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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林 王德林 孙自凯 禹万新:通州史志网 内乱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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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乱的十年


2015-06-04 15:41:02
作者:张洪林 王德林 孙自凯 禹万新  来源:本站原创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运动”中北京首当其冲,通县也深受其害,一大批干部群众受到打击和摧残,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和破坏。
一、背景与序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范围日益扩大,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批判运动。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通县也在全县范围内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进行了批判。以此为端,通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通县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一哄而起并迅及全县,是与通县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复杂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的。通县是北京的东大门,与北京近在咫尺,驻通中央、市属单位多,信息灵通。特别是1964年10月发起的“四清运动”通州大会战,涉及大小单位3000多个,人员60多万,进驻会战地区指导运动的工作队员达2万多人。这些人中有中央单位的,也有市属各部门的。在会战中,当地干部的70%被列为审查对象,死亡141人。到1965年6月,
“四清”运动大体结束后,中共北京市委确定通县为兴国县(二战时期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式的实验县,并建立了实验县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也是“四清”工作队留守组,其任务是:解决“四清”遗留问题;把通县建成出粮、出兵、出干部、出经验的县。按照实验县的标准,县委和各公社党委从1965年冬开始实行机关革命化。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开展大批判,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制定了《机关革命化方案》和《精简机构方案》。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形成的“左”的意识和“阶级斗争”观念已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头脑中,虽然到1966年5月,机关革命化不了了之,但人们仍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遗留的各种社会矛盾还比较尖锐。这种社会背景为通县的“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展开打下基础。
经过一个时期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之后,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发表以后,通县实验县领导小组向全县传达了《通知》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并发动群众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6月3 日,实验县领导小组又向全体机关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通知》,随后县委、县人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门,纷纷贴大字报、开声讨会,批判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因实验县领导小组是按前市委的意见组建的,执行的是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自然也受到批判,并被迫自动解体。县委、县人委也处在半瘫痪状态。1966年6月15日,市委派“文革”工作组来通县,领导“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工作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天通县的各界代表万余人,分数批来县委机关,欢迎工作组。16日工作组和县委召开了县直机关大会,县委和工作组领导分别讲话,布置农村工作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决定公安局等7个县直单位和各公社进驻工作组,领导革命和生产。工作组号召“通县的广大干部群众行动起来,批判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指出通县受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影响很深,县委、县人委要自觉起来革命,肃清其流毒。晚上工作组又召开了通州镇居民代表和各学校师生代表共800人的会议,说明了工作组的来意,并表示一定不辜负通县人民的希望,同人民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
“文革”工作组进驻通县一个多月,领导了“三夏”工作,并发动党政机关、工交、财贸系统集中揭发批判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揭发批判前市委“安插”在通县的县委书记刘拓、县长赵春霄、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杨富荣。各单位也纷纷起来揭发批判本单位
的“修正主义路线”。随后驻通地区的北京光学仪器厂、塑料二厂等单位的造反派给本单位的领导戴上高帽子,纷纷上街游行,高喊“揪出旧市委派来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标语:“坚决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此为开端全县社会各界都纷纷起来“革命”。全县党政机关、直至基层组织的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8月,经工作组请示,中共北京市委改组了中共通县委员会,由8人组成县委常委会,市委派张进齐任书记,吕尚志任副书记。
