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祖龙 《六渡桥的黄昏》（部分章节）

tuffy05

原载 文革研究网

文革回忆: 六渡桥的黄昏

转发者按：应作者要求先转发该书的部份章节。该书真实地记录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于其中的某些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与转发者无关，
本书主要作者彭祖龙生于1937年，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宣传部长、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

    本书仅献给那些因种种原因而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武汉市民，各派群众，凡因此运动被枪击，自杀，劳改、劳教、逮捕、拘留、交群众监督劳动、戴上帽子、关进牛棚、五不准学习班，隔离审查，被视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保皇派坏头头（百万雄师坏头头），造反派坏头头，5.16份子，决派份子，四人帮帮派骨干份子，“三家村”、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代理人，黑后台，篡党夺权分子。
    被批斗游街、抄家，被打致残，打死，在两派武斗致伤被杀。
    被开除党藉、公职、军藉被强行遣送农村，被下放当工人的干部。
    公安局，检查院，法院中因二派斗争被清洗出公检法队伍的人民警察，人民检查官、法官。以及，共产党内二派矛盾而殃及的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历史反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资产阶级份子，（资本家）的子女们，让他们了解他们父帮所遭遇的种种不幸的来龙去脉。
    让我们兄弟姐妹携起手来，忘记过去，丢掉仇恨，团结向前进。
    正是：
             往事已随寒风去，春回大地花自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于武汉

本书仅献给——
• 为反压迫，要民主，争自由而献身的（弱势草民）难友：
朱庆芳（女）。戴鹏。王明扬。李长亮。张兴荣。王兴汉。杨文学。
乔长远。余望生。胡双全。等49位同志。
• 为反压迫，要民主，争自由而含冤去世的（弱势草民）战友：
夏帮银。朱鸿霞。胡厚明。李相玉。龙梅生。潘洪斌。等同志。
• 为反压迫，要民主，争自由而被军宣队，工宣队。专案组迫害（被逼迫投江，跳楼，卧轨，上吊，服毒致死）的党内外同志，
教授，工程师，教师，医生，演员，领导干部，工人。农民。
1. 徐筱芳，（女。武汉医学院。学生） 18。桂美和。（武汉锅炉厂。工人）
2. 汤玉莲。（女。武汉市电汛局于部） 19。姚忠义。（省航运局）
3. 李 莉。（女。武汉测绘学院 20。田学勤。（武汉市公安局）
4. 李 达。（武汉大学。校长） 21。武齐华。（储运部。661仓库）
5．孔晓春。（长办，中央十级于部） 22。戴海洲。（湖北省科委）
6．何泰之。（长办，箸名水利专家） 23。胡家奎。（省新华书店）
7．戴树德。（资料不详） 24。万寿明。（市汽车运输公司）。8。郝梦奎。（资料不详） 25。胡幼华。（市温度计厂）
9．徐文彩。（华中农学院） 26。童启俊。（武汉橡胶厂）
10．陈刚龙。（资料不全） 27。胡桂林。（武汉汉剧院）
11．乐亭。（资料不全） 28。陈纳福。（长江航务局）
12．柳和生。（武昌机车车辆厂） 29。任祥瑞。（一治机关于部）
13．吴斯望。（461军工厂） 30．吴明超。（一治技校。学生）
14．吴连生。（3506军工厂） 31。李##。（一治业校老师）
15．杨爱国。（省交通客运总站） 32。杨 权。（一治机关干部）
16．胜 南。（资料不详） 33。黄祖豪。（一治技术员）
17．黄运鹏。（省交通厅）
说明：
A，以上名单不包括6。17。 6。24。 7。15。等死者。
B，以上名单仅作者所知，并不完全，请知情者补充。
文革期间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文革期间，因支持造反派和同情受压迫劳苦大众而受到冲击（迫害）的党的高级干部和地方领导干部以及先支保后支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内外领导同志：
• 1，海山王（湖北省副省长），2。孟夫唐（省北省副省长）3。陈一新（湖北省副省长），4。刘 真（湖北省委秘书长）5。张华（湖北省委副秘书长）6。王盛荣（中央六级高干）。7。任爱生（省农委主任）8。薛朴若（武汉市副市长）9。杨春亭（宜昌地委书记）10。孙德枢（黄石市委书记）11。毛远跃（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12。曾（敦）（湖北省宣传部长）13。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14。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15。李长根（710军工厂党委书记）16。（ ）17。崔放呜（武汉市统计局局长）18。江涛（武汉钢铁公司组织部部长）19。王敏青（女）（武钢）20，陈抚生。（省办主任）21。王 舜（女）老红军，省物资局局长） 22。熊晓春 23。赵文华24。杨友山（市电讯局党委书记） 25。鄱志律 26。赵亭苍 27。李镇南 28。仆盛光（中央七级高干，武钢） 29。李守宪 30。干 毅（华中工学院一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毕业）， 31。周岳森（华工附中校长） 32。李振宇 33。赵秀安 34。李锦加 35。朱邵天（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等等。

• 先支保后听毛的话改支造的党内高级干部：

• 1。张体学（湖北省省长）2。宋侃夫（武汉市委书记）3。赵辛初 （省委书记）4。赵修（省委副书记）5。王克文（武汉市委书记）6。王瑞杰（武汉市化工局党委书记）7。陆天虹（武汉市委副秘书长）等等。

说明：
以上名单仅凭作者亲历所记，年数久远，遗漏较多，欢迎知情读者补上。小有出入，也希指正。
本书是一本申诉书。一本历史教科书。
造反派下狱，保皇派下岗。二派都苦不谌言。一言难尽。为给武汉后代留下真实文革史料。09年7月28日二派尚存老人。共商记录“非官编武汉文革真史”图为二派合影



前排左起：
汪仕奇：原武汉市公安局干警。中共党员。《武汉公安》二号头（属《百万雄师》）
刘天喜：原武汉电车公司干部。〈百万雄师〉保卫部”雷达兵团”一号头。下岗。
朱爱华：朱鸿霞遗霜。〈钢工总〉队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
谢望春：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国棉三厂工人，中共党员，市级劳动模范。〈工造总司〉队员。
俞文斌：原市机械局人武部干部。中共党员《百万雄师》一号头。后武汉市经委副主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现香港居民）
顾建棠：原国务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干部 中共党员“长办联司”一号头。因篡党夺取罪判刑七年。
后排左起：
陈昌雄：原昌雄：原市粮食局干部。中共党员。〈钢工总〉队员。
胡秀娟：原国棉二厂干部。”钢工总”办公室主任，毛死后以打，砸，抢罪被判刑五年。其弟胡厚明，
胡厚明，“钢工总”二号头，原武汉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毛死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八年，死于狱中。
杨道远：原武汉测绘学院 学生。中共党员。原钢二司一号头。毛死后以反革命罪先后被判刑十六年。
彭祖龙：原武汉橡胶厂技术员（工程师）“工造总司”宣传部长。因攻击英明领袖华国锋罪被判刑六年
彭 勋：原湖北大学教师（教授）中共党员 “新湖大”二号头。
吴焱金：原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共青团员，工人“工造总司”一号头。毛死后以颠复政府罪被判刑八年，因不堪当年日批夜斗跳楼时致残。
章迪杰：原市房地局干部。“百万雄师”总联络部长。下岗


目 录（上）
第一章．。六渡桥的春天。（略）
第二章。。六渡桥的秋天。（略）
第三齐。。桃园争夺战，四清动运。（略）
第四章．。红色恐怖，文革开始，扫四旧，（镇压）
（红五类保皇派学生和红五类保皇派工人，四清工作队队员对阶级异已分子，五类分子,资本家和落后群从疯狂镇压，批斗，抄家。挂牌游街，人格羞辱，被整的这些人不敢恨谁。因为解放后历次运都这样，当时逼死不少人）
第一回合 （1966年6月——10月）
第五章。。白花齐放，红花争呜，怀疑一切大辩论
（红五类学生开始分裂成二派。群众中出现二派。二派争辩）
（1966年10——12月）。
第六章。。一月夺权，白色恐怖，文官（党委）政府倒台。（反抗）
红五类中少数派和非红五类学生成立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一起对整过自已的当权派和工作组，党委干部实行报复，批斗，抄家，挂牌游街，人格羞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共产党的官员做梦都没想到，解放后在共产党的天下内，自已第一次
次尝到当五类分子的味道，他们中很少或根本没有人被斗害怕自杀。
这些当权派（走资派）恨毛泽东，恨黑五类造反派。他们说文革不好就是指这一段。不包括扫四旧和清队。
与此同时，红五类保皇派也摇摇身一变。也打“造反派”大旗，继续揪斗出身不好的“当权派”，“四清下台干部”和“同情并支持非红五类造反派的干部”，抄这批人家，将他们挂牌游街，对他们人格羞辱。
所以这一类人（当权派）就恨共产党，恨红五类保皇派。他们也说文革不好。就是指“扫四旧“和一月风暴时还斗他们的保皇派们。
第二回合。（1967年1月——3月）
第七章。。二月逆流，军队（党委）政府上台，（再镇压）
（红五类中多数派和军队对非官办造反派再镇压）
军政府（党委）对造反派第一次大逮捕
第三回合 （1967年3月——7月）
第八章。。三大血案，617。624。715血案。
（军政府组建“百万雄师”，血洗造反派群众组织，准备夺回省市大权）
第九章。。龙颜大怒。“7。20事件真象”的真象。
毛泽东秘密住进武汉东湖，全面了解到武汉运动实况，认定武汉军政府方向错了，不符合他的路线。毛明确支持占市民少数的造反派，并派王力前去做军区工作，没想到军区党委书记陈再道不了解内情，以为是王力个人意见，不服，毛被迫直截召见陈。表明支持少数派意见，陈明服暗不服。暗中怂恿保皇派“百万雄师”持大刀长矛冲击东湖宾馆，要揪王力。以表武汉群众认为陈再道是正确的。毛大惊，大怒，此即是‘7。20事件真象，
可毛死后，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和各级“派党委”，所编党史写成
“江青背着毛主席。派死党王力同武汉帮派在汉挑起大规模武斗，打死革命群众600余人，打伤18万余人。武汉群众到东湖找王力辩论，这即是7。20事件真象。（请问，7。20后，陈和百万雄师都土崩瓦解，那有大规模武斗，）
第四回合 1967年8月——69年10月
第十章。。扶不起的阿斗，疯狂报复。抢枪，全国支左（派）。
（胜利者的悲哀。，毛泽东支持的造反派胜利后，对保皇派实行血腥 镇压，疯狂报复，由受迫害者变成迫害他人的凶手，弄得毛不好下台，毛深知野儿子还是不如亲儿子好，毛开始改变对造反派态度，对亲儿子表示歉意，此时起，造反派日子开始不好过，但他们还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
第十一章。。同室操戈，钢新之争，拳头下组建“派革委会“
（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国共纷争再版，春秋无义战。在“新“军方党委的支持下成立以造反派一派掌权的“派革委会”）。
第十二章。。六渡桥的夏天，复旧，（再受迫害）。
毛说：（对选进要革委会的新干部）“既要当官，又要当老百姓”，回家吧！
派革委会中的新干部被否定。
第五回合 （1968年10月——69年3月）
第十三章。。反复旧运动，（反迫害）。
新干部被冷落，造反派认为是新军区党委搞的鬼。造反派发誓“誓死 保卫派革委会（革命成果）。决不回老家。”
第六回合 1969年5月——9月
第十四章。。六渡桥的冬天，清队，血腥镇压下组建“派党委“。
新军区党委用党解放后历次搞运动的办法。在军区党委领导下。由解放后历次运动的老打手，整人专家保皇派上场组成专案组，用整五类分子老办法，对进入派革委会的新干部，和支持过新干部的老干部和跳得高的造反派群众。用莫须有的罪名日批夜斗，逼，供，信。深挖516，北决扬。逼死不少人。共四年。
军方改变态度，支持保皇派成立以保皇派一派掌权的“派党委”）
新军政府（党委）对造反派第二次大逮捕
第七回合 1969年11月——73年11月
第十五章。。9。13事件发生。省市军政府（党委）下台，
毛说：“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
省市新文官政府（党委）上台。
基层由 “派党委”落实造反派政策，
第八回合 1973年10月——74年3月
第十六章。。反潮流运动起因和结果。基层落实政策受阻。
（省市二赵一王书记认真落实中央政策，上层造反派已召安，由于
冤案太多，基层落实政策受阻。受害群从上街申冤。游行）
第九回合 1974年5月——10月
第十七章。。“派党委造反“。
“派党委”推卸“冤案”责任给军方。
（“派党委“深知军政府罪责难逃，怕连累自已，纷纷造反，推“整造反派”责任给军方）
（1974年6——7月）
第十八章。。流放，邓小平上台，将造反派“充军”
（造反派的派革委会和保皇派的派党委会对抗。生产和工作无法开展，邓将造反派从革委会中调离，以便一派掌权，便于统一指挥，恢复生产。）
第十回合 1974年8月——75年3月
第十九章。。返乡，邓小平下台，。再次落实政策
（造反派再次解放，下放农村的造反派回城。）
第十一回合 1975年3月——10月
第二十章。。六渡桥的黄昏，毛泽东逝世，对造反派一网打尽。
英明领袖华国锋和汪东兴及叶剑英三人“受毛泽东生前秘密请求，受全党，全国人民一致秘密要求。秘密逮捕（绑架）四人邦”成功后。开始对武汉造反派血腥镇压和疯狂迫害。共八年。
文官“新派党委”对武汉造反派第三次大逮捕。
第十二回合 1975年10月——1983年5月

附 录。。
1．文革期间的“中央文件”
2．文革期间的“湖北军政府文件”
3．文革期间武汉主要群众组织简介
4．文革期间武汉群众组所办“报纸”简介
5．军宣队。工宣队的来历

目 录 （下集）

第二十一章，军管时期的武汉
（1967年2月—74年4月）
第二十二章，周思来武汉之行
（1967年10月10日）
第二十三章，十年文化大革命武汉政权变化。
《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摘录
第二十四章，清队。深挖“516”北决杨（决派）冤案在武汉真象。
〈杨子江评论〉何物？鲁礼安何人？军政府和保皇派分子的专案组对造反派疯狂报复，报7。20被整的血泪深仇，因此冤假错案在量出现，逼死不少人，如果二月逆流时是用武力镇压，那么，清队是文（力）镇压。
第二十五章，戴鹏同志被活埋市委大院和枪杀汤忠云案情始末。
第二十六章，文革中死刑案例，（10例文革死刑案，看谁在杀人）
A，文革中第一祭刀的人，
第二十七章，当权派和走资派的生死角遂。
（支造当权派和支保当权派的权力之争）
第二十八章，归元寺，莲青寺，古德寺的命运
（文化古迹）
第二十九章，文革中，省市委，省市人委（政府）中的“普通干部造反派“和普通干部保皇派斗争纪实。
（省市机关）
第三十章，省市直管各大单位支持造反派的当权派干部纪实。
（当权派干部队伍）
第三十一章。省市直管各大单位支持保皇派的当权派干部纪实。
（当权派干部队伍）
第三十二章。文革期间，文化，教育，卫生界，造反派和保皇派
知名人士纪实
（文教卫生界）
第三十三章。文革期间，先支保后支造的省市委，政府领导干部。
（基层干部）
第三十四章。文革期间，武汉造反派知名人物介绍。
第三十五章。文革期间，武汉保皇派知名人物介绍。
第三十六章。文革期间，武汉学生中造反派，保皇派知名人物介绍。
第三十七章。武钢，武重，武船，武锅文化大革命运动简述：
（大型工厂）
第三十八章。长办，中科院水生所，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文革纪实。
（中央在汉和科研单位）
第三十九章。汪玉霞，品芳照相馆，中南旅社文革纪实。 （小型单位）
第四十章。人民中学。武汉一中，武昌实验中学，武汉关小学文革简述。
（教育界）
第四十一章。省新华印刷厂。武汉染料厂，肉联，震环纱厂，省柴油
机厂文革简述。
（中型工厂）
第四十二章。《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电台》，《武汉电视台》文革纪实。
（宣传部门）
第四十三章。银行。武汉电讯局，邮局，供电局，自来水公司，电
车，汽车公司，轮渡公司文革简述。
（城市服务部门）
第四十四章。公安局，检查院，法院文革二派知名人士简介。
（公检法部门）
第四十五章。武汉歌舞剧院，京剧院，汉剧院，楚剧院，越剧院，
豫剧院，杂技团文革简述
（文艺界）。
第四十六章。文革期间，武汉各派武装保卫人员。写作宣传人员
介绍。
（文保部门）
第四十七章。文革期间，武汉军区机关，造反派和保皇派二派斗
争实况简介。
（军事部门）
第四十八章。文革期间，造反派，保皇派，支造干部，支保干部，
支左军队的罪行。
第四十九章。造反派，保皇派，支造干部，支保干部，支左军队
文化大革命大结局。
第五十章。春天在那里？
A，毛泽东已被赶下神坛。
B，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路
在何方？
C，何时才有一支，只忠于国家，不介入政治，不忠于任何
个人和政党的国家军队，
D，和谐社会，用什么来慰藉历次运动中的冤魂。
E，何时才能停止对毛泽东先生为对付刘少奇而抛弃老打
手（保皇派），临时雇佣的“新打手”“抢夺四清运动成果”的“造
反派”不再作妖魔化的宣传，文艺创作，内控使用，还
武汉化大革命的真实面貌
G。何时才能将六类分子（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右派分子，造反派邦派分子）从内控名单中
删除．给六类分子人权，国民侍遇．


（无 牌 词）《游南京紫禁山》
紫禁山头，
看天高云低。
十方景色，
尽收眼底。
一江横卧，
追溯源流一万里。
南雨北雪，
大海高山各东西。
江山如此娇艳，
引来多少英雄奔息。
※※※※※※※※
想当年，
洪郎眼浅，
手持雄兵百万，
不图燕山青壁。
到头来，
只落得子散妻离。
害多少人杰丧生，
血沾吴王旧地。
败者为寇，
千载功罪谁记。
※※※※※※※※
空留余恨，
俱往事唉！
我今重游，
仅多此一笔。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武汉七。二0事件后）

代　序
在武汉市，你问任何一个人“六渡桥”在哪里，可以说人人皆知，能马上回答你。
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盐市口、南京的新街口、广州的海珠广场，都是这个城市的代名词。武汉的六渡桥还有另一个特色，每到黄昏，聚集在这里除了一些购物的人外，还有不少老头儿，各种品种都有，背景多不清楚，由于这里没有建党支部，没人监视，所以他们通宵达旦，在这个灯火辉煌的夜幕下谈论稀奇古怪的事，正应了那句：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笔者一有空，就去听，时间长了，终于听出道道来，笔者选了一些爱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故事的圈子，将他们所讲的收集编辑成册，由于是在六渡桥黄昏听到的，所以取名“六渡桥的黄昏”，读者千万不要和那本有名的“紫禁城的黄昏”相提并论。
稿写好以后，笔者为生计，到内蒙古大沙漠（又说大草源）谋生去了。
几年后回到武汉，武汉形势大变，街口中间建了一个人行天桥，六渡桥的老头子们已越来越少，在上面已经找不到当年谈古论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老翁了，但仍有一些老翁，别人告诉我，你千万不要接近他们，他们在“寻花问柳”，当初，天桥上每到黄昏，流莺不少，后来到处有发廊、宾馆、娱乐城、酒吧这些流莺便成了合法正规部队，被那些单位召去为有钱人服务去了，据说政府还准备找她们抽税，说抽税并不等于合法，这不知是哪里来的荒谬理论。现在，这儿还剩一些等外品流莺来为打工的穷人服务，每次扫黄，全部抓的都是她们。大宾馆警察不敢管。
我听了吃一惊，忙说，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吧，那老头摇头说：“现在当官的和有钱的才叫无产阶级，穷人改了名字，叫弱势群体，工薪阶层，”你没听说，“革命搞了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吗”。
我听了不知什么滋味，准备回家将写收集到的文章书稿烧掉，正准备走时，桥下有几个老头子又争了起来，一个说“共产党一党专政”，另一个说“共产党从来都没有一党专政过”，我一听连忙跑开，这些话要是被便衣警察抓住了还得了，不是坐牢就是杀头，正走时有个原来爱讲文革运动的老头过来抓住我不放，我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个老熟人，他说你怎么这么怕，现在言论有一点点自由，刚才那个老头的话并不是攻击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从来不是一党专政的意思是说“共产党从来是党内一派对另一派专政，这样被专政的一派又为劳动人民的讲话，台上的共产党再不好，台下的共产党总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同情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对共产党总抱有希望，就整个共产党来说，并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党内一派专政”
我说，我们不说这些好不好，过去武汉市有个叫XX龙的造反派头头，文化革命十年，他被斗了八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事件发生，省、市党委层层秘密传达，当时，XX龙所在的化工局正好还没有传达到，这一天全厂停工召开对XX龙罪行批斗大会，上台挨批斗他的人发言说：“XX龙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妄想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江山，死保其后台主子刘少奇、邓小平，为其后台刘、邓鸣冤叫屈”。下面口号马上跟上，2千人齐喊，“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反对林付主席就打倒谁”，“打倒XX龙”，“打倒XX龙的黑后台刘少奇。打倒XX龙的黑后台邓小平““打倒刘少奇，邓小平”••••••
当天下午，上级叫马上停止斗争会，因林彪事件已传到局一级，明后天就要传达到单位， XX龙反对“林付主席”岂不成了英雄，岂不要平反。军代表和保皇派组建成的派党委马上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抢在传达前再开一次批斗会，把影响扭过来，第三天，又开全厂批斗XX龙大会，职工莫明其妙，全厂才斗二天，又斗，是不是发现新的罪行。当时，全厂又停产开批斗XX龙罪行大会。
大会发言稿一时不好准备，还是原班人马，原稿照念，中间只是反对林付主席的一句不念，大会开到最后，最后一个人发言时使全厂职工大吃一惊，控告人说：“XX龙竖起你的耳朵听着，你的后台老板林彪已经被我们揪出来了”接着喊口号，“打倒林彪、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XX龙••••••”“揪出XX龙的后台林彪大快人心。。。。。。”
此言一出，全厂哗然，应声的很少（好在党内主要骨干已打了招呼）由于职工还未听传达，虽有风声但不敢相信，一时下面乱轰轰，顿时，人们发现站在台上低头挨斗的XX龙突然瘫痪倒在台上，专案组马上派人将他拖到医务室急救，大会主持人在广播内马上说：“这个坏家伙一听他后台倒了就急摊了”，顿时，台下又乱起来，原来又有几个老红五类共产党员也吓瘫了，下面又一阵混乱，七手八脚将这几个人也抬到医务室，此时，几个老工人开始议论，“没想到新党委连这要砍头的话也敢在大会上讲，弄不好全厂都成了反革命”。
反正，当时谁在台上，谁就是当权派和保皇派及红人的后台，谁在台下，谁就一定是造反派和牛鬼蛇神，五类分子的后台，还有，只要有人说中央某某被打倒了，第二天就有不少有先见之明者炫耀自己，“我早看他不是个好东西的，贼眉鼠眼，早就该下台的”。有人问，那现在台上还有坏人吗？他马上开骂。。“放屁！现在台上都是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你想，税务局一方面要收妓女的税，一方面又不认同她们合法，这很正常，有什么好争的，“党”永远是正确的，“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理，可一些人还要为真理而斗争，真是一些苕货，”,一句话把大家点醒，几个剩下的党员老头子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又有几个老头说。。“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太伤心了”。
“太伤心了“，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决定不烧掉书稿，将这些老头儿讲的故事记下，说不定有一天是正确的，所以署上“伤心人”（商欣仁）的笔名。微求意见，看看这六渡桥
黄昏后一些党内外老头儿们说的真话有没有人相信。让历史作见证。

和 毛 泽 东
七四年于秦皇岛
毛 词
大雨落幽燕，
白浪涛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揭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彭 词
风过燕山边，
浪接云天。
秦皇岛内小洋楼，
点点连成了一片，
歌绕青烟。
※※※※※※※※
往事重浮现，
扬子江前，
饥翁捕鱼红楼晏。
富、贵、贫、贱何相似，
还在人间。

文化大革命纲领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即十六条)
1.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民，力求达到他们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个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於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2. 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国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陷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的大的革命动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产阶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同时也是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档。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从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击跨。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段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1）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这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的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2）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3）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事实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4）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派把持著。这些当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採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原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的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辩代替的辩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5. 坚决执行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徹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有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辩法。要保护少数，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不是武。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学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的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1. 好的。
2. 比较好的。
3. 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4. 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络的最好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侯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10. 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撤底改变资产阶级知
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撤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撤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另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晨、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时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重点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判。团结的方针，对於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当加以保获，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的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运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掛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谈话》。《关于领导文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到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来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文中黑字原文没有，是编者为提示读者加的）


摘录者按：
十六条的意义：可以说是所有文革文献中，最重要的一篇。在文革群众运动期间，具有文化大革命“法”的地位。从法律意义上看，这个“文本”本身是粗糙的、模糊的，很容易作不同解释。只能看作是提出的一种法律的精神。这种粗造就是毛泽东先生一贯“作风，他从来说话都是模菱二可。越模糊。越有水平，
“只有美帝怕人民，没有人民怕美帝”
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后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
“这次动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也就是说，历届运动都是由上面当权派派人（工作组或专案组）来整下面的普通干部，行政工作人员，老百姓，弱势群体，五类分子。这次却要由下面的普通干部，行政工作人员，老百姓，弱势群体（五类分子除外）去整上面的当权派（时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筒称走“走资派”），因此，阻力和反抗是可想而知。
问题是“五七年反右”时，也先是叫下面的老百姓去给上面的领导干部（当权派）提意见。结果提意见的人中不少人最后都成了右派分子，所以老百姓再也不上那个“毛当“了，可想而知文革初期发动群从是多么的困难。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毛泽东才在“十六条”上明确规定：：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的酌情处理。
这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给普通老百姓发誓赌咒，保证再不会把揭发斗争领导干部（当权派——走资派）的群从打成反革命，毛在世时基本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三位“毛死后的开国功臣”，打着“保卫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清查“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的口号，，把“十六条”中法律性最强、最具有创造新意，也最受群众欢迎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 “豁免权利”作了废。使那些当年害怕当右派，又由于受到当权派和党的积极分子（厂矿红五类红卫兵）迫害的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毛的诱导下，露面“造起反来”，去参与斗当权派，最后还是再次上当，毛死后被当权派——走资派疯狂报复，遭到灭顶之灾。其结果比当年右派更惨，当权派——走资派们以及他们的枳极分子。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自已解放后唯一的一次挨斗的仇恨都有发泄到支持毛的造反派身上，成了继反右后的又一个大冤案。其罪名也很奇特：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命运动” “ 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为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四人邦呜冤叫屈” “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翻案” “充当资产阶级的打手”“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阴谋篡党夺权“ “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妄想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使我们无产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荐罪“ “ ”打着红旗反红旗“。。。。。。。。总之罪大恶极，
罪状中有一条实在并不冤。那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一条。
事实上文革中二派都打着红旗反红旗；
造反派高举毛泽东的旗子痛击共产党（基层党委）。
接受毛一人独裁（一元化）。不同意下面党委也独裁
保皇派高举共产党的旗织掣肘毛泽东。（中央文革）
就象中国在世界上反对美国一国独裁。提倡多极世界（多元化）。而在国内却强调（一元化）党委的绝对领导。
二派都打着红旗反红旗。
按作者肤浅看法：
自反右运动后，党内，党外民主二字已经成了对党的一种挑衅。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假话成风。，已经危急到党的生存，毛已经听不到一点实情，，因此他希望在无产阶级内部（五类分子除外）。在群众中实现一种大民主，让群从能从法规上来监督全党。以畅开言路为先。
毛的“文革“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改革“的试验 ，民主的试探，和邓的”经济改革“同样重要。可惜被走资派（当权派）们搅了局。使运动进行得困难重重，反反复复，
走资派（当权派）至今还不敢提“政治改革”其原因就在此。
试想。毛的“文革”是在“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的“政治改革”，结果就出现了另一派“篡位“（篡党夺权），若无产阶级以外的人也参加进来，那共产党岂不土崩瓦解，除非共产党人个个都成百万富翁，掌管国家经济命脉否则决不能轻易提政治改革。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给经济改革者代来的教训。


公 安 六 条
(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动中规定的纲领性重要文件)
（编者按：不准参加“无产阶级国家”政治运动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份子和被杀，关。管，劳改。劳教释放份子相关人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活动规定）
（中发67）19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 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系，
为此
特规定：
12. 对於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抡劫，制造交通事故，暗杀，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窈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13.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14. 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 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15. 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的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已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16. 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其它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17. 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捍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任务，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周恩总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在汉接见群从代表时合影


原载《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
前排左起： 中排左起： 后排左起：
曾恩玉：武汉军区 司令员 王富山：华中工学院 学生 白振行：武汉市公安局 干警
龙铭鑫：湖北大学 学生 杨道远：武汉测绘大学 学生 夏邦银： 汉阳轧钢厂 工人
邓金福：武汉钢铁公司 工人 谢烨之：武汉大学 学生 。。。。。。： 。。。。。。。。。。。
李想玉：武汉钢铁公司 工人 沈福礼：武汉锅炉厂 技术员（工程师） 史灼华： 东湖中学 学生
郑 军：中共湖北省委 干部 陈文汉：武汉市一中 学生
徐筱芳：（女）武汉医学院 学生 彭 勋：湖北大学 教师（教授） 蒋顺章： 新华社记者
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 学生 高玉泽：华中农学院 学生世间 。。。。。 。。。。。。军人
王彩珠：（女）武汉师范学院 学生 张兴旺：武汉公安学校 学生 徐 键：军区三办 任
。。。。。：（女）公安干警 杨连成：武汉钢铁公司 工人 。。。。。： 。。。。。。。
周恩来：国务院 总理 。。。。。。：武汉公安局 干警 。。。。。： 。。。。。。
张立国：华中工学院 学生 吴焱金：市无线电元件厂 工人 王成秀：武汉空军总医院
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 工人 杨。。。。：武汉公安系统 干警 赵正杰：武汉公安局 干部
丁家显：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学生 蔡大祥：武汉机床电器厂 工人
李向阳：武汉重型机床厂 工人 。。。。。：。。。。。。。。
彭祖龙：武汉橡胶厂 技术员（工程师） 。。。。。：（军人）
刘 丰：武汉部队 政委 。。。。。：（军人）
张玉华：武汉部队 副司令员

周总理十月十日上午
在武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现在请你们座谈座谈（三司革联代表提出，大家还是希望总理去一下。）我没有时间了，马上又要起飞。我昨天在湖南的“湘江风雷”等八九个组织，座谈了四五点钟，从节目演完之以后，精力也不行了，现在还要起飞。（曹司令员插话：将来还有时间。）
同学们，战友都交谈了，由二司、新华工准备传达。但是有一个条件，无论如何涌贴大字报，你们一贴大学报，我等于白做了工作了。国为大字报必然是各取所需，对我有利的就写上几句，对我不利的就不写。这样搞，又变成我挑运群众斗群众，实际上我并不如此，因为是跟们谈心嘛！主席告诉我们，要跟你们常谈。就是要告诉你们，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说把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些。主席还有几句话，我就没有写上总是不断地做工作嘛！现在就给你们两个，一个是新华工，一个二司。但是这只能限于勤务组，不能和广大群众讲，因为你们自己还没有培养成熟嘛，要用你胶的话讲，一下子开大会传达，那不行，那马上就会大字报贴满大街。这是跟你们谈心，把主席讲的话传给你们。
主席一个重要指示，我们按照中央通知，已经发出来了。那个重要指示，请会思玉同志、刘丰同志，可以把你们各个组织勤务召集在一起，口头传达。那个是可以逐步下达的，因为那是主席看过的，我们还是写未经本人审阅。主席看东西，我告诉你们，不象你们发一篇公告，连看都没看就发出去了。昨天“湘江风雷”说，一下X月三十一日的通告，不知你们看过了没有，简直是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他们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不足，还是过去二司的，到北京转了一趟，受北京清华井岗山的影响，那是八月，说面临着全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前夕，要武装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当然，这不是二司本身的，是受北京的影响。我们批判了多次，这是极“左”的思潮，现在夺谁的权，现在是大好形势嘛！主席讲嘛，不是小好，是大好，七八九三个月。原来建立革命委员会，还有七个地方，包括青海。六七八月我们一下子解决八个，基本解决，或者初步解决，有湖北、河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内蒙古、甘肃，一下子解决八个省区。这说明速度之快，过去一月到五月，解决了七个省，办成了革命委员会。还有反复，如黑龙江。但革命委员会，必须维护，江青同志九月五日在安徽会义上的录音，你们不是听了，要每一个单位去传，在工厂里去传。所以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要维护，要加强，要加强，要发展。初生的婴儿，都是粗糙的，毛手毛脚，慢慢地就无限的生命力发展起来了。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八个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们现在与十一个省市正在解决问题，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处是补课的）、河北、天津、陕西、宁夏，共十一个。如果这个问题在十月十一月解决，七个、八个再加十一个，共二十六个，剩下来的就是新疆、西藏、云南，估计十二月份可能解决。主席给我们的时间很宽，说是春节前全部就序，争取初步或者基本的全部解决。为什么说是初步？因为有些是单管，有有搞筹备小组，如湖北、河南，就进一步搞革命委员会，国防科委不大成熟，还有反复，期货的还没有树立典型，还要抓。各省军区又要抓地县，地县也要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地县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市里要建立各区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这样子就全部解决。再剩下一个年头，明年到六九年就扫尾，准备三年就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阶段的胜利。我们打了三年解放战争，取得全中国，打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打败了美国鬼子，这一次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三年，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打倒，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阶段，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你们有经验了，因为你们参加了，你们今年二三十岁，我们总算对你们有交待了嘛！毛主席健在的时候，领导你们，直接领导你们，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农民也好，机关也好，军队也好，都行到了自己实践的经验。如果这三年胜利了，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干一次的，必须几次，十几次，或者更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还有全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消灭，这样，我们中国的胜利和解放，也算不彻底。因为谁战胜谁的问题，在世界范围还没有解决嘛！它就是影响中国资产阶级分子嘛，影响我们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搞复辟嘛！即使全世界革命胜利了，就象我们所说，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中国，这个话是这样说，但这只是一个远景，这个目的是一定就实现的。但是即使全世界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到那个时候还有思想问题，还有争执问题，还是会有人有野心篡夺领导。主席说了，世界革命真正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真正能实现和巩固，这是几百年的事情。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嘛，那能这样容易地去掉！你们虽然得到经验，但是你们的经验还是初期的，当然你们很幸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年轻时搞革命，那时脑筋里还没有生长毛泽东思想，没有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伟大，还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的，就是要搞革命，就犯了许多错误。你们现在一犯错误，就有我们提醒，毛主席提醒，我反毛主席的话，告诉你们，说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你们，要把自己的当作经验当教训。
刚才还有个什么没写上，（会司令员插话：谈心。）要给你们不断谈心，十几个人，不但谈一次，要谈多次。主席要我们这样做，即使如此，等到你们接班了，不是一般的接班，你们接班就掌权了。你们一、二十年后就掌权了，占领导地位了，那时候有新的问题了，你们就不犯错误？不能说，我昨天问了“湘江风雷”的同志，问了所有湖南来的同志，我也问了话多地方，我同样问你们，现在叫你们做湖北省的第一领导人，就军管会的主任，或者是军区司令员行不行？（众答：不行啦，还差很远。）是嘛，那很好。朱洪霞不了吗?你行不行?(朱洪霞答:不行。)不行嘛，武钢的？（李湘玉答：我更不行。）不行，很清楚嘛！刚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还有新化农站的，行不行？（新华农代表答：根本不行。）新湖大的？（龙铭鑫答：根本不行。）是嘛！还有工造总的，行不行啊？（吴焱金答：不行，不行。）还有公检法的行不行？（公检法代表答：不行。）女同志行不行？（一个女同志答：不行。）是嘛！不是将来不行。主席有一段话，你们最有希望，最有将来，将来属于你们的，人人有这个可能。要经过无数次的锻炼，犯了不少的错误，希望不犯大的错误，在毛泽东时代。我跟他们讲了，他们也告诉我。单只大方向对，就不能保证，政策搞错了，同样还不是犯错误！可以使大方向失败。
要不断地自己总结经验，总结那么几条条。成绩固然要总结，但大家知道的，只要有几句话带，进去就行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总结那些缺点错误的经验，以便有所改进和有所前进。这段话是我在一九六五年政府工作中发表的时候，我说了几句，这是毛主席说的，当时只发表个摘录，我还记得，主席就告诉我们了。主席为什么在我那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几段呢？因为我不大会总结经验，经过做几十年的领导工作，这也是我的弱点。你们不同了嘛！你们年轻，一学就会。这是我给你们谈心，你们把这个贴出大字报，外国都知道了，这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些事情，我不希望你们贴大字报，这也考验你们，能不能给你们谈心。这个我就不能作为自己的话来说，我就加上一句，这是毛度席说的。这是主席一段哲学的话。你们就要学总结经验。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可是不容易啊！总结成绩可不容易，要人家说你们的长处，自己要说自己的错误、缺点，这就有希望了，才能前进，不然就不能前进。北一个大包袱，怎么能前进呢？轻装上阵，就能立新功。在座的有很多空军嘛！空军战斗就是轻装上阵，背一个包袱就上不去。他要打敌人，他冲得了，你一上，怎么行。（曾司令员插话：飞机带的副油箱，到战斗时候要丢掉。）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总结经验，能够总结经验，你们就便于联合了。我昨天在群众大会上讲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务不怕乱，乱得越彻底，不越能暴露，越暴露就越解决得好。
二、关于大联合。在什么基础上，什么原则上大联合，如何实现在联合，目的是大批判，斗批改，“三结合”，成立临时机构—革命委员会。
三、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尽管有时期下降，总的方向是好的，因为农业丰收了嘛！昨天看锅炉厂，它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但是一般的说，工业上是受到影响的，今年可能在计划指标上不能实现。不要紧，今年只要第四季度赶上来，明年很显然是大跃进，后年是更朋的跃进，是飞跃的发展，总之五年计划会要大大地超过，而且有许多新的技术发展。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子弹爆炸，导弹上了天，带着核武器上天，这不是那一个国家敢做的。我们是在人头上过去的，去年十月我在搞这件事时，可是担心啦！一掉下来，可要出大问题。今年的氢弹是在这空中爆炸的，不是在地面上爆炸的。怎么样？都成功啊嘛！时间就这么长，那时候动员，还是把氢弹装好了，有一点粗糙，到了现场检查，又改进了。这就两个地方，一个生产的地方，搞完了以后，他们就可以睡觉了，两派打架，现在还没有停下来，另一个是基地，也弄起来了，所以我们年轻人可是容易忘了大局。一动员，就是干劲冲天，但搞完了以后，他就闹，所以派性和党性经常转化的。（曾司令员：要打架。）你们有了党性，就放心了。我们都要防止头脑中的私字嘛？难道你们就那样没有私字，不能这样说。（曾司令员说到坊内有些年轻人时，总理问了几个女同志。）你今年多少岁？（答：二十一岁！）你今年多大？（答：二十岁！）你是哪单位的？（“中这红联的”。）你今年多大？（答：我也有二十岁，还没满。）那就十九啦！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总结经验，有所前进，生产要搞上去。特别是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就是你们三个，要很好的搞。关于工作阶级的话，我昨天念了主席语录了。
四、教育干部。首先要教育领导干部，也教育你们自己，所以希望你们去北京训练班。听说你们去了几个人，你们钢二司已去了几个？（钢二司答：没有。）我现在要求你们到北京训练班里，大的组织去五个人，小的组织去三个人。去的时候，勤务组也要有人，去一个嘛，你们十几个人去一个去不起喝。如果你们有了干部部出来了，新华工的也可以去一个干部，让他们也受到教育。就是主席说的，学习班里要有左中右。这个右是中间偏右的，不是右派。但也有右派，陈再道总处是右派了吧！主席还要把他也摆在训练班里去，我还正在做工作嘛，你们听到了，是不可设想。我昨天也讲了，要做工作。主席是教育干部，主席说我们十几年，固然刘、邓搞的不好，我们没教育他们，没告诉他们。八条命令，突然袭击，搞得小将们没有准备，老将根据八条，支左就支错了，就做过了。这八条。十条又没有打招呼，弄得军事领导同志都被动，小将们又趾高气扬，就冲了。这是十条命令。我们想，十条命令，以后就补空子，来一个
“六•六”通令，不灵，因为太早了，闹得还不够。尤其是武汉，“百万雄师”是五月发起，六月成立，六月下半月，七月上半月就大打嘛！可见不灵嘛！那时怎么能拿“六•六”通令来搞呢？他利用“六•六”通令嘛。陈再道他们呵！所以必须要通过七、八月，这些东西都江堰市暴露了，所以九月五日的命令就比较多灵了，就是收枪。这是比较而言。也还有些地方收不上来，还要做工作。你们这里就搞了个荆沙事件啦。我看在坐的组织，那个组织有点关系，自己就想法子检查一下，不要别的单位来指责。听说还搞警备司令部，那就不对了。有了大军区的指挥领导了嘛，有什么事情告诉大军区领导，有什么不好，还可以换嘛。只要派了以后，就要支持他们嘛，特别是三“三钢”，要跟军区合作得更好，人们队伍大嘛，很重要嘛，荆沙就不要去了，不要搞对立。你看荆沙，听说死伤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过问了这件事情，又与自己有关，好好地检查，我刚才说了，多检查自己。所以我昨天讲文化大革命的四部他是针对你们武汉，当然也针对着其他地方。今天报纸还没有出版吗，登了没有？（曾司令员：已经登了。）你们是听了的，再好好计论计论，这作为我的建议，好好联系到武汉计论计论，还有，那天说了，就是你们不要去干涉人家的事务。这话一点不错，“三钢”你们也想一下，难道你们就没有过问人家的事情？你们派了一些人到外地区，有没有这件事？（丁家显答：有。）还不是看到人家“三新”来过问工厂，你们不高兴，那你们过问外地的事情，那不是一样？彼此彼此。（大家都笑了，曾司令员插话，汽车上有标语，把阿尔巴尼亚还加上一个钢字。叫我理解是钢阿尔巴尼亚了。大家又笑。）我们不是说新的胜利嘛，拿钢来形容，是坚强的意思。我们说坚强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它在“三反”的斗争是坚决的，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不要去计较名字。康老已经说了，再不要提“不钢则康”了。我说“康”字有什么不好，接受康老指示。现在还什么康有为呢？因为保守派已经瓦解了嘛，也已经瓦解了，陈再道搞的。他自己总是评功摆好，看人家部是缺点错误。你们看看毛主席的这段重要指示，大概今天就要收到，明天或是后天就要传达，首先在勤务组小范围然后大范围波浪式传达，就会深透。好好地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
最后，要回答你们的问题，就是如何联合，其他的地方法，我那个讲话里都讲了，你们都在坊，不要重复。
另一个问题就是组织形式的问题，那个时候不便于谈，我跟钢二司说的比较清楚。不过你昨天没有到（指丁家显），你在水运嘛，到的是杨道远，你们好好告诉一下，你们都有记录。我说的比较具体，这些情况都不用说了，不要再详细说了。我的意思要有步骤，要有目的地来进行联合。所谓有步骤就是不要急，一步登天不行，一下子大联合，把各种组织都取消，这是主观主义。因为群众都还没有懂得。特别是群众的头头还接受不了，他们的头山还没有解决。主席在延安整风说过：要承认山头。因为我们是各个解放区，各个方面军，客观存在的事实你不承认，这不等于无现实吗？最主观主义的，第二叫尊重山头。自己的山头靠在一起，总是亲热的很，总是讲的热火的很，受了一点委屈马上就支持。昨天湖南的造反派，我为什么同他们谈四、五点钟呢？我给他们说了一些心里话。开始他们可是不通呀，一来，先没有接见他们，接见除外们，他们就生气了。你们看这事笑话不笑话（你们不要贴大字报）。我说我主要是为湖北的事情来的，招待阿尔巴尼亚竞政代表团，把你们请来是附带的，这个道理一说，他们就懂了，通了，他们检讨自己。他们说觉得自己同观点的，过去共患难原，稍微受了一点气，非要出气不可，人家就不管了。这怎么行？主席常说：一个人山头的见到，什么话都说，骂都可以，可以听得了。如果是对方说你一句，轻轻说你一句，就要火了。这不叫山头气呀，你说你是钢二司的，你可以骂他几句，杨道远骂他几句，他可以不在乎，不要紧。如果新华工说你们一两句话，轻轻的就要计较的，这不叫山头气呀。主席有一个办法就是尊重山头，我不说你，各人说自己山头的不对的，不说对方。第一承认现实，客观现实，第二尊重对方，只说自己，不说对方。然后才能做到逐渐地消灭山头，还不是一下子消灭。（曾司令员：解放军都是统一的。）解放军是统一的，但是我们解放军来自五湖四海，最初的红军有三个方面军，（曾司令员：还有好几个。）一方面军的三军团、五军团、七军团，二方面军有江湖、湘的，还有湘鄂的，还有湘鄂西的，四方面军即有鄂豫皖的，还有二十五军，还有到四川的，还有留在本地的，多那。这是历史，到现在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四十年、三十多年了，痕迹呀，常常还没有消除，要经常注意呀，我们解放军同志是最统一的，我们主席一声号令，奔赴前方没有价钱讲。可是，彼此之间稍微不留神，就会计较。你看我们老将四十年的战斗，我们老将怎么责怪你们有山头呢。希望你们一下子消灭山头，那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每一个步骤不是十全十美的，组织步骤不要急，逐步的有目的的进行，先从车间、工厂，然后全武汉市，到全湖北。这次接待外宾领导上没有安排工造总参加，有缺点，你们就不高兴了，以后你们们来，还有点气。
工代会，不要再争钢，争新了，要革命的工代会，以钢和以新为核心都不对，以自己为核心就是不能成为核心，核心要由大家来承认。委员会要协商解决，组织有大有小，委员可以适当照顾，常委也可以考虑，但是主任、副主任要有，不管是委员、常委、主任、副主任，可以有各方面的人，要协商解决，你们不是谁领导谁。我们开新政协会议，民主人士的委员占三分之一还多，文化大革命初期，经卫兵抄了一抄，做得有些过火，但主要还是搞走资派。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要他改正还是可以让他革命。小组织给个委员也可以，正因为他小没有联合起来，就让他一个委员，有利于大联合，你们钢工总、钢九•一三把他们团结起来。这是考验你们，他们发言权不高。你们要有这个气派。建国初五年多，政协是权力机构，民主人士点三分之一还多，还是主席掌权，难道你们比毛主席还高明，正因为你们没有主席高明就学嘛，所以没有大气派，你们小组织多了把你们拖垮了，委员可以，常委不能那样多，主任、副主任由你们三个组织，主任嘛，工总大些，当主任要协商。军队在打仗时，两个人都要商量，司令要找政委商量。过去一个时期中央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我还代军参谋长，我们决定问题都要商量。毛主席写出战略战役部署指示时，都叫看一看。叫我们提一提修改意见，我们提的东西不一定对，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昨晚和“湘江风雷”座谈，“湘江风雷”就由两个人决定搞个二十多个组织的革委联合委员会，那怎么能行，这是搞分裂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千万不能这样做。
对于学生方向在问题，钢二司人多，三司革联人不少，新华工是一个学校，还有些中学，但总比不上二司嘛，你们不要飘飘然嘛，前天开座谈会，我试了一下，我讲是钢工代全，你们大鼓起掌，还是有人不鼓，一试就看出来了。
大、中学校先在一起，不忙分开，都合在一起先搞个筹委会，也可以搞个小给，搞小组小，搞筹委会。当然搞小组也不一定小，中央就搞文革小组，文革小组也不小嘛。它是中央参谋部，代理中央书记处，搞筹委会也好，小组也好，委员得多，二司、三司革联要多一些，但是常委六个方面都要有人，主任、副主任也要有人，就是说二司、三司革联、三新、中学红联这六个组织都要有主任、副主任。这样，你们会说，你们还不是按比例搞了吗？是的，你们应该表现现你们伟大的气派嘛！
我们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只有三个共产党副主席，还有三个副主席李济琛、张、宋庆龄，现在至少有两个要到倒。有的是反动大军阀，有的是大地主，宋庆龄也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现在刘少奇、高 垮了。朱老总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工作，过去他虽然有错误,但他是一名老将,面昌起义失败后,他后来和林总把部队带到井岗山去了,在沙河坝有功嘛,对四方面军的斗争没有屈服,主席总是给他记着这个协嘛。我们不要因为人家人少，就看不起别人，要看看真理掌握在谁手里，看谁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常委里头实际上还是有个小主席团。你们现在组织名称都要改，杨道远同志也赞成，三新也同意，在组织常委时，有一条必须注意，有一点不同意的意见还得再协商。
刘少奇是三次，不行了，他推选副主席就不肯多推选项嘛，现在国家元首有困难嘛，那里他推选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就好了。斯大林就吃了这个亏，他融会贯通了就出赫鲁晓夫，实际上斯大林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卫国战争，三大功劳不可磨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贡献，列宁死后，还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不愧为当代的列宁。
教育干部问题。你们要把学习班办起来，中央办集副班，要你们去，大军区也办要你们去，省军区就一定再办了。你们自己也要办集训班（短期），新华工对待干部不错，一百多，（张立国：一百三十多。）解放了一百零几嘛。没有解放的少数也不是都打倒。湖北的干部有困难，省、地县的干部领导站出来很少。你们工代会、红代会不要人呆他反对，他保你反对，我把孟关唐都要放到学习班做考验。（有一位同学说张体学是否可以回来。）主席有这个意思，但不要给群众说。是主席说的，最高指示群众一听就执行，叫群众酝酿好，姜一也放到学习班去考验，（有一位代表说，姜一回来了！）姜一回来，我们就反对，反对就要他去学习，参加大军区学习，通过学习再看。（有一个代表说，姜一不行！）你们年轻人就是喜欢事先下结论。我们对陈毅是一批二保。对陈再道还有意识加同志，那是主席亲自起草的批示，只要他认真改正，还可以站出来工作。主席起草的批示第二条说，（念）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刘政委你是不是党结委员（刘政委回答说：不是。）王新称是不是不，（王新说：不是。）对。是指孔庆德、叶明，那时是他们主持党委工作。（继续念）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误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一条几句话就讲了五个意思，主席的话精煤炼到了极点。就是这样，主席起草的文件，都还征求常委的意见。我还给你们念一个文件，你们不要去贴大字报，（一位代表说，前天总理讲话有人贴大字报了。）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外国人知道，影响不好。你们这亮相干部要一批二支，一批二帮。中央是一批二保，你们不要保，因不了解情况，容易保错，中央了角可以保。如果他们不要人帮，那就是他的事。主席对刚果（布）讲：我是不包庇犯错误的人的，但要一批二帮，不然三结合就搞不起来了。
新华工另有一个少数派，别有少数派去支援，大吵大闹一顿，有没有这个事？（龙铭鑫：有这个事，新湖大也是这样。）这个就不对嘛，要敢干正视，不要去干涉人家。大联合要有步骤从上而下的搞，最后组织就不存在了，但你们要慢慢消灭，水到渠成嘛。
毛主席对江表同志拍照有首诗：
“幕色苍茫看劲松”，你们是劲松吗？还不够，是嫩松，经过锻炼，可以成为劲松，有的可能成为松柏。
“乱云飞渡仍从容”，不管你乱得怎么样，仍是从容不迫，不着急，秀沉着的。
“天生一个仙人洞”，天，这是自然的。
“无限风光在险”，你们在前进的道路少不了还会出现困难，你们现在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这很好嘛，你们这一次组织几十万人在街头欢迎做得很好嘛，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很满意嘛。
一个人不冒一点险是不行的，打仗就是这样嘛，你们既要认真，又要勇敢，既要大胆，又有认真。不讲了。
注：此次座谈会参加人有：钢工总朱鸿霞、夏邦银、李向阳，钢九•一三李湘玉、杨建成、胡启生、工造总司吴焱金、彭祖农、蔡大祥，钢二司丁家显、杨道远；新华工张立国、五富山；新湖大龙铭鑫、彭勋、新华农、高玉翠，余望京；中学红联史灼华；三司革联湘明；公安联司XXX。
（原件系军区毛著学习班船印）
工造总司斗批改办公室翻印


编著者按：
读者请注意周总理讲话中有三个重点：
第一是 公开了党内山头林立，各自为政，至今尚未解决的事实和现象，理解群从运动中山头林立一时不能消除的现实。毛说：要承认山头。尊重山头，
第二是 正确对待“百万雄师：”（造反派们不懂毛的“统战政策”，）
第三是 明确告诉造反派，毛（党中央）就是要在他们中间选拔党的接人。


