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辉 《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真伪考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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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真伪考疑

                                            文/余辉

《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不是毛泽东1966年当年写给江青的，信件真实吗？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界还有一些争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史料不断披露，史学界认为该信是伪托之作几乎已成定论。笔者余辉就这个问题与林彪研究者做一探讨，抛砖引玉以期真知灼见。

一、毛泽东写这封信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不满也不安。

   林彪1966年5月1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是毛写这封信的由头。这次会议是5月4日到5月22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参加，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通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的“五·一六”通知，批判并处理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成立“中央文革”小组，隶属政治局。5月18 日林彪奉毛泽东之命到会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林彪的讲话内容，毛泽东当然很快就知道了，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赞同的。后来，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线中央要把林彪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因而把林彪的讲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请他批准，毛泽东这时要仔细地推敲，慎重地思考了。

   林彪的讲话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讲政变，二是吹捧毛泽东是天才。这两个内容是否事先请示过毛泽东的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讲这两个问题是迎合毛泽东的需要的。林彪讲天才，大吹特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总的来说这是迎合了毛泽东“要搞点个人崇拜”的需要。这点，本文前面已有说明。政变问题也是毛泽东“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所关注的问题。他在1965年下半年1966年上半年经常跟人谈到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几次提出如果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怎么办的问题。林彪“五·一八”讲话一开头就提出：“他们（指彭、罗、杨——本文作者）几个人的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我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林彪特别说明：“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条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们所了解的主要是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字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从林彪的这段话中我们不是可以获取一些信息：毛泽东在那段时间是多么担心会发生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防止政变。林彪在这次会上为什么要讲政变问题，为什么主要讲政变问题，为什么讲得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毛泽东这一段时间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林彪对毛泽东的好恶是有深刻研究的，这么一次重要的讲话，他必定要研究毛泽东最关心什么问题，希望他讲什么问题。研究毛泽东，紧跟毛泽东，突出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这是林彪1960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的一种习惯。因此，他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与器重，常得毛泽东的赞扬。

   林彪讲话的两个主要内容，经过毛泽东同意，所以他才同意将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经过毛泽东同意，1966年9月22 日，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运用林彪同志讲话的指示》，这个“指示”全文转抄于下：

  “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改变、反革命颠覆，做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林彪同志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的问题，他提出无论怎样千条万绪的事，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样掉的。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好。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他指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他指示这是保证我国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关键问题。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大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

   中央中央的指示对林彪讲话的两个重要内容作了充分的肯定，无疑，这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批准的。可以认为，这也是毛泽东7月8日致江青信中同意将他的“朋友”的讲话“发下去”的原因。

“文革”开始之后，在与刘少奇公开摊牌之前，毛泽东给江青写了这封表达他当时心态的信。
该信原文如下：

　　江青：

　　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杭州——本书作者注，下同)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注：滴水洞在杭州的西面，毛泽东由杭州而去)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注：有诗写武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已有十天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引用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事实，要求全党高度警惕，并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看了很不舒服，历史就这么怪，强调警惕政变的人到头来自己搞起政变来了)，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注：《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长，下次再谈。

　　毛泽东　七月八日

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于7月8日发出的。这封信当时是完全保密的，除了江青之外，看到这封信的只有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因为信的内容涉及到林彪，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回北京让林彪看了此信。林彪阅后，毛泽东让销毁原件，保留了抄件。一直到林彪垮台后，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此信内容才公布于世。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封信的主旨是什么？

时隔几十年后，大家见仁见智，认识很不一致。有代表性的是两种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此信是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意在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并以此告诫江青，让她在政治斗争中要谨慎。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表示了他对林彪的不放心，认为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到“备忘录”的作用，“证明”毛泽东有“英明预见”，早看出林彪早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1年林彪死在温都尔汗，江青、姚文元就发了个文件，发表毛泽东1966年6月在家乡滴水洞给江青的信，说明早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戒备林彪了。江青、张春桥等都是造谣不脸红的政客，真像他们所说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对林彪不满，何必在两个月后把林彪提拔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副统帅？甚至在三年后对林彪用列入党章的方式做为法定接班人？甚至可以早在1954年把已经和高岗打得火热的林彪拿下。
   事实说明，在1969年九大之后不久，毛泽东对林彪都是高度信任的，而且早就把他列为接班人，甚至在高岗事件后用特殊的方式告诫他、挽救他。

    持“备忘录”观点的最早的是江青一伙。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党内公布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江青一伙说，毛主席洞察一切，早就看出林彪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有1966年7月8日的信为证。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江青一伙这样说不仅仅是为了安慰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一惯英明、正确，而且还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大的事毛泽东只告诉了江青，可见江青才真正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才是毛泽东的真正的战友，才能当接班人。这个潜台词当时很多人是清楚的。到批林批孔时，江青等人公开造舆论要接毛泽东的班了。如果毛泽东的信真的是关于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备忘录”，那么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毛泽东决定林彪取代刘少奇接自己的班，但又认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会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江青，而且还让周恩来、王任重看，而且还同意周恩来回北京转告林彪，这样可能吗？毛泽东会这样做吗？二、既然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还那么信任他、重用他呢？随便怎样解释都是没有说服力的。难怪有些外国人针对“备忘录”的观点，干脆就不承认这封信是毛泽东当年所写，而认为是林彪“九·一三”事年后江青等人为了某种目的杜撰出来的。我们当然相信此信确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写的，但我们不相信有什么人能“洞察一切”，这是欺人之谈。毛泽东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林彪一切。他当时只是提出了对林彪讲话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只是林彪垮台以后，林彪的阴谋公开败露，毛泽东才认识到“林彪是反对我的”，“林彪是要打倒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同任何人一样，毛泽东也只能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的。

