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 整风引发的暴风疾雨

tuffy05

　　１９５７年６月间，我国出现了一场暴风疾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留下一些后遗症，人们是没有料到的。有些了解情况的同志原来认为，这不过是共产党整风四个阶段（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整改、学习马列主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本年５月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４月２７日发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因为“指示”十分重要，编者特地设计了带网点的通栏题：《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编者还作了黑体字的“提要”：几年以来，我们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为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

　　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指示”公布，万众响应。各种意见、建议，论气势，如火山爆发喷薄汹涌，论内容，却有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当时共产党在我国执政已经八年，相当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路线端正，政绩斐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好，“鱼”是很少了。可是由于个别领导判断失误，把一些“龙”看成了“鱼”，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

　　此后一个不长的时间，运动是沿着“指示”的方向发展的。５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阐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论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有两种态度。正确的态度“是自觉的、分析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就是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统一和一致，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矛盾，既肯定领导工作的成就，肯定一定范围的集中的必要，又肯定领导工作中错误和缺点的存在，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此后《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一批社论，如《同群众共甘苦》《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等等，都是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作文章。在各家报纸上，围绕整风的座谈会新闻、个人谈话和议论、记者专访等等，很快多起来了。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很尖锐，很诚恳。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后者有代表性的一些论点是：“轮流坐庄”——你共产党不行，该下台了，由我来“收拾残局”；“今不如昔”——社会主义制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一点、那一点比旧社会还要糟；“杀共产党”——说这话的极少，引起的震动却很大，事后听说这话还有上下文，被引用者掐头去尾，同原意完全不符。当时我负责《人民日报》的记者工作，接触这类材料，大费踌躇。怎么办？还能派记者去采访？谁敢登这种稿子？请示总编辑邓拓，他不敢作主，说请示以后再定。过了两三天，正式告诉我：“登，登，一字不改都登。把记者都派出去，这一段就写这种稿子。”党报登这种稿子，没有经历过，我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这种举措大概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苏联真理报驻北京办事处首席记者柯仁访问我，开门见山说：“你们报纸怎么登这些东西？邓拓犯了错误。你是编委，为什么不提意见？”我只好说：“这类材料过去是没有登过。可凡事总有第一次呀！邓拓不一定犯了错误，他也许是有根据的。”柯仁耸耸肩，说：“我这才明白了。”这次来访，看来不一定是他个人的兴之所至。

　　为写这篇短文，我重新阅读１９５７年５月后的《人民日报》。就报社工作来说，采访、编辑以至排印，实在是一项大工程。半年多时间，前一阶段“大鸣大放”，后一阶段“反击右派”，每天少者三到四个版，多者六到七个版（６月２６日举行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经常日出三大张十二版，许多代表在大会发言，多举本地区、本部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反击右派分子所谓“搞糟了”的谬论，占很大篇幅）。这种规模和声势，超过以往历次政治运动。

　　第一阶段的舆论导向是鼓励大胆鸣放。《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天津，上海工商联举行座谈会的综合消息，用过这样的标题：《不要怕被围剿  不要怕被打击  工商业者要大鸣大放》。发过这样的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报道“各民主党派和科学、文化、艺术、教育各界人士连续举行座谈会，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的人都很踊跃，大胆地揭露了本地区、本部门的许多矛盾，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关、干部、党员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这对于我们党的整风运动是一个积极的、直接的帮助”。有篇社论说：“是继续大胆放手，让大家大鸣大放好些呢？还是束手束脚——既束住自己也束住大家——好些呢？我们是赞成前者的。”

　　大鸣大放中出现的意见，一种善意的批评，一种恶意的攻击，都不难分辨。困难在第三种——听起来有些像第二种，尖锐，甚至刺耳，其实并非出于恶意，反右派运动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我看主要是把这一种看错了。很有一些人，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受过较多的旧教育，在旧社会生活、工作时间比较长，对旧事物有某种留恋，对社会主义新事物生疏、不理解，有的甚至看不惯，加上“语不惊人心不休”的表达习惯，说出话来招人反感，其实说不上反对社会主义。“文人的笔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的好文章是反现状的。”这里不来臆测这位论者的动机如何，也不分析他的论断多么不符合历史实际，就话论话，一个“天然”，一个“真正”，一个“从古以来”，全说绝了，大概可以算作“惊人之语”。其结果，只是引起听众厌烦。不管如何，这几种情况搅在一起，就造成一时的“黑云压城”的形势。我参加过的一次鸣放会，加重了上述看法。北京新闻界鸣放会５月１６日举行，《人民日报》１７日以《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为题作了简要报道。因为职业关系，我夜间工作完了，未及休息，立即赶往会场。那情景，就像二十多年以后，刚下了夜班，不回宿舍，径直赶赴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一样。当然心情不同，后者是“解气”，前者是探索。

