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毛泽东为什么要制订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tuffy05

毛泽东为什么要制订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梁中堂


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群众教育，是共和国最初30年的一项基本制度和政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政策，有过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的领袖在内的许多种不同的解释，近些年来，有一种解释，说是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党管理员，受尽了北大的教授和大学生们的歧视，解放后为了报复和出气，就有了整治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最有说服力的，似乎就是引用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给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被人冠以“毛泽东自述北大生涯：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到处流传。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再有，“毛泽东仇恨知识份子，源于当年在北大挨了傅斯年一记耳光”：“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
还有，张申府的口录：“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以上总结，“毛泽东最难忘往事：在北大图书馆从被训斥到被打耳光”，所以就有了建国后的知识分子的磨难。
前天，我又读到凤凰网上耿云志先生的一个访谈（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24/12753412_0.shtml）。耿云志先生是研究胡适的大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有关胡适的著作和文章。比较年轻的大陆人了解胡适，可以说都与耿先生的介绍和评述相关。耿先生为在大陆恢复一个历史上客观的胡适，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在最近有关胡适的访谈中，他说:

胡适这个人既具有中国忠恕，儒家讲这个忠恕之道，又有西方的这种绅士的修养，他从来不恶语伤人，从二十年代开始，青年学生、左派作家不断地用各种非常激烈，恶毒的字眼来骂他，他从来不回骂。鲁迅写那么多骂他的文章，他从来不回答，共产党这么批判他，他也没有对毛泽东对中共讲非常难听的话，我的记忆中胡适讲的可能最令毛泽东生气的一句话，他有一次答记者问，记者说，说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做事，毛泽东是不是你的学生？胡适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他当时只是在北大图书馆做事。
完了他下面加了一句，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

后面一段文字按套黑方式处理，以引人重视，不知道是耿先生所作还是网络编辑所为，总之是原文就有的。
我觉得，历史人物被演绎处理，有了许多版本的真的假的故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越是有魅力的历史人物，越是会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即使贬低了领袖人物，也不可计较。毛泽东顺应历史潮流，做了那么大的事业，即使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制度和历史也伤害了很多的人，被一些人骂一骂，嘲讽上一番，都是极正常的事情。作为社会另一方面的人，也应该理解他们。别说时代不一样了，即使生活在封建专制时代，也有“朝廷背后骂皇帝”之说。再强大的政府，也无法堵住百姓的口。社会进步了，就是公开骂皇帝也不治罪。你看到毕福剑的视频了，就要追究。如果没看到，该不该追究？一件事情的性质，不该由传播面的广泛程度来决定。何况，在你看来是大逆不道或者罪恶滔天的事情，别人并不以为有多大的问题。我就不以为毕福剑真的是对毛泽东有多大的冤仇，他纯粹就是和一帮朋友找乐。倒是让社会这么一搞，少不了一大帮毕福剑的粉丝们又产生了对毛泽东也不友好的情感。
再说啦，作为人，谁的一生当中都有一些不堪记述的事情。笔者在7、8年前就曾经起意，将来闲下来时一定要把自己一生中的糗事写出来。年轻时打篮球，曾急忙反身将抢到的球帮对方扣到自己一方的篮框里。那可是一场班级间的正式比赛，没这颗球正好平局，人家有了我这颗球就胜了我们。去广州街头上买港版书，和老伴两双眼睛盯着看给我打好了包，交钱拿书，再走几步拆开竟是一包废纸。老伴埋怨几句，我还反驳说“就凭人家几个孩子机灵劲，还不值你几十元钱？”晚上开车到红绿灯前紧急刹车，看见一个高个男子在我车前先将自行车扔地上，接着人也躺了下来。自己当然以为把人惊吓着了，赶忙和及时围上来的一大帮人把倒地的男子送附近的医院检查。忙活了几个小时，付了检查费又送了几千元。过后许多天，才知道社会上还有以碰瓷为勾当的人。与朋友喝酒喝到夜深人静，醉休休地忘记拿包就回了家。第二天让饭店小服务员忽悠了一整天，说只要找见包，里面6、7000元现金没有就没有了。虽然送包时也意识到所有现金都是这小厮一人所吞，但检点里面的行车证、驾驶证等等所有证件都还存在，特别感念能送还皮包可以省去自己再办证件的诸多麻烦，就又送了人家几百元前，且将其送到了电梯口上。年轻时自恃才高气盛，觉得自己是个做研究的料，给省委书记说哪里都不去，就适合在社科院工作。许多年里满意在一个小单位既当官又做研究的生活，其实常常是顾此失彼，自己却毫无所察，直到被人算计赶了出来。离开社科院后，自以为懂得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本是想辞去领导职务当教授的，可走着走着，又是跟着组织部门不辞职反而提拔了。