附录:
一、武汉文革期间大事记
（1）林唤运事件（2）汉汉快活岭事件（3）新中原事件（4）八•一渡江惨案（5）四•二九五棉事件（6）人民中学涂仰豪事件（7）民生轮船公司事件（8）赵桂林事件（9）陈汉寿消防车事件（10）杨壋事件
二、武汉文革期间各群众组织简介
一，造反派组织
（1）工人总部（朱鸿霞）（2）九一三（李湘玉）（3）工造总部（吴焱金）
（4）新一冶（曹承义、黄家祥）（5）甄别平反委员会（6）红艺兵（7）红工（丁喆生、周望生）（8）湖北工农联盟（9）817造反司令部（余平、涂家富）（10）政法尖兵　罗世栋（11）（12）省机关红司（郑军、）（13）红卫军　张军（14）红教工（15）中学红联（陈文汉）（16）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二司、杨道远）（17）三司革联（谢华之、雪湘明）（18）红桥兵（19）新华农（高玉泽）（20）红尖兵（张需林）（21）小教工（22）交通联司（付廉、余明生）（23）长办联司（顾建棠、严常、刘永喜）（24）红工兵（杜向东）（25）红色革命敢死队（孙厚志）（26）红工（袁冰）（27）红学兵（付格非）（28）赤卫军（薛海澄）（29））文艺总部（何祚欢）（30）红医兵（蔡桂琴）（31）银行红尖兵（王小青）（32）市机关红司（曾凡斌）（33）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魏绳武）（34）下略
，
二，保守派（保皇派）组织，
（1）红武兵，（2）乌兰牧骑（周德武）（3）永红军（4）百万雄师（俞文斌）（5）新工造（胡崇远）（6）职工联合会（崔景德，杨庭峰）（7）红卫兵总造反司令部（一司）（漆林）（8）红城公社（9）红卫兵（机关于部组织，王学年）（10）造反大军（谢敏华）（11）红色造反大军 （汤宝云）（12）红色造反兵，（蔡俊善）（13）硬骨头战士（林正双）（14）野战军（纪登树，（15）革命工人第三司令部（沈邦金）（16）贫下中[农协会（孙运东）（17）红城公社（邢爱芳）（18）革命造反军（耿汉清）（19）体育尖兵无产者（余均才）（20）二。一八红星军（张文）（21）革命文工团艺大军（郭贤栋）（22）“二七”红铁军（孙德洲）（23）工人造反队（刘瑜）（24）市工业建筑公司革委会（徐汉）（25）长办革命造反委员会（马镇河）（26）红色造反派联络站（汤春保）（27）红色药工（许学薄）（28）红色军工联络站（周景杰）（29）毛泽东思想园艺军（雷荣华）（30）野战兵团（马福奎）（31）红星军（王道学）（32）红色政权红卫军（赵涛太）（33）红战土（肖德霖）（34）红色工艺兵（唐云南）（35）红色通讯兵（胡水珍）（36）韶山战土（胡正生）（37）捍卫毛泽东思想武汉工人革命脉造反总司令部（徐能进，武昌造成船厂）（38）冶金工业系统革命派出所联络站（阳文焱，汉阳轧钢厂）（39）中等学校东方红联络轧）站，（郑吉良）（40）湖北日报井岗山（谢杰民）（41）武汉晚报东方红（姚荪）（42）红色工会造反团，（余继生）（43）武钢一冶大联合指挥部（马长明）（43）共青团红卫兵武汉革命造成反总部，（44）省委机关联司（46）略，

三、武汉文革期间主要报，刊 杂志
（1）《战斗报》（工总）（2）《红色造成者》（工造）（3）（九一三）（4）《文艺兵》（5）《新华工》（6）《新华农》（7）《新湖大》（8）《钢二司》（9）《新一冶》（10）《百万雄师》（11）〈红教工〉（12）〈文艺革司〉（13）。〈公安联司〉（14）〈工造总司〉（15）〈江城前哨〉（工总）（16）〈不忘6。24〉（工造）（17）〈杨子江〉（工总武重）（18）〈钢武司〉（工总长航）（19）〈省直战线〉（工总省直机关）（20）〈红楚囚〉（21）〈新公校〉（市公安学校）（22）〈市机关红司〉（市面上直关）（23）（电影战线）（24）《文艺战土》（25）《电迅战报》（市电讯局革委会）26（武汉钢工总）（27）《铁军战报》（工造总司）（28）《三司硬革联》（29）《红司新华工》（30）〈红旗战报〉（北京，地司红旗总部）（31）《新闻筒报》（东湖中学）（32）《武汉红体兵》（省体委）（33）《武汉红八月》（34）〈为李达翻案〉（武汉造反派沏底为李达等“三家村”翻案串联会）（35）《江汉红司》（江汉区机关干部造反团）（36）《燎原报》（武汉农代会）（37）〈江城激浪〉（工总文艺兵团）（38）〈江城体育〉（武汉体育学院）（39）〈红色战报〉（原市总工会红色造反团）（40）〈仙人洞〉（工总新印兵团）（41）《武汉卫生》（武汉市卫生系统工代会）（42）《戏剧战报》（武汉汉剧院文艺革司）（43）《文艺界通讯》（工造文艺系统总部）（44）《战江城》（红卫军，红学员总部合办）（45）〈红旗通讯〉（武汉邮电学院）（46）《杨子江评论》（47）下略，
说明。。文革期间，保皇派很少办报，据后来走访“百万雄师”负责人章迪杰先生（百万雄师13头头之一，被关四年8个月）得知，原因有五。。
一，一是，一般他们以党报为主，党报就代表他们观点，如〈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另外，他们许多人都能看党的内参，所以都不重视小道消息，没想到文革中没有正道消息，全是小道消息。，
二，二是听惯了上级指示，不敢自作主章，按你们（指造反派）的话说，叫当惯了奴才，我们（指保皇派）称，和上级保恃一致
三，三是我们解放后历次运动都是党的极极份子，没有多少冤屈，不象你们那样要到处申冤，
四，四是我们在历次运动中的确有扩大化的现象，本意只是整五类份子，（指地富反坏右资，港台，海外敌特）没想到伤害了自已的阶级兄弟（指造反派）所以对你们办报纸还是很理解的，就算你们说（写）错了，我们也很少反驳，
五，五是相对来说造反派中文化水平普遍比我们高。“百万雄师“总部共13名头头，除蔡俊善先生高中文化外，其它12位都只是小学，初中水平，对办报不内行，也不感兴趣，只懂得”枪于子出政权“，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实在不行，失去耐心就动武
〈四、文革期间，各群众组织活动经费来源
说明 ；； 文革时期，初期群众组织都是经上级党委批准的，当时分不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当时中央和各级党委都动员群众由自由结社，按16条规定办，没想到后来造反造到自已头上来了才开始限制，当初，凡全市属性大组织，都由省市出经费，所谓大，就是能号动几万人，十几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支持党中央，支持毛泽东才算，所以当时要想成全市性组织必须四处串联各大小單位参加进来才行，这就须要三个有力条件，一是有号召能力，有权威，出身好的代头人，二是有权威的大單位代头，中小單位跟随参加，三是必须党委批准合法进行，所以武汉各大全市性组织都是合法的，后来军政府支左部队接管省市政府以来，经费仍然照发（工人总部暂停），

组织名称 每月经费 发放单位
工人总部 1万元 原省政府后武汉军区
九•一三 8000元 武汉钢铁公司
工造总司 4000后改6000元 原市政府后武汉警备区
（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 （5000元）1万元 原省政府，后武装部
其它群众组织情况不详
五，军宣队，工宣队的由来。
——记毛泽东接见北京五大领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夜约两点多钟，北京市革委会办公室通知我，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有中央首长召见，还说到大会堂西侧南门口有人接你。我马上要学校的车送我。在车上我想，怎么说是“召见”呢？感到和往常有些不一样。反正是中央首长叫去开会的，也没有多想。凌晨大街上没有车，也没有人，车开得很快，直奔大会堂。
我到大会堂西侧南门时，谭厚兰、王大宾已经到了。很快韩爱晶也来了。我们正在讨论许多工人包围清华大学一事的时候，谢富治副总理出来对我们说：“今天是毛主席召见你们，还有中央首长都参加。”又重复说：“是召见你们，不是接见啊。”接着又问：“蒯大富怎么没来呀？”我们说：“不知道。”谢富治就领我们往里面走，我走在后边，走得较慢。快走到湖南厅门口的时候，谢富治突然站住问：“你们身上都带什么东西没有？”同时，他好像摸王大宾和谭厚兰一下，我心里聚然想，这是干什么？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谢富治的手已经伸到我的身上来了。当时我很不高兴，心想：这是干什么！？你相信我我就进去，不相信我我就走开。一气之下，我转身就想走，可是这时谢富治已经把门推开了，我看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坐在里边，他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时不进去也得进了。
随即毛主席和陪同的中央领导人已经起在迎我们。我们走向前跟毛主席握手问候：“主席好！”
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我就坐在茶几旁边的椅子上。
陪同毛主席见我们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和黄作珍。
毛主席说：“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暸解。又问：“蒯大富怎么没有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愿意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有人说，没有找到他。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派去的，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转向我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我说：“是北大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是二月逆流，老保。”
毛主席说：“我说谢富治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我也没有那大的野心。”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总是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也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生也不高兴 ，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
“七二八召见”以后，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全国所有大学和中学。
工军宣队一进校，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仅管说，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和后来挂名的北大校革委会副主任在名义上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工军宣队进校起，我就交权了。而且处在被批斗的状态，即使是没有正式隔审批斗的时候，在校大会上也是经常被点名批评和训斥的。到一九六八的国庆节以后，即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我和北大原来的两派头头一起隔离或者说是半隔离起来审查批斗了。
工军宣队进校，领导一切，工军宣队就是支持“保守派（指地派）”的。工军宣队实际是谁指挥的？就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指挥的。林彪、江青他们支持“保守派”，工军宣队也支持“保守派”。
摘录自《聂元子回忆录》（港版）
第282——285页

编者评述：这次召见，即是毛泽东要向前阵子被他所支持造反派“整”过的干部赔礼道歉的姿态，是文革的转折点，政策的大调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语，毛想将他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通过军宣队，工宣队慢慢收场，至所以收不了场，原因并不复杂，是他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设国家主席一事上发生重大分岐，最后导致九一三事件，要不是出现九一三事件，文革即会在“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胜利结束，等待造反派们的只是“宽大处理”四个字”。九一三事件后，毛是否想推卸责任，把他支持的军宣队，工宣队“整”造反派的罪行推到林彪身上，他又摆出了另一个姿态“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他们犯错误，我们也犯过错误嘛，”这向造反派示好的姿态，又使造反派们疯狂了一阵子。
其实，不管在毛死前，或毛死后，造反派都不过是被愚弄，被耍猴，被作游戏笑料，被最终下地狱的结果。
毛并不是阴谋家，他是政治家，他明确告诉造反派：“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话再明白不过的告诉造反派，第一幕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结束，第二幕是“斗想要走资派权的造反派”还有第三幕。
此次接见之后，全国造反派开始长达四年整治，批斗，抄家。吊打……抢演前段走资派的角色。
由此可见，支待造反派的是毛泽东，打击造反派的仍然是毛泽东，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最深，时间最长，结果最惨的还是造反派。
世界上从来没有公平过，所以人人都求公平。
当初受了造反派冲击的当权派们不过几个月的批斗，那些专门整人的，军宣队，工宣队，专案组，党的骨干分子，保皇派，在四清，在文革中一直以整人为职业的人，眼疾手快，接过中央口号，脚下还踏着人，上身却痛苦流涕地控诉，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迫害，把他们罪行全推在别人身上，明明是他脚踏在别人身上，硬说踏在下面的可怜人就是自己，不让被踏在下面的人讲话。
谎言连说十次就能成真理，现在用广播、报纸、文艺创作说了几万次，就铁定成这一套真理。
“十年文革期间，四人帮当道，武汉造反派当权，到处打杀，逼人游行，只让唱样板戏，把广大劳动人赶往农村，把吃过糠的，过过江的，人民欢迎的干部打倒，武汉到处紧张空气，不准人民说话，要早请示晚汇报，早晨起来要向毛主席鞠躬，将出不好的人下放农村，将家族出身不好的人不当人看待，不许上大学，把不符合他们口味的干部当走资派斗，破坏生产，扰乱社会，干涉人民自由，武汉人民被压迫了十年……总总总总，总之，一切他们做的，都由造反派认帐，这叫“阎王犯罪，小鬼领刑”。
注：据《聂元子回忆录》介绍，她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她当党总支书记时，总支内几个人一起研究写成的，并没有受任何一个人的指使，当时她并不认识江青这些人，后来毛主席为她的大字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她们感到很突然，没想到自己一下成了名人，更没想到恶运从此开始，自己被长期关押，流传最广泛的是说她受江青，康生指示而写，纯是胡说，后来整她的人正是林彪，军宣队，江青的工宣队，毛死后，又将她划到林彪，江青四人帮一边，天下那说理的地方，王洪文本人就是上海的保皇派头子，上海造反派组织叫“上柴联司”，王洪文派上万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上柴联司，杀死杀伤不少人，据传说毛还在看电视直播，现场战斗场面，这一切都鲜为人知，上柴联司被撤和武汉百万雄师6.24围攻《工造总司》一摸一样，不同的是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武汉俞文斌被关押，都是毛的主意。
六、文革期间各主要群众组织实际在册人数调查报告


前言的前言（A）
——作者述评文革
文化大革命就其主体来说，是一场党和政府官员的夺权斗争，在斗争中，双方都争取老百姓（群众）的支持，于是在老百姓（群众）中引发了红五类中既得利益者（保皇派）同红五类中未得利益者加上非红五类群众中被压迫群体（造反派）的冲突，为了显示自已是真正革命派，双方都斗黑五类和资产价级份子，双方都斗当权派，尤其是被压迫群体（造反派）在反抗压迫群体（保皇派）的斗争中，尤于一直处于劣势，所以付出的代价最大，双方的胜负，决定双方后台的胜负，特别是中央二派斗争的胜负，在双方的后台（当权派或走资派）的胜败中反复多次。因此，文化大革命最后演变成一场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混战，直至毛泽东逝世，才草率收场。
由它制造出的无数冤案，(包括三大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胜利者将自已挨斗,称为”受到迫害”,都要平反昭雪,了才了之而把被自已压迫和批斗的对象,一律称为"受到冲击”,不了了之,
青年读者只要读懂这二个词,就能分出当时”革”与”保”的身份.“红”与“黑”的地位。
至于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份子,),连这“受到冲击”一词都不够资格用,因为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他们都是“受到(迫害)式冲击”的对象。时称“政治运动员|”，其中不还有冠军。亚军，季军和“三级运动员”的谑称。,
”三大血案”中保皇派和支保当权派的杀人凶手和7.20后造反派和支造当权派的打人凶手,都被受害群众批斗过,毛泽东死后。胜利者都以“受到迫害”,平反昭雪,了而了之.而被杀，被打，致残,致伤的造反派和支恃造反派的当权派对象,都以”受到冲击”,不了了之.
本文作者评语及“三大血案“，是为二百年后的武汉子民留下的真实记录。
文革中二派有一个明显区别特微：
凡保皇派当道，都有有一个“清“字。以表明他们才最清白。最优秀。别人都不清白，不优秀。因此，要对别人开展“清查”活动。
如：“四清”“二清”“清队”“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杨”“三清一查”“清理阶级队伍”“自清自洁”，，，，，等等。
凡造反派当道：都有一个“反”字。以表明他们受压制，受冤屈，受迫害，要反抗。
如：“反复四”“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带枪的刘邓路线“”三反一粉碎““反回潮”，，，，，，等等。
““文革”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改革开放运动“。毛的运动只谈政治，不谈经济。
“改革”是邓小平在经济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邓的运动只谈经济，不谈政治。
二大运动在大陆中国都是一场动荡或说动乱“。二者都未能成功。困难重重。
二者在当今中国大陆都有受益方也有受害方。
中国大陆最需要的是政治和经济二者的同时改革。在乱中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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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的前言

往事已随寒风去，春回大地花自开

前 言（T）


一、炮打司令部

四十年前的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事件，在当时即有“史无前例”之称。
所谓“史无前例”即由一个“皇帝”出头，要平头老百姓去夺他们父母官的权。而且再三保证，“决不治罪”（当然，毛死后许多无辜百姓被害，治罪那是另话）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就行，请问历朝历代，那有这种事情发生。
（1）这当然是一场“试验”，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出乎意料之外，包括毛泽东本人。
（2）这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从开始到后来，都使所有的人摸不着头恼。弄得大家莫明其妙，不好执行。好在忠于毛泽东的人提出了“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3）这是一场“战争”，运动从一开始到结束都在血流中进行，无数无辜被镇压，枪毙。尤其是出自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份子和其子女们，他（她）们天天心惊肉跳，生怕说错一句话，写我错一个字，当时有一种“红色恐怖”之感。
和已往运动不同的是，这次运动使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连靠整人起家的当权派，党的积积份子也难免。
这条党的一贯路线（方法）在66年文革中被毛泽东先生打破，他在66年四清运动还未收尾时突然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要尝试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不过这种民主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他这前提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谁在中国执行“专政”的职能，从理论上来说，人民是专政的执行者，但人民当时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地富反坯不算人民，苏修提出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我们不赞成，我们只赞成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就是和修正圣人的最大区别。
中国共产党只属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属于无产阶级以外的“人”，那么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才能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执行“专政”职能的单位，党委就是专政的执行者，所以毛泽东先生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本身就是一句错误的口号，就好象要女人当一个“贞洁的卖淫女”一样荒唐，严格的讲，只要共产党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民主”二字就根本不存在，不能实现，在理论上、思想上、实践中都会产生混乱。
积积分子也难免。他们也出现和五类份子一样的心理。此时，他们威风扫地、提心吊胆，生怕有什么辩子被造反派抓住。因为造反派可以随便抓人揪斗，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平时整惯了人的当权派，爱打小报告的党的积积份子，此时也心惊肉跳。
天昏地暗、人人自危、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是每个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共同感受，包括各派。
保皇派被造反派整，造反派被保皇派和当权派，军代表整，当权派被保皇派（假整）造反派（真整）实际上二派都整。所以，后来邓小平有一句二派都是“造反派”之说，因为刘少奇、邓小平二人被保皇派、造反派都整过，当时有毛在，谁敢当刘邓的保皇派呢。
到了下面就不同，各个单位当权派内部本来就有亲疏之别。一部分人支持这个，一部分人支持那个，结果在群众中形成了二派。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区别：一个是死斗“五类份子”，以及出身不好，历史不清的人，这些人都是历次运动中党的骨干份子。二是死保工作组，党委书记。昏
另一派相反，矛头对准当权派、党委，工作组。
高干子弟组织的“红卫兵”（俗称三字兵），乌兰牧骑，都被二司等“造派”砸垮。在当时真有一种“白色恐怖之感”，这种敢于同高干子弟拼的“造反”红卫兵时称五字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竟然不能治罪，是使所有“忠于党”的保皇派人都始料不及的。
这是一场“游戏”也好，一场“战争”也好，毛能在中国大地既能放，也能收，就凭这一点，人们也应该承认他是一个伟人。
文化大革命是由共产党借政府名义《5、16通知》发动的，尽管如此，但还必须写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国的最后一任“皇帝”。
以往文件报纸都公开宣称，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先生，不但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还亲自蹄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蹄造了“伟大的钢铁般的人民解放军”，蹄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之，他是国父，他把原先的国父孙中山降格为“革命的先行者”。
他的目标不止如此，他要蹄造一个“新世界”，他恪守“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已”的马克思主义信条。因此，他除了反帝还反修，他的革命道路艰险不断，他要一往直前，决不后退。
为了这条革命道路，他在国内都要牢牢掌握大权，他要建立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他要把党办成16世纪前的“梵蒂冈”。他要和上帝、真主、如来佛齐名。当然，光靠他的力量是不够的，他要壮大他的力量，他首先只想当个第三世界的领袖，他要击败第一、第二世界的几个“苍蝇”，他要重建愿意跟他苦干的干部队伍，他不希望他的党只是一个解决百姓幸福生活的“资产队级政党”。
他的臣民和他的干部跟着他受了苦。
他的心是好的，他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由自由王国走向自然王国——现代人民公社的美好社会（不同于原始的公社）。
那时，人们集体婚姻（共妻），共同劳动，同享劳动成果（共产），人们互相友好，互相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美好社会。
在这个社会内，通过由10—30人的集体家庭婚姻制度，把各种肤色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的人互相交配而产生“新生代”，代代相传。他深信只要消灭了现行家庭这个私有制的堡垒，人类就会从以金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新世界。从此，罪恶也随之消失。
他深信《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一切。
他多次讲，我们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人很少，可以说全国共产党员对共产党要通过“共产共妻”制度来消灭私有制的人简直太少了。他们入党其实是为了做官，为了利益，为了更大的自私。
因此，他们和毛泽东简直是二条道路，他们甚至认为，“共产共妻”是“敌人”对共产党的污蔑，丑化。中国六千万共产党党员，有几个读过《共产党宣言》，有几个懂得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必须消灭私有制的“坚石”家庭制的。
“入党做官论”是刘少奇的观点，毛找他开刀。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夺权斗争
1949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先生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人民（共产党）站起来了。”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的”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要最后达到共产主义，要达到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由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制度，要和被打倒的中华民国（台湾）蒋介石匪帮，和日本，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包括此次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搞的，毛再三警告全党。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又说。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
试想，有朝一日我国出现了和台湾，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社会制度，计划经济变为自由经济，中国再次出现地主，资本家，财团，私有老板的天下，劳苦大众再次沦为资本家，有钱人的奴才，使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我们的革命岂不全功尽弃，那么我们的长征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解放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牺牲的烈士岂不成了冤魂，我们还有什么光荣可言，我们涛涛不绝地讲述我们光荣的革命传统时，老百姓会笑掉大牙，认为我们当初就不该打仗（革命）。反正共产党，国民党都一样，当初不打仗就不定中国还发展得更快，老百姓可少受不少罪，少死不少人，他们只会认为我们的长征只不过是一伙“土匪”被另一伙土匪打得四处逃窜，大革命期我们革命需要打土壕吃大户岂不成了“土匪”抢劫，我们的解放战争只不过是二个“土匪”为争地盘的血拼，解放后各种运动岂不了祸国殃民的邪恶教神精病。我们成了只会放火的州官。
我们现在已是箭在弦上，革命决不能半途而废，一国的胜利并能代表无产阶级最后的胜利，世界上还有些被压迫的国家和被奴隶的人民需要我们支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和资本主义水火不溶，一旦我们革命失败，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资本阶级就会向我们全面清算，我们将会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还有什么光荣可言，到那时，我们共产党员甚至于不敢承认自己是党员，我们的子女会因为父母曾参加过共产党员而羞愧，我们如何向几千万党员交待，我们的党员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邀请我党参加，我们拒绝了，为的就是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高官厚禄不去，幸福生活不过，为的还是这个目的，全党应明白，我们的道路还很艰难，还很曲折，我们还要继续革命，我们入党不是为了做官，为了享受，而是要继续革命，不然，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历史先清算全我，再清算全党，你们不信，我信。
美国为什么反对中国，其实他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反对我们的制度，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搞社会主义，他就会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他们和台湾一起来反对我们，我们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随时提高警惕，防止国内外敌人的反扑，因此，这些道理一定要让全党明白，我们要天天讲，时时讲。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内一个真正的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伟人。
如果中国革命真的错了，那也只能怪马克思教授，不能怪毛泽东。
毛泽东先生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他力排众议，坚持已见，走上一条孤立无援的路，唯一支持他的是一向不被他看好的具有自由思想的所谓“造反派”的青年们，他“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这些怀才不遇又最受打击的一群年青人，因看不惯另一些不学无术，只会阿依奉承的所谓“红五类”青云直上，以及一些只会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热衷于打小报告，说假话，热衷于搞阶级斗争，以斗人为乐，赢得不断升官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积极份子，而结成了另一个问题，此同盟即后来称之为的“造反派”，而前者称为“保皇派”，这些造反派们溶进了毛的大革命中，成了毛革命失败后的最后一批殉葬品，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目的）被造反派们听懂了，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赞同，但他们为了改变命运“明知不是伴，命？且相随，”义无反顾的爬上了毛的战车，成了毛一生中最后一次战役的盟军，他们在毛的最后一役中死得惨烈，为他们和毛泽东掘“墓”的正是那些曾海誓山盟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所谓”“红五类”。
这一点毛看出了，他的战友们其实都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欺骗了自己。
这一点造反派们也看出来了，他们一开始就和毛泽东的老打手们发生矛盾，为各自利益大打出手，老打手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另一无产阶级争夺起来的凶残程度，不亚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是说，为利益，并不分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还未被毛泽东先生的实践来得到印证，还称不上真理，进而推之，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到延安去是为了追求真理，为解放全人类的老干部所说的话也大部分为诺言，其实他们大部份并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他们只为利益，只为生存，只为入党做官，谁损害了他的利益他就动手杀人，把对方置于死地，他们比那些资产阶级更自私，更贪婪，更残酷，他们若当了老板时，工人们只会更受苦，更受压迫，他们的生活会比资产阶级更腐化，靠这些人去解放全人类怎么可能。
这些人对“共产党中国”建设立有功劳，他们居功自骄，不可一世，只会吹自己打、砸、抢、抄、抓、杀的老革命业迹，用这些本钱来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要官要位，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为人民服务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所谓“解放”，就是解放他们自己，以使自己作威作福，发财致富，革命到此为止，他们只相信“入党做官论”，显然，他们和毛先生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成为毛先生要达到目的的“绊脚石”，毛要清洗掉一批绊脚石，他要重新培养一批能和他一道来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达到他的目的。
想当年，共产党处于劣势时，民主党派给共产党很多帮助，解放后我党对他们高官厚禄，相处不错，可是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等先生，因不懂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搞什么“政治设计院”，反对“党天下”，要和我们平分政权，推行他们的民主制、议会制，我们在万般无赖之下发动了反右运动，踢开了这个绊脚石，没想到下面各级党组织将一些并无这种思想和要求的人也牵扯遘，弄得我们很被动，在这次运动中各级党组织培养了一批接班人，没想到这批“接班人”仍不清楚的目的，他们热衷于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成为刘少奇路线的忠实信徒，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不但要搬掉这些绊脚石，还要不依靠基导党组织，在下面直接发现和培养接班人，由他们来完成共产主义事业。
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任务就是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先生决心已下，他要像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一样发动一场“圣战”，将巴列维国王赶下台，使全世界都成为真主的土地（斯坦圣地）。
毛泽东先生的圣战是“因特拉雄拉尔就一定要实现”（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的“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决心已下，他要对提倡“分田到户”国，宣扬“入党做官论”的刘少奇“国王”（主席）发动一场“圣战”，要把混进党内的、政府内的、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统统清洗掉。（结果他败在军人枪下）
他不顾一切的站出来，“炮打（刘少奇）司令部”。
在苏联，自从斯大林死后，苏联一帮新的领导者为了享受新的生活，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根本的修改，否认了共产党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的理论，否认了集体婚姻制度和消灭私有制的原则。修改的目的，是对“帝国主义”（美国）资本主义（法国、英国、德国）飞速发展的科学，特别是国防科学，武器的害怕，不敢继续革命，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彻底抛掉，只管一国的胜利，只管国内人民的生活提高。
他们要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以和平过渡的方式达到共产主义，少支持世界人民的斗争（简称三和一少）。他们放弃武装（暴力）斗争，他们提倡议会斗争，他们不把加紧生产的东西去支援未解放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他们提倡和平过度到共产主义，他们提出，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无产阶级最终要战胜资产阶级，那我们忙什么呢，先把当代人的生活搞好再说。
他们只提倡“土豆烧牛肉”的幸福生活。
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修改主义。
特别是他们否认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崇拜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①“帝国主义是纸老虎”②“抢杆子内面出政权”的二大毛泽东主义新观点。
在国内，这种风吹得党内许多同志昏头转向，，拍手叫好，应声风起。
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毛要端正这个方向，他深信他在国内有这个力量，他不希望路线斗争让党内一些和他干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功大如山的同志受到伤害，他希望通过教育的办法达到目的。
为了不伤感情，他把国内迎合修正主义观点，应声呼应的同志或说修正主义份子取了个奇怪的中国名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首先申明“走资派”是内部矛盾。
不过，搞去摘来谁也没有注意这一规定，最后“走资派”一忽儿是敌我矛盾，一忽儿变成了内部矛盾，造反派们弄去弄来也未弄清楚，他们是和敌人斗争，还是同“党内犯有错误路线”的同志作斗争。
直到“走资派”把造反派全部关进监狱，说他们“反党，反毛主席”时，他们才想起毛主席还说过另一句话。
“只有少数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当权派）走资派”才是敌我矛盾，当权派们（走资派）一场虚惊，造反派们如梦初醒，但一切都晚了，他们这些打手错入了山门，拜错了菩萨，乱打一气，人人罪不可恕，走资派成了受害人。
造反派——一批糊涂虫。
造反派，共产党说他是国民党，国民党又说他是共产党，二边都骂，美国说造反派是毛派，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说得清——坏蛋。
对保皇派，毛泽东也原谅了他们，说他们是一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难道造反派就是不能教育好的子女，非要课以重刑，把他们弄得身残腰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落街头，把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他们造成伤害，怨恨，统统发泄在他们身上才难解恨。
造反派本来是个政治问题，应象毛泽东一样，用政治办法解决，可是走资派他就没有这个气量，所以尽管有人扛共产党的牌子来打击毛泽东，总免了有“将才”与“帅才”之别。
毛泽东——当代无人可比的帅才。
造反派是一批糊涂虫，保皇派也聪明不了多少。请看当时武汉有个叫刘道玉的留苏学生，由于和中国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在62年5月1日前苏联总工会大会上发言时，公开批评苏共的“三和一少政策”，要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内，言论是没有自由的，苏共这个独裁国家很快对他采取了措施，但在国内，他成了光荣的“反修战士”，硬帮帮的“造反派”，明符其实的毛派份子，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可在文革中，保守派红卫兵揪斗了李达之后，67年2月造反派红卫兵，（毛派）又揪斗了这位（毛派）“反修战士”，这位毛派不服，和造反派红卫兵成为对头，站在保皇派一边，就因为这一功劳，毛逝世后，为他平了反，并提升他为武汉大学校长，这位大毛派和小毛派的斗争结果令中国人不解。在“六·四”运动中，他又不想当“反修战士”，公开支持王丹等六·四运动干将，结果他完蛋了，他的下场和小毛派没有区别，其实“六·四”运动并非造反派所为，那时造反派都在受审，“六·四”运动是保皇派的“反复旧”运动，和造反派毫无关系。
〔《六·四》运动，将保皇派的精英一网打尽（例如刘道玉）严格讲《六·四》运动是造反派的思潮，保皇派的行动，（当时造反派正在受审，不可能参与）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出三点，一是二派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希望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和自由，二是造反派不一定都支持毛的继续革命的极左思想，他们只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卷入造反行列，保皇派也不一定是保，刘、邓路线，他们也是因为当时的自身原因而介入保守一方，三是当时，刘、邓谁都不敢去保，二派都是根据自己利益而发生分歧，后来，邓小平也不承认那一派是造反派那一派是保皇派，（那时谁敢保他）二派都斗他，他的儿子邓朴芳就是被高干儿子组成的联动保皇派打伤的，所以六·四运动时，他毫不客气，说二派都不是好东西，都是造反派：（四人帮）。〕
政治是一场莫明妙其妙的游戏。
毛和其它人之间的路线斗争由来已久，这种斗争核心是共产党取得一国胜利后，是把党建成资产阶级政党，还是为共产主义理想继续革命的政党，为了这个目的，毛要全党“斗私批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要牢牢掌权，而表现为党、政之间。
党、政矛盾是制息共产党政权的毒药，现在还没有一个医生能治好这种病。
毛要达到目的，就必须牢牢撑住大权。有大权必须独裁，必须一党专制，必须有亲信班子。
毛崇拜中国历史上有能力的皇帝，他要当一个没有皇帝桂冠的无冠之王。
他其实就是一个“皇帝”，是几千年帝制阴魂不散的余影、余威、余声、余痕。
其实，按我们局外人来推测，毛泽东先生其实是很痛苦的，他没有有能力的朋友帮他，他孤军作战，宏图大略，无法完成。他眼光很远，可惜性子太急，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去完成这些任务，但年龄不绕人，他的最终愿望一个都未实现，他含恨而逝。
如果说他称不上是一个伟人，那是因为他没有统一中国。
在北方，蒙古被苏联侵占了，在东方，台湾被美国支撑着，他在世时，中国实际上是三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蒙古共和国。
尽管我们当代可以写：“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过百年后，我们的后代都不这样写历史，他们不会把推翻满清、抗日，建立联合国的历史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些都是中华民国的功劳，因为这是事实。因此，他恨美帝，更恨苏修，让他更恨的是国内不听党的话的那些人，他想在国内建立自己的梯队。
有人说，蒋介石失去中国，只是犯了一个小小错误造成的，那就是他在菠茨坦会议上，同意苏联人在中国东北接受日本投降。结果，苏联将东三省（东北）轻易地交给了中共，
在当时，苏联为了在南方抗击德军，为了稳住北方，他们和日本签定了“互不侵犯友好条约”。日本承认蒙古“独立”。苏联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
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不能公开支持中国抗日，，就是武汉解放公园内的几位苏联抗日烈士，也从来说不清他们是在武汉那次空战中牺牲的，同他们一起牺牲的还有那些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一些地勤人员或机械师，那么，中国空军英烈为何没有纪念碑呢。
美国8月4日、6日二颗原子弹炸降了日本，苏联才从8月6日向日宣战，由于地理有利，很快占领东北，而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东南亚、四川作战，一时到不了，所以蒋同意苏联接受投降，（因大连是俄国占领地）这下坏了大事。苏共和中共同为一体，苏联很快将所缴获的武器，伪满洲国伪军下级士兵统统给了中共，中共一下子拥有三十万大军的实力。等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时，一切都晚了，日本军事装备和下级士兵，全部为中共所有，蒋军只能在几个城市孤军求援，中共由东北而打入关内，一举消灭了蒋氏王朝，这就是历史。
但毛泽东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因一件小小事而引起，大家知道，毛自北京建国以来，一直洪运齐天。国民党留下的大量财产和以“阶级斗争”名义没收的资本家财产，使共产党简直富甲天下。
同党共患难的党军队，人人都得到好处，贫苦农民分到了田地、衣服、工具、牛。工人地位提高了，部队战士大小头头都当了官，喜气洋洋，右派说农村苦也被压下去。但毛这人是伟大的政治家，他调处人与人之间关系有“天才”之称，他对经济却一窍不通。当时喜欢听好话，解放后历次运动产生了一些“新干部”。喜欢“阿谀奉承”，“浮夸虚报”，弄得他沾沾自喜。他以为中国经过他几年更治已不一般，离共产主义不太远了，他要人民更快一点，来个“大跃进”，以便早日达到达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试验，除了没有集体婚姻制度外，其实都是共产主义所要求的。
“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三面红旗，当时搞得热火朝天，干部为了当官，尽报好消息，“粮食满仓、猪满圈”歌声遍山野，毛高兴了，要“15年赶上英国”，他把粮食运到苏联还债。又买一些苏联机械回来搞大跃进。
结果，把国库搞空，人民百姓开始忍饥挨饿，民不聊生，泡沫消退了，他失败了。
好在刘少奇出面为他打了园场，刘硬编了一个“遇上了三年大灾荒”的童话来蒙混过关，好在中国人好哄，党说是“三年大灾荒”，那一定就是。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修水库时，饿死在挑土的队伍旁，没有人去救，因为他们也快饿死了。当时，笔者亲见这样场面，笔者自已是个干部。每月二十六斤粮，年青力壮，每日也饿得头昏眼花那能去救，别人。
大跃进运动进行时，毛密切注意运动发展，听取各方意见，但坏消息比好消息多，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已出现对他不利的风声。五八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上，毛自知“罪责难逃”，接着，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主动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实为下台），已平众怒，但他再三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至高无尚“，为了体现党内民主，特别是体现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
他这个小错误，让他后来犯了大错误，这就是一步步走进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潜在原因。党能领导政吗，党、政矛盾是使党走向死亡的病症。
接着，
很快，刘用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个大字，使全国经济形势大转，各行各业，重新走向新生之路，对阶级敌人的政策也缓和了。农村三自一包，城市可以自谋职业。对地、富、坏、右、资本家等政策也放宽不搞阶级斗争，大家都可以发辉一技之长，只要为社会主义做贡献，都可以当模范……。受到重用，刘的政府门庭若市，相对而言，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干部，由于文化低，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纷纷坐冷板凳。刘的势力越来越大，毛的心好象不平衡，毛就象现在退入二线的干部，有失落之感。
毛其实是很有教养，很有内函的人，他非常高兴的看到这些，并写些诗来歌颂。可是党内就有那几位只知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彭德怀等），抓住大跃进失败不放，在庐山会议上向他开炮。他本来想把刘的功劳写进党的功劳里，大家的功劳的，结果硬要把他（毛）分开去，怕他沾了光，结果弄得他老人家实在忍无可忍：结果把好好的会吹翻了方向。最后，他决心要拨乱反正将“主席职务”，“行政大权”要夺回来。
当然，以上只是小民，草民之见，真正原因当然比这复杂得多。
不过，自庐山会议之后，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总觉察到有一种夺权，与被夺权之感。其实，下面一些干部都比较好，除少数有问题之外大多没有问题，但工作组总在为组建新政权方面讨论去讨论来。四清开始来了个“前十条”，后来又来了个“后十条”，来了个“挑园经验”，又来了个“二十三条”，叫下面人摸不清中央要怎么办。
最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由刘少奇：制定《5.16通知》毛（当时在杭州并）还未参加，从法律上来讲，文化大革命以《5.16通知》为准，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刘少奇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党中央批准了，《5.16通知》制定了16条。
按以往运动的习惯，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成立“工作组”来指导。但这次不同，毛要全国人民在运动中学习运动，自己教育自己，要保护少数，只要大方向正确，不追究法律责任。结果下面出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苗头。
运动到底怎么进行，当时正在领导“四清运动”小组撤不撤，是重新建立“文革小组”，还是利用“四清运动小组”，四清成果保护不护，四清中下台干部怎么处理，提升干部，算不算数……一系列问题弄得刘少奇无所适从。他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此时，毛在武汉游泳，刘在北京跳脚。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刘少奇说：“你们不知道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毛不搞，因为这是政府的事。
当时全国大乱，刘无法，决定派工作组。
刘上了圈套。
接着聂元梓大字报一出，毛急忙以个人名义向政府写了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
这真是奇文，堂堂的党中央主席也象平民百姓一样写起大字报来，而且还要炮打司令部。
中国的司令部到底在那儿？！
毛本来是中国的司令，他却出来炮打，他炮打谁。其实，毛非常懂法律，他当时是党中央的司令，不是政府的司令，他打的是政府的司令——刘少奇。
接着，中国人被他老人家和他们的党内矛盾，拖入无休无止混战之中。
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人被关进监狱，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被游街、上吊、投河、自杀、斗争会一个接一个……。“牛棚”“监督劳动”……。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何处？！其实这是个鬼话，谁见过党，谁有权，谁就是党。
接着，围绕着“工作组”展开了斗争。
“工作组”提升了谁，给谁好处的人，保工作组，成了保皇派。
“工作组”整过的人，下台干部都反工作组，成了造反派。
此时，“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牛、鬼蛇神”这些五类份子，成了“观战派”，他们谁也不支持，谁也不反，但可笑的是，那一派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拖上台去斗一顿，已表示自己忠于党的立场。造反派上台也斗“五类份子”，保皇派上台也斗“五类份子”。
所不同的是，造反派上台虽然也斗“五类份子”，那是“假斗”，他们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自己多半挨过整有些“类聚”之感。有些人家庭出身不好，对五类份子同情，他们的兴趣是斗（走资派）当权派，而保皇派斗五类份子动真格，因为这些人过去就是被他们斗倒的，他担心他们借机翻案，所以拼命的斗。
对当权派也有二种，保皇派斗出身不好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和五类份子亲近的当权派。而造反派斗的是有实权的纯共产党，过了江的，吃了糠的，整人上了档的，红帽子干部。所以，当时，保皇派认为造反派就是五类份子的代言人，在战斗中把造反派当阶级敌人杀。
这一场混战，毛在世时，造反派算是合法组织，毛逝世后，四清工作队变成“二清工作组”，对造反彻底一清，造反派全完蛋，“桃园经验万岁”！“修正主义万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万岁”！“官僚无产阶级资本家万万岁”！
最后又把十年文革一切罪过，包括他们自己所犯的罪过，统统都推到了造反派身上。

二、自由王国，到自然王国

“共产主义”不过是“梦想天堂”，太平天国洪秀全是最早提出（进入共产主义）“太平天国的”人，只可惜他只是一个乡村教师，没有教授头衍，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写出理论。
应该说，毛泽东并没有错，他相信“太平天国”他希望人人过快乐的生活，他的一切都是按马列主义办的，他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错了。
或许马克思说，我错在那里，我只不过是说说而以，我是个理论家，谁教你们当真去做的。你列宁，毛泽东，未经我授权，随意去做，你们侵犯了我的“知识产权”，一切后果由你们负，与我马克思无干。
谁都没有错，造反派错了。
有人说共产党是一党专政，其实不，共产党从来是一党内的一派专政，陈独秀、王明、张国涛、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都如此。
就整个文化大革命而言，造反派因处于弱者，他们反贪官不反皇帝，保皇派因处于优势，他们在保贪官的前题下保皇帝，造反派并非当年陈胜、吴广，虽然打着造反旗号，但所有行动都是在毛的默许下进行的合法斗争，严格讲，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说他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观点是不准确的，二派都是历史的破坏者，最大的功劳，是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孕下新种子。
在实际行动中，一派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侧击共产党（如造反派），一派扛着共产党的旗帜，掣肘毛泽东（如保皇派），双方都打着红旗反红旗。
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世界的一场灾难。
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也并非全部照搬，他只相信它的第一阶段和目的地，就像他认为孙中同先生的革命是对的，他只是个先行者，不能达到目的一样。
对马克思：他深信他的理论能唤起革命的力量，他深信列宁的暴力能达到目的。马列主义中把党看成永远存在的观点，他不能苟同，他认为党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当目的达到后，党应该完成历史史命，让世界由自由王国，回到自然王国，即公社时代，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他认为私有制的罪恶在家庭的建立。公社时代，没有小家庭。而且公社在人类社会延绵了近5000年，而资本主义不过300年左右，社会主义不会超过三百年就会到演变公社时代，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尽管自然科学已今非昔比，基因，电子非速发展，但只要消灭了以家庭为首的私有制，新的公社就会产生。
人民公社是在私有制为前题下建立起的试验，毛要把他的主义超越：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从而快速到达共产主义目的。
人类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毛泽东主义——公社时代。
但现阶段，把党置身于一切之上，是非常重要的。把暴力，阶级斗争这根弦要弦拉紧是非常必要的，要达到这目的，他必须把党的权力介入一切之上，他必须找一个在党绝对领导下行使行政权的人，而且全国层层都要服从。
这人不是刘少奇，也不是邓小平一帮人。
毛要把刘的权夺回来，而且他要全国所有夺权的人都成刘少奇的对头，只有这样，那些害怕刘少奇、邓小平回来之后他们会“人头落地”的人才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干革命，紧跟他的路线，高举他的红旗……。
他要建他的新梯队，他要发动场新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人才，这场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
在实践中他发现，造反派、保皇派、中间派，这三派他都很失望，他们都“打着红旗反红旗”。
造反派不过要为被共产党斗倒的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右”“革命叛徒”翻案。
保皇派是由一批既得利益者组成，他们希望过资产阶级式的好日子。他们对他要建的“公社”毫无兴趣，更可恶的是这些高干子女，死保刘、邓的既得利益不放。
中间派是些什么人组成，他们有的是对毛的方法了如指掌，窥透了共产党内在秘密，历次运动漏网之鱼，他们有的是些不相信共产党也不关心政治的人。
三者比较起来，造反派还有可利用价值，起码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需要利益，他们和当权派人有这样和那样矛盾，这矛盾正是可利用的动力。再者这些人中不少是，怀才不遇，士途受阻。能静观时局，能清醒看出共产党党内疵病的人，是党和政府需要的人才。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由于和当权派的种种矛盾而坚决支持毛的政策，特别是毛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迎合他们自由，民主思想，自由主义方法。
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倾向于造反派，但又不公开支持，以免把自己卷入支持牛、鬼、蛇、神之嫌，从而受到其它高级干部的攻击。
（7、20事件属例外）
在很多人看来，毛泽东先生是个大独裁者，是的，毛是个独裁者，毛自己知道自己独裁，但一个伟大的事业者，要完成伟业不独裁是不行的。蒋介石也独裁，希特勒也独裁，因为他们是王者，都肩负重任，孙中山，蒋介石革命初期都独裁，革命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的词，孙中山先生要实现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首先提出“军政”、然后“训政”（由国民党教训人民）最后才搞“宪政”（宪法）可见他们都不首先搞民主。
宪政是民主，但在最后，先是军政，战场上处置人的方法是枪毙，没有时间调查、核实，没有地点关押，完全是独裁，军事胜利后实行训政，上面说下面照办，没有民主选举规距，（现在共产党搞的就是训政，一切选举先由党内先决定），只有在这一切办完之后，一切社会秩序稳定之后，才能由人民大众民主制定宪法，中央和老百姓都按法律条法办，在法律条文上人人平等。
但在中国，毛泽东肩负建立共产主义重任。解放后，直至毛逝世，一直处于军政时期，所有的头头都是军人出身，按军队制度办，虽然表面上制定了一部宪法，并且修改了几次，那只了是一个摆式，宪法上明明写着：国家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是谁，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代表，直到今天，我们一些人仍未弄明白我们国家的性质，我们公开宣称我国是个“专政、独裁的国家”。现在宪法仅仅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人民”是谁，还是共产党，三个代表写得明明白白，共产党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是人民的代表，因此只能由共产党来实行专政，“专政”是什么，专政就是“独裁”。
实际上共产党并没有完全专政，他在各方面想方设法用民主的方法办事，但由于制度所限，他无法做到真正的民主，毛泽东也一样，尽管他身着重任，但他想方设法用民主方式在党内寻求合作理解，由于他下面的一些干部满脑子是在作威作福、吃、喝、玩、乐，享受人生，很少去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忍无可忍，他只想要党内干部“自己整自己”，“教育自己”但这些干部做不到。最后毛狠下决心，让这些人的敌人出面整他们，或者由这些敌人的同情者整他们，使他们有危机感，“文化大革命”只是毛的一种下策。
他们的敌人敢整他们吗，显然不敢，但他出了优惠政策让这些敌人的子女、亲戚，同情者出面整他们，并且保证不治罪，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自古绝无仅有，由皇帝老祖宗下令，让全国老百姓去整当官的简直未听说过，没听说过吗，那就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尽管史无前例，但还是没有人敢出面整他们，因为此前有“反右派”的教训，人们学精了，对共产党说话不算数领教过，这些干部，他们都代表共产党。
毛烦了，下令全国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首先发动学生打先锋，五·四运动就是学生带头。
工人、干部、群众，还是没有人动。
毛无法，亲自跳出来带头搞“炮打司令部”。运动虽发动了，但让毛始料不及的是高干子弟组织的“保皇派”挡在前面，阻力重重，使运动反反复复。造反派要斗干部，首先要过“保皇派”这一关，实际成了二派相斗，当权派观战。毛上了他的战友们的大当，一个都没斗倒，到是最后斗倒了自己。
他死后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他的支持者遇上灭顶之灾。
“使多少人杰丧生，血沾吴王旧地”。
毛说，我一生只做了二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小岛，把日本人请回老家，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少，反对的人多。
毛说的把日本人请回老家，纯属吹牛，给全党要面子。当时，日本军队近二百万，伪满汪伪军队加起来近60万，而共产党仅三万多人，由三万多把日本人赶回本岛，岂不是说梦话，讲成人童话故事。
尽管这是成人听的童话故事，但共产党一直这样讲，谎言说十次就成真理，说了十万次，这就成了真理的真理，就连毛自己也弄不清，日本人到底怎么走的。“地道战”“地雷站”“铁道游击队”……等等。大概就这几个战役把日本人打跑的，实在不行就说：“我们发动人民战争，用小米加步枪，把日本人赶回小岛，反正在中国人好哄。
后来想起来不是滋味，光“地道战”不是规模，西安事变后，蒋迫于各方压力，同意将各地游击队组建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队有支持国民党的，如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有支持共产党的，并不是说游击队就是共产党），并发军队军响后，国共合作，合作初期毛为了表示诚意，曾向当时总司令蒋介石请求，来个大战，总计能集中三十个团，共三万人左右，号称百团，协助蒋的政府军，打一个大仗，可惜蒋未批准，这事也流产（中央电视台十频道05年5月全文播放毛的请战令，落款是，职：毛泽东），这就是毛死后的人们才抬出来壮军威的“百团大战”。其实根本就没那回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敌人是日本那个军团？！（这只是拍电影，并非历史）
百团大战流产了，历史解密文件公布，但百团大战电影却拍出来了，百团（十万人）何时共产党有十万正规武装，毛想打仗、打日本可惜没有钱卖枪，苏联人从来不支持枪。国民党可以通过税收收钱卖枪，美国说毛有坚韧不拨的精神，仅四万人苦苦周旋在日本人的二百万大军，国民党的三百万大军之间，最终天助其成，日本投降，东北由苏联接收，共产党一下子由弱变强，最终占领大陆，这是一个历史奇迹。
日本人助了共产党的成功。
但是，全国的烈士纪念碑有上万个，抗日的烈士不多（因为多是国民党人），打内仗的烈士占90%。为庆祝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05年武汉效仿外地，在某公园建了一个：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碑建好后才发现，没有一个真实的抗日烈士名字，因为武汉抗日保卫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的烈士，国民党的烈士早就以牛、鬼、蛇神名义铲除了，没有办法，只好登报寻找，要求各地提供。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谁之罪。
武汉保卫战中，黄石市西塞山前线的抗日勇士，弹尽粮绝后援无望，为不落入敌人手中，壹佰余人跳崖壮烈殉国，其惨烈远远超过“狼牙山五壮士”，只可惜他们不是共产党的军队，他们的坟墓在西塞山下的野草丛中，孤独无望地湮没了60年，直到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才被当地文物部们提起。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无赖，无耻。
历史书，不一定就是历史，武汉六渡桥旧时叫“铜人像”因为那里街心有一尊孙中山铜像，周围有以三民主义命名的二条路，民权路，民族路，显然这是国民党政府建造的，1989年政府对铜像作了一次修整，并在前面竖了一个小碑记，上面写明这尊像是由毛泽东、何香凝等革命老志士，在27年捐款修建的。——历史从来是由胜利者来写，国父的铜像，国民党不建，反而由共产党在27年来建，27年是什么年代。27年2月，共产党在武汉发动扶汪（精卫）倒蒋（介石）运动，结果得罪了蒋介石，而那时陈独秀是党总书记，33个中央委员中没有毛泽东，他只是共产党内24个候补委员之一，根本不能出头露脸。国民党到处屠杀共产党，共产党人到处奔命，大革命失败，此时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参建孙中山铜像叫人怎么信，说不信，上面几个字赫然在目，不信也得信。
这就是历史书。
抗日英雄，解放后成了“五类份子”，“专政对象”，后来他们的子女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的有力支持者和同情者，成了造反派的群众基础和势力。
对马克思的洋理论，毛先生是无限崇拜，但崇拜的并不在理论本身，而在实用本身。
在接触马克主义之前，毛和所有中国青年人一样，满腔热情、一肚牢骚、一脸无赖、毫无办法、无治国方略，当时流行的几名言是，国家太大了，人口太多了，中国几千年没有皇帝是不行的，虽说皇帝不好，但在中国没有它还不行，除了它没有第二个势力管得住，军阀都是一介武夫，无治国方略……等。
自毛见到了马克主义后，如获至宝，原来可以砸乱旧世界，用阶级、阶级斗争方法获取政权，并可以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成了毛的一部天书。
对马克主义书内面一些消灭私有制，共产共妻的一些东西我们想毛也未必就赞成，因毛生在中国，受中国儒家思想，理学思想引响。一下子要去消灭私有制，灭人欲，恐怕不一定合理。
在中国人思想理论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
在中国人看来，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来自于天，天为道，地球上万物符合天称为理（即合理），人的行为符合天称为德（即有德）。
按后来科学的说法是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来自于太阳、月亮、星空、没有天、地球上一切都不存在。所以，国民党推翻满清制定的国旗上是个太阳，他们认为满清人（皇帝）把自己当天是不正确的，任何人民族、团体、政党都不能同天（太阳）比，天大、地大不如党大是歪理。
天生万物，出阴阳、生五行、派生一切。
地球上的万物，同天（太阳）一致的叫理，否则就不合理，如水往下流、热胀冷缩、宜者生存，生死，物为人用，奇数，偶数，物极必反，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男女相吸，交媾，遗传，都来自于天。
说水往上流不合理，物体越用越新不合理。
又说天生万物相存相依，有多少人，天会给多少植物，供人耗费，说植物不够吃不合理，只怪人不去找，或者分配不合理。
自私为人的天性，私欲、情欲、性欲为天生，没有私欲，自己不管自己，地球上动物不都饿死了，那天给植物干什么，没有情欲、六亲不认，人畜同类不分，岂不消亡，没有性欲人和动物公母都不喜欢交构，世界上动物岂不绝种……。
总之，私欲是天之所愿，人之所求，万物所共。
又说，动物并无家庭，为什么照样自私，一个猴子将其它猴子用武力赶走，将多个母猴子占为已有，妻妾成群，他们怎样搞共产主义？！
恰恰相反的是马教授要消灭私有制，消私欲。佛教也禁欲、和尚、尼姑都不爱财产，和尚、尼姑和道教之争就在于此，道教认为和尚、尼姑最可恶，只想修练上天成神，把性交这种苦事交给别人，假若地球上的人都去当和尚、尼姑不到二代人都死光了，那还有和尚、尼姑自己呢，所以道教对佛教提出的人的四欲（酒、色、财、气）提出相反观点。
佛：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
道：无酒不成席，无色路断人稀，无财不成世界，无气反被人欺。
毛并不反私欲，从毛的著作中我们理解到他老人家只认为，反私欲，共产共妻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要解决当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矛盾，当这此矛盾消失之后，人在自然的私欲中生存就不会出现资产阶级私欲中的许多罪恶。
所以他提出共产党在消灭家庭、种族、宗教、政党之后，共产党最后就消灭自己，只有这一天，“英特拉雄耐尔”才会实现。
关于共妻问题，一直是共产主义者感到最敏感，又不好解释的问题，连毛都不敢正面对待，不过《共产党宣言》上写得清清楚，这并不是个什么大了不起的问题，这只是资产阶级早已实现了旧制度，只不过“我们共产党人要正式地，有秩序，有组织地，科学地，进行而已”。
试看一组现在的镜头：
某宾馆、某房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正从一个漂亮小姐身上做完爱，滑下来穿好衣服，离开房间，下电梯出了宾馆，半小时后，一个50岁的老板匆匆上了电梯，慌忙中进了这个小青年刚走出的房间，半小时后，这位老板爬上了这漂亮小姐洁白身上，欢声再起。
晚上，又一个老板正抱着这位漂亮小姐在另一宾馆过夜。
揭开内幕：这个老头子正是刚下楼青年的父亲，那个抱小姐过夜的正小青年舅舅，这一切，他们互相都不了解。但一切是如此和谐，自愿，自然，快乐。
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讲的资产阶级的共妻制度，这制度由来已久。
但上面镜头中出现的父亲、儿子、舅舅一起不道德的共妻，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允许，“我们共产党人只不过要正式的，有秩序，有道德的进行”，这怎么值得大惊小怪
。
附《共产党宣言》原文
“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
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代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将使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997年8月第三版第46页
有人说，毛泽东在中国“完成了共产”，邓小平在中国“实现了共妻”，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要从自由（党）王国，走向自然（天）王国。毛说，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的确是这样，用这种中国式的理论去解释马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内的确很少，难怪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们，在反右运动中全部划成右派的。对马克思的共产共妻思想，毛是赞成的，但要指出，那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毛在回答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对共产共妻的描述很有道理（原文已被收回）大意是，一个地区根据男女比例，适龄男女（男女合计20-30人）按一个党支部建立家庭，将不同种族、宗教、国藉，肤色的人组合在一起建立的家庭，孩子生下后交党统一教育，这些孩子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这个婚姻党小组内包括容各种思想，习惯，肤色等，待下一代时就渐渐消失，不出三代，种种矛盾没有了。国家概念没有了，肤色矛盾没有了，民族矛盾没有了，宗教矛盾没有了，小家庭概念没有了，这就出现了新的人类：他们只知道集体，不知道私有，他们仍有私欲，不过他们很快将私欲服从公欲——新人类出现后，党消失了，他们只会习惯过新生活。
笔者在中央工作期间，曾于1958年9月，在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张沟区，排湖人民公社，接触到这个共妻小组相似的试验（详文另述）。
可惜“亲子鉴定”术发明后，马克思主义破产了。
希特勒也办过新人类，不过他只是将最优秀的日耳曼人放在一起配种，妄想用最优秀的日尔曼族流治全世界，这远不是马克思这种高尚思想，由无产阶统治全人类（世界）。
其实德国二个伟人的二种制度试验都失败了。对这，毛并不感兴趣，因为在他有生之年这是办不到的，他并不希望共产党永远统治人类。他希望共产党快点消失，回到自然王国，他的干部都不懂，对他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无所知。
毛说他一生做了二件事，第一件支持的人多，第二件支持的人少，毛明明知道他的这些干部真正抗日的不多（心有余，力不足），只有打内仗的，没有打几天内战，就当了大官，作威作福，当然他们支持的人多，反对人少。别人种的树上的果子被毛带领穷弟兄们摘光了，并把园子没收了，能不高兴吗。
而文化大革命，毛本来要教训他们一下的，却没想到他们势力如此之大，都不支持毛，并打着红旗反红旗，毛只好妥协，并请求他们的战友们对他偏爱过的一条“狗”，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
他死后他的战友们将这条狗打入十八层地狱，算是对他的回报，算是对他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认真执行。
打狗欺主——! ! ? ? ?
更巧妙的是，毛死后，中国大陆在毛的战友们领导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变化完全是毛预计到的，但他的战友硬说是“打倒四人帮”后发生的变化，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后中国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弄了半天，造反派们又错了，原来中国的一切变化，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按全国人民的要求，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才真正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国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安排的，包括将造反派打入十八层地狱。
毛完全理解中国的未来，他经常说中国会变色，“你们不信，我信”，并对他老婆说“我死了你怎么办”。
毛对共产主义到底相信于多少，从他多次谈话资料中可以看出，毛对洋派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他多次讲共产主义最后是从自由王国进入自然王国。