二、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1966年8月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他借用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大字报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于、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通县和全国一样各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揪斗所谓的“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浪潮,学校的领导、教师受到批斗和体罚,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
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冲向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红卫兵唱着“革命造反歌”,查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家。以集会形式由红卫兵主持,将“黑五类”揪出来,剃成阴阳头,罚跪鞭打、脚踢,脖子挂上牌子,头上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还令他们交出“地契”、“变天帐”,如不交,就翻箱倒柜、四处搜查。一些古书籍、字画、古玩、古家俱、衣物、金银手饰,甚至孩子的玩具等等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抄走。城里的“黑五类”被抄家后又被遣送乡下。成百上千的红卫兵聚集在通县东西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抽打着被遣人员上车。有的被抽打得遍体鳞伤,有的被打死。一些“走资派”、“黑帮”也未逃脱被抄的命运,红卫兵曾多次到县长赵春霄家闹革命,搞得家属亲戚、街坊四邻都不安宁。在批斗过程中有的红卫兵私设公尝,用“跪砖头”、“坐飞机”、“叩头”、“扫膛腿”等等刑法逼供信,被审讯的人,血迹斑斑不忍目睹。
在运动中,凡是古书籍、街道名、文物古迹、老字号的牌子,甚至连人们比较新潮的装饰打扮等等都视为“旧文化”“封资修”的东西,都是革命的对象。并贴出大字报警告: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短发,男人不许留“飞机头”、穿港式衣裤。见到烫发的妇女,当即剪掉,见到穿高跟鞋的令其扭掉后跟。明代“大顺斋”糖火烧糕点铺的牌子、清代小楼饭庄的牌子被砸碎,学校、商店、工厂的名子前面加个“新”字;神路街、吉祥如意、弥陀庵、悟仙观等街巷名改为“人民路”、“反修路”等。就连以抗日将领赵登禹、佟麟阁命名的街巷也换了名称。文物古迹被破坏得更严重。通州的文庙、通州清真寺、张家湾清真寺、马驹桥清真寺、召里观音寺、里二泗佑民观的古建筑、通永道署门前铁铸二狮、土桥铁铸镇水兽、次渠的天官寺等文物古迹均遭到破坏,有的被彻底砸毁;通州伏魔大帝官内的文物几乎被毁尽;绝大部分古墓被破坏;市级重点文物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李卓吾墓碑被推倒。人民群众目睹这一切,感叹:“什么文化大革命?纯粹是文化大破坏!”
到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员工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这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通县的红卫兵也到全国各地去串连,“煽风点火”,帮助各地红卫兵“破四旧”搞“文化大革命”。虽然规定外出串连的人数不得超过红卫兵总数的20%,但实际上几乎倾巢出动。当党中央下令停止串连回校后,社会上又出现了很多造反组织。什么“红旗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伏虎兵团队”等等,斗封资修、斗走资派、斗黑帮,还相互争斗,把通县闹得乌烟瘴气。
1967年1月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2月4日、19 日和3月7日,中央分别发出通知,要求小学、中学、大专院校的师生复课闹革命。其后,一些中学和小学陆续复课。但红卫兵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武斗仍不止。1967年12月,通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发出“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但成效甚微。一直到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集首都造反派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开会,严厉批评了他们,实际上是下达了停止武斗的命令。毛泽东的谈话下达后,通县立即派工宣队、农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了学校。1969年1月又整顿了红卫兵组织,在县革委会内设专人管理红卫兵,从此,学校秩序才开始逐步稳定下来。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的这一号召发出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国掀起。到1969年,通县已积压了四届达5000余名初、高中毕业生,解决他们的就业成了当时的一大难题。毛泽东的号召发表后,县革委会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经过做工作,通县三中王左清等5名学生主动报名到边疆去插队,并徒步到内蒙凉城县金星大队,在那里落了户。县革委会对王左清等响应毛泽东号召的行动又进行了广泛宣传,组织学生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人民服务》等文章,结合讲革命形势做深入的思想工作,使昔日“造反”的红卫兵,体谅到国家困难。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凭着一股热情和冲动纷纷报名上山下乡。有的学生为表决心还改名“铁牛”、“耕耘”。最后城镇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分赴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夺权与武斗
红卫兵运动尘埃稍定,各种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一轰而起,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大的动乱——全面夺权、全面内乱。当时在上海张春桥亲手导演了“全面夺权、彻底夺权”的闹剧。1967年1月6 日,张春桥、姚文元指挥王洪文的“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煽动上万名群众一举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并发布了《告上海人民书》。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告上海人民书》,按语称这个夺权是“一月风暴”。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殃及到通县。
