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 康生批判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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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穆光宗教授和马大成先生，完全是由于他们的缘故，让我有了全面检视马寅初研究的机会。

6月8日下午，北京大学穆光宗教授给我发来由马寅初侄孙马大成先生转发的两个影印件，一个是1959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常委会传达康生关于批判马寅初指示记录的复印件，一个是同月24日于光远转给陆平的康生23日写给于光远、范若愚、杨述、陆平、穆欣等人信件的打印稿复印件。从这两个影印件分析，康生确曾插手批判过马寅初。两个文件的具体内容，过去在包括新华社记者杨建业、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等许多人的文章和书里，都看到过。但因资料来源和出处都未能交代，我都予以否认了。这个影印件出自于浙江人民出版社《马寅初》画册，也未注释出处。因为两份资料都与陆平有关，初步推断它们都来自于北京大学。所以，我当天下午就委托北京大学李建新教授试查阅北京大学档案。为什么要说“试查阅”？因为许多年前我曾委托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李建新教授和在读博士刘玉博到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过，不是回答说党委会议记录不开放（6月19日下午4点，李建新教授从广西防城港市给我的电话中说，16日下午，北京大学档案馆根据领导研究的决定，又不许可他查阅有关党委会议的历史记录了），就是那里没有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档案。所以，这次还是只能让北京大学的内部人再试一试。
昨天（6月15日）下午，李建新手持系里的介绍信和《马寅初》画册，到档案馆要求查找。工作人员接待说，解放后的党委档案不对外开放，但既然这两张页码已经出版了，不妨查对一下。晚上7点许，李建新电话通知我，他已经看到这两份文件的原始档案。表明康生确曾参与批判了马寅初。昨天晚上，我已经将情况通报给中国发展出版社，并致歉意。今天开始写这篇文章，一方面是根据新的资料对马寅初的问题做一个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公开发表声明，再向读者表示歉意和检讨。

一、遗漏《马寅初》画册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所谓低级错误，是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错误。
这两份文件复印件来源于嵊州市人民政府编辑的《马寅初》。它是一本画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发行。这是公开出版的一本书，自己在此以前却没有看到过。自己研究马寅初事件花费那么大功夫，拥有那么多资料，甚至于占有相当多的马寅初问题外围的资料，却没有看到过刊登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核心资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无法向读者、向自己交代的错误。
说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此前自己并不是不知道有一本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马寅初的画册。知道有这本书为什么不买来研究？所以说低级错误，就是指这个。我在研究马寅初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了一些原则，其中就有一个“权威性原则”。[1]马寅初问题发生在中央层面，把关注的中心点放在中央层面，特别关注中央层面的资料来源。包括浙江省的地方出版物在内也曾经搜集过一些，因为没有可用的资料，所以将其放过了。但是，这本画册中提供几帧有关马寅初被批判和平反的照片，还真是对自己研究很有用，至少是目前自己所看到的唯一的一本提供了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资料证据的公开出版物。
进一步检讨，把错误推诿在自己确定的那个权威性原则方面，其实也不是理由。权威性原则，是说来源的权威性，而不是出版者和提供者。做研究搜集资料，应该将渠道拓得越宽越广泛，越好。包括地方的资料，都应在搜索的范围。到了资料分析整理的阶段，才该取权威性原则。这本书是在没有见到的情况下，几次三番地在自己面前浮现过却都被武断地当作没有价值的出版物而忽略了。说低级错误，很大程度该是指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情况下，有意漏掉一本马寅初资料专辑的书，属于武断专行，作风不严谨、不认真，无须寻找别理由。如果早先占有这个材料，研究的结果多少总会有所不同，奉献给读者的东西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首先要给读者致以歉意！其次，穆光宗教授和马大成先生给我提供了这份资料，以及因为给北京天则研究所演讲马寅初问题，才有了纠正我的这一低级错误的机遇，也应向他们一并致以谢意！

二、如果没有北大档案馆的证实，我仍不会采信这两份资料

虽然15日我收到穆教授的邮件后第一时间就像他感谢并道歉，但在没有进一步对应找到历史档案以前，自己对它的真实性还是有保留的。
首先，康生、陆平都是党的高级干部。马寅初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大学校长，也是国家高级干部。陆平怎么能在1959年12月15日常委会议上第一句话就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搞右派进攻”？根据陆平女儿的叙述，“1998年，在父亲84岁高龄时，一部在某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违背事实，把父亲说成与康生沆瀣一气，加害马寅初先生，这对父亲的沉默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因为是康生1966年5月派妻子曹轶欧率调查组……将父亲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本应是众所周知、无可更改的事实，但是，如今父亲还活着，事实已经黑白颠倒了。”“……自84岁经历了电视剧违背事实的事情后，父亲连连住院，身体明显地一年不如一年。”陆平的女儿的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纵横》杂志2003年第3期，2007年又收录在北京大学为纪念陆平出版的《陆平纪念文集》里。[2]按照这个叙述，陆平不仅不认可自己遵照康生指示批判了马寅初，而且因为根本不能承受这一说法受到打击而离世。
我在上文说的权威性，实际也包括出版社与出版物的内容发布的权利与权威性。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嵊州市人民政府的编辑物，其中发布关于事涉中央层面和北京大学的档案资料，却不具体注明资料的来源与出处，更没有拥有资料的相关单位或者个人方面的授权，其权威性当然要打许多的折扣。相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署名作序、由北京大学官方组织的《陆平纪念文集》编委会编辑的出版物，公开否认陆平遵照康生旨意批判马寅初，其价值和权威性大于浙江地方的出版物，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其次，根据这两份文件所涉事的5个人，其中于光远1959年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范若愚为周恩来总理的政治秘书，杨述为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北京市高校党委第二书记，陆平为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穆欣为光明日报党组书记、副总编辑，主持报社编务工作。以上5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不同但总体说都不算好，其中陆平和穆欣还直接受到康生和“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于光远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范若愚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杨述为中国社科院顾问，陆平为七机部副部长，穆欣为国家外文局副局长兼任中国画报社社长、总编。应该说，打倒“四人帮”，他们都是受益者，应该站在党中央一边。特别是1979年党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时候，也正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审查康生问题，这些高级干部当然有责任也有义务揭发和揭露康生的错误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央高调宣传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受到康生的迫害。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回应这个问题，更不曾有人承认康生给他们写信批判马寅初。即使到了90年代中期，马寅初神话已经风行神州大地的时候，曾经接受康生信件的穆欣在他的回忆光明日报的日子里，也仅以第三人称的身份叙述康生如何批判马寅初，一点都没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穆欣在回忆里提到了“12月23日，康生个人署名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却没有承认自己就是康生点名的5位接收信件人之一。[3]
在这里有必要在叙述一下陆平的资料。这个可以看到的康生写给于光远等5人的信件，是由于光远转交给陆平的打印件（康生手写的原始信件应该在中宣部的档案里面）。根据陆平女儿的文章，陆平是在1998年看到电视剧说陆平伙同康生批判马寅初而受到了刺激，并且由此结束了36年的沉默，开始说话即先是口述录音，然后修改根据记录整理的文字，最终形成了一个《岁月钩沉——回忆资料汇集》，刊登在北京大学为纪念陆平而出版的《陆平纪念文集》，其中有关1957年10月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至1966年6月6日被北京市委撤销职务，期间9年的回忆被冠在《七、北京大学几个历史问题的回顾》的题目里，包括“反右派与整风”、“关于《北京大学五年大跃进规划》问题”、“《高校六十条》与北大”、“关于《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研组》问题”、“关于反右倾批判‘党内专家’问题”、“关于北大的社教运动和‘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问题，是北大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等6个问题，却没有马寅初问题。[4]当然，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是陆平无法否认他曾伙同康生批判了马寅初，另一个是陆平否认曾经与康生批判马寅初。我在这里取一个中间的认识，即从陆平相关的资料里无法证实有关康生的这两份文献是真实的。
再其次，在当年批判马寅初的活动中，《新建设》比《光明日报》过犹不及。陆平1959年12月15日常委会传达康生当天布置批判马寅初的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一个‘重申我的请求’”，说明是《新建设》将马寅初的稿件呈报给康生的。而且，从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中写有光明日报12月14日文章的话语分析，马寅初的稿件也是15日送到《新建设》编辑部，编辑部马上就送达到康生的手上。康生把马寅初当作右派和敌人予以批判，《新建设》该是深度参与的。但是，当时《新建设》的总编辑吉伟青在后来的回忆中，还特别介绍了当年杂志给了马寅初和批判马寅初的平等辩论的权利，以没有跟着康生走而为荣耀。
更重要的材料是北京大学。陆平1959年12月15日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说马寅初“很猖狂”、“搞右派进攻”。1979年中央批示北京大学为马寅初平反，以及北京大学的平反报告都明确说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但是，经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副书记王效挺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第一版，2008年第二版，其中详细记述了1958年至1960年校园各次批判马寅初，中共中央批示北京大学为马寅初平反，以及北京大学为马寅初平反的各次活动，总计近20条，却根本没有康生曾经插手批判马寅初的文字。[5]要知道，王学珍、王效挺，可都是发生批判马寅初和为马寅初平反时期的北京大学党委会常委，而中央定性康生插手北京大学党委批判了马寅初，北京大学的历史中如果确曾发生过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的事件，北大党委领导下两度编撰出版的校史却不采信，信谁？
但是，昨天（6月15日）李建新教授在北京大学档案馆亲眼见证了这两份文献的原始档案，这就是说，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是历史事实。至于别人的材料如何错误，以及为什么错误，现在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用新的材料检视相关的研究，将以往研究再进一步引向深入。

[1] “30多年来，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文本相互传抄、连篇累牍，倘使一一考证，不仅繁琐，且无必要。本文按照如下原则和次序选出考证对象：第一，时间先后次序的原则。罗列最早记述这一问题的资料，对于后来传抄的文章，一般不再考证。第二，当事人和经历者的原则。罗列有可能亲历或经历相关历史人的记述，对于道听途说和远离现场的则不予列入。第三，权威性原则。虽不属于上述两项，但因为有可能获悉相关档案的条件，如来自中央或者中央层面的通讯机构和报刊的报道，传播面广泛、影响大。”梁中堂：《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拙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第137页；《马寅初考》，第119页。
[2] 陆莹：《父亲陆平36年的沉默》，《纵横》2003年第3期，第11页；《陆平纪念文集》编委会：《陆平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3]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在后来整理的这本书里，穆欣说的更为清楚：“12月23日，康生个人署名又给理论界、北京市委、北大党委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就不提其中就有他自己。《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4] 《陆平纪念文集》，第272-277页。
[5] 我曾将《北京大学纪事》中有关批判马寅初的资料汇集在《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里，总计18条，可见拙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第200-201页；《马寅初考》，第226-228页。

