英雄行为告诉大家。田小野做了这个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说，曹滨海起来反抗，这是一个英雄的行为。我们现在应该在五十年的时候，纪念受难者，也纪念曾经对‘文革’的暴力和杀戮作过抗争的人。”

*王友琴：因反“文革”被处死的王佩英女士和芝加哥街头銅像——如何对待是非罪错*
王友琴：“这时我也会想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王佩英女士，她因为反对‘文革’，1970年被判处了死刑。
她的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时，在街上看到一座铜像，是个年轻人，在美国革命时被英国军队俘虏，被绞死了，他的手和脚都被绑着。他（王佩英的儿子）当时就泪流满面，因为他想起他的母亲。
后来我在芝加哥的街头找到了这座铜像，这是个美国革命的英雄，被绞死的时候才22岁。在他的铜像上有他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只遗憾，我只有一个生命可以奉献给我的祖国’。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英雄，只是我们在‘文革’的压力下，把这些人的行为给抹煞了，或者说我们自己麻木和胆怯，我们没有去意识到这些人的英雄行为。

现在我们来讲这些事情，其实对死者已经毫无影响，而重要的是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我们也要知道是非，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生活中的是非和罪错。”

*王友琴：从“文革”局部非正常死亡者比例，我们就可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主持人：“现在因为很多引用的数字……有一些都是北京市的数字，‘红八月’的数字，对于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无论是您自己确认的，还是您到目前所见的基本的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
王友琴：“首先我们得怎么定义这个死亡，我在书里写的其实是被打死的，或者应该加引号的‘自杀’的人。就这样的人来说，我没有办法知道全国有多少。可是从我做（调查）的一些局部单位来看，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北京大学‘文革’中间被迫害死的人是63名，那么这个比例是什么呢？二 百分之一，包括学生在内。
师大女附中就更多了，这个师大女附中当时只有一百多个教职员工，学生除了高三、高二的以外，还不到18岁，被迫害死的人是10个。
北京女三中被迫害死的人是五个，校长被打死，四个老师是所谓‘自杀’。
我调查过的女中有十所，就打死了六个人哪！
清华附中那个校长跟我说，男生打得比女生凶。但是也有人跟我说，女校打人一样凶，有一个男生讲‘女生疯起来就是……’他说‘男生也许还因为打过人，知道不能打太重’。
我写的那个《雾霾下的文革历史》里边就提到这个事情。包括习近平的那个老师，刚才我不是跟你讲到靳正宇吗，那就是习近平那个老师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们一个班被打死三个。他们是1960年北师大毕业的，就有靳正宇，还有另外两个——在地安门中学和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居然‘红八月’就打死三个，这么高的密度。外语学院附中也是打人最凶的。
北京农业大学被迫害死的人是三十个，并不是说他们比北京大学缓和，是因为北京农业大学比北京大学小，人数少。
上海复旦大学我现在找到的（非正常死亡者）就有四十多个，而且是个不完全的名单。清华大学有五十八个人被迫害死，西安交通大学有三十六个。
上海市委的内部统计数字是 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个。上海当时的工作人员其实也只有两百万，也就是说他们有两百分之一的人是被打死和被迫自杀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从这样的局部，我们就可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王友琴：还有多少人被打残废、精神分裂，多少人从此忧郁、不正常，例如吴芳芳*
王友琴：“而且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严重性还不仅仅是这些被打死的人和被迫害自杀的人，还有多少人被打残废、被打得精神分裂了。还有多少人从此变得忧郁、不正常。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学生，也是一样。
在北京101中学，他们是继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以后发生的第二个在校园里打死老师事情的地方。同时有一个叫吴芳芳的初二学生，她爸爸是美国留学回去的一个教授，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坏家庭出身’；第二，‘红卫兵’说她弄坏了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她被斗争和骂，然后就精神失常了，她从来没能恢复正常。她的父母留下一笔钱，因为她的父母现在都去世了，她现在还在北京清河的精神病休养院里。”

*王友琴：如果我们不反省“文革”，分不清是非善恶好坏，怎么规划我们的将来呢？*
主持人：“作为研究者，面对当下中国，面对当下中国还在禁止的‘文革’话题、文革’研究，以及我们现在在海内外能够看到的一些研究文章，您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王友琴：“ ‘文革’已经结束40年了，40年来，官方媒体不允许发表关于‘文革’的比较详细的描述和研究，这当然就造成一个后果，年轻一代人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文革’发生了什么。
有一个摄影师听了我讲的‘文革’以后，说‘原来文革是这么可怕的！原来我还以为文革是反对贪官的呢！’所以这个误解太大了。我看他的年龄大概是三十来岁，他们是在‘文革’后出生和长大的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年轻人不知道又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是通过历史来分辨善恶是非的，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坚决不可以重演的……如果我们不来反省‘文革’历史，就会在是非善恶方面保持一个糊涂状态，甚至把善恶是非都颠倒了。
我们不是没有写历史传统的民族，孔子就编辑过历史书，这是我想的——我们在‘文革’结束40年以后真的应该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分不清是非善恶好坏，我们怎么来规划我们的将来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王友琴：如果粉饰“文革”暴力迫害，对现在的道德、学术有最大的腐蚀和腐败作用*
王友琴：“说到对当前社会的影响，我自己觉得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文革’这样一个明显的残忍、恐怖、而且有一套荒谬理论作基础的历史，现在还继续为它说好话、粉饰暴力迫害的话，那实在是对我们现在的道德、学术最大的一种腐蚀和腐败作用。
当然，生活里有经济方面的腐败，是不是我们也没有注意到在精神、思想和学术上的这种腐败呢？”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当年‘文革’与当今中国”系列访谈第二集“‘文革’受难者与记录者”的第三篇“半世纪坚持寻求真相的人们”。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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