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主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是一场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应该说是“党内对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或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的分岐，它不同如阶级同阶级之间的斗争。
但不知从何时起，这场路线被彼此之间“上纲上线”演变成了阶级同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把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把互相的争鸣，变成了对骂，最后动手打架，最后动起了刀子，最后杀起了人，象一群不文明的小流氓为一句口角，最后打了起来。
“这是我党生死成亡的一场阶级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冈孟什维克的斗争。”
“搞阶级斗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看来世界上一切矛盾都是这个规律，外部矛盾下降了，内部矛盾必须会上升，穷了，全家人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心齐人顺，一致对外，富了互相勾心斗角，要是蒋介石先生还有几百万军队在江南，共产党内决不会出现这种惨斗。
能同苦，不能共甘。穷则思变，富则思修。
路线斗争理由很充分，论据十足，引经据典，为小题大做，那么我们局外人能不能谈一谈局外人的看法呢？
中国有一句话叫“久病成良医”笔者虽然是些局外人，但在二位伟人之间的路线斗中深受其害，不免就有“久病成良医。”的身价来谈局内人的事。
毛泽东要将刘少奇办倒，只要他一句话或在党中央之间开个大会一下子就解决了，何必要全中国人都介入其中呢？
奇了，这就是毛泽东路线的特点，他要办什么事，一定要把大家都拖入其中。让中国人人人都不能下台，让大家都沾上火星，人人都有苦难言，不信可举二个例子：
一是扬尚昆为什么能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是因为刘少奇在66年《5、16通知》时彭、罗、陆、扬就内定成反革命，全中国从上至下无一人能为他们讲话，无一人为他们伸冤。最后，毛又将把彭、罗、陆、杨四人打成反革命的人的干将（刘少奇、 邓小平）一起，也打成了反革命。这时他们才想到对不起彭、罗、陆、杨。后来为自己翻案时，才想到应该先补赏一下这四个先死在他们的手下的冤鬼……让杨尚昆八九十岁的人（此时正在提倡干部年青化时）过几天国家主席的瘾，等把他安置了，再为自己平反。
这就是毛泽东路线的奇效。
我们不妨抄一下满妹所作：《我的父亲胡跃帮》中介绍的全文。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文化大革命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回来参加。
会议议题有两项，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错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 是5月16日会议通过这个通知，后来就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清洗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仅管毛死后中央为彭、罗、陆、杨平反时，口口声声说这四人是受“四人帮”迫害，但自己脸上还是发红，因为1966年5月16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开会制定“5·16通知”并内定四人为反革命时，中国还没有“四人帮”，此时王洪文还在上 海某厂当小干部，江青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姚文元只是个编辑，张春桥在上海当他的市委付书记，他压根就不知后来怎么样会变成“四人帮”。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他们如何在此时去迫害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被非法关押了十三年，谁迫害了这四个人呢，大家都不做声，只是都明白，四个人中已死了二个，让这活着的一个当当国家主席，平息一下自责的良心吧。
再一个就是刘少奇，中国6千万党员扪心自问，谁没有举手或喊口号“打到刘少奇“呢，这个可怜的人在中国没有保皇派，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一句话，党中央的大干部怕，那么小老百姓中的党员又怕什么呢？
他活活被害死了，中国人人人难过，其实人人有罪。最后又说是“四人帮”“造反派”害死的，请问，1966年9月前，中国并没有“造反派”（当时只有学校红卫兵反四旧，工矿企业和机关干部不准介入文化在革命）他们如何去迫害刘少奇呢？在武汉，王任重先生和湖北省委，将武汉大学李达、武克仁、何定华、及付省长陈一新，市宣传部长程云都定为“反革命”，最后王任重自己也变成了反革命，此后，在1978年为李达、陈一新等平反时，照样说一样的话。说 ：李达是被四人帮及湖北的帮派（造反派）迫害。请问1966年8月武汉并没有造反派，那时武汉造反派和李达、武克仁、陈一新、程云一样，都被各个工厂的四清工作组（后改文革工作组）关在工厂牛棚内和李达命运相同，怎么又变成了“四人帮在湖北的帮派骨干分子呢？”再说，十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根本未当权，怎么迫害别人呢。另外，造反组织是群众组织，没有执法权，要定谁是反革命还要执法权，准党委、军队党组、造反派恰恰不够条件，他们中党员人，党委会钻不进去，有什么权去制造冤、假、错案呢？
这叫“阎王犯罪，小鬼领刑”。
如果不这样说，那能说是王任重先生，湖北省委将他们内定成反革命而迫害至死么？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后来自己也挨整，岂不是罪有应得么？
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神奇之处。
时至今日，当有人在骂毛的时候好象也在骂自己一样，因此，在中国不敢对毛进行批判，因为这么一来，可将共产党批垮台，因从中央到小生产小队，居委会，所作所为都和毛保持着一致，我们能怪毛吗？毛不好你们能好多少呢，各单位被整的人，难道都是毛亲手办的吗？不可能，这就是毛主席路线神奇论。
有一个简单办法好办，把一切都推向“四人帮”和造反派，但四人帮和造反派在文革初期并没有，那文革初期又怎么推呢？再说，文革期间，除武汉因7.20事件，毛表态公开承认“三钢三新”是造反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外，全国各地二派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那那一派属四人帮呢？
都推向“造反派”那造反派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8年被关在牛棚，被监督劳动，被清队，被当“决派516”，二清和一打三反，他们都是被整对象，那又怎么算呢。
再说，文革中武汉被军管，一切权力都在军队手中，造反派是群众组织，他无执法权，他说谁是反革命，谁不是反革命，只等于放屁。臭了一下而已。根本不算数，只有军队才有权，例如，《3.21通知》将工总打成反革命，将朱洪霞等逮捕，关进监狱，将陆达枪毙　，军队说干就干。造反派说红武兵是保皇派，是反革命，红武兵就打他的人，把他们打得四处躲藏无家可归，他们有什么权呢？
　造反派的话等于放屁。
造反派无执法权，怎么把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冤假错案都怪在他们头上呢，把武汉人们所受的迫害都要他们承担呢。
那么，能怪军队么，——狗胆包天。
实际上是军队，军队中的党委。
军队何时出面整过人呢，没有，军队利用被打倒又扶起来的当权派（走资派）和被取缔的四清骨干分子组成的工作组。职工联合会、民兵、红武兵、百万雄师保皇派。
时至今日，武汉文化大革命实际中的三个大问题被有意回避，①是军队，②是保皇派，③是支持造反派一方或支持保皇派一方的领导干部。
军队，保皇派，被军队，保皇派迫害的支持造反派老干部。如孟夫唐、陈一新等（这一批当权派被军队保皇派整死不少）莫明其妙的消失了。
这当然都是毛主席改变革命路线带来的恶果。
那么，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呢，试想，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刘少奇的路线来进行，就不会出现冤、假、错案，就不会使中国倒退二十年么。其实一样，说不定出现的冤假错案更多，所不同的只是，受冤的不是现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而是一些历次受压的出身不好的弱势群体，他们受迫，不叫、不吵，人们没有感觉，而有权有势的人，受点小气就扩大几万倍的死叫，利用手中的权力，报纸广播，文艺大势宣传，而几十年来，被他们整过的人一个屁都不敢放。
现在，不要说得那么神乎其神，中国根本就没有刘少奇路线。所谓刘少奇路线（方法）就是共产党几十年来一贯的阶级斗争路线（方法），即运动来了，由党组织层层传达学习文件，组织运动班子，调一些可靠的积极份子组成专案组，材料组，宣传组，调查组，先从面上发动，再由面对面改为背对背再抓重点对象，再设专案，再由自我检查，帮助检查，再批斗，再检讨，再批斗，最后定案，一股运动1－2年。每个单位必须揪几个反革命，平均分配，杀鸡吓猴，制造紧张气氛，代动生产，使人人害怕党和积极分子。
就总体而言，二者区别在于，毛要坚持马列主义原理（原脂型）要解放全人类，而刘少奇认为首先应解决改善工人、农民生活。
就近而言，刘少奇按党的一贯作法，每个运动都由党中央领导，层层下达，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种方法毛也一贯这样做，也赞成这样做。但这次不同，毛要反其道而行之。要踢开党委自下而上，要尝尝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方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方法（路线）。
文化大革命是毛试尝民主的一种方法，但前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所有造反派们也只是在“专政”条件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对准一点，造反派们并没有越过界限，大方向正确。
但有不同，毛的方法路线将群众发动起来了，将共产党的功臣们斗得落花流水，让他们亲自尝一尝，被他们打下去的那些反动阶级人群在共产党的天地里过的非人的生活。
这也算是报应，（被他们整过的阶级敌人暗自好笑）。
这当然也是仇恨，（整他们的人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内部的人，做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文化大革命若完全按刘少奇的路线搞，照样也是冤魂遍地，只是当权者的不体会罢了，因为被害者只是另一些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摘录一段，已解密内部资料，抄录如下：
原载，《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141页-143页
“陕西省，位于黄河中游，全省面积19万平方公里，人口2千多万，是西北区的省中心省份，省会西安有3000多年历史，也是举世闻名的古都，前有曾十几个王朝建都于此，抗日战争期间，陕北人民为全国的胜利和解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父亲（胡耀邦）任西北局弟三书记兼陕西省第一书记。
父亲（胡耀邦）赴陕上任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弟三书记兼陕西省第一书记张德生因病无法工作，日常工作暂由省委第二书记和省 长分别主持。
那时，正是三秦大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左”倾潮漫延最烈之际。用1978年主持陕西省工作的王任重的话说：“在社会运动期间，陕西省“左”倾的程度和恶果超过全国的其它省份”。
陕西省在1964年社教（四清）运动中，粮食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单产比西藏还低，棉花132万担，单产只有40多斤，多处经营被“以粮为纲”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据有八百里秦川富遮之地的社员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但全省在一期社教（四清）中共清出“四不清”问题的竟达17560人。逮捕6470人，拘留5000人，平均每天抓30余名，高于全国各省。受到开除公职处份的干部教师1450人，受开除党籍处份的有3200多人，被整死的有670人。基层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长安、延安、和西乡三个社教试点县，共清查应退赔现款813万元，平均每个基层干部183元（当年全省平均收入122元）（退还）多出61元，就连上山砍柴，进真城当保姆的收入也属四不清，要退出，3县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王光美是四清运动干将，她倒底整死了多少人呢？《桃园经验》没沾血吗？）
读者看了上面一段曾经的绝密材料，就能很快理解，文化革命为什么会变成一场共产党干部内部的复仇运动，上面所指人人自危的四清下台干部（后来都成了造反派，和支造干部），和靠整这些上而上台，当权及其积极分子（后来成了保皇派，和支保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权派马上将“四清工作组”改为“文革领导小组”接过口号继续整治别人，没想到毛泽东利用矛盾，反过来整，这就使这些整人上台的干部和积度分子自己成了被斗对象，他们所指文革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其实是指他们这一帮天生不应被整的人挨了整，并不包括被他们整过的人。
四清运动中所整的干部，和同情这些干部的其它党员，革命群众教师，医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造反派群体，这些干部也是过过江的，吃过糠的，苦大仇深的，由于他们挨了整，首先体会到过去自己整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是不应该的，他们同情五类份子，对造反派中有些不良分子，他们能容忍。
四清工作队中升官的干部造反派叫他为走资派，因积极参加四清派运动敢整人的人，苦大仇深的人，全部成保皇派。他们把四清中挨过他整的干部叫走资派。他们保什么，保自己既得利益，按武汉人说话叫“说穿了，漏水”。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是句空话，爱自己的利益才是真。
文化大革命中，四清运动上台的干部和积极份子，本来要挨整，没想到部队介入，全国军管，军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组成，农民文化底，什么都不懂，只懂得“成份论”，他们到工厂，机关、学校、当权之后（军管之后），什么都不管，成份好的是依靠对象，而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干部、工人、教师、医生 、艺术家成份好像都有点问题，他不懂什么路线（方法）不路线，依靠工农兵，苦大仇深的人是根本。因此，他们，上台就依靠保皇派，而保皇派又利用军队来整自己的对头造反派，所以他们一上台，把毛的计划打乱了，将造反派当清查对象，四年清查运动批斗了造反派四年，90%清出权力机关革委会，又由他们主持组建党组织，由于历史的原因，造反派中党员少，加上站在造反派一方的当权派双或多或少上有历史问题，这样一来，新的党委四清一色的红五类，清一色的保皇派，清一色的整人专家，造反派想入党，比登天还难。后来毛发现了这一问题，他的“伟大革命路线”算白搞了，特别是913（林彪）事件之后，毛发现他亲自缔造的军队，将他再次缔造的造反派全部赶下了台。全国各省市第一把手全部是军队，（如湖北曾思玉）他突然想起，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这下子，造反派们算是又快活了半年，没想到，毛突然仙逝，这些可怜虫又变成了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再次打成反革命，永世不能翻身，并把文革的一切罪过，都强加在他们身上。那些，四清下台的干部们本想翻点身，没想到又因支持过造反派沾上了边，这下子他们又完了。造反派的冤案，是一个更大的冤案，用一个新的冤案去平抚旧的冤案成了规律，冤案何时才有止尽。
满妹所写的《我的父亲胡耀邦》一文中所列举的材料，在过去是绝密材料，全国仅几百人知道，时至今日，湖北省在四清运动中到底有多少冤案，杀了多少，逮捕了多少，判刑了多少，开除了多少，自杀了多少，抄了多少人的家，使多少人的子女因父母的政治问题受到牵连，仍是一个绝密材料，我们有无权利推想一下，四清运动中漏网而未被杀掉、关掉的干部因参加了造反派而又以四人帮骨干份子名义杀、关、开除、劳教、劳改、判刑多少人，又成了一个绝密材料。
进一步推理，反右倾、反右运动、反胡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民主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命运动、又有多少冤案的 绝密材料为历史迷团。
好在这一切武汉市内领导人心中有数，在78年8月由邓力群主编的《当代湖北》中有这样的介绍：
湖北省共平反了多少冤假错案，摘了多少反派帽子，多少地主的帽子。
打倒“四人帮”后（实际上是毛死后），党平反了历次冤假错案，党为他们伸冤（党将他们打成革命，又为他们伸冤，党真好），党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按人民的要求将（造反派消灭了），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定的。
由胜利者来写历史是很自然的，但胜利者在写历史的时候又写下许多无法“自园其说”的疑点，使得真正的共产党员看到这些胜利者写的历史也不断摇头。
历史不是艺术家们写的电视剧。在中国，没有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能写成伟人、英雄、刚正不阿、为共产主义不惜牺牲，坚持真理，因为毛泽东先生早让他的“人人都有一部难念的经”，王光美其实是无辜的，值得同情的，但他的自传体，《王光美访谈录》回避了四清运动中他整过别人的历史，其它人也一样，你在这次整过我，我在那次整过你，“人人都有难言之隐”，说他刚正不阿，一贯正直，连他自己都怀疑，在中国，像周恩来这样的人太少了，就拿王重任先生为例，他在陕西省看出了四清的问题，同情被整的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首先将李达等打成反革命。后来，他自己挨了整，武汉造反派将他斗得死去活来，好容易捡回一条命，据说他对儿子王三保说：“以后三代不准介入政治，千万莫当官”。毛泽东逝世后，他当了第十六位付总理，（为了安抚被整的人，当时中央安排了十八位副总理，成了世界之最），湖北省委请他回汉，特地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请他从曾经受到羞辱这地吐口气，在这次会上，他满面笑容，精神很好，但他一句话都不说。
王任重是共产党的难得的才子，他这一亮相，使得曾经批斗过他的造反派们无地自容。
王不怪他们（指造反派），因为他和他们（指造反派）都是受害者，而且，他内心感到内疚，我们也无法理解这些高端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一言不发，（不象一些低挡的人，身负有罪之身（整人专家）上台去控诉另一个有罪的人（造反派）），正说明王任重的学识，身不由已，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他认为他也有罪，而那些上台控诉造反派整自已的人都不能和他一样地认识到他们自己也有罪。
文革刚开始，1966年7月，王任重在湖北省就抛出了，武大三家村，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整死）朱劭天、何定华、定为反革命，将付省长陈一新、将宣传部长，程云，将一大批和文革有关的人全部打成反革命，将武钢工人宠玉来枪毙，在他的指导下，全市发动工作组大揪三家村黑帮，全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都有三家村，批斗会一个接一个，全市数万人被关在各单位自办监狱中，五类份子首当其冲，游街、抄家、站板凳、戴高帽把武汉闹得沸沸扬扬。出身不好的而又混入党内的领导干部人人自危，四清下台干部被下放当工人，有的送去劳教，武汉市每天都有投江自杀的人，一时间武汉黑云压境，官办的红五类红卫兵到处扫四旧，大量破坏文物、古迹。将历次运动的牛鬼蛇神揪斗游街、抄家。武汉橡胶厂一个青年工人叫唐桂生的，有一天和一个叫周玉楚（资本家）一个叫扬光跃（现行反革命）开玩笑，说他们二人是“周杨”首长，结果被批斗，戴上牛鬼蛇神牌子上班，工作组说他们是武汉橡胶厂内的“三家村”，全厂日批夜斗，好不热闹，从武汉橡胶厂可推想全市，仍至全省。湖北青年教师张维荣，被定为湖大三家村，被关押至疯，而此时，中央并不准许工矿企叫机关学校介入文化大革命，所以也不存在造反派，更无造反派组织，但1978年请王任重先生上台亮相时，正是为李达、何定华、朱劭天，武克仁，陈一新所平反冤假错案之时，省委说这些冤案，主要是“四人帮”及其湖北的帮派体系所为，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明、张立国所为，这四人罪恶滔天，罪该万死。
王任重能说些什么呢？

四、武汉文化大革命慨述

一、从个人得失，利益上概述
人们一提起文化大革命，都有一种痛苦感，所以当人们咒骂文革时，千口一词“灾难”，所谓“灾难”，记忆最深的是那些重大事件给自己带来的“灾难”，但是，重大事件中受难者和受益者同，也即是说，在这个重大事件中，受苦的是某甲，而此时，受益者正好是某乙，所以，一提起文化在革命，控诉点都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因此，说文革是“灾难”二字，并不代表全部事实。
例如，出身不好的人，党内异议份子，文化界、教育界侧重点在“扫四旧”，揪头“三家村”揪斗“五类份子”时，骂得一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而此重大事件，正是红五类红卫兵以及各级事、企业单位、“工矿红卫兵”四清积极份子们引以为荣的革命业迹，毛泽东死后，全国各省、市党委都肯定地宣传这种段光荣革命精神和业绩。
又例如，“一月风暴”，中央发动全国群众夺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发生时，所有的当权者，特别是一把手，大到省长，小到大小队长，居民委员会主任、班长、组长，都被当走资派“揪斗”过，使这些大小“官员”威风扫地，人格受到侮辱，把原先党中央叫办的“错事”，都怪罪他们，而且，连居委会主任老太太也要交待和刘少奇、邓小平的秘密勾结，所以，这些人，一提文化大革命就说：“那是四人帮想推翻共产党的阴谋运动”，“要把吃过糠的、过过江的老干部整死”，“以便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尤其指责夺权的造反派，“个个是流氓”，“人人出身不好”，“思想反动”，“和刘少奇一样是一些野心家”，“这些人好逸恶劳，品德极坏，想踢开党委闹革命”，“是受反革命操纵的阶级敌人”，而此时，受益的原“弱势群体”，普通工人、职工，平时受积级份子欺压的造反派们看到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会拍马屁害人，爱打小报告的人，落得今天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他们都说文化大革命好，让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又例如，三大血案时，军队和百万雄师在武汉全市围攻造反派，制造了有名的7.20事件，那些被杀的人、被打成重伤的造反派和亲属一提起文革，一提起“二月逆流”，一提6·17、6·24、7·15·血案就恨“陈再道”，恨“8201部队”、恨“百万雄师”恨“人武部”以及恨“杀人凶手”，恨“文化大革命”。
当时，全市造反派全部被赶出市区，市面安静、平和，生产停顿，最高兴的莫过如保皇派的一些人，一提起文革，他们就能向别人讲述这段革命故事，讲述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光荣历史，革命功绩，就像陈再道将军解放后经常在党校向年青人介绍他当年是如何吃大户、如何杀敌、如何对日本人打游击一样，越讲越神奇，讲到后来竟忘了，把别人讲过的也拿到自己讲稿内来讲。
又例如，7.20后，陈再道倒台，百万雄师取缔，8201解散，造反派们得势，此时，对参加杀害造反派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全面镇压，好不痛快，都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有些人借机会，将平时对自己有仇，又参加了保皇派，但没有参加围攻造反派的普通群众，也按杀人凶手惩治。当时这帮人一提起文革这段，纷纷叫好，此时百万雄师兵败如山倒，不敢反抗，他们不少人是自解放以来，第一次挨整，过去整别人拼了命，今自己挨整要了命，所以，这些人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就血泪控诉，他们控诉的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指这一段，他们骂的文化大革命，也只指这一段。对他们前段“扫四旧”、“斗三家村”、“抄五类份子”的家，“二月逆流”时围攻打人。对自己在军政府支持下，进入专案组报复整过自己的人，将别人关起来，日审夜逼，逼死人的事只字不提，对那一段“文革”，他们内心是舒畅的，是一个复仇者成功之后的快乐。
又例如，长达四年之久的：“揪5·16”、“北决扬”、“一打三反”运动，办“五不准”学习班、将造反宽派和支造干部关牛棚、隔离反省、（私办监狱），造反派一提起来就咬牙切齿痛骂，而此时，支保当权派和保皇派的如遇春风，得意非常，当时全国各宾馆、饭店、公路、铁路全住满了和坐满了由军政府统一组建的保皇派专案外调人员，他们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好不快乐。文化大革命真好。
又例如，毛死后，英明领袖华国锋宣布按毛主席遗嘱“按既定方针办，硬说毛生前不敢抓“四人帮”，委托华国锋按遗嘱要求逮捕“四人帮”，全国大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称批揭四人帮运动），这一运动又是四年，从中央到生产队居委会，凡参加过造反派的人个个都要交待，人人必须讲清楚和江青、王洪文秘密会见时的情况，一件件、一桩桩说清，听来的也行，想来的都行，反正要交待。
此时，全国各宾馆、饭店、公路、铁路又全住满了坐满了专案外调人员，随便一个二千人工厂，至少要抽三百人脱产，总厂办专案，车间也要办，你厂部全国旅游为什么车间不能全国旅游呢。这段时期，支保干部、保皇派好不快乐，文化大革命真是好，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此时华还未宣布文革结束），把四人帮骨干分子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好不快活。
可以说，保皇派在文革中，80%时间在搞专案旅游，对文革是非常拥护的、称赞的，所不好的就是7.20后，因6.17、6.24、7.15事件受牵连挨打挨批，支保干部最恨的：是“一月夺权”，造反派最恨的是：“二月逆流”、“三大血案”、“四年清查5.16”、“北决扬”，以及毛死后四年的“清查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最高兴的是7.20后一年时间当家作主整治那些一生以整人为乐，以整人为业的保皇派，除此之外，80%时间自己挨整。
保皇派和支保干部整人全部在一个“清”字上做文章，如：清队、清查、二清、清“5·16”、清“北决扬”、清“四人帮骨干分子”等，运动的一切行动都关起门来静悄悄秘密进行，逼死的人比杀死的人多，造反派整人水平低，整人公开化，只会在“反”字上做文章，如，“反复旧”、“反二月逆流”、“反潮流”得寸进尺，叽叽、喳喳、闹得水响，其实一个人都未整倒，公开打死的人比秘密逼死的人多。

二、从重大事件上概述

文革十一年，共六件大事，永记人心，不可磨灭，但并非人人都日月同感。
（一）、扫四旧 共40天，逼死人最多，高潮在1966年7月18日至9月8日共40天，扫除对象为解放后定为五类份子的人，他们不属于人民，因此无权参加文化大革命，他是解放后历次运动挨整对象，和当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有相似之处，他们毫无后台，已经绝望，人人都可以整他们，抄他们的家，挂牌游街，所以逼死的人最多，投江、上吊、跳楼不少，官方公布数字只为162人。
（二）、一月风暴　共50天，当官的共产党官员全部被斗，抄家、挂牌游街，时间67年1月10日至2月23日共50天，这些当权派被逼死的基本没有，因为他们有后台，有群众保护，相信以后能弄清楚。
此事以造反派为主，但保皇派也参与，有些单位造反派斗张书记，保皇派斗李厂长，厂内、党内二派各有势力。
（三）、二月逆流 共四个月（含三大血案）67年3月21日—7月21日，毛号召群众夺权的，同日，又令军队介入，实际上毛对刘少奇实行了渐进式军事政变，军政府在群众的夺权闹剧中产生，军政府一上台，就和梦想夺权的造反派发生矛盾。军方出面向斗支保当权派的造反派反击，并以复工、复课、拨据点，恢复当权派进入抓革命促生产指挥之名，组织民兵组织围缴造反派，造成三大血案。共杀死36人，重伤三百余人。
时间67年3月—21日开始，高潮为6月4日公告后，至6月24日止，共二十天时间，（7月15日又一次）至7.20止。主要制造事件者为军方和百万雄师民兵组织，杀死36人，重伤三百余人。
（四）、7.20事件 7·20事件为陈再道目视他的部下人武部8201·29师军人和百万雄师在东湖，当毛泽东的面抓走毛的代表王力造成，可毛死后，官方和各级党组硬是颠倒这段真实历史，把它说成是,“林彪、四人帮和武汉帮派体系，背着毛主席派王力，在武汉制造的大规模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大规模的武斗责任推给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7.20事件前后7天）。
（五）、7.20事件后 共一年 武汉变了天，陈再道被捕，（时称隔离反省），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等人被捕，工总翻案，朱鸿霞解放。共一年。
造反派得势，全面报复保皇派，以参加过三大血案之名，打死所谓参与“三大血案武斗杀人凶手”17人，打伤四百余人，（但官方公布死600人，重伤6万4千人。（轻伤18万4千人）。
因百万雄是民兵组织，拥有枪技，为防止兵民持枪反抗，造反派开始收缴民兵枪技，人武部为了赎罪，也向造反派交枪，由于造反派内部勾心斗角，为了利益，山头林立，互相争抢枪枝，开始全市抢枪，由抢民兵枪发展到抢正规部队抢枝。学生到全国支派，搞得毛不好下台。
时间67年8月10日至68年6月止，共10个月。
（六）、清队和清查运动 共四年
所谓清队，全称“清理阶级队伍”军政府由陈再道将军，改为刘丰将军，借反复旧运动错误对全市造反派实行全面报复。
此时，造反派已结合进省、市革委会，军政府对进入革委会人员当然要清查一下，这本是理所当然的，可刘丰政委却另有打算，他先以清5.16为名开始，整了造反派近一年，由于武汉造反派和5.16毫无关系，仅原市委干部魏绳武老婆的同学，叫吴传啟据说是个5.16份子，因此，以这条线，将全省联在一起斗，斗去斗来好像也不像，最后刘丰将军又不得不拿一个叫鲁礼安的华工大学生所办的“扬子江评论”来做文章，将杂志中一些激进一点的言词，硬说是要推翻共产党，把二十几个学生说成是要颠覆共产党的大本营。在武汉制造一个“北决扬”的大冤案，长达四年之久，直至9·13刘丰自杀为止。
专案组全部由“百万雄师”保皇派组成，专案组长是军代表，刘丰就用这个办法搞了造反派四年，逼死不少人，这几年，生产蒸蒸日上，刘丰在总结大会上说这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提起这四年，造反派有血的仇恨，他们恨文化大革命，讨厌文化大革命也包括这一段。这四年，保皇派、军代表、支保干部最快乐，春风得意，随心所欲。
四年的整治，武汉最终并没有查出“5.16、北决扬”有关系的人，那斗了、关了、监督劳动了、扣发工资了，开除党籍、团籍、厂籍的人该怎么说呢。
9.13后，军方失宠，造反派反潮流要落实政策，你整了我四年，说我是“决派份子”，那你拿证据来。
官方答复，当初关你、斗你，让你上五不准学习班，并没有错，这叫“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为你内部有人检举你，我们为了对你负责，所以才关你，现在查清了，我们都算了。（白关了，白斗了）。
（七）、清查“四人帮运动” 共五年，所谓清查，全称“清查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
毛泽东死后，武汉不倒翁韩守夫同军方组建的新党委，用同样方法一按清查5.16，北决扬原班人马，继续同样方法整治造反派。时间共5年，76年—81年。
毛泽东死后，由被造反派斗过的当权派和这些保皇派（包括三大血案中杀人凶手），专案组成员，造反派们所受的苦可想而知，所不同的是这些人整人比渣滓洞还狠，外面静悄悄，不动声色，学习班地点保密，这个工厂的造反派头头，放在另外工厂的仓库、车间、办公室关起来，然后日夜四班，每班7—8人，轮班上场，日以继夜，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让你半梦半醒中交待问题，白天全市或各系统、各车间批斗，晚上四班轮班审问，就几句话，“江青什么时候秘密接见你的”，“你们准备复僻的夺权名单，你们应变的方案”……
这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其实他们也知道，目的是要整你，你不说就不老实，就对抗……
全厂停工斗争大会，一天斗几场，莫说人权、人格、人身，一切都不存在，汪东兴在中央三个月搞一个斗争高潮，全市一万多人关在学习班中，抽掉专案人员5万多人，一个对象规定了3—5名专案人员，但一个单位至少5—10名“主要”审察对象，30—50名，“次要”审察对象，五不准学习班，还不如正式监狱，好在邓小平69年视察武钢时说，这么多人脱产搞专案，关起来办学习班，不做工，对生产不利，要边交待问题，边参加生产，这个指示太好了，专案人员减少，斗争会也少了，还可以参加劳动（放风）。这五年，逼死了不少人。
清查五年之后，武汉无一人和“四人帮”有联系，五年来，只清查到武钢一个叫董明会的中央委员，在北京开会时见过王洪文，并听过他的报告，跟本没有和他说过话，而这个董明会是造反派中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当初武钢军代表指定他代表武汉造反派当上中央委员，他和武汉造反派从不联系，所以没有危及到任何人-----这又是一场大冤案。（白斗了、白关了、白判了）
学习班种种内幕作者不多述，和清队方法相同，但力度、残酷度大得多，动力（保皇派）对象（造反派）和军政府时期整造反派时用5·16、北决扬完全相同，只是上次借口是5.16、北决扬，这次是借口和“四人帮”的关系。
当年中央抓5.16时，江青、王洪文就是中央专案组的指挥武汉军政府和武汉保皇派办专案组，一共四年，为什么他们不算四人帮派体系呢。
天下并无真理，何处去找评理的地方。

三、从十一年的二派反复斗争来概述

第一次： 疯狂镇压、红色恐怖、扫四旧，6年8—10月
全市扫四旧、整“三家村”、红卫兵和工矿企业红卫兵大抄家，逼死不少人。
第二次： 反驳、怀疑一切大辩论　6年10—12月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扫四旧整错了方向，革与保大辩论。
第三次： 反抗、白色恐怖、夺权67年1—3月
造反派在毛的支持下夺刘少奇文官政府的权，军人乘机静悄悄进行渐进式军事政变，代替文官政府，造反派被利用，刘少奇文官政府倒台。
第四次： 再镇压、二月逆流、三大血案67年3—7月
军政府上台，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抓指代替文官政府，对梦想夺权的造反派镇压，对造反派第一次大逮捕，准备组织由保皇派联合的三结合革委会。
第五次： 7·20事件 全面再夺权，67年7月—68年9月
军政府换由曾思玉、刘丰主政，陈再道倒台。
第六次： 第三次镇压、整治、清队 68年10月—69年2月
军政府对进入—革委会造反派成员大清理。
第七次： 反抗、反复运动 69年3月—6月
军政府借造反派抢枪罪名、利用被夺权的支保当权派和保皇派，来对造反派捅马蜂窝，以混入红色政团的阶级异己分子名义，在全市范围内关押几万造反派，引起造反派反抗。
第八次： 血腥镇压，借5.16北决杨罪名整治 69年10月—73年6月 共四年 对造反派第二次大逮捕，揪5·16、北决扬运动。
第九次：高抬贵手、落实政策、共合作，71年6月—75年6月
9·13事件发生，一年后造反派才得解放。
第十次： 反抗、反潮流运动75年6—8月
基层造反派要求落实政策。对军政府时期军队所犯罪行声讨，声讨刘丰、方铭罪行。
第十一次：第五次镇压、流放 75年8月—76年3月
邓小平上台，将造反派调离。
第十二次：再次落实政策 75年5月—10月
邓小平下台，被流放的人，回原单位。
第十三次：全面镇压、一网打尽 76年9月—83年3月 共7年
由军队组建的保皇派“党委”对造反派第三次大逮捕，判刑劳改。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毛泽东逝世。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功与过

文化大革命有二句名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就凭这二句话，就能证明它有很大的功劳。
按哲学理论来讲，利和敝、成与败、生与死、功与过都应相对立而存在，缺一无二，一个东西只有好没有坏是不正确的，只有新没有旧也是不正确的，只有“过”没有“功”也是不正确的。
现在人们提起文化大革命，都众口一词，“错误的”“不该搞的”，“使中国倒退了二十年”、“使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简直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听起来好象很对，仔细琢磨又好像不对，再仔细一琢磨，好像说这些话的人本身错了，而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既有“功”又有“过”，只是功与过的比例多少，不能说是“好得很”，也不能说是“坏得很”，奇怪的是，说“坏得很”的人，正是当年自己说“好得很”的一些人，说“好得很”的人也正是当年说“坏得很”的一些人，只是这些人记性太差，把自己说过的话忘了罢了。
例如，现在说文化大革命“坏得很”的一些人，当年却是这样说的。
“扫四旧时，我是猛先锋”，“我亲自将那个资本家抓上台去，斗得这王八蛋腿发抖，我们把他家的四旧砸得稀巴烂，我们好开心”。
又例如，“二月逆流”“围攻造反派时”，又例如，“清队”抓“5.16”、“北决杨”、“一打三反”时，最后又如，毛泽东死后，斗“四人帮”的帮派骨干份子时，哪一个不是拍手叫好，商店酒都卖空了，哪一个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搞得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们再看一组镜头：
“一月风暴夺权时”、“斗走资派（当权派）时”一些八不相干的人从阴暗角落里冒出来，日夜不睡，像发疯似的，整天整夜在六渡桥听小道消息，谈笑风声，好不开心，“现在再没有积极份子监督自己了，老子自由了”，个个都说文化大革命好，“我厂当权派（走资派）爱整人”，“扣我工资”，“动不动训人”，“这次运动让这些王八蛋吃点亏”，“不整一下不行，大嚣张了”，“欺人太甚了”，毛主席真英明伟大，共产党真好。又如，7.20后，保皇派后台倒了，他们老实得不得了（指当权派），过去威风一点也没有了，弄得不好还要挨打，真叫人开心，被这些被保皇派（党的积极份子）整过的人都说文化大革命好。
例如，扫四旧时，五类份子就如当年希特勒整犹太人一样，被整得死去活来，文化大革命简直是灭绝人寰的运动，三家村、四家店，历史上有问题的当权派（走资派）如李达、陈一新，心惊肉跳，好似天塌下来一样，如陷深渊，文革中“扫四旧”揪“三家村”简直是一场天灾。
又例如，“一月风暴”时，当权派们莫明其妙地被斗，好像国民党已经攻陷大陆一般，天变了，人变了，许多人看自己都弯路走，文革中一月风暴简直是疯人世界。
又例如，7.20后，保皇派遇上灭顶之灾，解放后一直以斗人为专职的人，竟敢有人在太岁头上动土，造反派就像45年在武汉街头打投降了的日本鬼子兵一样，打他们、骂他们，他们不敢反抗，一提起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他们就恨之入骨。
还有一些人，就是造反派，他们从来不说文化大革命好，也不说文化大革命坏，因为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们吃亏最大，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早成了五类份子、成了反革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内心的怨恨永远不能暴发，造反派有鹰一般性格，哪怕只活一天，也要随心所欲。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们发泄的机会，展示才智、胆量、智慧的舞台。
有些人因为天生是挨整的人，所以习惯了做下人，扫四旧时，他们的父母，亲戚是对象，他当然也要沾光。二月逆流时，军方四处抓人，他们就四处躲藏，清队、一打三反、抓5.16、北决扬时，他们在工厂低头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看军代表和保皇派他们横行，看他们内部跳忠字舞，唱三个样版戏，唱语录歌，他们都跟在后面混，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他们习以为常，有些人他们虽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或者说他们有的人出身本来也好，又是党员，但思想上落后，在党内总是当帮教对象。这帮人就是造反派。
毛泽东死后，他们又成了“四人帮”的体系，再次挨整，但他们不难过，因为他们习以为常，他们本来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受害者，但他们另有理解，他们说：解放后多次运动，哪一次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习以为常，和积极份子的要求不同，这次文革，我们感谢毛泽东他能让我们这些几十年来的受害者出了一口气，就凭共产党、毛泽东让我们斗了一次整我们的走资派、保皇派这一点，尽管我们也付出大的代价，也值，我们感谢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次机会，让那些红得发紫、靠整人为业，光说假话、会打小报告、五心用尽地害人，靠整人升官的人的灵魂，在文革中彻底暴露，让他们再无牛可吹，无人可骗，我们就开心。
当权派是一言难尽，整人的当权派、没整人的当权派都叫走资派一锅端，他们有说好、有说坏，被造反派斗过的当权派，被保皇派斗过的当权派，都心中不服，他们威风扫地，人格受审，害家庭受牵连，把自己成绩一扫而光，而且许多事是中央和上级叫搞的，最后由他负责，你说冤不冤。他到哪里去伸冤，好在党中央留有余地，文革中都留了让他们报仇的机会，你整我初一，我整你初二……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战争，战争就是“灾难”，说好，说坏的人都是一些疯子，你看解放战争，国民党说是“匪乱”说“坏”，共产党欢庆了几十年，说好，说这场战争是伟大的战争，胜利者的口气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有一本书叫“战争的艺术”，杀人也有艺术性，老百姓真不可理瑜。老百姓只希望和平。
总之，文化大革命各派，有都说好的也有说不好，都是各说各一段。
例如，百万雄师一方说，文革是应该搞的，就是“一月夺权”，“7.20事件”二个冤案不该搞的。
又例如，高级领导干部说，文革肯定应该搞，只可惜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把方向搞错了，让坏人整了好人。（意思是，历次运动都是好人整的坏人）。
我们再看一组镜头：
一个身残志坚的由青年人变成的老头吴焱金说：
我复员后分配到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进厂不久就因为我在部队老立功，又是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好，厂党委马上将我作培养对象，调到四清工作队，成为一名以工代干的干部，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怎么会落到如今下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妻子自杀身亡）、身体残疾，他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他就恨，愤愤不平，无限感慨。
请看，他在文革中当上武汉市付市长（付主任）他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保皇派”市委却硬要说他“追随四人帮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说他十几年来一直吹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还有一些人，乘文革之机，入了党、升了官、私自瓜分了国家财产，他们也莫明其妙地骂文化大革命，叫人不可理解。
文革中，有人提了干、有人升了官、有人入了党、有人分到了好房子、有人找到了好老婆、也有不少人倒了楣，因此，评价文化大革命只用骂，只说好是不完整的。
笔者经过十几年来研究，发现文化大革命有七大功劳，十二分错误，说出来供大家批判。

