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统购统销，一个突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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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一个突发的因素

　　如前所述，中国农业的集体化可能受到苏联及对苏关系的很大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为快速工业化建设的方略所决定，但它是不是仅仅取决于这些呢？具体来说，统购统销可能即是这样一种因素的体现：它既不是出自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理想，也与工业化的初期设想没有直接的关联，而只是在某些原因的刺激之下，前一阶段某种逻辑发展的产物罢了。因为在事实上，统购统销只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对此并未有过任何预期，同时，也是临事经过反复思虑甚至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情下才决定下来的。这显示出，现在尽管有许多因素都交织在了一起，但它们还是可以区分的；不管外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从某些方面可以看出，它是更多地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和为中国的自身因素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统购统销一面不打算学习苏联（中共领导人曾一再表示不学苏联的“余粮征集制”），而事后又像似苏联模式的这一特点（它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显示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规律所具有的强大作用。

　　建国以来，粮食和粮食工作始终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也是政府打算实行控制的重要方面。建国初，政府掌握的粮源主要是公粮的征收。恢复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比较重的一个时期，税率为17%，加上地方附加15%，总计接近于20%（虽因种种原因如因灾减免等，粮食税从未满额征收过）。1950年国家除征税外，增加了粮食的市场收购，其数量占居社会购粮总量的23%，1951年国家购买量增加到200亿斤左右，1952年国家收、购量的比重已跃升为社会购买量的73%。大体说来，建国初期国家粮食税收数额基本持平，并略有下降，但是市场购买部分却直线上升，其占市场购买总量的比重，从1950年的近 1／4，到52年已接近于3／4；总收购量也从49年的308亿斤，增为50年的375亿、51年的529亿和52年的607亿斤（以上为贸易粮），增加了近一倍。

　　但是，另一方面，在总的征、购数量成倍增加的同时，政府销售粮食的数量也有很大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全国城镇人口在1952年增加到7163万人，1953年达到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35·8%（2061万人）；不但这部分人口的食粮政府要包下来，农村吃商品粮的人口，在1953年也达到10000万人，供应量达到317亿斤（其中仅棉产区的粮食供应量从1950到1952年就增加了97%）。真是开近二千年中国历史中未有之局面！这使国家总销售量从1949年的241亿斤，增加到50年的271亿、51年的304亿和52年的440亿斤。因此国家粮食的购、销矛盾到1952年开始突显。据中财委掌握数字，1952年国家征 、购量仅比上年增加14.6%，销售量却增加了44.7%；征购总量虽增加到547亿斤，销售量却已达到587亿，赤字40亿斤，靠挖库存才得以解决。 针对有关问题，早在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中财委转报的全国合作总社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说：

　　“合作总社提议国家对棉花和粮食两种农产品都委托合作社收购。除棉花一项，一九五二年，应全部委托合作社收购，由三个头改为合作社一个头，已为毫无疑〔问〕，不须多说外；粮食一项，一九五二年由国家收购的近二百亿斤商品粮，似应按照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全部或大部委托他们收购。至于尚有约三百亿斤商品粮目前是由商人收购或农民自己运至城镇卖的，一九五二年尚不宜由合作社去收购。……应当分作几年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如能在三年至四年内做到全部商品粮的百分之八十由合作社收购，就是很好了。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订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交中央审查决定。”

　　这表明中央早有计划把社会余粮逐步掌握在政府手里。1951年底至52年初陈云在《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也提出“扩大征购面” 的意见，打算改变市场购买为政府征购，虽然还不是收购全部余粮。

　　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以致粮价上升、社会混乱的现象，到1953年进一步加剧。 当时政府估算，本粮食年度中，国家需要掌握700亿斤粮食， 除税收近300亿斤外，还需收购430亿斤； 这一数额不但超过了农业税的数量，也已超过了52年的社会购买量（约330亿斤）。显然，“光靠市场收购要收到这么多的粮食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新的政策决策发生的背景情况。

　　1953年上半年，当粮食供销矛盾加剧时，毛泽东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7月份陈云回到北京，立即用很大精力继续这项研究，汇总起来，共提出了八种方案。 据陈云说，就是：

　　（1）“又征又配”。即以后所说的“统购统销”，一个彻底的办法。但涉及到跟广大农民的关系问题。

　　（2）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但农民看到城市在配给，就会不卖粮食。

　　（3）只征不配。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

　　（4）原封不动。即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如有人建议，就准备乱他一年，看一看再说。但如果在乱了一年以后再搞，就要比今年就开始征购困难得多。

　　（5）“临渴掘井”。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再去重点产粮区征购。与其如此，还不如现在搞好。

　　（6）动员认购。东北1951年实行过。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认购量不足就不散会。可以称为强迫而不命令，还不如有命令而不强迫。