等明白了自己的命运连省委组织部长也决定不了以后，已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这才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山西……若将这一类事情集中起来，少说也有几箩筐。毛泽东比一般的人高明，但毕竟也是人，自己走麦城的时日，心里全都清楚。贺子珍出走延安，本是西安看病，接着又西行执意要去苏联。毛泽东写信深情相劝，最动情处就是说自己目前在党内的处境已有改善，刚开始过舒畅点的日子，以后还会更好些，意即你不该仅在艰难时刻陪我，情况好转了却又离我而去。毛泽东受排挤的时候，被人挤兑，一定也不好过。1920年从北京到上海送别赴法青年，只够买到天津车票的钱，路途上连仅有的一双鞋还被人偷了，可想其穷途落魄到了何等程度。所以，在我们平常百姓眼里的伟大领袖，他的一天一天不过也是平常的生活。既然是人的生活，有好有赖，让人说一说也无妨。
但是，如果要做历史研究，特别是总结社会经验，要弄清楚共和国为什么会有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那就不能信口雌黄。
1918年到1920年，毛泽东曾两度到北京。第一次从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约7个月。其中1918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满打满算也不到半年的时间。第二次从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前后不到4个月。现在的人们往往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的毛泽东，以为不是为了到北大求学，就是如目前北漂，要在那里长久打工赚生活。其实，毛泽东两次来北京，都不是这个目的。第一次来北京的毛泽东，25岁，在长沙已经组织新民学会，可以写出“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的诗句。《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再结合1945年重庆发表《沁园春》后因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词句，自此批判毛泽东帝王思想的话语不断。但是，想一想民国取代大清也才几年的环境下，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青年抒发豪情壮志，还能做什么比喻？客观地说，即使说毛泽东后来的共和国领袖有帝王的影子，那也是在传统的中国接触了现代资本主义以后能够做得最好的一个具有帝王影子的现代国家的领袖。我们不要一味批评毛泽东没有做好现代国家的领导人，同时也该检讨我们自己也都还不会做现代国家的公民。
那个时代还没有将学历当作考取公务员的必备条件，所以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青年不一定都要上大学。毛泽东两次到北京，都有具体的事由。第一次赴京，毛泽东是为了送赴法留学的青年朋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作为参战国家，不少人上了前线，劳动力紧张。法国驻华使馆以半工半读方式吸引青年赴法留学，湖南青年踊跃，其中不少都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第二次是为湖南民众驱逐张敬尧，赴京请愿。毛泽东本来就没有要在北京大学上学。早在上长沙师范以前，毛泽东就不主张上学，而是在长沙图书馆读了半年的书。只是父亲断了供给，这才不得不去上学。这次在北京逗留，也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才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毛泽东对斯诺说的那段话该怎么理解，那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也才过去了10多年，毛泽东的一些话也是靠不住的。比如他给斯诺说，他在长沙师范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毛泽东1918年夏在长沙毕业，8月19 到达北京，次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离开北京南下，先到上海送别赴法留学青年，4月初回到家乡，还在母亲身边服侍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的母亲是在1919年10月9日病故的，他是从长沙赶回去参加葬礼的。所以，考察历史，有的时候，本人所说的亲历的事情，也不一定就可靠。
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的目的很明确，就这点说，我觉得他还是满意的。“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他本来就是为了得到一些钱贴补生活，所以并不很在意图书馆是否适合自己。
至于毛泽东给斯诺介绍中那段评价不高的话，我认为是毛泽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毛泽东是一个领袖欲望强烈的人，可能过于在乎别人如何对待自己。在给斯诺的自述中，每个时段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譬如叙述第一次离家到外地上学，“我平常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也许读者还记得，1950年访问苏联，毛泽东一见斯大林就说自己是受压的，被排挤的。斯大林则以“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作为回答。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毛泽东的许多活动都与历史相连。研究毛泽东其实就是研究中国，研究历史。就不能只是关注具体枝节，那怕是当事人的回忆，也不一定都可靠。