文化大革命的七大功劳

（1）史无前例
自古以来，世界上哪有国家首脑（皇帝）能带头要老百姓造州官、县官的反，让老百姓出气，还定出“十六条”法律来保障斗官的人，只要大方向正确决不治罪（当然毛死后走资派们找斗过他们的老百姓报仇哪是另一回事）。
（2）触及灵魂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反反复复，把那些社会上所有人的灵魂都照得通亮，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世界上最“伟大”的是“人”、最“卑鄙”的也应是“人”，到关键时刻为了保自己，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毛泽东好像看透了他们那些战友的内心，解放后，涛涛不绝的讲述自己的功劳，讲述自己如何发现了马列主义真理、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如何为人类解放事业献身……这些鬼话，你糊弄老百姓还可以，七糊八糊你当真起来，要拿这些找党要价评理，好像党亏待了你一样，不知自己多大功劳，多大本领。这次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你脱光衣服亮亮相。
“皇帝、宰相、泥瓦匠，脱光了衣服都一样”。
美脸、丑脸、迷魂脸，脱光了衣服都爱“眼”。
文革中，堂堂大干部、省长、县长、厂长、张书记、李书记、李将军、陈将军官架子大得不得了，不可一世，前呼后拥，后来关进牛棚后，哭天哭地的有之、求情的有之，、下跪的有之、把一切罪过推到别人头上有之、为立功说假话有之、墙倒众人堆有之、向专案组告密有之……一付付斋相。总之，“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有时被逼狠了，说过几次硬话，那也是被迫的，不是主要的，不要把这几句硬话扩大成全部，到处瞎吹。
别看那报纸上说××同志坚强、正直、刚毅不阿，实际上到了关键时刻，什么丑态都露出来，毛泽东看了好笑，最有名的是陈再道将军到京西宾馆后，又是哭、又是求情、又是认罪、又是承认自己有种种不是、又是向林副“总统”检讨……可后来又怎么变成了“将军从四十年代就敢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把自己生死付之度外”，看看，多好听，78年上海的陈丕显到湖北任省委书记，特地召开一千八百万人广播大会，为7.20事件平反，特地的为这位久经战场，几十年来一直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钢铁英雄伸冤平反时，陈再道一句话都不说，他能说什么呢。能说我不是你们吹捧的那种人吗，中国的干部都被毛泽东的照妖镜照穿了灵魂，都暴露了，何必再吹自己呢，那几两骨头渣子，都被老百姓看透了，少说为佳。就连邓小平先生，几次检讨，几次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写报告，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誓要打倒资本主义，后来他也被毛泽东搞得很尴尬，毛泽东真利害，他知道你们任何人上台都要打他的牌子，举他的旗子，因为他把你们灵魂都触及了，他死后的一切，他都估计了，他才称得上“伟人”。
明明是全党举手打倒了刘少奇，自己举了手不认帐，硬说自己是被四人帮及帮派体系逼的。又说“党内当时不正常（整别人正常，整你就不正常了）”你的骨头怎么这么软，你的丑态，造反派心中有数，但不会说出去。
造反派也好、保皇派也好、支造干部也好、支保干部也好，在挨整时的可怜相，都被专案组（中央文革）看见了，所以中央大干部都恨“中央文革”，地方造反派恨由保皇派组成的“专案组”，因为专案组看到了他们的丑相，造反派为了不戴上反革命帽子，不谴送农村，对专案组一点一滴的交待，使造反派在他们面前总抬不起头来。
保皇派更差，因为自解放以来，一直整人为业，这次不知怎么了，自己成了专政对象，吓得要死，向党（实际上是支造干部和造反派组成的专案组）表忠心，检举他的战友。7。20后，百万雄师互相揭发，毛泽东死后，造反派成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又互相揭发……可以说当代中国从党内到党外人人口和心不和，互有积怨、互相防范、互相猜疑、互不信任、互有仇恨，因为这一代人的灵魂都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试验污染了。
（3）文革证实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
“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是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真理，而马克思认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公无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才是真理，无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
又说，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当家作主，资产阶级的一些最腐朽、最自私、最落后的东西才会消除。
毛泽东用文化大革命做了试验，毛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只许无产阶级参加，不许六类份子（地、富、反、坏、右、资）参加，因为无产阶级才最可靠、最无私、最有远大理想。
结果却出呼毛泽东意外，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一些蝇头小利、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不惜一切的置对方于死地，其手段的残酷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想到。他总认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二大派组织”。
毛泽东信仰马列主义，他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判断出的这句话，恰恰错了，最后他自己差一点回不了北京，他在东湖讲的四条，陈再道并不接受，因为这触及了陈再道的尊严、威信、权威、利益，无产阶级又怎么样，触犯了老子的利益谁都不认。世界上若让这些“无产阶级当权”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7.24日，毛表态第六天，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辛甫还在市委召开大会，遵求百万雄师意见，是把民兵枪枝拿出来对抗，还是承认这四条，结果下面队员不愿冒风险，反对用民兵枪枝对抗，才算解除了这场危机。辛甫就是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差一点弄出一场血战来。（据《疯狂年代》百万雄师负责人回忆录）。
再请看，工人总部，7个头头、6个共产党员，百万雄师13个头头、9个共产党员，二个都是无产阶级。7.20后，这6个共产党员（工总）将那9个共产党员抓起来，关起来，打得死去活来，算保了一条命，共关了4年零8个月，至71年才放出。毛泽东死后，这放出来的9个共产党员（百万雄师）又以“四人帮”派体系之名将这6个共产党员全部抓起来，判刑，时至今日也未平反，可见，工人阶级的血海深仇都不过是为了一些利益，和资产阶级没有二样。
因此，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
从理论上来说，马教授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由价值产生的价格必须以劳动为先决条件，一个物品值多少钱，决定他花了多少劳动，因此，劳动是最可贵的，是一切财富的根本，劳动人民是最伟大的，他反对物品商品化，他提倡产品的计划分配，按劳付酬，按需分配，他提倡计划经济，我们一直遵守这一规则，五年计划、十·一五计划，这正是我们和资本主义经济（或称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区别。
马克思教授的计划经济，劳动创造价值正好被毛泽东采用，马教授害了信徒毛泽东，也害了全中国人民。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经济者）看来，物品的价值、价格并不决定于劳动强度和付出劳动的时间多少，而是决定于人们的需要或市场的需要，把一个烟斗送给一个女孩子是一分钱价值都没有，把一个红口唇膏送给一个老者也不值钱，他（她）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尽管这东西花了很多劳力，但却没有价值，价格是价值的金钱表现形式，人饿了，需要食品，渴了需要饮水，强盗追来时，开车逃跑，车没有油，找到个加油站加油，加油站趁机涨价，每公斤30元，市物价局规定每公斤2元，高十多倍，但为了活命，这30元汽油也得加，而且值。
天下雨了，几个人被雨淋湿，找到一个卖伞的，每个伞要价值20元，而市面上一般只要不得5元，这太不合理了，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劳动创造价值，国家物价局价格有规定，这不法商贩真可恨，有位坚持马列原则，不买，回家后，由于淋雨时间及长，病了，到医院一看，花了500元，结果亏了，这位马列主义者要是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里生活也不会亏，因为，那个社会一定是全额报销的，可惜他还未到马列所预期的那个社会，他只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所以他亏了。而且马教授想的那个社会，会不会实现得了，谁也不知道，他没有”实践”经验，因此他不应当是真理，他只能是太平天国洪秀全所想的“天国”。——“太平天国”。
（4）文革证明了无产阶级不是最先进的阶级
陈再道先生过去是无产阶级，他反压迫、反剥削、反政府，但他一旦成为统治者，就变成和具有过去压迫他的人的一样的个性，他为了保护统治者利益，又用过去曾镇压过他的人同样方法镇压别人。解放后，共产党执政，高官厚禄养出一批新的资产阶级，陈再道本人就是，他的战友们也是，文革中造反派们斗了这些当权派，引起了陈再道不满，扫四旧时，当权派斗老百姓时他不同情，却只同情当官的，二月逆流时他抓人并组织保皇派去武斗、杀人，他不制止，还说自己没有武斗，中央文革把责任推给自己和百万雄师，武汉若没有7.20事件，陈再道这个太上皇还不知会镇压多少人。
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并非马克思发明，在马克思之前，阶级观念即存在，中国古时即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阶级认识论。马克思的观点只是无产阶级通过团结，用暴力去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达到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目的，因为多数人（即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由他来统治这世界，那些资产阶级（即少数人）的腐朽、没落、压迫人的本性就改变了，人类就不再有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事了。
其实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永远存在的，不可消失的，二个阶级永远互存，只有互变，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根本不可能，金字塔永远是这世界上最完备的秩序，这个“阶级的生态平衡”促进了社会的进步，阶级不可消灭，斗争永远存在，这才是社会的本质。文革中的造反派就是陈再道将军过去的缩影和再现，但镇压造反派的却是陈再道将军和他一起过了江、吃了糠、后又当了官的“老干部”，因此证明，无产阶级并不是最先进的阶级，它和资产阶级一样，各自守护着自己的本性，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无产阶级是天生就有的，天生的，自然的，一个不做事，不努力，不动脑筋，只睡觉，就自然而然地是个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不是天生的，他们最初都来自无产阶级，但“玉不琢，不成器”他们后天努力，动脑筋去创造，去设法剥削那些不努力的人，骗他们为自己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努力读书，并拼命竞争，他们中不少人死于非命，他们也有牺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至于那些拿刀杀人、抢人家钱财的人，虽然一时富有，但最终当不了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不爱读书，不进取，只吃老本，最后又回到原来位置，要想长期当资产阶级除非天天拿着刀子，守在路口，这些人谈不上最先进。“无产阶级”一旦变成统治者，也就不应再叫“无产阶级”，而应叫“资产阶级”，他已具备资产阶级的属性，而抛弃了无产阶级的属性。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都有各自的先进一面、落后一面，适者生存，无产阶级至所以能看出资产阶级那么多的罪恶，是因为他只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所以他产生了偏见，“可怜之人，自有可恶之处”，无产阶级看不到自己罪恶和可恶的一面，陈再道将军在文革中看到了他所控诉的造反派的罪行。到处打、砸、抢，而这正是陈再道曾经犯过的罪恶，这也正是无产阶级的罪恶一面，也就是陈再道将军过去的写照，而现在陈再道将军所作所为，制造几大血案，后又将责任推给对方，正是当年蒋介石先生常用的抄、抓、杀的手段，陈再道先生自己看不到，如果陈再道将军认为自己没有错，因为“军政府”认为要求工厂复工、学生复课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正确的，那么当年蒋介石也应没有错，陈将军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由“土匪”变成了将军。
（5）文革证明了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
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中国必须进行改革。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试验，这场试验结果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我们的目的不能达到，这就给后来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提供了契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宣布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我们的目的随着毛的逝世而消失。四人帮上台也一样，他们照样要改革开放，说不定他们的改革开放比邓小平先生来得更彻底一些，效果更好一些。不信我们可以从过去对四人帮的批判材料中找到答案。江青喜欢坐“沙发马桶”王洪文“成天看美国影片”“造反派们都是些崇拜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组成”，那么，这些人一但掌权，不比那些“土八路们”的所谓的改革更快，以下的话决不会出自造反派之口，，“只要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要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的”真是荒唐言论（只要你的配方，不要你的工艺，要知道，工艺和配方是配套的，要资本主义就会有腐朽，要社会主义就会有独裁）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改革开放漫漫走了二十几年，邓丽君的歌到底是靡靡之音，还是大众歌曲至今还没有定论。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先生为了证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用阶级斗争的强大威慑力，用原始的军事制度管理国家，全国在军人的统治下，按军队的制度去管理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方式。计划经济由小队核算，进入大队核算，再进入公社核算，陈永贵同志还提出三年内山西昔阳县即可实现县级核算，也就是说，一个县只需要用记账方式进行交换，代表资产阶级的货币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全县人民吃、喝、穿、用、教育、医疗、建房都只记个账即可，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试验模式，社会主义中的最后阶段。
那时，工厂生产不计成本，由一个县来统一核算盈亏，购买物品只用支票，要什么尽管拿，支票今天不拿明天送来也行，实在没功夫，就不要了，反正每月只写一次报表向上级报告就行了，一个月到底是生产成本超过耗费，是盈是亏，只有全县统计局、财政局核算之后才知道，物品的流通不过是甲单位到乙单位的数字游戏。
在工厂、军队把工厂改变成军事编制，什么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区“营级”、车间“连级”、县团级的工厂，厂部叫团部，车间叫连部，或排部（二车间叫二连）班，组长一律叫“班长”，科长叫“排长”，车间叫“连长”。这一切都是按“共产主义”制度要求的试验，工人们下班之后连走路都不能自由走，在街上一走路，自有“保皇派积极份子”喊口号，一下子排成了队形，打电话，首先不能喊“喂”，要先读一段语录或高呼“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
全国公路、铁路不计成本，读书不要钱，教师低工资、教学低质量，诊病不要钱，除了红药水，就是阿西比林。
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好”的特微，但后来毛发现，他为了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在全世界建X共（马列）派，大力支持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宣传毛的理论，“枪杆子出政权的“武装斗争”，每次亚、非、拉（马列）共产党到中国来要武器，要物资援助时，中央却力不从心，一次比一次少，坦赞铁路物资供应老跟不上，国内老百姓的计划物资越来越少，过年一人才半斤肉、半斤油……
毛泽东先生终于发现，原来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反而能解燃眉之急，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结果闯了大祸，全国粮荒，老百姓饿死不少人，后来是刘少奇先生的“三自一包”分田，到户的改革，家庭核算，才解了围，现在若让刘再出来解围，那自己不全错了，那文化大革命不全错了，这样吧，刘、邓二人，一个死，一个活，让邓小平上台再试一下。看他有什么新招，那知邓小平一上台就急急忙忙全盘否定了文革中的“试验”，使毛不好下台，邓小平先生早就看出，“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试验更加证明了他的判断。他要改革，但他是共产党员，他不能搞资本主义，《共产党宣言》上不是说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吗，那些社会主义照样不能救中国，他要搞一个不叫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将这个主义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就和《共产党宣言》没有矛盾吗，让少数人富起来，特别是让吃过糠的，过过江的共产党先富起来，就是有一天国民党真回来执政，也不怕，若过过江的、吃过糠的高干子弟和少数共产党员掌握了国家70%的财富，谁执政无所谓，别人执政要依法治国，可惜毛只懂马列主义，不懂邓小平理论，将他再次弄下台。
（6）文革让老百姓第一次尝到了民主的滋味
百万雄师一个姓余的头头说了一句名言，解放后所有运动都好，都正确，唯独文化大革命不该搞，文化大革命是党历次运动的败笔。
一个姓龙的造反派头头说，解放后，什么运动都不该搞，唯独文化大革命应该搞。
姓余的又说，文革搞可以，要在党的领导下搞，文革前半部搞得很好，（在党委领导下）很有秩序，可四人帮硬要搞夺权，一下搞乱了，你看文革中死了多少人。姓龙的又说，历次运动死的人比文革都多，只是内部不公布，例如武汉市肃反运动高潮时，每天都杀，高潮时每天杀30—40人，最多一天杀130人，（当时还在民众乐园办了展览）到底杀了多少，有无冤案，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组专案组的领导下秘密进行，逼死了多少人内部处理，老百姓不知道，而文革是公开的，解放后的第一次民主运动，第一次是57年党整风运动，前半部是民主运动，言论自由，后半部变成“反右运动”，仅管民主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57年党整风运动时没有这样提法，可能是怕出现第二次“反右运动”，所以一开始就划定了范围，免得又要搞“反右”，没想到后来还是来了“反右”运动。但老百姓总算有一次民主的机会。
（7）文革开创了人人平等的社会风尚
文革时，个个干部都被整得像乖乖儿子，自觉劳动，扫马路、扫厕所，见了群众满脸笑容，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一点驾子，老百姓看到当官的也不肃然起敬，不十分惧怕（五类分子除外）。武汉市随便一个市民可到市政府，或省政府去找市长、省长谈问题，没有当兵的阻拦，这一点，恐怕是文革的功劳。（以后变了那是另一回事。）

文革中十一大过错

（1）扫四旧，破坏了文物。
解放后，破坏文物由来已久，许多有价值的文物都以封、资、修名义破坏掉，文革扫四旧时，又一次，最大规模的破坏，许多文物已无法挽回。
（2）毁灭了一切优秀民族文化。
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也以各种名义破坏过民族文化，但文革中破坏最大，例如，解放后即不许修家谱，认为那是地主阶级的行为，无产阶级只能承认党史。这就将中华大地上所有已存的民族根本都拔掉，可查的历史原始记录都消灭，又例如戏剧，京剧、汉剧等，解放后只许唱进步的戏剧，不许唱封、资、修的剧目，许多好剧目都消失，文革中更严格，不准唱，后来干脆改为现代京剧，只准唱歌颂党的八个样板戏。
（3）限制文艺创作。
解放后，文艺创作必须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要求来创作，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写小说、剧本（文艺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文革中更进一步严格，使大家不敢写，老百姓看的小说、报纸、相声……全部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国人人懂马列，个个会喊口号，动不动就开斗争会。
（4）让军队支左，介入文革，实际上建立了军政府，破坏了军民关系，败坏了军队名声，文革中军队和军政府内出现二派，军队对亲自己的一派大力支持，不亲自己的拼命打压，将军队介入二派的仇杀之中，被压的一派恨军队，军民关系紧张。
（5）公开杀人、公开抢枪
关人、抓人、抄家、斗争会、写大字报这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都有，非常流行、非常正常，并不是文革才有。
文革有二条是历次运动没有的，一是允许一个组织去杀另一个组织的人，而且杀人后不治罪，不但不治罪，还有功。对打人者，杀人者其中一派追究法律责任，对另一派却不加追究。
枪，是一个国家维护政权的武器，除武装人员外，任何人不准持有抢枝，可文革中，造反派竟敢找理由抢枪，破坏武器，一个价值几十元的子弹像放鞭炮一样乱打，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被挥霍一光，这些人一个都未追究责任。
（6）庞大的外调队伍，和庞大的被关压的人以及千万座牛棚
文革中和历次运动不同，由于关压对象太多，因此专案组人员也多，历次运动都一样，有大量专案人员，但文革最多，全国宾馆、旅社、公路、铁路都被这些人包揽，80%的宾馆都被外调专案组人员占住，生产采购员少得很，脱产搞外调的专案组人员是生产采购人员的几倍、几十倍，脱产人员太多，外调住费太高。工厂、学校、机关、仓库都建有“牛棚”，弄得人人自危。
（7）冤、假、错案太多，逼供、体罚超出想象
历次运动中，都有冤、假、错案，但和文革不同，文革是一派报复另一派，为了整死对手，尽量搞假材料，日夜逼供，有时被整对象十天十夜不让睡觉，白天到各单位参加斗争会，晚上三班轮流审讯、逼供……比小说《红岩》中所描述的“渣滓洞”更加残酷，本文不便多叙。
（8）破坏了生产
历次运动阶级斗争都是促进生产，而文革却是都破坏了生产，二派互不上班，谁管不了谁，成无政府状况，有“七上八下九走光，下午二点来领酸梅汤”（一种解署饮料）之谣，所有人工资照发，公费医疗。
(9)反革命案件太多
和历次运动中不同，文革中，“五字反标”（即打倒×××）就会被枪毙、杀头，对偷听敌台广播，唱黄色歌曲（即老流行歌）即会被斗，有的会定为五类分子，监督劳动，有些人为了立功，制造一些反革命案，例如，有人走路不小心，踩上一张旧报纸，而报纸上印有毛主席的相，这人若是红五类可被认定为无意识，若出身不好就认定有意识，对这人轻者挨斗，重者坐牢，在公安局审讯时若不小心将心中想的话说出来，就变成了恶意仇恨毛主席、攻击共产党，最后枪毙，文革中人们生活真难，每日提心吊胆，特别是专案人员，党的积级份子，人人见了他们都敬而远之，他们之间也只会互相说假话，表现积极和思想进步。
（10）学生不上课，荒废了一代人
（11）周、朱、毛三人不该一年死的
文革十一年，毛泽东三次想收尾，都未收掉，最后一个烂摊子让别人收，所以别人干脆就说这个运动是不该搞的，他们把一切罪过强加到毛头上，支持过毛的造反派都倒了楣，毛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应该早宣布运动结束，做个结论。结果他快要死了还骗人，说文革还要每七、八年再搞一次，自己活不了七、八年，谁给你搞，最后自己搞臭了，周恩来要后死还可以打个圆场，结果三个人都开溜了。一个烂摊子，让别人好钻空子，由别人瞎说，瞎编故事。
“害多少人杰丧生，血沾吴王旧地”
罪过！

六、谁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赢家和胜利者

说文化大革命没有胜利者和大赢家是不符合事实的，世界上的事都一分为二，对立统一，毛逝世后，武汉大批造反派捕入狱，全市各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院校的私办“牛棚”中关了十几万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和事的“学习班”，被开除党籍、团籍、公职、判刑劳改、劳教的人应列为失败者，而整治他们的人应该就是胜利者，“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当然，就是有实之词，如贪污、强奸、打人、抄家、杀人……（如汤忠云杀戴朋一案）等也乘机推倒）这些人也应算胜利者、赢家，但仔细一想，又未必是这样。
例如，俞文斌先生被造反派关了4年，除补了一点钱外，只由一个局机关武装部干事，提升为市经委付主任职务，刘敬胜先生，为满足军政府复工、复课要撤据点要求，领着上万武斗人员南征北战，围攻据点，扫除障碍，消灭了造反派这些反动份子，为军方出生入死，立了大功，最后只安排了一个江汉区手管局局长一职，比起当初他是江汉区手管局帆布厂工人一职虽高了不少，但和湖大红卫兵头头钱运禄先生相比，就低得多，钱任省委书记，任功劳比不上刘先生，不过刘和他的得力打手“翻江龙”武斗队头头彭爱洲比起来，他又幸运得多，像彭爱洲这样，7·20后，被造反派打得要死，身负重伤，文革后，什么都未得到，得到的只是一身病，像彭这样失业下岗的人还多得很，难道他们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大赢家，胜利者吗。
彭爱洲（一冶工人）说得好，“老子们一言难尽，7.20前，为了保卫党的江山不被牛鬼蛇神夺跑，我们出生入死，四处冲杀，武汉市所有的武斗我都参加过，（但他声明没有参加6.24血案）7.20后，被造反派打得吐血，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毛死后，我们保的那些当权派把你们造反派消灭了，自己开始荫妻封子，个个都发了大财，升了大官，可我们这些出生入死的人，他们却撒手不管，现在我身残有病，连医药费都无人解决，这些王八蛋真该千刀万剁，再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老子一定参加造反派，斗死这些忘恩负义的狗东西”，请看，他们能算胜利者、大赢家吗。
那么谁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呢。7·20后，以韩宁夫为首的支保派干部们，推翻了毛泽东的一切，想方设法把革干子弟扶上台，从省、市到各级，从金融、商业、房地产到股票市场，利用手中权力，先是借双轨制，将计划物资内拨给亲信倒卖，赚得一桶金，马上又利用股市，将企业的原始股大量赠送，使他们获得第二桶金，再后，又组建各种公司，兼并国营企业，不公不私的将大量国家财产变化私有财产，所谓开发商，其实就是官员，民谣说，“拉开车门看一看，里面坐的一定是个贪污犯，先枪毙，再审判，绝对不会出冤案”。
至于汉正街那些老板，那只是高干子弟为自己发大财放的烟幕弹，掩人耳目，让老百姓赚点小钱，就像当年毛泽东要夺刘少奇的权，号召革命小将“一月风暴夺权”一样。正当老百姓（造反派）兴高采列地去夺刘少奇和各级政府权时，军队静悄悄地将大权独揽，马上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抓指）正式军政府上台，造反派们干跳了几年，一点权的味都未闻到。
1967年1月23日，中央号召全国“向走资派夺权”，一时间，工人、农民、革命小将，喜上眉梢，全市日夜夺权，好不热闹，同一日，毛泽东又发表命令，让“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群众，七夺、八夺谁的权都没有夺到，毛泽东先生在全国群众的锣鼓声中，烟幕弹下，静悄悄地实行了“渐进式”军事政变，刘少奇文官政府全国各省市的权，表面上被群众夺了，实际上已被军人夺了，可怜的老百姓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为了权和军人发生矛盾，为了说得过去，毛先生又提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三结合还是一结合，军队党委说了算，革委会内的另二派（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又和军代表发生矛盾，蒙在鼓里的造反派们把矛头对准军队，军队找到借口，利用保皇派整造反派，成了文革主线，十年文革，全是军人当家又全是军队和造反派的对立（可一切罪过都归造反派身上）最后，毛又要军队协助组建文官政府和组建文官保皇派党委，等组建完了，保皇派党委成了军队的决墓人，因此军人也不是胜利者，他们成了“林彪”死党，曾思玉、刘丰、张绍剑、方铭全部挨斗，胜利了的保皇派和下级军人，只成了汉正街的小老板，获得点小利。
真正文革中最大胜利者，就是被毛泽东称之为“走资派”的支保当权派和他们的“高干子弟”百万雄师不过是当年摇旗呐喊去夺走资派权那帮造反派。
“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人物”——走资派和他的子弟（即支保干部和保皇派中的高干子弟）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胜利者，赢家。
支造干部、军人造反派、保皇派都一样，都是失败者。

七、结束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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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三大血案（6•17 6•24 7•15）血案纪实
第八章 三大血案（6•17 6•24 7•15）血案纪实

一、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
1、表象
5•16通知后，文化大革命在四清运动未结束时，突然发动，目的是要否认四清运动中所整治的“走资派”，是真正的走资派，毛多次指出王光美（刘少奇夫人）的“挑源经验”对四清运动中的性质看法错误。因此，所清理下台的干部未必准确，而且由“挑源经验”所扶持上台的接班人（运动的积极份子），未必是可靠的接班人。由于方法的错误（即路线），它所做成的事情，必不可靠，毛认为，真正的正确路线（方法）应该依靠群众，自下而上的揭发、批判，真正的走资派才能被揪出，党今后才没有危险，复辟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实现。
毛认为真正的走资派还在党内、政府内，而且这次还特别提出了军队内。5•16通知第一次将“军队内”突出提出，这是以往运动中未曾提到的，（可惜毛最后输在军队手上（1）大闹怀仁堂，是军队对他的警告，（2）7•20事件，是大鬼操纵小鬼捣蛋，试试毛的钢火，（3）毛死后，叶剑英元帅送他回了老家，毛彻底输了）。
毛这次要亲自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将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还在掌权的走资派揪出来，以保证党的纯洁性、可靠性，对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注）必不可少，这中间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发现接班人，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路线）被称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仅仅是从跟领导层或个人关系好、紧密中来发现，来提拔，那种以往几十年来一贯的由党统一领导下的方法（路线）被称为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2、内在
事实上这是表面的东西
深层次的东西要从毛在“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失败后自己遭到种种不幸中去找。大跃进失败了，毛在河南7千人干部会上作了检讨，又在武昌会议上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一切问题和积怨都由此开始。他忍气吞声近十年，最后用文化大革命来彻底爆发，毛泽东这个人看到的世界只是“小小环球 几个苍蝇磁壁，嗡嗡叫……”他是个目中无人的人，怎么能做二等公民呢。
大家知道，国家主席就是国家的代表，或称国家的法人代表，世界上只承认国家法人代表，（总统或主席），不承认什么宗教领导，党的主席，毛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到头来落了个“空”官，仅管他再三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但这在法律上没有根据，“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民不知所措”，毛自己写篇文章还要请示政府管宣传的人批准才能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太欺人有甚。
在伊朗，伊斯兰教领袖霍梅尼认为自己才是国家的代表，可是联合国开会不通知他，只通知国王巴列维，而这个巴列维自接替父亲的王位后，就不太尊重霍梅尼这位宗教领袖，更危险的是巴列维在英国读完大学，受异教“天主教“影响极深，自登基后，伊朗国内即发生变化，他竟允许西方天主教国家的一些电影在国内放映，建立电视台，允许青年人跳摇摆舞，开夜总会，更可恶的是他竟然反对伊斯兰教教义所明文规定的，男人可娶四个老婆，女人必须戴面纱的教规，巴列维竟要求国民提倡一夫一妻制，提倡妇女解放。这一切触怒了教会。
最后，霍梅尼发动了圣战，将巴列维赶下了台，伊朗重新回到了伊斯兰世界，尽管这样，霍梅尼还是没有成为国家代表。因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不承认党和教会代表国家。
3、夺权
毛泽东要成为国家代表，他要夺回国家主席的职务，文化大革命是他和林彪先生合作，夺刘少奇主席政权的一场军事政变，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来自于此。这本是一场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最后演变成一场流血的军事政变，发生在武汉的6•17、6•24、7•15只是这流血政变中的一个小战役。
文化大革命就其主体来说，是一场党和政府官员的夺权斗争，在斗争中，双方都争取老百姓（群众）的支持，于是在老百姓（群众）中引发了红五类中既得利益者（保皇派）同未得利益者（造反派），非红五类群众中被压迫群体（造反派）同压迫群体（保皇派）的冲突，为了显示自已是真正革命派，双方都斗黑五类和资产价级份子，双方都斗当权派，尤其是被压迫群体（造反派）在反抗压迫群体（保皇派）的斗争中，尤于一直处于劣势，所以付出的代价最大，双方的胜负，决定双方后台的胜负，特别是中央二派斗争的胜负，在双方的后台（当权派）的胜败中反复多次。因此，文化大革命最后演变成一场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混战，直至毛泽东逝世，才草率收场。
由它制造出的无数冤案，(包括三大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胜利者将自已挨斗,称为”受到迫害”,都平反昭雪,而把被自已压迫和批斗的对象,一律称为”受到冲击”,不了了之,青年读者只要读懂这词,就能分出当时”革”与”保”的身份.至于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份子,),连这”受到冲击”一词都不够资格用,因为解放后历次运动,他们都是”受到冲击”(迫害)的,
7.20后,不少打人凶手,包括”三大血案”中的杀人凶手,被受害者群众批斗,胜利者都以”受到迫害”,平反昭雪,了而了之.而被杀和被打致残,致伤对象,都以”受到冲击”,不了了之.
本文作者评语及“三大血案“，是为二百年后的武汉子民留下的真实记录。
4、危机
毛泽东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一生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他都能一一排除，去危而安，所以他对刘少奇没有像霍梅尼那样发动圣战，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圣战，但并不是公开的宫廷政变或军事政变。毛自有他的一套夺权方法，这一套方法，过去叫“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不可能让人人都能看出他要对刘少奇搞军事政变，因为刘少奇从上至下都有不少支持他的路线的人，上层政变了，下层仍然找不到可靠的接班人，那不是白搭，他要使他的接班人和他一道“提人头上山入伙”，“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一旦有事，大家都跑不了（后来事实证明，他一死，一切跟他跑的人一个个都完蛋。）
毛的战略部署当时谁都看不明白，只提出“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直到三十年后，有人才明白过来，但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些明白人说的明白话。
5、方法
毛一生有个最大的政治家的特性，他从不居功自傲，他把一切成功，都说是发动人民群众，连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也说是发动和依靠了群众，是人民群众打倒的，给“人民群众”脸上擦粉，使每个群众都高兴，好像真是有其事似的，其实后来人们发现那只不过是会“利用”人罢了，“利用”这一群人，又“利用”那一群人是毛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毛利用了一派去整另一派，当另一派奄奄一息时，毛又来为这奄奄一息的另一派人喊冤，使这些人对他感恩不尽，对整自己的人产生报复的心理，当这些奄奄一息的另一派人解除危险后，就用十倍疯狂报复对手时，毛又发话了，又为这些被报复的人喊冤，反正毛是公认救世主。
明明是军事政变，毛叫“红卫兵”“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全国上上下下，为这个大肥“饼”抢得死去活来时，毛又叫军队来支持你们。实际上，军事政变就在全国造反派或保皇派斗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在锣鼓声，口号声中、标语游行，集合摇旗呐喊的烟幕下，静悄悄的把刘少奇文官政府的权力全部交到军队手中。军政府只挂个“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简称“抓指”，军政府用（保）一些（当权派）、（走资派）一道工作。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叫“渐进式军事政变”。
6、误解
可连林彪先生好像也没弄清楚毛的“战略部署”，九大后林想当国家主席和毛发生冲突，，这国家主席是毛千辛万苦、费尽心思的必得之物，这是毛要完成他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要条件。林不明白毛原来也想当“法人代表“，若当初他知道毛有这样要求，他也许不会去争，他是个不太爱权的人，说林彪被利用了不太正确，可毛使他得罪了那么多人，他实在不好下台。所以有当国家主席的要求。
造反派们也没弄明白，以为毛真的要他们去夺权，权就归他们了，他们拼死拼活的夺来了一个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什么官时，毛一个既要当官，又要当老百姓”，的最高指示，一句话把这伙人打发回老地方去，告诉他们，你们的任务已完成，该干什么的就回去干吧，可这些造反派就是不明白，就在毛已完成了夺刘、邓大权之后，还念念不忘毛的教导，去搞“反复旧运动”，实在是因为他们为毛主下了汗马功劳，毛才轻放了他们，不然，下场比林好不了多少。可当时下面人不服，又借清队，抓5。16，北决杨，狠狠地整了他们四年。
保皇派们也没有弄明白，当毛要他们协助把上台的造反派们清查一下时，他们拼死拼活的整，硬说他们是“5.16”、“北决扬”，是混进党内、革委会内的敌人，最后毛又来了一个“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的“最高指示”，辛辛苦苦的军代表、保皇派专案组，白忙了几年，得罪不少人，被毛一句话一风吹，造反派官复原职，把保皇派放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保皇派一言难尽，有苦说不出，又和造反派们结了仇，他们也没弄明白，他们巴心巴肝的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怎么不把他们当亲生儿子看待。硬要照顾这些“野种”，
毛认为，在长达数年还没有被整死的造反派中，“吹尽黄沙始现金”，就会有真正的接班人，可惜毛死得太早了，这些黄金被叶剑英当废品烧了，
7、教训
造反派、保皇派是用血证明自己没有弄明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其中造反派最惨。6•17、6•24、7•15血案都是一些糊涂人，做的一些糊涂事，死的人更惨，杀人凶手我相信他要有良心，他活着不如死了好。
造反派打倒文官政府后，军政府建立这很自然，一切权力都在军政府，由于毛未说清楚，弄得下面胡斗一阵，更重要的是毛树敌太多，既打倒“政府内的”、“党内的”，又建立了“军政府”，何必又要打倒“军内的”走资派呢。结果阵脚大乱，不好收场，发生内乱。
8、遇阻
二月逆流就是军内走资派搞的，毛胆怯了，让步了，林彪也害怕了，说明中国军队的权并不被毛泽东先生完全控制，林彪在军内有多大份量也由“大闹怀仁堂”看出破绽，林只好让步，马上制定“军委八条”，保护军人，军事机关，规定几种人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几种人不能揪斗……这一来，武汉军政府陈再道也狠起来了，尽仅管二•八声明与他无关，但他要用借口来显示他的存在、他的权力、他的荣誉，所以他要整人，造反派找他讲理，什么理不理，“军委”八条就是理，老子就是理，马上发表了2.18声明、3.21通告，对敢跟老子唱对台戏的造反派大抓特抓，看老子“军政府”的利害。还是你这几个毛毛虫造反派利害，毛一看大事不好，刚刚发力起来的“群众运动”被军政府扑熄了。过几天林也觉得这些军内走资派也太过分了，马上发个“军委十条”纠正，十条出来后，军政府非常被动，造反派、非红五类红卫兵认为时机已到，为工总翻案，要陈再道检讨，毛此时发现，光靠军人组成的军政府并不好管束，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互相监督，此时中央发话了，军政府一方不能单独执政，需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执政”。
9、三结合的难题
三结合革委会必须有群众代表参加，军政府此时考虑怎样才能选自己合意的群众代表，那时，武汉市群众由谁代表呢。“工人总部”已被取缔，“工造”又为工总翻案，和军区不合作，而保守组织又没有全市性的组织，原职工联合会已垮台，红卫兵分成三派，（1）三司（2）三司革联（3）乌兰牧骑(华工学生周德武为头）。这三结合的革委会成为军政府的难题，而此时，多数人认为，按党搞运动的一般规律，估计中央要求各地尽快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后，文化大革命即宣布结束。以往运动多半只在一在一年左右
10、机会来了
军内有人提出良策，将原来“职工联合会”的群众，重新组织起来。1967年4月后，中央急于要各地尽快实现大联合，建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于部的信》，特别是4月6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贵阳棉纺厂革命派按行政部门搞大联合“，”建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和统一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新的厂党委建立之前，革命委员会行使全厂党，政，财，文一切大权”，接下来是，“正确对待革命于部”，“复课闹革命”，“保卫四清运动成果”，”谁反对人民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对军政府有利，对造反派不利，特别是中央强调要求全国尽快实现归口大联合，工厂业余闹革命、学生复课闹革命，这都是天赐良机，军政府认为，既然工造总司，三新等造反派们不合作，我们就重组新的统一的群众组织。
这样，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去过了近一年，军政府不顾群众反对，在1967年5月16日，军政府亲手组织了“专保陈再道和军政府”的保皇组织“百万雄师”面市。这在当时全国是仅有的，
运动初期，全国出现的保皇派在一月风暴时，都已经士崩瓦解了，（像武汉的红五类红卫兵一司和职工联合会）后来全国出现的二派，和武汉钢新二派一样，分不出谁造谁保。双方都指对方是老保。只是一方左一点，一方右一点罢了。唯独武汉因军政府重建了保皇组织，并经毛泽东定性（7。20事件），因此武汉革与保界线非常分明，所以武汉人写文化大革命比较好写，清清楚楚。外省就不好写，界线不清。所以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比较特殊。。
11、保皇军的兴亡
“职工联合会”那里去了呢，“武汉职工联合会”，最早是由一些四清运动积极分子组成的工矿企业红卫兵演变而来，由于这些人过去依靠当权派赌狠惯了，后来当权派挨整，而且是中央叫整的，他们一时也无法，只好忍气吞声，运动初期表现得很温和，一般不和造反派对抗，而且总是遭造反派的打压，由于这些积极分子有个习惯，服从上级，文革初期上级都垮了，没有上级，他们无所适从，他们互相之间又形不成权威，特别是一司（三字兵）垮台后，红五类工矿职工、无学生撑腰，所以一直未形成全市性的组织，后来，随着运动发展，他们不断受到造反派打压才意识到要搞个全市性组织。
武汉职工联合会从1966年在12月11日成立67年2月30日解散，共存在50天，在这50天内，只做过三件大事，没有伤害造反派，到是造反派打压他们占多数，原因是他们的后台全部被斗，他们搞得灰溜溜的,成天垂头丧气,也好像是有罪的人。
职工联合会发起人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技校电工崔景德，（四清工作队队员）和武重工人杨庭峰以及外单位冯正明、何其华、张立华等人组织而成，由崔、杨二人为头，组织全市四清工作队员和红五类职工参加。当时成立群众组织是需党委批准的（造反派也一样）都必须经省、市委文革小组视察员同意(中央公安六条规定，五类分子不能成立组织)，职工联合会经市委批准，每月活动经费2000元（工总3000元，工造2000元，后来增加了）66年12月11日，在武汉体育馆举行成立大会，由刘惠农市长授旗，总部设在市总工会内（万松园路）。职工联合会垮台原因也很简单，由于这些人从未挨过整，斗争精神不强，开会、游行都组织不起人（后来军区陈再道支持时就不一样）
职工联合会成立后只办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967年12月25日成立后13天，汉阳第三色织布厂造反派抢四清工作队封存的材料，四清工作队队员林焕运在阻止抢材料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亡，当时情况是第三色织布厂厂内造反派人很少，四清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人多（中间群众不管）本单位造反派属于“工造总司”，于是就到外单位请同属“工造总司”的人来声援，当时武汉市还没有发生武斗，只互相指责，没有打人现象，本单位人当然好办，外单位人就不守规矩，推推怂怂有些过分，林焕运心脏病突发，送医院后死亡，这事当时轰动全市（当时法院、医院、公安局全出动,人命关天，最后结论是因病死亡，不是被打死),此时职工联合会才成立7天，头头们想借机压一压全市抢黑材料的造反派（当时，提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认为造反派被是有问题的人占多数），所以认定此事算是牛、鬼、蛇、神、闹事,二轻工业局工作组准备抓人，但公安局，法院认为不是打死的，就不敢管，于是，职工联合会就决定在12月25日（毛生日是12月26日）抬尸游行。当时，二派游行时都互不干涉，也不指骂对方，都只拼命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林焕运讨还血债,”,”严惩杀人凶手”,,,,,,.等,最多喊对方是“老保”，当时二派都承认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
第二件事是由于受工总之压，各单位、四清工作队，或积极份子，成立战斗队，造反派就去捣蛋，抢黑材料，砸对方门窗、板凳，用板凳封对方办公室门，造反派很不讲理（当时不叫造反派，只叫××战斗队，有些战斗队和全市组织挂钩，有的没有挂钩，纯本单位的，由于有积怨，所以后来职工联合会由温和变得凶狠），67年1月19日晚，市职工联合会突然派几百人去武昌红楼(辛亥革命纪念馆”)，将“工人总部”砸了一顿，（无非是砸桌、椅，广播器材，当时不打人）。这是武汉市第一次，由一个全市性组织去砸另一个全市性组织（各单位互砸很多）。
第三件事是去广州揪斗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因李一清在对南下造反大队公开说，”武汉联工联合总会是个保守组织，应该解散”，在当时”造反派“三个字是很香的，“保守派”三字很臭，这给他们名声和革命精神，带来很坏影响。当时、工人总部和二司到广州将王任重揪回武汉斗，一炮打响，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名符其实的造反派，而职工联合会头头们想，一定要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李一清，让全市人民都知道，“武汉革命职工联合总会”才是真正的造反派组织，没有一点建树，怎能号召群众呢，为了表示自己也是革命造反派，他们借李一清在广州说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的话，就发誓派人上广州揪李一清‘要揪他回汉回答问题“，由于他们是保守派，战斗力不强，在武昌火车站等车时，大家都溜了，怕得罪李一清首长，。当时，职工联合会的人，都是由各单位积极份子组成，从未挨过压，所以反抗精神不强，他们连本单位的当权派都不敢公开保，所以谁也不敢公开保，既没有公开保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也没有公开保市委书记宋侃夫,市长刘惠农,更不会去保刘少奇,邓小平.只是看不惯造反派中的一些人，他们想起来干革命，造反派硬压他们，就内心讲，他们可能同情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和本单位当权派，但公开不敢说，因当时全国局势和党中央毛主席都出面支持斗当权派，所以他们也不敢乱来。
文革期间，当权派不能成立组织，党的积极份子由于扫四旧时整了“三家村”也算犯了错误，不能理直气壮的去保谁。
67年1月5日揪李一清战斗队在省委集合时，人到不齐，后来经研究，由崔景德带
人上广州揪斗李一清，
，杨庭峰带人上北京上访，
崔景德带人到广州后，一部份人上街玩去了，一部份人同崔到中南局找到了李一清，李一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个“中央六级”大于部能接待他们，几呼让大家受宠若惊，他们向首长介绍了组织情况，同时也指责了李的表态给他们带来的后果，李一清接受了他们的批评，并当众向他们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崔很满意，但有人提出光给我们检讨不行，要回汉向全市“职工联合会的造反派们“检讨，僵持了好一会，崔说，我们也不为难首长，最好首长写个书面检讨，我们带回去。李接受了，就这样，号称几十万战斗队员的“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赴广州揪斗李一清战斗团”就这样胜利完成了任务，试想，毛泽东知道了有不生气的吗，本来毛是要你们这些老百姓唱红脸，来吓吓他的下属的，没想到，你比他还会做人情，他这白脸怎么演。你说职工联合会该不该倒霉。
。更倒霉的杨庭峰到北京后，发现北京有个“全国职工联合会”，他劲头来了，马上联系上，并代表武汉“职工联合总会”集体加入，参加后马上电话告诉武汉，所有职工联合会袖章都改为“全国职工联合会”，好大的牌子，够压倒工总的，哪知不到二个星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讲话，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群众组织（要允许不得了，夺全国的权）第二天，取缔28个全国性群众组织，“全国职工联合会”在其列，武汉造反派得到消息，全市猛砸，全砸光，杨庭峰马上回汉，一到汉口，即被武汉市公安局抓捕。
2月20日，杨庭峰在武汉体育馆召开大会（公安局放人条件），宣布解散“武汉职工联合会”，他亲自砸掉公章、旗帜。职工联合会从开始到结束才50天。从此，武汉没有公开的全市性保守组织，但各单位保守派用别的名称继续战斗。杨宣布解散职工联合会后，刘XX、王XX等几个人不服气，密议继续打着牌子活动，从市区转入郊区东西湖额头塆，不久，消息被工造总司获得，工造派铁军在2月28日在东西湖额头塆将XXX、XXX等63人抓获，没收新刻的公章、队旗，将刘XX、王XX等13人游街示众（太不讲道理了）。可见造反派当时也很过份，只准自己革命，不准别人革命。这些人真要当权，也不会比保皇派好多少，反正，都不是些好东西。
从此，“职工联合会”彻底消失。
“市职工联合会”解散后，一部份人参加了工总或工造或其它工人造反组织，一部份自行组织了造反组织，一部份人参加了早就脱离了职工联合会的红武兵组织。　
12、收罗旧部和红武兵的兴起
职工联合会解散后，全市组织虽没有，但各区、各单位战斗队组织照样有，其中力量最大的要算蔡俊善的“红武兵”（百万雄师主力）和罗伟全的“造反大队”、陈文的“二•一八”红星军、刘涛的“中学红卫兵”等7组织，他们改变以往保皇派的面貌，和工总、工造一样，也组织批斗省、市领导人的批斗大会，这样一来，又有不少原来职工联合会的群众聚集起来，因为在当时敢斗当权派才能称“造反派”，才符合中央精神，群众才相信，仅管这是“职工联合会”的变种，但革命不分先后，大家也应该承认他是“造反组织”。（所以，王力因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造反组织，才引起他们的不满。要揪王力，问明王力凭什么说他们不是造反组织，是保守派）。
1967年2月19日，军区2.18发表的第二天，这7个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组织了三万人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王任重、宋侃夫大会”，有三万人参加，一时间，这些新的造反派组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时，正值批判二人声明期间，这些组织和三新、工造总司等，同属毒草派，所以有些人认定他们是属工造三新一方的造反派组织，他们游行和工造、三新一道，观点基本相同，但二者也有明显分歧。双方一致认为，军区2.18声明是正确的，支持军队，孟夫唐是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派，不能参加三结合，二者分歧在于对待“工总”问题上。工造总司和三新认为，工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头头大多数是好的，但后来少数头头修了，只要换上头头，工总才有前途，继续革命。而红武兵等7个组织认为，工总是由坏人操纵的坏组织，是五类分子，牛、鬼、蛇、神占主要地位的“反动保守组织”，“保刘真、保张华（省委秘书长）、保他们的干爹朱鸿霞”。不是造反组织，是历次运动批斗的对象，决不允许这个组织参加夺权。1967年2月23日，工造三新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声明，支持军区对二•八声明的批判，坚决站在军区一方。在签发声明时，出现问题，红武兵方面派代表要求在声明上签字，但遭到拒绝，因为有人反映，红武兵并不是纯民兵造反组织，头头是原职工联合会的，是原“职工联合会”的变种，工造总司、三新本来就有点“保”的名声，戴有托派帽子，现在不愿自己沾上“保皇派”臭气，所以拒绝。但同意他们在三新、工造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单独以红武兵名义发表批判文章（见附录影印件）
在当时，这7个组织人数总共不到三万人，又没有有名气的带头人，远远比不上“工造总司”（37万），(工造总司由于当时职工联合会和工人总部先后解散，不少中间派职工涌进了工造，使工造成为当时全市最大的工人组织),这七个组织只是几个分散组织，没有多大力量，无法和“工造总司”抗衡，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接近工造、三新，从这之后，他们积极四处活动扩大组织，在当时，群众组织都是互相用滚雪球办法扩大的，由于没签上字，他们深感人力单薄，所以加强了组织联络，以求扩大成全市性统一组织，由于这些组织没有在大风大浪的功绩，不能形成有权威人物领头，所以一直处于联络站松散组织的状态。
13、机会
随着运动的发展，这7个组织机会来了。
3月21日，军区宣布工人总部非法，这一行动惹怒了工造总司和三新。工造总司和三新和军区公开分裂，工造和三新，认为军区无权这样做，这干预了文革运动，违反了中央十六条中”让群众自已教育自已”的规定，把支左变成了支派，要求军区放人，为工总平反，因16条上规定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区逮捕了工总头头、解散了工总，那么工造和三新和谁去辩论。1967年4月2日开始，中央提倡成立“贵阳棉纺厂式三结合革委会”时，军区派员到工造三新做工作，要求工造、三新到军区开会组建省、市革委会，遭到拒绝，三新工造观点很明确，三结合必须有“工总”参加，军区必须为工总平反，释放工总没有问题的头头，换掉“修”了的头头，这是他们的”四大自由”的权力。
此时，二司革命小将拼命为工总翻案，多次到工造、三新总部做工作,示好,这样一来,工造三新等丢弃前嫌,旧怨,又溶于二司一起，为工总翻案，
工造和三新及其它几十个中等造反的工人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和军区对立，冲击军区机关，游行，到市、区、公安局静坐，示威，工人组织全力支持学生，工总解散后，一部份人参加了工造，一部份人不参加任何组织，成散兵游勇，同工造、三新一道活动，协助工造、三新游行示威，这些人当时称“钢八司”，（即按时上下班、下班后8小时自由参加运动）。特别是中央十条出来后，“人民日报”配合这个文件发了一篇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中央十条第二条明确指出:”不准隋意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中央十条第三条明确规定: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能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受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给中央批准,
按中央军委十条规定,军区抓人显然是错误的，，这样一来，三新工造和几十个工人造反组织开始加强了冲击军区阵式，上万学生静坐。满城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陈大麻子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陈再道弄得焦头烂额，孤立无援时，红武兵等组织借机联络上关系，因红武兵标榜是民兵为主的“造反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和人武部军区关系密切，这样一来，红武兵成了解救陈再道命的唯一稻草。一方坚决拥军，同意解散工总和逮捕工总头头，一方需一个全市性群众组织，按中央要求，建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二者一拍即合，军区孤注一掷，决定坚决支持这个由民兵为主的群众“造反组织”。
红武兵在军区的支持下发展很快，将全市七十几个保守组织（原职工联合会基层组织变种）纷纷加入。由于有军区支持，即是合法，又肯定是左派，决不会再错，所以有保守思想的群众纷纷加入，不久，大家一致要求成立一个统一名称的全市性组织，因红武兵只是七个组织之一，又是以民兵为主，范围受到限制，大家不想用它的名字，也不愿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儿子”组织。所以，一直无法统一。
大家知道，保皇派（或称保守派）有个特点，是当惯了奴才，大事、小事只听上级的，没有上级“红头文件”谁都不服谁，不听谁的，内部极不团结，此时，军区急了，公开派员干预，指定领导人。在市人武部部长巴方亭的全力支持和撮合下，人武部推荐武汉市机械局人武部干事俞文斌为头（俞和原职工联合会无关），经过讨论，一致通过，由于组织多，最后总部由俞文斌、杨道安、孙运东、谢敏华、刘敬胜、汤忠云、孙德州、章迪杰、蔡俊善、李本富、陈德松、耿汉卿、纪登清等十三人组成，至于总的名称，由 “中学红卫兵”头头刘涛提示，应像当年百万雄师进入南京城一样。所以正式名称定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是其宗旨。
至所以叫“联络站”不叫总部，是因为下面山头太多，不服谁为头，除俞文斌外，其它都以实力为本钱。
1967年5月16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有五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一个轰动全世界,制造第二个西安事变的军办群众组织就此诞生,人武部派员祝贺，挂牌营业。人武部派专人到联络站指导工作，军区领导叶明等经常找他们开会，加强联络，联络站按区共分8个分支机构，江岸区陈文，江汉区沈浩然，硚口区马德才，汉阳区张学清，武昌区刘喜春，东西湖罗明发，青山区汪家玉，汉桥区孙运来为各区负责人，为安全起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27部队派张有富、杨爱忠二个连级干部穿便衣到总站协助工作，并保卫俞文斌等负责人安全，有事随时调动部队增援。（以上据章迪杰作,《疯狂岁月》百万雄师回忆录。）
造反派们的死期已经不远，造反派并不知道内幕，工造此时正在三新学生组织的指导下,紧跟党中央为党闹革命、大搞归口大联合，按行业成立战斗队，搞革司、联司，37万人的跨行业全市性组织工造，当时按党中央、归口大联合要求，总司被分解成　长办联司、新一冶、武船联司、汉纸纸联司、三棉革司、汽标联司、铁机联司等……只剩下8万人，而此时，红武兵变成百万雄师后，由3万人猛增到47万人，（后加入15万农民，最高时62万人，工总在3.21前总队员人数已达48万,以上为7.20后统计数），此时一些人头脑不灵的造反派还每天抬着毛主席的相片在军区门口大闹，静坐、绝食大叫……，“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刮你的皮”，“他们真还不知道到底谁要刮谁的皮”。
军区一切准备完毕，任你“造反派、牛、鬼、蛇、神”闹，此时军区机会来了。四月后，中央运动风向大转，《人民日报》几个社论下来，对造反派非常不利，有人认为毛泽东要将运动收尾了，这几个社论是，“要正确对待干部”、“保卫四清运动成果”、“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按行业实现大联合”、“坚决打退反革命逆流”、“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见附图)。有了这些尚方宝剑，陈再道硬了，“百万雄师”派上用场，什么用场。拔据点，要求全市跨行业山头必须尽快撤掉，占据的办公地点必须限期退出，使用的广播器材必须交还原单位，所有人员必须回单位上班，业余闹革命，学生必须回校上课、复课闹革命，公共场所不准聚众闹事（和当年北京、六•四运动方法相同，采取分而治之的老策略），为了配合拔据点，军队作了充分准备。首先，以训练民兵为名，集中百万雄师（民兵）加强军事训练，另外，加强宣传，说明阶级敌人乘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之机，试图夺权，我们一定要戳穿他们的阴谋，军区连续发表几个公告，(见附图)。刘丰将军用军用飞机于2.18、2.20、3.21日在全市散发三次传单，（因《湖北日报》被工造、三新把持）和几个“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公开信”，“严重声明”等。陈再道、刘丰将军的军政府第一步找到支持自己的群众组织，并挟持起的群众组织支持自己，协助拨据点，第二步加强了宣传，第三步即准备筹建省市三结合革委会，省革委会计划军队由陈再道等，干部由韩宁夫等、群众由俞文斌等担任，市革委会计划军队由蔡炳臣等、干部由辛甫等，群众由杨道安等，为了迎接市三结合委员会建立，辛甫（原市委组织部部长）林立等原市机关于部在市委组织机关干部跑步集体亮相。表示支持新政府，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军区于6月4日发表6.4公告。
6月5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以前未公开正式请到军区，这次是第一次），会议在军区二号楼二楼会议室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出席会议的军区负责人（没有陈再道）副政委叶明，副政委杨秀山、姚喆、孔庆德（副司令员）以及夏奎部长、李良、马明副部长，独立师蔡炳臣等；百万雄师方有：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孙浩洲、章迪杰等。我们摘录几段讲话：
叶明讲话：“现在有少数坏人要夺权，你们要提高警惕，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　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社会治安，要加强军民团结，坚持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号召起带头作用。”
辛甫讲话（另一次会议）“你们不光是要制止武斗，还有许多事情等你们去做，现在各级领导班子都瘫痪了，你们要争取他们回来抓革命促生产，要维护社会治安，工总、二司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好人是绝大多数的，要团结大多数”。（暗中把点，只杀坏人，莫杀好人，尽量少杀，那么，谁是坏人呢）。（以上据章迪杰作《疯狂岁月》百万雄师回忆录）。
请看，6.17　6.24　7.15血案就是在这些隐晦的漂亮语言下发生了。要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拿着大刀,长茅去制止另一个群众组织的武斗，这是制止武斗还是挑起武斗，读者自己去分辨。
与此同时，造反派方面正在步步退缩，孤立无援，被逼得已无路可走，特别是中央一个一个社论，为造反派说话的除了那篇“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一篇之外，再没有一篇为造反派讲话，如果中央真是“四人帮”当家的话，那“四人帮”也是镇压造反派的帮凶，军政府在这些社论支持下毫不退让，为工总翻案的主力除二司和三新的革命小将外，作为武汉工人运动的第二大组织“工造总司(当时已成为第一大工人群众组织)，责无旁贷的成为旗手，但在危险时刻，工造的机会主义思想并未散去，满以为自己是“毒草派”，军区矛头不会对准自己，放松了警惕，结果在6.24血案中死得最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分析工造总司几个头头的背景不难看出，吴焱金本人原就是四清工作队骨干队员，扫四旧时，没有受到沉重打击，所以反抗精神不强。工造唯一的一个党员潘洪斌只是一个二百多人的小厂工人，眼界不高，其它二个所谓智囊,如龙梅生（武汉胶管厂工人）彭祖龙（武汉橡胶厂技术员））也只是二个只会夸夸其谈，不能务实,毫无远见的中等工厂的头头，运动初期未受到打击，斗志不强，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特别是在他们心目中，像崇拜“上帝”一样的崇拜“党”，把军区党委看作是党，他们始终认为“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是不会屠杀这些听党的话的革命群众的。他们无法和久经战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能左右逢缘，看透了“党”内的阴暗和残忍，对“毛”对“党”百倍警惕，心狠手毒的陈再道、钟汉华、叶明、刘丰等老干部组成的军区党委相较量和抗衡。
关键时刻，工造一切都听令于三新学生头头的指挥，这几篇社论出现后，为了紧跟党中央，华中工学院头头张立国首先要求工人们响应社论中所指“按系统，按行业实现大联合的要求”，而此时，正是军区组建“百万雄师”壮大百万雄师之时，很快，工造总司由一个仅次于工总的第二大组织被分解成许多“独立国家联合体”等，完全失去战斗力，被陈再道看透，从军事学上讲，若二军势均力敌，力量均等，双方反而不敢轻举妄动，血案反而不会发生，这应该是教训。
分而治之是中央收摊子的信号，而军政府不但不收摊子还重新组建壮大“百万雄师”这个摊子，很快被工造铁军摧垮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渐占上风，工造总司已不是其对手，处于劣势，6.24惨案的到来与其有关,尤其在政治观点上工造总司只承认“工总组织”不承认“工总个别头头”这更是荒诞到顶，而此时，二司却相反，他们认为朱鸿霞是一个当代武汉不能替代的工人领袖，工总头头（7个头头，6个党员）是武汉最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在毛泽东最危机时，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坚强战士。为工总翻案在二种思想支配下进行。
6月4日，军政府发布动员会，战斗（武斗）开始升级，《6.4公告》明确指出，谁为工总翻案，谁就是反革命，就要严惩，“百万雄师”凭这一上方宝剑冲在前线，首先冲击静坐学生，进而围攻广播站，再而进攻工厂、机关、学校。（在此之前，武汉并没有什么大型武斗出现，造反派冲军区，学生静坐都遵守制度，决不用武力，）
6.4公告后，“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武力驱赶静坐学生，工造总司和非法工总游民组成的钢八司,为了保卫学生人身安全，保卫静坐现场而和百万雄师发生了小规模武斗，当时，造反派在市内有不少广播站，宣传静坐目的，要求为工总翻案，强烈要求军政府放人，和百万雄师的广播站互相辩论，漫骂。6.4公告后，百万雄师不再辩论，也不漫骂，只用武力驱赶广播站，因而发生武斗连连升级。
6月7日，“工造总司”等发现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武斗事件时时发生，支左的军队坐而不管，就以“文官政府”名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紧急公告”和.《6.4公告》针锋相对，（见附件①）
“军政府”和“民间政府”二个公告同时出现，更激怒了军政府，因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合法的政府（军政府），你“工造总司”和三新,钢八司等算什么东西，更不幸的是，工造总司发布的命令后面还有大小几十个组织和工造分出去的革司、联司一道签名，这就使得更软弱无力，让陈再道看出内幕，正中陈再道将军之计。使他下定决心清除这些“垃圾政敌”。
军政府驻百万雄师总部参谋人员制定了拨据点作战计划。
第一步，抢占市中心战略要地，民众乐园据点。
6.17血案因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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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大血案简述  （一、）六·一七血案
二、三大血案简述  （一、）六·一七血案
    (原作者如是说:谢谢你将孬文上网，引起不同看法而进行批评才最有意义，目的是征求意见，但所述事实确是千真万确，本人可负全部责任。如有个别地方有出入，也可通过批评文中找出答案，于以纠正。商欣仁，彭祖龙。5月30日)



