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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岂可编造
致《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及《历史在这里沉思》两书的主编
文：吕韧敏
《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一书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主持编撰，历二十年之久，集上千人之劳，于2008年出版的的煌煌巨著（如厚厚的大块水泥板），作为献给中国电影百年的厚礼，的确可喜可贺！因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止于90年代末，我也曾受命参与过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所以拜读之后，感慨良多；尤对《编辑说明》和《后记》感同身受。深知“为了查清一件事，写准一个条目，甚至核对一个字，不知要跑多少路，翻阅多少资料”的辛苦和无奈；也深知即使再“认真负责、勤恳工作、付出大量心血”，终也难免在哪个顾不到的环节，出现意想不到的纰漏；更深知白纸印上黑字出版后，想纠正难上加难，往往形成明知有误却无法纠正的尴尬局面!
还有一本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收有乔迈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一文，也与电影有关。
这是两本主编及出版社各异的著作，奇怪的是它们中间关于电影《创业》的记叙竟大同小异，如出自一人之手。将它们仔细对照之后，我才发现《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中关于影片《创业》的文字所依据的竟然是乔迈所著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按说，时下是“无错不成书”。聪明人的聪明办法，乃是“见怪不怪听之任之”，但我却一向聪明不起来，也由于与己有关而“挂”不起来。饭后茶余寻开心，种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戏说”多矣！彰显着国人“口头文学”的深厚功底，“戏说”止于“戏说”而非史实，反正空口无凭倒也无须理会；但是，正儿八经地宣示为“纪事”“纪实”（而非文学），怎么可以“戏写”呢？赫赫然“纪”下无中生有的“事”与“实”，何以面对故人及子孙？
有位好心的编者曾嘱我：据实订正，再由他们按照全书行销总额如数印行。
为此，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细说”一下这两本书中关于电影《创业》事件记叙的错讹。为说明问题，先引两段书中的文字。
（一）陈播主编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以下简称《纪事》）制片卷第66页，有以下文字：（1975年）2月1 9日，文化部电影局筹备组负责人吕韧敏来到长影厂，面告影片《创业》“有严重问题”。
（二）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 966至1 976年纪实》一书，收入乔迈撰写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一文（以下称《纪实》），该书28——30页有以下文字：（1975年）2月1 9日，文化部影筹小组组长吕韧敏一行来到长春。长影以为他是奉旨前来宣示“钦命”的，省委领导也就忙不迭前后簇拥——《创业》出了事，他们也担干系。但年轻的组长只是微笑着讲：“我们这次来，是向大家学习雷厉风行好作风和革命干劲的。”
众人不知所云。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赶紧检讨：“我们省委是想把长影搞好的，但是由于我们不懂影片生产，想抓好也没有抓好。”
吕组长宽宏大量，也能一分为二看问题，他说：“长影自从文革以来，是拍片较多贡献较大的一个厂，您们努力为电影事业做贡献的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才讲出他此行的目的，乃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对长影正在生产的几部故事片（重拍《平原游击队》、《车轮滚滚》、《长城新曲》）的指示精神，并落实1 975年度的生产计划。
话虽这么说，谁知道他是不是还负有别的使命呢?但他绝口不提《创业》的事。
21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苏云汇报长影1 9 75年度的跃进计划。王淮湘看准机会，就《创业》的事情插话说：“《创业》问题提出以后，我们感到大吃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乱猜一阵。”他想引逗吕韧敏谈《创业》，但那位组长看了吉林省委一把手一眼，竟又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会后，省革委会主持文教工作的副主任药天禄也不顾身份，屈尊就教。吕韧敏只说了一句话：“有严重问题。”
鉴于《“创业”蒙难纪实》的作者在书中坦言(见38页)：“算不上严格的正史”，又声称：“后世史学家诠诂也不会十分认真。”故无须十分认真地一一指出其失实之处。但张冠李戴（王冠药戴），把“不顾身份，屈尊就教”的王淮湘写成了药天禄；又无中生有，把“《创业》有严重问题”的话，写成是我说的，这就离谱太远了！其实，要想弄清楚此事是极容易的，何不问问王淮湘、药天禄、曲伟等当事人？何不问问包括电影编剧、评论和电影机械维护等专业人员以及文化部“影筹”小组组长、副组长一行？何不调阅文化部存档中的有关材料？需知，对我进行审查的三年中，首先抓住不放的就是《创业》问题和《海霞》问题。从给我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第一个专案组到其后的所有专案组，概无例外地在开始均认为吕某人作为“影筹”第一责任人，“绝不可能”在《创业》和《海霞》挨整的问题上不负有责任，即使是“上行下效”，也断难脱得了干系。于是，对我的坚持说实话，斥为“顽固”、“态度有问题”；对有些专案组的坚持说实话，斥为“右倾”、“立场有问题”。但先后经过八个专案组的内查外调，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吕韧敏在“影筹”一把手任内，对《创业》和《海霞》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未参与诋毁。后来，好几位专案人员在光临寒舍作客时都表示：《创业》问题抓住你不放太不明智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对你说过《创业》问题的来龙去脉。很显然，我吕某人怎么可能说清楚自己并不清楚的事情呢？！
1975年初春，我确曾有过短暂的长春之行，是衔吴德之命,代表文化组督促长影落实年度计划并传达所谓“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多出故事片的指示和对几部影片的修改意见。”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在我病愈出院不到一周，就找我说：“艺术局筹备小组”有胡可马济川又有马少波，你就不必回去了!狄福才走了，要我去“电影局筹备小组”。并告诫我说：一把手不必事事打头阵，可让二把手三把手去办，以便有回旋余地；但是去长影、上影、珠影和峨影传达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周总理在除夕接见文化组和文艺界人士的讲话中，就故事片太少批评了文化组抓电影不力；江青当时无理辩解，过后又大叫“我呼吁多出故事片”！）这件事，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就得你辛苦一趟……吴德在审定我拟定的传达稿时强调“要充分肯定《创业》的成功经验，大张旗鼓地宣传《创业》。”但到出发前又突然要求我“对《创业》概不涉及。”并作为纪律规定：“主动不涉及，被动也不涉及。”即不回答任何提问。我当即表态谨遵这条纪律。但抵长春后，王淮湘曲伟等同志一再恳切表示：“一定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殷切期望”时，谁又能无动于衷呢？！故身穿军装的我，真诚地对身穿军装的王淮湘和曲伟他们坦露了自己的心曲：省委和长影千万别急于检讨。我倒认为：气可鼓不可泄——长影的革命干劲，长影的创新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总之，我当年在长春断无可能说过电影《创业》“有严重问题”的话。真不知道编撰者这么写的根据是什么！