　　从解放到５０年代中期，我国新闻队伍基本由两个支队组成。一支来自解放区，也就是我这种类型的人，年近四十，学历不高，在党的哺育下成长，有一定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坚持新闻的指导性、战斗性，坚信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不能讨论的。一支原在蒋占区工作，其中不少同志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坚持爱国立场，为人民作过有益的工作。至于新闻观点，由于多种原因，两支队伍中的许多人有不小的或者很大的差异。我早已意识这一点，但未深切理解这一点，很想利用这个集中议论的机会听个究竟。这里顺便说一句，解放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大学新闻系学生，这时还没有大批走上工作岗位。我没有准备在会上发言，同去的报社另一位编委也没有准备发言，因此都坐在后排，便于随时交换意见。这当然是不应提倡的作法，好在发言者嗓门很大，我们坐处离主席台又远，并且悄悄议论，不致引起别人的反感。说也怪，从解放区来的多家党报的与会者，相互并无约定，也未闻领导有过“招呼”，绝大多数都是只听不说，可能怀有和我相同的心情。

　　会场上出现不少好意见，很遗憾，我和那位同伴不能同意的意见也很多。主要是有些同志曲折地甚至直接地否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和阶级性。“把党性、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统一到党性底下，这样一来，把什么生动、活泼的东西都统光了。”这种宏论引起一阵掌声，但是受到我和同伴悄悄的又是尖锐的批评。我们的议论引起旁边坐着的一位女青年的注意。“你们是有立场的。”我拙于言词，但同伴嘴快，马上对她说：“谁都有立场，你也有立场，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你们批评这个同志的意见，它到底错在哪里？”我俩从抗日根据地党报的创办、发挥的作用和优良传统谈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属性和功能，虽然是结论性的简要说明，看来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她说：“我在北大新闻系念书，你们说的我还很少听说过。”接着问满头白发的同伴：“你先生在哪个单位工作？”同伴说：“在人民日报。”“噢，我说你们的立场不一样！”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从新闻工作角度，谈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性。转眼三十多年，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

　　北京新闻界座谈会于１８日结束，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到会发言。他说这个座谈会表示新闻界争鸣的开始。大家的讨论集中在两类问题上。一类是新闻理论问题，比如，新闻的阶级性、商品性，趣味性和新闻自由、新闻价值等，各有各的看法，应该继续研究，深入争鸣；另一类是实际问题，应该分析情况，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他说：“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对于自己编辑的报纸并不满意，我们觉得其他各报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我们要向旁的报纸虚心学习，改进自己的工作。”

　　毛泽东在５月１５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党内干部阅读，以后收在１９７７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当时人民日报多数编委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此文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１％到１０％，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文章说，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为猖狂，但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文章指出：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６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区领导机关、高等学校和党报积极准备反击右派，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在这个指示发出前夕，北京发生了“恐吓信事件”。一位民主党派成员、国务院机关干部在鸣放会上说了一些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意见，竟收到恐吓信，被斥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恐吓信还说：“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件事，并于６月８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一个信号。”社论说：“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反击右派进攻一时成为压倒一切的宣传中心。《人民日报》６月９日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说：“整风运动以来，已经提出的对于党和政府的批评和建议，很大部分是正确的，是必须倾听、研究和采纳的。可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也出现了不少。例如现在就有人宣传应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有人在咒骂社会主义建设全部搞错了。”“既然有两种不同的批评，每一个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人，就不能胡里胡涂、不加区别地把一切批评都说成是对人民有益的，就不能不对那些错误的、破坏性的‘批评’提出反驳的意见。”１０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１１日发表社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１２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１４日发表社论《是不是立场问题》，同日还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形成一个评论小高潮。此后发的有关社论拉开档次，从７月到１０月的四个月中，陆续发表二十多篇，有的进一步论述反右派运动的重大意义，有的就某些重要问题分析左派、右派的分歧。《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等等，在当时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