　　（7）合同预购。过去在某些地区、某些项目上也试行过。但预购合同对小农的约束力是有限的。收成好，就完成的好，甚至希望国家多买；收成不好，就不一定会履约。现在粮食产量恰好不是多，而是不足。合同预购只能解决部分的问题。

　　（8）各行其是。即各地自己决定政策，不搞统一办法。可以试一试，但要考虑到互相影响,不好掌握。

　　在这八条建议中，绝大部分都认为还应该保持粮食市场和粮食贸易，哪怕是使用“预购”甚至是“认购”的方法。因为这涉及与广大农民的关系，是和对待资本家不同的；“征购”和“配售”这些名词又太坏，因为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曾使用过（所以后来改名为“统购统销”）。因此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所以说，不管具有怎样的道理和出于怎样的考虑，统购统销具有突发性的一面； 而且在一开始，它与其他各项建议之间也不具有所谓“社会主义道路”与“非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而不过是在黑、黄两种“炸药”中间选择了一个而已。当时有抵触情绪的，不但有基层干部，也有县、区两级干部，甚至还有省、部级干部，在中央讨论这一问题的会上，有人坚决反对统购统销，也没有给扣什么帽子，而基本上是各人讲明自己的不同意见。

　　如果不实行统购统销，当时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行办法呢？历史不能重新来过，今天提出这一问题也不是徒论是非，而主要是为深入研究。至少在事后看来，上述八条建议并非囊括了一切可能的选择，尽管从当时来说这些考虑可能已很全面。 在八条之中，也有将近一半是建议这件事应拖一拖再做决定，如“只配不征”、“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和“各行其是”等等；而这种可能，在当时也不是不存在的。举例来说，据陈云1953年10月10日的报告说，如果今年度的收购计划全部完成了，与预计的销售额（567亿斤）间还有一个87亿斤的差额。为此，能不能减少储备粮和库存粮呢？如果动用本年度的全部增加额，可以补上77亿斤，还差的10亿斤，就只有从老库里挖。这样库存就将由194亿减为184 亿斤，其中有179亿斤“是根本不能动的”，剩余的只有5亿斤。“明年情况比今年还要紧张”，那怎么办？于是便否定了这一选择。 其间所差的不过是5亿—10亿斤粮食（另有179亿斤在外），这表明当时再拖一拖，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无疑，政府对粮食生产的前景并不看好，认为这种紧张会持续很久，是决定统购统销即国家垄断粮食交易在认识上的一大原因。例如，说明年的情况还要紧张，在乱了一年以后再征购就要困难得多，“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等等。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虽然它的涉及面很大，也一时不能完全展开。

　　建国以来，从1951—1953年，中国粮食产量增加了1／4，年平均增长8.1%。这样的增长速度应该说不但不慢，而且是相当快的，当时政府所担心的，主要是商品率乃至商品量的下降。例如粮食征收及上市量占总产量的比重，1951年为28·2%，1952年下降为25·7%，一年就下降了9%。 这种商品率的下降，不能仅以农民对自己产品支配权的加强来解释，而首先在于农民消费的增加，这点政府当时是清楚的：“农民增加了收入，生活改善了， 没有粮食的要多买一点粮食，有粮食的要多吃一点，少卖一点”。这原因就在于因为长期战乱和其他一些社会原因，建国初年农民的口粮消费水平很低（1949年人均370斤）； 而在战乱结束、特别是土地改革平分土地之后，它自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同类现象也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例如在王朝鼎革之后经济刚刚恢复的头几年内，一般粮食供给都比较紧张，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用不了几年，陡涨的粮价就会下跌；农民吃饭一般不再成为大的问题，反而出现很多耗费性消费的现象 。这在“落后地区”尤为显著，它与“恢复时期”的情况也颇为相似。在这种时候和这类地区，许多农民往往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动力。因此在发展的一个较早时期，出现农民增加消费和粮食储存，从而导致社会商品率下降，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现象；同时，它也只能持续一个短暂的时期，设若有着足够的需求和相应的刺激手段，以及与之相随的生产提高，商品率自然就会跟着提高。建国初期在生产方面确是存在许多问题，缺乏刺激手段只是其中之一（主要是没有相应的工业品可以交换）；当时许多地区刚刚从土地改革的震荡中解脱出来，尚来不及发挥土地改革所带来的优越性，便又进入限制单干和发展互助的动荡之中；此外还存在一些生产指导及计划方面的政策性问题，因此，生产的发展是远不充分的（可以说中央农工部恰是想把这一部分生产潜力发掘出来）。