这两本书中关于《创业》的不实之词还有多处，我和王淮湘、药天禄、曲伟等长春方面诸位，以及北京赴长影一行的诸位，就此曾广泛反复地交流过意见，大家都觉得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其指出，以免错讹流传，贻误后人。
（一）我与《创业》摄制组零距离座谈，是应他们的要求举行的。
与《创业》摄制组的座谈是在离开长春之前的最后一天。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我“召”他们，而是他们 “召”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让省委和厂领导参加，很神秘的样子”。前面说过，我在“传达中央领导指示”时只字不提《创业》，使吉林省委和长影党委“十分意外”，在我反复说明：“经审定的传达稿未涉及《创业》，究竟为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之后，各级党委也就不再追问了。只有《创业》摄制组党支部书记曲伟依然穷追不舍，天天找我“请示”“汇报”“摸底”，表态说“我们坚决把检查写好，就是不知道咋写？”“我们一定把片子改好，就是不知道怎么改？”“中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但总得知道一点中央精神吧？”在我们离开的前夕，曲伟同志又找到我说：“您刚出医院就来到这里，也真够辛苦的了！我们也不该再难为您了！什么话也不请您说了！只求您去跟摄制组的同志们见个面再走行不行？您不顾有病马不停蹄，天天见人——从王淮湘主任到药天禄副主任，从长影党委一班人到宿舍区筒子楼的人，可见可不见的人您全见了！咋就不见我们摄制组的人呢？自从通知中央来人，我们就盼星星盼月亮盼你们！见您率领搞创作的搞理论的搞电影机械的一大帮人离开北京第一站先到我们长影，大家那个欢欣鼓舞的高兴劲儿就甭说了！谁也没想到，您大会小会讲了许多话却一个字也不提《创业》。您到处都强调‘气可鼓不可泄’，省里和厂里也跟着大喊大叫‘鼓足干劲争上游！’可实际上，大家不仅是气泄了，连心都散了！……所以恳请您离开长春前还是有必要去见见摄制组的同志们！……”于是，我置众人的劝阻于不顾，当即随曲伟去同他们摄制组见面座谈。
（二）说药天禄向我“屈尊就教”纯属编造。
我们在长春的日子，药副主任虽然全程陪同，整天不离左右，上班必来下班必走，但处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他始终不曾多说一句话多吐一个字，岂会向我“摸底”？此公尚健在，可向他查证。
（三）关于省委王淮湘书记夜访“摸底”。
当时因日程安排太紧，我又缺觉，晚上大家碰了头各自回去后我倒头便睡。那天听到敲门声竟以为自己还在医院里，是医护人员来查房，故习惯性地应声答道：“平安无事，已经就寝，不开灯了！”按照惯例，查房人听到我的话即会离去。但这次人没离去，敲门声反而更响。于是我才披衣下地（此时我已确认自己不在医院而在长春）。开门后，发现一位军人着装整齐地立在门外；我又见门外并无其他人，也认清了是他，遂忙说：“请进来吧！——有事吗？”只见他满脸歉意欲进又止：“对不起！对不起！影响您休息了！”似又不想进屋的样子，经我一再邀请才跨门而入。就座后，先问我饮食如何，住宿如何，连连表示“对病号照顾不周”，又再次表了决心：“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影片(是另几部)修改的指示”；坚决执行中央“多出故事片的呼吁”。之后才转入“正题”，以十分恳切的语调对我说：“咱们都是当兵的，就实话实说——本来以为《创业》是个金娃娃，立了大功；谁成想出了大问题!问题再大，知道出在什么地方也行啊——满心以为您来总会给我们交个底，谁成想您也没底！您虽然没底，身在中央又管电影，这《创业》的大起大落也有些日子了，我觉得您总不会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吧？您在大会小会只能就那几部片子问题进行传达，是因您被授权了，而《创业》的问题您未被授权，所以只字不提，这一点大家全能理解，我已经再三说：不能再为难您了，听天由命吧！但是，咱们作为军人对军人，能不能请您透露一点？我们省委不能没有态度啊——写检查怎么写好呢？……”
至此我憋不住心里的郁闷，打断了他的话：“要检查也该是我们主管部门先检查！您们省委得管全省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为了一部影片急于表什么态写什么检查呢？表错了写错了怎么办？吴德同志都还没表态呢！我们还没写检查呢！……”
王淮湘同志以他的精明，肯定是相信了我确实不知详情，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不宜急于表态写检查，故不再抓住《创业》没完没了，转而问我对长春印象如何？对长影印象如何？去看了长影宿舍印象如何？特别还再三再四地要求 “指示”！见他很恳切，我就把一直想说而没有合适场合说的话对他说了——郑重建议省里催促一下为长影新建宿舍的进度，我听说施工时间拖得太长了！我亲见筒子楼条件实在太差，连钢琴都摆在挤满了炊具和灶具的过道里！
只见他往小本子上笔录的同时连连点头称是，并表示：“这件事，省里一定抓一抓——请您放心，尽快落实！” 后来，我因坚持反对批《海霞》而被解职离开了，仍有两位到北京出差的长影同志 “费了很大的劲儿”执意找到我，兴高采烈地当面向我“报喜”——他们已迁入新建的宿舍楼。
我以上的几处订正，可请当时的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副主任药天禄和《创业》摄制组的党支部书记曲伟等长影接待我们的同志作证；也可请电影编剧王迪(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和“影筹”副组长梁泽民等与我同行的同志作证。
不论是《纪事》还是《纪实》，最要紧的是必需言之有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愿与编撰者共勉之！
[2009年1月16日初稿，2011年8月改定]
“事”“实”岂可编造
致《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及《历史在这里沉思》两书的主编
文：吕韧敏
《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一书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主持编撰，历二十年之久，集上千人之劳，于2008年出版的的煌煌巨著（如厚厚的大块水泥板），作为献给中国电影百年的厚礼，的确可喜可贺！因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止于90年代末，我也曾受命参与过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所以拜读之后，感慨良多；尤对《编辑说明》和《后记》感同身受。深知“为了查清一件事，写准一个条目，甚至核对一个字，不知要跑多少路，翻阅多少资料”的辛苦和无奈；也深知即使再“认真负责、勤恳工作、付出大量心血”，终也难免在哪个顾不到的环节，出现意想不到的纰漏；更深知白纸印上黑字出版后，想纠正难上加难，往往形成明知有误却无法纠正的尴尬局面!
