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白回忆录中有关荆门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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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白回忆录中有关荆门的章节

（ 梅小武提供）

                         40、“包工到户”荆门行

      这次到荆门除我之外，湖北省委还派了省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王玉珍任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省农工部长杨春延任荆州地委书记处书记，省农工部秘书长蔡云生任京山县委书记，省委组织部秘书长李平任钟祥县委书记，时称“五员大将”。
     到荆门后，主席跟我交代的几条，我一条也没有做成。荆门受灾严重死了很多人，我怎么做呢？
我带了几个人去了荆门县灾情最重、饿死人最多的沈集区，区委书记是周籍珍（音或周季卿？）。这个区的浮肿病、干瘦病、妇科病到处都是，有的整个塆子的人都走光了，惨遭浩劫，而这里是由地委的一个负责同志蹲点的。我们去了那个塆子，有个帮着户主看守房子的外来亲戚告诉我们，这一家人的孩子死了不埋煮着吃了，他来的时候看到了小孩子的指甲，他瞒过去了。看到这些惨状，我的心情很沉重，跟王任重和毛主席分别写了信。
     后来荆门开党代表会议，这是杨延春同志提议开的，要发扬民主。我跟主席通信，主席也赞成这个，提出要“先开个人民代表大会，开个党代表会听听意见”。
     我去荆门完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调了省直机关、七一杂志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干富林（现在省委）、七一杂志的吕乃强（现任省委秘书长）等，“改朝换代”。
任重同志给我回信又打电话，意思是：一天天不断死人，可否考虑县委同志分别组织逃荒。我想，我带几十万人那不是“起义”吗，那不成了“李自成”吗？往那儿逃荒呢，全省都荒，我管得住吗？我又跟张体学同志写了信，体学同志比较实际，他说你现在要抓秋播，知县老爷，要检查麦种有没有。体学的这句话提醒了我。
      老县委书记田怀德说麦种还有，我一天一夜走遍了全县的仓库，亲自督促过秤。结果全县只有三千多斤，连同老鼠屎、沙子和老鼠吃剩下的不能发芽的麦子在内。我半夜两点给体学打电话，是林少南（张体学夫人）先接的。她说又是紧急事吧，你这个老爷下去以后体学就很担心，生怕你搞翻了船呀。体学起床接了电话，我汇报了检查种子的结果。体学问怎么办呢，我说我已经给赵修同志（时任襄阳地委书记，现任吉林省人大主任）打了电话，赵修同志愿意支援，就是运输车辆没有。我还给湖北省军区韩东山司令员打电话求助，韩司令慷慨同意用军车送粮种。
      这就是张省长出点子、赵修出麦子、韩司令员出车子。我又把县委的八、九个成员收回，除我以外每个领导同志带一个车队到襄阳的一个区去运粮种，每队派一个粮食部门的干部办手续，花了3天3夜把麦种运回了，又用3天3夜把麦种直接发到生产队。我下了命令：这麦子不能吃的，吃了是要杀头的！共产党员吃，支部书记要开除党籍，一定要保证把麦子种到地里去。经过调查并根据种子的总量和地情地量，我们除了按每亩20斤搞了一些重点乡社的条播，大量的按每亩8斤搞撒播，这样麦种就够种下去了，问题处理得比较好。
       后来北京来了一位大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同志。1949年我参加中南局（原华中局）一个工作组到江西检查，以后又多次到中央农工部汇报工作，因此认识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坐在车上等我去，他说：“我沿途所见都是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扭着秧歌，点着电灯汽灯在地里熬夜，惟独你贵县下午3点钟畈里没有一个人。你这是何道理？”我请他下车慢慢说。他说：“你这样怎么行呢，怎么比当县委书记呢？”我说：“报告陈部长，我不行可以撤职，但是你要让我说话吧。熬夜，我们都干过，结果薅的是苗留的是草。这叫‘大马铁’——在大路、马路、铁路旁边做给首长看的，像你们这些中央首长看的，这是欺骗外行。晚上熬夜，白天睡觉。熬夜时，乡村干部打扑克、吃食堂；农民呢，穷一点的就抱着锄头顶着下巴睡觉，有的下巴都顶青了。我亲眼看到的，我是个作家注意观察事情。”陈说：“你作家不能当县委书记呀，你这乱七八糟地搞不行呐！”我说：“部长同志你看看苗子嘛，你从京山县蔡云生、钟祥县李平那儿过，那地里有苗没有？我们来这里都在想办法，我的办法就是把农活包下去了，叫‘部分农田分户管理责任制’。”陈说：“田分下去没有？”我说都分下去了。陈说：“你这不是搞单干吗？”我说：“近似单干。但是现在不是单干。”陈说：“发展方向是不是单干呢？”我说：“很难说，中国农业将来发展是什么都很难说。”我也有一点火，继续说：“农村工作部长同志，恕我冒昧，我不是小孩子，你训一下就算了。你现在看苗子，我们的苗子出齐了，他们的苗子没齐。他们打电灯汽灯苗子出不来受到你部长的赞扬，这是什么道理？”