三、康生批判马寅初在我的有关马寅初研究中的地位

虽然在最近10多年里，马寅初曾经是花费我的精力最多的一个课题。但是，我经常提醒自己，马寅初研究不是我的主业和目的。我是为研究中国计划生育历史，而不得不涉及马寅初。特别是完成马寅初的研究以后，弄明白了计划生育的历史和逻辑关系，清楚地了解到，马寅初在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过程中是没有地位的，在历史上是不重要的。如果要写一部中国计划生育史，根本就不应该有马寅初的名字。但是，它在我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中，却占有很大篇幅。其实，如果理解了我的编排逻辑，就会明白，马寅初的两篇篇幅很长的文章，仅只相当于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一个脚注。因为向读者交代清楚了毛泽东人口思想以后，需要回答一个被人们搅浑了的问题，即计划生育来源于毛泽东还是马寅初？所以，把这两篇考证性的文章放在那个位置，是把它们当作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一个脚注。
我现在向读者说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为什么不先来分析刚发现的康生资料，却要先来审视康生的资料在我的马寅初研究中的地位？因为我研究的是一个有关马寅初的事件，而不是研究马寅初的历史，或者为马寅初而研究马寅初。如果是后者，我现在就要将新材料直接插入到原来的研究中，补充和纠正原来的认识。如果是前者，就需要检视新材料在我的研究中可能占据的位置，然后再使用新材料对我过去的研究做相应的纠正、补充和修正。
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是从共和国的计划经济基本制度引发出来，从避孕和节育一点点发展起来。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党和政府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来的。早在1953年，党和政府就有意支持城市青年的避孕和节育的要求。[1]1954年，刘少奇已经在中央机关这一层面通报“党是赞成节育的”。[2]1955年，中共中央为此还向全党批发了文件，声明“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3]1956年，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的报告中两次提出要提倡节制生育，该报告还刊登在9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包括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民主人士广泛参加的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计划生育的概念，引起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积极回应。[4]1962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将计划生育确定为社会主义的一项“既定政策”。[5]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又将计划生育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要求全党做好。[6]
总之，计划生育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它是毛泽东提出来的。[7]作为一项长期的和基本的政策，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和政府的一项工作，以致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这本来都是清楚和明白的。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刚踏入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时候，主流的宣传却不是这样。那时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宣传说，是民主人士马寅初最早研究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必须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建议。毛泽东曾经将马寅初接到中南海畅谈人口，接受了马寅初的意见，后来又反悔停止了计划生育，并且指使康生和陈伯达批判了马寅初。“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中国由马寅初建议实行计划生育时的6亿人口，猛然增长到9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1982年马寅初去世的时候，新华社高调宣传马寅初为“我党真挚诤友”，意马寅初曾经和毛泽东发生过一场公开的辩论。马寅初面折廷争，不畏权势，“实践证明真理在他一边”。这些宣传，我都是接受了的。但是，在此后的研究中，逐步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系统研究和反思我国计划生育历史以后，发现了许多个问题。
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世界各个民族随着生产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同时，几乎都明显有一段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在人口学理论中，这叫做人口转变。由于传统时代的生产力低下，人口变动呈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态势。当自然经济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转化，人口再生产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则呈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态势。在过渡时期，当社会发展比较快地降低了人口死亡率，但生育率却还未能及时转变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个或短或长的人口较快增长的阶段。这就是说，共和国时期的人口较高增长是一个必然要出现的社会现象。
其次，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党和政府提出赞成节制生育开始，到70年代末迅速建立起来的现行计划生育制度，从无到有，不同时期存在过时紧时松，以及全国各地也必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但是，从未有被否定或者反悔不再实行计划生育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没有停止过，实际上还是我国计划生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我讲这个话也许读者不相信，如果用数字说就不同了。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城乡妇女生育率由6.3下降到3.2，10年下降了3个孩子，这是人类史上都未曾有过的生育率下降速度。所以，我试图将计划生育同党和政府的其他一些工作做一些比较研究，结果令人诧异地发现，其他大多数工作都因为认识上的甚至是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存在过被左的或者右的思想所干扰、所否定，以至出现左右摇摆甚至于停顿或者反复，但计划生育可说是一个奇迹，它从50年代初期开始不断地从一个台阶被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直至现在还有人引用“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说是毛泽东鼓励人口，反悔不搞计划生育了。这是不正确的。毛泽东的那段话是作为善于搞群众运动的领袖为发动群众，准备在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而说的带有宣传鼓动性质的话，与要不要搞计划生育没有直接的关系。不错，1958年之后的三年，即1959-1961年，各级党委抓计划生育少了。这是事实，但是，它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有关。195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是34.03‰，死亡率为10.80‰，自然增长率为23.23‰。1958-1861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29.99、24.78、20.86、18.13；死亡率分别为11.98、14.59、25.43、14.33；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7.24、10.19、-4.57、3.80。[8]事实上，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是出于对人口增长的恐惧而提出节育和计划生育的，三年困难时期政府面对急速下降的生育率和很高的死亡率，即使傻瓜当政也不会不识相地整天喊避孕和节制生育了。所以，这个期只是说得少了，但不是否定不搞了。譬如1960年，该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该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大于出生率，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年人口负增长，全国人大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还明确说：

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受就业的机会。[9]

要知道，如果追溯渊源的话，这段话是1957年10月党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这份文件时就有的，它曾经以“草案”的形式发表在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我对照了一下，1960年通过的“发展纲要”上的这一段文字，与1957年第一次见报的话，一个字都没有变化。说明党和政府在1957年以前提出并实行节育和计划生育以后，1958年和三年困难时期并没有反悔和反复过。
还有，上个世纪60、70年代，当发达国家极力鼓吹的“人口爆炸理论”十分流行的时候，仅只有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下降的迹象。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有理由认为是政府的政策导致了人口增长率放缓和下降。但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率都明显地下降了，其中有些国家比中国人口下降的速度还要快。如果加上早在此以前的发达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都经历了或者正在实现人口转变。既然生育率下降是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直接干预就可以自然发生的事情，我们何以就必须要坚持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制度？为此，我认为有必要研究计划生育思想的起源。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大政策，是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它不能不涉及奠定共和国基本制度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然而自己最初接受的是马寅初最早研究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并得出必须控制人口的结论，以及是他建议毛泽东实行计划生育的，所以在研究制度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不能不注意马寅初。这该说是研究马寅初问题的初衷。
但是，通过多年曲折的研究发现，历史中的马寅初与自己所接受的马寅初完全不同。
第一，计划生育这一理念首先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它与计划经济相联系，是对人的生育行为的一种规范。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是在早几年党和政府实行的节育实践的基础上，继而从计划经济制度引申并于1956年至1957年前后提出来的。马寅初虽然与绝大多数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把生育繁多当作贫穷的根源，所以在解放前就主张节制生育。但那还不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有两种含义，一个是通常人们说的节制生育，一个计划经济决定的计划生育。[10]马寅初开始后一种含以上使用计划生育这个词汇接受记者访谈、发表演说，以及进而写出《新人口论》，都是1957年2月27日聆听了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讲话以后才产生的事。
即使这样，马寅初也不是解放后谈论节制生育最早的民主人士。根据马寅初自己所说，他第一次是在1955年7月的全国人大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提出这个话题的。而在此之前，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邵力子就有了避孕和堕胎问题的发言。邵力子的讲话内容，刊登在1954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根据《周恩来年谱》，这个问题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早在1954年2月25日的政务院会议上，已经讨论过了。周恩来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有一段话说：“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邵力子能够较早谈论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与他的一贯主张有关。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就在他主编的报纸上呼吁节育。[11]50年代初期，刘王立明主办的中华妇女节制会从上海迁往北京，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就是北京分会的负责人。但是，邵力子50年代初期比较早地在一些高层的场合谈避孕与节育问题，也是与他解放后的政治地位相关的。邵力子是1949年国民党派出的国共和谈的代表，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担任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当年宣传马寅初时只说他是民主人士，其实是比邵力子还大的官。马寅初也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担任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前的共和国政治架构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即政务院是人民政府处理国家事务工作，马寅初和邵力子虽然都属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但却都是中央政府里面的大官，他们不属于共产党领导人却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的这段有关节制生育“发明权”的话，澄清了党内外的关系。邵力子和马寅初都是中央政府的大官，经常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国事活动，所以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思想变化。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六评白皮书》中驳斥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共产党也解决不了中国社会问题以后，人们即把节制生育也都当作马尔萨斯主义了。虽然不少的人在旧中国也都主张节育，但毛泽东的文章发表的时候，恰值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前夕，大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云聚北平，正如饥似渴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此时若有哪位党外人士再整天呼吁避孕与节育，岂不是如美国政府一样重弹马尔萨斯主义的老调，讽喻新执政的共产党也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所以，5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的上层人士都闭口不谈节制生育。邵力子和马寅初在一个时期内也是不谈节育问题的。但是，因为他们经常和党的领导人一起参加会议，较早知道共产党上层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变化，所以能够较早在一些场合发声。——民主党派所言都是中国共产党之所言与要其言，这该是共和国自诞生之日始延续至今的中国政治——邵力子和马寅初都不是如民盟等早期与共产党共同反对国民党，从而凭借党派势力参加政府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安排。受人优待，看人脸色行事，既是中国文化，也算人之常情。
我们不说一般读者，稍微严肃点的学者如果阅读点历史就该知道，早在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以前，党和政府已经鼓励社会学家吴景超、陈达等分别发表了长篇人口学论文。[12]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为配合经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修改的当天社论《应适当地节制生育》，在“学术动态”专栏还以《人口问题的新研究》为题，介绍了吴景超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它比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早了4个多月。[13]所以，马寅初1957年7月发表《新人口论》，本来在历史上就不是一件大了不起的事情，也就是一篇宣传性的文章。
再说党内关系。周恩来虽说是邓小平最先提出这个问题，但仔细分析起来，它也不是邓小平可以决定的。我们没有发现周恩来所说的邓小平最早在什么场合提出这个问题的。邓小平是在1952年7月底奉命由大西南抵京任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第二副书记、副总理。我查阅了一下，1952年8月至1953年8月大约一年里面，不包括期间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离京外出，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场合有54次之多，其中多数是晚间列席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书记处会议。[14]节制生育既是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问题，又是党和政府执政方针的一个大变化。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性质的读者该明白，这个问题上没有毛泽东的意见，按照邓小平当时的地位，是不敢私自做出决定并且指示中央政府卫生部改变政策的。所以，也许邓小平在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会前会后的接触中，谈及避孕和节育问题，大家共同感觉应该鼓励和支持青年少生孩子，在节制生育问题上有了共识。有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才敢公开去做。我做这些分析，也并非没有依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90年代的一本书就说，邓小平1954年曾经给中央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副书记徐运北传达过毛泽东支持节制生育的指示。[15]只是这条信息没有来源，也不知依据是什么。早年，我曾经致信徐运北向其求证，也许年事已大没有回复我。将来档案开放，卫生部该有这条记录。
毛泽东为什么发生态度上的变化？要知道，邵力子、马寅初，以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们做研究谈论节育和计划生育，都具有清谈议政的性质。党和政府可不是，他们身上有沉重的担子。中国共产党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模本，而是以苏联为楷模，再加上毛泽东受蒋介石“不给饭吃”的刺激，要建立一个由政府包养所有人的所谓计划经济制度，从人们的工作、学习到日常生活都要管。[16]这样，政府的负担就很沉重。那时城镇人口的粮食都只能从农民手里收购，仅以当时中央政府直辖的14个城市统计来说，假设1950年14个城市的粮食销售为100 ，1951年增长到147 ，1952年为228。当然，压力还不只吃饭一个方面，因为进城青年多了婴幼儿托儿所幼儿园赶不上，上学、就业问题在这期间都出来了。因为基本体制是排斥非政府的其他社会渠道，政府的负担就越来越沉重，执政者不得不改变认识。事实上，党和政府早期的节制生育就只是在各大城市展开的。随着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政府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宽泛，政府以外渠道被批判为资本主义而受到的限制、排斥和取缔，变得越来越狭窄。政府能力愈是不及，包袱愈是沉重，要求老百姓减少生育的愿望也就愈为强烈，节育和计划生育政策也就显得更为必要。
总之，不是毛泽东接受了马寅初的建议之后才提出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而是毛泽东从政府管理的实际需要提出节育要求和计划生育的设想，邵力子、马寅初这些民主人士也才旧话重提。
第二，马寅初确曾受到过批判。不过，并不是毛泽东反悔而批判了马寅初。马寅初受批判，与共和国的基本制度有关。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各类资产阶级爱国人士，都必须经过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17]公平地说，由于马寅初具有特别的社会地位，他所经受的磨难无论就时间的长短还是受伤害的程度，都要比一般知识分子轻微得多。
马寅初被批判，是由北京大学1958年“双反”运动引起的。从1958年春节前后开始席卷全国的“双反”运动，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党全国开展的一场以“反浪费、反保守”为内容的政治运动。它相当于毛泽东在该年发动的全民大跃进的一次战前大动员。就北京大学的运动来说，春节后不几天校园内就出现了20多万张大字报。中央文件发布以后，党委书记陆平的一次再动员，仅几个小时就张贴出9万张大字报。这次运动并不是针对马寅初的。事实上，包括党委第一书记陆平在内，校领导都收到了大字报。同那些整天与青年师生接触的老教授们比较，马寅初和其他校领导所收获的大字报并不算多，譬如给傅鹰教授的大字报就曾贴满了整个化学楼。
但是，与傅鹰教授等经受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普通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一向担任领导的马寅初没有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师生给他贴大字报，他也给师生回复作解释。比如北京大学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朱正直等13位学生给马寅初张贴了《马老教导我们三大主义》的大字报，他就回写了《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作辩解，这就引来了学生再次张贴的口气更严厉的《马老应正视错误》的长篇大字报。樊弘教授给他张贴了《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马寅初校长的立场是什么？》的大字报，马寅初立即回应《我对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见》。樊弘再贴大字报，马寅初又回应《我向樊弘教授追究责任》。樊弘再回应，马寅初再张贴《樊弘教授这样的科学研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此这般，不断升级，越来越热闹。
光明日报等社会上对他的批判也是如此。光明日报刊登批判他的平衡理论和“团团转”的哲学思想，他就写《再论我的平衡论和“团团转”理论》、《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比批判他的文章还要长，譬如后一篇曾分别用4天几乎每天半版的篇幅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现在来看，共和国的群众运动有什么理性、有什么道理可讲？马寅初的辩解只能招致越来越多的批判。不过，随着1958年8月1日至1959年元旦前马寅初的视察离开北京，无论北京大学还是光明日报都逐渐停止了对他的批判。但是，马寅初自己不愿意就此终止。他在1959年11月《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设立一个题目“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追究该报前一年对他的围剿和批判，说你们说我的书是资产阶级的，那你们拿出一篇无产阶级的文章让我看一看！从而开启了第二轮对他的批判。12月14日（或者15日），马寅初不满意光明日报11月30日和12月7日、14日和《新建设》12月号上刊登的批判他的文章，又写出《重申我的请求》要求在《新建设》杂志1960年1月号上公开发表，这就又发生了《新建设》将批判的火把送回到北京大学，引发了致他以死地的批判。
研究这一阶段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词是有关马寅初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其实，它是马寅初的一本著作的书名。1958年2月，马寅初出版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此年，是北京大学60年校庆。前一年，北京大学还成立了以马寅初校长为主任委员的校庆委员会。马寅初用小楷书工整地在该书扉页前题词：“敬以此书作为给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纪念的献礼”。[18]在已经很难出版个人著作的共和国，这也是曾在旧中国著作等身的马寅初的第一本和最后一本专著。在这本仅只有16.5万字的著作中，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4篇论文，占据全书页码的60%。这4篇文章中，前3篇都曾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最后一篇也曾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过。
党和政府给了马寅初很高的待遇。马寅初也十分感激共产党，衷心拥护党和政府，并且努力为共和国服务。马寅初的这本书，可说是自己听党话跟党走的证明。因为按照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同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国家大政方针，进行思想改造，培养和提高拥护社会主义的自觉性。[19]马寅初几年来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这本书，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中央统战部的这个要求去做的。根据马寅初的说法，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学了俄文，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苏联社呼呼主义经济问题》等，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按照马寅初的本意，这本书是用自己的经济理论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解释，同时介绍自己通过学习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且表达自己坚决走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按说，一位70多岁的老人，学俄语，学习马列主义，应该表扬和鼓励才是。但是，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知识分子经受磨难的时代。马寅初新出版的这本书，正好为北京大学“双反”运动中的师生和光明日报带领社会上批判他的人，提供了靶子。
马寅初的书放在那样的背景下，那是真正供人批判的靶子。在马寅初自己看来，自从1939年被软禁以后就脱离了国民党，即使不算加入共产党，也“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20]当然已经如共产党一样革命了。但是，在其他人来看，他是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旧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上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21]就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马寅初从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展示自己已经完成革命转变的著作，正好成为提示别人批判他的内容、方向和目标。拙著《马寅初考》出版以后，我再次整理当年批判的线索，发现从1958年4月号《计划经济》发表马纪孔、钟契夫《就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寅初先生商榷》开始，至1960年1月11日北京大学最后一个批判马寅初的批判会“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政治立场讨论会”，以及笔者所发现的人民日报经济组1960年3月内部印刷、《新建设》杂志编辑部编辑的《马寅初批判》中“编辑说明”，一概都说是批判马寅初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而不是人口论。[22]
当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作为附录被收录在这本书中，所以也是被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所谓人口学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譬如没有特别的科学范畴和深奥而严密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极强的党派性可以由此随意的引申和发挥，从人口论方面搞批判就比经济学和哲学方面来得容易一些。所以，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也不算少。不过，那时的人们都知道党和政府主张节制生育，所以，凡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也都只是从中寻找所谓的马寅初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的政治立场，却没有人说不应该实行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比如“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发表在光明日报1958年11月29日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一段话说：