还有一本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收有乔迈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一文，也与电影有关。
这是两本主编及出版社各异的著作，奇怪的是它们中间关于电影《创业》的记叙竟大同小异，如出自一人之手。将它们仔细对照之后，我才发现《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中关于影片《创业》的文字所依据的竟然是乔迈所著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按说，时下是“无错不成书”。聪明人的聪明办法，乃是“见怪不怪听之任之”，但我却一向聪明不起来，也由于与己有关而“挂”不起来。饭后茶余寻开心，种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戏说”多矣！彰显着国人“口头文学”的深厚功底，“戏说”止于“戏说”而非史实，反正空口无凭倒也无须理会；但是，正儿八经地宣示为“纪事”“纪实”（而非文学），怎么可以“戏写”呢？赫赫然“纪”下无中生有的“事”与“实”，何以面对故人及子孙？
有位好心的编者曾嘱我：据实订正，再由他们按照全书行销总额如数印行。
为此，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细说”一下这两本书中关于电影《创业》事件记叙的错讹。为说明问题，先引两段书中的文字。
（一）陈播主编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以下简称《纪事》）制片卷第66页，有以下文字：（1975年）2月1 9日，文化部电影局筹备组负责人吕韧敏来到长影厂，面告影片《创业》“有严重问题”。
（二）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 966至1 976年纪实》一书，收入乔迈撰写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一文（以下称《纪实》），该书28——30页有以下文字：（1975年）2月1 9日，文化部影筹小组组长吕韧敏一行来到长春。长影以为他是奉旨前来宣示“钦命”的，省委领导也就忙不迭前后簇拥——《创业》出了事，他们也担干系。但年轻的组长只是微笑着讲：“我们这次来，是向大家学习雷厉风行好作风和革命干劲的。”
众人不知所云。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赶紧检讨：“我们省委是想把长影搞好的，但是由于我们不懂影片生产，想抓好也没有抓好。”
吕组长宽宏大量，也能一分为二看问题，他说：“长影自从文革以来，是拍片较多贡献较大的一个厂，您们努力为电影事业做贡献的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才讲出他此行的目的，乃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对长影正在生产的几部故事片（重拍《平原游击队》、《车轮滚滚》、《长城新曲》）的指示精神，并落实1 975年度的生产计划。
话虽这么说，谁知道他是不是还负有别的使命呢?但他绝口不提《创业》的事。
21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苏云汇报长影1 9 75年度的跃进计划。王淮湘看准机会，就《创业》的事情插话说：“《创业》问题提出以后，我们感到大吃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乱猜一阵。”他想引逗吕韧敏谈《创业》，但那位组长看了吉林省委一把手一眼，竟又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会后，省革委会主持文教工作的副主任药天禄也不顾身份，屈尊就教。吕韧敏只说了一句话：“有严重问题。”
鉴于《“创业”蒙难纪实》的作者在书中坦言(见38页)：“算不上严格的正史”，又声称：“后世史学家诠诂也不会十分认真。”故无须十分认真地一一指出其失实之处。但张冠李戴（王冠药戴），把“不顾身份，屈尊就教”的王淮湘写成了药天禄；又无中生有，把“《创业》有严重问题”的话，写成是我说的，这就离谱太远了！其实，要想弄清楚此事是极容易的，何不问问王淮湘、药天禄、曲伟等当事人？何不问问包括电影编剧、评论和电影机械维护等专业人员以及文化部“影筹”小组组长、副组长一行？何不调阅文化部存档中的有关材料？需知，对我进行审查的三年中，首先抓住不放的就是《创业》问题和《海霞》问题。从给我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第一个专案组到其后的所有专案组，概无例外地在开始均认为吕某人作为“影筹”第一责任人，“绝不可能”在《创业》和《海霞》挨整的问题上不负有责任，即使是“上行下效”，也断难脱得了干系。于是，对我的坚持说实话，斥为“顽固”、“态度有问题”；对有些专案组的坚持说实话，斥为“右倾”、“立场有问题”。但先后经过八个专案组的内查外调，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吕韧敏在“影筹”一把手任内，对《创业》和《海霞》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未参与诋毁。后来，好几位专案人员在光临寒舍作客时都表示：《创业》问题抓住你不放太不明智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对你说过《创业》问题的来龙去脉。很显然，我吕某人怎么可能说清楚自己并不清楚的事情呢？！
1975年初春，我确曾有过短暂的长春之行，是衔吴德之命,代表文化组督促长影落实年度计划并传达所谓“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多出故事片的指示和对几部影片的修改意见。”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在我病愈出院不到一周，就找我说：“艺术局筹备小组”有胡可马济川又有马少波，你就不必回去了!狄福才走了，要我去“电影局筹备小组”。并告诫我说：一把手不必事事打头阵，可让二把手三把手去办，以便有回旋余地；但是去长影、上影、珠影和峨影传达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周总理在除夕接见文化组和文艺界人士的讲话中，就故事片太少批评了文化组抓电影不力；江青当时无理辩解，过后又大叫“我呼吁多出故事片”！）这件事，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就得你辛苦一趟……吴德在审定我拟定的传达稿时强调“要充分肯定《创业》的成功经验，大张旗鼓地宣传《创业》。”但到出发前又突然要求我“对《创业》概不涉及。”并作为纪律规定：“主动不涉及，被动也不涉及。”即不回答任何提问。我当即表态谨遵这条纪律。但抵长春后，王淮湘曲伟等同志一再恳切表示：“一定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殷切期望”时，谁又能无动于衷呢？！故身穿军装的我，真诚地对身穿军装的王淮湘和曲伟他们坦露了自己的心曲：省委和长影千万别急于检讨。我倒认为：气可鼓不可泄——长影的革命干劲，长影的创新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总之，我当年在长春断无可能说过电影《创业》“有严重问题”的话。真不知道编撰者这么写的根据是什么！