      陈部长反问：“你的老百姓到哪里去了？”我说：“我现在开放自由市场，他们搞自由市场去了。”陈问：“哪个叫你开放的？”我说：“报告给李（富春）副总理批准的。这个‘部分农活分户责任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省委分管干部的书记赵辛初同志，还有副省长张望午同志都来看过，我跟他们汇报过。他们没有说我不能当县委书记，没有撤我的职。你老人家是井冈山的老前辈，你这样子不公正，至少是不公正、不了解情况就发言。人家是‘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你还没有下车就搞我一顿。我是真心诚意来接你的，陈部长。”
     陈正人同志火气就消了，到底是老布尔什维克，他检讨起来：“我看问题是形式主义，是片面的。但是你老兄执行的是方向问题，经过毛主席同意没有？我们要跟毛主席一致呀。我们所作所为再好、成绩再大，如果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那是搞修正主义呀！”我最讨厌‘修正主义’这个词，好在王玉珍也在此，他修养好些跟我和“稀泥”：“陈部长，梅白同志是年轻人，脾气一向不好，但是他的事情是有尺寸的。他这么搞是经过地委同意的，地委个别同志不同意，但是作为第一书记的我来过，是我同意的，而且这个办法是我首先发现的，建议他办的。首先是子陵区罗窑大队支部书记杜学怀告诉我的，后来梅白同志进一步总结了杜学怀的经验，他这个人聪明，对农业也内行，帮助整理总结的。我们可以到杜学怀同志那儿去看看。”
      到了罗窑大队，王玉珍请陈部长先听杜学怀同志怎么讲。杜学怀这个人胆子大：“农业怎么试，我们试了多少次，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荆门的农业越搞越坏，坏到不如单干，我们这里的农民说最好是单干。这个穿干部服的人不敢讲，我也一样可以不管。农民说，你这个支部书记跟上面反映一下，写个报告，我们全村的人去请愿、磕头都可以，农村的事情让我们自己搞，不要毛主席他老人家操心，更不要省里、地里、县里派那么多人来，不知道是把我们搞死还是搞活。听这个姓梅的书记讲话，他这个人火气很大，我看他也是庙里换菩萨——菩萨换了庙还在，只是观音菩萨换成送子娘娘。”这时我插话：“我是两头不讨好，下面批评、领导也批评。你大胆讲，把为什么这么搞讲一讲。”杜说：“梅书记来了以后，加了‘九条杠杠，一个保证’……”杜学怀汇报时，还有老百姓的插话，陈正人同志被基本说服了。
      后来，我请陈正人同志到荆门县委会，在车上我向他做检讨：“我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如果用共产主义大家庭比较的话，我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个不肖子孙。”他说：“你不要那么讲，你那么讲我心里更难过。我错了，就是你说的‘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毛泽东同志最反对的；我还没有下车就‘哇啦哇啦’，你的批评完全对、批评得好。我不会记你的帐的，你这样的人也不怕我记帐，我也不会记你的帐，你县委书记照当。但是，我劝你再三考虑一下，是不是湖北省委、中南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要报告同意？”当时我不敢向陈正人同志暴露我跟主席通信的秘密，也没有说陶铸同志支持我搞“包工到户”的事。


                        41、退到庐山为止
       实际上我在荆门搞所谓“包工到户”，当时有文件一直报送到中央，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还发了我的“部分农田分户管理责任制”，陶铸同志还专门叫赵紫阳同志打电话问我“跟产量挂钩没有”，当批了一下：“可惜呀，有一点外行，没有跟产量挂钩”。