通县的造反派组织大小有数百个,主要分为两大派。1967年1月19日,一造反派组织夺了新县委的权,各局、各公社、生产大队、各工厂商店立即兴起了夺“走资派”权的“革命”风暴,各级党政领导统统靠边站。1月20日,另一造反派组织称通县是假夺权,又从那一派手里反夺权。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引发了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并一发不可收拾,使全县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
1月底,北京光学仪器厂的一派造反组织夺了厂内“走资派”的权。处在对立面的本厂另一派不服,即请来驻通县解放军某炮校“造反兵团”,以解放军支左的名义,协助展开了大辩论,两派互相攻击责骂,并发生武斗。炮校“造反兵团”在通洲大街上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说北光打了解放军,扣留解放军。要求北光交出扣留解放军的主谋。对此,各造反派及北京城内来通县串连的群众组织数千人分别支持两派,使通县的造反派分成了两大派。炮校“造反兵团”,组织了千余人包围了北光厂,通过武斗于2月8日帮助北光一派夺了另一派的权。差不多同一时间,发生了“翟里武斗事件”。翟里大队原系《红旗》杂志社搞“四清”运动的点。关锋、戚本禹(二人“文革”中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分任翟里“四清”工作队的一、五队队长。在“四清”运动中他们执行极左路线,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翟里群众就揭发关、戚推行极左路线,迫害干部群众
的问题。又有北京外贸学院、石油学院的部分师生来翟里搜集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准备回校后揭发他俩罪行。关、戚闻讯后,于1966年12月15日,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名义来翟里①,煽风点火,发动群众保卫“四清”成果,并对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副大队长邓万田说:“翟里是中央搞的‘四清’点,‘四清’是有成绩的,‘文革’是‘四清’的继续,也是巩固‘四清’成果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措施。”他们一再鼓邓万田,还要像“四清”那样,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为邓打气壮胆。于是邓万田组织部分群众成立了“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一司)。与其对立的群众同时也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造反团”。
1967年2月8日,翟里两派发生武斗,共打伤20多人。是夜《红旗》杂志社的周英(关锋爱人)等人纠集了“井岗山公社”、“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四清造反团”600余人②,乘汽车冲进翟里大队,进行打、砸、抢、抄、抓,门窗玻璃被打碎,桌子、柜子被掀翻。10多人被打伤,并将数人抓走送进监狱关押。后因邓万田保关、戚有功,戚本禹指使其亲信将邓万田安排在北京市农代会,使邓窃取了市农代会核心组组长和市革委会常委的职务,邓自称北京郊区县300万农民的小“领袖”。从此,邓万田成了关、戚插手通县“文化大革命”的联络员并挑起通县和其它郊区县多次的武斗事件。
3月3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红旗》)的社论发表了毛泽东实现革命三结合的指示,从此通县造反派组织,又围绕着“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和结合什么样的人,展开了更激烈地斗争。支左解放军为了稳定局势,建立革命委员会,支持县公安局逮捕了一派造反组织的三个头头。该组织又组织人员于1967年4月26日、5月17日、5月19日连续在县公安局门前游行示威静坐,给公安局、支左解放军施加压力。而对立面的造反组织也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拥护公安局和支左解放军。后卷入这场
斗争的越来越多,一些城里的大、中学校造反派也卷了进来。
在这种形势下,邓万田授意于关锋、戚本禹以翟里革委会的名义,发表了《对通县文化大革命当前形势的分析》,还以北京革委会常委、北京农代会核心组长的身份发表声明,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
两大派造反组织,为了将对方打成保守派,砸档案室、抢档案,编写材料,作为打派仗的“武器”,互相攻击,互相责骂。并多次发生两派互相抓人、抢人、打通县礼堂,打通州镇东大街浴池、打通县师范等武斗事件。只要抓住对立面的人,就要非法审讯,甚至严刑拷打。发生武斗的部门房屋损坏,门窗玻璃被砸碎,公共设施被毁,收音机、电风扇、地毯被抢走。
最为严重的通县邮电大楼武斗事件。1967年10月5日,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了“通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之后,一派造反组织集会、游行,贴大字报、大标语庆祝“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而另一派造反组织则对“筹备小组”不予承认,于是双方在大街上发生武斗,双方伤10人,死1人。10月18日,“通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成立大会,又发生了武斗,双方伤10多人,死1人。12月7日,发生通县邮电大楼武斗事件,当时一派围攻,一派撤至通县邮电大楼上进行防守。通县驻军和北京卫戌区支左办公室多次表态:坚决反对武斗。消息很快传到市革委会,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指示:“①不要农民进城,②保护机器设备,③不要打死人,④交出坏头头和凶手,切断电源、水源,加强政治攻势。”围攻的一派反复广播了谢富治的四点指示,并大打出手。9日晨,围攻者用石块、砖头、弹弓雨点般的袭击主楼,还投进装有汽油的瓶子用火攻。后又运来高压水泵用水攻,严冬寒天,楼房顷刻变成了一座冰山。下午4时30分,被围的人举着双手走下楼。围攻者手持长矛、大铲、棍奉分列两旁,很多人被打成重伤。后又将所谓的“战俘”138人押到斗争彭、罗、陆、杨大会筹备处,在地下室私设公堂,严刑拷问,并将几个头头送进北京第二监狱。
这次武斗事件,双方共打伤150余人,其中重伤42人,死亡1 人,有的造成终身残疾,邮电大楼被毁。电报、电话和国际线路中断四、五天。邮电局帐目被烧,损失现金1895.35元,丢失报刊费、邮票954.20元,损失库存电讯器材折款1658. 62元,损失消防车一辆。