这两本书中关于《创业》的不实之词还有多处，我和王淮湘、药天禄、曲伟等长春方面诸位，以及北京赴长影一行的诸位，就此曾广泛反复地交流过意见，大家都觉得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其指出，以免错讹流传，贻误后人。
（一）我与《创业》摄制组零距离座谈，是应他们的要求举行的。
与《创业》摄制组的座谈是在离开长春之前的最后一天。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我“召”他们，而是他们 “召”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让省委和厂领导参加，很神秘的样子”。前面说过，我在“传达中央领导指示”时只字不提《创业》，使吉林省委和长影党委“十分意外”，在我反复说明：“经审定的传达稿未涉及《创业》，究竟为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之后，各级党委也就不再追问了。只有《创业》摄制组党支部书记曲伟依然穷追不舍，天天找我“请示”“汇报”“摸底”，表态说“我们坚决把检查写好，就是不知道咋写？”“我们一定把片子改好，就是不知道怎么改？”“中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但总得知道一点中央精神吧？”在我们离开的前夕，曲伟同志又找到我说：“您刚出医院就来到这里，也真够辛苦的了！我们也不该再难为您了！什么话也不请您说了！只求您去跟摄制组的同志们见个面再走行不行？您不顾有病马不停蹄，天天见人——从王淮湘主任到药天禄副主任，从长影党委一班人到宿舍区筒子楼的人，可见可不见的人您全见了！咋就不见我们摄制组的人呢？自从通知中央来人，我们就盼星星盼月亮盼你们！见您率领搞创作的搞理论的搞电影机械的一大帮人离开北京第一站先到我们长影，大家那个欢欣鼓舞的高兴劲儿就甭说了！谁也没想到，您大会小会讲了许多话却一个字也不提《创业》。您到处都强调‘气可鼓不可泄’，省里和厂里也跟着大喊大叫‘鼓足干劲争上游！’可实际上，大家不仅是气泄了，连心都散了！……所以恳请您离开长春前还是有必要去见见摄制组的同志们！……”于是，我置众人的劝阻于不顾，当即随曲伟去同他们摄制组见面座谈。
（二）说药天禄向我“屈尊就教”纯属编造。
我们在长春的日子，药副主任虽然全程陪同，整天不离左右，上班必来下班必走，但处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他始终不曾多说一句话多吐一个字，岂会向我“摸底”？此公尚健在，可向他查证。
（三）关于省委王淮湘书记夜访“摸底”。
当时因日程安排太紧，我又缺觉，晚上大家碰了头各自回去后我倒头便睡。那天听到敲门声竟以为自己还在医院里，是医护人员来查房，故习惯性地应声答道：“平安无事，已经就寝，不开灯了！”按照惯例，查房人听到我的话即会离去。但这次人没离去，敲门声反而更响。于是我才披衣下地（此时我已确认自己不在医院而在长春）。开门后，发现一位军人着装整齐地立在门外；我又见门外并无其他人，也认清了是他，遂忙说：“请进来吧！——有事吗？”只见他满脸歉意欲进又止：“对不起！对不起！影响您休息了！”似又不想进屋的样子，经我一再邀请才跨门而入。就座后，先问我饮食如何，住宿如何，连连表示“对病号照顾不周”，又再次表了决心：“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影片(是另几部)修改的指示”；坚决执行中央“多出故事片的呼吁”。之后才转入“正题”，以十分恳切的语调对我说：“咱们都是当兵的，就实话实说——本来以为《创业》是个金娃娃，立了大功；谁成想出了大问题!问题再大，知道出在什么地方也行啊——满心以为您来总会给我们交个底，谁成想您也没底！您虽然没底，身在中央又管电影，这《创业》的大起大落也有些日子了，我觉得您总不会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吧？您在大会小会只能就那几部片子问题进行传达，是因您被授权了，而《创业》的问题您未被授权，所以只字不提，这一点大家全能理解，我已经再三说：不能再为难您了，听天由命吧！但是，咱们作为军人对军人，能不能请您透露一点？我们省委不能没有态度啊——写检查怎么写好呢？……”
至此我憋不住心里的郁闷，打断了他的话：“要检查也该是我们主管部门先检查！您们省委得管全省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为了一部影片急于表什么态写什么检查呢？表错了写错了怎么办？吴德同志都还没表态呢！我们还没写检查呢！……”
王淮湘同志以他的精明，肯定是相信了我确实不知详情，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不宜急于表态写检查，故不再抓住《创业》没完没了，转而问我对长春印象如何？对长影印象如何？去看了长影宿舍印象如何？特别还再三再四地要求 “指示”！见他很恳切，我就把一直想说而没有合适场合说的话对他说了——郑重建议省里催促一下为长影新建宿舍的进度，我听说施工时间拖得太长了！我亲见筒子楼条件实在太差，连钢琴都摆在挤满了炊具和灶具的过道里！
只见他往小本子上笔录的同时连连点头称是，并表示：“这件事，省里一定抓一抓——请您放心，尽快落实！” 后来，我因坚持反对批《海霞》而被解职离开了，仍有两位到北京出差的长影同志 “费了很大的劲儿”执意找到我，兴高采烈地当面向我“报喜”——他们已迁入新建的宿舍楼。
我以上的几处订正，可请当时的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副主任药天禄和《创业》摄制组的党支部书记曲伟等长影接待我们的同志作证；也可请电影编剧王迪(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和“影筹”副组长梁泽民等与我同行的同志作证。
不论是《纪事》还是《纪实》，最要紧的是必需言之有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愿与编撰者共勉之！
[2009年1月16日初稿，2011年8月改定]
“事”“实”岂可编造
致《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及《历史在这里沉思》两书的主编
文：吕韧敏
《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一书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主持编撰，历二十年之久，集上千人之劳，于2008年出版的的煌煌巨著（如厚厚的大块水泥板），作为献给中国电影百年的厚礼，的确可喜可贺！因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止于90年代末，我也曾受命参与过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所以拜读之后，感慨良多；尤对《编辑说明》和《后记》感同身受。深知“为了查清一件事，写准一个条目，甚至核对一个字，不知要跑多少路，翻阅多少资料”的辛苦和无奈；也深知即使再“认真负责、勤恳工作、付出大量心血”，终也难免在哪个顾不到的环节，出现意想不到的纰漏；更深知白纸印上黑字出版后，想纠正难上加难，往往形成明知有误却无法纠正的尴尬局面!