三、张玉凤在她的回忆录中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著名的“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

张玉凤在她的回忆录中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著名的“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完全是中央为了应对当时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

张玉凤回忆：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
    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
    毛主席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
    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
    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后来，这封著名的假信作为文件下发全国各地，以便批林批孔。

四、与张玉凤的回忆录相互印证的，还有姚文元的回忆录《回顾与反思》。

    姚文元写道，“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这就是说，当时中央为了摆脱林彪出走造成的被动局面，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不仅造了很多假，而且为了它的合法性，还专门作出过“正式决议”！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也不言而喻！因此，“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应是“铁案”！              
    他们俩人，对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绝对权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为此，做了“决议”，历史还企盼着，这个“中央决议”，公布于世！                          
    他们对造假的内容，在范围上，有区别。姚文元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广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我们注意到，“掺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571工程纪要”，是不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专案人员，在解读那个“571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就不是20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在编造“故事”时，掌握谎言“火候”的技巧所在！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不管你多会造假，机关内部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什么也捂不住！张玉凤、姚文元的回忆，就是明证。

     据此，当年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

     的确，林彪在“文革”初期，鼓吹过“文革”，整过一些人，“牺牲”过一些人，打倒过一些人。因此，一些受过伤害同志，不免耿耿于怀。作为个人恩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带着这种个人恩怨，来评判林彪，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来评判林彪事件，对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人及其与之相关重大历史事件，就难免有失公允和客观，也是不严肃的，最终会经不住历史的推敲。              

    所谓“历史”，就是要摆脱一时的“历史局限性”，摈弃那些微观的枝梢末节的干扰，站到一个宏观的高度，一个历史的高度，一个中华民族必将融入世界主流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高度，来看待林彪事件。
    所谓“正确”，首先就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晚年，特别是他在“文革”中的错误，以及毛泽东和林彪事件的关系。              

    关于毛泽东在“文革”中，究竟有没有罪的问题，我们老一辈革命家，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陆定一等人，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明确指出：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陈云、胡耀邦和黄克诚等人也提出，“文革是一场内乱”的观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以“决议”的方式，明确指出：“文革”是“一场浩劫”！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于86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联席会议上，作过如下的解释：“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於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对此，陈云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五十六人，表决结果：五十二票赞成，二票反对，二票弃权，通过。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的重要提法。这就告诉我们：对“文革”的定性，与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不可分割的基本观点。     

    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制约，当年那个《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的战略估计上，也犯了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不能分开的毛泽东和“四人帮”，人为地分开了；把不应该“绑在一起”的林彪和“四人帮”，人为地合并在一起了。              

    林彪在“文革”早期，因毛泽东的原因站在毛一边，做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是他作为一个历史性人物，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从66年底的“军委八条”开始，他就开始抵制和反对文革。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带头发难，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一起，矛头直指“四人帮”，口诛笔伐，旗帜鲜明。全会期间，如果不是毛泽东出手，“四人帮”几遭灭顶之灾。这场斗争，是史称“二月逆流”的反对“四人帮”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被毛泽东称为“八月逆流”。之后，在刘、邓被打倒，万马齐喑的日子里，林彪一直是党内公开反对“文革”和“四人帮”的代表人物。913事件中，林彪又以一个军人特有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四人帮”，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把林彪和“四人帮”“绑在一起”，是违反客观历史事实的。            

    今天，把握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我们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看，就可以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地提出：“文革”中，凡是阻碍、抵制、制止，甚至颠覆“文革”的人和事，凡是不理解、不满、反对，甚至公开对抗毛泽东“文革”路线和思想的人和事，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都是符合和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正确行为和推动者。                        
    由于许多重要证据尚未归案，关键档案尚未解密，事实真相尚未明了，导致林彪案情疑点很多，国、内外质疑之声不断。目前，对官方指控林彪的“571工程纪要”、“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叛国投敌”等罪名，作出最后结论，为时尚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林彪事件，作出历史、客观、正确地评价。   

   好在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八十年代初公审江青等人时，出于政治需要，把死了十年的林彪拉进来陪审，定其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情有可原。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追悼华国锋时果断用了新的提法：华国锋在协助处理林彪集团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林彪摘掉了“反革命”帽子。这是英明的、是实事求是的，也会经受住未来历史长河的经验。

本文参阅资料：

        （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访俄明集团案主犯纪实》
        （2）图们、肖斯科著《震惊世界的77天》，《特别审判》
        （3）肖斯科著《超级审判》
        （4）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
        （5）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         
        （6）中共中央文件《中发（82）9号文82年1月31日》；《中发72，4号文，72年1月10日》材料之二；《中发72，24号文，72年6月26日》材料之三
         （7）张宁著《自己写自己》
         （8）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
         （9）张正隆著《血红雪白》
         （10）《姚文元回忆录》
         （11）《张玉凤回忆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dbcb70100sc3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