马寅初先生对党的节育政策，也做了不可容忍的歪曲。党的节育政策是在肯定了人多时好事并以关怀母婴的健康和幸福、改善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条件出发的。但马寅初先生却和我们迥然不同，他在谈论节育政策时，却是从“人多不得了”出发，把多子女当作是危害社会的罪恶行为。所以他认为必须要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生育，并且公然主张，“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这难道是我们的节育政策的本意吗？！

至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所解构的党的节育政策是否正确、全面和准确，党和政府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制订和实行节育政策，那都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这篇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的文章说明，当时确实存在一个党和政府的节育政策，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人们并不是出于反对节育和计划生育。事实上，那时的人就是要从鸡蛋里挑骨头，要从包括马寅初《新人口论》在内的著作《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寻找马寅初的资产阶级货色和政治立场。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张恩慈在1959年12月7日光明日报上的《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说：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反动性，最集中的表现在，它根本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实现总路线、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意义。

经济学说史大家李宗正和林森木发表在《新建设》杂志1959年11月号上的文章《评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说：

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又是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如出一辙的，胡说什么“我国的人口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要提高人的质量，控制人的数量”。马寅初的这些言论都是帝国主义历来污蔑中国人民的滥调，马寅初身为中国人，生活在新中国，亲眼看到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创造出来的惊天动地的奇迹，但却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随声唱和，宣传我国人口质量低，提倡通过节育来改造人种的谬论，这怎能不令人诧异！[23]

且不说那些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人的文章是否正确、符合逻辑。但是，有一点却是不可怀疑的，即人们都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实行节育政策，毛泽东在1957年又进一步提出了计划生育，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时候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节育和计划生育，就是有高超的技巧把党的主张和马寅初区分开来。
按照通常的历史研究，在马寅初受批判的历史事件中，有3个重要问题即“谁批判了马寅初、为什么批判、批判了什么？”都需要搞清楚。而且，3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按照逻辑次序自然展开的，至少也是并列的。但是，因为按照当时接受的宣传，即马寅初因为主张计划生育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我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寻找这方面的证据和线索，这3个问题就有了层次的划分，其次序倒过来即最后一个问题“批判了什么”变成了核心。虽然我们同情甚至应该咒诅马寅初与其他许多知识分子被改造的年代，但那毕竟不是我们这次研究的目的。我们要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马寅初是不是因为主张计划生育而遭受了批判？只要搞清楚了马寅初并不是因为主张计划生育而受到了批判，至于当年是谁批判了马寅初，以及批判了他什么，那与我们的研究都无关宗旨了。更何况，如果读者愿意继续跟着我走，很快就会发现，由穆光宗教授和马大成先生新提供的有关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材料，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关于马寅初神话的命题是正确的。
第三，马寅初神话是在1979年至1982年期间特殊背景下形成的。首先，那是距文化大革命还不太远的时期。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到了尽头，经济发展缓慢，历史累积的各类问题成堆，社会矛盾尖锐、突出。新的领导集团一方面希望通过尽快发展生产摆脱落后状态以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因为作为毛泽东的正统继承人而无力反省和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所以，中国人口众多这一古老的问题又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领导集团愈是希望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就愈是感觉中国人口增长率高，妇女生孩子太多，极希望管制老百姓的生育。这样，共和国在经济实践方面离开计划轨道的同时，在国民的生育领域却要建立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计划制度。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建设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
其次，中国共产党以制订《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契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历时两年左右的时间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等历史事件和人物予以总结、评价与反思。这一重大活动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的。但是，由于中央求稳怕乱，又把人们的认识和总结框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再加上受到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还无法把大量历史现象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来认识，更不能充分理解个人迷信和思想崇拜的制度以及社会历史根源，对毛泽东的反思大多还只是停留在感情与情绪的层面，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评判毛泽东的是非。所以，人们还未真正认识迷信与个人崇拜的本质，社会也没有告别宗教时代，当党内一部分重新攫取权力的人在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的同时，就还需要新的神填补空缺出来的位置。短时间内人们还无法获得像毛泽东那样久坐神坛的具有全方位的至尊至善的一元神，那就分别用许多个神来替代。马寅初就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里替代毛泽东的神。
再其次，就马寅初个人情况来说，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马寅初出生于1882年，1979年当包括其家属在内的社会制造马寅初神话的时候，已经年近百岁。马寅初从1962年开始下肢行动不便，接着又发展到下肢瘫痪。70年代初，又连续两次做过直肠癌手术。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时期的马寅初老人不一定具有一个健康人应该具有的完全的意志能力。所以，社会如何塑造马寅初，已经与马寅初本人没有多大的关系，是社会塑造了一个与现实中不同的马寅初。
其实，马寅初是一个相当传统的老人。1948年，共产党保护马寅初从上海到香港，再经烟台到北平。1949年2月底，马寅初刚住进酒店，共产党就委派董必武通知其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在捷克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海解放不久，即宣布马寅初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全国政协会议上，马寅初是主席团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马寅初是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如前所述，马寅初不同于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那些人在新中国有一定的地位，是凭借着党派的势力。马寅初自从1940年被蒋介石软禁释放以后，就脱离了国民党，成了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一介文人受到如此礼遇，马寅初从心底里感激。早在地下党接他北上参政时就说过：“我不能无功受禄啊！”[24]所以，马寅初自1949年投奔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就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党、为政府工作。我们翻阅《马寅初全集》，可以看到马寅初在50年代有关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方面的文章将近100篇，其中有一半属于正式发表的经济方面的文章，比一个现在体制内的高校青年教师的成果都多。1958年出版《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其实他早已经用自己的经济专业为党和政府服务。所以，从马寅初本意上来说，想都没有想过要与党的方针政策有分歧。
作为一位很有阅历的老人，马寅初实际也非常世故与圆滑，甚至常常还很乖巧。
1949年10月，马寅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期任命的还有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这个中财委其实就是原来中共中央所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它的前身是西柏坡时期由周恩来实际领导的由华北财经办事处改组的中央财政经济部。因为全国还未解放，战争仍在进行，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为战争筹措经费而早就设置的。[25]它连同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样，从名义上虽都有党外人士任职，但那都是共产党独自掌握的极为秘密和敏感的机构。马寅初心领神会，相当识趣。根据同期任命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财经计划局副局长的钱昌照所述：“马寅初对财委事从来不过问。”[26]
1951年6月1日，北京大学师生以及教育部和中央有关方面的领导聚集在民主广场，欢迎马寅初校长就职。那时的校长就职，当然要谈建校方略。马寅初说：

诸位同学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诸位同学失望。我以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校长应该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任务……[27]

马寅初完全知道在党政并行的高校里，一位民主党派的校长应该是个什么角色。曾经的北大人回忆说，江隆基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时，每次大会布置工作，总要将其请过来讲个话，然后起立鼓掌和师生们欢送马老“到中央办公或开会”。马寅初临行前也总要走到麦克风前对学生们说：“兄弟刚才讲的，无关紧要，大家要好好听江副校长的，这才是正题。”[28]有的时候，马寅初讲话“难免有不着边际、荒腔走板之处”。他讲完之后，江副校长不急不躁地出来解释理顺一番，“马校长的讲话很重要，是这么这么个意思……大家要深刻领会。”“每到这时候，大家都感到有一点滑稽”。[29]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就全党整风问题邀请党外人士，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关于这个问题，自出现反右以后，就有不同的认识。其中著名的观点是认为整风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阴谋，不外乎要引蛇出洞，准备将来一网打尽。我倒不这样认为。1956年欧洲出现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一直闹到苏联出兵才将其镇压和平息下去。在我们国家，工人罢工和学生闹事的事情，也有所发生。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并且不久后从社会主义出发人类还将进入到共产主义，工人学生为什么会反对？除了其他许多的具体原因以外，还在于执政的共产党没有处理好人民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泽东认为自己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历史经验，总结的一条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毛泽东的这个观点首先得到了党内领导集体的认同。1957年1月，毛泽东已经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并且说“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30]围绕这一主题，毛泽东对着封疆大吏讲了7个大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对着从全国召集的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代表等1800多人做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刘少奇已经出发到全国各地作为期长达两个月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调查研究。至于后来发生反右斗争，毛泽东发生了转变，那应该再做具体的研究。总之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是有过一段真心改善党的领导的较为开明的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的确是想听一听人们的心里话。毛泽东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讲话说：“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该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
“你那里怎么样？”
马寅初说：
“是不够。”
毛泽东又问：
“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
“矛盾是有的。”
这个回答无法令毛泽东满意。毛说：
“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31]
显然，毛泽东希望从马寅初那里了解到一些民主人士无法做到有职有权的情况。但是，即使面对毛泽东的启发，也休想让马寅初说出点对党有意见的话。
所以，说马寅初那段铮铮铁骨和决一死战的话，是对党和政府里的人来说的，是对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陈伯达说的，是不正确的。马寅初的这段话，是放在“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的小标题下面所说的，当然是对着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所说的，是说光明日报的。[32]
1957年11月11日，马寅初参加了光明日报新任社长和总编辑等人就职的仪式，等于是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送杨明轩、陈此生等人上任的。[33]如同现在中组部带着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去地方宣布任命一样，陪同中组部领导的干部至少都是高于任命干部级别的领导干部。马寅初参加了送杨明轩、陈此生上任，当然拥有比他们都高的社会地位。未过几个月，就发生了光明日报批判和围攻马寅初的事件。马寅初心里如何能够平静？
另外，马寅初自己心里明白，虽然经过1958年光明日报大约半年多的批判，可1959年1月1日刚回到北京，16日就以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参加了由周恩来出席的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举行的招待会。[34]我检索了一下，1959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马寅初参加的中央一级的重大活动刊登在人民日报上。4月27日，马寅初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35]9月15日，马寅初又参加了毛泽东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座谈会。[36]9月28日，马寅初在我国建国10周年庆祝大会上与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就坐，等等。[37]我这只是挑选了个别项目，实际上，这一年马寅初名字上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次数要多得多。特别是9月15日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马寅初亲自听毛泽东讲彭德怀问题，要分批给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说：

这回在党内是搞运动，研究分析，要搞透，而在党外不要搞运动。所以，那种顾虑可以解除。现在，教员、教授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并不是说问题都解决了，什么世界观这些问题，旧的东西一下要刮掉，洗脑筋洗得那么干净，那不容易的，慢慢来嘛。[38]

