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奇 回忆彭真同志对我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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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不能糊涂
——回忆彭真同志对我的教诲

　　张文奇

　　我长期分管彭真同志的住地和在京外出活动时的安全警卫工作。因此，与彭真同志接触较多，比较熟悉，特别是有机会亲耳聆听老人家的许多教诲。1991年3月，他听秘书说我要离休了，大概是怕我有什么想法，就让秘书通知我到他那里谈话。一见面，老人家就问我:“退下来后干什么?”我说；“干了这么多年警卫工作了，太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了。”老人家一听就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老同志年龄到线，就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也是自然法则。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是没有退休一说的。老同志退下来，什么也不想干，光抱抱孙子、下下棋、打打牌、钓钓鱼是不行的，还应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学习马列的习惯不能丢，要想理想永存、思想常新就要学习。我们有些老同志，因为不学习理论、不看文件，因而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不理解、看不惯，自己又解释不了，更想不出解决办法，因此就发牢骚、骂大街，甚至埋怨这个、不满那个。不要以为你已退休了，随便说说没关系，其实你错了，你的言论无形中已起到了反面消极作用，因为，你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干部，你的言行，对你身边的人、周围的人影响很大，如果他们跟着你发牢骚、骂大街，就会形成改革开放的阻力，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不利，弄不好还会被坏人利用。”彭老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他的这些话，就像早已被人们刻在泰山石崖上的他的那句名言：《山高望远》一样，寓意深远，回味无穷。这些话已伴我走过十年离休岁月，受益匪浅。

　　装糊涂不是共产党员的品德

　　“难得糊涂”，是清乾隆年间，号称杨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的名句。有人慕其书法怪异流畅，拿来挂在墙上欣赏；有人则是吃透其内涵，拿来作为处事做人的座右铭。我文化不高，加上工作较忙，以往对此没有注意。有一年，我随彭真同志去房山县云居寺，看那里保存的石板经。临别时，云居寺的负责人要求彭真同志为寺庙题词。彭老说：“你这里是寺庙，题什么词呢!我签个名吧，证明我来过就行了。”那个负责人还是纠缠不休，非要彭老写几句话，并且拉拉扯扯，我眼看着老人家有些生气了，就急忙上前劝止。彭老强忍着签了个名，站起来往外就走，不想这个负责人又拦住了彭老的去路，并迅速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张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拓片，要赠送给彭真同志，并说这是他们珍藏的极品，一般是不送人的，自以为得意。不料彭真同志顿时火起，一摔手就扔掉了那张拓片，丢下一句话: “我是共产党员，不能糊涂。”说完出门上车走了。因为我们警卫、秘书是和彭老同乘一辆面包车去的，大家在车上见老人家一直在生气，一言不发，车内空气很紧张。车快进城了，彭老才严肃认真地给我们讲起了郑板桥和郑板桥当时写“难得糊涂”的用意。他说:“那是郑板桥在政治上不得志，又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而不满意，发牢骚、讲怪话，而我们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装糊涂，更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是非不分、黑白不。耍滑头、装糊涂不是共产党员的品德。我虽年事已高，但决不糊涂。”从此，我才知道郑板桥写“难得糊涂”是有其政治涵义的。我后悔没有提前给那位负责人打招呼，惹得老人家生气，本来是想让老人家出来散散心，消除一下疲劳，没想到反而给老人家带来了烦恼，我心里很内疚。

　　重温《共产党宣言》

　　彭真同志落实政策，从陕西商洛回到北京那一天，全国妇联的黄甘英大姐叫上我们一班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到机场去迎接。我们赶到老机场候机楼，中组部老干部局派来接机的两个同志也已经到了。他们说，我们是代表中央来接彭真同志的，你们就不要去了。看到他们关上休息室通向停机坪大门，我们正不知所措，黄甘英大姐振臂一呼:“不怕死的跟我来！”带头从另一个门冲了出去， 我们也就一窝蜂的跟着，直拥到飞机下面。当时中组部带了两辆苏制老式吉姆车，空间较小，彭真同志个子高，挤到车里很费劲。刚好也在机场的吕正操同志看不过去，请他乘自己带去的“大红旗”，我们也请他乘我们带去的奔驰车，可是彭真同志说：“组织上给我派什么车我就坐什么车。”还是挤上吉姆车走了。
　　1992年，我随国务院工作组到山西临汾搞调查，顺便去了一趟彭真同志的故居，那是两眼土窑洞，是彭真同志出生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的母亲和侄子受他的牵连，被迫害致死。我去的时候，他的弟妹还住在窑洞里面。他们家的祖坟因为修水利迁到半山上，光秃秃的只有七个坟堆，中间是彭真同志让儿子回去立的一块石碑，他自己亲笔书写了祖辈父辈的姓名，生卒年月，显得异常简陋。真不敢相信这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故居和祖坟。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很大冲击，受了很多委屈，可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埋怨过一句，并且还第一个提出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
　　房山县南韩继有个劳模叫徐庆文，因为是彭真同志树的学大寨典型，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一定要去看看李墨林的遗属。房山县的领导劝阻说，首长就不要去了，李墨林的老伴精神受了刺激，她见了首长触景生情，弄不好还会犯病。彭真同志在村边上站了很久，又把现任党支部书记孙书新叫出来详细地了解了情况，才默默地离开。
　　有一次我陪他视察北京幸福三村，看到那一带有很多小平房。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对他讲，这都是大跃进犯的错误，现在还得拆了平房盖楼房。彭真同志自责地说，那是我们那一代人头脑发热，犯的错误。　　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第一次跟随彭真同志外出搞调查研究，是去济南。到了那里，彭真同志突然提出要给省里领导同志办一个星期的学习班，学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哥达纲领批判》。我们在济南市跑了一天，市面上根本没有这两本书，最后好不容易在省委图书馆找到了，还没有单行本，只好一人借了一本马列合订本当教材。
　　在延安的时候，彭真同志就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年届90的人了，对马恩列斯毛的许多基本观点还能够准确说出出处，甚至具体到第几页第几段。他在上面讲课，我们在下面紧着翻书，还得翻半天才能找到。
　　九十年代初，很多同志对改革开放还有疑虑，彭真同志认为必须从理论上解决问题。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彭真同志讲：“《共产党宣言》里面就讲到改革，改革是革命，不改革党就不能进步，就没法前进。”他还形象地说:“前面乌龟爬过去，后面乌龟照着爬，是不行的。”办了几天学习班，天天讨论、提问，他的外孙女不理解了，说:“爷爷，大家跟你出来是休息、放松的， 天天关在屋里讲课……”没等说完，彭真同志就对秘书说：“你也给她找一本《共产党宣言》，让她也学一个礼拜。”
　　彭真同志讲理论、将改革,走到哪里讲到哪里,有时候一讲就是一天。毕竟是90岁的老人了,到“燕化”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讲课,当晚累得呕吐, 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从他那里,我深深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革命风范。

　　(本文作者系原武警北京总队总队长)

《时代潮》 (2001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