二、三大血案简述



（一、）六·一七血案



时间：1967年6月17日中午开始

地点：汉口六渡桥孙中山铜像周围

死亡人数：当场12人，后经抢救无效死5人，共17人



过程：

6.4公告后，百万雄师“打着”为响应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配合军政府撤据点行动，充当打手，实现军区要工人回厂上班，学生回校上课，业余闹革命的要求，在全市开始撤退驻点行动，

应说明的是，当时“百万雄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办公室”都将市委或区委作为办公地点，在军区看来，“百万雄师”所占据点，不在应撤据点的规定之内，而在三新，工造等造反派观点人看来，要撤都应撤，决不能让一个群众组织去强行撤退另一个群众组织，这纯是军区（陈再道）挑动武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罪行，为保卫党央，保卫毛泽东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用“舍得一身括，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坚决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因此，双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大。

，在军区和百万雄师保守势力一方，首要任务是将在公安局静坐学生驱赶走，将在军区门前示威群众驱赶走，将‘强占’的公共据点（如机关、宾馆、剧院、广播站）驱赶走。

在这个过程中，就和工造铁军和已解散的工人总部散兵游勇（时称“钢八师”）发生了不少小型武斗。从6月5日至15日，十天中，武汉小型武斗不断升级，规模越来越大，军政府在百万雄师占上风时，袖手旁观，占下风时，支左部队的军队宣传车，马上上前解围，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双方相互配合，经十天驱赶，汉阳全部（除汉阳轧钢厂外）、汉口大部都被百万雄师广播站占领，只有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柴油机厂、国棉三厂、省新华印刷厂、武汉橡胶厂、长江航务局（长航），中原无线电厂（710厂）、国务院长江流域划办公室（长办）、工造总司、民众乐园，等十个据点，由于人多势众，一时拿不下，特别是市中心区“民从乐园”和“南洋大楼“（南洋烟草公司，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所在地），被“钢八师”占领，这些乌合之众没有头头（临时建了个火线指挥部），凡武汉市造反派观点的人都可以去，男男女女，混乱不堪，是资产阶级的藏污纳垢场所，若不拿下，影响极坏，同时对其它九个大据点无法清除，（所谓九个大据点，其实都是本单位职工广播站和造反派组织办公点，都符合“十六条”规定，是合法的，其中，只有“工造总司”是挎行业，在市文化局大楼办公，也是经省，市委和军区批准的成立的，是合法的）。

经军方和百万雄师总部研究决定，先派人员进驻江汉区政府“财贸办公室”，（即财贸大楼，此大楼是江汉区政府办公地，内设江汉区商业局，手管局，供销合作社，轻工局等机关）作为宣传点，理由是：响应中央号召，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请问，这些下级单位工人进驻上级办公室内促什么生产，纯是借口），然后再派人员进驻在汉口工艺大楼（即民生路口工艺美术大楼，此时大楼已被百万雄师秘秘占领），这样一来，堵住“民众乐园”二边出口，再由二方一夹攻，就能迫使这些牛、鬼、蛇、神滚蛋，

（以上据7。20后审判百万雄师作战部长刘敬胜等的交待材料摘录）

，当初，谁也未想到最后闹成大血案的，据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刘敬胜05年6月7日同笔者一次谈话说：“按当时实力，武汉市那个点我要拿下，真不费吹灰之力，说实在的，现在只要中央给我二个军，我拿下台湾决无问题，当时（指67年6月），主要是军区胆子小，怕出问题，结果我们吃了大亏，死了二个队员”。

当时，汉口方面大部份被百万雄师占下，造反派工人不敢上班，而在这十大据点中，保皇派的工人也不敢回厂上班，当时，市委、各区区委都被百万雄师占领，军区各区都设有支左办公室，这样一来，百万雄师和各区支左办联合办公，（按原中共武汉市委架构形式），江汉区委、区政府为百万雄师占领，旁边的江汉公园为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汽车、战备物资供应。文革前，江汉区政府办公地点不够，将汉口清芬路上一座大楼作为财政、轻工，手管，商业，贸易部门办公点，所以叫“财贸大楼”，财贸大楼内有区财政局、商业局、手管局、饮食服务公司等办公地点，文革期间，大楼内办公照常进行，二派干部，群众都照常在此上班。

6月15日方案已定，军方和百万雄师先已侦查完毕，内部非武装人员已经陆续秘密进入，17日中午，全付武装的（手持长矛、大刀、匕首，头戴柳条帽）的230余名百万雄师“保卫人员”由汽车送入清芬路口，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民众乐园并不知道这边有武装人员进驻，所以，未遇到抵抗，但不知怎么的，二边楼房上的一些群众，自发的揭下瓦片砸下来，如大雨一般，“很快，我们队员有人受伤，打人丢瓦片的都是些群众，我们不好下手，只好下车持长矛驱赶”，“我们驱赶时，他们跑，我们退回时，他们又丢石块和我们挑衅，弄得我们不好办”，”此时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的队员有不少混入群众中告诉我们快点撤，不然“民众乐园”内“钢八师”武装人员会出来助阵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赶快撤到楼内，并呼叫总部派人来增援，要军队派人来解围，不一会“民众乐园”果然出动不少手拿长矛、大刀的敢死队员冲进来围住财贸大厦，半小时后援兵到来，二方在铜人像前展开肉博“ “约40 分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赶到，从中间一档，宣传车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尽管部队出面，但石头、瓦片照砸下来。部队不少人也挨了打”

“实在无法，我们在当天夜晚撤出了财贸大楼，6.17我们损失很大，伤了不少战斗队员（党的好儿女），幸亏解放军来得早，晚一点还不知道成什么样”。

（以上扰据百万雄师武斗队长彭爱洲，一冶工人，07年6月25日接受作者采访所谈）

民众乐园当时情况是人多势众，但是都是些散兵游勇，未经训练，当中也有不少复员退伍军人，但指挥不力，和由部队训练的民兵肉博时并不占上风，但百万雄师人员必定少，处于劣势，后来增援几百人，由于六渡桥是造反派天下，群众支持造反派人数占多数，所以保皇派占了下风，好在部队也很快赶到，给百万雄师解了围。

6.17造反派共死17人、重伤121人，后医治无效死7人，共24人，百万雄师死2人，造反派人多为什么死这些人呢，原因是外援武装人员赶来时，因不了解战场局势，有二部汽车满载保卫人员赶到时，误入铜人像百万雄师“军力”区，汽车倒车时被百万雄师逼停，车上人员未下车，即被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持长矛乱戳，死伤十分严重，，另有七名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被抓进民众乐园，二人被当场打死，二人重伤，当时双方死伤人员拖进民众乐后，由造反派中医生自已救治，七手八脚，人多手杂，非常混乱，死和伤者已分不清，尸首已分不清是那一方的，最后，由民众乐园指挥部，将抓进来另几个已投降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共5人，二人重伤）找来，要他们指认那是他们一方的死者，要他们将这打死的二人用板车送回“江汉公园”百万雄师江汉联络站（主要是怕担负打死人的责任），拖尸首时，误认为是三人，所以拖出三具尸体，当时这五个人不敢拖，怕造反派路上杀他们，当时民众乐园指挥部向他们保证，决不会有人再杀他们，为让他们放心，指挥部派保卫人员伴同这活着的5个武斗人员安全离开民众乐园，明白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护送到铜人像民族路口，我们人就撒回，他们就可回到他们总部去，决不会伤害他们，因为那边是百万雄师阵地，这五个人当时很听话，快到中山铜象时，我方人员很快撒转，我方人员刚撒，，他们不知是怕被杀，还是什么原因，丢下尸体撒腿就跑，全跑了，所以三个尸首就将三首尸体留在街上展放示众，放了几天，每天都有全市好奇的人参观，，，

三首尸体是：＋＋＋，　（长航。造反派队员）。（忘其名）

陈怀兴，（长江航道局 工人，保皇派）

陈惠选，（关山鼓风机厂 工人，保皇派）

当时被杀死的造反派能记起名字的还有：（共17人）

杨文学（桥房）  

乔长远（汉阳枕木防腐厂）  

余望生（一冶一公司，46年生）  

胡双全（一冶技校学生）  

余成章（单位不详）  胡++祥（不详）

希望知情读者补充完整数，以祥历史史料。

tuffy05

（二、）六•二四 血 案
游 玉 泉 寺
（此诗献给武汉文革6。24血案牺牺牲的 朱庆芳。王明杨 魏 东等28位烈士在世亲友）
                       
商欣仁  彭祖龙
1968年9月

群邱侧旁，
尚流汉宫残泉。
忆及当年争战地，
仅留断殿一壁。
殿内，
狗叫鸡啼。
殿外，
烟眉清溪。
※※※※※※※※
想当日，
炮火连天，
烟遮云日，
腥旗翻滚，
尸横遍地。
杀声、吼声、叫声、哭声
漫山野。
提刀将军马蹄急，
持矛战士心惕惕。
瞬刻间，
血漫黄土，
清溪变红流。
此进彼退，
左伏右起，
难分我和敌，
一番混战直至日共西。

胜利将军庆酒席，
失败将军落马卧荒地。

到晚来，
一轮寒月照疆场，
无数冤魂对月泣。
千言万语伤心话，
传到人间无消息。

问苍天，
谁管父母眼泪，
谁管妻哭子啼。

一场战争，
一笔生意，
一种游戏。
※※※※※※※※
到后来，
香草还生沾血地，
古刹神威扶正气。
长斋绣佛蝉声远，
烟袅古树钟声密。
春风一度人间换，
血腥战场寻书里。

身为世上人，
不知人间情。

年年芳草铺香路，
善男善女听佛谛。
庙会灯如市，
红男绿女乘良机。
招魂许愿善男女，
挤眉弄眼故事奇。
金塑泥佛显神气，
活男鲜女头磕地。

阿密陀佛天天念，
谁管它是真是假，
谁管它有益无益。
※※※※※※※※
看今日，
杂草 丛生山门闭，
大雄宝殿蛛网集。
进入二殿心发怵，
四大金刚尽破衣。
众神尘满脸，
观音菩萨泪犹滴。

《有求必应》神匾倒，
《有求必应》神无力。

看寺内，
满庙香客仅三人，
香纸腊烛皆禁忌，
老树枯枝听鹤啼，
和尚正在听党课，
寺内主事是党支部书记，
寺前铁塔标语立，
“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看寺外，
万里山河涂红漆，
天昏地暗行军礼，
早站立，
晚站立，
读罢语录舞红旗，
上帝、菩萨、真主都信党，
共产主义是天堂，是真理。

夫妻不敢讲真心话，
缺衣少食满脸还笑眯眯，
“天大地大不如党大”，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娶谁嫁谁由党批，
为党牺牲不可惜。
一个比一个爱党，
一个比一个积极。

未听到半点怨言，
未听到半点怨气。
泱泱大国人六亿，
没有一人敢放屁。
※※※※※※※※
我立上殿仰长空，
不解人间机密。


  

时间：1967年6月24日，清晨6时开始
地点：汉口大智路友益街，16号，武汉市文化局大楼
死亡人数：当场死28人（女学生1人，少年2人），重伤及致残175人，轻伤79人，家属将重伤者送入医院抢救，一月后死亡人数不计数。
百万雄师出动参加，武斗人员号称一万二千人（为给队员壮胆，因6，17死了二人）
，实际人数七——八千，包括医疗急救，后勤，通讯，交通，联络等各部人员（（7。20后审结材料）
总指挥：汤忠云：百万雄师作战部付部长，
（正部长刘敬胜到武昌指挥攻打水运工程学院，解救被水院学生抓住的百万雄师政参部长蔡俊善，据刘敬胜和百万雄师介绍，刘是中央军委刘华清大将的侄儿，刘后任国防部长，刘敬胜原为武汉市江汉区帆布厂工人，7。20后被捕，毛死后被提升为江汉区手工业局副局长）
副总指挥：张文 ，百万雄师二七联络络站站长，
消防车指挥，武汉市公安局消防处，《武汉公安》联络站，汪##

血案过程：
6.17血案后，军方和百万雄师作了战斗总结，据7.20后抓捕百万雄师头头张文、汪仕奇等人交待，6.17后，武汉军区127部队派驻百万雄师张有富、杨爱忠连长总结战斗经验，首先肯定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震憾了“敌人”，“打乱了敌人企图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计划”，“宣传了群众，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让群众更深刻地了解到这伙匪徒挑起武斗并没有得到好下场的事实”……
最后，也有不少失误，失误原因主要是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所以造成小小损失，建议大家回去好好重读毛主席著作，以便作下一次战斗准备。
据交待，大家回去认真地读了几遍毛主席著作，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6.24血案就在这个“有益的经验”下发生了。
总结后认为：
第一：“不打无准备的仗”，“6.17本来只是想返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并未想占据点，最多也只是想威慑敌人，防止“黑工总”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五类分子挑起武斗，保护财贸大楼干部和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未做作战准备，特别是没有“敌情”思想准备”，要知道在战场上，“谁对抗自己就是敌人”，“可是我们中有些人认为那些人是群众，不敢下手，这是最大的错误，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第二：“毛主席一贯主张先打弱，最后打强”，可是8个据点中最强的是由“黑工总”“钢八司”土匪们聚集的“民众乐园”，他们人数最多、力量最强、亡命之徒最多，解放后，被人民打击最深，所以他们最恨共产党，他们要和我们人民群众作拼死对抗斗争，他们是人民的死敌，而其它七个据点，只是被少数敌人控制，但大多数是受蒙蔽的群众，加上又都是正规登记批准的组织，要尽量争取教育，尽管被敌人控制，但亡命之徒少，容易攻破。我们要有信心。
第三，毛主席一再提倡围攻阻援，以多胜少，而6.17之战，我们是少数对付多数，更重要的是，工造总司派出五汽车铁军增援，我们都没有派人阻援，以致壮了敌人声威。以致我们牺性了两个好同志，
结论：
放下“民众乐园”暂不攻占，先攻“工造总司”，理由是他们派铁军五汽车参加了武斗，介入为“工总”翻案行列，他们虽是“毒草派“，但他们实际上和“黑工总”无什么区别，特别是工总许多逃亡的头头都躲藏在工造总部里面，我们可以以抓工总黑头头之名，先围而不攻，要他们交出头头来，逼他们撤退，若不听指挥，就进行强攻，经有关情报，工造总司铁军，全部调到“民众乐园”助威，总部并不设防，总部内没有大型武器，更无铁矛和水泥墙防范，容易攻入。
以上，即是7.20后，参与6.24血案武斗人员口供摘录。
其实，6.24血案前，百万雄师早就有准备，并非口供所述。
陈再道将军军政府自2.18声明后，得到“工造“和”三新“的大力支持，工造、三新属“毒草派”，所以和军区关系很好，没想到3•21之后，革区抓了“工人总部”头头，引起了工造、三新的不满，军区原本想拉工造和三新参加三结合夺省市大权的要求也被工造，三新拒绝，，双方关系因此恶化，
。拉拢工造和三新权不成之后，军方一时陷入困境，因文官政府时建立的保皇组织“职工联合会”已垮台，全市已无全市性工人群众组织，军方就只好支持由少数民兵组成的“红武兵”来支持自己，设法让“红武兵”变成全市性群众组织。
此时，军方一面设法壮大“红武兵”，另外就在工造内部造出事端，分化“工造总司”
，一是，绑架工造二号头头戴鹏（后被百万雄师作战部付部长汤忠云活埋于市委大院），二是，策反工造内部，将原工造六号头头胡崇远策反，组成“新工造总司”，胡带走铁军200多名，（不过这些铁军未参加6.24攻打工造武斗），带走全市几万不明就里的工造队员集体参加入“百万雄师联络站”，
三是，由《武汉公安》派市公安局消防人员进入工造内部，以查消防安全为由，了解工造全部设防及动态 因此，军区和百万雄师对进攻“工造总司”把握十足，“，不费吹灰之力。易如反掌
而此时，工造头头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是“黑工总”，不是“反动组织”，军队支左应当保护自己，为工总翻案是政治思想问题、观点问题，军方和百万雄师不可能对自己下毒手，因为当时工总解散后“工造总司”就成了全市最大工人群众组织，全国每天都有人来访，新华社、人民日报、外地军事部门院校、北大等天天有人访问，，认为自己担当起代表武汉群众运动之首，不可能受到侵害，装成最正确的革命派 所以工造总司不设防，认为自己若设防就是准备武斗，影响不好，至于铁军，那是作保卫工作的工作人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6.24，工造内部大概有250人左右，其中铁军保卫人员50几人，办公人员30几人，其余全部是全市被百万雄师打得不敢回家的人，还有些是外省、外县来访问的，无家可归来避乱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总部头头各忙个的，也并未有作打架的准备，当时，工造背后是“武汉市无线电厂”，大家知道，当时无线电是国家控制的，所以该厂有十几名军代表，工造再后面是武汉军区后勤部营房处，周围都有部队，思想中没有敌情观念，没有认真学好毛主席著作，最后“工造”人未想到的是这些亲人“解放军”出卖了自己，当天百万雄师方作了充分准备，组织7800余名武斗人员，汽车80多辆，消防车7辆，总指挥部设在汉口球场街武汉第30中学二楼教室内，机动汽车由汉口汽车二站负责，为防止万一另有3000名机动武斗人员备用，为防止援救口突破，离工造二百公尺内的道口，全部用装有铁板、砖头的大卡车横在路口，市内交通全部阻断（铁路、火车除外）共设三道防线，由于“军方”派员参谋指导，一切都很专业。另由各工厂医务室组成急救站，从市急救站调救护车二辆，救护受伤队员，总指挥由百万雄师时作战部副队长汤忠云和江岸区二号头头陈文担任。清晨4时左右，有人发现周围街道有重型卡车装满砖石，横在路口，所有通往工造总司的道路全部被堵。
6时开始，百万雄师叫战，广播促工造总司（1）“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2）“将五类份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3）“将抓进去进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4）“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
针锋相对的广播员朱庆芳等大骂百万雄师陈再道……放革命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工总翻案，老保完蛋”，“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
由早上6点开始远距离攻打（武汉夏天上午五时天就大亮），
8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消防车开来几部，开始向工造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水龙头向工造喷水和当年电影中向罢工工人喷水一样。
武斗人员将工造紧紧包围，逼近，遭到工造人员顽强抵抗。
9时，百万雄师开汽车将工造大门闯开，准备杀入。此时发现，工造成周围民房上有人为工造助战，百万雄师武斗队员后撤，（720后才知，是一些居民中的学生不知利害介入）由军方参谋建议调整进攻方法，清除周围暗碉，在清除过程中，学生们从屋顶四散逃跑，学生杨慧斌，17岁，从屋顶掉下摔死，他是6。24血案中第一个被子于百万雄师追杀致死的人。时年15岁，
10时半，百万雄师再次组织进攻，同样受到颃强反抗。由于街道太窄，给进攻增加了困难，从上午6时一直到期12时，共六小时，百万雄师攻不下工造总司，指挥者产生和当年日本人进攻南京同样心理，恼羞成恕，动了更大杀机，不惜一切代价和后果必定攻下。
11时，由於街道狭窄，百万雄师武斗队员不好施展，工造楼上队员们用石块颃强反抗，强攻不下，最后用自制“装甲车”将工造大铁门撞开，但百万雄师一般队员仍不敢进入，最后，百万雄师调来清一色由共产党员，共表团员，预备党团员，复员军人组成的敢死队，。
12时30分，仍未攻下，突然事件发生变化，（内部情况一直至今也未弄清楚，这是军事秘密），工造后面无线电厂军代表突然将工厂大门打开，十辆汽车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敢死队员进入市
无线电厂大院，工造人员卒不及防，由全市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复员军人组成的百万雄师100多名“敢死队”从工造后面攻入。
12时40分左右，。6。24血案发生，工造大楼失陷，血腥场面笔者免述。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军区陈再道将军和他“组建”的“百万雄师”这个红五类“群众组织”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由党中央全体举手通过并号召老百姓积极参加的政冶运动，让无辜百姓倒在血泊之中，谁为冤魂申雪解恨？
#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是中央和省，市官员（干部）的争权之争，而基层老百姓其实是被压迫者的反压迫斗争！

工造铁军队长魏东，孤军无援，大势已去，寡不敌众，无力保卫这近三百名群众安全，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
可怜广播员朱庆芳，小姑娘那见过这个场面，连忙下跪求饶，举手投降，按战场法则，不杀俘虏，可才16岁小女孩被几个优秀“共产党员”杀死。
40多分钟后，6。24血案结束，
7.20后，造反派公检法上台，根据攻打6.24凶手内部检举揭发，根据本人交待杀死朱庆芳的其中有杨喜#，和何启#等人（因此人还在世，时隔四十年，已无法追究法律责任，所以不便打出全名，以防法律麻烦，）
杀死工造联络部副部长王明杨的凶手余少卿（已死，粮食局）
杀害工造政参部长和指挥6。24血案的总指挥汤忠云（已死，市渔业公司）毛死后被追认为烈士，
7．20后，造反派公检法上台，造反派法官将材料一一写好送交军区，按中央六六通令严惩，可武汉军区刘丰将军将村料压下，理由是这些人的死，并非一人所杀，怪谁都不合适，只好等运动后期处理，可至今凶手逍遥法外，死者家属和活着的人心中不甘。
更为可恨的是，毛泽东逝世后，全国报纸，杂志，党史，回忆录，以及湖北，武汉市委都 把这铁的事实改写成：
“六月二十六日 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将武汉地区发生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电报全文如下：
“最近，武汉市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用立即停止，杀害群众的凶手应用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
原载：《武汉年鉴，文革篇》 中共武汉市委编

作者按：这明明是中央文件，可毛死后就变成了所谓“四人邦“文件，杀人凶手成了英雄，武汉文化大革命 就这样被完全颠倒，为了让下一代能明白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作者有生之年，将亲历写出，作者对以上所述负一切法律责任。

本文作者曾亲自参加“工造保卫战”， 身受重伤，四十年后，重提这些让人伤心。不想描述血腥场面，同时受重伤的工造负责人还有：
严志斌，工造保卫部长，（武汉胶管厂技术员，现称工程师——下同）
赵以竹（女）；工造办公室主任，（武汉化工原料厂技术员（工程师）
魏昌炽，工造《红色造反者》报社编辑，摄影记者，（武汉无机盐化工厂工人）
丁 及，工造政参部，（武汉电镀厂技术员（工程师））
姜成家，工造后勤部，（武汉兴新木模厂，工人）等
当特别指出的是：工造联络部副部长，王明杨，当场被杀死，（武汉肉联加工厂，工人）
当场被杀死的还有工造广播员，朱庆芳（女），20中学生，17岁，20中学生，，
严志斌当时已死，当尸体拖上车时，有人发现还有点气，才被抛下，死里逃生，
铁军队长（工造卫队）卫东，被十多个持长矛百万雄师敢死队员，逼到三楼坪台，孤立无援，最后抓一面红旗，高呼“毛主席万岁”跳楼身亡，
魏昌炽身中十八矛，致残，
朱庆玲（女）19岁，学生（广播员朱庆芳姐姐，住工造总司对门尚德里，因百万雄师围攻工造后，怕妹妹出危险，特地到工造大楼去找妹妹朱庆芳回家，不想被围，当百万雄师敢死队冲向广播电台时，她跪求不要杀她妹妹，不想自已被杀破肚皮，肠子被挑出，可怜姐妹俩一死一伤，其父母悲痛欲绝，朱父亲是银行旧职员，在当时属黑五类，银行保皇派头头非但不同情，反怪他教子不严，百万雄师和军区更是大肆庆祝“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胜利，扫除了又一个“牛鬼蛇神盘驻的黑窝点”“工造内部队员纷纷投降自首”“工造头头将要求撤离的群从杀死，打伤不少，幸亏我们解救及时，，，，，，”
以上只是工造总部负责人的部份情况介绍
720后，工造成立6。24专案办公室，配合军区，公安局，检查院，法院，对6。24血案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当时统计：
当场共杀死楼内群众28名（不包括受重伤住院抢救一个月以后死亡的人。其中30中学生杨慧斌，17岁，是和一些青少年在工造隔壁太平里屋顶向百万雄师扔石头时，被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追赶时，从屋顶掉下摔死，）
7．20后，《6。24血案》专案组共发出“因抗暴致残，致重伤证书”179份，要求各单位于以抚恤，医护，和按工伤待遇处理，
720后，《6。24血案》专案组共发出“因工致伤证书”共75份，给一些轻伤人员，
综上三项统计，，6。24在工造总司被围攻人员应为282人（28+179+75=282人）
但按另一些人反映，在《6．24血案》调查登记中，，有不少胆小怕事的受伤人员，不敢来登记，另还有一些外地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些人也根本找不倒，只是一些队员反映有某某地某某人，因此要完整统销计实数当时就没准确数，估计在300人左右，

当时有三件事想筒述一下，，
一是，军代表为什么要将工厂大门打开，是谁下的命令，由于是军事机密。至今无答案，而且，当时军代表站在工厂坪台观看血腥屠杀，为什么至今无人出来讲出真情。
二是，16岁的朱庆芳，朱庆玲姊妹一死一伤，朱庆芳是武汉文革中唯一的一个被杀女性。
三是，从8时起，工造等，包括全市各兄弟组织，中央在汉单位都向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求救，工造总司负责人彭祖龙和军区、人武部分别通过几次电话，对方答复马上派军队来解围，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回，最后一次电话答复更令人不解，军区说，“我们派的部队进不去，被他们阻止了，你们最好举上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不要和他们发生武斗，以免出现流血事件”，（笔者亲自通过三次电话），再后，军区电话打通了，一直无人接听。
，当场杀死31人（其中有三人发现还有气，被抬出），杀人后，凶手全部撤出，好奇群众涌进工造大楼，看到遍地尸首，不少人都目睹了这一场面，相信还有目击者还在人世，可以作证。（百万雄师负责人章迪杰先生四十年后一次对作者说，：“，三天后我们去视查现场时，看到一堆堆血周围都发绿，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第一次认识到什么叫”碧血“）
此时，孤立无援，但全国电话都来了，包括北京、上海、郑州、成都、太原，长沙，南昌，了解武斗进展，安慰我们坚守到底，他们保证向中央反映，让党中央出面解围。可见消息是一些市民通过私人电话（单位公用电话）传出去救援的
当时，武汉电话局军管我们电话全部被监控，武汉电报发不出去，7.20后才知道，武汉气象台电报畅通，武汉市气象台将全部情况每小时向中央汇报一次，由干当日百万雄师在全市开展了三个战场，所以声势之大，在全国绝无仅有：
1，在武昌，围攻水运工程学院。
2，在汉阳，围攻汉阳轧钢厂。
3，在汉口，围攻工造总司。
估计当时陈再道收到中央6。26的电报，原因在此。，
（可惜当时的党中央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党“不算数，那么，当时有没有党中央呢。党躲到那里去了呢？）
省气象台每向北京传输一次，北京有关单位就向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国军委文革反映，所以说6.24血案陈再道并封锁不住，
除死者外，在大楼内的人全部受伤，重伤170多人，当时轻伤就不算伤，全部蒙上双眼丢上汽车，拖到球场街，市三十中学二楼教室受审，重伤人员他们仍下不管，“工造“隔壁市八医院医生等人早已逃光，无法记述当时惨景，（此文仅献给后人们，让他们知道武汉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
7.20后，造反派翻身，造 反派公检法将杀人凶手一一查出，按中央《六。六通令》写好处理意见，将材料上交武汉军区，当时刘丰军政府当权（刘是原武汉军区党委成员，曾思玉由山东调来，不了解情况，一切听刘丰的），刘将全部材料收走后，并不处理，，理由是这些人并不是某人一刀杀的，怪谁都不合适，留到运动后期处理，这就是历史。
工造总司楼上，芷有保皇派扫四旧时，在全市没收资产阶级和五类份子的古文字画共5700余幅，也在这次大劫中大部份被破坏、损坏，丢失不少。
当日中午凶手撤出后半小时，离武斗开始已六个多小时，武汉军区宣传车赶到，宣传车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6.6通令”，当车开到汉口吉庆街口时，愤怒的群众用石块砸宣传车，最后人们烦了，将汽车推翻，车上军人跑了，过了不一会，百万雄师再次进入工造，除将参观人全部赶出，抬走尸体外，另部份战斗队员持长矛去解救军区支左部队的宣传车，这就是陈再道将军在《武汉7。20事件的真象》一文所中提到的：“部队受到围攻时，多是百万雄师出面解救“的实例。
7.20后，工造总司千辛万苦，将已查到的23人照片登出，另一些资料正在收集时，不幸的是，当准备登第二批照片时，8199部队赵奋师长亲自倒工造总司发出命令，不准再登这些照片，据部队首长说，中央有令，不准登有关杀人的相片，因为这些只会给文化大革命抹黑，防止敌人将资料传到国外造谣，污蔑文化大革命，再则是容易挑到二派群众仇恨，不利于做百万雄师群众的转化工作，因此，除这一期外，第二期照片资料无法登出。
7.20后，8月3日上午，驻无线电厂解放军代表3人到工造总司赔礼道歉，人死了这么多，就行三个军礼，此时，工造有个人胆子大（现忘其名），上前二耳光打到为头的那个“亲人解放军”脸上，这军代表马上脱下军帽，二脚并齐，二手垂下，头低下来，一句话也不说，连接着又被打了二耳光，工造头头连忙上前扯开、制止。
这真是一种不幸，一种解放军光荣历史上的一种耻辱，一个污点———怪谁呢。
四个半钟头后，三部高级轿车到汉口友益街16号，停在“工造总司”门口，车上有三位气度不凡的军官，每个军官旁边都有卫兵，秘书，门卫通知总部办公室，“武汉军区首长要求接见工造负责人”，工造内部一阵骚动，以为打了“亲人解放军”肯定闯了大祸，不想三位首长满脸笑容的走进办公室同大家一一握手，说明来意是代表武汉军区，因支左不力，犯了错误，来向工造和工造6.24血案受害家属道歉的，此时当然没有人敢打他们，但工作人员和在座群众滔滔不绝地控诉军队当时支左不力，造成血案事实，军区首长满怀同情地眼神静心聆听多时，工造头头们礼貌地阻止继续诉苦，三位首长到底是什么级官，当时因很少接触，也无心情来记下姓名，加上此时正值军区换防期间，未加细述，后一一送别，三人向工造头头行军礼，后来猜想，可能挨打军代表回去向上级汇报后，武汉军区认为无线电厂军代表道歉可能级别太低，引起“工造”愤怒，所以派高级首长到“工造”来道歉，估计是军长、师长一级，因当时军区首长和土兵衣服相同，无法分辨，除高级轿车（当时一般军官只坐吉普车）卫兵，秘书，工造并未弄清这是哪个部队，军区那一级，或8201、8199、127、空司、高级步校……
以上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真实事件，如实记下，以示读者了解真实的武汉文革。（工造接待头头名字隐去，已防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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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一五大血案

一，武汉局势发展

正如军方和百万雄师按“毛泽东战略思想”分析的那样，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时，驻民众乐园的铁军和钢八司和三新及其它造反组织妄图声援，都被“百万雄师”武斗队用装满钢板、砖头的卡车横在各通向工造总司的道路口”外围阻隔，不能入内，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在军区所派军代表的指导下，战术非常专业化，纪律严明。
“6。24血洗”工造的胜利,对军区和全市保守势力，支保当权派无疑是一种鼓舞，对驻民众乐园的造反派真正起到威慑作用。6月25日，民众乐园和其它七个据点陆续全部撤出汉口城区，特别是驻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为防止百万雄师冒险进攻，在撒退时人员一律秘密进行，外面挂的旗子完全不动，下级队员晚上回家后就不来了，中层按计划逐日从旁边小巷溜走，上层头最后视局势决定撒与不撒，在困难时期造反派是很团结，很守纪律的。民从乐园撒出七天后，百万雄师还不敢进入。
尽管中央向武汉军区发出6。26来电，但百万雄师强占造反派宣传站的武斗行动并未停止，因为没有反抗，所以未再发生流血大案，此时汉阳全部，汉口，武昌大部份已被百万雄师占领（造反派称白区和游击区），造反派唯一能活动的范围只剩下武昌几所高校，武昌各高校路口也设有路障，防止百万雄师进攻，从6月24日至7月14日这二十天，全市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各单位并未能象军区想像的那样恢复生产，原因是不少单位造反派工人怕杀，怕打不敢上斑。不少人纷纷逃离市区，生产线上和学校都无法恢复，
此时，百万雄师为服从中央6。26来电，将6月4 日（6。4公告发表当天）进驻市委院的总部，迁到3506军工厂，也算是一种撒驻点的实际行动。
此时的武汉（包括汉口，汉阳）并不是真的全部被百万雄师完全占领，原因是全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医院。科研及交通，商业等单位，并非都是百万雄师的天下，有不少单位，百万雄师队员群从很少，造反派占绝对多数，这样一来，这些单位就根本不听百万雄师指挥，而这些单位的少数保皇派，依仗外面百万雄师势力，想压住本单位造反派，夺取生产指挥权，遭到反抗，，各基层单位造反派依仗中央6。26来电，奋勇抗争，所以全市 并不平静。仅菅市级造反派已撤走，全市各基层单位小规模武斗和流血事件并未能消失，有些造反派占绝对多数的单位，保皇派反而不敢上斑。由于这个原故，7。15血案不可避免。

二，七．一五血案并非偶然

百万雄师和军区尽管撤除了全市据点，但生产照样无法恢复，没有达到预想目的，特别是6。24血案后，引来中央6。26来电，这样一来，原计划的大联合（保皇派七十个群从组织联合的百万雄师联合体）和省，市三结合原计划（省革委会；军队，陈再道，干部，韩宁夫，群众代表；，俞文斌，，市革委会；军队，牛怀龙，干部，辛甫，群从代表，杨道安）的计划泡汤。
7月16日，是毛泽东在汉游泳周年纪念，高校学生想借这一机会到武昌江边游泳，横渡长江，并作了准备，印制了标语、横幅。此时，百万雄师胜利者也想借机游泳，横渡长江。军区一看，这二派到武昌江边游泳，肯定会发生武斗，中央6.26电报对军区压力很大，再发生流血事件，不好向中央交待，所以军区要人武部牛怀龙师长出面做“百万雄师”工作，明确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是胜利者，姿态应放高一点，学生16日来游泳你们不要同时搞，哪知胜利了的百万雄师此时也不一定听指挥，坚持要16日搞，后经军区首长派叶明军长（军区副政委）做工作，百万雄师上层才作了让步，决定15日提前搞，但下面并不服气，说头头修了。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百万雄师总部召开和分站头头作了传达，总部要求各站监视游行过程，防止工人总部黑工总人员乖机报复，并要求各站尽量不和学生发生冲突。重点是搞好渡江活动，保证安全顺利完成。黑工总如有行动，各站一定全力以赴，迎头痛击。
消息传到高校，高校学生们压抑的气不打一处出，6.24后，所有造反派都不敢到汉口公开活动，汉口地区造反派群众更是盼望自己的亲人过来，所以最后决定乘百万雄师15日渡江之机，游行到汉口，给受压迫造反派鼓鼓气，主要标语口号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打倒陈再道“，“打倒刘邓陶王”。。。。“至于”工总翻案，老保完蛋“的口号尽量少喊，
从华中工学院步行到汉口，全长三十余公里，7月15日，是武汉最热天气，同学们顶着烈日游行，游行队伍全长三公里，沿途群众水果、茶水、鼓掌夹道欢迎，真有点电影里在“百区”游行的味道，那情景，如今武汉百姓都记忆犹新（当然指支造的老百姓）。
七月的武汉，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火炉并没有吓倒年青又满怀革命热情的学生，在摄氏４5度娇阳下，游行队伍从武昌关山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过来，一路加入武昌各高校（如武大，武测，华农，水利电力学院，华师，武工大，湖北大学，中医学院，地院，体育学院，商业学校等，以及周边中等学校近二万名师生，教职工，教师，校工，医生等，并在内一些市民的佣涌下，奔向汉口，一路顺利，学生、群众的流泪的脸这真可拍成电影，，，
武汉高校和北京不同，学生中80%是造反派，校园内没有出现二派互相武斗（如北京天派和地派）现象，
队伍沿武昌武珞路，过长江大桥，经汉阳，过汉水一桥，由武胜路，经汉口中山大道，再由江汉路折向解放大道，最后折返到武胜路，由汉水一桥（汉阳）经长江大桥（武昌）阅马场散队，全部游程30公里。
队伍游到中南路时，越游人越多，沿途受到的群从欢迎的场面叫学生们终生难忘，就象电影中的入城式，学生们忘记了疲劳，队伍到汉口后，更不得了，沿途人山人海，群从送荼送水
送毛巾，送扇子，格外叫人感到阶级亲的真正含意，游行队伍到六渡桥时，气颁到了更高潮，“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工总翻案，老保完蛋”。“向百万雄师讨还血债，”， “６。１７。６。２４烈士永垂不朽。”，，，，，的口号响彻云宵。汉口被压抑的造反派们借机发泄被压不满，一时间，好象造反派又杀回来了，二派本来互不相让，这一来在汉口占上风的百万雄师火冒三丈，岔岔不平，７。１５血案已不可避免，
游行队伍过江汉路，入解放大道后，沿途群从渐渐减少，学生们的危险也越来越大，游行队伍过中山公园后，一来学生开始劳累，二来二边都是大单位，群从越来越少，有些住汉口的师生看到游行成功，心情高兴，就离队回家了，游行的队伍人数不断减少。
此时，一个有计划的有准备的袭击正等待着他们，

三，血案发生表象和经过

　旧时武汉，铁路在郊区，以铁路为界，市区在铁路内，农田在铁路外，但桥口和三阳路以外，虽在铁路内，也全是农田。和铁路外并无区别，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在铁路外修了个中山公园，为游人进园方便又修了一条路，叫中正大道（蒋介石名）解放后将这条路改名为“解放大道”，直到文革时期，这条路上机关多，居民少，为了打通中山大道和解放大道联通，解放前由汉口前进四路（原叫三新街，意为新世界，新天地，新生活）接铁路处打了个洞。叫单洞门（宽5公尺）解放后为了经济发展，政府又在利济北路接铁路处打了二个洞。叫双洞门，（宽15公尺）门边农田上修了个电车公司，它象一个守铁路的岗站兵营，文革时为百万雄师保卫部闪电兵驻地，学生们要想越过这“鬼门关”很难，7。15血案就发生在这里。
游行队伍再一折转，就算返回，主要节目也算告一段落，所以此时游行声势也小了许多，队伍也很分散，二边欢迎的群从也很少。学生中懂军事的很少，这真是被敌人伏击的最好地段。可怜几个小青年学生的命就丢在这里。
问题很快出现了，当游行队伍经过汉口电车公司门口时，突然电车公司闪电兵冲入游行队伍，说队伍中混有黑工总反革命份子，一时队伍大乱，实际上这个人是华工校工王兴武，并不是市区工厂工人，但百万雄师闪电兵硬要强行将他抓走，自然游行同学不同意，一时拉拉扯扯开始，闪电兵越来越多，游行学生也是有备而来，早已通知保卫人员，很快，学生中大个子、大块头组成的保卫人员上前围起王兴武不让拉走，双方发生武斗，此时，电车公司楼上砖头像雨点一样向下，由于此处正值铁路路口、街道狭窄，很快一些女同学头被打破，但都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
此时队伍已大乱，男同学冲在前面，双方用拳头打斗，最后，电车公司内闪电兵拿出长矛、大刀赶来，一时同学害怕到处逃窜，当时，电车公司对面是宿舍区，学生为保命纷纷逃到居民楼，要求避难。
二十分钟后，十几辆满载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将周围街道全部封锁，挨家挨户搜查，百万雄师广播车大造舆论，大叫什么“学生和黑工总围攻电车公司”，“ 抠打上斑的电车司机”，”打伤老工人###“，““挑起武斗”，“打死、打伤电车公司女职工若于名“，，，，总之，要把中央6。26电报中围攻院校的名声翻过来，找到借口。
原来，当天百万雄师在武昌中华路举办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二周年活动，军区百万雄师为了安全起见，将全市武装保卫人员全部集中到武昌中华路（下水处）汉口滨江公园（起水处）二处，保卫安全，当时百万雄师有六大武装集团，他们分别是：闪电兵（刘天喜）、翻江龙（彭汉洲）、霸王鞭（ ）、雷达兵（×××）、反到（×××）、雄师支队（×××）等，其中，电车公司是闪电兵总部，当天大部份人都回到江边，守在电车公司的不到130人，7.15血案并不是百万雄师有组织有计划（像6.24）那样策划的，而是由于游行声势太大，一时激怒了这些有持无恐的太上皇，当游行队伍游到电车公司门口时，对胜利者百万雄师来说这就是一种挑衅，敢在老子门口游行喊口号，口号中笔者不敢担保没有同学喊“打倒陈再道”或“公鸡下蛋，土匪完蛋”，”工总翻案，老保完蛋“的口号，本来双方就对立，人人加油，其中有一个年纪大的人在队伍中，百万雄师认定，那个人一定是黑工总的反革命成员，（当时军政府认定工人总部为反动组织）所以尽管只有130人的电车公司闪电兵敢冲进队伍抓人，由于游行学生占多数，闪电兵占了下风，挨了打，人未抓走，最后拿出长矛、大刀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弄得队伍大乱，学生逃窜，紧接着，电话告知指挥部，要刘敬胜（据称是国防部长刘华清的侄儿）和百万雄师保卫部副指挥汤忠云快速从汉口滨江公园调人来援救。
汤忠云调来的武斗人员来后，学生已经逃散，于是汤下令，全部包围（此时各路口全部被堵，插翅难飞。），要捉拿凶手，上千名手持大刀，长矛的武斗员四处追杀男女学生和教师，教授，教职员工，在这场凶钉中，当场杀死三人（张兴荣，王兴汉，李长亮）伤人没法统计。学生被包围在电车公司宿舍区。
百万雄师在军区的暗示下，懂得了政治，为了出师有名，当然就是前面所说“学生借游行之名围攻电车公司“，“将电车公司派去评理的老工人打伤”、“挑起武斗，打伤女职工”、“打伤儿童”、“打伤正在上班的老工人”之类的鬼话，。把这当成党一贯教导的政治“标准语”。
搜查并不顺利，哪家没有儿女上学，同情学生的人多此为其一。第二是居民并非都是“百万雄师”观点的，有些中间派什么都不怕，不准进屋查，因此发生打斗，（老工人余世初就是不准武斗人员进屋，被武斗人员打伤，原因是因为他本身是个铁杆造反派，闪电兵早就想打他的），百万雄师不敢用刀对付中间派这些人，另处还有人本身是造反派，又不是头头，是群众，也不许进屋搜，有些屋根本不开门，陈五类份子害怕不敢藏学生外，百万雄师观点的居民自己不藏，也不敢检举，都是老街坊，何必得罪人，所以搜查一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搜查的学生集体抓到电车公司大会议室和食堂，块头小的简单问一下就先放，块头大的审问是否保卫人员……对一些认为打了人的，就地交公安机关处理。
在搜查时发现有人私藏有手雷和手枪。桥口区副区长张金鼎和桥口公安局长邴浩志马上报告给军区支左办公室，并组织突审团，进行突审，希望找到惊人证据。
桥口公安局派魏秀山（桥口公安局）李善永（建乐派出所）马德才（省柴油机厂），张斌（汉口电池厂），等强有力的斑子审问一通，也亳无所获，所谓手枪 ，只是一冶青年工人黄继元用木材做用来吓唬人的，至于手雷，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华中工学院是一科技大学，造点武器并不难，6。24血案后，学生猛然醒悟，很快制出了自卫武器，一教师（现称教授）在试制中不幸牺性，华工并非“工造总司”，当时华工主楼（进校大门口大楼）空中已布电网，校周围埋有地雷，百万在雄师若要进犯，肯定要付出巨大代价。
（以上设及人名摘录自7。20后百万雄师交待材料）
为了吸6.26l 中央来电教训，这次血案发生时，百万雄师宣传工作很快跟上，在武斗过程中，汪洋（百万雄师桥口区宣传部副部长，）就组织好摄影人员和广播车，广播站，在汉口，汉阳，武昌大肆广播，“反革命组织黑工总借学生游行之机，围攻电车公司，动用枪枝，打死上斑工人100多人，打伤近千人。。。”并紧急呼吁全市市民注意事态发展。（汪洋先生宣传工作中常爱用惊心动魄词句，这方法在文革中常见，例如，毛泽东死后，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都采用他写的：7。20后，造反派打伤18万4千人，重伤6万人，打死600多人，都用这方法宣传，而这数字都写进了党史，读者说这党史可信度如何）
为了扩大影响，7。16日，百万雄师桥口站在汉口电车公司内，组织了“黑工总暴徒围攻电车公司罪行展览”，把7。15血案推给游行学生，并向中央报告。那些审讯材料和手雷，手枪照片都是最好展品（见图1）
但宣伟规宣伟，事实又规事实，百万雄师没有死人，没伤人，而学生，造反派的人被杀死三人，伤这么多又好何交待。
7。15血案发生后，总部和军区非常关心，因为中央6。26通知武汉军区必须制止武斗的，这次武斗如果又是百万雄师搞的，就不好向中央交差，总部作战部长刘敬胜和副部长汤忠云和桥口区一号头马德才）和作战部长张斌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为了消毁罪证，当时作了二条重要宣传口径，一，武斗是学生挑起来的，二，死人是学生手雷炸死的，并要求医生验尸，可军区医生来后，又说尸体已婚被学生抢去了，实际上是刘，汤，马，张商量将三具尸体派汉口针织一厂用车拖到汉口东西湖东山农场东山头的一个桃树林中埋掉。（见图2）
（以上据7。20后百万雄师有关人员交待材料摘录）
以上就是7。15血案真象。
毛泽东死后，这一段被武汉军区和保皇派党委作了另一种描写，并把这种描写写成历史传奇，党史、市志、文艺创作，并大量印制。直至今日，使武汉年青一代无法了解实情。另一种描写是；
一，7月14日，毛主席到汉，江青四人帮马上派王力从四川赶到武汉，秘密会见湖北的帮派体系，在武汉挑起大规模的武斗，最后把责任推给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
请问，毛主席来汉谁都不知道，连陈再道都不知道，怎么武汉帮派体系知道了呢。如果真知道，他们会在烈日下步行三十公里到汉口游行吗？如果知道有中央代表在汉支持自己，一天时间，武汉就会变天，血气方刚的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会怕百万雄师的大刀长矛吗，政治并不秘密，今天是你的天下，明天就可能变成别人的天下，武汉几百万人的心，并不是陈再道、百万雄师的天下，7月26日中央电台一广播，陈再道、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中央并没有派一兵一卒，变天的还是武汉当地人。
二，更可笑的是，硬说7.15学生游行，是江青指示叫搞的，说江青派王力到武汉，勾结武汉帮派体系，挑起大规模武斗，那么，毛泽东死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在武汉调动十多万专案人员，设立几百座监狱，几万无辜的人，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隔离反审的“牛棚”，经五年的“清查“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运动，要造反派一件件、一桩桩谈清楚时，为什么没有查出一个人说出王力到汉勾结的事实，五年清查后，省，市拿不出一条武汉帮派体系公开和秘密的有联系的证据，至今也没有向全市几百万老百姓、几十万党员作个交待。王力到汉后不到一周，百万雄师就完了，那来的挑起大规模武斗，大规模武斗在王力来之前就发生了。
三，王力所说立即为工总平反，释放朱鸿霞等四条，是毛泽东七月十八日，亲自召见陈再道时，亲口对陈讲的，（见湖北党史《陈再道回忆录》）并要陈和王一起做工作完成，为什么硬要说是王力按江青的授意说的呢，明明是陈再道传达时没有说实话，造成了7。20事件，害得百万雄师群从7。20后挨打，7。20事件对他们来说真是冤案，为他们平反理所当然，但是，对陈，对军队一点都不冤，军人的天职是服从，陈违抗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难道是冤案吗。毛是何等之人，他对武汉情况了如指掌，7。15游行全过程说不定都有在他的监视之下。他骗人可以，别人要骗子他真难，为什么他能称得上“伟大领袖”呢。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可能还是这一幅感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并不是吃干饭的，他的秘密人员说不定就在游行现场。陈再道只是一介武夫。他给武汉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才是实实在在的灾难，他才是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四、陈再道罪不可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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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军管时期的武汉
（五） 一个支造老复员军人干部的下场
——武汉染料厂副厂长莫有纯的故事