还有一本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收有乔迈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一文，也与电影有关。
这是两本主编及出版社各异的著作，奇怪的是它们中间关于电影《创业》的记叙竟大同小异，如出自一人之手。将它们仔细对照之后，我才发现《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中关于影片《创业》的文字所依据的竟然是乔迈所著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按说，时下是“无错不成书”。聪明人的聪明办法，乃是“见怪不怪听之任之”，但我却一向聪明不起来，也由于与己有关而“挂”不起来。饭后茶余寻开心，种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戏说”多矣！彰显着国人“口头文学”的深厚功底，“戏说”止于“戏说”而非史实，反正空口无凭倒也无须理会；但是，正儿八经地宣示为“纪事”“纪实”（而非文学），怎么可以“戏写”呢？赫赫然“纪”下无中生有的“事”与“实”，何以面对故人及子孙？
有位好心的编者曾嘱我：据实订正，再由他们按照全书行销总额如数印行。
为此，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细说”一下这两本书中关于电影《创业》事件记叙的错讹。为说明问题，先引两段书中的文字。
（一）陈播主编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以下简称《纪事》）制片卷第66页，有以下文字：（1975年）2月1 9日，文化部电影局筹备组负责人吕韧敏来到长影厂，面告影片《创业》“有严重问题”。
（二）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 966至1 976年纪实》一书，收入乔迈撰写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一文（以下称《纪实》），该书28——30页有以下文字：（1975年）2月1 9日，文化部影筹小组组长吕韧敏一行来到长春。长影以为他是奉旨前来宣示“钦命”的，省委领导也就忙不迭前后簇拥——《创业》出了事，他们也担干系。但年轻的组长只是微笑着讲：“我们这次来，是向大家学习雷厉风行好作风和革命干劲的。”
众人不知所云。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赶紧检讨：“我们省委是想把长影搞好的，但是由于我们不懂影片生产，想抓好也没有抓好。”
吕组长宽宏大量，也能一分为二看问题，他说：“长影自从文革以来，是拍片较多贡献较大的一个厂，您们努力为电影事业做贡献的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才讲出他此行的目的，乃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对长影正在生产的几部故事片（重拍《平原游击队》、《车轮滚滚》、《长城新曲》）的指示精神，并落实1 975年度的生产计划。
话虽这么说，谁知道他是不是还负有别的使命呢?但他绝口不提《创业》的事。
21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苏云汇报长影1 9 75年度的跃进计划。王淮湘看准机会，就《创业》的事情插话说：“《创业》问题提出以后，我们感到大吃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乱猜一阵。”他想引逗吕韧敏谈《创业》，但那位组长看了吉林省委一把手一眼，竟又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会后，省革委会主持文教工作的副主任药天禄也不顾身份，屈尊就教。吕韧敏只说了一句话：“有严重问题。”
鉴于《“创业”蒙难纪实》的作者在书中坦言(见38页)：“算不上严格的正史”，又声称：“后世史学家诠诂也不会十分认真。”故无须十分认真地一一指出其失实之处。但张冠李戴（王冠药戴），把“不顾身份，屈尊就教”的王淮湘写成了药天禄；又无中生有，把“《创业》有严重问题”的话，写成是我说的，这就离谱太远了！其实，要想弄清楚此事是极容易的，何不问问王淮湘、药天禄、曲伟等当事人？何不问问包括电影编剧、评论和电影机械维护等专业人员以及文化部“影筹”小组组长、副组长一行？何不调阅文化部存档中的有关材料？需知，对我进行审查的三年中，首先抓住不放的就是《创业》问题和《海霞》问题。从给我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第一个专案组到其后的所有专案组，概无例外地在开始均认为吕某人作为“影筹”第一责任人，“绝不可能”在《创业》和《海霞》挨整的问题上不负有责任，即使是“上行下效”，也断难脱得了干系。于是，对我的坚持说实话，斥为“顽固”、“态度有问题”；对有些专案组的坚持说实话，斥为“右倾”、“立场有问题”。但先后经过八个专案组的内查外调，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吕韧敏在“影筹”一把手任内，对《创业》和《海霞》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未参与诋毁。后来，好几位专案人员在光临寒舍作客时都表示：《创业》问题抓住你不放太不明智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对你说过《创业》问题的来龙去脉。很显然，我吕某人怎么可能说清楚自己并不清楚的事情呢？！
1975年初春，我确曾有过短暂的长春之行，是衔吴德之命,代表文化组督促长影落实年度计划并传达所谓“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多出故事片的指示和对几部影片的修改意见。”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在我病愈出院不到一周，就找我说：“艺术局筹备小组”有胡可马济川又有马少波，你就不必回去了!狄福才走了，要我去“电影局筹备小组”。并告诫我说：一把手不必事事打头阵，可让二把手三把手去办，以便有回旋余地；但是去长影、上影、珠影和峨影传达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周总理在除夕接见文化组和文艺界人士的讲话中，就故事片太少批评了文化组抓电影不力；江青当时无理辩解，过后又大叫“我呼吁多出故事片”！）这件事，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就得你辛苦一趟……吴德在审定我拟定的传达稿时强调“要充分肯定《创业》的成功经验，大张旗鼓地宣传《创业》。”但到出发前又突然要求我“对《创业》概不涉及。”并作为纪律规定：“主动不涉及，被动也不涉及。”即不回答任何提问。我当即表态谨遵这条纪律。但抵长春后，王淮湘曲伟等同志一再恳切表示：“一定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殷切期望”时，谁又能无动于衷呢？！故身穿军装的我，真诚地对身穿军装的王淮湘和曲伟他们坦露了自己的心曲：省委和长影千万别急于检讨。我倒认为：气可鼓不可泄——长影的革命干劲，长影的创新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总之，我当年在长春断无可能说过电影《创业》“有严重问题”的话。真不知道编撰者这么写的根据是什么！