毛泽东关乎大历史。对大历史的研究要注重历史的逻辑，而不只是细节。
在毛泽东的成长历史中，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内的两小段北京生活的经历，是塑造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起点。如果毛泽东不曾有过这两小段时间在北京以及特别是与北京大学的交集，就没有后来历史上的毛泽东，连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能也要重新改写。前些年有本书讨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说的是延安。其实，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生涯，该从北京大学结识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红太阳是从北京大学起步的、升起的。就从北京大学成长出一个伟大政治人物来说，那不可能是一段被压抑与郁闷的生活。就以后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人相交往的几十年关系来说，那该是一段美好的人生。甚至于，毛泽东在这里还收获了爱情。也就是这两小段的北京生活，毛泽东与杨开慧互定了终身。如果那是毛泽东的一段昏暗的生活，留日留欧归国的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如何能将女儿许配给大了8岁，并且在农村还有一个婚姻的穷小子？
张申府说毛泽东曾经把什么抄写错了，完全有可能。至于是不是全抄错了，因为那是当事人的话，别人无法计较了。但是，张申府苏护也没有说曾为此训斥过毛泽东。另外，说毛泽东的字迹潦草不可辨认，则可能是不顾事实的捏造。毛泽东的书法自成一家，即使再不把毛泽东当回事，也会认可他的书法。而且在那个时代里，从小练习写字，就是因为字体是一个人的脸面，本来就是为了装门面，会写字的人绝不会胡乱写字。毛泽东向来以草书行世。但草书不是潦草。书法潦草的人不可能成就书法。毛泽东的草书，可不是如笔者这一代人根本就没经受过书法训练，写出来的字自己往往都脸红。毛泽东能有草书，是在此之前有过严格的正楷书的训练。没有楷书，就不会有草书。成就草字的书法大家，其字都有章法。所以，说毛泽东写的字潦草不可认，那不是恶心毛泽东，而是恶心那时都应该还有深厚国学底子的北京大学师生，特别是恶心后来当了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在民国时代驰骋社会科学领域并横霸汉学国学界的傅斯年，认不出毛泽东的草字。
说傅斯年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更是有意的编排。毛泽东1893年出生，湖南人。傅斯年1896年生，山东人。1918年，毛泽东25岁，傅斯年22岁。那是距离曾国藩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还不很长的日子，湖南人性格顽劣、善斗，都是有名的。傅斯年哪里敢打一个比自己高出半头的湖南人？再说啦，1945年傅斯年曾作为6位国民参政员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延安。包括黄炎培在内，参加访问团至少都是因与中共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显然，傅斯年是因为此前曾经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有过一面之谊。不说傅斯年一定与毛泽东有过多么深的交谊，至少没有交恶。想一想，参政员代表团是带着销蚀国共两党矛盾和冲突而来的，傅斯年明显又是蒋介石的铁杆粉丝，如果当年曾经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现在又去延安访问毛泽东。符合逻辑吗？
现在开始考察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具体交往。
据毛泽东说，他是在湖南师范开始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它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918年8月，毛泽东到了北京后，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特别是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关于毛泽东和这两位点燃中国革命火炬的人的关系，已经很难说得详细与具体。但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定是个连接点。在北京，“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1879年出生。李大钊，1889年出生。两位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特别是陈独秀，已经是全国很有名气的人。他们愿意接受和容纳一个湖南小伙子，以至后来在建党前委托他在长沙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那个时期包括共产国际的几位代表都在中国帮助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建立共产党组织，但一直到1921年7月建党前夕，全国也仅只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6个城市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的组织。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包括毛泽东在内才12个人在上海召开会议，代表全国50多个党员。毛泽东有早期的革命活动，完全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引领。而李大钊和陈独秀愿意引领毛泽东做这么大的事情，足以说明他在北京大学期间是优秀的，甚至辉煌的。否则，如果那是一段暗淡的和不堪回首的生活，幸运之神会降落在毛泽东的头上么?
