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 陆定一与乐天宇事件和胡先骕事件

reading

陆定一与乐天宇事件和胡先骕事件
——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之六）  

龚育之

　　一九五六年提出百家争鸣方针，遗传学问题如何解决，成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关心的焦点。这个方针，只是说说而已，还是要认真实行？试金石就在这里。

　　这是因为，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在苏联和中国，都是被姓“社”姓“资”问题折腾得最厉害、遭灾最严重的学科领域。苏联是始作俑者，中国是仿而效之。

　　苏联有一位长期从事果树栽培的园艺学家米丘林，一九三五年逝世了。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世界知名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学术观点属于摩尔根学派，但对持不同于摩尔根学派观点的米丘林，却很尊敬，敦促他写出著作，为他的著作写序。米丘林对瓦维洛夫也很尊敬，在自己的著作上题词，献给瓦维洛夫，以“纪念我们的友谊”。在米丘林快要逝世的时候，瓦维洛夫提议选米丘林为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在投票中得到绝大多数同意。这两位学者的关系，是不同学派学者之间互相尊重、团结一致的范例。

　　后来，在大清洗中，李森科打着米丘林的旗帜，对瓦维洛夫采取完全敌视的态度，称瓦维洛夫是资产阶级富农的代表，布哈林的走狗，帝国主义的间谍，人民公敌。瓦维洛夫被捕并死在狱中。一九四八年八月，李森科主持召开苏联农业科学院大会，做《论生物科学的状况》的报告，宣称以米丘林为旗帜的唯物的、进步的“苏维埃生物学”，同摩尔根学派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生物学”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大会上辩论激烈。但是，当李森科宣布他的报告经联共中央（斯大林）批准的时候，反对者纷纷认错、检讨，说自己“不配作共产党员”，李森科及其追随者从此大获全胜。会后，摩尔根学派的许多苏联学者，教学和研究被禁止，实验室被撤销，有的人甚至失业而自杀。

　　苏联在科学领域的这一重大动向，很快传到中国来。苏联《真理报》上全文发表了李森科《论生物科学的状况》，中国《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相继全文译载。在“学习苏联”、“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普遍号召下，苏联生物学中“兴‘米’灭‘摩’”的一套做法，便搬到中国来了。

　　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对这些是否知晓、是否与闻，我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么材料。

　　在中国效法苏联学习米丘林的过程中，发生了几件事件。

　　一是农大事件。建国前夕，中国农业大学在原来的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来自解放区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原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国米丘林学会的会长乐天宇，被任命为新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在农大大力推行苏联那一套，停开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原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李景均，解放前夕拒绝外国的聘请，决心留在新中国，看到这种情况，感到没有出路，离开了大陆，并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一封信，说“遗传学在中国死了”。校方组织了对李景均“背叛祖国”行为的群众批判，还动员大批基础专业的学生转到生产专业，使基础专业处于恐慌状态。农大校内校外议论纷纷。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批阅了两封来信。一封是乐天宇六月二日写给刘少奇的为自己辩护的信，一封是农大教员写的反映农大问题的信。毛泽东在第一封信上批道：“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在第二封信上批道：“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此件应与乐天宇六月二日的报告一并讨论。”为此，成立了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为首的调查组，于第二年三月撤销了乐天宇在农大的职务，调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当馆长。

　　二是对乐天宇的再批判。一九五二年四、五月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支部开会进一步系统地批判乐天宇，随即免去了他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的职务。同时，政务院文教委科学卫生处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联合召开了三次生物科学座谈会，六月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大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两大方面：一个方面是按当时苏联的口径，强调在中国要坚持推行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实即李森科主义），其中甚至包括勒柏辛斯卡娅的活质学说和波什扬的病毒学说（它们不久就被证明是站不住的）。另一个方面是批评乐天宇的治学态度和学阀作风，包括他的狭隘经验主义、轻视理论观点、否定实验室工作，牵强附会地搬用哲学术语、以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去代替生物科学中的一些具体规律，把米丘林生物学当成打人的鞭子、护身的符咒等等。