这两本书中关于《创业》的不实之词还有多处，我和王淮湘、药天禄、曲伟等长春方面诸位，以及北京赴长影一行的诸位，就此曾广泛反复地交流过意见，大家都觉得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其指出，以免错讹流传，贻误后人。
（一）我与《创业》摄制组零距离座谈，是应他们的要求举行的。
与《创业》摄制组的座谈是在离开长春之前的最后一天。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我“召”他们，而是他们 “召”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让省委和厂领导参加，很神秘的样子”。前面说过，我在“传达中央领导指示”时只字不提《创业》，使吉林省委和长影党委“十分意外”，在我反复说明：“经审定的传达稿未涉及《创业》，究竟为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之后，各级党委也就不再追问了。只有《创业》摄制组党支部书记曲伟依然穷追不舍，天天找我“请示”“汇报”“摸底”，表态说“我们坚决把检查写好，就是不知道咋写？”“我们一定把片子改好，就是不知道怎么改？”“中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但总得知道一点中央精神吧？”在我们离开的前夕，曲伟同志又找到我说：“您刚出医院就来到这里，也真够辛苦的了！我们也不该再难为您了！什么话也不请您说了！只求您去跟摄制组的同志们见个面再走行不行？您不顾有病马不停蹄，天天见人——从王淮湘主任到药天禄副主任，从长影党委一班人到宿舍区筒子楼的人，可见可不见的人您全见了！咋就不见我们摄制组的人呢？自从通知中央来人，我们就盼星星盼月亮盼你们！见您率领搞创作的搞理论的搞电影机械的一大帮人离开北京第一站先到我们长影，大家那个欢欣鼓舞的高兴劲儿就甭说了！谁也没想到，您大会小会讲了许多话却一个字也不提《创业》。您到处都强调‘气可鼓不可泄’，省里和厂里也跟着大喊大叫‘鼓足干劲争上游！’可实际上，大家不仅是气泄了，连心都散了！……所以恳请您离开长春前还是有必要去见见摄制组的同志们！……”于是，我置众人的劝阻于不顾，当即随曲伟去同他们摄制组见面座谈。
（二）说药天禄向我“屈尊就教”纯属编造。
我们在长春的日子，药副主任虽然全程陪同，整天不离左右，上班必来下班必走，但处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他始终不曾多说一句话多吐一个字，岂会向我“摸底”？此公尚健在，可向他查证。
（三）关于省委王淮湘书记夜访“摸底”。
当时因日程安排太紧，我又缺觉，晚上大家碰了头各自回去后我倒头便睡。那天听到敲门声竟以为自己还在医院里，是医护人员来查房，故习惯性地应声答道：“平安无事，已经就寝，不开灯了！”按照惯例，查房人听到我的话即会离去。但这次人没离去，敲门声反而更响。于是我才披衣下地（此时我已确认自己不在医院而在长春）。开门后，发现一位军人着装整齐地立在门外；我又见门外并无其他人，也认清了是他，遂忙说：“请进来吧！——有事吗？”只见他满脸歉意欲进又止：“对不起！对不起！影响您休息了！”似又不想进屋的样子，经我一再邀请才跨门而入。就座后，先问我饮食如何，住宿如何，连连表示“对病号照顾不周”，又再次表了决心：“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影片(是另几部)修改的指示”；坚决执行中央“多出故事片的呼吁”。之后才转入“正题”，以十分恳切的语调对我说：“咱们都是当兵的，就实话实说——本来以为《创业》是个金娃娃，立了大功；谁成想出了大问题!问题再大，知道出在什么地方也行啊——满心以为您来总会给我们交个底，谁成想您也没底！您虽然没底，身在中央又管电影，这《创业》的大起大落也有些日子了，我觉得您总不会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吧？您在大会小会只能就那几部片子问题进行传达，是因您被授权了，而《创业》的问题您未被授权，所以只字不提，这一点大家全能理解，我已经再三说：不能再为难您了，听天由命吧！但是，咱们作为军人对军人，能不能请您透露一点？我们省委不能没有态度啊——写检查怎么写好呢？……”
至此我憋不住心里的郁闷，打断了他的话：“要检查也该是我们主管部门先检查！您们省委得管全省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为了一部影片急于表什么态写什么检查呢？表错了写错了怎么办？吴德同志都还没表态呢！我们还没写检查呢！……”
王淮湘同志以他的精明，肯定是相信了我确实不知详情，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不宜急于表态写检查，故不再抓住《创业》没完没了，转而问我对长春印象如何？对长影印象如何？去看了长影宿舍印象如何？特别还再三再四地要求 “指示”！见他很恳切，我就把一直想说而没有合适场合说的话对他说了——郑重建议省里催促一下为长影新建宿舍的进度，我听说施工时间拖得太长了！我亲见筒子楼条件实在太差，连钢琴都摆在挤满了炊具和灶具的过道里！
只见他往小本子上笔录的同时连连点头称是，并表示：“这件事，省里一定抓一抓——请您放心，尽快落实！” 后来，我因坚持反对批《海霞》而被解职离开了，仍有两位到北京出差的长影同志 “费了很大的劲儿”执意找到我，兴高采烈地当面向我“报喜”——他们已迁入新建的宿舍楼。
我以上的几处订正，可请当时的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副主任药天禄和《创业》摄制组的党支部书记曲伟等长影接待我们的同志作证；也可请电影编剧王迪(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和“影筹”副组长梁泽民等与我同行的同志作证。
不论是《纪事》还是《纪实》，最要紧的是必需言之有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愿与编撰者共勉之！
[2009年1月16日初稿，2011年8月改定]
“事”“实”岂可编造
致《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及《历史在这里沉思》两书的主编
文：吕韧敏
《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一书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主持编撰，历二十年之久，集上千人之劳，于2008年出版的的煌煌巨著（如厚厚的大块水泥板），作为献给中国电影百年的厚礼，的确可喜可贺！因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止于90年代末，我也曾受命参与过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所以拜读之后，感慨良多；尤对《编辑说明》和《后记》感同身受。深知“为了查清一件事，写准一个条目，甚至核对一个字，不知要跑多少路，翻阅多少资料”的辛苦和无奈；也深知即使再“认真负责、勤恳工作、付出大量心血”，终也难免在哪个顾不到的环节，出现意想不到的纰漏；更深知白纸印上黑字出版后，想纠正难上加难，往往形成明知有误却无法纠正的尴尬局面!