因为建党后与陈独秀有了更多的交往，所以，相比之下，毛泽东与胡适的交集好像并不多。但是，如果仅仅梳理两次北京的短暂逗留，因为年龄相近，毛泽东与胡适的交往，也许要超过了同期的陈独秀。根据不多的资料，我罗列了以下几宗：

1. 毛泽东第一次到达北京后，曾与同伴等5人给胡适写过信。这是胡适于1959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生日的这天谈给他的秘书胡颂平的。查《毛泽东年谱》，虽然赴京准备赴法的留学生一共有20多人，但与毛泽东8月15日离开长沙同行的，似乎正好是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5人。时隔40多年，胡适还记得这么清楚，而且是在毛泽东的生日这一天谈起，表明他们之间的交往不平常。
⒉ 1919年3月，一方面因为母亲病重要赶回湖南，另一方面也是要到上海为赴法的学生送行，临行前，毛泽东曾经拜访胡适，希望他今后能支持湖南的学生运动。
⒊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21日，第二期发表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8月24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胡适接着说：“《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这时的胡适，对毛泽东不仅有好感，且夸赞有加。至少从话语中可以看出，胡适完全是把毛泽东当做自己新文化运动的亲密同志和战友的。
⒋ 1919年12月，毛泽东在上海送别蔡和森等留法学生后，即到北京参与并领导湖南驱逐张敬尧请愿团。1920年1月15日，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胡适后来又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这该是毛泽东曾经3次登门拜访胡适的记录。
⒌ 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毛泽东在上海送别湖南赴法留学学生及动员沪上人士声援湖南驱张运动，曾经给胡适去信。
⒍ 1920年7月9日，毛泽东自湖南长沙给胡适寄送明信片一张，其上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耿志云先生提胡适说毛泽东考不上北大的话，不知是否可靠。不过从前后史实考证，毛泽东就未有考取北大的念头。另外，直到抗战时期，无论毛泽东还是胡适，都认为之间是有友谊的。1945年7月，傅斯年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嘱托问候胡适之先生。远在美国担任大使的胡适一方面是在报上读到傅斯年转述友情的文章，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委托在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的董必武拜访了胡适，8月24日，胡适在纽约给延安的毛泽东发了一封长文电报：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即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我们且不评论胡适充满书生气的电文，但从这件事来说，胡适与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的交往，该是有一个好的基础。那么，毛泽东在50年代批判胡适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接受在教育，是共和国的一个大政策。胡适对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改造一般的知识分子，不批判他们心中楷模行吗？但是，批判归批判，过后毛泽东还是说好话的。根据中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对中央报刊、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文章补救一下。”岳南先生的说法，让人觉的毛泽东对胡适更具有人情味：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该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给他恢复名誉吧。

我所以在这个位置上讨论胡适，是因为毛泽东早年和北京大学的师生有几个特殊的交往，其中1920年1月17日，毛泽东后来的岳父（这时毛和杨开慧还未结婚）去世。那时的教授，大多收入也不是很高,并且还常常发生拖欠薪饷的情况。杨昌济住院及去世的日子，北京正在发生以北京大学教师为首组织中小学教师罢课要求发放拖欠薪资的运动，其中马寅初、陶孟和、马叙伦等都是组织者和领导人。杨昌济去世后在北京办完丧事，还需将灵柩护送回湖南老家安葬，这都是杨家负担不起的。此时的毛泽东恰好因湖南民众驱逐都督张敬尧事赴京，且与杨开慧热恋中，比杨开慧兄妹年长，自然参与不少杨先生的丧事。据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蔡元培、胡适、马寅初、陶孟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正统的正史修撰家们不明就里，在编写《毛泽东年谱》时以自己的短视之见，将共和国期间曾经被批判过的马寅初、陶孟和都删掉了）共同签署的《启事》说：“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金。”蔡元培等4人为杨昌济发起募捐，该是令毛泽东终生难忘的事情。