毛泽东要到会的人们消除顾虑，提出不在党外人士中搞运动。这是什么意思？那还不是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不整治党外人士！马寅初是位政治老人，能体察到政治环境和自己的资本，所以有底气要向光明日报挑战。
可见，1979年至1982年，是包括马寅初的家庭和主流媒体在内的社会将一位年近百岁已经没有正常行为能力的老人的历史和性格扭曲，把曾经被人们批判《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事件说成是毛泽东反悔实行计划生育而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把马寅初对着《光明日报》所发出的一段铮铮誓言说成是为坚持真理而对康生陈伯达及其背后的毛泽东所作的呐喊。一个马寅初神话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穆光宗教授和马大成先生提供的有关康生批判马寅初的资料，进一步证明了我的马寅初神话的研究是正确的。因为从这两个影印件发生的日期来分析，康生出现的已经很晚，不能设想马寅初知道康生以后会出场所以早早针对康生说了那段铿锵有力的誓言。读者可以排列一下时间的先后顺序，马寅初上述“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中的那段铁骨铮铮的话，刊登在1959年11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陆平传达康生要求批判马寅初的指示，是1959年12月15日。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多月前，马寅初就早早知道康生要跳出来迫害他而要与其决一死战。相反，过去笔者根据那时掌握的资料分析，马寅初是因为1960年1月11日“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上经过校办秘书的致命一击，才退出了战斗。[39]现在有了康生的插手，不排除马寅初已经觉察到这次北京大学的批判活动有了党委参与的身影。为此，马寅初以住进医院的方式，结束了战斗。再说啦，我们已经证明了，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党和政府因为反悔实行计划生育而批判马寅初的事情，至于马寅初为什么被批判，以及是不是康生批判，其实都与我们已经研究清楚了的问题无关了。
这一个问题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但是，笔者还想狗尾续貂，进一步分析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何以仍继续神话时代？
幼稚与蒙昧是神话的温床。共和国初期建立的计划经济制度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以毛泽东正统继承人自居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不愿意甚至也不懂得反省共和国的基本制度，甚至还在强调计划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所以，他们把国家发展缓慢，经济社会问题成堆的原因归结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人口的增长。既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就该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同时花大力气解决人口的过快增长的问题。“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很不适应，物质生产和控制人口必须一起抓”。中国妇女生育率已经从1969-1970年平均生育5.8个孩子下降到70年代末3个孩子以下了，政府还要批评老百姓的“盲目生育”。一个与计划经济相仿佛的管制老百姓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呼之欲出。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的一项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有哪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生了问题不从政府自身寻找原因却把板子打在妇女的生育行为上，从老百姓生孩子方面寻求国家制度上的漏洞与缺陷？——实际工作无法从虚幻的关系中得到清晰而科学的解释，那就只有转求于迷信和偶像崇拜。
1979年，由共产党高级干部掀起的一股反思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思潮刚刚兴起。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自上而下地冲击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一直到70年代末，仍有相当多的干部未被平反和纠正。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好几年了，但是，那些仍未恢复领导职务的干部还需要在承认和认可毛泽东的前提下寻求中央解决他们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几个历史大案，以及自后不久包括刘少奇在内都予以平反，特别是邓小平和陈云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推动的公开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掀掉了一直蒙罩在这一大批高级干部心理上的重负。人们可以反思毛泽东了。但是，这批在体制内蒙受冤屈和委屈的高级干部只可能有限地反思，笼统的承认毛泽东个人的错误。他们不仅没有勇气否定在毛泽东领导下自己也亲自参与建立起来的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基本制度的深层次弊端，甚至往往还需反复声明在充分肯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批评毛泽东。除了文化大革命以外，毛泽东应该还在某些个局部性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共和国正在建立的具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制度需要吸取毛泽东的教训并借助一位神灵。马寅初犹如众星拱月般被簇拥而冉冉升起。
马寅初神话特别符合广大知识分子的胃口。曾经受到共和国伤害的广大知识分子从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错误中得到了抚慰，被共和国制度严重束缚却又无力并且也不敢批判斗争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一个比毛泽东高明而伟大的马寅初形象里面寻找到了集体的意淫与快感。所以，马寅初神话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制造，才得以精致与完美。本来是共和国的一个大官，却被打扮成普通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本就是几次即兴发言和讲话，却变成了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潜心研究；在他那个位置上一定会参加的一次聆听毛泽东的讲话，甚至于那个时代里北京城再没有别的室内大会场所以只要是中央开大会仅只可以在中南海怀仁堂，却被演绎为受毛泽东盛邀在中南海畅谈人口问题；当年马寅初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是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贩卖资产阶级货色以实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目的的口水仗（那时候把政府以外的经济成分一概排斥为资本主义，现在看没有民营经济哪里有目前中国的腾飞与繁荣？可批判马寅初的人仅只是批评马寅初左得还不够），却被描述成了一次有关要不要控制人口和是否应该实行计划生育的理性斗争（现在看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分明是一次对比他的政治地位还低的光明日报主持者的叫板，却嫁接成了敢于同康生陈伯达的斗争，甚至成了向毛泽东“直谏”且与其面折廷争的孤胆侠士和举世英雄。——人类历史上有不少的英雄并不真的因为他做了多大的事业，而是熬到了应该的年龄。马寅初长命百岁，盖棺定论，竟然浪得中国共产党分封的“我党真挚诤友”巨大光荣。[40]——这可是连那些曾给毛泽东担任过副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以及为周恩来担任副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以及真正因言及祸而顶着右派帽子死掉了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等等诸多民主人士都无法得到的巨大荣誉。如果再扩而广之，这可是共和国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虽然60多年来一直声明要确定的“长期共存、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互相监督”方针但历来的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却想也都未曾想过的评价。
神话产生于还未曾有科学并且社会还不具备科学生活条件的时代。神话不是当传说而被当作历史流转，是因为还有人信奉神话。30多年来，马寅初这座神庙香火不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包括那些对现行体制不满却又不愿意深入研究而仅只是对其予以简单否定的人们在内的各阶层知识分子共同供奉的结果。


[1] 中央卫生部党组在1955年2月的一份《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1953年8月以后，邓小平副总理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原来限制和不重视节制生育的做法，单位引起他们的重视。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2] 刘少奇：《提倡节育》，《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173页。
[3]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页。
[4]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25页。
[5]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4页。
[6]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宣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9页。
[7] “计划生育，是毛主席提倡多年的一件重要事情”，《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军官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71〕国发文51号；“计划生育是毛主席提倡的，人口非控制不行。”《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中央〔1975〕4号，《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64、12页。
[8]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268页。
[9]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一九六○年四月十日通过）》，人民日报，1960年4月12日，第2版。
[10] 拙著《新中国60年的计划生育：两种含义和两个30年》，《兰州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1-13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第1-19页。
[11] 邵力子：《生育节制释疑》，《民国日报》1922年5月3日，副刊“妇女评论”第39期。
[12] 吴景超：《中国人口问题新论》，《新建设》1957年3月号。陈达：《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新建设》1957年5月号。另外，《新建设》4月号还发表了董杰《建立无产阶级人口学》，费孝通《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
[13]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第7版“学术动态”专栏的文章作者是“秋”，
[14]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15]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405页
[16]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13页。
[17]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18] 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财政出版社，1958年。
[19] 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06页。
[20] 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马寅初全集》第1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2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22] 梁中堂：《主 流 无 史 学——写在〈马寅初考〉出版之际》，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 ... 650820152114413419/。
[23] 此处转引自1959年12月7日《光明日报》第5版的一篇文章：《“新建设”杂志发表两篇文章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
[24] 吴觉农：《马寅初先生的硬骨头精神》，《走近马寅初》，第20页。
[25]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8-195页。
[26] 《钱昌照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27] 《马寅初全集》第1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28] 梦笔：《马寅初校长在北大》，马寅初纪念馆《走近马寅初》，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29] 邓荫柯：《回忆马寅初和江隆基》，《走近马寅初》，第181页。
[30]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57页。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71页。
[32] 《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10页。
[33] 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改组 杨明轩陈此生分任正副社长》，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第4版。
[34] 新华社：《首都隆重庆祝中苏同盟九周年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地热烈展开庆祝活动》，人民日报，1959年2月14日，第1版。
[35]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人民日报，4月28日，第1版。
[36] 新华社：《毛主席邀各党派团体负责人等举行会议》，人民日报，9月16日，第1版。
[37] 新华社：《在我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国各方面的人士》，人民日报，9月29日，第2版。
[3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册，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181页。
[39]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第118页；《马寅初考》第85页。
[40] “我党真挚诤友”一语是在1982年5月22日的新华社通稿标题《人大常委委员、我党真挚诤友、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 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马寅初同志遗体告别》中第一次提出来的，该文刊登在5月23日人民日报第2版。2015年6月5日，笔者在北京天则研究所做题为《共和国没有神话——有关马寅初不得不说的故事》的讲座，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局副局长胡治安先生说：“确如梁先生所讲，党的真挚诤友，这个词确实出自我的笔下，给马寅初写悼词，我写这一段的时候确实流着眼泪，我看到他受的苦、受的批判。”章立凡先生也说，胡治安先生为马寅初起草了悼词。但是，查当年的马寅初治丧活动，根据新华社1982年5月14日的文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逝世根据马寅初的遗愿和家属的要求，丧事从简办理》，知道马寅初治丧就没有举行追悼会，所以也就没有悼词。熟悉党和国家活动规则的人都该知道，以新华社名义而非新华社署名具体记者的名义发布的文章，是严肃告诉人们那是属于官方和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是如马寅初这一类重大人物的这一类稿件，该是中国共产党对其所做的总体评价，是代表党中央的，至少要由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共同审定，而不是一般工作人员的观点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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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批判马寅初[续]

四、新发现的两份资料分析
现在我们再来审视新发现的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材料。
与这两份资料文字相仿佛的文字，曾经在过去几十年里被那些主张康生批判马寅初的作者们反复援引过。但是，因为北京大学极为严格的档案保密制度，相信绝大多数作者都未曾看见过这两份资料的原件。另外，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特别批准抄录的1979年7月9日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请示报告》，这份仅只复印了1959年12月15日陆平常委会传达记录第一页的复印件仅只是“抄报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付主席，抄送中宣部、中纪委、北京市委、新华总社、光明日报社”，至少到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马寅初》画册以前，能够见到复印件的作者也很少。因为北京大学档案馆继续不开放，笔者既未看到原件，也未拿到复印件。
1.  关于陆平的常委会传达记录
资料来源：《马寅初》画册，第93页。
记录者用钢笔书写在印有固定格式的“会议记录”本上，抬头第一行右上角有3号黑体字“会议记录”4个字。记录者在此前书写有“常委会议”4个字，表明召开的是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议。第二行在“会议记录”下方注有“时至”2个字，为4号宋体，要求将会议的起止时间填写出来。第三行“时间”，为4号宋体。被记录者手写：1959年12月15日下午17.00。因为17.00在“时至”的前面，该是会议从下午5点开始。没有会议的终止时间。第四行左端“地点”，为5号宋体。被记录者手写体填写“临湖轩”。同一行右面“主持人”，5号宋体，被记录者手写体填写“陆平”。
下面是有关会议的具体文字记录：

关于批判马寅初问题
陆平同志：
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一个“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康生同志今天指示，他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不许他视察，贴大字报，为了不要（他）逃跑。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可群众有人贴他是右派也可以。另外，要写几篇文章，决定专门组织几位同志，北大出三位脱产，住到饭店去专门写文章，胡绳同志指导。学校里，集体搞，“海龙王”先不出来，就用学生擢（戳）他。有些大文章，人民日报要登。他的校长是不能作了。根据康生同志指示，怎么搞法，抽那（哪）几个人？今后讨论下要有个方案，报市委。

记录稿和另一份于光远给陆平的信函影印的交汇处，即陆平传达记录稿的左下角空白处有“已阅”两个字，不知道属于哪份文件。如果是这张传达记录稿上的，该是会议后经过陆平审阅记录后的签字。
先说几个有关技术层面的问题。
首先，会议明确下午5点开始。1959年12月15日为星期二，那时的学校作息时间是下午6点下班。5点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康生当天有关批判马寅初的指示，表明陆平是从上级机关听完传达回校以后，立即召开的会议。
其次，记录上没有写会议开到几点结束。
再其次，未注明这次会议就开到这里，有没有讨论，后面是否还有记录的第2页、第3页，以及许多页？据李建新教授第一次查阅时，看见后面还有讨论记录，但第二天就不允许他再看这份档案了。
下面再分析会议内容。
首先，记录者用手写体写下“关于批判马寅初问题”，作为会议内容的名称。虽然从会议内容来分析，这次会议主要传达康生当天有关批判马寅初的指示，但是，会议标题不是“传达康生指示”而是现在的这一个，也许“关于批判马寅初”是陆平以开始就像大家交代的主题。
其次，陆平传达的第一句话即是“马寅初最近很猖狂”，可以理解为他自己的开场白，也可以理解为康生的话。但是，陆平未说这是康生的话，那至少可以理解为陆平和康生共同的认识。由于马寅初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作为党委第一书记的陆平第一句话竟这样说，可以认为马寅初作为北大党委确定的、达成共识的敌对分子和批判对象，不是从这一天开始。否则，陆平一开始一定要把“康生同志今天指示”放在最前面，党委一班人才不会感觉突然和茫然。
再其次，从这个常委会议记录可以判定，康生和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本来就是把马寅初当作右派的。
再其次，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是从自1959年11月30日开始以来光明日报发表的4篇和《新建设》杂志12月号上的评论等批判文章引发的第二轮批判活动所导致的。
另外，康生1959年12月15日关于批判马寅初的指示，是把马寅初要求《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要求》当作“右派进攻”。
2.  关于于光远转达康生的信件
资料来源：《马寅初》画册，第93页。
全页码分两个部分，上方用两道横线划分出约四分之一的位置是于光远给陆平的信函。第二道横线下方约四分之三的位置是康生写给于光远等5人的信件。
除了于光远给陆平的信函抬头“陆平”2字以外，于光远和康生的信件都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后的油印件。
于光远给陆平的信函：