四、建立革委会与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党中央对于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不得不加以约束了。报刊广播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指示、通知,要求学校停止串连,复课闹革命,工厂、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公路交通秩序,还派出了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以促进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而这些指示措施,在通县根本无法实施,造反派们继续折腾。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
禹因挑动群众斗群众被隔离审查后,关、戚支持的邓万田等人的气焰才有所收敛。在这种形势下,于12月30日建立了通县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代表房树瑜担任革委会主任,形成了党政合一、政群合一的领导体制,实行更高度的集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级革命委员会也陆续建立。
革委会的成立并没有遏制两派矛盾斗争的激化,而且把所有问题统统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1968年5月4日,县革委会作了“清理阶级队伍”部署。指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要“把修正主义集团在通县的代理人和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统统挖出来。要求各单位重点对准本单位的走资派、叛徒,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全县掀起一个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新高潮”。“清理阶级队伍”,首先从农林、农机、水利系统发动,提出大学习、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到5月13日,农机局揪出9人,农林局揪出8人,水利局揪出4人。5月17日,县革委会召开千人大会,让农机、农林、水利三个单位介绍了“经验”,并传达了市革委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几个问题》。随即在全县城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968年5月22日统计,5天内揪出了2973人,其中挖出的“坏人”821人,占揪斗人数的27%,揪出“叛徒”20人、“特务”28人、新5类分子5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67人、“混人群众组织的异己分子”168人、“反动资本家”9人、“走资派”36人、“站错队”的448人。在通县革委会印发的《当前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①中指出:还发现了南宁军统局秘书、河南省保安司令、伪东北骑兵司令、伪县长、七龙八虎、八大金刚等(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时,都查无实据。)到7月17日统计,全县共揪斗3944人,其中被揪斗致死的达154人。
不久,北京市革委会针对这一案件,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区县要认真贯彻毛泽东指示“对于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人要多作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随后县革委会又组织工宣队,解放军宣传队、贫下中农宣传队,分别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医疗、中小学、科技等单位),去掺“沙子”。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整顿党的组织、在未建立革委会的单位建立革委会。同时县革委会还采取举办县机关学习班的办法,集中“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宣传队进驻文教卫生单位后,不仅学校、医院未管理好,而且一大批知识分子又遭到了打击。
更严重的是将县直机关干部全部集中起来,把“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转向机关干部,使很多好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斗争和批判。先是在县招待所组织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县委、县人委机关,农林、农机、水利、电力、工业、建设、财税、粮食、文教卫生、县供销社、贸易公司、银行、零售管理处、广播站、文化馆、人民团体、工人俱乐部等单位干部共865人,集中食宿不准回家。一个月后,县革委会又根据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将这批干部转移到潮白河东300亩的荒地上,修建校合,建农林牧副渔多种生产劳动基地,命名为“五七红旗干校”。这些干部边劳动边改造。11月3日,县革委会作出了机关《精兵简政方案》,将县革委会机关的7个组和20个县直单位,精简为二部(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一室(办公室),编制160人(不包括企业部门),编外707人留在“红旗五七干校”继续“斗批改”。干校的任务是把“文化大 革命”中揪出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全体机关干部,再来一次大清查。清查出有“问题”的人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改造,晚上被批斗。其他干部实际上也是被劳改。一直到1970年上半年陆续落实干部政策,除少数干部外,大多数回到了原单位。在“五七”干校三年多的时间里,从县委书记、县长到一般干部,被揪斗的达100余人,个别人被斗致死,有的被斗致残。