　　农民持粮惜售也是商品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现有文献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对于农民这种心理状况是有了解的，例如认为“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千百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缴租、纳税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要自主支配自己的粮食；“我们越是需要粮食，他们越是不卖”，“去掉商人并不等于农民的粮食就一定可以多卖给国家”等等。 在1952—1953年间，随着政府的大力收购和私商的抢购，农民惜售和待价而沽的现象愈为严重，这种“同步反应”在以后的1980年代和几百年前的清代历史中都发生过。对于农民的囤粮惜售，政府在当时是否可以用其他非行政手段把余粮给“逗”出来呢？如照陈云所说，“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 1953年发生的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可见得这部分余粮是有的，也不是不可以“逗”出来的，但是这样却必然要引起价格的波动这一十分“正常”而又十分“严重”的现象。所谓“正常”，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粮价的上涨是必然的；所谓“严重”，是因为“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老百姓叫好的物价稳定这一条，就有丢掉的危险”。 这种物价全面上涨的局面，恰恰是政府最不愿见到的。更为严重的是，它可能还会引起有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涨。这样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流向城市部门的资金必然减少，从而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当时政府财政正是建立在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基础上的，据研究，当时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转移出来的资金每年高达28 亿元，与农业税总额（27·4亿元）相当。工农业产品比价发生问题，必然要危及财政，也势必在资金支持方面影响到从1953年开始的整个工业化的发展计划和发展战略。 这样，一端价格保持不动，事情自然就要走到另一端即政府的全面控制上去了。

　　因此陈云才想到“又征又购”这个“彻底的办法”，希望对粮食问题来一个根本的解决。 正是在这样的客观背景和主观认识之下，粮食的统购统销才变成了“唯一”的选择，对它的“不可避免”的一面，也应做相应的理解。

　　陈云的建议提出后，立即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和毛泽东的赞许，并在1953年10月2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但是毛泽东和陈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角度上却颇有不同。如果说陈云主要是从国家财政、从“过日子”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话， 毛泽东则主要是把它与“过渡”、“改造”和“斗争”联系了起来。这似乎正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

　　在10月2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农民一切都是好的；“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分析和批判”；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 把它做为了一场战斗。显然，如果只靠手里可动用的几亿斤库存，“吃净卖光，扫地出门，再来接收新粮”，即继续采用市场购买的办法，中央政府天天做“叫化子”、过“年三十”， 在毛泽东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在会议上他进而指出：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这一个翼，如果没有计划收购粮食这一项，就不完全）。 这样就把问题提到了“纲”上，把粮食统购统销做为“互助合作”的必要组成和“对农民改造”的重要一环。把统购与总路线联系起来，也争取到了党内“抵触情绪很大”的一批人的赞成。 但是这些都是以前没有过的认识。对粮食实行全面控制，虽然是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但过去并未把它当做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而且对苏联的“余粮收购制”一直持批评的态度；看来，只要走上苏联模式的道路，就会出现这种“亦步亦趋”的现象，产生许多同样的行为及特征。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是在加速发展工业化的刺激之下，某种原有发展趋势的一大步跨越；现在，在粮食问题上这二者又合起拍来。

　　就这样，统购统销成为建国以来经济战线的第二次大战役（第一次是“财经统一”，第三次即“三大改造”）。它使中国踏上了长达30多年之久的国家垄断、全面控制粮食的道路； 其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惯力”，甚至使得1980年代政府决心把它改造之时，都难以获得成功。它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当时的集体化和日后的集体经营模式，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从事后来看，统购统销根本不可能导致农业增产，而只能导致收购成功，这是苏联的例子已说明了的；它本是为解决一时的困难而发，从这种观点看来，也应行之于一时，见好即收，不料却愈来愈制度化，竟成为农村新制度的两大支柱之一。

　　本文并不打算全面地评价统购统销制度（它在不久就扩大到了棉花、油料及生产的许多方面），而主要是服务于中国农业集体化的研究，和了解其中各种不同因素的作用及其影响。但是仅对生产的影响来说，从1954—1956年同样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粮食生产只增加了1／6左右，比前一阶段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里无疑是有统购统销的原因的。1953年陈云曾指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他说：

　　“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他们钞票，还要供应他们物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毛病还可以举出好多，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有。”

　　果然，以后统购统销就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就当时来说，政府为了收购这批粮食，增发了12亿元的新币，在市面上不算太多； 但是政府却拿不出相应的物资让农民来挑选和购买，同时，由于收购价格“必须固定”， 加上对农民口粮的限制过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此之外，政府还打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呢？陈云提出：

　　“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

　　“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增产百分之三十，就有一千亿斤粮食。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