　　回顾这段历史时，我曾经评论过这篇文章，说：“前一个方面是因袭的方面，后一个方面是从因袭中开始摆脱的转变的方面。从以后来看，这种转变的极不彻底是很明显的；从历史来看，这种转变却是以后进一步转变的发轫。”有些同志（例如我的同事何祚庥）同意我这个分析，有些同志（例如也是我的同事的李佩珊、黄青禾）则不大以为然。我细读了李佩珊的专著《科学战胜反科学——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及李森科主义在中国》和黄青禾的文章《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他们强调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正是思想改造、学习苏联、调整院系、改革教学进入高潮的时候，发表的规格又是那么高的官方规格，在推动全国学习和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实即李森科主义）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大的，并不只是“因袭”而已。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有根据、应当接受的。当然，对转变的发轫，也不应该过分地低估。

　　至于这篇文章发表的规格，虽然没有高到“中共中央批准”，也没有高到“中央宣传部”出面，但由政务院文教委的科学卫生处和中国科学院的计划局出面，那规格是够高的了，而且政务院文教委的科学卫生处跟中宣部的科学卫生处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所以中宣部是参与了的。

　　陆定一在这两件事情上是什么态度？我不清楚，我那时还没有到科学卫生处来。但是，刘少奇收到乐天宇报告，在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同时，也送了中宣部和教育部。陆定一谈百家争鸣的由来，也提到他同乐天宇谈过话。所以他一定是或多或少参与了的。

　　这两次批评，虽然都是指向中国打米丘林旗帜的主要人物和撤销他的领导职务，都还没有怀疑“米丘林方向”的正确性，没有恢复已经停开的摩尔根派课程，没有涉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生物学界“兴‘米’灭‘摩’”的是非。

　　一九五四年，中宣部科学处从农大毕业生中选调来两名党员，黄青禾，黄舜娥，派他们到全国各地了解知识分子政策和农业科学研究的情况。从中宣部收到的反映中，从他们亲身的调查中，陆续了解到四川农科所鲍文奎、河南农学院吴绍揆的育种研究都因为是摩尔根学派的实验而被毁被禁，广东华南农学院林孔湘的研究也因为与苏联专家意见不同而被批判和停止。中宣部试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都没有能解决，试图帮助他们调动工作，一人调成了，其他两人没有成功。这些问题都是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题目下做文章，也没有涉及苏联 “兴‘米’灭‘摩’”的是非。

　　一九五五年的胡先骕事件，就开始涉及这个问题了。

　　胡先骕是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是植物新种、被称为古老的植物活化石的水杉的鉴定者，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前面说，中央研究院院士留在大陆的基本上都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说基本上，就是还有例外。胡先骕就属于例外。他为什么被排除在外？想来是因为他在全国解放前夕的某种社会活动中的政治态度。如果是，那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在遴选院士上过于看重政治历史问题，没有把对科学成就的评价摆在压倒的位置上，胸怀不够宽广。

　　一九五五年三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先骕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接着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业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这场争论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被引入迷途。

　　这番话，完全是据实而说的。那时在苏联学者中批评李森科的人已经很多，但是，一九四八年《论生物科学的状况》的权威一时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李森科还高踞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的位置上。他的拥护者还在为维护他的地位而竭尽全力。于是，高教部的苏联专家对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简编》里的那段话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农大也有学生给出版社和科学院以严厉的政治批评。这时，苏共二十大还没有召开，斯大林问题还没有揭开盖子，批评苏联共产党的话还被认为是反苏的政治问题，所以，在纪念米丘林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在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中，对胡先骕这段话进行了批评。这件事，陆定一是与闻了的。他没有能制止这个批评，但他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决定在《人民日报》发表大会报告和消息的时候，一律不点胡先骕的名字。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47367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