莫有纯，男，一九三五年生于河南林县，一九四二年参加地方游击队，在太行山打游击，一九四四年七月正式加入八路军，同年入党。
抗美援朝时期，莫有纯同志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开赴朝鲜，并屡立战功。
一九五八年莫有纯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五军大尉运输部主任，正营级，转业到地方后行政级别十七级，安排到武汉化肥厂工作。后调入武汉染料厂任副厂长。
文革期间，莫有纯对“四清运动”中一些工作组整人有看法，所以同情一些四清下台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支持造成派的干部。
由于沾上了支造干部的名，文革期间造反派没有把他当成走资派斗，保皇派也没把他当走资派斗，所以，他在二派中处于中间编造一方。有时为造反派讲话，有时也为保皇派打抱不平，厂成立革委会时，他顺利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和原副厂长同级无升无降）。
像他这样一位老实、忠厚、正直的副主任，在文革期间，也被拖入牢狱之灾中。
起因并不复杂。
一件事是他带头向上级告驻厂军代表的状（胆敢毁我钢铁长城）。
原因是这样的，文革期间，工厂被军管、军队党委有权主宰工厂一切，副主任并没有什么权，但不管大事小事，厂中工人都先找他。
原因是这样的：
武汉染料厂和全市工矿企业一样，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反复复折腾，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百万雄师在毛的住地揪毛派出的“钦差大臣”王力，弄恼了毛，宣布逮捕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取缔保守组织“百万雄师”，解散支左部队8201，一时间，武汉造反派得势，造反派再次全面夺权，保皇派组织纷纷落马，中央派曾思玉、刘丰二人来武汉支左，8199部队取代陈再道，这对造反派来说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支左不久，曾、刘的部队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和造反派格格不入，所以矛盾不断增大，双方并不合作，严格的说，所谓军队，只不过是穿军服的农民，他们从思想上、感情上和保皇派非常接近，特别是农村人讲究“成份论”，保皇派中成份好的人占多数，所以他们表面上奉上级指示要支持造反派，而当时造反派得势不饶人，不可一世，不听这些穿军服农民的话，而此时，保皇派犯了错误，本来他们都是些老实听话的人，此时更听话。所以，军队自然而然的同情保皇派，暗地支持和保护保皇派，这在保皇派处于逆境之中，军队这样做也没有错，是出于公心，问题是造反派们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对军队要求很高，此时新派上层头头不知从中央听到什么风声，为突出自己，在武汉提出，军队支钢不支新，要揪武汉的“变色龙”（刘丰）这就加深了军民矛盾，将军队推向保皇派一边。（不支钢，也不支新）。
由于军民矛盾增大，互相尽量找对方毛病，特别是找军队的毛病，这一找毛病在武汉染料厂内，真还找到了一个大毛病。
当时，厂革委会办公室有个叫刘厚群的付主任，他家住在厂医务室附近，他听车间工人多次问他反映，厂军代表孙坤曾和医务室护士陈惠玲二人关系有些不正常，每天上下班时，孙军代表总在送职工上下班的汽车上（当时用的是货车送人，司机室只能坐三人）占一座位给陈惠玲，每当陈上夜班时，孙就必到医务室陪同谈心……
这本来只是一些现象，民军团结，这应很正常，但世界上怕就怕遇上有心人，刘厚群就是个有心人，他听到后就留心观察，由于他住在医务室附近，也算是有利条件。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终于被刘发现了大秘密，他将这一秘密告诉了几个好的造反派，暗地里制定了揪“变色龙”的计划。
1969年8月1日建军节，是武汉最热的一天，这天夜晚，二个没有经验的年青人，在这热的天突然将医务室窗子关上，拉熄灯，早在外面等候的工人静悄悄靠近，正当二人事到高潮时守候的工人们破门破窗而入，惊慌失措的男女，连连求饶，（这事在现在称不了什么，在当时即是杀头、坐牢的大罪）刘厚群等将孙坤曾押到广播室审问，另派个女工审问陈惠玲。
经验不丰富的农村人尽管穿有军装，但胆子还是小，在这些红头绿脑的造所派的三推四问下一一招供，二人发关系的次数、时间、地点一一写于纸上，签字，另一拨人审问陈惠玲，她只是哭，怕开除厂藉，怕家中知道，总之怕得不得了，她当时心情可想而知，陆陆续续交待了过程和次数并签了字。
拿了这些有力证据之后，他们找来厂另一军代表问明军队上级电话，打电话到军代表孙坤曾单位空军后勤部反映了情况。
这些糊涂的造反派们满怀喜悦好像自己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立有大功，揪出了混在军队内的一条变色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灾难已到头上。这一事件很快传到厂革委会主任莫有纯，支造老干部、厂革委会付主任付正武（新干部造反派耳中）。
第二天清晨，即1969年8月2日清早，一部后勤部吉普车停到厂革委会门口，一位40几岁的空后领导走下车，面部严肃，态度客气的走近革委会，当时付正武不在，来人说有急事找他相商（付明白是昨晚的事），来人说：“昨晚孙坤在医务室与值班护士陈惠玲二人睡在一张床上，被群众抓住了，部队领导很重视，根据规定，部队问题应由部队解决，地方不宜干涉，”说完后，向付了解了昨晚情况的全过程，付给他看了孙的交待材料。
来人说：“这事不宜扩大影响，孙由我带回审查，你写的材料也由我带回上交上级，对陈惠玲的问题原地方部队无权过问，由你们处理，但现场是否不要保留，你应相信部队的纪律，要维护部队整体的荣誉”。
此时，正是上班时间，黄色新闻是群众喜闻乐见的，那能保密得住，一时间革委会门口集聚很多人。
付听后请示莫主任，因莫也是部队干部复员，当然了解地方不能干涉军方的道理，但有些群众不懂，不准放孙坤曾，后由付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才将达拉着头、满脸赤红，手中拿着军帽的孙从广播室押出，推上吉普车内由军方带回。（按当时习惯，军人犯了军纪，第一个就是要摘下帽子，表示自己不是军人，所犯事不应和军人扯在一起）在当时情况下，付正武交出了孙军代表，也交出了孙写的交待材料，是对亲人解放军的无限崇拜和信任，加上当时厂中无照像设备，也无复印机，无法把孙的材料复录一份，没想到这给他们留下最大祸根。
此时，革委会付主任刘厚群给付正武陈惠玲交待签名的材料，孙回部队和军队内部怎么讨论的我们无法知晓。
一周后，孙坤曾带几个军代表返厂，扬言要抓陷害军代表的黑手。使大家大吃一惊。
这一时大家慌了，纷纷指责付正武不该放人，应交军方上级单位处理，特别是不该让军方拿走孙的交待材料，现在没有孙的材料，光陈惠玲材料无用，他们说你们串通、威逼陈写的。
这些才上台的小毛毛虫，怎是老经战场的将军们的对手，加上当时既无复印机也无照相机，更无头脑，这下全栽了。
（注：前有文没有此段，以此段为准）
军代表进厂公开利用保皇派，原百万雄师头头黄健民等组成专案组，专整参与这次事件的人，莫、付和军代表对着干，不断向上级军区递交材料，互不相让，据称材料上开始是这样陈述的。
据护士陈惠玲讲，事情经过是这样，当时，厂中有通勤汽车，每天清早送夜班工人回市区，为了安全，厂军代表有时护送，有一天，护士下夜班，军代表孙坤正座在驾驶室，喊她也坐上去（驾驶室准坐三人），她很高兴坐上去了，由于平时大家都很熟，加上她长得好，军代表爱和她接近，没想到车开后，那个军代表乘人不注意时手在后面摸她屁股和大腿，可能军代表年轻气盛，无法发泄，她心跳不止，觉得他离家一个人在外也难怪的，所以同情让他摸，以后每当值夜班下班，照例上车让他摸，最近几日，她上晚班，他摸到医务室，先是乘人不备摸摸手，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乘无人时乱摸，并且拥抱，有一天，他将她拉到后房，和她发生了关系，这样大概有3-4次，昨夜孙又以后又将他按在床上，突然有工人来就喊治病，见前面医务室无人，就跑到后面休息室来看，所以被看见了。
在当这已是很严重的事件。（当时工厂工人或干部之间有男女关系，轻的劳动教养，重的判刑三年劳改，若军婚判得更重）
莫有纯并未处理护士陈惠玲。年青人，一时控制不好自己，处份陈就等于公开了部队内情，莫是军人出身，爱护部队荣誉是他的职责，他一方面向上报军代表，一方面对内在群众说根本没那回事，没有发生关系，以保军队清白。叫她以后千万要注意，莫叫陈安心工作，对任何人都不能解释此事。关于军代表方面，他去找他上级做工作。
这种事，工人的嘴哪封得住，这事很快在厂中流传。
莫有纯向桥口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叶××反映此事，要求军方将孙坤同志调走。
没想到麻烦来了，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期间（简称清队），莫有纯是支持造反派干部，即应是清查对象，此时反映这问题，即是阶级敌人的反扑，破坏军民关系，毁我钢铁长城，若把军代表调走，岂不是中了阶级敌人的鬼计。承认真有其事，就这样，军方不但不调走军代表孙昆增，还特别表扬他工作有功，大会、小会表扬孙，并将孙提升级别。
这样一来，弄得莫有纯一头雾水，同时，军方对莫有纯的态度大大改变，在各种场合作梗，使莫有纯无法开展工作。
此时，省市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掀起又一个高潮，莫有纯虽不能说阶级异已份子，但他一直支持造反派本身就脱不了干系，所以大会小会不点名批评，使他在工厂无法工作，一九六九年，造反派因受军代表压，掀起了“反复旧”运动，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此时莫有纯气不打一处来，乘机向省市军管会写了控告信，信通过当时造反派头头吴焱金、彭祖龙送给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原省长后毛主席指名参加三结合、任省军委会副主任），张对吴、彭说：“这种材料，最好不送，要送你们自己送，但我劝你不要送”，当时吴、彭年青无知，不听老干部忠言，将控告材料直接送给了刘丰（省市委会副主任、空军司令员，后被打倒），刘接后草草看了一下，脸色不好，说：“材料放下，我们派人核实后再作处理”。
没想到莫的恶运从此开始。
不久，莫被军方立案审案。这一审察，到真审出了大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一年前即1968年7月8日，武汉染料厂曾发生过一件命案，起因是厂食堂炊事员高元春（造反派）与同事万洪凯（造反派）闲谈时，无意说了一句：“熊伯安（厂工人，造反派）说你爱人小偷小摸”，万听后非常生气，当晚，万一人到熊家质问，熊否认说过此话，万不服，返家后又带上女婿到熊家质问，双方发生争吵，并互相殴打，熊家吃了亏。
第二天清晨，1968年7月9日熊即到厂革委会告状，要求厂方公正处理，莫有纯接待此事，熊为了取得领导支持，将事情扩大了一些，说万纠集许多人打到他家，将家俱打坏，并打断了他一根手指，并说主要原因是自己曾向厂部揭发过他小偷小摸的事情，而遭到的报复。
莫有纯一听，非常气愤，怎么能随便打人，在当时全国包括法院流行“有罪定论”来处理问题的观点，认为原告的话可信，莫不加调查，马上到广播室让广播室工作人员杨水祥去把 万洪凯叫来，此时地，付正武还在上班，莫到革委会对付正武说：“*皮翻了熊相安的门坎，将手指打断，我叫杨水祥带万洪凯去了后面，你去处理一下”大约七时，杨水祥把万带到了厂革委会门口，莫马上质问万为什么要去翻熊的门坎（即打砸），万忙解释，说是互相殴打、属打架，不是纠集人去打砸，莫很生气，认为万不老实，欺人太甚，当时，正值早上下班，厂中事很多，无法脱身，莫即指示杨将万带到厂革委会找副主任付正武（造反派）去处理此事，而且明确表示熊为受害一方，万为欺人一方，要他老实交侍，再由厂部严肃处理。
付接此事后，便让杨水祥又叫上何存金（造反派）、黄长林（造反派）等人，将万带到厂宣传室审讯（当进各工厂都有权关押和审讯人），万不承认打砸事相，黄即对万进行殴打，后又将万拖到食堂殴打，引起把群众围观（当时叫打小偷），群众觉得小偷也不能打，所以制止，杨才住手。
当日中午，万因被殴打伤势太重而死亡。
厂部很快请示军宣队，并将杨水祥、黄长林二人押送司法机关处理，（后杨水祥在拘押期间，自己罪不可恕，借机触电自杀）。
后黄长林被判到十二年有期徒刑。
当时，武汉染料厂军之处由高级步校抓去，组长是武汉高级步校战术研究室杨树远任组长，六名组员，此案即在军宣队杨的亲自调查取证后，作出处理，莫有纯和付正武不存在任何纠葛和责任，公捕黄长林军代表要付正武主持大会，可见这一案件已铁定无疑，不久，军宣队换防，后字248部队冯组长，带人接防高步之传队冯组长接防为此案也派人重新调查，并无异议。
1969年3月，军宣队又换防，由刘本政委指挥的空军后勤部接防武汉染料厂军宣队支左工作，组长即是通奸嫌疑人孙坤增，接防后孙也按规定，交接调查了上层军宣队所处理的重大事件，对此案定论无异议。
此案算已结案。
但空后在武汉染料厂发生通奸案后，在武汉部队内闹得名声扫地。（武汉部队系由各兵种组成，各有各的头，刘丰总军的头）为了压下武汉染料厂通奸丑闻，空后军宣队突然变被认为主动，重新翻出黄长林案，以掩盖孙增坤通奸案。军方对莫立案审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军方认为，莫是打死万洪凯的主凶，理由是，莫在叫杨水祥将万带到厂革委会副主任付正武处处理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家伙不老实，若不从实说来，打死这狗日子的。”（并收集有七个证人证言）
1970年3月5日，武汉市开展二清运动期间（即查5.16，北决扬），军方指示厂中保守派将莫有纯扭送到桥口公安机关拘留，指控莫为杀人犯，莫被长期关押。
当时万、杨二人均已死亡，死无对证，话由活人说。
1971年，中央9.13事件后，（林彪事件），情况有所改观，被莫明其妙的关了一年多的莫有纯被莫明其妙的放出来。（理由是证据不足）
莫有纯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回到工厂，即干部不是干部，工人不是工人，只是听候行政处理的在职人员。
莫有纯天天盼望着翻身重见天日，洗清一个共党员清白身体。
这一天终于来了。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称粉碎四人帮），对许多曾受过压的人来说，“从此天亮了，解放了”，但对莫有纯来说，这个仅仅因支持过造反派，在文革几年来鞠躬尽瘁为党工作，但又受尽压迫和屈辱的共产党员来说却是另一个结果。
1977年，莫有纯又因“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被再次在厂中关押，隔离审查。
后来实在查不出他和“四人帮以及湖北，武汉的帮派体系”有任何关系，就又以前案未定的罪名在1977年8月，再次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厂党委（由军方一手支持组建的保皇派党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开除莫有纯厂籍（即公职）、党籍。
1979年，武汉市桥口区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原文如下：

武汉市桥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一九七九年 桥法刑字第九号

被告人：付正武，男，三十四岁，湖北省汉川县人，住本市江汉区渣家路5号，前系武汉染料厂工人，现在押。（文革期间三结合进行入厂革委会任副主任，编者注）
被告人：莫有纯，男，五十四岁，系河南林县人，住本市桥口区万人宿舍八栋一门五楼，前系武汉染料厂副厂长。
上述被告人因打人致死一案，经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交本院重新审理，经再审查明：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上午，熊伯安（已另案处理）向被告莫有纯诬告本厂工作万洪凯（被害人）翻了他家的门坎，打断了他的手指，莫听事，指使被告人付正武去处理，还要杨水祥（已死）把万找来，并说：“他（指万洪凯）不老实，就敲死狗日的”，杨又通知黄长林 ，何存金（另案处理），黄、何等到时，见被告人付正武正毒打万洪凯，黄、何也即用皮带、木棒等凶器，对万洪凯进行乱打多次，后又将万带到食堂示众和毒打，朝万的身上泼冷水，直到引起群众公愤，他们才停手，将万拖出食堂，当即遭到群众谴责，他们才将万抬到厂宣传室。万洪凯无辜遭到毒打，于当日十二时死亡。
被告付正武，莫有纯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人身权利，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致死人命，情节恶劣，民愤很大。本院为严肃国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特依法判决为下：
一、处被告人付正武有期徒刑八年（刑期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五日起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日止），扣除原出狱时间。
二、处被告莫有纯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一九七O年三月五日起至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止），扣除原出狱时间。
如有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理由，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汉市桥口区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七九年四月 日

到一九八O年四月，莫有纯以超出四个月刑期才刑满释放，本在三年前已宣布双开（开除厂籍，开除党籍）的莫有纯，武汉染料厂的主管局又指示，把莫有纯收回武汉染料厂，按工人作四级安排，当时武汉染料厂党委觉得实在不妥，既然上级要送回来，不如送个顺风人情，免得他恨党委一班人，又指出念在抗美援朝中有功，给六级工的待遇安排。所以，莫有纯同志出狱后，武汉染料厂每月给六级工的工资给他六十多元钱，由于莫有纯同志在服刑期间协助公安机关捉拿越狱犯而腰部受伤，厂里没让他上班，到一九八六年，厂里给办理退休，一个抗日老战士的工龄，却只能从八O年四月刑满释放后算起，退休工资七折八扣，仅四十多元。
莫有纯同志是位忠厚老实之人。他的妻子罗世竹很能干，很坚强。她为夫申冤，四处上诉，北京、中央去了好多趟，但状告无门，无人理睬。原因是莫有纯同志在武汉染料厂是厂革委会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那他自然也被视为造反派，既然是造反派，欲加治罪何患无词，加上莫有纯任革委会副主任时又有职工打死一人事，虽然打者与被害人并不是文革中二派斗争，但有此就足够牵扯莫有纯，如果是派性斗争，是造反派打死了保皇派的人，说不定莫有纯就只能是以命相抵了。（枪毙了）
莫有纯必定和普通老百姓有所区别，他的历史，资格功劳非一般人能所据有。
很快，莫的案情被莫的原上级单位十五军军部知道，他们来干涉了，曾任十五军政委的唐某某亲自过问此事。
十五军通过省高检要求对莫案重审。
在军方干预下，省高检下达到检查院重审，这一审，问题出来了，原七个证人全部翻供，说当时出于压力，不敢说真话，有些证明人如：吴通志、卢国宾、林明友等是造反派，当时造反派是有罪的人，是四人帮体系，若不作证，就说是包庇坏人，自己还有被关危险，所以只得签字作伪证，更令人欣慰的是68年7月9日原厂军代表，赵某某同意签字作证，说莫有纯未说过“打死狗日的”的话。在铁的事实面前，法院不得不做出新的改判，但改判者还是当时一些办案人员（保皇派）他们无视证人翻供事实，换汤不换药的作了一个莫有纯有罪，罪不当罚的改判。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湖北省高级法院给莫有纯同志一个终审判决书
全文如下：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93）鄂阶再终字第八十一号

原被告人莫有纯，男，现年六十八岁河南省林县人。原系武汉染料厂付厂长，家住本市汉阳区二桥玫瑰西村三十二号。
原审被告人莫有纯因打人致死一案桥口区人民法院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做出一九七九的度刑法刑字第九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莫有纯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经本院提审依法组成会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桥口区一九七九年度刑字第9号刑事判决认定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熊伯安（已另案处理）向被告人莫有纯诬告本厂工人万洪凯（被害人）翻了他家门坎，打断了他的手指，莫听后指使被告人付正武去处理，还要杨水祥把万找来并说：“他（指万）不老实就敲死狗日的”。杨又通知黄长林，何存金（加案处理）。黄、何等人到后，见被告人付正武正在毒打万洪凯，直至引起群从公愤，他们才停止，将万拖出食堂，当即遭到群从谴责，他们才将万拖到厂宣传室。万洪凯当日十二时死亡。
现提审查明；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武汉染料厂炊事员高元春在与被害人万洪凯闲谈时，对万讲：“熊伯安说你爱小偷小摸”万听后非常气愤，当晚，万一人到熊家找人质问，熊否认说过此话。万回家后，又带领女儿，女婿等人再次到熊家进行质问，双方发生争吵，并且相互殴打。次日清晨熊拍安到厂里向当时任厂革委会付主任的莫有纯诉说：“万洪凯带女儿、女婿等人到他家翻了门坎，砸坏家具，还将其手指打断”并称万洪凯之所以翻他的门坎，是因其揭发过万偷食堂猪油之事。莫听后，即到厂广播室对杨水祥（受审期间触电自杀）说：“你把万洪凯叫来问问，不老实就敲死他狗日的”。约七时许，杨将万洪凯五花大绑带到厂革会门口，莫有纯见到万洪凯后，即责问万：“你为什么翻熊伯安家的门坎，还把别人的手打断了？”万分辩说：“不是翻门坎，是互相打架”。莫指着万说：“你不老实就敲死你狗日的”并叫杨将万带去。杨将万带去后，莫因有事，便指示付正武去处理此事。付便让刘德春、黄长林等人万将万带到厂宣传室审讯，并对万进行毒打，后将万拖到食堂进行毒打。后因引起围观群从公愤才住手。万因被毒打于当日中午死亡。
本院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莫有纯身为厂领导干部，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指使他人对万进行审讯，造成万被毒打致死的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的责任，但不能承担直接责任。根据当时的法律政策，莫友纯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免予刑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消一九七九年度侨法刑字第9号刑事判决。
二、对莫有纯免予刑事处分。审判长：陈分洪
审判员：周国精 秦粤滨 书记员；董威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
这份判决书从表面上看，承认对莫五年徒刑判错了，但实质上这份判决书中并没有改变“敲死狗日的”这句话，仅管九个证人全部翻供，并指出作伪证的时间背景，特别是驻厂赵军代表出面作证，说莫没有说这句话，但省高院仍然按，原桥口法院文本照抄，原因也很简单，莫的案件涉凊倰“哛人尮”有牵联的人和事，任何事扯上“政治”就难改变，莫在文革中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自当有罪，能这样改判，已经不容易了，什么法律上人人平等，那是资产阶级的话，无产阶级讲究阶级斗争，一些阶级终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失败者能和胜利者平等吗？
严格的讲，争辩“敲死这狗日的”这句话的有无并不重要，莫作为一厂之长，平日处理职工之间的纠纷本来说是职务所使，即当说了这句话，也是站在厂部立场支持受压一方，强压欺人一方（万组织人上门打人也欺人太甚），使受压方心中平衡，看到领导（代表党）主持正义，也未免有错，问题是有人要整莫，就拿起莫纸当令箭来上纲上线，有什么办法呢。法官们若不是派性十足，平心而论，莫和万无怨无仇，为什么叫人将他打死呢，因果何在，与理不通。但保皇派当了法官，有何理可讲。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文革，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党”的所作所为。
省高法终审判决下达后，直到一九九四年四月，武汉染料厂才给莫有纯同志办理离休干部证，七月才发离休金，至于被错关五年工资、党籍，拿了几年六级工工资和十七级干部的级差，都一笔勾销，不予补发，对比那些曾作走资派斗过的支持保皇派的干部来说是天壤之别。
莫有纯案件并不特殊，他只武汉市因支持过造反派而受到打击的成千上万名干部之一，本书收录这一案例只是要驳倒那种，造反派只对“吃过糠的，过过江的老干部进行残酷斗争，致于死地的”的谎言的驳斥，造反派要斗的，只是那些整人上瘾的干部，文革挨斗，是否历次运动，或平时挨斗整人太狠，工作方法、态度是否有偏差，应扪心自问，以提高自己，报复与党的目的相左。
武汉市文革期间，共产党内部二派斗争公平化，势均力敌，表现在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皇派二者上，成千上万名“过过江的，吃过糠的“，老干部因对四清不满，对整人不满，对那些成天靠说假话，吹牛拍马，阳奉阴违的新干部不满而同情和支持造反派。他们的命运却被压进十三层地狱，尽管当局压缩他们的人数和影响，好像所有南下干部，党的好干部，都是支持保皇派的，造反派只是一小撮，支造干部也只是一小撮，我们不仿看一看，像韩宁夫这样的干部，一直站在保皇派一边，一直也没有倒过，而像孟夫唐、王盛荣、杨春亭、薛朴若这些干部都被斗得死去活来，像王克文、赵修这样的先支保后改支造干部都被调离批判，难道文革就只能按胜利者的笔调写吗。

tuffy05

第十七章  党委造反

                                  摘录武钢机械部厂资料（原文如下）

     炸开湖北省委,武钢党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的闭盖子,誓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造 反 公 告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势如破竹，迅猛异常，磅礴于全国。

经过文化大革命锤炼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跃马上阵,杀向批林批孔的战场,对林贼的反革命修正路线,对林贼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克已复礼”的右倾复辟势力,展开了猛烈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真是好得很!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湖北省委,武钢党委在十次路线斗中犯下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你们在当前这场严峻的斗争中又不揭不批，千方百计捂盖子，按兵不动，是可忍辱负重孰不可忍！

我们武钢机械总厂党委严正声明:我们再决不当你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驯服工具,再决不当散布你们黑指示的传话筒,我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发扬反潮流的精神,坚决站在批林批孔第一线,对你们所犯的严重错误,坚决揭发,彻底批判,对于你们的复辟行为,我们就是要造反,大反特反,反到底!

为此,我们强烈要求:

一.湖北省委,武钢党委必须立即召开省委,公司党委扩大会议,深刻检查,彻底交待在”两清一批”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坚决炸开湖北,武钢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闷盖子!

二.坚决揪出林彪在湖北,武汉的死党刘丰及其同伙曾思玉,方铭,张绍剑,深入批判他们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

三.军区”三办”是残酷镇压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搞反攻倒算的黑指挥部和参谋部,我们坚决支持革命群众进驻”三办”,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并勒令”三办”妥善保存镇压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不准私自处理,不准转移,更不准烧毁,否则后果自负!

四.彻底揭开方铭在我厂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的黑幕!

五.强烈要求湖北省将刘丰的黑干将方铭,阎超山,马兆昆,刘志交给武钢机总厂广大革命群揭发批判!

六.省委必须加速落实政策,对受林彪反革命路线迫害的胡厚明,李湘玉,等同志公开平反,行文全省恢复名誉,大胆启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涌现的新生力量,并吸收他们对运动的领导,江涛,王敏青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武钢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对任爱生,杨道远同志的问志的问题,必须迅速答复!

七.目前,湖北,武钢刮起的右倾翻案,经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妖风,严重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给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这正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变换手法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强烈要求省委,公司党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扭转这种局面.   

我们希望武钢广大革命 职工一定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冲破一切阻力,排除一切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抓革命 ,促生产的伟大方针,誓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中共武钢机械总厂委员会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摘录3506军工厂资料

                  (原文如下）

    至全厂职工一封公开信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我厂蓬勃开展起来，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发杨反潮流精神，杀向批林批孔战场，形势一派大好。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厂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我们就“九大”以后，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以“二清一批“为重点的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林彪死党邱会作，刘丰，活党曾思玉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大搞右倾翻案，借清查“五。一六”，“北，决，杨”之机，对抗中央指示，扣压中央[1969} 61号和[1970] 20号文件，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批陈,不批林,不批刘,整群众,整干部,捂盖子,保自已,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讽狂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将革命造反派一批批的打下去,他们大搞复辟倒退,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扼杀新生事物,打击新生力量,他们大捅”马蜂窝”,大抓”马蜂王”,大搞右倾回潮,实行反攻倒算,把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打扫回营”,使革委会名存实亡,对工代会踢摊子,全部砍掉.我们由于路线觉悟低,执行了邱,刘,曾的错误路线,一九六八年邱,刘之流策划所谓总后在汉单位:“万人批斗大会”,大捅“马蜂窝”一夜之间“活捉马蜂王”,揪斗“坏头头”,厂里揪斗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百三十八人,在两清一批中,把我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带头冲击资反路线的革命造反派九十一名同志当作“五一六”,“北决派”来挖,大办“五不准”学习班,搞“逼供信”和抄家,小会批,大会斗,有的以所谓“决派”死党份子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如共产党员青年干部陶幼珍,共产党员革委会委员吴连生等同志.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致使我们厂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这个责任应由邱会作,刘丰,曾思玉来负,关于我们的错误,欢迎同志们揭发批判,由于邱,刘,曾疯狂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大砍革命委员会中的群众代表,捏造种种罪名把结合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有的打成”反革命”,有的长期靠边站,有的被调离,工厂两级工代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也被全部砍掉.十大以后,我们继续执行了曾思玉的错误路线,在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工作中,没有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仍然站在错误立场上,因而也不可能认真的纠正错误,落实政策,错误也是严重的.我们决心加强世界观的改造,转变立场,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投入揭发批判邱,刘,曾的罪行,提高认识,划清界线,肃清流毒.

二,,伟大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僻，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要从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提高认识。正确解决这个问根本问题。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正确对待革命造反派，广大革命造反派响应伟大领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带头冲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大造走资派的反，是有丰功伟绩的，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主流，虽然他们有这样那样折缺点错误，但那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支流，应该正确对待，热情邦助，而邱，刘，曾之流，却恶毒攻击“造反派没有一好人”，“好人不造反，造反无好人”，“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我厂某些从也追隋邱，刘，曾同唱一个腔调，把造反派从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组织上搞垮，其流毒很深，影响极坏，必须彻底揭露，深刻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个共产党员，不造旧世界的反，不造修正主义的反，要你干什么？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发杨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大造刘少奇和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和一切剥阶级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物和新生力量要大力支持，遵照毛主席关于“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积极纳新，破格提拔，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充实到党，政，工，团等各级领导班子里，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僻，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三，在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中，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共同批林批孔批邱批刘批曾,我们认为,讲团结不能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大事大非问题上,首先要分清路线,,立场坚定,旗子要鲜明,如7.20事件不能翻案,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说服教育,从路线高度积极引导广大革命群众把仇恨集中在林彪死党邱会作,刘丰和曾思玉的身上,要认真注意政策,用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交心谈心,拆墙填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党委在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大胆领导,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搞,带头批,和群众一起参加战斗,要充分发挥各级革命群众组织的作用.

我们决心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抓革命 ,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厂党委号召:全厂各级干部,党团员和广大革命职工,要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坚守生产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要防止经济主义,防止纠缠某些具体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

为此,我们态度是:      

     1.坚决支持省,市,局革命群众撬盖子代表团的革命行动,彻底揭开省,市.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2.强烈要求省,市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狠批猛揭刘丰,曾思玉,张玉华,方铭,张绍剑等人的罪行!

     3.要求局党委立即将在我厂负责搞”两清一批”的军代表集中起来办他们的学习班,工厂派人参加撬开局”支办”的盖子,彻底批判邱,刘等人的反革命罪行.

4.强烈要求省,市委立即采取行动,维持社会秩治安,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刹今天住经济妖风,保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顺利进行.

                       中共三五O六工厂委员会

                三五O六工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


注:当时三五O 六工厂党委由以下成员组成:

  A:支保干部:马翰,刘继彦,张启贵,左方成

     B:支造干部:陈##,吴##,冯##等

(由于##符号的人在毛死后都被当”四人邦”打倒,处境”商欣（伤心）“，所以作者不便公布全名,另外,文中黑线原文没有,是作者为便于读者阅读方便,加上去的,----又及)


作者的话:

                                    党委造反的政治背景:

读者读了以上真实的原汁原味的资料,就能对文革中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有个初步了解,但要了解全豹,还得作者进一步介绍当时政治背景材料:

（1）。1971年9.13事件后，中央也不敢马上动武汉军政府一根毫毛。除政委刘丰定为林彪死党外，其它人表面都有未动，武汉市面上一遍平静，9。13消息内部层层传达。当时全市造反派主要头目，都以“5。16”，“北决杨”（决派）反动分子被关在各单位“五不准学习班（牛棚）”中。打伤人者已法办。一般骨干被监督劳动。都无权听中央文件。为了防止这些“新牛鬼蛇神”，“新阶级敌人”乘机翻案。此时对“新老阶级敌人”加强了斗争和监管。全市斗争会一个接一个开，局势被军政府和军代表（军宣队。工宣队）搞得非常紧张。此时。一些不了解内幕的人被逼得害怕而自杀。专案组逼死不少人。

9。13本来是军内问题。结果成了逼死造反派的又一高潮。

   最后。军政府正式下文。林彪就是造反派的后台。象李迎希（军区副司令员。军内支造将军）。唐金龙（副军级。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后被逼自杀——当时凡自杀者一律称畏罪自杀，或称“自绝于人民”。）等等是造反派的后台。此时，军内借机对军事院校内曾支持过地方造反派的军官，教官进行批斗。

文革中军内本来就有二派。武汉军区大院内二派大字报被陈再道将军明令禁止。军队不同于地方。只得听令。此时，又将曾支持过地方造反派的军人借机整一顿。

此时。军政府控制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把林彪一案引到造反派头上，凡军代表时期的坏事。都是造反派们罪行。

批判林彪。不批军代表。军宣队（钢铁长城）只继续批造反“5。16”。“北决杨”。

（内外有别。尽管在老百姓中不准批军代表，在军内却在搞整肃，先是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自杀，后是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省委书记”。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市委书记”和政委张绍剑审查，军方和造反派一样，都没有落到好下场）

（2）。当时全省各省级。地级。县级，各大单位一把手。普通工矿，学校。医院。科研单位（党委书记）基本者是军人担任。（全国成了军天下）。

9．13之后。中央要求军政府还政于民，因此。军队将曾和自已一道整治造反派的支保干部。保皇派工宣队员。被造反派整过的，苦大仇深的工人。统统拉入“组建的（保皇派）新党委”。以便军方退出后好对付被整的支造干部和被整的造反派工人。科技人员，教师。教授。医生。防止他们翻案和控诉“军方”。

（3）。9。13事件平息二年后。全国局势已稳。毛泽东先生（党中央，四人帮）要求湖北省委（当时省委由赵辛初。赵修。市委由王克文主政）。恢复被军政府处制得名存实无的“革委会”并恢复当年群众选出的造反派成员在革委会的地位。特别是毛泽东说：

      “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的最高批指示。

  省。市委很快落实了中央精神。

（4），此时地，县，地方基层新党委内出现三种情况；

  A，对抗派 。拖延时间，不办。认为。清队，揪“516抓”。抓“北决       杨——决派”。逼死人。抓错人。是军队搞错的。有问题应该找军区。

。B。观望派。有些单位紧跟省委，照办。落实。有些单位和被军宣队整过的人周旋。满口答应，就是拖着不办。并大骂军代表是些混帐东西。自已办了坏事。屁鼓不抹干净就溜了，害得新党委（由军方一手组建的保皇派党委）不好办。

         （这就是引发了“反潮流运动”的原因）。

被军宣队以5。16。北决杨——“决派”反革命案被批斗，开除党，团藉，开除公职，遗送农村，下放车间监劳动。停发工资。扣除工资，不报销医药费。调离到不好单位，岗位。拘捕。由保皇派法官们借机判刑劳改的人。借机报仇杀头（判处死刑，如武汉钢铁公司干部陈长庚案）的人的家属申诉的等等问题，希上级党委做出结论。要求基层党委落实清队中被整人的问题。要求新党委（全部由保皇派组成）解决的其它问题等等，各单位党委也麻了头，造反派们要求也越来越高。新党委一头莫展，成天笑脸相迎。被整的造反派头头们对恢复革委会已无兴趣。党员造反派们和支造老干部们要求进入“新党委”。问题实在太多，而且都是合理要求。100支手也办不完。当时新党委能解决的都尽量解决，实在不好解决的想放一放，等等上级指示，不想被整的人怨气太大，又能找不到“军代表，军宣队”。成天只好找“新党委”闹。不少单位党委书记只好借机住进医院。单位无人管。一时全市面上又大乱。各单位也大乱。无政府现象出现。

（毛死后把这说成是造反派向党伸手要官造成的。）

   C，同情派。认为（军宣队。工宣队的专案组）四年来把造反派整得太惨了，冤假案太多。逼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罪。认为军队不该乱整人（造反派和五类分子）。同时又怕造反派把挨整责任怪罪自已（新党委）头上。因此出面公开支持造反派恢复工作。排除原保守派人的一些阻力。解决问题。以表明态度。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同情派”的下级部门遇上“顽固派”的上级部门。问题解决不了。群众又成天给自已施压（闹），所以只好公开写大字报向顽固派上级造反。此引发了保皇派内顽固派不满，把部分新党委的这种行动，说成是“投降”。

“党委造反”一词在毛死后流于报端，这就是来历。

这表明毛死后保皇派内部的夺权斗争开始。《六四》运动就是保皇派内部“同情派”和“顽固派”的斗争，《六四》运动是造反派的思想，保皇派中自由派（同情派）的行动。造反派当时已被整治，（当时称“四人帮帮派分子）无权参加。但是是同情和支持《六四运动》的。

文革初期。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市委书记王克文原来都是支持保皇派的干部（文革初期，他们三人被造反派斗过无数次，其中王克文被工造总司关押在汉阳四新农场劳动几十天）后来由于军方对造反派整治过头，使他们变成了“同情派”。

毛死后。“顽固派”得势，时称抵制了“造反派（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伟大战略部署的阴谋活动”。“制止了造反派（四人邦）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防止了在中国再次出现资本家，财团。包工头压迫和剥削劳苦大众局面出现”。“造反派（四人帮）上台。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黑暗的旧社会就会到来，劳动人是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他们“顽固派”的功劳大大的。他们开始向内部的“同情派”清算（夺权）。湖北的“二赵一王”受到整治，调离湖北后内部审查多年。省委“顽固派“头头韩宁夫（省委副书记）等等得势。全省，全市（可能全国）都一样。

这就引发了“同情派”的不服。“同情派“认为。当初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文件要求办的，是省委集体讨论通过的。韩宁夫也举手通过的。至于“四人帮”控制了毛主席，控制了党中央。他们并不知道。中央文件都是党中央老帅们举手通过的，他们都不敢放个屁，叫我们下面的人顶替罪名，太不合理，都推说是过去“党内生活不正常”造成的。那么。现在整我们就正常了吗！。不能再这样搞下去。要求中央进行改革。

这就是《六。四》运动的深层次思想原因和政治原因。

tuffy05

第二十二章：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权演变

历史足迹  无法抹掉  铁证如山  无法颠倒

白纸黑字  记录善恶  是非曲直  后人评说


摘录者按：

（1）、为了从根本上理清武汉地区文革真象，让一些含恨而去的冤魂九泉下安息。本文作者，花了近一年时间，收集整理了文革中，党的公开报纸和各类小报，这些报纸是时代的记录，历史的文献，为了慎重起见，本文作者抛却一切小报的内容，专门从党的报纸中寻找事物本资，将其摘录，11年的报纸堆集如山，从中摘录非一般劳动，但为了给后人留下真实历史，使他们用很少时间，能品读真实历史，这是值得的。
本文作者希望自己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站在当权派、军队、保皇派、造反派、四者中间，不偏不倚的作好摘录。可惜做不到，原因是报纸大部份时间都控制在当权派、军队、保皇派一方，文章指责，鞭鞑造反派太多，到是造反派一直处于弱势，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先生（包括“四人帮”）为对付刘少奇，曾暂短的支持过在四清中受压的干部和群众（后你造反派），66年10月至67年3月、67年7月20至68年7月25，特别是68年7月25日，毛接见北京五大领袖起，即明确告诉造反派，“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即日起派军宣传、工宣队开始整治，从68年7月至72年10月，毛泽东先生同林彪（军队党委）四人帮，一直对造反派长期整治、批斗、清查，长达四年之久，（当然也留有几个花瓶当中央委员），要说在文革期间受四人帮（包括毛泽东、林彪）迫害最深的，应该是造反派，9.13事件后毛感到空前孤立，特发善心的对，被他叫造反派打倒后又由他捧扶起来的当权派们说：“请对造反派高抬贵手，他们犯错误，你们就不犯吗”？将被整得奄奄一息的造反派们又喝上还魂汤，活过来了，那些整造反派的当权派，非常不安，此时，各单位造反派头头又被不断平反，补台，重新安排工作。1974年，造反派们又或多或少的人模狗样地，取在老对手党委领导下伸手伸脚地说起话来，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毛泽东先生一命呜呼，当权派们弹冠相庆，以“庆父之名”按“四人帮”标准，将武汉造派彻底消灭光，并把解放后一切罪过都怪在他们身上，当权派们好象是几十年来一直为民请愿的清官司，“阎王犯罪，小鬼领刑”。特别是毛死后，将文革罪行全部推到他们身上，到使摘录者觉得造反派们受到冤屈，是历史上的一大冤案。
（2）、党的报纸并不能完全反映武汉的真实历史，原因是党的报纸是党的喉舌，作政治宣传用（像广告一样），不少真实的东西并不一一见报，要了解全貌，还须配合党的内部文件来读。
（3）、象9.13事件、6.24血案、6.17血案报纸上都无法查到，在一些案件报纸上一字不提，无法给读者真象，而且报纸上假话特别多。
（4）、因时间久远，许多后来的读者对当时的一些潜在内容无法理清，因此作者在文后用（ ）号加以说明，例如“大杂烩”（北、决、扬），《评论》的总后台（孟夫唐、王盛荣），揪出林彪在武汉的死党（刘丰）。
（5）、另外，为了说明问题，本文用（ ）号作了一个些简评，目的仍然是理清读者思路，以便看懂。
（6）、摘录中作者本着忠于原文宗旨，一字不改，一个标点都尽量不错的原则，原汁原味全文照抄不误，如有文字错误，作者仍以原文为准，后加（ ）号引正。
（7）、参加文革的风云主要人物和大部分群众，差不多都已先后谢世，尚存老人们的记忆模糊，对以往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愿再多提及，因此，本文有抢救真实历史的作用。当年，“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先生是当时世界级出名新闻人物，他对本文作者此举大加赞赏，并派人协助写作，本文作者特此感谢！
本文仅献给那些因种种原因而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受到不公正待遇，关进监狱、流落街头，或家破人亡的人们的子女们，让他们了解他们父帮所遭遇的种种不幸的来龙去脉。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武汉
1966年—1977年

  《武汉晚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摘录

武汉晚报66年1－6月

（四清运动尾期）

1966年1月

1  1日，连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     元旦献词
2  3日，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有无比优越性。
六渡桥的黄昏
中南六所高等农学院实践证明。
3  21日，贫病交迫，乞讨度生，无业自杀。
台湾贫苦同胞难过春节。
4  周明山等大批年轻干部被提拔到县委领导岗位。
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指示。
5  28日，武汉重型机床厂发展一批新党员。
七十七个工段建立了党小组，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大大加强，在社教（四清）运动中和运动结束后，新发展党员多数来自生产第一线。
（多半成文革中的保皇派）

1966年2月

6  2日，中共中央中南局。
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决定。
7  9日，彻底揭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关于“物受刺激”的骗局。
8  25日，湖北省、武汉市贫下中农第二次代表会议主席团名单：
王玉珍、王克文、王泉吉、王健、王俊哲、文祥、田振东、叶梅、刘惠农、伍能光、宋泽、宋侃夫、余英、何方宏、李玉明、昌培姣、周海卿，赵德元、张珉、张建之、张培成、徐淑贞、贾正群、崔秉亮、高珣、梅水林、彭行孝、曾锦山、付召财、焦景尧、熊飞、蔡光炎、黎智、冀晨曦、谢滋群、薛朴若、魏廷槐。
（注意：文革中分成二派，支保派、支造派）

1966年3月

9  4日，市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湖北省、武汉市第二届贫下中农协会委员名单。
主席：冀晨曦
付主席：田振东、张培成、曾锦山、毛俊哲、曾宪智、叶梅
委员：王明、刘志春、李光春、李怀善、李锁竹、宋茂环、杨祖武、杨享珍、吴梅、余永谦、周玉英、周海卿、周银河、赵德元、肖八斤、曾运英、瘳近明、熊仁操
10  6日，让大寨精神，万丈光芒，普照全省。
王任重同志等参观了省社教（四清）展览和武汉小型拖拉机厂。
11  14日，王玉珍同志逝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
王玉珍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王任重
委员：王树成、王海山、王志浩、王克文、邓祥、许道琦、刘晋、刘惠农、阎均、伍能光、杨锐、宋侃夫、陈再道、陈皙、陈一新、陈克东、吴世安、余英、杜万高、李辉、李冬青、张体学、张旺午、张华、周志刚、孟夫唐、赵修、姜一、夏世厚、栗栖、曾惇、韩东山、韩宁夫、谢滋群、黎智、薛坦、薛朴若、熊飞、廖冠贤、魏廷槐
（这是湖北省，武汉市的一批大婉级演员，文革中分成二派，各领一批群众撕杀，各有一本血泪帐，毛死后，一派胜利了，一派完蛋了。）

12  24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复信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代表大会。
13  31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到巴基斯坦访问。
在卡拉奇受到热列欢迎。
（不到半年，就完蛋了）

1966年4月

14  5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抵喀布尔，受到十万人夹道欢迎。
阿富汉国王查希尔沙阿，举行国宴招待刘主席。
（不到一年，沙阿也完蛋了）
15  7日，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王任重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到七个月，王任重也完蛋了）
16  18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受到阿尤布、汗总统和十万群众热烈欢迎。
奈温主席，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刘主席。
17  19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解放军报》社论
18  26日，刘惠农市长、熊飞付市长。
接见一批天门县和我市下乡知识青年。
○ 旧社会那有“清官”
武汉重型机厂工人李荣树，著文批判吴晗“旧社会也有清官”。

1966年5月

19  1日，首都十万人盛会热烈欢迎阿党政代表团（阿尔巴尼亚）。
20  6日，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风吹来了）
——《人民时报》发表工农兵来信。
21  7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革风开始吹，但这并不是毛的路线，是四清刘少奇路践。）
《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发文批判邓拓（北京市付市长）。
（刘少奇路线就是党几十年来直采用的运动方法（路绒）由上而下）
22  9日，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林杰、马泽民、阎长贵，周英、腾文生、靳殿良。
（林杰后来也打成了反革命）
23  10日，我在西部上空进行含热核材料，核爆炸成功。
24  14日，全国著名先进人物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坚决彻底摧毁邓拓的“三家村”这个大黑店。
著文者有：王进喜、陈泰、时传祥、李寿文、周明山、黄祖示、赵小寿、戚本禹。
（党，毛、刘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这是一贯做法。
25  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林杰
26  16日，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戚本禹
27  贫下中农向邓拓黑帮齐声大喝。
大跃进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洪山、汉桥、贫下中农集会，决定打退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的猖狂进攻。
28  坚决打垮一切牛、鬼、蛇、神。
武汉民兵集会恕斥邓拓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29  26日，本市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兴起。
向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猛烈反击。
30  市青联举行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刘惠农、熊飞、杜万高接见全体委员。
会后选举了49人为常务委员。
张大钧为主席，夏菊花、赵音海、杨登岱、单年荣、任振池、冯功望为付主席。
31  31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反革命。
——李文霞、宋乐山、饶兴礼、黄义臣、胡道本、王扣喜

1966年6月

32  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民日报》社论
（从此时起，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惩治不好的人，平时不积极工作，不靠拢党组织的人，开始挨整，开始倒霉，他们提心吊胆过日子，夹着尾巴做人也难逃脱被四清运动的积极份子捉住批斗的命运。）
33  2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人民日报》社论
34  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聂元梓回忆录中介绍，聂等写这张大字报时，未受任何人指使，是她们系党总支几人决定写的，当时她们并不认识江青和康生等。）
35  4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第二书记。
36  5日，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
——《人民日报》社论                                                                                                                                                      
37  7日，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权威”。
我市各战线职工著文，长航港务局、许小环 ，青山区邮局、周西平，武汉第一色织布厂、杨祖武。
38  12日，坚决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彻底打倒资产阶级的保皇派。
本报收到1万3千多件来信。
（共有一千余单位署名见报，请看12日《长江日报》二、三两版本摘录从略。）
39  13日，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
武汉大学革命师生粉碎珞珈山“三家村”。
（现在全市还没有造反派，但冤案已经开始，全市各工人、机关、学校都出现了“三家村”，北京的“三家村”，武汉的“三家村”，各单位的“三家村”，都冒出来，揪斗批判好不热闹，这些被揪斗的人及其家属，都成了后来的造反派，这些揪斗别人的积极份子和当权派后来都成了保皇派。）
40  14日，全市人民以强大革命声威支持武大革命师生斗争。
41  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
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
42  20日，革命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人民日报》社论
43  21日，一朵红花
——王任重  
记青年杂技演员夏菊花《原载湖北日报》。
（此文为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先生为武汉文革定调子，说明象夏菊花这样的人，出身苦才是党的好儿女，要保护，言外之意是象混入党内的陈伯华（汉剧）、陈鹤举（京剧）一类的人可以斗，以便清除。）
44  22日，省委召开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会，许道琦同志主持会议，王树成同志代表省委作报告。
45  26日，工农兵批制坏电影《抓壮丁》。
省建六公司夏熙忠，武重工人张振、肖鼎盛，汉阳纸厂杨知烈，一纱工厂章显宅，汉阳公安局、李卫民。
（据毛死后的文章介绍，说这是造反派叫搞的，此时好象还没有造反派组织和四人帮，这明明白白是省委叫批的，怎么推到造反派头上去呢，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46  30日，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

1966年7日（武汉晚报摘记1966年7-12月）

47  1日，武汉首批知青去新疆，熊飞付市长欢送。
48  周总理从巴基斯坦回国。
49  3日，本市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份子，义愤填膺，纷纷集会座谈声讨，李达黑帮反党集团失劭天，何定华罪三家村罪行。
马学礼、朱早弟、张时富、夏菊花在大会上发言。
50  6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重大胜利。
揪出陈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及右派分子，武克仁。
（毛死后，为陈云平反时却说：“陈云受到四人帮及湖北帮派份子的迫害”,这该怎么自圆其说呢，此时，武汉还没有造反派组织。）
51  7日，武汉六十万职工满怀战斗激情声授文化工作者革命斗争。
誓把程云、武克仁反革命黑帮彻底斗倒斗臭。
申诉纱厂朱玖，江汉一东厂支部书记张时富，武重工人工程师马学礼在大会人发言。
标兵吴德义 、长航标兵许小环，汉口卷烟厂徐世木发言声讨。
52  8日，武汉青山区法院宣判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案件。
枪决杀害革命职工的现行反革命罪犯庞玉来。
（出身不好的工人庞玉来，因四清积极份子写他大字报，说他是三家村，他用码头打破了积极份子的头，结果，以杀人犯之罪判处死刑，可见当时工厂内部，受迫一方和压人一方矛盾之大，从庞案可看出即后来造反派和（四清积极份子）保皇派两派矛盾由来已久，但省委支持保皇派，庞玉来案详情见第27章。）
53  18日，驳周杨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54  19日，武汉举行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
武汉市付市长谢滋群、熊飞任正副指挥长。
55  韩宁夫副省长设宴欢迎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朋友
（请读者注意：声称受造反派迫害的韩宁夫先生，从文革开始到结束，从来在台上，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怎么受造反派迫害，到是造反派能说清他整人历史。）
56  20日，市委召开武汉市小学无产阶级文公大革命积极份子代表大会。
市委书记王克文到大会作了重要讲话。
市宣传副部长，市教育局长李春鉴作报告。
报告指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深入而广泛地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切牛鬼蛇神，以及旧思想、旧作风、旧的教育与管理制度，充分揭露出来，揭深、揭透，不准打击报复，不准压制批评，不要任何框框。
57  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声明。
中国准备承担最大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战胜美帝。
58  工家兵痛斥程云黑帮对“红旗派”、“太阳派“的攻击。
发表文章的有，市公安局张福生，省柴油机厂工人工程师徐伯勋。
59  我们高呼“红”字万岁。
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邓道祥、朱厚荣、涂怀章、方精华，市一冷冻厂、刘腊苟，省民间歌舞团演员、蒋桂英。
60  23日，在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上，陶铸副总理的讲话。
（不到半年，陶铸即要垮台）
61  彻底批判程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
发表文章批判的有：武汉油脂化学厂工人肖厚良，江堤大队政治队长肖德仁，武汉汉剧院陈书明、袁芬、杨静梅、徐仁金，市文联刘桂珍，市说唱团李雨田、何作欢、刘汉家。
62  25日，毛主席畅游长江。
……在游泳时，毛主席问：“武汉青少年游泳活动开展怎样”？在一旁陪游的王任重同志说：“青少年游泳越来越多，他们的特点是，胆子大、勇敢，学起来也快，一般学五、六天就可以下水了”，毛席又问：“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游泳吗”？王任重同志回答：“有”，毛主席满意的说：“这很好”
63  武汉举行援越抗美大集会大示威。
五十万人群众代表全省三千万人民意志汇成巨流。
王树成、宋侃夫、孔庆德、刘惠农等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
六渡桥的黄昏
64  26日，团市委和教育局召开武汉市中学生华业生，代表会议。
邓恳同志向毕业生代表讲了话。
共青团市委副书记张大钧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65  28日，革命群众痛斥程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谰言。
著文发表的有：
刘道成，青山农药厂、徐明山，市建设局、冯群饮，电车工人、杨珍姑、梁言早，花山公社、赵开银，一冶公司、倪伯林、李克瑞、梁焱生、石占山，市委杨副主席、叶梅。
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发文的有、张根桂、熊冬梅、杨享珍，一纱工会副主席朱早弟