陆平同志：
这是康生同志寄给我们的信，因我们分在各处，××不便，特打印送上。
                              于 光 远
                                 十二月二十四日

文中有两个字迹无法辨认，用“××”替代。估计意应传阅不便，打印分送各位。另，在于光远的于字左下方用手写批注“59”，意为1959年。但不知是什么人，什么时候的批注。
于光远下方被人用毛笔画一道粗杠。
康生信件：

于光远、范若愚、并杨述、陆平、穆欣同志：
我们在反驳马寅初的反动的“人口论”时，要去读读毛主席在1949年9月16日所写的“六评白皮书”一文。该文在反驳了艾奇逊所说的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太少了的反动的“人口论”之后，说：
“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里只摘引两段，在此以前，关于人口问题还讲了许多，可以把全文从旧报上找出来看看。
                                  康    生
                                     十二月二十三日

信件中“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一句中打印稿将其中“要有”两个字打成了“有要”，有人用钢笔书写调换符号改正了过来。
另外，“我们在反驳马寅初的反动的‘人口论’时，要去读读毛主席”、“六评白皮书”、“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下面，分别被人用软笔划有一道粗杠。
该信函与陆平传达记录稿影印件的交汇处，即陆平常委会传达记录稿的左下角空白处有“已阅”两个字，不知道属于那份文件。如果是这份信函复印件上的字，该是当时经陆平审阅后的签字。
从于光远给陆平的信函分析，康生12月23日写给于光远等5人的信件原稿，或康生亲笔信件，或经康生口述秘书书写康生签名的原件，应该保留在中宣部档案馆里。

为什么康生要给于光远等人提供毛泽东的这两段话？那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未出版，这篇后来被冠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文章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知名度。再加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以新华社述评的形式《六评白皮书》发表的，除了新华社广播以外，刊登在194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上。康生之所以提起这篇文章，是因为中共中央正在抓紧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康生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员，并且是具体负责编辑事务的负责人之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1960年9月出版的。根据《毛泽东年谱》，1959年1月，毛泽东已经开始审读该卷的文稿。被冠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六评白皮书”，是第四卷最后一篇文章。所以，从时间上推测，1959年12月23日，即康生给于光远等人写信的时间，也该是他审读这篇文章的前后。
五、康生批判马寅初的两份材料证明我的马寅初研究是正确的
首先，新发现的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材料，至少在有关批判马寅初的内容和时间两个关键性问题上，证明我关于马寅初神话的命题是正确的。
关于批判马寅初的内容。在我们的马寅初研究中，关键性的问题不在于马寅初是不是曾经受到过批判，以及受到过谁的批判，而在于是不是因为马寅初主张计划生育以及政府为了反对计划生育，或者是因为听从马寅初的建议实行过计划生育后又反悔向马寅初算账批判了他。笔者已经反复说过，所有批判马寅初的文章都不是因为反对计划生育而批判马寅初。1959年12月15日，陆平传达的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是因为马寅初要求发表《重申我的请求》引起的，用康生的话来说是“右派进攻”。那么，马寅初重申的“请求”是什么？
在共和国制度下，别的知识分子已经很难写书发表文章。马寅初1958年出书系统阐述自己对国家建设的认识，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服务。我们姑且先不评论马寅初的观点是否正确与科学，进这本书来说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唯一。所以，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它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1959年，马寅初发表在《新建设》杂志第11月号上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说：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1]

马寅初这段话是说，你们都批判说我的文章是资产阶级的，那你们拿出一个无产阶级的东西让我看看！但是，马寅初的文章发表以后，又引出了光明日报1959年11月30日、12月7日、14日和《新建设》12月号等几篇文章的文章。马寅初看后就说，这都还是批判性的即属于“破”的性质，你们该拿出“立”的文章来！这就是“重申我的请求”，实际是向批判者较劲，与主张或者反对节育无关。
康生12月23日的信件涉及到人口问题。但是，如同毛泽东写了这篇《六评白皮书》，既不影响中国政府1953年开始倡导节育，也不影响毛泽东1957年提出计划生育一样，康生给批判马寅初的人们提供毛泽东批判艾奇逊的范文，并不表明康生批判马寅初就是站在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立场上。
第二个关键性问题，是这两份文件发生的时间。马寅初神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描写马寅初面对康生陈伯达的批判所表现的铮铮铁骨。神话的制造者们把马寅初向光明日报叫板的话，嫁接到了康生身上，甚至于影射康生背后的毛泽东。但是，马寅初的那段话是在1959年11月份以前说的，新发现的这两份康生的材料一个是1959年12月15日，一个是12月23日。也就是说，马寅初说他要“直到战死为止”时，康生还未出场呢。所以，描写马寅初不屈服康生淫威的情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假的。
其次，新发现的康生批判马寅初的两份资料证明，马寅初神话确实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1959年12月15日陆平传达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指示的常委会记录和12月24日于光远转发给陆平的23日康生的信件的两个复印件，都是在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寅初》画册上第一次刊发的。从同一本书所发表的北京大学党委1979年7月9日给教育部和中央组织部《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请示报告》分析，这两份文件都是随着北大党委的这份文件第一次出现的。不过，尽管这时的党中央已经确定了马寅初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即马寅初历史上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批判，但是，北京大学的报告还是对两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有所保留：“前一次，看来还比较着重于学术范围内谈的，批判他的‘人口论’、‘综合平衡’和‘团团转’等问题的思想、观点”，“这后一次批判主要是根据康生的两次‘指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陆平同志传达的记录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康的信）搞的”。[2]另外，包括这个文件在内的北京大学党委的历史档案，一直到现在都是保密的，连同北京大学的教授也不许查阅。但是，有关马寅初的“高大上”的故事在1979年至1982年已经形成了。所以，关于马寅初问题的文章和著作，都是在没有看到过真实的档案资料的情况下，利用似是而非的材料创作的。


[1] 《马寅初全集》第1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页。
[2]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请示报告》，《马寅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六、北京大学党委贯彻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的主要活动
按说，从陆平常委会传达讲话的第一句就是“马寅初最近很猖狂”，说明此前北京大学党委就是把马寅初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对待的。那么，1959年12月15日接到康生有关批判马寅初的指示后，应该立即像批判资产阶级右派那样批判马寅初才是。但是，考证北京大学这一拨批判马寅初的活动，似乎不是这样。我们先将目前可以查找到的批判活动，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出来。
⒈1959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讲演会，马列主义教研室青年讲师张俊彦在会上作“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全校师生8000多人。据1959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校刊》刊登的报道说：

张俊彦同志在报告中指出马寅初先生在《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重申他一贯坚持并加以散布的反动人口论观点，和我们有着根本的分歧，这是两条道路的分歧，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占用了该期校刊第一版一个版面的报道，分别用了“马寅初人口论的反动本质”、“马寅初人口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寅初人口论是污蔑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寅初一贯地利用人口论为反动阶级服务”、“马寅初的言论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等5个小标题。
⒉ 12月25日，《北京大学校刊》刊发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和《新建设》杂志编辑部1959年12月19日给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公函。《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在刊发马寅初文章的“编者按”中说：

我校校长马寅初先生继《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及其他许多同类文章以后，在今年《新建设》第十一期又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最近《新建设》和光明日报陆续发表了批判的文章，许多作者均指出：马寅初是在坚持他的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假学术讨论之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上的进攻。现在马寅初先生又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现将马寅初先生《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全文登载，并附《新建设》编辑部给党委会的一封信。希望全校师生讨论。

这个编者按语实际上是发动全校师生批判马寅初的一个动员令。《新建设》杂志编辑部的公函说：

北京大学党委会：
本刊应贵校校长马寅初先生的要求，在十一月号上发表了他写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供大家讨论。接着本刊十二月号和最近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批判马先生的文章。马先生看了这些文章以后，又交来题为“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在明年一月号上发表。我们已准备发表。惟文中马先生提到他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还作过文章批评马克思。他又说，在那年他以实际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阶级。文中还提到自那年起，直到现在，他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这一段历史情况我们不清楚，这样发表出来是否恰当？现将马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清样送上，请提意见。据马先生称：他拟于一月份外出视察，望尽快见告。

⒊ 12月28日，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经济系胡代光教授作《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该报告的情况报道刊登在1959年12月31日的《北京大学校刊》上。
⒋ 12月31日，新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刊登马寅初《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和马群等《马寅初人口论的反动本质》、《论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反动本质》、《剖析马寅初就农业“八字宪法”所作的“小型的团团转的综合性平衡论”》、《马寅初先生用他的“团团转”冒充辩证法》、《马寅初的“圆圈”的演化》》5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同一天的校刊上还刊登了两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
⒌ 1960年1月6日，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哲学系赵光武向全校师生作《批判马寅初“团团转”谬论》的报告。同日，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和人口问题研究会的负责人访问马寅初，并应马寅初的要求，商定11日举行小型座谈报告会，以便马寅初参加展开辩论。
⒍ 1月11日，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研究会等3个学会联合举行“马寅初先生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3个学会以及历史系、中文系、法律系等共计200多师生参加。
⒎ 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继续用3个版面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
再次提醒读者注意，以上活动说明，当年人们批判马寅初的确不是因为人口论。
分析北京大学党委如何落实康生1959年12月15日批判马寅初的指示，第一，北京大学公开批评马寅初的活动从12月24日开始，到1960年1月13日基本结束，历时20天。
第二，虽然陆平一开口就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但北京大学的批判活动直到康生指示以后第10天才见行动。2015年6月15日，李建新教授以为档案已经开放，随后可以复印或者抄写，当时没有仔细阅读陆平12月15日常委会议传达会议的讨论记录，所以不知道党委会具体如何讨论贯彻的。根据新华社记者杨建业1979年6月21日《国内动态清样》上的文章说，北大党委12月17日给北京市委大学部报送了批判马寅初的计划和报告。[1]也许从12月24日开始的批判活动，是北京市委批准的批判计划。
第三，《新建设》杂志12月19日给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公函，应该是北京大学和有关方面商议好的一个计谋。因为只有《新建设》给北京大学党委会发函，北京大学才可以以此为由头，开始公开批判马寅初。否则，北京大学如何知道马寅初写了《重申我的请求》并要求发表，从而如何开展批判活动？分析《新建设》方面的情况，12月15日康生的指示本来就因为《新建设》杂志向康生汇报马寅初要求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而引发的，或许，《新建设》杂志比北京大学党委会还较早知道了康生定性马寅初为“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指示精神。所以，《新建设》编辑部本来就无需向北京大学党委会询问马寅初是否与共产党在一起。何况《新建设》是否发表马寅初的文章，应该是杂志社和康生决定的事情，而无需征求北京大学党委会的意见。由此推论，这封函件应该是为北京大学公开批判马寅初所设的一个由头。
第四，虽然马寅初问题的性质是按照“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口径进行的，但是，具体做法上差异却很大。一是3个学会出面，北京大学党委会没有公开出现。二是没有召开批判会、斗争会，而是以“演讲会”、“报告会”、“讨论会”的方式。三是无论报告会还是发表文章，口气都还很温和，仍然称呼“马寅初校长”、“马寅初先生”。检索批判过程，也未发现康生所说的把大字报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关于大字报，笔者认为除了后面我们将研究到的政策考虑以外，还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有关。据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的两校人民公社联合调查组赴河北省农业先进县藁城县调查组反映，1958年下半年的县委食堂生活已呈现困难。1959年春节刚过，县委食堂连玉米面窝窝头都吃不上了，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农村食堂情况更糟糕。调查组组员下队的农村食堂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以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挖出来。[2]1959年年底，国家经济已经相当困难，一方面，可能已经无法供给那么多的纸张让人们去写大字报。另一方面，城市粮食供应已经很困难了，写大字报连打浆糊张贴也不可能了。所以，只好召开不消耗成本的报告会、讲演会、讨论会。
从1957年以来，历经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反右“补漏”和1959年反右整风即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各个单位的党组织对待右派分子已经有了一套处理的程序：第一步是揭发批判。第二步是个人写检查、交代。第三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斗争。以上两个环节，要视运动的时间安排，往往会反复多次，持续较长时间。第四步组织结论和处理，绝大多数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有些会以“严重现行”逮捕判刑，如从维熙、张贤亮、邵燕祥、戴煌等等刑满后也不需返回城市而留监狱劳改农场“就业”。也许，那都是对待年轻一点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做法，年龄大点的如吴祖光、丁聪中年人发配北大荒一类的建设兵团。年龄再大一点的，并且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的，如罗隆基、章乃器等等，在所在的单位多次地和反复地检查过关，然后接受撤销职务和降级处分以后，再剥夺或减少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但是，北京大学贯彻康生的指示批判马寅初，却明显没有按照对待资产阶级右派那样处理。即使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在共和国的党和国家干部管理规则里面，依照法定程序免去职务不属于行政处分），但全国人大常委照当，其他一切政治经济待遇照旧。为什么？这需要从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去理解。
一方面，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问题，特别是毛泽东错误地把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工农以外的成分都当作资产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力量，严重影响了全社会对党外人士的认识。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3]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是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都推到了与共和国对立的方面。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1958年2月发出《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自我改造问题的通知》，以及形成《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纲要》和《改造民主党派改造纲要》，强调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要实现由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改造。康生、陆平和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以及社会上以极左的认识将马寅初等党外人士看作是“资产阶级右派”，应该来源于此。
其次，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强化了党内外阶级斗争意识。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布置在党内开展反右整风运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
除了以上大的背景以外，北京大学党委特别是陆平当时的极左表现，还有更为具体的原因。1958年人民公社化是党内一件大事。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两校党委认为需要对这一伟大新生事物进行研究，遂于1958年后半年至1959年上半年组成两校“人民公社化调查研究工作组”，由人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邹鲁风带队，到河南省和河北省农村搞大型调查。但是，当调查组1958年后半年下去的时候，农村问题已经很严重。1959年5月，调查组将部分情况写了内部资料《问题汇编》。9、10月份，正当全党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整风过程中，新华社根据《问题汇编》写了一篇《人大北大部分师生诋毁人民公社》的内参。北京市委在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点名批评人大北大调查组反对人民公社。[4]10月26日，已经调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邹鲁风经党委批判后自杀。以陆平为首的北京大学党委为推脱责任和洗刷清白，不仅按照党的惯例将邹鲁风定性为“自杀叛党”，开除党籍，而且把调查组说成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5]康生布置批判马寅初距离邹鲁风自杀后仅只有一个多月，陆平和北京大学党委的“极左”思想和表现，还该是正浓厚的时期。
但是，另一个重要情况却极大地改变了事情的结局。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对待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则提出要一张一弛，强调把紧张的关系驰下来。在知识分子工作上，提出要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6]9月15日，毛泽东召开党派会议，就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进行了座谈。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宣布“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9月17日，中共中央还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9月18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的决定。
11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毛泽东9月15日在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的对党外不搞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不进行反右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该文件还提出，党外人士学习庐山会议文件时，要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11月21日，中央在批转统战部的文件中指出：

