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豆 毛毛 纪念父亲张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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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命如此精彩  
——纪念父亲张铁夫

小豆　毛毛
　　父亲生命的精彩，首先在于个人的脉搏与民族的命运相连。父亲一九二二年出生在鲁西南一个农民的家庭。爷爷从县师范讲习所毕业，一生在家乡当小学教员兼务农，颇有声望。父亲从小在本村初级小学随爷爷读书。后来考取兖州乡村师范学校，接触了城市的社会生活，阅读了大量书刊，参加了当时已经风起云涌的学潮和抗日宣传活动，由一个热血青年，成为一个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一九三七年日寇逼近山东，学生随学校南迁，辗转河南、湖北、四川，一边流亡，一边组织起来，沿途深入民众，宣传抗日救亡。一路走来，对中国社会民众疾苦和国民党腐败独裁对日寇不抵抗有了深刻了解。流亡到达四川以后，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开始阅读大量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书刊，以及国内外左翼文艺作品。父亲的朋友中有一些地下中共党员，使父亲了解了共产党、红军、朱毛，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向往延安。后来，他投考民族革命大学，和一百五十多位被录取的同学一起过大巴山，翻秦岭，步行三千里到达延安。


　　延安是当时热血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在延安的岁月，是父亲终生难忘的岁月。虽然物质条件是艰苦的，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那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和民主的环境就是茁壮生长的最好土壤。进入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阅读大量国内外文学名著，接触萧三、吴玉章、周扬、何其芳等革命学者，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诗和小说，《解放日报》副刊、鲁艺办刊物《草叶》、边区文艺刊物《大众文艺》、《新诗歌》等都刊有他的作品。他还受学校委托作为组长带领几个系同学到三五八长江旅实习。鲁艺学习毕业之后，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工作。在此期间，他走遍延安周边地区，采写了大量消息、专访通讯、散文。比如他曾和鲁艺时的同学穆青去采访工业劳模赵占奎，写出专访通讯，反响热烈，中央因此指示在各解放区开展学习赵占奎运动。再如中共七大闭幕后召开的七大悼念全国死难烈士大会及中共中央追悼彭雪枫大会上，采写毛泽东在这两个大会上的讲话，悼念王若飞等四八烈士的活动，从迎灵、守灵、安葬到追悼大会的全部报道，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祝寿，边区劳模会、文代会，陪同中外记者团，毛主席到机场迎接马歇尔，延安各界代表欢送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欢迎他谈判归来的报道，都是父亲采写的。此外还深入农村蹲点采访，采写了大批农村通讯报道和评论，为《解放日报》写社论，为中共西北局起草文件。在采访期间，父亲曾三次和毛主席握手并回答主席提问。在延安的七年，是父亲一生中最亮的闪光点，虽然经历了审干“抢救失足者”这样的不愉快，但是他坚强地走过来，没有停下脚步。他晚年曾深情地回忆那段时光，他说:一九四四年夏季以后至一九四六年，是我工作最顺利收获最大的一段时间。经过近七年的学习锻炼，我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胡宗南进攻延安，结束了我在延安七年的生活，至今我还经常想念延安。后来，他成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撤出延安之后，新华总社成立，父亲作为前线分社随军记者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大别山之行，他写了一批通讯报道，解放初期集结出版，名为《香椿及其它》。