截至1969年3月25日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县共揪斗6481人,占全县人口的1.1%,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1585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几乎全部平反。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还清查了“五•一六”分子。1968年初,在北京掀起了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邪风,还贴出了反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署名为“首都五•一六兵团”。毛泽东深深感到这种极左的反军反总理思潮发展下去,势必造成全国性的抵制“文化大革命”。因此,指示各地必须制止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泛滥。随即开始清查“五•一六”分子。在这个运动中,揪出了乱军反总理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同王力、关锋、戚本禹沆瀣一气的林彪、江青一伙,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声称反军、反周总理的“五•一六”就是反革命。他们发誓,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揪出来。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抓“五•一六”分子大会。以后,抓“五•一六”分子运动在首都普遍开展起来。在通县失去关锋、戚本禹这个后台的邓万田等,同样受到了批判、斗争。谢富治亲来通县,在解放军某部会议室召集会议,点名批判了县革委会的某位和几个造反派头头。被点名的几个人变成了“五•一六”的替罪羊。在这一运动中还批斗了一些造反派头头,也伤害了不少群众。但通县未定一个“五•一六”分子,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清查“五•一六”工作才不了了之。
五、“斗、批、改”与中共通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通县的李美英被选为九大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后李美英向县革委会传达了大会精神。九大后中央重点抓了北京“六厂二校”①的“斗批改”,总结了这些单位的经验,让全国各地仿照执行。中共北京市委指示,不仅工厂、学校,而且各个领域都照“六厂二校”经验搞“斗批改”。通县按照九大和市委部署的“斗批改”任务在全县开展了全面的“斗、批、改”。其内容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大批判,就是以清队、清“五•一六”中揪出的人为“靶子”进行批判。接着又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又开展批陈(伯达)整风运动,结合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批判陈伯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上挂下连,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总之,是进行漫无边际的大批判,涉及实际内容很少。县革委会1971年5月有个总结,其中指出:通过大批判和对敌斗争,清查出“五•一六”案件和同“五•一六”案件有牵连的案件12起,37人;“一打三反”运动查出刑事案件5起;反革命集团7个,清查出暗藏的阶级敌人186人,贪污盗窃集团5个;共贪污320.3万元,实物折款12.7万元,粮食28. 95万斤,粮票12.7万斤、布票1万尺。这些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成果”,在粉碎“四人帮”后,除个别贪污案件外,其余查无实据。整党建党是“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中共通县核心组在“大批判”中,在侉店(今甘棠)公社抓了整党试点。经过短时间的学习批判,于1970年7月19日建立了中共通县侉店公社委员会。随后在全县开展了整党工作。其标准是毛泽东的“50字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经过大批判、“吐故纳新”,处分了一部分党员,又按“50字纲领”发展了一部分新党员,然后建立党的组织。到1970年下半年,“16个公社除宋庄公社外其余都建立了基层党委;734个大队有677个建立了党支部;12个县直机关也正在筹建之中。有90%的党员恢复了党的生活,解放了一批干部,恢复了一些干部的职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造反派掌权的状况。这对稳定政治局面,推动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于1970年12月22日至25日召开了中共通县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出的512名代表中有496名参加了大会。中共通县核心组组长张鼎中作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报告。代表结合讨论报告学习了“九大”报告和新党章,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通县的代理人”,批判了“混入县革委会内部的极左思潮代表人物”。大会通过了今后任务:“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搞好‘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开展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极左思潮,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抓革命促生产,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使通县的工业、农业、副业来个全面大发展”。①最后选出了中共通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37人,候补委员4 人。书记为张鼎中(“支左”人员),副书记为张惠和(地方干部)、钮银昌(“支左”人员)、陈玉清(“支左”人员)。这次选举贯彻了毛泽东“要正确对待干部,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的指示,派性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人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不仅不能由大乱达到大治,而且越搞问题越多。庐山会议出了个陈伯达,贩卖唯心主义搞个人崇拜。1971年9月13日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这一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怀疑,因此,“文化大革命”降温了。1971年冬,广大干部群众陆续学习了党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三批材料,开展了“批林整风”。在此基础上,于1972年1月6日,中共通县县委召开了全体
委员会议。会议总结了“一打三反”、“批清”和生产等项工作,大讲革命生产大好形势。提出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苦战三年五年,建成大寨县。这次会议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整了一些政策,毛泽东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还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为陈毅恢复了名誉。这对通县的影响很大。1972年11月3日,中共通县县委专门召开落实干部政策会议,批判了林彪的极左路线,提出不仅要对“文化大革命”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受到党纪处分的,非正常死亡的进行复查甄别,还要对“四清”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以及“一打三反”、“批清”运动中的案件,都要进行复查,并按当时的政策重新作了处理。经过一年多的落