     后来，陶铸同志到武昌专门把我找去，说：“你包工到户，部分农田分户管理这个办法很细，但是差一条主要的东西，你产量没有，要把产量包下去。我跟紫阳同志在花县搞的就是‘除了国家的就是集体的，除了集体的就是自己的’，包产到户。这个办法又好算帐，农民高兴，农民真正有信心。现在花县的春耕生产搞得非常好，你不信可以去看一看。”
我说：“陶铸同志，你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你敢搞包产到户，我不敢。我跟邓子恢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写了信，问可不可以搞包产到户。邓子恢同志回信说，脑筋长在你自己头里，你不要从我这里掏话，问就直接问毛主席。”
     邓子恢同志是我的老首长。毛主席、周总理曾说过“邓子恢算个真正的土改专家”。1954年《土地》电影剧本就是在他指导下写的，写邓子恢土改。他跟周扬同志讲要写个电影剧本，周扬同志就要郭小川组织一个小组，把我组织进去了。
      陶铸同志说：“中南局马上要发个文件，这个文件叫‘产量责任制’，你们照办。我就是怕大家到时候不敢负责，找你们县委书记的麻烦，我就挑这个担子。我陶胡子一生不干别的，见义勇为、敢于挑担子、矛盾不上交不下推。梅白你大胆地干。陈正人同志，说个不该的话，井冈山是井冈山，现在是什么时候，全国饿饭。富春同志不久在广东跟我讲全国饿饭，我到中央开会，陈云同志就非常焦急，说大跃进以后‘跃’出了一个大的灾难。现在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不在其位善谋其政，要用最好的办法把工作做好。我认为你梅白同志是在县委书记之位善谋县委书记之政的，如果中南地区的所有县委书记都像你这样的话，形势就回扭转。不害怕，可以扭转，夏季一季搞好就捞回来了嘛。
      浮夸我也搞过的。你们湖北鼓吹‘三万六’，我在广东搞了‘二十万斤’，现在想起来自己也好笑嘛。但是，不能因为自己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又怕右倾。汽车不是左倾就是右倾，如果笔直走，这不合乎力学定义。在动摇中前进，在摇摆中前进。飞机也是如此，呜——（做了一个动作）一线就到那里，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到了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好难呐，特别是难在农业。如果农业过了关，就人心大快。这几年农业没有过关，就埋怨啊。吃不饱，谁不骂娘咧？骂娘，先骂共产党的娘。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先挨骂。我们有时自己也骂自己嘛，到现在搞得没有饭吃。这个跟谁交代呢，跟孙中山先生也交代不了。孙中山先生提倡‘耕者有其田’，我们办到了，结果还是‘途有饿殍’。你那个地方死人的情况怎么样？”
       我说：“死得很惨，大概死了X万人。在省委汇报时，恩施地委书记李夫全说恩施已经有餐馆买人肉包子。《水浒传》里有买人肉包子，我们现在搞成这样实在不好。”
       陶铸同志跟我打气：“你好生搞，我们中南局支持你。王任重亲自看了，说梅白这个人还是有干劲，不管他有多少缺点，他有干劲，这是第一。”
       陶铸同志这时说起庐山会议的事：“主席亲自跟我讲，退到庐山会议为止，不能再退了。在庐山会议上出的那个东西，不是我出个主意让你走，以后你就会被抓住的。主席是欺骗不了的，他很清楚你在场，你在庐山帮彭德怀打抱不平吗，这个就说明你不大懂事、需要锻炼啊，当县委书记就是最好的锻炼。这次叫你下去‘锻炼锻炼’，我看还包含这个意思。”
      陶铸同志转述了主席的话： “我怎么看中邓小平呢？邓小平当县委书记当得很好，后来就当省委书记也当得很好，所以我说人才难得。一个能当好县委书记的人，就可以当中央书记，我后来让邓小平当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就是这个道理。县委书记难当的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呐。这一次我叫梅白下去，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你认为在他泄气的时候或者翘尾巴的时候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但是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没有谈这个。庐山会议他的动作是不光彩的，我也没有说他这个，由你告诉他，说是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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