按照这个名单，接下来就是马寅初了。马寅初，1882-1982年，此时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并担任经济门（系、所）主任，特别是前不久才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那时的学校建制与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同，学校有校长却并无副校长及秘书长、处长一类的行政官员。教授去世，学校当然也有不少的事务帮助遗属去做。蔡元培年龄较大，社会地位也高，学校的事务难免就由马寅初代表蔡元培和学校一方。过去在研究马寅初问题中，人们只知道马寅初与周恩来的关系，却不知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早于周恩来20多年。马寅初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在建国初期担任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而不是担任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很大程度上也还是因为和毛泽东的关系。对中国制度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马寅初自1940年被蒋介石软禁以后就脱离了国民党(马寅初是在美国上学期间加入国民党的)，成为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不同于党派领袖，有深厚的党派势力为资本，可以在政治上获得应有的地位。马寅初没有党派势力，能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又增选为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然都是共产党的提名（人们只知道这样一条原则，即与共产党有好的民主人士。难道与一个普通的党员友好的民主人士也可提名？）。马寅初深知这一层道理，所以也一直对毛泽东有着极深的感情，连给孙辈起的名字都隐含着毛泽东的字，以示永远的感念。
其次是陶孟和了。陶孟和，1887-1960年，当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1949年9月21日，陶孟和也是以“特别邀请人士”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政务院组成人员等名单中，陶孟和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５日,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又增选为常务委员。岳南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说，1957年9月，当反右运动高潮时，陶孟和出人意料地报名登台发言，其中一句“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险被打成右派。据说还是毛泽东施加援手，才算勉强过关。岳南的文章题为《陶孟和为何能躲过“浩劫”》，刊登在《名人传记》2015年第4期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细心阅读。
再下来是梁漱溟。梁漱溟，1893-1988年，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先后在江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办乡治、村治学院，搞“乡村建设”。1938年、1946年，曾两度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各述政见。特别是后一次访问延安，因拒绝国民参政会，给毛泽东很深的印象。40年代筹建民盟并先后任常委、秘书长，十分活跃。1946年，梁漱溟以第三方身份调停国共矛盾，提有损害共方利益的方案，曾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梁漱溟因此知其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毅然退出政坛，专心教书撰述。文化大革命以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其中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让共和国以后已经鲜为人知的梁漱溟再次爆得大名。1953年9月8日至1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几次发言，遭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人们从“毛选五卷”整理的文章，认为毛泽东有过一次相当“失态”的讲话。但对毛泽东为什么“失态”以及如何“失态”，其实是不甚了了。
毛泽东自以为一边倒地学习苏联走工业化道路，是在中国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资本主义，哪来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其实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造业所达到的现在高度，也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程度。工业现代化，说穿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但是，无论谁发展资本主义，都必须要有资本。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传统农业尚未有自发产生和生长资本主义的条件。毛泽东建国的时候，中国受帝国主义影响才一个世纪，开始引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充其量也不过半个多世纪，由于连年的战争，资本主义还没有起步。另外，国民政府仅有的一些黄金储备，还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所以，共和国当时的处境，真是如毛泽东所说“一穷二白”。