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现在发给你们。
这次反右整风运动，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此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9月15日召开的党派会议上已经宣布过，望各地遵照执行（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单位，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加以结束）。[7]

根据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的报道，9月15日，毛泽东召开的党派座谈会，马寅初是作为北京大学校长参加的，陆平是作为副校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不在民主党派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开展反右斗争的文件是11月21日发出去的，康生关于批判马寅初的指示距离该文件下达才20多天，所以，毛泽东9月15日党派座谈会讲话和中共中央的这份文件，该是康生和光明日报、《新建设》杂志等理论界，以及以陆平为首的北京大学党委虽然都把马寅初当作资产阶级右派，但实际上却没有按照批斗右派分子的方式批斗马寅初的根本原因。
七、对康生两份资料所涉及的当事人一致保持沉默的认识与理解
因为档案没有解密，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活动的全貌还无法具体还原。但是，从北京大学执行康生指示的情况来说，因为有了毛泽东1959年9月15日党派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11月21日批转中央统战部文件精神，使得问题复杂与丰富起来，不可简单用“康生批判了马寅初”或者“康生没有批判马寅初”来概括。
从现有的材料分析，康生于1959年12月15日指示北京大学党委和理论界，要把马寅初当作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批判。但是，无论北京大学还是理论界，实际上对马寅初的批判还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右派。第一，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是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公开出面组织的政治运动，这次对马寅初的批判却都是由几个学会性质的群众团体出面进行的。如我前次的研究中也已经指出，党组织实际上参与了。但党组织直接领导和幕后指挥，还是有差别的。一个是阶级立场是否明确，二是政治声势和压力，三是组织和行政处理等许多方面还是不同的。另外，马寅初对来自社会上和北京大学师生或者党委的批判，所取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对于社会上的批判，马寅初横眉冷对，绝不客气。对北京大学的师生们的批判，就比较客气。如果来自党组织的批判，马寅初就更为谨慎。马寅初这次很有可能发现了党委插手，立即以住院的方式果断退出。第二，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属于敌对性质，是批判斗争、检查过关，对马寅初的这次批判还都是以报告会介绍的方式，即使召开的演讲会、报告会，也没有要求马寅初到场，更没有要求马寅初写检查。有些会议马寅初似乎也参加了，但那是马寅初自己要求面对面的讨论，而不是党组织勒令其必须参加或者会议组织者安排的大会检查。前者是背对背的批判方式，后者则是面对面的对敌斗争。第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都会有组织结论、行政处分，以及下放农村或者政府所办的农场劳动改造等具体的发落。马寅初的这次被批判，实际上是不了了之。另外，既没有发现北京大学“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社会方面也没有出现如康生说“胡绳同志指导”的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大文章”。
当年的历史既然如此，执行康生指示的相关当事人对康生批判马寅初的问题就有了不同的解读。
1.  陆平
这两份有关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材料，都涉及到了陆平。陆平，1914年至2002年。阅读有关陆平的材料，不难发现，陆平是一个极有人格魅力的人。家人、同事，上级、下级，好评如潮。陆平从1957年10月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至1966年6月6日被北京市委免职，主政北京大学9年。因为陆平进校后就实际上主持了学校党务和行政工作（1957年10月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第二副校长，原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任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江隆基1958年9月调任兰州大学校长，陆平即是第一副校长）。1960年3月，国务院免职马寅初同时任命陆平担任校长。如果翻查《北京大学校刊》，不难发现，1957年陆平进校以后，虽然也是党委书记、副校长，但学校的党务政务都是陆平在做了。所以，陆平该是北京大学100多年历史中时间最长的主政者。
根据新华社记者杨建业的文章，1959年12月15日，康生把陆平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8]按此之说，康生直接向陆平发号施令。但是根据穆欣第二个回忆录，是于光远传达康生的指示。[9]笔者倾向于穆欣的说法，在整个批判马寅初活动期间，陆平应该都是与北京市委分管的领导和中宣部于光远发生关系的。康生的有关指示，一般都是经过于光远传达。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马寅初第二次受到北京大学师生的批判，陆平是具体的组织者、领导者。对于陆平自己来说，参与并组织领导了北京大学第二次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本该是清楚、明白的。因为过去未曾发现康生插手的材料，笔者在《马寅初事件始末》中是从中国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行政制度出发，认为马寅初与陆平在工作上产生“龌龊和芥蒂”，以至陆平借《新建设》杂志的公函将马寅初抛出，这才导致了1959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大约10多天里北京大学对马寅初的批判。[10]但是，从这次发现的1959年12月15日陆平常委会传达记录分析，北京大学第二次批判马寅初，直接起因于康生。如果进一步从传达的记录分析，陆平第一句话就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不只是体现了康生的思想观点，而且代表了包括陆平自己内的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共同认识。
历史特别有趣的是，完全是经过康生一系列的运作，1966年毛泽东支持了聂元梓攻击陆平的大字报，使得陆平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使得运动刚一开始就被打倒，历尽磨难。所以，陆平也将自己的不平遭遇算在康生的身上。但是，1979年至1982年，社会高调评价马寅初的时候，特别是1980年中央曾部署揭批“四人帮”和康生问题，陆平已经担任七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明明当年因为落实康生的指示自己组织北京大学的3个学会批判马寅初了，他却不仅没有在马寅初的问题上揭发康生和有所歉意，反而对别人的指责感到“特别的冤”！
为什么？因为在此时的陆平看来，北京大学党委不仅没有贯彻康生的指示，反而是执行了毛泽东和中央有关不在民主党派和老知识分子中进行反右整风的精神，事实上庇护了马寅初。
2.  北京大学常委会
按照李建新教授6月16日见到的北京大学1959年12月15日的常委会会议记录，陆平传达康生指示后，常委们还有讨论。根据我的分析，党委里面分工统战工作的领导，一定会援引中共中央1959年11月21日《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对如何批判马寅初有不同的建议。所以，即使北京大学党委会也如康生一样把马寅初当作“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但在具体做法上还是不同于以往的资产阶级右派，没有按照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这可能也是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等领导主编《北京大学纪事》，未曾录入康生批判马寅初活动的主要原因。
3.  于光远
于光远是这两份文件的直接参与者。于光远，1915年至2013年。陆平1959年12月25日常委会传达记录里没有于光远。但是，穆欣的回忆说是于光远传达的。康生批判马寅初，于光远是一个重要环节。后面在分析《新建设》杂志总编辑吉伟青时读者将会看到，1959年12月15日康生关于批判马寅初的指示，很有可能是于光远和吉伟青把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当作“敌情”向康生请示而发生的。按照党内一般工作规则，《新建设》杂志总编辑吉伟青不可能直接将马寅初的文章送达康生。相反，按照周扬“大事找于光远”的交代，吉伟青收到马寅初的文章后，先去报告于光远，然后由于光远面呈康生，这才引发了这两份材料。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境，可能早在康生看到马寅初的文章之前，吉伟青和于光远已经有了“马寅初最近很猖狂”、“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意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光远思想解放，写了不少的回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对于执行康生批判马寅初，却只字未提。为什么？笔者判断，北京大学报送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批判马寅初的方案，都应该经过于光远。所以，于光远也如同陆平和北京大学党委会的认识，即北京大学党委会和理论界执行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没有按照康生马寅初是“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指示批判马寅初。
4.  范若愚
范若愚，1912年至1985年。康生信件之所以要署名范若愚，就是要将此事告知国务院。所以，范若愚对康生组织理论界批判马寅初，该是了解的。1980年前后，范若愚在中央党校工作。因为康生长期主管中央党校，1979年前后，中央党校是胡耀邦领导揭批康生活动的发起单位，却未见到范若愚揭发康生批判马寅初的问题。该是与于光远持相同的认识。
5.  杨述
杨述该是比于光远还重要的当事人。杨述，1913年至1980年。杨述在1959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因为按照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的体制，教育部门在党委序列划归宣传部管理，杨述又是北京市委高校党委第二书记。北京大学实行中央和北京市地方双重管理。所以，北京大学的重大情况往往报请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会必须执行康生的指示，又要符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文件的精神，具体方案该如何制订，需要报请北京市委批准。所以，杨述是了解当年情况的一个关键人物，应该对当年批判马寅初情况了解得比较具体、透彻。但是，揭批康生的时候，杨述没有相关的揭发材料。一个情况是可视其为处在病患中，没有参加运动。另一个原因是，杨述了解底细，也不认可北京大学执行康生指示批判了马寅初。
6.  穆欣
穆欣该是马寅初两次受批判的核心人物，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具体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穆欣，1920年至2010年。穆欣从1957年11月光明日报社改组后，任党组书记、副总编辑，实际负责报纸的编务工作。马寅初两次受批判，光明日报都是主角。康生如果组织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理论界批判马寅初，穆欣该是了解底细的人。按照光明日报编辑部在1979年的说法，康生早在1958年4月19日以前即社会上第一次批判马寅初之前，就曾经指示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11]但是，穆欣没有承认这个说法，而把光明日报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是起因于贯彻执行“双百”方针。[12]在后一轮批判活动中，1959年12月15日经于光远传达和12月23日的信件，穆欣都是当事人。却一点也没有以自己亲历的方式告知读者康生如何具体插手批判了马寅初，更没有作为光明日报负责人，检讨自己执行康生的指示批判了马寅初，或者向马寅初道歉。相反，他的两次回忆都是以正确执行“双百”方针的背景下，介绍光明日报如何给了马寅初平等地位的。显然在穆欣看来，光明日报没有执行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指示。
7.  吉伟青
吉伟青也是了解康生批判马寅初问题的一位关键人物。吉伟青，1919年至2009年。《新建设》杂志原是民盟主办的一份刊物，50年代属光明日报管理。1958年主办该刊的民盟中央委员费青去世，才将杂志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中宣部委派吉伟青担任总编辑。据吉伟青回忆，在他接替筹办期间，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曾向他交代过，毛泽东讲学术界有这个刊物好，开个口子，让党内外的专家学者有一个发表意见的地方，以了解思想动向。周扬强调，《新建设》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意识形态的刊物，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开展学术讨论，要把它办成高层次的学术刊物。《新建设》行政上归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编辑业务除了接受学部党组领导外，还要同中宣部科学处联系，大事找于光远，具体业务工作找林涧青。为了方便工作，决定吉伟青列席中宣部部务会议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党组会议。[13]
笔者之所以说吉伟青是一位关键性人物，还不只是因为两次批判马寅初，《新建设》几乎与光明日报一样重要，而且还在于1959年12月15日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的事件，应该直接起因于吉伟青。我最初否定杨建业文章中说1959年12月15日康生把北大党委书记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就是从时间上推算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马寅初要求《新建设》杂志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因为说他是读过了光明日报12月14日的一个长篇批判文章后写出来的，我推断它最早也是在12月15日凌晨写出来，15日上午送达《新建设》杂志编辑部的。[14]从穆欣说于光远传达康生的指示和陆平下午5点向北京大学党委会议传达的情况分析，吉伟青应该是15日上午收阅了马寅初的文章后，立即将文章送达于光远，于光远再送达康生，然后发生康生的反应和传达康生指示等一系列活动。如果当年的历史确实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吉伟青当然至关重要。
按照现在的材料，“右派进攻”是从康生口里说出来的。而根据当年的背景和氛围，不排除从吉伟青收到马寅初的稿件开始，就都把这个问题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了。由此，才发生了这一天的极为紧凑的一连串事情：马寅初连夜写出接近5000字的文章《重申我的请求》和要求1960年1月号《新建设》发表而给编辑部的信函，15日上午派人送达《新建设》杂志社，吉伟青马上阅读，再径直送中宣部于光远处，于光远阅读后立即送达康生，康生阅读后发出组织批判马寅初的指示，于光远召开理论界和有关单位、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康生指示，（下午5点）陆平向北京大学常委会传达并讨论落实康生的指示……
但是，奇怪的是，吉伟青发表在2003年第6期《百年潮》上的文章《我所了解的〈新建设〉》，把当年《新建设》批判马寅初当作是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一次比较成功的案例，“对争论双方采取平等的态度，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没有压制一方或另一方的弊端”，即认为自己还给了马寅初公平待遇，并特别自豪《新建设》没有跟着康生陈伯达“随波逐流”。[15]为什么？吉伟青与穆欣持同样的认识。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最重要的两位当事人。
康生曾经参加了毛泽东1959年9月15日召开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当北京大学按照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的文件精神拟订的批判方案报送中宣部以后，康生不仅同意，而且还会理解为北京大学是在落实他的12月15日关于批判马寅初的指示。所以，在康生方面来说，北京大学以3个学会出面开展的批判活动是落实他的指示。也是因为如此，这才有康生12月23日说“我们在反驳马寅初的反动的‘人口论’时，要去读读毛主席……”请读者注意两份材料所反映出来的火药味和紧张气氛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12月15日，“马寅初最近很猖狂”、“右派进攻”、“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杀气腾腾。12月23日，其中的一个细微差别，“我们在反驳马寅初”，是说“反驳”，而不是批判、斗争。
马寅初是直接的受害人。对于马寅初来说，且不说因为1959年11月号《新建设》杂志上的文章导致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杂志已经开始的批判，因为康生的插手，至少第二次被北京大学校内的批判，该是“飞来的横祸”。一方面，马寅初当然从直接感受到的北京大学“几个学会”突然发生的所谓报告会、讲演会，都是直接对着他来的，那当然是一场货真价实的被批判。另一方面，马寅初从自己9月15日能够参加毛泽东召开的座谈会和9月28日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庆祝建国10周年并在庆祝大会主席台上就坐，[16]也就相当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党对待自己的态度和政策，知道自己不是党和政府经常批评、敲打的一般知识分子，更不同于那些与党和政府不同心同德的资产阶级右派。因为马寅初不会认为党和政府会批判他，所以才要求北京大学的3个学会共同召开小型讨论会，以使自己可以与那些批判者对话。也许在这些天被批判的活动中，马寅初已经感受到了北京大学党委这只无形的手，这才违背自己“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力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誓言，偃旗息鼓，住进了医院。