　　1949年5月16日湖北武汉解放，父亲作为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派出的先遣队带领十几个干部于5月22日从郑州到达武汉，当日进入伪《武汉日报》，一面接收，一面准备出版我们自己的报纸。日夜连续奋战，于次日由毛主席亲自题写报头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创刊。在此期间写了一批社论、论文、通讯。特别是与陈笑雨(司马龙)、郭小川(丁云)三人以“马铁丁”笔名合写的思想杂谈，《长江日报》专栏发表，每日一篇，每篇千字左右，连续近两年，思想敏锐，主题突出，短小精悍，针对性强，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久由武汉通俗出版社集成十一辑先后出版，而且多年来都反复再版。据不完全统计，《思想杂谈》的累计印数高达数百万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能有如此大的印量，是十分了不起的，当年的广大干部和青年，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后来，父亲奉调进京。当时的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一扫旧中国涣散、贫弱、腐败的面貌，展现出百废待兴的景象，父亲这一代从战争走向建设的干部，更是以百倍的自信，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投入工作。他先后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和协助中央制定政策。五十年代，协助李立三同志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研究工人阶级问题，在企业领导、管理制度、工人生活、企业民主等方面进行大量调查，总结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管理制度)三结合(领导、工人、技术人员)的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后来周总理要父亲起草这部分内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受到毛主席的赞扬。


　　六十年代初期，根据中央安排，全党投入了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父亲带领“四清”工作队整整两年吃住在农村，真正和农民实行“三同”。1966年从邯郸农村回北京开会，正逢“文化革命”开始的混乱时期，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父亲被任命为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按照市委决定，把八千“四清”工作队员集中到北京召开郊区农村“四清”干部会。但是在那种动乱的大局下召开会议谈何容易。人员刚集中起来，就受到“文革”风暴的冲击，大批大学生造反派闯进会议驻地进行串联和宣传鼓动，揪斗工作团领导干部。由于父亲认为党的会议不能搞“文革”那一套，坚决反对大学生进入党的会议串联，不同意随意揪斗领导干部，结果成为造反派批判对象，轮番批斗三昼夜不得休息。由于父亲不肯认罪，随之而来的是戴高帽子、绕场游斗、脸上涂墨水、群众专政监督劳动。1972年，父亲被任命为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他一上任就受到“四人帮”在北京市代理人的刁难和打击。由于父亲的一生都是光明磊落，从不患得患失，在延安审干时他就顶住压力，坚决不说假话，被朋友们誉为“老铁”、“铁人”，他并不惧怕“四人帮”，对那些代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抵制和斗争，为此，他赢得了一起工作的上下级共同的赞赏和支持，这是极其难得的。这一阶段，他和许多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支持各种形式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比如，和老友穆青一起策划向上反映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反对江青的文章；和老友李季、贺敬之商量为如何避开“四人帮”的封锁，恢复《诗刊》向毛主席写报告。他还尽力保护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在北京市几个宣传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上，针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提出“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只讲斗斗斗，批批批，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不要批判知识私有，不要批利润挂帅……”等等。因为这些，他遭到“四人帮”忌恨和追查，被新华社动态清样多次点名。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清查，表明宣传部所有人员都没有与“四人帮”有牵连。对于某些歪曲事实的不公正责难，父亲一如既往，坚持实事求是，不屈服压力，他努力向组织和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组织上的肯定，也得到市委机关许多干部的称道与支持。每逢年节，这些干部不论老少成群结队来家中看望这位瘦弱的老人，二十多年从不间断。他们共同回忆战斗的岁月，成为生死之交。


　　“文革”之后，父亲回到他始终热爱的农业政策研究领域。正逢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参加了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见证了伟大的变革。


　　父亲是山东人，对人赤诚侠义。他先后在六七个地区十几个机关工作，和每一个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都相处得很好。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每个时期都有一批知心的朋友和同志。离休后仍有不少朋友经常来看他，保持通讯联系的就有一二百人。尤其是一些由于历史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生活上有困难的朋友，他都想尽一切办法予以帮助，给予经济上和精神上、道义上的支持。对于那些运动中整过他的人，不记仇，不计个人恩怨。所以，不但是共同工作过的战友，一些朋友的子女也对他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不少成为他的忘年交。他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的信条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吹，不拍，不贪，不占；不伸手，不怕鬼，不信邪。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乐于助人不求人，无私心地宽。我这一辈子，参加革命六十多年，干了两年文艺工作，十年新闻工作，二十一年党的宣传工作，十五年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工作变动都是组织决定的，个人服从组织。有的老战友说我，如果一直干一行，那一定可以成为专家，现在只能是一个杂家。不过，我聊感欣慰的是，我曾给自己定过一条宗旨，做工作要比别人做得好，不在乎级别职位，但要做出明显成绩，让同志们和领导承认我的作用，这一条显然是做到了。”