毛泽东要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急切地搞建设，资本金本来就只能从农民身上索取，不啻又遇上朝鲜战争，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梁漱溟与毛泽东冲突的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就有一项议程是听取从朝鲜前线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情况报告。所以，农业税负已经很沉重了。但是，如果按照一定要进行的经济计划前景，随着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农民的真正牺牲还在后面。当时农民的背负究竟有多重，仅可从中央直辖的14个城市所销售的粮食增长状况的统计得到说明。假设14个城市在1950年的粮食销售为100 ，1951年增长到147 ，1952年就增加到了228。要知道，这其实才是开始。根据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情况推测，梁漱溟与毛泽东发生争执的会议期间，中央正在制订对以粮食产品为主的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什么是统购统销？就是要求农民将富裕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有政府统一在城镇销售。因为销售渠道就政府一家，粮食的价格由它来决定。另外，什么是农民的富裕粮食？我小时候跟着大人参加过一次工作队动员农民销售“富裕”粮食，干部就在批判“三百八不够吃？”要求按照每人每年留下380斤原粮作为口粮，再预留一定的种子，其余到要按照国家的收购价卖给国家。过去读苏联历史，只知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派出军队到农村征集余粮。不知道我们的统购统销政策其实就具有这种性质。而且，我们比苏联还要严重的是，这一政策从1953年起一直维持到1992年。中国政府长期执行这一政策，使得中国农业生产经常是在萎缩性的再生产状态下运行。
固然，与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比较而言，传统的农业注定是一种没落的生产方式。特别是相对于已经发展了的资本文明来说，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历史一概都是野蛮的、残酷的，甚至于血腥的。但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特点是国家较少的参与，甚至是不直接的参与，资本市场所对应的毕竟是一个一个的小农，其历史过程所采取的往往是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包括海外廉价农产品输入的方式，总之是资本主义生产将传统的个体小农各个击破，分别破产。但是，这一原始积累的过程所呈现给社会的表现是在数百年逐渐出现的一个一个的破产和正在破产的个体农民的悲惨生活，其他未破产的小农不仅能继续勉强维持其传统的生活，甚至于整体上的个体农业还能呈现传统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田园般的诗情画意。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以国家的面貌出现，政府制定的政策针对中国农业的整体，是对整体农业生产的挤压，完全冲着全体农民。在政府相关明确的政策指令和国家暴力即制度的作用下，中国传统农业整体持续地和长期地被压制在一个难以为继的再生产状态下运行，农民的整体生活甚至还不同于传统的时期。在传统时期，个体农民的生活要仰赖于气候变化，风调雨顺的年景下有个好收成，人们的生活就要好一些。遇到自然灾害，则生活得艰难些。虽然常常有抗不过灾害的时候，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抗过了灾害侵袭的时候，仍能够盼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在共和国计划经济制度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挤压下，传统农业一直被压制在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为继的状态，整体农民的生存状况确实悲惨（前段时间热播的根据著名作家路遥小说改变的电视剧《人生》，就是描写在这样的背景下的农村青年生活。不理解共和国背景下中国传统农业的这一制约条件，就难以理解如电视剧中的当年主人翁以及目前仍在演绎的每年数千万高考生等等几乎所有的农村青年都急切地向往逃离农村的心情）。通过组织和发动农民得天下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向来以代表中国农民利益自居，对当时的国家需要不断地向农民索取以及在这样背景下的农民生活状况，当然是清楚的。可是，他别无选择。可能更令他无法心安的是，国家正在制订更为苛刻的政策，需要农民进一步做出更大的牺牲。梁漱溟连续在全国政协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几次发言，描述农民与城市工人生活“九天九地”，甚至言语中流露因为农民的帮助才得以进了城的共产党在进城以后竟然忘记了农民，直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
根据“毛选五卷”编排的毛泽东在1953年9月16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的15段话语和几十年后梁漱溟的回忆分析，毛泽东并没有在这几天会议上系统讲话批判梁漱溟（毛泽东在12日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讲话中曾不点名地批判了梁漱溟，从文章注明的时间来判断，那次批判的内容似乎未收到这篇文章中），而是在周恩来批判梁漱溟的发言和梁漱溟的发言期间，有过若干次插话，甚至是与梁漱溟的对话。毛泽东的插话语言犀利、尖酸、刻薄。所以，不少人评价说毛泽东有点失态。不过，这是毛泽东的风格。事实上，毛泽东对包括他的同事在内的党内许多人和事的批评，常常如此。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描写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象征，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这次所谓对梁漱溟的批判，就是一次嬉笑怒骂。这是人们能够看到的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关系。1946年，旧政协准备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这该是共产党的推动。梁漱溟却采取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曾引起周恩来的不满。1946年，梁漱溟代表第三方调停国共两党的矛盾，在周恩来看来，也是站在反对共产党的一方。1950年，梁漱溟到达北京，毛泽东动员其参加政府，又遭到拒绝，也曾引起毛的不快。所有这些，都被毛泽东在这次“嬉笑怒骂”中发泄出来。