[1] 杨建业：《马寅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28-229页。
[2] 汪子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忆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叶匡政编《大往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3] 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第1版。
[4] 陆平：《岁月钩沉——会议资料汇集（2001.3.30）》，《陆平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5-276页。
[5] 《大往事》，第69页。
[6] 《回忆与研究》（下），第852页。
[7]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38页。
[8] 杨建业《马寅初》，第228页。
[9] 《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第118-119页。
[10]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第119页。
[11] 光明日报编辑部：《〈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编者按》，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第3版。
[12]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54页；《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第106页。
[13] 吉伟青：《我所了解的〈新建设〉》，《百年潮》2003年第6期，第19页。林涧青，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
[14]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第139页。
[15] 《百年潮》，2003年第6期，第21页。
[16] 新华社：《在我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国各方面的人士》，人民日报，1959年9月29日，第2版。
八、结束语
㈠ 从历史上马寅初1958年和1959年年底两度被批评的事实来分析，至少目前发现的材料表明康生在其过程中并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在1979年至1982年制造的有关马寅初的神话里，马寅初被批判完全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冤案。如果仔细分析这一神话故事，核心的问题并不是康生而是毛泽东。这一神话的核心部分是说马寅初早于党和政府发现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毛泽东先是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实行计划生育却又反悔并批判了马寅初。那个时代里，还不允许公开批评毛泽东，人们是以康生影射和隐含政府与毛泽东的。所以，在这项研究中，第一位重要的是党和政府是否放弃过节育和计划生育工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1958年至1960年批判马寅初的时候，党和政府还在推行节制生育的政策，这就证明马寅初受批判与国家是否实行计划生育制度无关。在那个人人受批判的年代里，甚至于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无法幸免的年代里，只要是马寅初并不是因为主张节育和计划生育受到了批判，至于是不是被批判以及被康生还是毛泽东直接批判过，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但是，由于自己的疏忽而将新发现的两份康生批判马寅初的资料排斥在研究马寅初问题之外，这两份资料已经被李建新教授亲眼所见而表明它的真实性，那么，这两份材料对我的已有研究有什么补充或纠正，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康生对马寅初的批判？
㈡  新发现的两份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材料，证明了我的马寅初研究是正确的。第一是从时间因素方面直接否定了马寅初神话，表明神话的制造者们将马寅初受批判的原因归结为康生是错误的。马寅初曾经两次被批判，第一次发生在1958年，第二次发生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新发现的康生的材料与前一次无关，至少可以说1958年被批判与康生无关。康生指示批判马寅初发生在1959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杂志已经刊登出批判文章了。马寅初就是因为不满意第二次的批判文章，才写了《重申我的请求》要求《新建设》予以发表，说明马寅初第二次被批判也不是由康生引起的。所以，笼统地将批判马寅初的事件打上康生的印记，甚至归结为康生组织批判了马寅初，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㈢ 如果从新发现的两份资料的内容来分析，也证明了当年马寅初受批判与政府是否实行节制生育的政策无关。按照神话的制造者们所说，马寅初是因为主张计划生育才遭到批判的。但是，陆平1959年12月15日常委会传达记录表明，康生是把马寅初要求《新建设》杂志发表《重申我的请求》当作“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所以才要求对其批判。康生的指示不仅与当年全党越来越注重“阶级斗争”的历史相吻合，而且也符合当年人们正在批判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历史事实。新材料中固然有康生引述毛泽东有关人口方面的两段话，但是，如同毛泽东在《六评白皮书》中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并不影响从1953年开始实行节制生育、1956年前后又进一步提出计划生育设想一样，人们引用毛泽东批判艾奇逊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则不等于否定和反悔实行节制生育。
㈣ 康生在党内外广有阴险与嗜好整人的名声，特别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深得毛泽东的信任而在党内地位飙升至毛泽东、王洪文、周恩来之后的副主席，所以提出康生批判马寅初，是以康生影射毛泽东而烘托马寅初，为塑造马寅初“高大上”的形象服务。马寅初神话说，面对康生的批判，马寅初铮铮铁骨，发出誓言：“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但是，马寅初这段话是发表在《新建设》杂志1959年11月号上，而两份新材料却表明康生是1959年12月15日以后才出场的。新材料表明，为了制造马寅初神话，当年的人们不择手段已经达到了何等荒谬的程度！
㈤当年把马寅初塑造成“我党真挚诤友”，意马寅初敢于同毛泽东争论，纠正党和政府的错误。读者已经从我所列举的资料中知道，党和政府从1953年开始一直在推进节育和计划生育工作，所以，历史上根本就未曾发生过马寅初与毛泽东之间是否需要实行计划生育的争论。相反，新发现的康生材料进一步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因为康生的出现导致了北京大学党委组织的批判活动，马寅初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到了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对立面以后，立即默认现实，退出了战斗。说明马寅初也是一位绝不与党组织发生分歧与对抗，十分听话与乖巧的民主人士。
㈥ 历史的魅力常常在于一个事件往往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如果仅从表面看，新发现的两份资料表明，康生指示北京大学和理论界批判马寅初，北京大学党委会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贯彻，于光远也给理论界作了传达，从因果关系来说，至少自后北京大学新一轮的师生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由此引发的。所以，说康生批判了马寅初是成立的。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康生的指示是要把马寅初当作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来批判，那该是召开批判会、斗争会，“大字报贴到门上”，等等对敌斗争的方式。当年的北京大学党委因为贯彻毛泽东1959年9月15日党派座谈会讲话精神和执行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的指示，没有按照批斗右派分子的方式对待马寅初，而只是通过3个学会用“报告会”、“演讲会”和“讨论会”等方式对其进行批判。我之所以将3种会议形式都用引号加注，是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会议很难有词义应有的平和氛围。即使如此，它们毕竟不是采取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形式，甚至也都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改造的形式。因为历次运动中一般的知识分子被批判，往往也不会如马寅初那样文雅与客气。之所以如此，到1979年至1980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审查、揭批康生的时候，陆平和北京大学党委会，以及于光远、范若愚、杨述、穆欣、吉伟青等等当事人，全都以沉默的方式否认自己当年跟随康生批判了马寅初。
尽管穆欣和吉伟青都夸自己当年正确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给了马寅初平等的学术辩论的机会，但是，我们今天重新阅读马寅初1958年和1959年两个阶段上的遭遇，无论光明日报或者《新建设》杂志等期刊上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无疑是不公平的，老先生是受到极大委屈的。所以，我也一直用被批判的词语来概括。但是，必须在这里向读者讲清楚的是，切莫以为当年的社会就是那样批判右派分子的，共和国体制下一般的知识分子改造也都只是经受了那样的磨难。如果是这样，那无疑是用罗曼蒂克式的笔法将知识分子生活浪漫化了。
马寅初一生百年，曾有两个小段处在逆境当中，一个是1940年到1942年大约一年零八个月被蒋介石软禁，另一个是1958年至1960年两次大约一年的时间被学术界围攻。出于需要，当年神化马寅初的过程中，将马寅初的两次逆境都做了严重的失真描述。固然，对于马寅初来说，这两段时期都是他人生中不顺的关口。但是，因为马寅初具有的社会地位，他的逆境也绝非是平常人的遭遇。前一次，马寅初曾被软禁在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因为这两个地方正好有关押共产党和新四军俘虏的集中营，主流的媒体就把马寅初与电影《红岩》里许云峰、江姐，《上饶集中营》里新四军战俘一样描写。哪里是这样啊！首先性质不同。1940年，马寅初被宪兵带走，重庆大学校长给学生做工作说：“马先生是国民党党员，蒋委员长是国民党总裁，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1]其次对待不同。关于一年多的“牢狱”生活，马寅初后来对人说：

……最早是在贵州息烽，住了8个月，以后到江西上饶去了一年，都是一个人住一套平房里，但看守警卫倒有一排人之多。吃饭是四菜一汤，一个人吃，也可以看些书，与家人通信只谈家事，不谈其他。生活还可以，只是与社会完全隔绝往来。[2]