实干部政策,除个别确有历史问题并有结论者之外,刘拓、越春霄、杨富荣等700多名县直干部和教师科技人员绝大部分得到了解脱。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将11768份莫须有的罪名材料,当众销毁,并恢复了农业、工业、水利、农机等工作机构,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渐恢复。
六、批判“回潮”与庆祝“四人帮”倒台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在十大上篡夺的部分权力,搞起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把矛头指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江青到处鼓吹批现代的“儒”、批党内“大儒”,批“周公”、批“宰相”。
中共通县县委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部署,1974年2月,发出了“批林批孔”的通知,并组织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理论辅导员千余人,分批分期地听市委举办的“批林批孔”的辅导报告。“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广大党员、干部先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在自学的基础上再大会听报告小会讨论,接着批判林彪推崇的“孔孟之道”、“克己复礼”、“天命论”、“上智下愚”、“男尊女卑”等思想。这个运动,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大造声势,但广大干部群众,对好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已厌倦,再也没有那么高的热情,很多单位在“批林批孔”中,把孔老二的故事和林彪的丑态,只是当作笑谈、解闷,根本就引导不到周恩来身上。直到1974 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和长篇按语,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回潮”后,在通县教育战线上掀起了一些波澜。一时县委大院内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也只是对准当时的领导,要破什么“师道尊严”等等。刚刚恢复了学校教育秩序,再度出现混乱,但未能酿成大波。县委大力宣传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谁还跟着极左思潮跑?
1975年12月初,中共通县县委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批示,布置了学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的大方向不容篡改》,提醒大家“走资派还在走”,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提出批“回潮风”。但只是大喊,批不起来。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4日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锋芒直指“四人帮”。5日,异常气愤的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中央把当时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
周总理逝世后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一次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的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广泛抵制,批判未能掀起高潮。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对各级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进行整顿,使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起色,生产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通县1975年粮食总产达到了53000万斤,亩产714斤,比1971年增长42%,工业总产值9951万元,比1974年增长12%)。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弊端,认识到只有把生产搞上去,才有好日子过。虽然上级一再指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走过场,但几乎是都忙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确实走了过场。1976年是多灾之年,三位国家主要领导人相继离开了人世,又有涝灾、地震灾害,广大人民群众陷入了极其悲痛和困苦之中,再也没有心思搞什么运动了。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党集团,加紧了篡夺领导权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6年10月6日,顺从人民的意愿,毅然决然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长达十年之久的劫难终于结束了。
10月23日,中共通县县委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七、抓革命促生产
(一)抵制极左思潮 抓革命促生产
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当然这决不是文革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主要集中在城镇、学校、机关,工农业生产受影响不大。所以1966年在受到严重水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17100万公斤,亩产160公斤,与1965年基本持平。工副业生产也维持了1965年的水平。1966年11月,新组成的县委还召开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实际上是生产总结大会。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总结了一年的工农业生产,表彰了10个学习、生产双丰收的先进集体和66个先进个人。