但是，毛泽东和梁漱溟还有一些交集交往，并不被人所知。按照梁漱溟的说法，毛泽东在1920年以前的两次北京之行，一是毛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梁自己也在北京大学做事。二是梁漱溟与毛的老师杨昌济同在哲学系，“毛先生亦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1946年，梁漱溟被周恩来批评以后退出政坛，在重庆专心办学讲学，所以并未参加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次政协会议。但是，毛泽东却未曾忘记过他。1949年11月，重庆解放，毛泽东即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梁漱溟赴京。
梁漱溟是在1950年1月中旬抵达北京的。其时，毛泽东正在苏联。3月10日，毛泽东访苏的列车回到北京，梁漱溟被统战部排列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欢迎毛泽东归来的第一位人士，说明统战部门对梁漱溟与毛泽东关系的理解。毛泽东握着梁漱溟的手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您长谈。11日，中央政府为毛泽东访苏归来举行宴会，两人再次见面，毛泽东当场约定，明日（12日）晚间到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一聚。毛泽东访问苏联长达2个多月，回来后却急切与梁漱溟约谈，足见友情与重要。毛泽东邀其参加政府遭拒后，又有过几次约请长谈。期间还安排梁漱溟参观解放区和土地改革，吩咐中央政府秘书长接受安排梁漱溟所办的学校学院和随行的工作人员。长沙解放后，毛泽东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看望杨开慧的母亲，不愿意叨扰地方政府，梁漱溟委托自己在长沙的亲戚予以关照。梁漱溟也不是党派人士，本人又拒绝了参加政府，当然还是毛泽东的原因担任了政协委员。有了这个职务，梁漱溟生活待遇则无忧矣。
虽然有了与毛泽东的冲突，即使晚年，梁漱溟叙述起来平和自然，仍以为是自己的发言引起毛公的误解，并无怨言。
其实，在毛泽东最后几十年的交往中，还有一个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被所有研究毛泽东的人所疏忽。1959年12月26日，胡颂平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毛泽东进图书馆？胡适回答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章行严，即章士钊，1881-1973年。早年留日期间，与陈独秀创办《甲寅》周刊，聘请李大钊教授子女。1917年应陈独秀之邀入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25年，任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其施政引发学潮，也受到鲁迅的抨击。共和国后，担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以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过去研究毛泽东的人都知道章士钊曾经送毛泽东2万元，作为支持湖南留法学生的经费。1961年春节开始，毛泽东以归还历史借款名义，每年从自己稿费中支取2000元送其补贴生活费用，直到10年后停止。我们不知道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制 ，如果按照胡适说法，章士钊担任馆长，李大钊则是主任。或者是现在通行的说法，李大钊就是馆长，那也是章士钊去职后又荐李大钊接替自己任馆长。总之，日本留学期间章士钊、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铁三角”关系，现在被带进了北京大学。杨昌济是湖南人，也有着留日的渊源，所以能将毛泽东介绍给章士钊、陈独秀和李大钊。即使解放后毛泽东主要是感念章士钊馈赠之恩，但也不能不说其中还夹杂有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的章士钊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三人的共同情谊。
以上是毛泽东在北京时期与北京大学老师们的交往，其实还有几位学生。一个是周炳林，一个许德珩。周炳林，1892-1963年，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五四以后，上海有民族资本家愿意出资资助4名学生领袖出国留学，再加上傅斯年受山东地方政府公费派遣，曾被借用清政府委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戏称“五大臣留洋”，乃一时佳话。周炳林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并创办法学院，时正值国共合作，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北京大学有担任政府官员后，必须辞去北大行政任职的规定。但周炳林曾一度担任教育次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华北几所大学南迁，以及组建西南联大，都是其间由周炳琳具体领导实施的）却仍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可见其在北京大学的势力至深。
近年人们炒作1949年，周炳林因何没有被傅斯年拉上去台湾，以及1952年北大知识分子改造中毛泽东批示点名问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于是不明就里。