在新中国，马寅初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特别重要的是从来没有提过不同意见，让党和政府不愉快。所以，即使所谓两次被批判，甚至最后康生也出了面，却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般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如傅鹰教授所说，“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过关。[3]马寅初却不须这样。两次被批判，马寅初不仅答辩自如，而且写出来的文章比批判他的人还要长，洋洋洒洒，想发表在哪里果真就能在那里发表。以至穆欣和吉伟青30多年甚至40年后谈论起来，也不以为是自己批判了马寅初，还将此当作当年给了马寅初“平等”的论战地位和正确贯彻了“双百”方针而为荣耀。即使北京大学1959年12月24日至1960年1月13日的批判活动，当然是康生插手后才发生的，可正好遇到了毛泽东“一张一弛”的“驰”的关节点上，北京大学不仅要执行康生的指示，更要贯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不在民主党派和老的知识分子中开展反右整风的指示精神，所以终究没有如康生指示的那样批判马寅初。所以，马寅初即使被康生点名定性为“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却还可以和几个学会“共同”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倘若是其他普通的教授或者一般知识分子，还不轻则批判斗争后送农村劳动改造，重则抓捕坐牢？
㈦ 受红颜祸水式的传统史学方法的影响，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历史也都是用“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4]予以解释，将责任归之于毛泽东个人，特别归之于毛泽东被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坏人所利用。马寅初神话的制造者，也是套用这一史学方法。且不说康生在1959年12月15日出现以前，人们已经在批判马寅初了。即使从认识上来说，康生说马寅初是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也仅只是代表了当时社会普遍的看法，说出了当时许多人都已经说过的话，不可理解为康生的个人行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盛，就在于全党的统一意志，而不是包括诸多领袖人物在内的个人意识。相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时时处处整肃个人意志的政党。陆平常委会上第一句话“马寅初最近很猖狂”，说明北京大学常委会早就认为马寅初是资产阶级右派之类的阶级异己分子。再推而广之，从1958年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以及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杂志等刊物上的批评文章来看，也都是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和哲学思想、政治立场的，实际是把他当作资产阶级分子的。所以，康生的指示并不是从当时社会外部所加的新东西。相反，两份新的材料说明，康生充其量也只是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批判马寅初的活动。
㈧ 在马寅初神话故事里，康生批判马寅初是被当作个人行为，属于坏人办坏事，马寅初受到坏人的陷害和迫害。但是，新发现的两份材料说明，马寅初被批判，既不是康生发动，也没有在整个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相反，有关材料还证明，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活动都是合乎体制规则的职务行为。
康生，早在中国共产党六大、七大时期，连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62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任中央文革顾问。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75年去世。1980年，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康生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将其开除出党。笔者之所以罗列康生的主要经历，在于说明康生虽然死后受到了开除出党的处分，但其长期的党内生活和活动却是得到党的承认的，他的作为是代表党和政府行使职务权力。
根据当年中央成立文教小组的决定，中央文教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全面领导文教工作，文教组组长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康生为副组长。所谓“全面领导文教工作”，是指包括文化教育方面譬如高校的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的配备，也都属于文教小组负责。这种体制，曾经断断续续维持到80年代。1982年党的十二大前后，包括高校在内的文教与宣传口上的干部配备，仍都是由宣传部负责的。1958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成立还有中共中央政法小组，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为组长。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为组长。中共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为组长。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外交部部长陈毅为组长。[5]各个中央小组都没有设置新的编制作为各个中央小组的办事机构，显然都是依托在以组长为领导的原有党的或者政府机构承办其事务性工作的。文教小组依托在中宣部。所以，两份新发现的材料说明，康生作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所做的有关批判马寅初的指示，都是符合党和国家工作规范的。
先来分析1959年12月15日的材料。按照杨建业1979年6月21日的文章，“康生把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叫到中宣部”。[6]按照穆欣2006年的回忆，12月15日，“中央宣传部召集各报刊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的会议上，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传达的。[7]陆平传达的记录说“康生同志今天指示”，不一定就是康生直接向陆平的交代和布置，经于光远传达康生当天的指示，陆平也可以这样说。总之，无论康生把陆平叫到中宣部直接给其下达指示，还是通过于光远向陆平及有关方面召集会议传达其指示，都符合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的职务行为。
接着再分析12月23日的信。康生的信是给“于光远、范若愚，并杨述、陆平、穆欣同志”的，这一排列顺序和措词，都合乎党和国家的工作程序和规定。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范若愚为国务院总理的政治和理论秘书，分别是中央党、政机关领导全国文教工作的负责人。特别是于光远为中宣部科学处处长，既是中央文教小组领导工作的依托单位，也是分管高校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枢纽，所以排列在第一位。国务院第二位，属于中央政府。北京大学属于中央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所以将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这一职务应该是北京市委文教小组组长）和北京市高校党委第二书记双重职务的杨述放在“并”以后的第一位，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即马寅初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放第二位，穆欣作为光明日报负责人虽然是社会上批判马寅初的主战场，但毕竟是民主党派的报纸所以排列在最后。所以，不可以把康生批判马寅初问题当做个人行为，它是那个时代的政府行为。
㈨ 为满足马寅初问题研究的需要，笔者此前也只是将事件发生的背景放置在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方面。新发现的两份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材料说明，这样的认识还是过于狭窄了。马寅初神话的制造者们囿于红颜祸水的传统史学观念之，更只是把问题的认识限制在马寅初是否受到康生等坏人的陷害。新的材料表明，即使康生参与了对马寅初的批判，但他的行为与认识也都是和陆平等北京大学党委，甚至与当时整个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一致的。两份新发现的材料说明，康生的所作所为既是马寅初过去被批判活动的继承，又是它的继续。尤其是从康生材料所涉及的一些当事人的认识来看，他们一直不以批判马寅初为过，一点歉意都没有，完全不具备现代社会中有教养的人应有的素质与涵养，都提示我们必须从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层面研究这个问题。
马寅初在反右斗争中并未被划为右派。所以，马寅初不是右派。马寅初写了《重申我的请求》并要求《新建设》杂志予以发表，康生就将其视之为“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要求对其进行批判。我们且先不说马寅初的请求完全正当、合理，即使从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出发，一个人写作并发表文章，那都是公民（包括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康生、陆平和北大党委会，以及所有批判马寅初的那些人来看，就成了“右派进攻”，要予以批判斗争。因为恰好有毛泽东9月15日党派座谈会不在民主党派和老知识分子中搞反右整风的指示精神，北京大学才没有按照“右派”批判斗争马寅初。仔细追究起来，马寅初作为在共和国有特权的社会上层人物来说，有幸于党和国家领袖对政治形势的偶然性认识的庇护，而不是因为制度的保障获得了现代国家所有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法律的保护。
说到国家法，共和国也不是没有法律。即使所有的人都评价我国不是具有法制传统的国家，那也不是因为国家没有颁布应有的法律。事实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应该有的基本法律，共和国也都有。特别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都明确写有保障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但是，马寅初还是负责国家立法的全国人大常委，现在只不过公开主张自己的权利，竟然招致党委组织的群众性批判。令我们深思的是，类似马寅初事件中公民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却是包括马寅初本人在内的共和国所有公民的共识。我说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共识，不只是因为马寅初在遭遇到批判的时候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要求合法而要用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为自己辩护，而且还因为此前历次运动中他参与批判别人的时候也从未有过保护别人基本权利的意识。要知道，马寅初可是直接参与制订了《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的。因为全社会都不具有现代国家基本人权观念和意识，所以我要说那是“所有公民的共识”。如果由此进而推想，陆平也仅只是怨恨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陷害和遭受“造反派”（其实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群众运动）的非人道待遇，却未曾同感身受地设想一下包括反右斗争和反右“补漏”在内的历次运动中被斗争的对象，是否也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受到了侵犯和伤害？如果再推而广之，这也是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一班人和于光远、穆欣、吉伟等相关当事人都不曾把马寅初遭受批判当作问题对待的根本所在。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本来就是一个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治形式。
说道无产阶级专政，有必要再说几句。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总结的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和原理。它是指介于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初级阶段又称之为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人类社会由阶级状态转变为无阶级的过渡时期的一种国家政治形式，——虽然我这里还在用国家这个词语，但列宁说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8]总之，列宁也认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是 “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国家、“正在消亡”的国家、“已经不成其为国家”、“非政治国家”，等等。所以，它本来就不是我们现在要不断加强法制化建设的国家。列宁总结俄国苏维埃即工农代表直接管理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具体形式。中国共产党将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共和国先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毛泽东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9]那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形式，群众直接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这样的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用列宁的话说：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0]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形式就是群众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组织、革命干部和军代表“三结合”。文化大革命“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达到了顶点，以至于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与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一度瘫痪不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予以打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下，运动就是一切。毛泽东十分娴熟地利用这一制度，所以能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下再制造一个运动。群众运动不断，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则是其常生态。而在每次运动中，谁是革命者即“人民”从而可以享有民主权利，谁是“反动派”应该被专政，又都由该次运动中的群众说了算。所有人都生活在这样一种基本制度里面，除了这一特殊政权的绝对对立的阶级分子即专政的对象，以及每次运动中伤及的人对它有所体验以外，绝大多数人在运动中往往都会收获一份快感，当然对被伤害的人是没有感觉的。这就是新发现的两份康生批判马寅初的资料相关的一些当事人，陆平及其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于光远、穆欣、吉伟青等不承认尾随康生批判马寅初的根本原因。从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出发，人们并没有像对待资产阶级右派那样批判过马寅初，所以并不认同康生批判马寅初这一命题。
分析至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马寅初的感受。当年制造马寅初神话的时候，马寅初年已近百岁，虽然那时的新闻报道说他还很健康。[11]但是，如果考虑到1961年已经下肢瘫痪，70年代初期连续两次直肠癌手术，即使对于具有好的医疗保健条件的人来说，毕竟是久卧病床的百岁老人，也该是没有健康人正常行为能力了。是家庭、社会和政府共同簇拥着，给一位没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百岁老人戴上了一顶过于辉煌的桂冠。但是，马寅初虽然是民主人士，却也深知自己是体制内的人，一直受到制度的特殊保护，从未讲过自己曾经受到过党和政府的批判，更不知道康生参与过批判自己的活动。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里，如果不是制度的特殊呵护，倘若是放在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身上，或者一般的知识分子，既然经过康生的点名，如何能逃脱经群众反复批斗后再发送农村劳动改造或逮捕判刑的命运？马寅初历经了共和国的各次运动，当然了解真正受到运动批判和整治是怎么回事，所以想也未想过党和政府曾经那样对待过自己。
相反，尽管说马寅初正直、淳朴，没有坏心，总是与人为善，也从未整过别人，可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上层人士，则难免要站在体制一边，历次运动中对那些整治对象也是冷漠视之，甚至还曾顺手投石。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神经失常，“眼直视无睹，不能认人”，自感“校中自马寅初、汤锡予起直至学生，无一寄予同情”。[12]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呼之欲出了，马寅初15日在人民日报还发表《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马寅初当然不会不知道，人民日报上整理发表的所谓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与本人实际所讲出来的话可能相去甚远。但是，这不影响他按此口径写批评文章。1957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因与学人合写《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被打右派。1958年出版《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马寅初批评凯恩斯还不忘捎带敲打陈振汉。[13]马寅初虽然在这两次被批判的时期受到了冲击，但是，他毕竟属于这个体制的上层，受到体制的保护，并且一直享受着这个体制。即使经过康生的插手（我们且先按照这一认识分析），北大校长不当了，可全国人大常委照当，吉姆轿车、宽敞住房，以及司机、厨师、秘书所有待遇都无变化。所以，如果要马寅初自己来述说，如同不愿将自己的软禁生活与集中营里的囚犯相同对待一样，一定也不会将自己归结到共和国体制对立的那一面去与一般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为伍，认为党和政府批判了他。
总结以上分析，如果在接近批评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的含义，马寅初的确在1958年和1959年年底两度受到过批判。如果仅从新发现的两份材料和自后北京大学3个学会的批判活动来看，也可说是康生批判了马寅初。但是，如果从马寅初两次被批判事件的长过程来分析，从马寅初在被批判的过程中的实际作为和一般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等批判对象比较分析，马寅初则从未受到过党和国家的批判。具体分析新发现的两份材料，因为康生要求批判马寅初的指示是1959年12月15日以后才出现的，它不可能是在此之前已经发生的两次批判马寅初的原因。另外，由于受到毛泽东1959年9月15日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精神的呵护，北京大学并没有按照康生所说像“资产阶级右派”那样批判过马寅初，从而康生在马寅初受批判的活动中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马寅初在共和国历史上两小段时间里受到的批判和冲击，必须从共和国制度层面出发才会有基本的认识。当年故意用马寅初《新人口论》解释这一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故事，把马寅初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和批判归结到康生个人头上，不只是缺乏历史常识，而且是有意歪曲。
                                                                         （2015年6月16日至6月29日初稿，7月27日二稿，8月17日三稿）


[1] 叶元龙：《马寅初先生被扣经过》，《走近马寅初》，第125页。
[2] 谭伯鲁：《回忆马寅初先生》，《走近马寅初》，第43页。
[3] 龚育之：《中宣部里看傅鹰》，《龚育之回忆录：“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2页。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1页。
[5]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0-71页。
[6] 《马寅初》，第228页。
[7] 《述学谭往——追忆〈光明日报〉十年》，第118页。
[8]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8、224、227页。
[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80页。
[10]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8页。
[11] “马老下肢虽然瘫痪了，上肢还能自由活动。圆圆的脸上气色很好，皱纹也不多，花白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除了耳朵有点背，他的头脑是清楚的。”新华社《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 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前往拜访马老通知平反》，人民日报，1979年7月26日，第4版。
[12] 《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74页。引文中汤锡予，即汤用彤，字锡予，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校务。1951年政务院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为副校长。
[13] 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财政出版社，1958年，第7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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