还有一本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收有乔迈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一文，也与电影有关。
这是两本主编及出版社各异的著作，奇怪的是它们中间关于电影《创业》的记叙竟大同小异，如出自一人之手。将它们仔细对照之后，我才发现《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中关于影片《创业》的文字所依据的竟然是乔迈所著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按说，时下是“无错不成书”。聪明人的聪明办法，乃是“见怪不怪听之任之”，但我却一向聪明不起来，也由于与己有关而“挂”不起来。饭后茶余寻开心，种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戏说”多矣！彰显着国人“口头文学”的深厚功底，“戏说”止于“戏说”而非史实，反正空口无凭倒也无须理会；但是，正儿八经地宣示为“纪事”“纪实”（而非文学），怎么可以“戏写”呢？赫赫然“纪”下无中生有的“事”与“实”，何以面对故人及子孙？
有位好心的编者曾嘱我：据实订正，再由他们按照全书行销总额如数印行。
为此，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细说”一下这两本书中关于电影《创业》事件记叙的错讹。为说明问题，先引两段书中的文字。
（一）陈播主编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以下简称《纪事》）制片卷第66页，有以下文字：（1975年）2月1 9日，文化部电影局筹备组负责人吕韧敏来到长影厂，面告影片《创业》“有严重问题”。
（二）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 966至1 976年纪实》一书，收入乔迈撰写的《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一文（以下称《纪实》），该书28——30页有以下文字：（1975年）2月1 9日，文化部影筹小组组长吕韧敏一行来到长春。长影以为他是奉旨前来宣示“钦命”的，省委领导也就忙不迭前后簇拥——《创业》出了事，他们也担干系。但年轻的组长只是微笑着讲：“我们这次来，是向大家学习雷厉风行好作风和革命干劲的。”
众人不知所云。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赶紧检讨：“我们省委是想把长影搞好的，但是由于我们不懂影片生产，想抓好也没有抓好。”
吕组长宽宏大量，也能一分为二看问题，他说：“长影自从文革以来，是拍片较多贡献较大的一个厂，您们努力为电影事业做贡献的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才讲出他此行的目的，乃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对长影正在生产的几部故事片（重拍《平原游击队》、《车轮滚滚》、《长城新曲》）的指示精神，并落实1 975年度的生产计划。
话虽这么说，谁知道他是不是还负有别的使命呢?但他绝口不提《创业》的事。
21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苏云汇报长影1 9 75年度的跃进计划。王淮湘看准机会，就《创业》的事情插话说：“《创业》问题提出以后，我们感到大吃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乱猜一阵。”他想引逗吕韧敏谈《创业》，但那位组长看了吉林省委一把手一眼，竟又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会后，省革委会主持文教工作的副主任药天禄也不顾身份，屈尊就教。吕韧敏只说了一句话：“有严重问题。”
鉴于《“创业”蒙难纪实》的作者在书中坦言(见38页)：“算不上严格的正史”，又声称：“后世史学家诠诂也不会十分认真。”故无须十分认真地一一指出其失实之处。但张冠李戴（王冠药戴），把“不顾身份，屈尊就教”的王淮湘写成了药天禄；又无中生有，把“《创业》有严重问题”的话，写成是我说的，这就离谱太远了！其实，要想弄清楚此事是极容易的，何不问问王淮湘、药天禄、曲伟等当事人？何不问问包括电影编剧、评论和电影机械维护等专业人员以及文化部“影筹”小组组长、副组长一行？何不调阅文化部存档中的有关材料？需知，对我进行审查的三年中，首先抓住不放的就是《创业》问题和《海霞》问题。从给我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第一个专案组到其后的所有专案组，概无例外地在开始均认为吕某人作为“影筹”第一责任人，“绝不可能”在《创业》和《海霞》挨整的问题上不负有责任，即使是“上行下效”，也断难脱得了干系。于是，对我的坚持说实话，斥为“顽固”、“态度有问题”；对有些专案组的坚持说实话，斥为“右倾”、“立场有问题”。但先后经过八个专案组的内查外调，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吕韧敏在“影筹”一把手任内，对《创业》和《海霞》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未参与诋毁。后来，好几位专案人员在光临寒舍作客时都表示：《创业》问题抓住你不放太不明智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对你说过《创业》问题的来龙去脉。很显然，我吕某人怎么可能说清楚自己并不清楚的事情呢？！
1975年初春，我确曾有过短暂的长春之行，是衔吴德之命,代表文化组督促长影落实年度计划并传达所谓“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多出故事片的指示和对几部影片的修改意见。”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在我病愈出院不到一周，就找我说：“艺术局筹备小组”有胡可马济川又有马少波，你就不必回去了!狄福才走了，要我去“电影局筹备小组”。并告诫我说：一把手不必事事打头阵，可让二把手三把手去办，以便有回旋余地；但是去长影、上影、珠影和峨影传达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周总理在除夕接见文化组和文艺界人士的讲话中，就故事片太少批评了文化组抓电影不力；江青当时无理辩解，过后又大叫“我呼吁多出故事片”！）这件事，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就得你辛苦一趟……吴德在审定我拟定的传达稿时强调“要充分肯定《创业》的成功经验，大张旗鼓地宣传《创业》。”但到出发前又突然要求我“对《创业》概不涉及。”并作为纪律规定：“主动不涉及，被动也不涉及。”即不回答任何提问。我当即表态谨遵这条纪律。但抵长春后，王淮湘曲伟等同志一再恳切表示：“一定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殷切期望”时，谁又能无动于衷呢？！故身穿军装的我，真诚地对身穿军装的王淮湘和曲伟他们坦露了自己的心曲：省委和长影千万别急于检讨。我倒认为：气可鼓不可泄——长影的革命干劲，长影的创新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总之，我当年在长春断无可能说过电影《创业》“有严重问题”的话。真不知道编撰者这么写的根据是什么！