　　这些经验，大抵是在老区和在恢复时期取得的，现在就被当做了今后发展时期的生产指导方针，并对其后30年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一挑扁担两筐炸药中，陈云选择了统购的一个，他希望的是依靠共产党长期以来与农民的紧密关系，“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 但这一件事毕竟要演化为对农民的一场斗争和致使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这不仅是一时地出现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及聚众闹事等， 而是要成为一个持续的、经常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要始终对农民实行严格的口粮控制，这也是统购统销四大支柱之一的“计划收购”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他三者为计划供应、国家控制市场和中央统一管理）。

　　据薄一波回忆，1952—53年粮食紧张的原因，一是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增产的粮食被农民自己消费了，他说：

　　“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同三年前比较，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照他所说，在当时已不可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国家所需数量的情况下，统购统销就是要把农民多吃的这部分口粮中的一大部分从农民手里拿过来。这种“农口夺食”，自然要使双方关系紧张。另一方面，政府为做好这项工作，也必须把产、销两方面的情况搞清和控制起来。就销的一面来说，针对大部分农民征“过头粮”的现象，毛泽东曾起草了中共中央的一份通知，要求对产粮农民的“过头粮”情况加以调查：

　　“（一）去年定产偏高的占百分之几，偏低的占百分之几，恰当的占百分之几；（二）缺粮户（以缺一个月粮为起点计算）占百分之几，自足户占百分之几，余粮户占百分之几；（三）缺粮户供应方面，该供应的真缺粮户占百分之几，不该供应而供应了的假缺粮户占百分之几（除去周转粮不计在内），本粮食年度内因对假缺粮户盲目供应而耗费的粮食共有若干；（四）以叫唤缺粮的人为一百，真缺粮而又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及时因而引起叫唤的占百分之几，假叫唤的占百分之几；（五）销售补课工作，已经做好的占乡或户的百分之几，尚未做好的乡或户占百分之几，何时可以做好？”

　　这样，政府直接管到每一乡、每一户的吃粮及口粮控制问题，这是《周礼》以来，中国历代政府所未做过的事。它自然成为政府的沉重责任，因为若闹不好、一有偏差就会发生大的严重问题（这也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自建国初期，政府已经把全部城镇人口、经济作物区和农村中大约十分之一的缺粮户、以及灾区人口的粮食供应全包了下来；其中农村人口即近一亿，约需粮食300亿斤（1953年），其控制量也比传统时代扩大了好几十倍（明代最盛时粮食实物税也不及 3000万石，约合40亿斤），这本身就会导致对粮食的严密控制；现在又给产区农民规定了严格的口粮标准，以期从他们那里取得足够的余粮，这最终会使政府感到“不胜其累”。而且，不管粮食的供求形势是向坏的、或是好的方向变化，这种口粮政策都会显露它的愚钝不灵的一面，而很难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在统购统销实行的最初几年，出于某些原因，如计划工作中强调国家需要的一面，任何数字任务本身都会有的追求数量的倾向，挖出农民余粮存粮的刻下目标，以及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使得国家征购数量有了超量的增加，从而成为统购统销的主要倾向，也使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 现将1952—1955年国家征购数量表列如下：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征购量，亿斤 607 785 868 846

　　指 数 100 129 143 139

　　占总产量 ％ 25.7 28.4 30.6 27.6

　　＜资料来源：《粮食统计资料》，页22；《当代中国粮食工作》，页 68、97；

　　注：据薄一波，页273：1954年868亿仅是计划数字，实征数为891亿斤（指数147，占总产量31·4％）。＞

　　如上所述，统购统销的发生乃是建国以来某种趋势发展的一个产物，对此我们估且称之为“统制经济”趋势，它显然更多地是为中国文化传统和自身因素所决定的，它的发生，反过来又推动了后者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作用。1953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陈云、邓小平的一封信中说：

　　“关于重要土产和副食品，逐步抓过来归国家和合作社经营，实在必要。这是一项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

　　当这批物资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之后，马上发现它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从此，也更确认了国家统管即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内容这样一个信条。对此，虽然在1956 年“八大”前后曾有过一番探讨； 但直到很久以后，这一信念才真正有所动摇和改变。

　　但是，统购统销的实行，也产生了一些意外的作用，这就是它虽然造成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紧张，却由之“推动”了集体化的进展，和成为实行工业建设计划和农村新制度的“理想工具”。从上述可以看出，如果是面对着千百万的个体农户，统购统销的实施将是很困难的，因此它本身也要求农村制度做进一步的改变。统购统销对农业集体化的这一作用，也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最后，也许应当指出，统购统销虽有“突发”性的一面，但类似的这样那样“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却不是偶然的，尤其是在当时那种“统制经济”的趋势之下。就1953年来说，究竟是由于工业化的需要，还是由于国家“包揽”太多，仍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也许没有新的建设项目上马，它迟早一样也要发生。而它一旦发生，也就必然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