　　为参加和报道这次大运动，人民日报社全体职工，特别是编辑、记者，进行了少有的紧张工作。虽然宣布过报社的宣传任务很重，本单位的运动可以推迟一些，但在那种人人上阵的“大气候”中，人们的亢奋心情难以遏止，还是“两线作战”，又搞运动又搞宣传。评论，由于要说的话很多，时间又非常紧，工作量远比平时为大。为了集中必要的突击力量，在原有评论部之外，临时成立一个专司此事的评论小组，成员有萧航、王若水、林洪、李庄，胡乔木同志实际上直接指挥这个组的工作。《人民日报》参加此项工作的同志虽然全力以赴，有相当数量的重要评论，还得依靠领导机关补给和兄弟单位支援。人们常说言论是报纸的“灵魂”，写好各种评论，《人民日报》已经奋斗几十年，远不能说已经完全过“关”，看来还要继续奋斗下去。

　　反右派运动逐步走向高潮，《人民日报》７月８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说：“右派分子已经陷入被动和孤立，右派的许多堡垒已经开始被攻破。”社论指出：“为了使运动继续深入，现在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另一种倾向是对斗争的指导采取急躁粗暴的态度，希图用简单的方法速战速决。”“在斗争过程中，既要坚决勇敢，又要认真调查研究，严格分清是非轻重，采取正确的说理方法，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错误。”文章是两面即全面论述的，给人的印象却是突出“深入”二字。

　　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于６月２６日至７月１５日举行。反右派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自然为全体代表高度关心。７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头版大字标题《１３０多位代表昨日踊跃发言  不许右派倒算社会主义革命》，这百多位代表包括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学者、作家、工农兵英雄模范，或单独发言，或联合发言，或书面发言，举全国或各地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谈社会主义在我国的伟大成就，驳斥右派的攻击，会场情绪十分热烈。五六十岁的人们都还记得，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极少数右派分子却说这些事情“搞糟了”。公然“与国人背”，哪能不陷于彻底孤立？

　　《人民日报》８月１６日社论《使斗争深入，再深入》，对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起了推进作用。读者一般不会认为这只是报社的意见，所以影响是很大的。社论说，从６月上旬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进行两个多月。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各单位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专区和县一级机关、城市区一级机关、大的工厂矿山、中等学校和工商界正在逐步展开。“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斗争在全国普遍地展开，而在一切已经展开斗争的单位，要使斗争普遍地深入。”“凡是斗争开展已久而至今还没有搞透的单位，必须检查领导思想，坚决纠正对于斗争意义认识不足、企图草率收兵的错误倾向。急起直迫，转变目前的落后状态。”此后不久。又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批评“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在党中央肯定了右派的性质和对党内的右派分子同党外右派分子采取一视同仁的方针以后，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得手。”“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极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内和党外的反右派斗争都取得了胜利，才能更加巩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运动的重点逐步转入整改。《人民日报》社论《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等等，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党中央关于整改的方针、政策。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从时间说，出现在反右派后期，从性质说，可以看作反右派的继续。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有一个书面发言，题为《新人口论》，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分析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对国家、民族不利，建议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在全国范围节制生育。当时人们的反应是积极的。但到１９５８年４月，北京大学一些人开始以大字报、辩论会等形式对《新人口论》进行错误的批评，兼及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有些高等院校和报刊也紧跟上来。马先生坚持真理，誓不屈服，公然写文章声明：“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迫害狂康生被这种浩然正气“冲撞”得暴跳如雷，公然宣布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命令要像批判艾奇逊一样批判马寅初。马寅初真理在手，不为所动。他的道德文章，经过几十年考验，更加显出不灭的光辉。

　　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派运动，按照统一部署进行，该作的都作了，只是延续时间长一些。据当时采访反右派运动的记者反映，报社反右派斗争的激烈程度，比许多单位略低。１９５８年１月６日报纸登了一条“本报讯”：“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目前正在进行整改工作。”新闻说，从１９５７年６月下旬开始，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十三人。应该说，同许多单位比，这个数字占全体职工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已扩大化；此后，又添补了十七人，共达三十人。加上在党校学习、在记者站工作被所在单位划定的二人，占全体职工的比例就相当大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在报社工作的二十八位同志，都已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坚决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是必要的，同时又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各地相继为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恢复名誉，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摘自《李庄文集》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9772/49777/35728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