这两本书中关于《创业》的不实之词还有多处，我和王淮湘、药天禄、曲伟等长春方面诸位，以及北京赴长影一行的诸位，就此曾广泛反复地交流过意见，大家都觉得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其指出，以免错讹流传，贻误后人。
（一）我与《创业》摄制组零距离座谈，是应他们的要求举行的。
与《创业》摄制组的座谈是在离开长春之前的最后一天。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我“召”他们，而是他们 “召”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让省委和厂领导参加，很神秘的样子”。前面说过，我在“传达中央领导指示”时只字不提《创业》，使吉林省委和长影党委“十分意外”，在我反复说明：“经审定的传达稿未涉及《创业》，究竟为什么我们也不清楚”之后，各级党委也就不再追问了。只有《创业》摄制组党支部书记曲伟依然穷追不舍，天天找我“请示”“汇报”“摸底”，表态说“我们坚决把检查写好，就是不知道咋写？”“我们一定把片子改好，就是不知道怎么改？”“中央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但总得知道一点中央精神吧？”在我们离开的前夕，曲伟同志又找到我说：“您刚出医院就来到这里，也真够辛苦的了！我们也不该再难为您了！什么话也不请您说了！只求您去跟摄制组的同志们见个面再走行不行？您不顾有病马不停蹄，天天见人——从王淮湘主任到药天禄副主任，从长影党委一班人到宿舍区筒子楼的人，可见可不见的人您全见了！咋就不见我们摄制组的人呢？自从通知中央来人，我们就盼星星盼月亮盼你们！见您率领搞创作的搞理论的搞电影机械的一大帮人离开北京第一站先到我们长影，大家那个欢欣鼓舞的高兴劲儿就甭说了！谁也没想到，您大会小会讲了许多话却一个字也不提《创业》。您到处都强调‘气可鼓不可泄’，省里和厂里也跟着大喊大叫‘鼓足干劲争上游！’可实际上，大家不仅是气泄了，连心都散了！……所以恳请您离开长春前还是有必要去见见摄制组的同志们！……”于是，我置众人的劝阻于不顾，当即随曲伟去同他们摄制组见面座谈。
（二）说药天禄向我“屈尊就教”纯属编造。
我们在长春的日子，药副主任虽然全程陪同，整天不离左右，上班必来下班必走，但处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他始终不曾多说一句话多吐一个字，岂会向我“摸底”？此公尚健在，可向他查证。
（三）关于省委王淮湘书记夜访“摸底”。
当时因日程安排太紧，我又缺觉，晚上大家碰了头各自回去后我倒头便睡。那天听到敲门声竟以为自己还在医院里，是医护人员来查房，故习惯性地应声答道：“平安无事，已经就寝，不开灯了！”按照惯例，查房人听到我的话即会离去。但这次人没离去，敲门声反而更响。于是我才披衣下地（此时我已确认自己不在医院而在长春）。开门后，发现一位军人着装整齐地立在门外；我又见门外并无其他人，也认清了是他，遂忙说：“请进来吧！——有事吗？”只见他满脸歉意欲进又止：“对不起！对不起！影响您休息了！”似又不想进屋的样子，经我一再邀请才跨门而入。就座后，先问我饮食如何，住宿如何，连连表示“对病号照顾不周”，又再次表了决心：“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影片(是另几部)修改的指示”；坚决执行中央“多出故事片的呼吁”。之后才转入“正题”，以十分恳切的语调对我说：“咱们都是当兵的，就实话实说——本来以为《创业》是个金娃娃，立了大功；谁成想出了大问题!问题再大，知道出在什么地方也行啊——满心以为您来总会给我们交个底，谁成想您也没底！您虽然没底，身在中央又管电影，这《创业》的大起大落也有些日子了，我觉得您总不会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吧？您在大会小会只能就那几部片子问题进行传达，是因您被授权了，而《创业》的问题您未被授权，所以只字不提，这一点大家全能理解，我已经再三说：不能再为难您了，听天由命吧！但是，咱们作为军人对军人，能不能请您透露一点？我们省委不能没有态度啊——写检查怎么写好呢？……”
至此我憋不住心里的郁闷，打断了他的话：“要检查也该是我们主管部门先检查！您们省委得管全省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为了一部影片急于表什么态写什么检查呢？表错了写错了怎么办？吴德同志都还没表态呢！我们还没写检查呢！……”
王淮湘同志以他的精明，肯定是相信了我确实不知详情，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不宜急于表态写检查，故不再抓住《创业》没完没了，转而问我对长春印象如何？对长影印象如何？去看了长影宿舍印象如何？特别还再三再四地要求 “指示”！见他很恳切，我就把一直想说而没有合适场合说的话对他说了——郑重建议省里催促一下为长影新建宿舍的进度，我听说施工时间拖得太长了！我亲见筒子楼条件实在太差，连钢琴都摆在挤满了炊具和灶具的过道里！
只见他往小本子上笔录的同时连连点头称是，并表示：“这件事，省里一定抓一抓——请您放心，尽快落实！” 后来，我因坚持反对批《海霞》而被解职离开了，仍有两位到北京出差的长影同志 “费了很大的劲儿”执意找到我，兴高采烈地当面向我“报喜”——他们已迁入新建的宿舍楼。
我以上的几处订正，可请当时的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副主任药天禄和《创业》摄制组的党支部书记曲伟等长影接待我们的同志作证；也可请电影编剧王迪(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和“影筹”副组长梁泽民等与我同行的同志作证。
不论是《纪事》还是《纪实》，最要紧的是必需言之有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愿与编撰者共勉之！
[2009年1月16日初稿，2011年8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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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3 22: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