1966年8月

66  3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张体学、宋侃夫作重要讲话，李衍授同志代表省委作重要报告
（此时，这二位正在执行刘的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路线”，全市代头抄家、游街非常热闹。每天都有人投江自杀、上吊，五类份子首当其冲，牛鬼蛇神日子难过，全市红五类红卫兵扫四旧，抄家正在势头上，“红色恐怖”口号响撤云天,出身不好的人感到世界末日已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明，不少人都死在此时，但此时并没有造反派造反组织。半年后，张、宋全部完蛋，被毛支持的造反派揪斗。）
67  4日，当好文化大革命的主人，彻底闹革命。
武汉主高校师生满怀热情拥护省委号召，誓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省委派遣到武汉大学经济系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表示全力支持省委决定。
68  彻底粉碎李达的阶级调和论。
——裕化纱厂工人写作组
69  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毛突然写出一张大字支持聂元梓，聂很突然，使她一夜成名，后来她又说：“她一生不能翻身苦不愖言，毛在时和毛死后她一直被关押”。）
70  7日，市文化系统广大革命职工座谈向夏菊花学习。
71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共16条）
72  10日，武汉万众欢腾热烈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
73  12日，毛主席亲切会见首都革命群众。
毛主席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合进行到底”。
（毛向全世界公开表白，他和刘的矛盾，此时有中央干部问刘，文革该怎么搞，刘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刘派工作组时，毛不表态，刘派的工作组后，毛说错了，刘无所适从。）
74  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全会，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的。
75  14日，中共八届，第十一次会议公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过。
坚决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省委书记许道琦，市委书记宋侃夫等热情亲切地接待了前往省、市委祝贺的革命群众。
省委文化革命小组负责人，许道琦、宋侃夫、杨锐、张旺午、王海山、韩宁夫、李衍授、史子荣、柳特、陈扶生
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王克文、黎智、出席会议并发表热烈讲话。
76  18日，湖北大学成立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16日成立大会时张体学同志到会讲话，并祝贺。
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77  19日，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林彪、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武汉晚报著文支持的有：电池厂工人、姚海姣
武汉油脂化工厂工人，夏雨庭、朱德堂、陈本元、杨慕兰，武汉柴油机厂工人工程师、舒传么。
78  21日，在毛泽东思想的路上胜利前进。
《江旗》杂志1996年第十一期社论
武汉晚报发文的有：武昌发电厂社教（四清）工作队，彭显劲
                  武汉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代表，朱美玲（物理系学生）。
                  市十七女子中学，陈三芝（学生）。
武钢炼钢厂炼钢工人，杨久东。
79  22日，武汉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四十五名委员中，学生35名。
——《武大战斗报组供稿》
80  武汉晚报发文者有：震环纱厂王治荣、王群英、刘青莲、刘兴隆，武汉标准件一厂，李国华。
81  23日，红卫兵大胆造反，横扫四旧。
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猛烈攻击。
（保皇派红卫兵杀向全市，予头直指五类份子和出身不好的干部和工人众。）
82  广大革命群众最热列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83  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
84  在“红卫兵”的宣传，帮助下改掉许多地方名称和商店字号。
85  武汉二十三所大专院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86  张体学同志在华中农学院欢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省委直接领导的二十八所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有：湖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农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水力电力学院，武汉机械学院、武汉邮电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武汉工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中南民族学院、武汉外语专科学校、武汉地资学校、武汉机械工业学样、武汉电力学校、武汉钢铁学院。
由于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放手发动群众，选出的文化大革命委员和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绝大部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联系群众、作风民主，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优秀人物。
六渡桥的黄黄黄昏
（全是省委支持的四清骨干和极积份子，后来全成保皇派。）
87  24日，毛主席为新北大校刊题字。
88  省委召开武汉地区“红卫兵”代表会。
（由省委组织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第一号头头漆林为李先念的侄儿。）
张体学在会上讲话，许道琦同志主持会议
王树成、韩宁夫、史子荣、陈扶生等被“红卫兵”代表给他的代上了“红卫兵”袖章
张体学同志向“红卫兵”祝贺
他说红卫兵是革命的战斗队，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的突击队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革命，支持你们造反，支持你们扫四旧，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医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师范学院、武昌实验中学和武汉十五中等学院“红卫兵”代表向省委表“决心”。
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子孙
我们——大无畏的革命者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席卷三镇街道。
“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
天一夜之间，“红卫兵”和革命职工以摧枯拉朽之势，把那些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气息的商店字号，换上了用红纸写的革命意义的名称。
武汉实验中学红旗战斗组“红卫兵”到曹祥泰副食品商店说“曹祥泰”这个招牌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决定把曹祥泰改名为”工农副食品商店。
上午市一中“红卫兵”们到“荣宝斋”、“冠生园”、“香港理发店”，鼓励革命职工起来造后，在红卫兵的鼓舞下，职工们将“荣宝斋”牌号摘掉，换上了大红纸写的“武汉市美术用品商店”。
冠生园职工在红卫兵鼓舞下，把店名改为“工农兵餐馆”，香港理发店一位革命积极份子，到市一中去找“红卫兵”商量，他们店子改什么好，最后定为“人民理发厅”。
“祥康服庄店”是用资本家的名字定名，革命职工和“红卫兵”一起讨论，商店定名为“反修服装店”。
“祁万顺餐厅”革命职工，在市三中墨水湖中学“红卫兵”的鼓舞下，也准备讨论改店名。
“红卫兵”们大胆造反，横扫“四旧”得到广大职工热烈欢迎。
“谦祥益”革命职工将“谦祥益”臭招牌拆了下来，改名为工农兵百货商店
“盛锡帽厂”在市二中红卫兵鼓舞下，将店名改为“人民制帽厂”的新名称。
江玉霞食品厂职在“红卫兵”鼓舞下，铲掉了资本家定下的臭招牌，写上 “向阳食品厂”。
“叶开泰”、“九千年”、“仁仁堂”等旧招牌也被摘下，职工们正在研究用什么新招牌。
（火上加油，红五类红卫兵官方化，此时武汉市日夜开批斗会，抄家、游街、砸店牌、撬门牌、剪头发、剪衣服、砸店门、闹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出身好的人心花怒放，出身不好的提心吊胆，年青人低头走路，但长得漂亮出身不好的女孩和男朋友分手，没有人敢要嫁不出去……）
89  友谊路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由群众直截提名的十七名候选人，全部是革命左派，出身好，表现好的积极份子，李腊梅为文革主任。
市委，市人委决定改掉一批街道学校、工厂、商店名称，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下略）
三民路（人民一路）民族路（人民二路）民权路（人民三路）民生路（人民四路）一元路至六合路（经卫一至6路）山海关路、张自忠路、郝梦麟路、芦沟桥路、刘家琪路（红卫7-11路）。
合作路（井岗山路）兰陵路（延安路）黎黄陂路（韶山路）张之洞路（工农路）四官殿（江汉码头）张公大堤（解放大堤）黄云记棕床厂（武汉棕床厂）。
高洪太锣厂（武汉锣厂）乾太裕家俱厂（武汉家俱厂）曹正兴菜刀（武汉菜刀厂）。
一轻工业局十四个小工厂改为生生印刷厂 启新照相馆（湖北照相） 维新百货商店改为红旗百货商店 品芳照相馆 改为东方摄影。
（毛死后，武汉市委编印《当代湖北》时，都说这一切都是四人帮及其湖北的帮派体系造反派所为，是朱鸿霞一伙所为，真是天大冤枉，朱此时还在工厂做工，他是武重的“三家村”正在挨斗，根本就没想到自己后来成了四人帮骨干份子。）
90  25日省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
张体学、许道琦、李衍授同志出席 本市中学普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
91  26日市委召开中等学校“红卫兵”大会。发扬敢闯，敢斗争，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大扫四旧，大立四新”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五类份子”。
武汉市书记宋侃夫、刘惠农、熊飞、辛甫、邓恳出席会议。 李春鉴同志主持会议、宋侃夫讲话。
刘惠农市长到武汉市遵义中学（原24中）祝贺他们红卫兵组织成立 。“红卫兵” 向刘惠农市长介绍了这几天横扫“四旧”情况，刘惠农同志称赞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
92  28日，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历史。
——红卫兵《武大战斗报》编辑部（保皇派报纸）
93  29日，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新胜利。
省委机关揪出和声讨资产阶级右派曾惇。
（毛死后，又说曾惇是受造反派的迫害，省委自己干了坏事却从别上可耻。）
曾惇是前中宣部，反革命路线的中实执行者是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的后台老板，是省、市文艺界牛、鬼、蛇神的总根子，是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反派。
（后来造反派上台，统统反了过来，整曾惇的人统统打倒，称走资派，这些当权派整人时毫不手软，造反派整他时，叫苦连天，（报应）至今念念不忘，咬牙切齿痛骂，他们难道没有罪吗？别人也是吃过糠渡过江的呀，难道只准你整别人，就不能让别人整你。）
省委宣布撤销曾惇党内外一切职务
省委负责人张体学、许道琦了席会议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志浩主持会议。
未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付组长李衍援讲话。
94  30日，武汉革命群众愤怒声讨右派份子曾惇的滔天罪行。
95  31日，誓把右派份子曾惇斗倒、斗垮、斗臭。
昨天，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近八万人游行示威，声讨曾惇滔天罪行
96  武汉歌舞剧院改名“武汉市工农兵文工团”。
老文工团员汤军秀在会上激动的说，我们要坚决砸掉“武汉歌舞剧院”这块修正主义的牌子。
（难道这也怪造反派吗？此时，武汉造反派还没有生）

1966年9月

97  1日，毛主席接见五十万红卫兵革命师生。
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地在会上讲话。
省委负责同志参观武医文化大革命展览。
姜一同志到武汉医学院看了大字板。
市十一所中学红卫兵代表集会提出倡议，建立中等学校红卫兵总分部和纠察队。
宋侃夫同志讲话，热烈支持红卫兵组织起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98  4日，邓恳同志接见外地革命师生。
对他们来汉支持文化大革命表示热烈欢迎
省委秘书长杨悦、候补书记姜一，秘书长张华同志分别接见。
河南焦作矿业学院王明义，中国人民大学付学胜，河南新乡东方红技校孙富奎，上海红星中学张建勤，北京航空学院杨小力，北京政法学院、王荣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麦贤秀等。
99  5日，省委举行盛会热烈欢迎外地革命师生员工。
北京航空学院818红卫兵南下战斗队、熊泽浩，西北大学、郭明柱，哈尔滨工业大学、赵玉铮，华东工学院、刘奇才，北京广播学院、周尤德，华南工学院、张国彬，北京钢铁学院、张明文，清华大学、李继民。
100  江西师范大学周勇，南京大学、刘培基，参加会议。
用文斗不用武斗。
——《人民日报》社论
101  省直机关揪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陈一新。 （又一个冤鬼）
副省长，张旺舞同志主持会议。
张体学、韩宁夫、王海山、夏世厚、阎钧参加会议。
102  7日，武汉地区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声援省直机关同志革命行动。
愤怒声讨资级右派份子陈一新的滔天罪行。
103  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武汉部队政治委员王任重，给武汉部队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一封信。
热烈欢迎外地来汉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
省委发出做好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工作的通知。
（多数派红五类红卫兵，扫四旧，破坏文物，斗五类份子的干将。）
104  12日，热烈庆祝，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
中央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等，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到会祝贺，到会祝贺的还有，张旺午、王海山、刘惠农、王克文、韩宁夫、夏世厚、赵修、李衍授、张华、阎钧、史子荣、王志浩、肖慧纳、吴光治、陈扶生、贺依侬、徐希、雷行、单一介等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崔建瑞，政治委员、漆林（李先念、张体学的侄儿，省水利厅厅长漆少川和李先念婆林佳眉妹妹的儿子。）
（会后张体学同志乘敝蓬汽车价检阅红卫兵，同毛接见红卫兵格调一致，非常神气，不过他的苦日子马上就会到来。）
湖北大学法律系红卫兵战士，张勤会上讲话。
105  13日，武大集会隆重庆祝九.一二新校庆。
王任重同志电贺新校庆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钟汉华参加庆祝大会
武汉大学化学系学生、彭秀莲，教师、谢能咏，武钢职工、白振亚著文祝贺
106  15日，武汉医学院师生，猛攻穷追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殷传昭。
——武汉医学院《红旗战斗报》编辑部
107  16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108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红旗杂志》社论
社论指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份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份子，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让人们的阴谋得逞。
109  省委举行盛会欢迎首都红卫兵。
19日，夏菊花介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
22日，大学习、大辩论、大串连掀起文化大革命新高潮。
宋侃夫同志出席讲话指出：目前革命形势好得很，运动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派，要撤工作组，武汉市完全遗背了毛的路线，大方向已经错了。）
28日，武汉市建设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走机关革命化干部劳动化的道路
110  30日，武市开始生产，中南牌农用载重汽车。
以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以武汉柴油机厂为学习榜样。

1966年10月

111  1日，武汉五十余万群众集会游行，庆祝光辉节日。
张体学、陈再道、钟汉华、宋侃夫出席大会，刘惠农市长讲话
112  11日，彻底揭发斗争，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任清。
省直文艺单位革命群众，决心把这个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斗倒、斗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毛死后，为任情平反时说，任清同志在文革中受到了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帮派份子朱鸿霞的迫害。读者注意：象李达、武克仁、朱劭天、何定华、陈一新、陈云、任清、殷传昭，这些能在报纸上亮名字的人必竞少数。此时，武汉市成千上万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各工厂、机关、学校批斗会一个接一个，造成无数冤案，值得指出的是，此时党中央还没有四人帮，武汉市也还没有造反派，毛死后把这些冤案都推到四人帮、造反派身上未免不能自圆其说。）
113  15日，把右派份子任清斗倒、斗臭。
市文艺单位部份同志座谈会
114  17日，深入批判陈一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
——本市工民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来稿。
115  19日，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
116  22日，大连海运学院十五名革命学生，长征红卫队步行二千里到京进行革命串连记。
117  27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少数派里五类红卫兵出来了，斗有权有势的当权派（走资派）是首要任务）
（少数派，又称二司，非红五类红卫兵，(造反派)今日才开始在武汉出现，但工厂还不准成立，以前扫四旧的帐与他们无关，因他们当时被扫对象。此时，王任重开始不安了，他们不斗省委抛出的李达、陈一新、陈云、曾惇、任清，而要斗王任重。）
许道琦同志代表省委授旗，杨锐 志致词
赵修、张华、史子荣、吴光治参加大会
武汉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筹备总部，召开誓师大会。
（少数派造反派，又称中学红卫兵，王任重的克星。）
118  28日，武汉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6年11月

119  4日，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林彪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120  6日，武汉地区第三司令部成立。  
（红五类红卫兵对付二司的变种，因为一司明显是保省委和各级当权派的，其中一些红卫兵自己就觉得不符合中央精神，所心脱离出来，由于他们都是红五类，所以不愿同二司的一些出身不好的红卫兵绞在一起，干脆别起炉灶。）
张体学代表省委授旗，张华同志代表省委致贺词
121  10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人民日报》社论
122  武汉仪表厂提前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11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我市公安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123  听毛主席的话，赤胆红心为人民。
市公安消防大队江汉中队，吴钏昌，发表文章。
124  12日，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
毛主席亲切地对一些负责任同志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一起，把无产阶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及中央和其它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陈毅、贺龙、谭振林、徐向前、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张春桥、吴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临刑前的聚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宣布接见大会和检阅开始。
125  15日，武汉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湖北省，武汉市各方面人士和革命群众，红卫兵二千人出席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张旺午、刘惠农、韩东山、李明灏、陶述曾、胡金魁、徐觉非、熊飞、孙耀华、熊秉坤，江炳灵。
126  23日，革命高于一切，阶级情谊重于一切。
职工家属彭香琴同志正确处理了亲身女儿被汽车撞死的不幸事件。十月九日下午1点多钟，二七车站一辆卡车在青山红卫路上行驶，将正在过马路的十九治四公司职家属彭香琴女儿闯死。
“彭香琴在十分悲痛之中，听说司机是个贫农出身的人，出了事故后，自已主动到法院认罪”，彭平静的说：“孩子死了，是我当母亲的没有照顾好，不能怪司机。
领导同志知道她家七口人，爱人又远在外地搞建设，生活比较困难，决定给他抚恤金和安葬费，二七车站送来一百元慰问费，都被她退去，他说：“钱是国家的，要国家的钱，就象割我身上的肉”。
127  27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革命小将。
中央和其它方面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陈毅、贺龙、李先念、谭振林、徐向全、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江青、吴德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抗。
参加大会的其它各方面负责人有：
廖承志、张鼎丞、肖劲光、粟裕、邓子恢、杨秀峰、钱正英、许光达、曾山、吕正操、王树声、张经武、谢觉哉、杨勇、张宗逊、李涛、陈奇涵、陈漫远、李志民、刘澜波、苏振华、廖汉生、徐冰、陈正人、刘建勋、赵毅敏、孔厚、方毅、张爱萍、姚依林、李天佑、王新亭、刘志坚、徐立清、袁子钦、付钟、张池明、李作鹏、吴法宪、余立金、吴克华、陈仁麒、崔田民、黄志勇、陈仕榘、谭辅仁、江文、黄文明、李真、郑维山、付崇碧、黄作珍、李天焕、蔡顺礼、孔石泉、周士弟、朱良才、郭天明、杨至成、谭冠三、付秋涛、胡痴、彭富九、李信、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郭沫若、杨明轩、程潜、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周荣鑫、姬鹏飞、杨奇清、江一真、刘文辉、许德珩、高文华、吕东、徐今强、段君毅、刘杰、吴融峰、王诤、方强、王秉章、钟子云、李四光、旷伏兆、刘俗民、赖际发、将光鼐、钱之光、孔祥祯、徐运北、孙大光、朱学范、傅作义、袁宝华、吴波、沙千里、陈国栋、王磊、肖望东、张奚若、楚图南、谢扶民、薛暮桥、丁莱夫、胡立教、汪东兴、曾滌、熊复、李人休、谢有法、王屏、孙正、江学彬、唐平铸、马纯古、王道义、曹轶欧、高崇明、蔡延锴、李烛尘、李德会、苏谦益、高杨文、马力、雍文涛、王国钰等。
（毛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资本家、牛鬼蛇神和党的领导人一一请到，告诉五类份子们，这次运动不整你们这些党外的人，你们不用耽心，我会坚决保护你们，前段全国扫四旧，省市头头为了保护自己搞一些小保皇派斗你们，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你看，我马上发动群众造反斗他们。）
128  30日，决心把本地区，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摘深摘透。
长虹机械厂、董明玲，培红中学、李红政，东风纺织厂、王世瑾，三五○六厂、宋春梅，武汉农业药械厂、何国华。（等发表文章）

1966年12月

129  18日，毛泽东思想武汉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总部成立（造反派）。
武汉体育馆参加大会的有四千五佰人，及本市各兄弟革命组织代表，及外省市县来武汉串连的革命师生代表五百余人。
省委负责同志，省文革副组长单一介，市人委负责同志邓恳参加了大会，单一介同志代表省、市委授旗。
130  22日，武汉人民先后接待四佰多万（外地）革命小将。
为了支持革命大串连，从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小学、省市级机关、部队、工厂、企业、到街道、从饮食、旅社和其它服务行业、交通运输部门到医疗卫生部门，组织数佰个接待站点。
131  26日，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人民日报》社论
（此文发表后，学生中红卫兵的保革两派走进工厂，动员工人群众成立革命组织，武汉从此开始，才有工人造反派出现。）
132  毛泽思想红工兵，武汉大专院校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 （造反派）省委阎均、孟筱澎、张明及市委李春鉴等列席了大会。
（请看，大会不要省市领导讲话，不要他们授旗，他们不请自到，列席而座，和前面几个组织情况大不相同，这就是革与保的明显区别。）

1967年1月26日 （长江日报—1967年1—12月）

133  21日，新生号，“长江日报”诞生（造反派当权后所办长江日报，此前长江日报已停刊）。
134  武汉地区及外地来汉串连革命造反派五十万人示威游行。坚决彻底粉碎资产阶级路线新反扑。（二月逆流）
135  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好得很。（社评）《武汉晚报》
136  欢迎向真理投降。
《向毛主席请罪书》上海制药二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宋志云、王阿头、曹林、魏涨生、李忠发、冯永山、沈光银等九人。
（前段整过人的四清队员、工作组成员，开始省悟，前段扫四旧时整人错了。）
137  夺权宣言，——告全市人民书。
《长江日报》社论，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暨革命职工
138  22日，打倒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路线新反扑。
六渡桥的黄昏
全国各系统第一个联合起来的财富系统革命造反派十万人在京誓师，周恩来、李先念出席大会。
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革委、中央军革小组、向全体革命造反派表示亲切慰问。
139  只许左派夺权，不许右派翻天。
（此乃“全国联工联合会”（保皇组织）武汉联工联合会为其下属组织，由中央宣布解散，不准成立全国性组织，武汉联工联合会改为红武兵，等几十个大小不组织，最后又改为“百万雄师”。）
140  通讯大权归革命造反派。
市电讯局革命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夺取印把子
气死保皇派《论评》《武汉晚报》
141  23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人民日报》22日社论
142  24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汉口卷烟总厂，革命造反派把革命和生产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
143  26日，武汉肉联造反派杀出来了。
144  29日，武钢革命造反派把大权夺回来了。
在夺权中，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145  31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王任重、张体学。
（怎么样，造反派为前段被斗当权派翻案，包括李达、武克仁、程云、陈一新、陈伯华、曾淳等，矛头直指握有实权的当要权派，此时，武汉局势完全变了“白色恐怖”。）
昨天，武汉地区部分革命造反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数万人大会斗争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
张体学的汽车司机王茂臣在大会上发言揭发。
他说，张要我“不要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跑”（指非红五类红卫兵二司）。
又说：“你参加那一派我就参加那一派”，还说：“张体学同职工联全会的人狼狈为奸”，当“职工联合会”四面楚歌，土崩瓦解时，张体学给他们打气说：“一个革命组织不能随便被打倒，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又说：张体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收卖人心，他对保皇派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百依百顺，要啥给啥，光宣传小汽车拨了几十辆，其它组织一部不拨，他们（保皇派）要多少钱，就拨多少钱，对一些保字号的高干了弟关怀备至，让他们住宾馆、喝牛奶、吃鸡蛋糕、坐飞机，奉为上宾，有一个“保字号”工人组织的工人不见了一部自行车，张一看批了三辆给他。
（这个司机的命运后来可想而知）
大会上控诉张体学罪行的还有，老红军姜文、舒云化。
大会由工人总部，工造总司、九一三、二司、红工兵、红教工等革命组织联合举行的。

1967年2月
146  4日，陈毅同志代表毛主席亲切慰问，被苏修军警欧打重伤的我国留学生。
147  8日，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   （又称二八声明）
工人总部，九一三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等，红单位署名。
（无工造总司，新华工，新一冶等造反组织，无保皇组织署名。）
148  14日，二八声明是大香花，好得很。
六天内八十多个革命群众组织支持二、八声明。
149  17日，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人民日报》十七日社论
150  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武汉军管开始，军政府静捎捎上台，此时军管只管到市一区二级和公、检、法、电力、电讯、下面工厂一律不管。）
151  23日，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红旗》杂志社论

1967年3月

152  1日，省军区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开幕。
（全省正式军管，军队党委上阵，代替政府党委。军政府开始执法，）
153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的通知。
省军区负责人，吴世安任主任
下设农、林水、工交、财员等办公机构，各军分区、市等人武部应即相庆成立办公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
（从3月21日起“长江日报”停刊，工人总部宣布为反动组织，头头一律逮捕，军队让各单位保皇组织组建整顿办公室。恢复生产3月1日－7月20日，近五个月运动，在各单位斗坏头头声中渡过。时称二月逆流时期，军政府组织的大型武斗如六一七，六二四，七一五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报纸无记录）

摘录者注：此时，地方报纸已停刊，无7.20事件记录，《湖北日报》也未查到，故无记录可摘。

1967年7月

29日，（复刊号）（长江日报复刊）
154  武汉三镇军民五十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
热烈欢呼，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155  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革命群众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了很多革命组织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党在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当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坯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1967年8月

156  2日，武汉军民五万余人，和来自全国各地战友举行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横渡长江活动。
157  4日，公检法中受蒙蔽群众纷纷造反，大杀回马枪
纷纷交出凶器和黑材料，揭露一小撮坏头头罪行
公检法主力《武汉公安》及其下属组织已自行解散，受蒙蔽群众纷纷交出长矛、短刀、枪支、弹药、黑材料等。
对过去《武汉公安》要他们对造反派跟踪盯梢，打入造反派内部，并且出动消防车围攻不同观点革命群众组织制造内案，行为大加揭露
158  5日，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纪念毛主席《炮打司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
新华工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盛大集会
宣布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成立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及武汉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前往祝贺，军区司令员刘丰同志发表书面发言（略）
159  6日，全国支持武汉，武汉怎么办。
——大字报选登
160  10日，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驻军指战员，集会发言。
161  11日，愤怒声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的严正声明（略）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  7250部队     总字127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驻汉办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炮兵  总字766部队  武字152部队
                        总字762部队  武字154部队
                                      武字171部队
162  坚定地支持左派员最大的爱民。
武汉驻军8199部队政治指委员  张昭剑
163  13日，武汉军民狠揭狠批陈再道，钟汉华的滔天罪行。
武汉空军，狠批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
164  15日，武汉钢二司，第三届红代会隆重开幕。
武汉部队和驻军、陆、海、空三军负责人曾思玉、刘丰、肖前、张川诚、张竞、赵梗、赵奋、张绪、康新火等参加大会。
165  在钢二司第三届红代会上。
武汉部队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讲话（略）
166  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
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略）
167  20日，武汉警备区隆重举行成立誓师大会。
曾思玉、刘丰出席大会宣读中军革委命令。
168  市级机关五千余名干部。
斗争“百万雄师”黑参谋辛甫、高珣。
市委“机关红司”，“人委”和和人委总部干部发言揭批。
169  钢工总主持纪念，6.17血案二周月。
陈再道之流血腥镇在革命造反派，对六渡桥一代革命造反派的红色根据地视为眼中盯，肉中刺，操纵“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蛋，在这红色根据地周围调兵遗将，集结武斗队伍，形成包围圈，实行所谓拔据点的罪恶勾当，6月17日，血腥大屠杀，制造了江城第一笔血案。
（6.24血案杀死23人系第二笔血案）
170  市卫生系统举行揭发控诉，陈再道及“百万雄师”罪行大会。
原副省长孟夫唐（支造干部），7212部队代表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本市教育系统红教工举行揭发，控诉陈再道，百万雄师大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7250部队副师谋长及武汉空军，8199部队代表到会发言。
171  21日，誓做拥军的模范。
武汉钢九.一三，李湘王、邓金福、吴传友。
钢二司，杨道远。
三司革联，谢烨之。
172  24日，“六.二四”新水运抗暴斗争纪实（略）
173  28日，彻底批判，陈、钟之流的《特急呼吁》
中国人民解放军819部队，3支队座论纪要
174  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五好战士，李德金、哈长金。

1967年9月

175  22日，以只争胡夕精神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
武汉三司革联首届，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武汉部队负责人和三钢，三新等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到会祝贺
176  23日，二七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大联合。
武汉警备区副参谋长赵梗出席大会并讲话，全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到会祝贺。
177  武汉大学革命派实想大联合。
178  武汉生物制台研究所实现大联合。
179  全市小学教师实现大联合。
180  武汉外语学校实现大联合。
181  24日，工交财贸战线70余单位实现大联合。
182  江汉区五个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
183  27日，市无线电元件厂，革委会成立。

1967年10月

184  9日，谢胡同志率阿党政代表团访问武汉。
江城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
周总理，吴法宪同志专程自京来汉迎接贵宾，康生、李富春陪同贵宾到达。
武汉部队负责人曾思玉、刘丰，和我武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到机场欢迎。
185  10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市革命群众欢迎何党政代表团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86  11日，周总理接见武汉队负责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并合影留念。（见照片）
187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革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略）
188  21日，武汉三所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
武汉市一批工厂、企业、公社建立革命委员会。
190  25日，武汉市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宣布成立。
191  我市又一批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

1967年11月

192  13日，武锅等几十个工厂企业成立革命委员会。
193  16日，要热情支持革命新干部。   
——《文汇报三十一月十日》社论
194  17日，解放干部要敢字当头。     
——《长江日报》社论
195  武汉唐瓷厂，革命派大胆解放干部。
百分之九十干部，纷纷站了出来。
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
196  武汉体育学院革命派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政策，积极解放干部。
197  19日，干部要到群众中去。   
——《人民日板》社论
198  全面地，历史地识别干部，大胆解放第一把手。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执行干部政策，解放了省委委员，院党委第一把手，兼院长，张如屏，选他为院革委会副主任。
张如屏同志表示，文革初期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和伤害了一些师生，后受到批判，今年三月份，乘二月逆流之机又借机向批判过自己的师生反攻倒称，乘机整人，这次得到师生和革命小将原谅，非常感谢，今后决不做整群众的坏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199  23日，造反派要勇于斗私。
——《长江日报》社论
200  27日，硚口区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宣告成立。
201  28日，革命的新老干部要并肩战斗。   
——《长江日报》社论

1967年12月

202  17日，嘉鱼县革命委员会在斗争中胜利延生。
祝湖北省第一个县级革委会成立。
203  24日，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临）光荣延生。

1968年1-5月

204  1月5日，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坚持复课闹革命 （社论）
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小撮阶级敌人虽然已经一个个被揪出来，但他们还会作最后挣扎，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流氓阿飞，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捣蛋，疯狂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这些坏蛋有的隐藏在阳暗的角落，伸同黑手煽阴内点鬼火，有的赤膊上阵，上窜下跳，利用我们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兴风作浪。
他们甚至拉拢、腐蚀和蒙蔽一些青年搞打、砸、抢，扰乱社会治安，有的摇身一变，混入革命队伍，打着“造反”的旗号，破坏复课闹革命。
205  10日，坚决把革命领导干部扶上马。
第一皮鞋厂，革命派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最新指示。
206  11日，庆祝武汉地区革命工人实现大联合。
——《武汉工人》报供稿（武汉工代会报纸，主编：彭祖龙）
武汉工代会成立。
武汉地区三十万革命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举行盛大集会。
中日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以及武汉空军，武汉警备区，湖北省军区负责人，徐国夫、张玉华、肖前、方铭、张纯清、张绍剑、张洪、梁仁魁参加大会祝贺。
207  16日，武汉地区红代会宣告成立：
国务院，中共文革小组
给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首届代表大会贺电
武汉军区转
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首届代表大会 （略）
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
208  18日，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首届大会隆重开幕。
国务院，中央文革
给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贺电
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
国务院，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
曾思玉、刘丰负责同志席大会，并讲话并表示热烈祝贺。
209  21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
五十万军民隆重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红色政权建立，武汉部队，省军区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出席大会，曾思玉、方铭讲话，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武汉空军，武汉警备区，省军区负责同志出席大会。

1968年2月

210  7日，湖北省革委会在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
70万军民举行庆祝大会和游行，省军委会主任、曾思玉同志讲话。
211  26日，打倒派性，打倒无政府主义。
省市机关干部，在武汉部队举办的学习班。
结合当前斗争形势开展反派性斗争。

1968年3月

212  8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指示：
林彪、周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事可以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
（从此，造反派开始挨整了，军宣队、工宣队党委进入基层，安抚去年被造反派整过的干部，毛泽东公开说：“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造反派们仅仅神气了一年左右即完蛋了，保皇派以工宣队名义再次上台。）
213  9日，迅速掀起节约闹革命群众运动新高潮。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常委扩大会议。
214  15日，以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正确地对待干部。
武汉第四棉纺厂革命委员会抓紧对犯错误干部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
215  忠于主席，帮助干部站出来。
武汉电池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驻厂解放军同志帮助下，扩大革命教育面。
216  20日，大胆地解放干部，大胆地使用干部。
华中工学院认真贯彻毛主席三·七指示
217  23日，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解放军，谁反对红色政权，我们就坚决和他拼。
武汉油脂化学厂革命群众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
现行反革命份子方立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协中，一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去年二月黑风中，他是王任重之流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黑打手，在血雨腥风的六月里，他是武汉油脂化学厂“百万雄师”直属纵队（即武斗队）的头目之一，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过多次残酷的迫害，将工厂变成“百万雄师”在汉阳的武斗据点，将广大职工赶出工厂，使工厂生产停滞。
7.20事件厂，广大职工“杀”回工厂，遵照毛主席教导，对他积极争取，耐心教育，不压不歧视，做到仁至义尽。
可是，这个坏蛋不仅毫无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的表现，反而处处与无产阶级群众闹对立，挑拔受蒙蔽群众（指保皇派）与革命派（造反派）关系，在工作消极怠工，破坏劳动纪律，大闹无政府主义，经常煸动受蒙蔽群众（保皇派）和革命委员会对抗，并各方串连组织，策划建立“百万雄师地下联络站”。
今年元月4日，他到工厂五金仓库领料时，这个坏蛋公然大骂新生革委会，漫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革委会是牛、鬼、蛇、神当道，五类份子俱乐部，广大群众无不义愤填膺，马上和这个坏蛋展开辩论。

1968年4月

218  10月，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
   ——《长江日报》社论
219  坚持党内斗争，击溃右倾翻案黑风。
目前，一小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二面派，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跳出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把锋芒指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20  16日，击退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妖风。
化工部第四设计院革委会顶住了压力。
“去年十月，在这个院的革命群众正在着手解放干部，促进革命三结合的时候，造反派中一位曾经“左”得出奇的所谓“老造反”被结合进革委会，这个人白天还贴出大字板表示要和走资派作不调和斗争，晚上却钻到另一个走资派家里，表示要为他（指另一干部）翻案，这个（干部）走资派“喜从天降”，二人在单位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他声称这个走资派“革命老干部”，一定要进入“三结合”的革委会”。
钻进革委会内的别干部，和他们内外钩结，他们要求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上台新干部一一列入调查对象，整他们黑材料，以便把新生的革委会中的新干部全部挤出，换上他们的人，接个革命委员会的招牌，再来整人，他们专门成立了外调组，材料组，一方面整新干部材料，另一方面又着手提拔一批保皇派中普通成员到院各科室领导岗位，驾空新干部，他们骂革委会是“派委会”一定要办成“党委会”才行的右倾翻案风。
（因为新干部中党员少，资格不如他们和四清时入党的干部。）                                                                                                            
221  16日，不准为“百万雄师”翻案，不准为“二月道流”翻案。
市机关红司“人勤力”总部，斗批改小组。
222  坚决击退“百万雄师”的翻案妖风。
——前哨一兵
223  23日，把煽动右倾翻案妖风的黑手袁文揪出来示众
市民政系统革命派奋起反击，粉碎阶级敌人反革命复僻阴谋。
袁文何许人也：袁文是原市委委员，市民政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运动初期，他大势镇压群众，把出身不好的人统统称为黑五类和斗争对象，党要随时警惕的危险人员，在民政系统他认为民政系统职工是旧社会残渣余孽最多的地方，坏人藏得最多的地方，所以放手整人，被打成反革命，送去劳改，劳动管制的人不计其数，运动初期操纵保皇派到处抄家，逼得不少人上吊、投河，民政局一人见他说两腿发软，此时他最高兴，可是运动深入后，造反派开始斗他，他不服气，操纵一些亲信，组织保皇派“织职工联合会”“红武兵”“百万雄师”充当他们的参谋。
三结合革委会成立后，他千方百计钻入红色政权，以自己是老革命自居。
其实，他并不是什么老革命，早在一九三五年的长征中，他就是追随臭名昭著的大叛徒张国寿，反对毛主席。
袁文长期过着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生活，养尊处优，穷奢极欲糜烂透顶，他在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多次贪污社会救济款，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贪污盗窃犯。

1968年9-12月

224  8日，武汉革民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全市国十万革民举行集会游行。
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武汉部阶负责人、徐国夫、叶明，武汉空军、付传作，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朱鸿霞、杨道远、张立国，省革区、赵复兴、张竟、张洪、朱业奎，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副主任、杨春亭、张昭剑（军）、李长根、吴焱金及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农代会、代表也出席了大会。
225  9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按照系统，按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彻底解决照行业组织问题的决议。
（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一九六八年九月之日通过。）
226  10日，“杨子江评论”为代表的反动思潮必须批判。
——本报评论员
（造反派认为，华工学鲁礼安组织的扬子江评论，过分狂热极左，破坏了造反派声誉，因此，将鲁礼安开除出造反组织，并在黄石将其逮住交给军方，使鲁礼安被军方关押13年之久，不久军方在搞516案时又以鲁礼礼安问题为借口，在全市大捕鲁礼安“北决扬”份子，最初抓鲁礼安的华工头头，教授和全市毫不相干部单位头头，都成了鲁礼安“北决扬”“大杂烩”份子。军方党委整治武汉造反派思想由来已久，此次找到突破口，后来查明此时，军方党委已向中央写好报告，诬告《杨评》后台是王盛荣和国民党将领干毅，《于毅实为华工二级教授，美国剑桥大学毕业，博士。周岳森，中共正式党员，华工附中校长 ，他二位儿子参加了北斗星学会，株连他为后台）诬称全省有几十万成员，要推翻共产党，中央因此批准严查，军方以此为突破口，予头直指造反派。从此，武汉造反派，遭到长二次大逮捕，主谋是曾思玉和刘丰以及后面参谋原省委于部韩宁夫。）
227  钢铁长成不可动摇。
——批判《扬子江评论》7252部队  卫东兵
228  《扬子江评论》的实资就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印染厂工人肖志凌。
229  彻底批判反动流派的喉舌。
——《扬子江评论》
大桥工程局工人座论纪要。
（大批判办得很热闹，但都未见到原文，请看第十六章）
230  12日，关于知识份子再教育问题。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
231  18日，长江航运公司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武汉部队市革委会，湖北省军区，武汉警备区负责同志出席子大会，张玉华、方铭同志讲了话。
232  汉口自来水公司革委会胜利诞生。
市革委员会副主任，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在会上讲了话。武汉警备硚口支左办公室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233  首都工人阶级送走了伟大领袖的亲切关怀。
把毛主席赠送的芒果，转赠给我省革命人民。
武汉军民十万人集会庆祝。
省革委会付主任饶兴礼，武汉部队付司令员李化民在会上讲了话。
234   武汉十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隆重庆祝毛主席视察三大区一周年，热烈欢呼我全省胜利实现一片红。

1968年9月

235  2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邀请湖北工人阶级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武汉部队司令员曾思玉出席大会，省军区司令员赵复兴同志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武汉警备区主任方铭主持大会。
张体学在大会上说：“湖北全省建立革命委员会宣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王任重之流在湖北复僻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标志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在全省范围内进入斗批改阶段”。

1968年10月

236  2日，武汉五十万军民举行盛大集游行。
庆祝建国十九周年
省革委会、武汉部队省军区、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出席大会。
省革委会主任，武汉部阶司令员曾思玉讲话。
出席大会的负责人还有：武汉部队空军、省军区、武汉警区负责人张玉华、姚喆、徐国夫、李化民、韩车山、叶明、肖前、付传作、赵复兴、赵兰田、张纯青。
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春亭、孙锡成等出席了大会和汉口、青山、武昌等分会场
237  6日，伟大领导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各地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参加接见，
238  7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新干部下放劳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生物制品所下放科室干部参加生产劳动。
遇到此事。）
239        9日，既当“官”，又当老百姓，一治三公司新气象。
240        （毛主席对新上台的造反派新干部不放心，这一指示，无疑是挂在空中的苹果只能看，不能吃，把送给别人的东西又要回去。同时，这句话又给军队党委和才被造反派斗过又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一个借口，乘机剥夺了刚上台造反派新干部的一切权利，而此同时，被斗又上台的老干部乘机提拔和安排在文革中保过自己的工人到重要的科室当官，这些人官都有职有权，甚至连造反派上台干部，（如革命委会副付任）领一支笔，他都拒绝发。例如：夏邦银就
工人霍洪山，当了革委会主任，干劲很大，但是由于过多地处理日常事务，参加劳动少了，在解放军的帮助下，他又穿上工作服，回到原车间参加生产，工人们说：“老霍现在才真象个机关干部了”，又说：“如果你和过去干部一样，高高在上就会脱离群众”。
有人说：“这个干部真不好当呀”！老霍不以为然。
（造反派们有上当受骗之感，为什么老干部从工人中提拔的一些中层干部不去参加劳动呢？这明明是整治造反派一种借口，毛老头呀，你真会玩我们。）
240  10日，在劳动中接受工人阶级对（新）干部的再教育。
武汉第一色织布厂干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
241  11日，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
关于武昌车辆工厂，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调查报告，“把隐藏了近二十年的蒋熊上校、中统特务、血债累累的干匪，反动帮派头子在内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挖出来”。
“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清理出来”。
（造反派的未日已经来临，军方组织保皇派成立工宣队和专案组，对造反派开始，长期地，不间断的复仇运动开始，要造反派们将抢走的东西送回来。）
242  13日，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根地打击阶级敌人。
捅一捅“马蜂窝”
“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混进群众组织，纠合亲眷，利用旧的帮派行会势力，排挤、压制国家革命干部（指批斗老干部），控制了企业的实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姓胜利以后，他们又乔装打扮，削尖脑袋往新生的红色政权机构里塞。事实上，现在有的单位已是大权旁落了”。
（造反派们刚摘下的桃子，马上要被夺走了，而且还要追究法律责任，16条不是说决不追究责任的吗？是谁放的屁。党中央，毛泽东，四人帮，林彪，捅马蜂窝据说韩宁夫向军方出的点子，作为整造反派的第一步。——序幕）
243  15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好。
直捣“马蜂窝”，打开新局面。
       ——奉文材
（保皇派虽已垮台，但军方又以专案组名义请他上台。）
244  16日，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知识青山下乡上山动员大会。
方铭同志在大会上讲话，省革委会时主任、张立国（留下作样子的花瓶）在会上讲话。
（此时，全市下面开始整造反派，但上面还留几个作个样子，别忙，等下面整光了，再来收拾上面几个，韩宁夫是整人老手、专家、水平高。）
245  17日，毛席最新指示。
“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进故纳部”寸能朝气蓬勃。
六渡桥的黄昏
246  20日，认真搞好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清查造反派队伍）。
武汉革委会召开的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会议开幕，武汉部队、省革委会、武汉空军、省军区、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参加大会，方铭同志讲话。
247  22日，原市首机关干部，四千五百多人开赶农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市革委会隆重行欢送大会，74人到会欢送。武汉部队、省革委会、空军、省军区、市革会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参加大会。
大会由市革会副主任杨春亭，支造干部（暂时保留）主持，方铭讲话。
（将造反派们全部赶走到农场去整，留下被斗又解放上台的老干部和保皇派坐机关处理日常政务，天又变了。）
248  28日，掀起以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斗批改新高潮。
武汉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在钢院召开现场会，介绍清理阶级队伍经验，（保皇派）工人宣传队进院七天，长期对立的二大派就实现了大联合。
工宣队进院后，在大批判中，不划框框，不定调子，只是提出一个要求，予头要对准阶级敌人，坏头头（指造反派负责人）。
采取办学习班，写大字报，开大小斗争会，让群众大鸣大放（让前阵子受气的保皇派群众出气，造反派群众呕气），大揭大批，对一些学习班也是形式多样，少数学习班采取五不准形式，即（1）不准写信、（2）不准打电话、（3）不准回家、（4）不准会客、（5）不准串连，目的仍然是便于帮助有些犯错误的同志。
（其实是变相拘留，逮捕，此时全市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都设了“牛棚”、“监室”，武汉市近二万余人被非法关押，比前段造反派整当权派的势头大十倍，要知道，这些当官的是靠整人起家，他们整人是静悄悄的，秘密进行，不象造反派整他们，大叫大嚷，只会说：“砸乱狗头一些粗话”，他们整人白天不动，晚上通宵达旦，连夜逼供，连续十几天不让睡觉，白天斗，晚上逼，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都要逼几天几夜，因为当时，大家并没有犯什么大事。）

1968年11月

249  1日，阶级敌人，休想翻天。
武汉二米厂工人、曾献云。
文化大革命，又有那么几个伪保长，历史反革命份子和地主份子，打着“造反”的旗号，混进革命阶伍，有的甚至钻进专案组，他们实行阶级报复，对一些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有的地主份子回乡进行翻案活动，把自己的成份政成“贫农”，还得意的对一些党的积极份子、老工人说“你们现在完了，看我们的了”。
。（听口气，是四清运动尾期，四清工作队队员口气。）
250  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一日通过。
（毛泽东主席正式整治造反派宣言）
251  粉碎敌人的夺权阴谋，解放军江岸车辆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就以江岸车辆厂财务科为例，科长是旧社会的一个投机商国民党党员，另外，国民党的文化特务，日伪宪兵，反动党团骨干资本家等，也分别篡夺了经济师，业务组长等大权，把持着重要职位。这些家伙互相包庇，大搞资产阶级专政，排斥打击工农干部，有一位南下党员老干部谷元仁同志，由党送进大学培养后，分配到财科当副科长，这一小撮坏蛋对于这样的工农干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仅不分配工作，还诬蔑他土八路气，游击作风，上级后来又调一个党员干部来任副科长，他们又千方百计刁难。”
252  揭穿敌人反清理的阴某。
武汉微型电机厂工人，曾宪友、刘玉柏
“我厂有个小组，原来二十名人，就有二十条心，革命生产却搞不好，原来总以为是打“内仗”闹派性，这一次一揭发，揪出了一个大坏蛋，他把自己打扮成造反派，一会儿说对二派都要团结，不会又对站错同志（对参加百万雄师的人）说：“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经常散布“老保翻天了”的谣言。
253  6日，搬掉绊脚石，横扫害人虫。
记汉阳木材防腐厂猛捅马蜂窝的战斗   （全版）
摘录如下：文章说：“在八月份以前，汉阳木材防腐厂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革委被坏人钻进去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不了工厂，被革委会中坏头头煸动群众围攻。”
又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保守派组成的来支保的，使宣传队难以深入群众。”
“尤其引起宣传队注意的是，有一批人来宣传队，说厂中吴××（造反派头头）是好样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抗暴英雄”，又说某某革委会成员不是真正造反派，是原当权派的红人等等。”
这是为什么？！
宣传队决定对钻进革委会的吴××进行调查，揭穿他的阴谋，捅他的马蜂窝，揪斗吴××。
此时谣言四起，说宣传队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为保皇派撑腰。
有的工人冲进宣传队说：“谁是你们的组长，你们揪吴××有什么根据”，还到处压制不同观点群众，说什么“保皇派又来了”。
阶级敌人为什么这样猖狂呢，因他信自以为吴××是贫农出身，为了教育群众，决定从吴××是不是贫农出身打开缺口。
此时，吴××的老婆和一些不明真象群众到吴××家乡，想通过亲戚关系，找到大队贫协开证明。此时，工宣队也派专案组到达该村，当时，吴××老婆没有等到证明。
吴是不是贫农出身，经过宣传队专察组细致的调查。
吴四七年来到汉口，家中耕地出租，吴××哥哥在汉口开米店，吴××在米店帮忙帮忙，并帮哥哥管事，所以在土改时农村并没有给吴××划过成份。
真相大白后，群众打消了顾虑，短短七、八天内铺天盖地大字报贴满全厂，群众揭发吴的大量罪行，宣传队组织了三大规模斗争大会，打掉了这个钻进革委会的以造反头头（自居）的威风，职工群众喜气洋洋，生产日日上升。
254  8日，把清理阶级队伍引向纵身发展。
对造反派中犯了错误的同志帮助教育，使生产热气腾腾。
（前段对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称犯了错误，受蒙蔽的人，现在改为参加过造反派群众是犯了错误，受蒙蔽的人，这向翻手为去，覆手为雨，一天二重天，天又变了。）
255  9日，华师工人宣传队，带领师生员工，集中目标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
256  21日，武昌胶管厂在驻厂解放帮助下，稳、准、狠地挖出了一小撮埋藏得很深，隐藏得很久，伪装得很“巧妙”的阶级敌人。
这个厂原是五个资本家“投资”开办的，阶级队伍比较复杂，有些要害部门被坏人把持。
军宣队遇事同群众商量，用毛泽思想武装，最后查出证据确凿的一个地主出身的罪恶历史敌人，但是这个家伙死也不承认，大家摆出经过调查的材料，使这个家伙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低头认罪。
（军宣队、工宣队查出的坏人都是出身不好的人，和造反派不同之点是造反派不问出身，只向干未干坏事，整没整过人。）
257  26日，我市万余名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
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市40万军民隆重集会夹道欢送。
武汉警备区方铭同志讲话。
曾思玉、刘丰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出席了大会。

1968年12月

258  5日，湖北省、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共产党员代表大会决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通过
“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是整党建党的基础”。
认真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坚决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一切阴谋活动，认真掌握稳、准、狠的方针，不要为了求稳就缩手缩脚，坚持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古一击有功”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化 “要有文斗，不用武斗”。
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
（看来，这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毛主席开个大玩笑，一些人四清已经挨了整，你要跳出来为他们打抱不平，害他们的怒气暴发，向整他们的人报仇，使他们又犯下新的夺权罪行。现在，你又要他们来整我们，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想打倒刘少奇你就打倒，何必把我们老百姓都拖下水，而今刘少奇打倒了，你又用我们的泪水为你的干部洗脚，整他们是你叫我们整的，而今你不但不管我们死活，还要他们找我们出气，难道他们真的不恨你吗？）
259  10日，江岸机务段在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下，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向纵深发展。
有部份同志有斗争松懈思想麻痹轻敌，看不到更荫蔽，更狡猾的敌人存在，认为“该揪的都揪出来了”，“油水不大了”，“有条把泥鱼秋也掀不起大浪了”。
有人认为“现在清队该收尾，转入整党违党阶段了”。
还有人害怕，尤其对混进革委会的坏人不敢揭发，怕戴炮打“三红“的帽子。
军宣队在斗争实践中找到三条路子，一是追根到底顺藤摸瓜，大忆大查，文化大革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二是翻老账，捣老巢，彻底清查国民党的黑班底，三是四面出击，一场一场的批斗会，让敌人无处可藏，广大群众个个是战斗员，个个是调查员，南到蒲圻，北到信阳，东到黄石，西到襄凡，机车开到那里调查就到那里。
把一切混进“红色政权“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把造反派统统清光）
260  14日，造反派受压论“可以休矣”。
武汉新华织代厂老造反派张三荣、钟珍珠、李雪花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中，一小撮阶级敌人被广大革命群众，一个一个的挖了出来，他们不甘心死亡，叫骂“造反派受压了”，“老保翻天了”，军宣队站在保皇派一面，对造反派开始清算了，军宣队是来整造反派的，造反组织已不光荣了。
这次清理阶级队伍，是要清理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是整造反派，只是把脑袋钻进“红色政权”，“革委会”的一小撮坏家伙统统的清理出来，不让他们复僻资本主义。
坏人是坏人，造反派是造反派，清混进造反派中的坏头头，和混进“红色政友革委会的”坏人是二码事。
（这就是我们党一贯使用的政治语言，当年对国民党说：“国民党是好的只是蒋介石坏，我们反对的是蒋介石，不是国民党，结果不少国民党人上当。现在，又借造反派个别人的口，来骂造反派。）
261  15日，机关干部下农村搞斗、批、改好处多。
干部谈来农场五十天的体会。
262  洪山区属机关干部在解放军宣传队帮助下在农村搞斗、批、改。
大批判轰轰烈烈，清理阶级队伍成绩显着
263  16日，揪出狡猾敌人，使“造反派受压论”彻底破产。
武汉机床厂在军宣队帮助下，用革命舆论压倒反革命舆论。三车间有人写厂革委会新干部×××的大字板，此时有人坚决反对揪×××，说×××是工人，老造反派揪他大方向错了，“说因为他揪斗过老干部，现在要对他报复”，到处散布“×××没有问题”，“造反派受压了”，杨言要在揭批×××的群众当中揪坏人”，说什么“现在保皇派和结合过革委会的解放干部一起，利用军宣队不了解工厂内部情况，反攻倒“算”。
厂军宣队很快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反对清理阶级队伍的反动舆论，是一场严格的阶级斗争。
经过军宣队召开几十个各种不同的座谈会、谈心会、揭发会、接触各种人员，终于查明绝大多数职工员坚决同意揪出混入革委会的×××的，真正反对揪×××，并制造“造反派受压论”的只是聚集在×××周围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地、富、反、坏、右份子，国民党的余兵痞，劳改释放犯等阶级敌人。
264  市三医院深挖一小撮敌人。
市三医院在驻院解放军宣传队的支持帮助下，发动群众清理阶级队伍。
如有一个坏家伙，在对敌斗争的大会上，坐立不安，还在家中里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群众马上对他产生怀疑，反映给军宣队根据他平时表现，对他进行了内查外调，结果查出他是个隐藏了四十多年的大土匪头子，把他挖出来，进行全厂多次批斗。又一个伪装成“老工人”，隐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国民党特务也被挖了出来。
这伙家伙乘我党搞文化大革命之机，乘机揪斗党的好干部，党的积极份子，骂他们是“走资派”，“保皇派”对他们进行迫害，但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深入，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军宣队和厂专案组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讲明清队和整造反派是两回事，造反派是造反派，敌人是敌人，为了打消顾虑，清队专案组也参入了几个曾经的老造反派进来，一道工作。
265  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市三十三中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动师生深挖阶级敌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进校后发现有些革命师生不大愿意和自已接近，经调查发现一小撮阶级敌散布谣言，说：“工宣队就是过去保皇派，“百万雄师的原班人马”胡说什么，工宣队进校了，你们挨整的日子开始了。”
工宣队按照毛主席教导，深入师生中，进一步启发群众，通过大量工作，不久就查出了一个混入革命组织的历史反革命，把他的反革命言行一一揭发，在全校开展批斗大会，使师生提高了觉悟。
266  18日，原市直属机关干部450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走出机关，到农村去办学习班，搞好斗、批、改。
（军方以斗、批改名义将市直机关造反派和少数保皇派，中间派全部赶到农村，然后，将十五军原复员的军人，调入武汉，安排到市直、公、检、法机关，壮大自己势力，造、保二方都失了望。毛死后《当代中湖北》中说这是，四人帮和武汉帮派体系，为了夺权迫害广大干部的罪证。）
267  26日，武汉钢铁公司革委会胜利诞生。
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同志出席大会，曾思玉、方铭在大会上讲话。
268  27日，原省直属机关干部，坚决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到农村集中搞斗、批、改。
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出席大会
曾思玉、张体学在会上讲话
张体学指出“原省直机关的广大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把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老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反革命份子统统挖出来。
认真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和整党工作。
269  29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270  31日，一冶革委会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胜利诞生。
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革委会主任、于合，工代会代、表贫代会，红代会代表、胡崇元（造），工人代表、贾立成，一冶革委会副主任、江涛（支造干部）同志在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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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2月