　　父亲生命的精彩，还在于生命的顽强和坚韧。2003年秋天，久病的母亲离开了我们，父亲也因长期肺气肿导致肺功能衰竭，身体十分虚弱。按照医生的看法，他的肺已经吸不进多少氧气，对于一般人，脑因缺氧就会昏迷，他长期如此，习以为常。缺氧和哮喘影响肠胃，常年没有胃口，体重下降到八十斤。面对惊恐的我们，他费力地说:“你们放心，我死不了。”他尽一切努力加强锻炼，减少我们的担忧。但是，当我们最后告别母亲的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好在此刻我们已经不必心分两处。病床上的父亲全无当年雄姿英发的模样。花白的头发，灰白的面容，枯枝般的四肢，每隔十五分钟吸一次痰，当混合着血丝的痰液被强制吸出时，他的脸上便出现极其痛苦的表情。这种景象深深刺激和折磨着我们，几乎承受不了，夜夜因此惊醒，不能入睡。即便如此，病情仍然在恶化。医院最后提出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这个方案的实施面临风险。切气管要施行十几分钟的手术，对于八十多岁气若游丝的老人，成功恐怕只是心存侥幸。但是，父亲性格一向坚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把痛苦表现出来。而今面对不断吸痰的情景和时时出现在父亲脸上的痛苦表情，我们真是难以忍受。如果他是清醒的，如果他正经历难以承受的痛苦而又无法诉说，那我们更加无法安宁。他老了，没有力量抗争，我们不愿意看他受苦，平静也好，暴躁也好，只要他一切如常，我们就安心了。


　　令医务人员和家属称奇的是，老人衰老而微弱的生命居然度过了这一关。当医生允许我们进入病房时，我们看到他的脸上恢复了平静，像往常睡着了一样。我们感觉得到，他一定不再疼痛，我们揪作一团的心也舒展开来。后来，他睁开了眼睛，像刚刚睡醒觉。从那以后几年过去了，虽然老人再也没有离开过病床，也还不能脱离呼吸机，但是他能拿起笔和我们对话，又习惯地指挥我们，行使家长的权力。医护人员都说，老爷子的生命力真强。


　　一般来说，病人是脆弱的，可是父亲是坚强的，这的确令我们非常钦佩。他原来脾气急躁，我们想疾病和不适会使他难以忍受而更加暴躁。可是在最后的时光里，他平静地面对。他在床上躺了三年，气管切开，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不能说话，不能进食，不能翻身，这有多么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父亲在三年里从来没有表现出痛苦之情。要知道他一直是清醒的。每次我们去医院探视，他都表现出很平静、见到亲人很愉快的样子，逢年过节，都提笔写下祝福之辞；在早期有力气时常常让儿孙们用文字介绍国内外形势，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还给老朋友们写想念、问候的话语，对朋友、对家人、对晚辈的情谊浓浓地融在字里行间。他不愿意我们为他揪心、担心，他一辈子自强而助人，在病床上依然是这样，不断关注别人。他盼着我们来探视，又怕耽误我们的时间，经常是见面时的愉悦过后，就表示自己很好，不用担心，催我们赶紧回去忙自己的工作。的确，在三年里，我们尽量不去想他是一个病重的人，为他平静度过每一天，保持愉快的精神而欣慰。我们想，这其实是父亲为儿女着想一辈子尽力做的最后的事情。


　　我们不是坚强的人，常常患得患失，经受不起挫折，以为人人都是这样。父亲离我们而去，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这才知道，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坚强，人生也应该这样坚强。我们所承受的，比起父亲差得太远了。


　　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一年了，但是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相信，他也活在怀念他的战友和朋友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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