周炳林夫人魏璧，湖南人，早年为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会员，后被毛泽东送赴法留学。1935年毛泽东带领红军被蒋介石围追堵截，艰难备至。周炳林夫妇和许德珩夫妇等几位北京大学教授，通过读报得知毛泽东已经到达陕北，旋即在北平东安市场采购了许多紧缺物资托人周转送至延安。毛泽东收到送达的物资，曾以“各位教授先生们”称呼写过一封感谢信，似乎只知几位是北大教授，却并不知究竟为谁。1946年至重庆谈判，许德珩、周炳林两对夫妇共同拜见毛泽东，始知事情原委。4人之中，其他3人都是毛泽东湖南故交，知周炳琳名随即呼出“五大臣留洋”的轶事。1946年旧政协期间，周炳琳是最早站出来支持共产党的国民党代表。1949年，周炳林夫妇留下来欢迎解放军和平接收北京大学。可能因其国民党和曾经的教育部次长的经历，周炳琳于1949年秋天即辞去法学院院长职务，仅以北京大学教授行世。
像周炳琳这样的人，首先是无法接受群众运动对其尊严的羞辱。所以，1951年北京大学的改造运动中，几经与群众顶牛，不得过关。毛泽东看了北京市送来的材料，于1952年4月21日给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批示说：

彭真同志：
送来关于学校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的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

这就是有人以“原罪”说解构的周炳林在知识分子改造中的故事。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知识分子改造政策，以及他怎样看待这个政策，那都是另外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了解周彬琳夫人魏璧青年时与毛泽东的情谊，以及周炳林夫妇与毛泽东早年的一些交往，就该知道傅斯年因何不“抢救”周炳林去台湾，也不难理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毛泽东的批示的初衷。至少在毛泽东看来，周炳林不属于张东荪和敌特分子，是拥护新政权的。所以，他的批示其实是帮助周炳林过关的。果不其然，毛泽东的批示后不久，周炳林不仅改造过关，而且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949年建国前未参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活动的原国民党，却以民革成员的身份吸收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市的民革领导人。
许德珩，1890-1990年。其夫人劳君展也为毛泽东新民学会的会员，同样是毛泽东送其赴法留学。许德珩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因为都属湖南人，毛泽东在北京期间该与其有较多交往（但未见这一时期的故事）。许德珩留学回来后，曾参加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的革命活动。据许德珩自己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其几次谈话后，“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有人评论说，与毛主席谈话该是九三学社得以成立的最直接的原因，或者说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共和国时期，许德珩作为九三学社的中央主席，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增选为常务委员），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常委，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总结毛泽东和北京大学以上关系，至少可以得出下面几点：
第一，毛泽东1918年至1920年两次北京的短暂滞留，曾经与当时革命思想和文化运动发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有着深切的交往。可以说，毛泽东正是在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从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的交往来分析，毛泽东滞留北京期间，虽然生活艰苦，但仍好于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谈不上凄惨与悲凉，没有理由认为受到了北京大学师生的歧视。相反，毛泽东在这两个短暂的时间里一定还表现出其非凡才华的一面，否则不可能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信赖，以至成为1919年至建党前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负责人，以及建党后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书记。
第二，用俗气一些的话来说，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对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故旧不薄。
第三，说毛泽东制订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是出于对北京大学师生报复的阴暗心理，是没有依据的。作为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制度，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是远比毛泽东个人某次经历更为厚重的一个问题，需要客观、理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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