1967年1月,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夺权之风遍及全县,新组成的县委被夺了权,书记张进齐、副书记吕尚志也被批斗。各局、各公社和很多工厂、商店、学校、生产队也被夺了权。随之各造反派之间为争权打起了派仗,使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县人委一些未被揪斗的干部在驻通解放军协助下,予3月2日成立了以当地驻军为主的“通县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这个临时行政机构,既抓“运动”又抓生产。县革委会成立后,这个组织就主要抓生产了,后来才逐渐被革委会农林组、工交组所代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在动乱中组建了各公社的生产班子,制定了1967年的生产计划。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在全县组织了1000多个科技小组,搞试验田、丰产田、旱涝保收田,推广了小麦两肥三水技术,玉米密植技术、白薯薄膜育秧技术和棉花栽培技术等。1967年三夏、三秋(秋收、秋种、秋耕)又组成专门班子,深入到基层抓生产。因此,1967年的粮食总产达到了17521万公斤,棉花总产315.2万公斤,比1966年略有增加。在工副业生产上达到了2588.47万元,比1966年增加16%。
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共中央连续发了三个关于“抓革命保生产”的文件,提出生产建设部门、财贸部门,应加强组织指挥机构,保证各项工作正常进行。职工要坚守岗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要带动生产发展。八小时外进行革命,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遵守纪律,保证生产质量。1974年7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一些错误言行。驳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革命压生产的行为。据此,中共北京市委、中共通县县委也相应的发了通知,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部署。虽然“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对生产进行破坏干扰,而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利用这些文件进行了抵制,并掀起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
《人民日报》1964年2月10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大寨之路》。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
1965年11月15日中共通县县委响应北京市委发出的“学大寨、赶上海、一帮一、一对红”的号召,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期间参观了大寨式大队展览、观看了《大寨之路》电影。会后,县委、县人委主要领导分头到张家湾、马驹桥、西集三个地区蹲点,并抽调了一批干部到200多个生产队蹲点,以取得经验推动全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文化大革命”前期“农业学大寨”受到了干扰。到1970年,各级党组织陆续恢复,排队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重新掀起高潮。1970年9月24日,县革委会发出了《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的通知》和《关于向小海子大队学习的决定》,并印发了《小海子学大寨的先进事迹》在全县推广。1971年10月27日,县委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了“学大寨人,立大寨志,创大寨业,尽快把通县建成大寨县”的口号。11月份先后组织生产队长以上干部3000多人,分5批赴大寨参观,使广大农村干部受到了深刻教育。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扎实地开展起来。
在学大寨的十多年间,以大寨的创业精神,先后对温榆河、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等主要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裁湾取直,加宽加深,培修堤防。以后又大搞排灌配套工程,挖沟修渠,平整土地。根据县委制定的“以配套为中心,沟、路、林、渠统一规划,旱、涝、碱综合治理”的方针,全县砍方配套的面积达50多万亩,达到了五沟(干沟、支沟、斗沟、农沟、毛沟)相通,排灌自如;同时共投入劳动力3043万人工日,总动土1.5亿立方米,平整土地80万亩。
另外还打井7170眼,建扬水站753处。水浇地发展到85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92. 68%。农业机械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总动力每亩平均0.18千瓦。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大搞科学实验。如玉米、高梁、小麦间作,三密一稀、三种三收,小麦秋播移栽,玉米复播,麦地套种棉花以及施磷矿肥、磷细菌肥,植物喷磷试验,植物激素试验等;并推广了水稻薄膜育秧、白薯直播、种子杂交提纯复壮、用白僵菌防止玉米螟,防治二代粘虫、棉蛉虫等新技术。在土质普查的基础上,开辟了10万亩稻田,并在全县推广了小海子大队、富各庄大队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还请来山西、东北的老农来通传授先进农业技术。“农业学大寨”即便有“左”的思潮干扰,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1975年全县农业总收入10488 万元,人均分配87元,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学大寨中出现了许多“左”的偏向,如:生产上脱离当地实际,实行政治工分,挫伤社员劳动积极性;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副业生产,自留地等都看成是搞资本主义;实行车马归田,劳力归队,单纯地搞“以粮为纲”等。因此,粮食增产了,而很多队收入下降了,像马驹桥公社小王庄队,一个劳动日不足一角钱。
(三)工业学大庆运动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油田会战情况报告)的通知》,其中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工业部门适用,其它部门也适用”。《通知》号召全国学大庆。