2711月3日，清理阶级队伍，要抓紧，要注意政策。

——《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社论

272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批斗从严，处理从宽。

武汉第一皮鞋厂革委会，在定案中坚持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全厂举行批斗会二百余次，在驻厂军代表的帮助下，坚决执行党的定案政策，批斗从严、处理从宽。

对在运动中犯过错误的造反派头头，只要认真错误，能不给戴帽子的就尽量不戴帽子，有利于扩大教育面。

对运动期间受到造反派冲击的领导干部，军宣队也尽量做好他们的工作，不要一报还一报，翻烧饼。

在解放军宣传队的帮助下，厂革委会为犯有这样和那样错误的人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他们反复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他们指明出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多数人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但是仍有拒不交待，妄图蒙混过关的，对这两种人，厂军代表遵照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教导，对那些坦白交待罪行的，从宽处理。”

三车是有个反革命份子，经群众批斗后，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并有悔过自新的愿望，但他非常害怕戴上“帽子”，军宣队及时交待政策“戴不戴帽子，取决你是否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全部罪行，能否悔过自新，在群众的监督下，重新做人”。

政策攻心后这个反革命份子交待了一些罪行，并检举揭发了一些材料，在劳动中表现也不错，大家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象他这样可戴可不戴“帽子”的人，就不给戴“帽子”，而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如不老实，就随时随地的进行批斗，再不老实就随时给戴上。

对这个反革命份子从宽处理震动了全厂，在两天的时间里，就有四十三人不同程度地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

（一皮鞋厂共一千人，且不说别的，一下子就有43人交待材料，可见起码有一百人受到审查，占10%，实际上起码不下300人受到审察，这个面已经够大了，也说明这个厂造反派人数真还不少，估计有700人，老干部、保皇派只占少数。）

2735日，江岸车辆工厂在驻厂军代表的帮助下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运动中犯有错误的造反派头头，和混入红色政权，革委会的坏头头分别处理，采取了宽严结合。

一般问题从宽，政治问题从严。

偶然性问题从宽，一惯性问题从严。

历史问题从宽，现行问题从严。

（造反派中）一般成员从宽，主要头头从严。

支持造反派的（当权派中）民愤较小的从宽，民愤较大的从严。

主动坦白的从宽，拒不交待的从严。

态度老实的从宽，不老实的从严。

定案处理从宽，批判斗争从严。

274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

湖北省齿轮厂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认真做好犯错误新老干部的工作。

（造反派和支持造反的老干部）

在军宣队的帮助下，对原厂长反复研究，发现他只有一般历史问题，并已作过结论，认为这个干部出身比较穷苦，曾在部队工作多年立过战功，对党对毛主席有比较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文革中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只要他能真认识错误，愿意改正下就应该热忱帮助，大胆解放。

27512日，落实毛主席干部政策及时解放犯错误干部。

武汉桥梁机械厂革委会在驻厂军宣队帮助下统一职工思想。

27621日，粉碎敌人“反清理”的阴谋诡计。

武汉第二冷冻厂在解放军帮助下，打开了清理阶级队伍中深挖的新局面。

27722日，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翻案妖风。

坚决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搞 到底

省话剧团在工宣队领导下及时分析了本单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湖北省话剧团清理阶级伍经过一阶段斗争，揪出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最近，当工宣队宣传党的政策时，他们打着讨论政策的幌子，一个个跳出来为自己鸣冤叫屈，大刮翻案妖风，他们有的“想不通”有的胡说什么“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乱上钢”，有的把自己打扮成犯了错误的好人。

随着反击“反清理”逆流的高潮形成，敌人更加疯狂起来，有个混进“红色政权”革委会的家伙，在“集训班”时大搞反革命串连，说什么这个“问题不大”，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并十分嚣张地书写，哼吟旧体诗，借古喻今，发泄其梦想变天的反动情绪。

最后工宣队带领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强有力的反击，接连举行多次批斗大会，打消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并根据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采取了宽严结合的处理方法，分化瓦解敌人。

27823日，把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进行到底。

——《长江日报》社论

1969年2月

2793日，坚决击退敌人刮起的反清理妖风。

——驻武汉外国语学校工宣队

“正当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深入的时候，在少数人中间出现了

“老保行时，老造背时”，“清理阶级队伍过头了”等反清理奖论，担任校革委会副主任的一个革命小将，反应尤其强烈。一天下午，这个学生故意戴上了保（皇）守组织的袖章表示“老保翻天了”，他这一行为引起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革命群众强裂反对，几个正在被群众揭发，批斗的家伙暗自高兴。

有个教师还乘机抛出了连篇累累版的翻案书，叫嚷自己在运动初期受资产阶级原动路线迫害，受走资派迫害，而这个小将也竭力为这个辩护，说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好人，是打不倒的”，一时弄得群众中思想混乱。

工宣队马上组织调查，发现这个教师许多问题。

280痛打落水狗，粉碎敌人的新反扑。

驻华师一附中工宣队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武装群众。

28121日，毛主席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斗、批、改阶级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1969年3月-6月，武汉造反派受压一年后，开始反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因此3-6月报纸无本地新闻，也无反复旧运动的报道，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开始出面听取造反派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将朱鸿霞、胡厚明、吴焱金和军区刘丰等请到北京，当场解决存在问题，至此，武汉运动有所转变，请看289条，武钢烧结厂报导，就能看出变化。）

1969年3月

2823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

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28316日，充分发辉，党的政策威力，加快清理阶级队伍步伐。

——原市区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五七干校）

1969年4月

2842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中代表大会。

主席团秘书处公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28516日，毛主席最新指示。

“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286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

——林 彪

1969年5月

287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新密战友林副主席同“九大”代表和首都十万革民欢庆“五一”。

2887日，沿着毛主席八“五.七”指示的航向乘胜前进。

——《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社论

1969年6月

2892日，武钢烧结厂在党“九大”精神鼓舞下，一个干部，一个干部地落实干部政策。

全厂绝大部份应解放的科级以上干部，都解放了，唯有几个处级干部，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这几个干部都执行过大工贼刘少奇的反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压制过革命群众，犯有严重错误，群众有气。有的同志说，有的干部曾被打倒过，现在自己解放了，现在要去解放别的干部，自己又不敢说，还有的曾受过这个干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一听说要解放这个干部大冒三丈，坚决不同意。

在这情况下，厂革委会在军宣传的帮助下，学习北京六厂一校经验，查出干部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理解或理解不深，不能正确领导群众，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革到自已的头上，开始是“思想不能”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辛辛苦苦”做得不错，不愿上钢上线，当群众对他犯的错误批判、斗争之后，他又觉得自己犯错误太严重，产生了消极情绪，抱着“只求解放，不求结合（当官）”的态度，不求进取。

厂军宣队根据毛主席教导，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提高了认识，一个处理品级干部说：“学习了党的公告和毛主席著作后，使我认识到过去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架子也大了，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严重脱离了群众，革命群众在运动中对我的批判，是把我从修正主义的泥坑中救出来，我一定要努力改造世界观痛改前非，他这一态度改变，一些曾经受过他打击、压制的群众又耐心地和他谈心，更进一步逐进他们的认识，使他们非常感动。

（可见，反复旧运动后，各单位在文革中情况不一样，象武钢这样的大厂，居然还有造反派不同意解放四清运动中压制个自己的干部，而武汉市另一些单位老干部早解放了，上台了，而且正在清算运动中敢批斗曾斗过自己的造反派，看来，原因是武钢烧结厂，造反派人数太多了的缘故，另一原因是军宣传领导，本身就是造反派思想，或同情造反派一方，或造反派头头出身好，背景不一般，而那些敢清算造反派的单位，一是造反派头头出身不好，二是人数比保皇派少的原因。）

2906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反复旧后，武汉军方暂时对造反派作出让步）

——武汉新闻出版单位工宣队，陈焕梅、李智云

29111日，团结起来，把文艺战线的仗打好。（又开始听到团结的声音，不过，这是缓兵之计，以守为攻）

——驻湖北省歌剧团工宣队

29219日，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开始放宽对造反派的整治）

——驻江汉区财贸战线，工宣传第七指挥部

29323日，汽运五站，革委会中的老干部，发挥骨干作用。

关心、帮助新干部，维护革命大团结。

1969年7月

2943日，决心用毛主席的建党思想搞好整党建党。

武汉广大党员和军民，学习中央二板一刊“七一社论”。

（将造反派搞臭了，批到了，从革委会内清光了，开始重新建党，新入党的积极份子，当然就是当年“四清运动”的一样的，靠整人起家的新党员，造反派一个都不能入党，或者造反派中出身好条件硬的，入几个做做样子也行。）

29519日，无政府主义思潮必须克服。

——武汉玻璃厂工人、宋红文

296实行—元化领导，加强统一纪律。

——江汉—米厂革委会

1969年8月

2974日，政权建设中的一个新问题。

支左解放军，如何正确处理同新的领导班子的关系。

——八三四一部队，驻南口机车辆厂军宣队

（工厂派党委建成之后，军队党委必须退出，军人快完成任务，军方和由他们扶起来的保派新干部之间，由于权力问题，出现分歧，太上皇不好当，鬼子党也不好当。）

29818日，关于如何办好“五.七”干校的讨论。

——《人民日报》编者按

29919日，“开后门”危害甚大。

——武汉商场营业员

300坚决刹住“开后门”的歪风。

——武汉二七区几名工人

301从一坛酒看公与私的斗争

——驻二七食杂工宣队

30224日，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人民日报》评论点

1969年9月

3032日，痛斥武汉头号走资派（宋侃夫），在市郊搞资本主义的罪行。

30416日，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服从党的领导。

——国棉四厂革命委员会

（被解散了又被重新组建的工厂派党组织走向前台，开始要赶扶自己上台的恩人解放军了。）

305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派性。

——中南民族学院忠东
1969年10月

3066日，北京大学，革委会胜利延生。

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吴德、吴忠、丁国钰、李钟奇同志参加了大会。

北京学革委会主任、杨德中同志在大会上讲话。

3078日，大反无政府主义。

汉阳木村防腐厂革委会，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

30812日，伟大领导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

309武钢耐火村料厂革委会在军宣队帮助下，深入发动群众，深挖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杨）中的阶级敌人。

狠批大杂烩（北决杨），份子的阴谋，（扬子江）《评论》的反动实质把“造反派受压论”反动思潮彻底肃清。

通过大揭大批，提高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觉悟，把社会革命竞赛推向新高潮。

31014日，武钢耐火材料厂，革委会在军宣队帮助下，深挖反革命“大杂烩”（5.61、北决杨）中的阶级敌人，狠批反动（扬子江）《评论》散布的反动思想。

31119日，反动的《扬子江评论》的毒素必须彻底肃清。

——本报评论员

1969年11月

3123日，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份子镇压下去。

武汉市公判一批反革命杀人犯和刑事犯。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于十一月一日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了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杀人犯，陈荣长等十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分别判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和刑事犯罪份子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还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无资阶级政策，当场教育解放三名罪行较轻，态度较好的罪犯。

省委革会、省军区、武汉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出席大会。

市革委会负责同志，代表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为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一个围剿某反革命地下组织和其反动的《扬子江》《评论》的人民战争，正向前发展、深挖大杂火会（5.16、北决扬）的斗争相当激烈。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要高倍警惕，投入战斗中去。大会严正警告一小撮负偶顽抗的反革命份子，和刑事犯罪份子，要赶快投案自首，低头认罪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的出路。

（要说清查5.16、北决扬，是受四人帮迫害，那么鲁礼安和造反派们正是受四人帮迫害，而跟随四人帮迫害别人的，正是当年整过别人，后来别人在毛的煸动下骂了他们几句，斗了他们几回的当权派和保皇派，他们才是在文革中跟随四人帮迫害群众的骨干份子帮凶。）

31310日，团结成一个拳头，狠狠打击敌人。（又开始对造反派下手了）

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在军宣传帮助下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全厂狠揭猛批某反革命地下组织大杂烩（5.61、北决杨）及其反动刊物使厂革委会形成的“两套班子”，“二台戏”，“两个中心”的局面大大改变

——《扬子江》评论

31414日，不脱产革委会委员，在革委会中怎样发挥作用。

——甘肃省临洮县革委会

（革委会实际是军委会）

31530日，武汉军民愤怒批斗，反革命北决杨的黑后台

（湖北省副省长，支持造反派老干部孟夫唐，和在法国同对邓小平在一个党小组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老干部，王盛荣，过过江的，吃过糠的）

对其反动的《扬子江评论》彻底批判。

长期以来，这个老反革命份子，打着老革命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干尽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勾当，他是大叛徒，大卖国贼，王明的死党，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湖北代理人王任重的黑爪牙（王任重倒倒霉了，坏人都放在他的旗下，前段说张体学是，现在张体学被毛泽东点名解放了，又将孟夫唐放在他旗下，1978年王任重解放了，成了好人，又说孟大唐迫害王任重）。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一直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又迫不及待地从阴沟里爬出来，乔装打扮，粉墨登场，他变换各种反革命手段，所谓支持革命造反派，是响当当的支造干部，到处鼓吹中心论，挑动群众斗群众，暗地里支持地下组织大杂烩（北、决、扬）及其反动的（扬子江）《评论》。

煸动派性，大搞分裂主义，破坏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他削尖脑袋往红色政权里钻，他借各种名义，大刮翻案妖风，妄图为一小撮叛徒、特务，“牛鬼蛇神”“地富坏右份子”平反。

这次大会后将各区各大行型工厂、企业等单位，还将分别召开批斗大会，将他和他的地下大杂烩，（5.16、北决扬）《扬子江评论》批倒、批臭。

1969年12月

316 1日，在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光辉指引下。

中共武汉食品厂委员会胜利延生。

全厂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热烈欢迎。

省、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武汉部队后勤部，武汉地区第一批整党、建党试点单位代表参加了大会。

3175日，反复同资产阶级派性（造反派派性）作斗争。

“工宣队员吕师傅和（结合到革委会的）革命小将、李树森谈心，消除李的派性思想，可是没过多久，因为对一个干部的认识人（和革委会另一成员）发生分歧，小李又和对方不同观点的同志在马路上吵得不可开交，资产阶级（造反派）派性又使得他在大联合（革委会）的问题上走了回头路”。

吕师傅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小李做政治工作。

318资产阶级（造反派）派性真可恶。

青年工人郭启发同志终于和一个否定“四清”运动为自己的严重问题翻案的人划清界限，受到热烈的欢迎。

说起这件事，还有一段故事哩。

这个人（姓杜）原是小郭的师傅，因为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四清”运动中被开除了党籍。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小郭带头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成了造反派，并当了群众组织造反派头头，后来这个人就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小郭身上。多次想翻案小郭都大力支持。

这次厂中开展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中，群众揭发批判了那个家伙，有些问题涉及到小郭，小郭在反动起《扬子江》《评论》的毒素下只认观点同，不讲阶级清，对军宣队的话听不进。

（经军宣队反复做工作，才出现开头一幕）

3199日，原市直机关首批干部，奔赴“五.七”干校。（双一批农付复员退武军人到汉当干部，当警察）

又一批知识青年，城市居民前往农村。

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负责同志了席欢迎大会。

（武汉市大批市民被赶到农村，后来也说这是造反（四人帮）干的，要知道，此时造反派在受压，那么此时若是四人帮当道，谁是四人帮的帮凶呢？毛死后又一棍打在造反派身上，将他们置于死地，就67年，斗了当权派几次，终身不能脱身，当权派们（走资派）真可恨。）

32016日，长航武汉分公司。

狠揭猛批“大杂烩”（5.16、北决扬）提前完成全年计划。

32118日，评“造反吃亏论”。

——武汉部队后勤某部、陈换梅

——驻新闻战线工宣队

——武钢研究所、众向东

32227日，把围剿反革命大杂烩 （5.16、北决扬）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

省新华印刷厂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最新战斗号令中。

（各单位批斗会又开始运作，反复旧成了新罪行，造反派们又被关进私设监狱，五不准学习班中。）

32329日，痛斥反动的“造反阶级论”。

——硚口支左办公室。

1970年1月

32411日，党必须领导一切。

——驳：造反派坐天下，说啥就是啥。

——《工农兵评坛》乔左郑之

（文章指出，各级党委建立后，许多人把新建的党委当成“老保窝”“百万雄师”大本营，少数没清理出革委会的造反派，和新建立了党委闹对立。）

32522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

省委会会副主任张体学，市革委会主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出席大会，方铭讲了话。

我市今年首批奔赴农村干革命的革命干部、知识青年城市居民、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退休干部、退休工人和集体企业单位的职工满怀革命豪情，踏上继续革命的新征途。

（将老、弱、病、残都赶到农村，这是造反派们干的吗？若是“四人帮”干的那谁是四人帮在武汉的代理人呢？谁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呢？此时，造反派正在受压被赶下农村的人大半是参加过造反派的人。）

326全家下放农村，继续干革命。

江岸区沈阳街于因病退职黄文民经过斗私批修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带全家八口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干革命。

（被迫，背井离乡，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写这些痛苦现实，只一味骂造反派呢，我们时代为什么没有鲁迅呢，台湾的李傲呢，文艺工作者、作家都是一批御用文人、走狗。）

327插队落户，革命到底。

——武汉港务局退休老工人、余福山

余福山说：“我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我十八岁就做码头工人，受尽了国民党封建把头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后，我们做了主人，现在我年纪大了，国家让我退休，有吃有穿，过着幸福的晚年，“现在党号召上山下乡，我一定听党的话，坚决走革命道路”。

现在长航已经有一千多名退休工人报名下乡，我坚决拥护。

（被迫流放，还要说感谢党，这是他们的真心话嘛，这是造反派干的事吗。）

328还要努力作战。

——坚决把对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的斗争进行到底。

——本报评论员
329对一小撮反革命份子就是要压。

——彻底批臭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所谓十七年来受压最深的就是造反精神最强的反革命谬论。

——军、学、工

1970年2月

3301日，乘“积代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强劲东风，创革命生产优异成绩。

“积代会”代表发誓记。

3319日，查敌情，找问题，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这个公司有一个基层单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文化大革命中反复较多，进一步调查发现，公司几个坏人与那个“大杂烩”（5.16、北决扬）有联系。

33221日，粉碎反革命之后，勇敢投入对敌斗争。

武医附属一院批判“造反危险论”会议纪要。

——工宣队副指挥长、吴从新（原百万雄师成员）

“造反危险论”一出笼就在一些同志身上获得了市场，到自已过去的“战友”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受到了斗争，也跟着敌人哼起“造反造反，实在危险，有功无赏，挨斗没完”的歪调来。

——工宣队员、刘士安（原百万雄师成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革命群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伟大号召，造走资派的反，这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但是有人却说什么：“当初不造反，不当头头，何至今日担这大的风险”。

说这种话的人有的是阶级敌人，好象今天他们成了反革命份子跟造反有关，其实这此人与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赤博上阵，登台表演，更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

1970年3月

33315日，武钢动力部电讯车间党支部，带领党员在对敌斗争中，认真学习新党章，发辉先锋模范作用。

这个车间党支部，成员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最新的号令中坚定地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领导群众向阶级敌人冲杀，有一个坏家伙公开为自己的罪行翻案，老工人、党支部副书记张全英，立即挺身而出，同这个坏家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33431日，江岸机务段党委，积极发动家属投入对敌斗争。

1970年4月

3357日，剥开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所谓“路线斗争专家”的画皮。

——武汉肉联系革委会大批判组，武汉大学文科教育革命分队。

336彻底批判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鼓吹的反动思潮“评论”，不许重弹“造反吃亏”的怪调。

愤怒控诉反动的“造反派阶级论”对我的毒害。

337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镇压反革命。

所谓“十七年受压的造反精神最强”是反动的“造反阶级论”的核心。

“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中的一小撮”，“十七年来受压最深的”阶级敌人，他们正是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机会，利用言论自由，而大肆贩卖反动的“造反阶级论”，来达到破坏文革命革命的目的。

33826日，武汉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5月

33913日，结成“死党”，也救不了“大杂烩”（5.16、北决扬）的命。

——武昌区革委会大批判组。

340垂死的哀鸣。

——韩向东

最近，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中一小撮死硬份子在绝望中声嘶力竭地嚎叫“生为我这一派生，死为我这一派死”。

34129日，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整党建党。

3506厂遵照毛主席58字建党纲领。

该厂某连临时党支部，在帮助一个在对敌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时，由于受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反动思潮的引响，党员观念不强，犯了严重错误，但对错误有一定认识有悔改之意（造反派党员）对这个党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在其深刻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仍做骨干使用。

1970年6月

34210日，深挖“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骨干份子。

——武昌区工交局长春观领导小组，在对敌斗争中发动群众

343哀鸣也挽救不了敌人彻底完蛋。

——湖北医学院批判组

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曾经起劲地鼓吹，一贯正确论，他们披着“革命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自封“响当当，硬梆梆”。

34428日，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翻案活动。

——爱武副食品商店，革命群众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

345敌人胆敢再兴风作浪，就把他再次斗倒。

——硚区商业战线召开批斗大会。

1970年7月

34613日，越是形势大好，越要狠抓阶级斗争。

——武汉染料厂，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

347发动群众，再次斗倒妄图翻案的敌人。

——武汉滨湖机械厂，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狠抓阶级斗争

武汉滨湖机械厂部份同志，在一片大好形势产生了阶级斗争搞得差不多了，那个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及其同伙都被揪出来了，它的反动思潮已批得臭不可闻，剩下的几条泥鱼秋也翻不了大浪的错误思想。

34820日，粉碎创阶级敌人“乱中夺权”的罪恶阴谋。

肃清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的余毒。

——武汉锅炉厂工人评论组

1970年8月

34917日，湖北印刷厂坚持革命大批判，粉碎敌人破坏活动。

这个工厂部份群众在新形势下产生了“该斗的斗了，该批的批了，对敌斗争没有了，应该集中精力搞生产了”，的错误想法“两眼只见机四转，两耳只听锣鼓声，看不到敌人在磨刀”，因此一度放松了，革命大批判，放松了对敌斗争。

350扫除障碍，深入开展对敌斗争。

驻江岸瓦楞厂，毛泽来思想宣传队充分发动群众，对敌斗争有人散布“运动搞过头了，整了群众，犯了方向错误”，有几个家伙也乘机蠢蠢欲动，鸣冤叫屈，甚至叫嚣要翻案。

35121日，对敌狠，对已和。

——延安街海寿纸品厂，出席市“积代会”代表，周美英。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站错了阶（指参加了保皇派），犯了错误厂里一小撮阶级敌人（指造反派），乘机大搞阶级板复，迫使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家，由于私心杂念作怪，我认为当干部吃亏，想离厂回老家（农村）去，有些群众受阶级敌人蒙敝，也反对我，我想正好意见越多越好下马，好长一段时间，我和厂里群众开会坐不拢，不久，整党、建党开始了，我反复学习了新党章，想到几年来，毛主席战略布署，在我厂不能落实，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造反派）破坏的结果，要打击敌人，就要团结同志，于是，我走访群众，找群众谈心，终于在隐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造反派头头）揪了出来。

1970年9月

35219日，一定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

——本板评论员

当前有的单位对“一打三反”运动所以抓得不紧，主要是“差不多”的思想作怪，什么“清队过去了”，“整党快完了”，“该斗的斗了”，“该批的批了”，“该查的查了”，“该清的清了”，“一打三反”搞得差不多了。

（清队名字叫了三年了，现在改用一打三反新名词，目的仍然是整造反派。）

1970年10月

3539日，克服松劲情绪，抓紧“一打三反”运动。

——武昌区革委会驻大桥菜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一步发动群众。

35414日，以大批判开路，推动“一打三反”运动。

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锅炉队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

锅炉阶临时党支部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巨大鼓舞下，认真总结了前一阶段“一打三反”运动的经验，一致认识到，只有密切结合本单位阶级斗争实际，上挂大叛徒刘少奇，下联本单位的活靶子，才能推动“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11月

35511日，再谈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

——本报评论员

从武汉实际情况看，经过四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经过“清理阶级队伍”之后，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那些披着各色各样外衣的阶级敌人一个一个地被广大革命揪了出来，但是，绝对不能认为，我们的清队工作已经很彻底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份子。

当前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可以看出，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社会渣滓，一有机会就泡渣浮起，兴风作浪，进行捣乱。

35631日，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抓紧“一打三反“运动。

——驻华中工学院工宣队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武装群众

1970年12月

357 11日，总结经验教训，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

——汉阳区革委会报导组

1971年1月

35816日，继续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

——武汉重型机床厂军宣队

1971年2月

35917日，狠批极“左”思潮，推动“一打三反”运动。

武汉水泵厂革委会带领革命群众。

“开始，有些同志认为批极“左”思潮没有什搞头，过去批判过，现在还批，那不是炒现饭”。

“因为它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带有一定的迷惑性，使有些人一时识别不可它的反动性，危害性而受其毒害，煸动极“左”思潮，是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重要特点，批判极“左”思潮，彻底肃清其余毒，对于清查和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意义”。

36018日，“友情为重”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变种。

——揭穿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杨）鼓吹所谓“友情为重”的阴谋诡计。

——国棉一厂革命大批判小组

36122日，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要“压”。

——再批“造反派受压论”

——驻武汉市农业学校工宣队（百万雄师）评论组

——武医一院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

36225日，中共武汉市五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新市委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方铭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昭剑（军）、田文（军）、韩宁夫（支保干部）、王克文（先支保后支造干部）为市委书记。

1971年3月

3631日，历史车轮定将一切反动派辗得粉碎。

—深入批判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的“三干”政策。

武汉重型机床厂二十二、八十四、六十一连，革命大批判组。

364 16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1971年4月

3651日，中共湖北省三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

曾思玉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丰为第二书记、张体学（先支保后支造干部）、张玉华（军）、孔庆德（军）、姜一、潘振武为书记。

36620日，江岸车辆厂党委，认真做犯错误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如有一个青的工人，受极“左”思想的引响，跟着反革命份子干了一些坏事，群众很气愤。当群众帮助他时，他的态度很不好，工厂党委为使他认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发动群众对他的错误进行了批判，通过批判，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确受了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的到利用，干了危害党和人民的事。

1971年5月

36715日，做好犯错误人的思想转化工作。

——驻武汉重型机床厂军宣队

“有些人的错误思想受到批判时，开始口服心不服，认为是“受压了”在广大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反革命“大杂烩”（5.16、北决扬）的罪行之后，他们才感到原来自己所作所为，是当了阶级敌人的炮筒子。”

1971年6月

36819日，百倍警惕，坚持斗争。

——武汉港务局、朱格声

“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必定要以十倍疯狂破坏和捣乱，我们必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

1971年7月

36911日，李先念和李德生同志率我国党政代表团到达平壤，参加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字十周年。

1971年8月

37021日，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古巴依拉克等18各国向联合国提出决议案。

37130日，党要管党。

——3604厂五连党支部的经验

1971年9月

37213日， 武汉造船厂党委，依靠群众多快好省地发展造船工业。

（林彪今日出事，但报上无消息）

373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

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党支部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群众狠抓革命大批判，使“一打三反”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的领导同志认为，前一段“一打三反”运动搞得差不多了。

一天上午，一个坏份子，利用生产时间，用公家的材料干私活，被车间书记发现了，下午就召开了批斗大会，斗得这个家伙汗流满脸，狼狈不堪。

会后，大家议论开了，这个家伙在“清队”中被挖出来之后，我们对他管制得很严，平时这个家伙走路低着头，说话垂看手，今天却无法无天，干起私活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呢？

武汉锅炉厂301车间刮钳钻工人学哲学小组。

这个家伙的问题被揭露之后，开始大家都警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迫于群众专政的威力，只好“乖乖”地劳动。

（请看当年造反派们过的什么日子，这个工人肯定是造反派，文革中不是保皇派就是造反派，无中间路线可走，若不参加群众组织，就说你不革命，身为书记必定是保皇派，拿了点公家材料干私活当时工厂很普遍这次借机批斗，但毛死后，明明造反派受压却反过来说，他们自己受压，毛死后，这个工人照样不翻身。）

其实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份子，时刻都在寻找机会，从事破坏和捣蛋，我们一定要百倍警惕。

37423日，中共湖北省委员会。

关于认真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通知。

（开始准备传达林彪事件的公开准备举动，事发了十天，全世界人都不知道内幕。）

1971年10月

3751日，外交部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

3769日，伟大领袖毛高席会见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陛下。

（会见照片上，第一次由毛一人出面，以往是毛、林二人。此时，关在全市各工厂监狱中和在车间监督劳动的造反派们已全都预感有问题，但当时他们都在监督劳动，管理很严，没有一点风声，造反派们被军宣队、工宣队（百万雄师）被关、被批、被斗近四年回头，快有希望了。）

1971年11月

37711日，我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代表团，前往纽约。

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郭沫若、姬鹏飞等机场欢迎。

1971年12月

37827日，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评论员

37928日，重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接局。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写作小组

1972年1月

38011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

伟大领袖毛席参加了追悼会。

（林彪事件后，毛自感有罪于战友，良心发现。同时，也发现被他利用的造反派们还关在全国各工厂机关监狱中，他在考虑怎么办。）

38119日，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

“对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技术干部，经过群众的批评（判）帮助，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以后，也（应）及时予以妥善安排”。

38221日，湖北省暨武汉市革委会解放军驻武汉部队，扰军优属拥政爱民大会在汉隆重举行。

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肖思明、张玉华、姜一、潘振武、饶兴礼、李光军、钟文法、傅传作、肖前、信俊杰、张洪等省委、政府、军区领导人参加会议。

在汉中共委员董明会（造反派）、夏邦银（造反派）、候计中央委员谢望春（造反派），中共武汉市委、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负责人方铭、韩宁夫（支保干部）、田文、王克文（先支保后支造干部）、王克文、赵奋、刘海江等出席大会。

（三个造反派中央委员公开亮相，说明毛在内部必有讲话，不过读者注意：那个一直镇压造反的支保干部，韩宁夫，台上稳座，造反派们从来未斗过他，真应后悔。）

1972年2月

3832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

同他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谈话，基辛格博士、周恩来总理等参加会见。

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吴德等到机场迎接。

1972年3月

38416日，天才论就是先验论。

——湖北农机学院写作组

38530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谢富治同志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朱德、江青、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

国防委委会副主席、付作义。

（民主党派开始亮机，阶级斗争的气氛开始缓和。）

1972年4月

38620日，湖北地区十多所大专院校相继开学。

“各地在招生过程中，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员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在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中，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以主人翁的姿态，认真负责。他们说：“过去招收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说了算”，现在招收大学生，是由我们工人、贫下中农推荐”。

38725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缓和之风开始吹来）

——《人民日报》社论

（开始对各单位监督劳动的造反派开始松动）

引用毛泽东的论述为：

“要相信万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可以改的。”

“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

（对快惩死的造反派们，发放救药，在三年前为什么不发，非要9.13后过半年才发？！此时报纸无地方消息，《长江日报》90%以上为中央消息。跟随林彪的军宣队，整过造反派的当权派们忧心忡忡，害怕造反派们又找他们算帐。）

1972年5月

38831日，办好工厂、图书室，为三大革命斗争服务。

汉阳轧钢厂党委在路线教育中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1972年6月

38913日，大胆使用老知识份子，积极培养新生力量（对造反派开始松动）

——湖北医学院认真落实党的知识份子政策

39028日，在使用中加强对知识份子的再教育（又要用，又害怕，又不信任）

——武汉铁路分局，广水工务段党委认真落实知识份子政策

391充分调动中，老年教师的积极性。

市十四中，党支部认真落实党的知识份子政策。

392在斗争中培养大批新干部

——武钢运输部党委

“新干部，原料站党支部书记余以荣，原是工人，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他党得自己在这个站工作多年，情况熟悉，只要来得早，走晚点，多干点就行了，结果站内出现问题，运输局党委常委革委会计主任周兆定发现后，就和他一道学习。调查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终于找出了事故多的真正原因，是一个坏家伙在煽动无政府主义，于是发动群众及时对这个家伙进行了揭发、批判。

为了帮助新干部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增长才干，运输部党委大胆地把余放到工作比较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党支部书记王太平调到那里工作，他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挖出了隐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使这个单位迅速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

1972年7月

39316日，武汉万余游泳大军，今日横渡长江。

——热烈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六周年

39431日，深入现场，跟班劳动。

武钢运输部车辆段党支部教育新干部，正确对待和积极使用老干部。

——冶企业公司党委

这个党委注意根据老干部具体情况，安排他们担任适当的工作。

一位担任原机关科室领导工作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指四清运动中），和文化大革命担任领导工作，党委认真研究对这个干部犯错误的环境，和根源作了全面的历史分析，认为这个干部主要的是没有学好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结果上当受骗，属广大民内部矛盾，根据他的情况，党委安排了工作，让他抓全公司的基础工作。

395认真抓好批修整风这件头等大事。

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放手发动群众。

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合罪行。

1972年8月

3962日，戳穿“天才论”的诡辩。

——武大沙洋分校大批判组

（天才论是指林彪曾说毛是天才）

397“天才论”背后隐藏的祸心暴露无遗。

——武正言

39813日，要敢于反潮流。

武汉机床厂党委书记、吴心华，副书记、高顺龄（后任武汉市副市长），一轻局党委委员、黄志华，江岸区四新街党委书记、张诚，空字099部队黄芥田。

399严于解剖自己，做到自知之明。

武汉电缆厂，革委会主任、岳云。

三五零九厂革委会副主任、范广英。

1972年9月

4004日，积极推广“优选法”产品资量不断投高。

——国棉四厂党委

40113日，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武汉市机电局大批判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竭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大叫要“大搅大闹”闹得天翻地覆，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我们认为乱有二重性，阶级敌人跳出来，破功捣蛋是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明目张胆地煽动阶级敌人来造反无产资级的反，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

敌人跳出来这么一表演，就把伪装撕掉了，他们表现得越嚣张、暴露得就越充分，越彻底，失败得就越惨。

（根据这一说法，造反派们就是造无产阶级反的反革命，是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表演的一伙，你看，在清队中，一个个斗得象落水狗。）

402所谓批判“全党”就是反党。

——武汉国棉三厂，工人评论组

刘少奇一类骗子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全党的运动”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要巩固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削弱党的领导

（这句话明明是刘少奇要坚持的，他要“文革”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所以派出工作小组，而毛要自下而上，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反对派工作组，怎么今天将刘说的话，说是党说的，将毛说的话，说是刘说的，这简直不讲一点道理。）

批判全党，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把予头指向我们伟大的党，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脱离了党的领导，离开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方向，从而把文化大革命影响资产阶级轨道。

所谓“批判全党”的谬论，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利用我党整风之机，狂叫“要共产党下台”的反革命舆论如出一辙。

403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

——驳 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武斗有理”的反动谬论

好人斗坏人是应该。

坏人斗坏人是以毒攻毒。

坏人斗好人，好人受锻炼。

好人斗好人是误会。

不讲路线，不谈阶级斗争，猛力鼓吹那种抽掉阶级斗争，内容的“好人”“坏人”之争，就是要在我们党内、军内、革命队伍内制造分裂，煸动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向无产阶级进攻。

（刘少奇几时说过这句话，纯是瞎编，毛死后，有人说这名话是江青说的，此时江青在台上说的话，怪在刘少奇身上，岂不是不讲道理。）

1972年10月

40425日，艰苦奋斗干革命，谦虚谨慎永向前。

——记武汉仪表厂党委书记，军代表李伦同志的事迹，“厂里的新党委成立后，李伦同志担任了党委书记”。

群众说：“他有了成绩，就把自己划出去，有了问题就把自己划进去”。

（此时，全国自下而下，为军人天下，全国各省、市一把手都是军人，不少工厂也被军人控制，全国就只剩下国家主席一职了，毛打倒了刘少奇，换一个林彪更厉害，因此毛突然想起不能没国家主席，世界上，国家没有一个头真是少见，毛、林矛盾不可避免，毛自已又不好上台当国家毛席，那样一来，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岂不太惹眼了。）

1972年11月

4052日，弄清“乱”和“治”关系。

——湖北医学院报导组

为什么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斗争（因为）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触及了资产阶级其它在党内的代理人，因而遭到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激烈反对，一九五三年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时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同盟，想夺权没成功。（冤案）

一九五九年，当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洒红旗阔步前进的时候，彭德怀反党集团又跳了出来反对，又被粉碎了。（冤案）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一类骗子又大搞阴谋诡计，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结果遭到更惨重的失败。（冤案）

4069日，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

——武汉锅炉厂301车间划钳钻小组

“我的小组有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指造反派），他进行反革命活动，总是适应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气候，合着“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活动的拍子，时而进攻，时而退却，初期他书写反动日记，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大肆造谣，攻击党，污蔑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时机已到，又跳出来，大搞阶级报复（打击党的极极份子和老干部）刘少奇彻底覆灭后，他如丧考妣，到处为其黑主子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每跳出来一次，受到广大群众狠狠地打击之后，他才暂时收敛一下，他的活动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的反映”。

407偶然中有必然。

——武汉锅炉厂，201车间机床组。

“我们车间有一个人（指造反派），解放二十多年，一直隐瞒反革命历史，但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以为天下大乱了，于是自动跳了出来，气焰十分嚣张（此时报纸已不点造反派的名，这个人参加了造反派）（指造反派），经过一番表演后，充分暴露了反动面目，我们对他坚决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40811日，事向的发展有个过程。

——武汉供电局汉口线路工区工人，张风燧、周志彬

“我工区有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指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经党以“谈古论今”递烟送酒，和传播黄色小说，黄色音乐等方法来腐蚀，拉拢青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家伙乘机跳出来，在社会上网罗一小撮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亲密进行反革命活动（指参加了造反派，批斗当板派）（派性）“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群众根据平时觉察到的一些现象进行揭发，经过反复内查处调，终于查清了这个家伙原来是一个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份子”。

1972年12月

40916日，中共，湖北省五级干部会议胜利开幕。

深入批修整风、掀起农业学大案新高潮，孔庆德、姜一同志主持会议，王元生、潘振武同志分别传达了毛席和党中央指示。

曾思玉代表省委作了报告。

1、省委 2、地（市委）3、县 4、区 5、公社（委）五级代表参加了会议。

1973年1月（造反派形抛开始好转）

41017日，中共湖北省五级干部会议胜利闭幕。

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省委第一书记曾思玉同志代表省委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期间，省委第二书记王六生，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志作了书面发言，省委书记孔庆德、姜一、潘振武、赵修、韩宁夫、王克文等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

41127日，始终把批判予头对准刘少奇一类骗子。

武工业学校党委在批修整风中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1973年2月

41215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筹备共青团武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动员大会。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田文同志，副书记王哲南同志出席了大会。

共青团武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小组副组长，赵铁夫主持大会。

参加大会的有各区、局、大单位党委分管青年工作的书记，团委正、副书记和团的专职干部，部份基层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和部分共青团员，红卫兵代表共1300余人。

（为什么没有一个造反派骨干份子参加大会。）

41324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召开共青团湖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孔庆德、姜一、潘振武、赵修、韩宁夫，省委常委饶兴礼、丁凤英出席了大会。

（全省权力机关早已摆明，造反派它们怎样进行破坏活动呢，是他们不许演“洪湖水浪打浪”吗？）

1973年3月

41422日，积极培养工人新干部。

武钢运输部，车辆段党总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近几年来，这个段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先后从工人中提拔了一些较好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全是保皇派百万雄师骨干份子）。

工人新干部、陆梓樵被提为团总支书记后，出现脱离实际现象，党员支书记、王培龙对他进行了及时的帮助。

41526日，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记江陵县、张黄公社杨渊大队高秀兰小组。

1973年4月

4163日，武汉市召开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共青团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团员代表887人。

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领导同志王克文、丁凤英（保）、田文、董明会（造）、伍能光、文祥、王杰、王哲南、赵奋出席了大会。

汤有元同志代表市六次团代会筹备小组，作了（报告）。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选出市团委书记十五人，汤有元、韩美珍（女）为团市委书记，马畅达、杨战兵（女）为团市副书记。

41722日，市革委会召开应届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中共武汉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

孔庆德、潘振武、赵修、王克文、朱业奎、董明会（造）、文祥、王杰、王哲南、谢滋群、熊飞出席了大会。

省委书记孔庆德，省委书记、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讲了话，市委书记文祥作动员扳告。

（按、除董明会一人外，朱鸿霞、吴焱金、夏邦银、张立国无权出席）。

41823日，揭穿折衷主义的骗术。

——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谓革命产生 “两头照顾的谬论”。

武汉市二机床厂大批判组

41927日，武昌区千余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

四万多名干部群众夹道热烈欢送

——武昌区委报道组

1973年5月

42011日，共青团湖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选举产生了湖北省，第五届委员会。

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负责同志曾思玉（军）、王六生（军）、张体学、张玉华（军）、孔庆德（军）、姜一、潘振武、赵修（先支保后支造干部）、韩宁夫（支保干将）、王克文（先支保后支造干部）、饶兴礼、信俊杰（军）等了席大会。

曾思玉、韩宁夫、饶兴礼在大会上讲话，毛菊元作工作报告。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代表1436人。

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湖北省委批准，选出了团省委常委21名，毛菊元（女）、刘定桐、高玉泽（造）、张立国（造）、陈福生、汤有文同志任书记，胡德珍（女）、凌仲倜（女）、熊定龙同志任副书记。

42113日，武汉市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选举产生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

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领导同志王克文、丁凤英（保）、陈皙、田文（军）、董明会（造）、伍能光、文祥、王杰、王哲南、张绪（军）、刘惠农、张文斗、熊飞、吴焱金（造）、赵奋（军）、刘海江出席了大会。

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妇女联合会常委十五名，李友华为主任，徐淑贞、秦玉兰、朱玖、李晓林、董明玲为副主任。（以上为温和的保守派）

42219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武汉葛店化工厂，党委成员深入实际，依靠群众努力改变工厂面貌。

1973年6月

4231日，武汉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形势开始对造反派有所好转造保二方稍有平衡）

选举产生武汉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

省委、市委负责同志孔庆德（军）、潘振武（军）、赵修、王克文、李衍授、田文（军）、董明会（造）、伍能光，文祥、王杰、王哲南出席大会。

孔庆德、王克文、田文同志在会上讲话，董明会同志作工作报告。

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总工会常委21名，董明会（造）为主任、孙文英（中间派老干部）、刘道成（劳动模范、偏保）、吴炎金（造）、陈玉玺（老干部）、陈爱娥（保劳动模范）（女）、杨顺兴为副主任。

42411日，深入批修整风，大鼓革命干劲。

武汉地区工业生产形势大好。

五月份全地区工业生产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综合报导

42524日，湖北省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讲话。

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同志作报告。

省委第二书记，武汉部队第一政委、王六生，省委书记、孔庆德、姜一、潘振武、赵修、韩宁夫、王克文，省委常委、信俊杰、饶兴礼、马兆昆、薛坦、李衍授、阎钧、李飞、焦德秀、李进先、王利滨、马学礼，省革会会副主任朱鸿霞（造）、夏世厚，武汉部队副政委卫景濂，省军区副司令周忠甲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

在汉中共中央委员王超柱（保）、夏邦银（造）、董明会（造），候斗中央委员谢望春（造）（女）同志出席了开幕式。

（形势开始转向造反派一边，记住造反派对头韩宁夫仍在台上，先支保后支造干部，赵修、王克文守在他二边，他无法动弹，军队快要撤走了。）

426黄石、十堰、长航、武汉铁路局、一冶以及沙市、襄凡等五十多个县市，先后分别召开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工会，委员会。

1973年7月

42712日，湖北省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妇联第三届委员会。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委会主任，武汉市部队司令员、曾思玉，省委书记赵辛初、张玉华、孔庆德、姜一、潘振武、赵修、韩宁夫、王克文，省委常委信俊杰、张洪、饶兴礼、王步青、薛坦、李衍授、阎钧、李飞、张进先、马学礼，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造）、张立国（造）、夏世厚、以及武汉部队空军副司令员王德贵，省军区政治委员陈继德，副司令员傅庞如等同志出席了大会。

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中共湖北省委批准，湖北省妇女联合会常委工3人。

主任丁凤英（保），副主任陈皙、宫颖超、谢望春（造）、张典、李友华、王彩珠（造）、潘连英、辛志英。

（形势又变化，先支保，后支造干部赵辛初上台，军队将撤退造反派日子好起来。）

42824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关于召开全市一九七三年度，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决定。

批修整风为纲，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向新高潮。

1973年8月

4295日，抓大事、促大干、战高温、夺高产。

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工交，城建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

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武汉市委，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负责同志孔庆德、王克文、田文、董明会（造）、伍能光、文祥、刘惠农、熊飞、吴焱金（造），曹正科等同志和市直各部、工、青妇组织同志参加了大会。

文祥同志作报告，孔庆德、王克文同志讲了话。

（从报纸排列看得出，曾思玉后接赵辛初，赵肯定接管省委，孔庆德后接王克文，王肯定接市委一把手，王克文，原市委副书记，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斗了五十余次，被保皇派斗了近十次，最后，他听毛的话，选择支造成了先支保后支造干部，张体学、宋侃夫、赵辛初、赵修等一大批干部都对军人整造反造有看法，大部分站过来了，可惜毛死后，又倒霉了，宋侃夫说：“我怎么这倒霉，先支持红卫兵错了，后支持造反派又错了”，他老婆说：“你老了，老糊涂了”，最后，宋被调到全国总工会，挂个副主席而逝，宋侃夫好人造反派们你道谦。）

43012日，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

要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学生。

——0878部队陈建光

1973年9月

43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周恩来

4322日，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

4334日，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武汉市三轮车工人、陈春宝

4347日，张体学同志追掉会在京举行。

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同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大、国务院送了花圈。

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有关方面负责人、曾思玉、王六生、赵辛初、张玉华、孔庆德、姜一、潘振武、赵修、韩宁夫、王超柱（造）、董明会（造）、夏邦银（造）、谢望春（女、造）、信俊杰、李夫全、朱洪霞（造）、张立国（造）、姚喆、韩东山、文祥。

（如果张体学不死，武汉造反派命运可能好一些，韩宁夫也不敢放手整造反派，张体学人很忠厚，身不由已。文革初期，四清尾期虽整了不少人，但都是中央的命令，他是执行者，文革期间他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受尽羞辱，他先支保反听毛的话，改支造，后来保皇派都恨他，其实，他也经常为保皇派讲话。）

43511日，林彪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黄冈县因龙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亚华。

“林彪的亲哥哥林庆佛，是一个依仗敌伪势力，横行乡里，欺压人民，敲诈勒索，霸占民妻，民喷极大的恶霸地主。”“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黄冈县人民政府，根据林庆佛的罪行和群众的强烈要求，将林庆佛扣押，林彪得知后写信质问，为什么要杀林庆佛，林庆佛是否该杀。

由于林彪的包庇，这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份子逃脱无产阶级的法网。

一九四九年七月和同年底，林彪在武汉时，还二次用小汽车将地主份子林善甫、林清元、林华甫、芦献之、林贾氏（林彪的叔伯嫂子）接到自己住处，大摆筵席，酒肉相待，并亲自到门口迎接这些吸人民血汗的阶级敌人，林贼还牵着林贾氐的手，亲热的说：“贾姐你来了”临走时还特送60万元人民币（折合现在币60元）给地主份子林贾氐。

林彪见“牛鬼蛇神”就亲，见革命人民就恨，（他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43614日，反潮流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记武汉药用玻璃厂学习十大文件座谈。

1973年10月

4377日，中国武汉市委召开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大会中心会场设在武汉剧院。

省市委负责人、孔庆德、王克文、李衍授、田文、伍能光、文祥、王杰、王哲南、吴焱金（造）、刘惠农、谢滋群、熊飞、张文斗、崔致中等出席大会。

文祥同志作报告，孔庆德、王克文同志讲话。

43822日，孔子的“信”与林彪的“忠”。

——陈润年

“不是孔‘圣人’而是孔‘吃人’”。

——武汉港务局工人和武汉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批孔座谈会纪要。

1973年11月

4395日，孔孟的“天命”观与孔彪的“天才论”。

——华中工学院大批判组

44015日，要有革命的反潮流精神。

——武汉供电局修试工厂，工人评论组

441大胆提拔新干部。

——江汉区手管局根据接班人五个条件

44230日，武汉市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选举产生武汉市贫下中农协会，第三届委员会。

省、市负责同志、潘振武、王克文、田文、伍能光、文祥、王杰、王哲南、张绪、吴焱金（造）、刘惠农、谢滋群、张文斗、黎智出席闭幕式。

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孙锡成出席大会。

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中央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贫协常委十三名，曾运英同志为主任，崔光荣、齐昌海、叶梅、彭行孝、罗华启、夏春芝为副主任。

1973年12月

44313日，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国棉一厂党委深入学习十大文件。

44416日，市总工会召开工人看书学习，经验交流大会。

44518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44619日，热情支持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现的新生事物。

——武汉冶金建筑机械修造厂，工人评论组。

1974年1月

4475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发展大好形势。（开始为造反派说好话了）

3506之厂党委，革委会成员认真学习元旦社论。

44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汉阳区工业局部份干部学习十大文件座谈会侧记。

（按从68年底至73年底，四处多来对造反派批斗，清查时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好不好的问题，现在开始对造反派们落实政策时，就出现了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好象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整造反派就不好了，从这些文章中可以透视出当时局势是，中央要解脱被斗得遍体鳞伤的造反派们了，要解放他们了。但下面很多被造反派斗过的当权派不服气，四年还未整够，杀了才解恨。）

4498日，张铁生的信促进了教育革命。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丹东市第六中学引起的变化。

450考试制度也要来一场革命。

——武汉一冶一中高二（1）班，团小组。

4519日，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基本路线的背叛。

——彻底清算林彪反党集团疯狂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45212日，正确对待自己。

——武汉市交通局局长、孙华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装卸公司召开的一次批判（斗）会上，工人同志批评我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毒害深，这些年来，高高在上，不关心装卸工人的疾苦，不领导他们搞机械化，至今装卸工人还干着肩挑人扛的重体力劳动，工人同志们的批判一针见血触及了我的灵魂，当时，我含着热泪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帮助，如果我以后还继续在交通局工作，我一定要努力改正缺点和错误，如果我以后不在这里工作，我一定把自己的沉痛训告诉这里工作的同志，使他们不重犯我的错误。

站出来工作以后，我下决心用实际行动改正了自已的错误，几年来我们局党委和革命群众一起，狠抓批林整风，推动了大搞装卸机械化工作（受到群众拥护和欢迎）。

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要正确对待自己。

453正确对待群众。

——武昌车辆厂铸钢车间主任，党支部副书记、汪槐清。

“原来我也是个工人，在旧社会给地主做过长工，给资本家当过学徒，受尽了压迫和剥削。解放后，由于（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和党的培养，从一九五二年起当了干部，由于自己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而忽视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在对待群众方面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受到了群众的冲击（批斗）和批判”。

“怎样对待群众的冲击（批斗）和批判和批制（斗）过自己的群众闹对立，耿耿于怀还是认真检查自己，总结经验，继续革命”。

“联系自己对待群众态度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认识到群众要冲击，批判自己，是因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红卫兵扫四旧时将车间工人打成反革命，三家村，五类份子，对他进行了批斗、管制、戴帽、关押……等）群众有气，加上文化大革命前也自以为了不起，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民主，好骂人训人，脱离了群众，群众有急见，平时没有机会提，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由党领导，自由组织起来）把群众充分地发展起来后，群众对我的缺点、错识敢揭敢批，这正是群众路线，（民主）觉悟提高的表现，是一件大好事。当一个干部，要是群众不要愿意管你，就说明你与群众有距离，群众愿意管你，就说明群众还信任你，事实确实也是这样，要不是群众在运动中对我的冲击（批斗）和批判，我对我的错误和缺点，就不会看得清，记得深。

因此，我们对待群众的冲击（批斗）不应该耿耿于怀，而应当感谢群众（造反派），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这是当时的一些活思想，这位当权派谈出自己对曾斗争过自己的造反派不记仇，不报仇，希望武汉全市当权派（走资派）思想转过弯，不要再把造反派当敌人，五类份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