通县立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县掀起“工业学大庆”高潮,并持续多年收到了一定的成果。在“文革”期间,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利用中央《通知》在不同程度上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坚持学大庆,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工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首先投资410 万元,办起了五小工业(小机械、小电站、小化肥、小煤矿、小钢铁)。计有稀土厂、磷肥厂、硫酸厂、炼铁厂、水泥厂、制砖厂、机械厂、炼钢厂、氮肥厂、小煤矿(在门头沟);其次是利用中市属厂子下放加工项目的机会,张家湾塑料厂、城关毛线厂、城关医疗机械厂、胡各庄水暖零件厂等接收中央、市属厂扩散的部分项目进行加工生产;第三是农机修造业的兴起。“文革”初,中共北京市委指示:“要以大庆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全面提高北京工业水平”。据此,通县革委会作出了“进一步树立面向农村,全心全意、全力以赴支援农业,把各项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决定。其中特别提出大力发展农机制造业。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将几个小农具厂、自行车修理小组改造组建了机械半机械化的农机修造厂,扩建改建了收割机厂、粉碎机厂、水泵厂、面粉机厂、农具厂和8个公社办的农机厂,形成了小型农业机械生产系统;第四是农机制造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三级修配网的发展。各公社都建立了农机修配站,部分大队建立了修配点。农机需要配套电机,又扩建了电机修理社,这个社到1976年共生产电机2万余台,固定资产增到106.4万元,职工由65人发展到224人。“文革”后期又建起了张家湾暖风机厂、草厂塑料厂、觅子店塑料厂、台湖坩锅厂、胡各庄水暖零件厂、城关毛线厂、宋庄毛织厂、侉店乐器厂、梨园针织厂和一批砖瓦厂。到1976年底社队企业发展到42个,从业人员5000 多人,产值1474.5万元,为以后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工业学大庆,推动了技术革新。通州镇车刨刀厂,同北京机床厂、一机部工具研究所合作,研制成功了焊接铸铁车刨刀;变压器厂、水泵厂等单位试制成功的油浸变压器、稻麦收割机、气泵等新产品达12种。
到1977年,全县涌现出“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55个,先进个人454个。其中农机修造厂、变压器厂还荣获北京市“大庆式企业称号”。
(四)“文革”期间的经济
1967年至1969年,是通县:文化大革命”大动荡的三年。工农业生产处于不正常状态,有的单位连年度计划都没有,有的有计划也完不成。企业和生产队的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尤其是调整时期实行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等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关、卡、压”而遭践踏,甚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劳分配原则也受到批判。其结果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管理上的混乱,使生产下降。特别明显的是1969年,全县粮食亩产162.6公斤、总产13076.9万公斤,分别比1965年减少了54公斤和4618万公斤。工业生产也不景气,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随着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中共通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政治形势渐趋稳定,恢复和建立了县、(公)社生产机构。各级党组织排除“左”的干扰,抓生产搞科学实验,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农业上恢复了县、(公)社、村农业技术推广站和科技小组,800多名农业技术员重新上岗,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到1975年粮食亩产达到357公斤,总产达到了26500万公斤。分别比1970 年增长了122公斤和7653.6万公斤。工业在学大庆运动推动下,197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了9951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
“文革”中商贸服务业波折较大,江青集团散布:贷币制度、商品制度同旧社会制度没有多大区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他们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作为资本主义东西加以批判,谁反对,就对谁实行“全面专政”。因此,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砍社队工副业,取消农村集市贸易,更不准农民经商。所以十年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没有明显增加。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在“文革”期间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学校虽数量增长较多,但教学质量下降。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有了很大发展,村村有了赤脚医生和医疗室。以上这些成绩,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成果,而是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干部抵制了“文化大革命”“左”的干扰取得的。同时也显示了通县人民在党的长期教育下,所形成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内乱,通县的各项事业和建设会发展得更快,因此,“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这个运动充分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为我们提供了深刻教训。1976年后,人们渐渐地从这场大灾难及其造成的阴影中走出来。改革开放20几年的实践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前后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变为巨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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